七国之乱-叛乱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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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国之乱是强大的王国势力与专制皇权发生矛盾造成的。诸吕当权以及汉文帝刘恒继统等政治事件,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这一矛盾。

    (一)七国之乱的导火线——晁错的《削藩策》

    高祖死后,当权的吕后违背誓约,立诸吕为王。吕后对受封为王的高祖诸子,控制很严,有些国王甚至被摧残致死。吕后专权以及分封诸吕为王,激起了刘姓诸王的强烈反对,王国势力与专制皇权的矛盾,以刘姓诸王与拥刘大臣团结反吕的形式表现出来。吕后死后,诸吕聚兵准备发动政变。当时齐王肥的儿子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宿卫长安。他们暗约其兄齐王将闾领兵入关,共灭诸吕,由将闾继承帝位。刘将闾应约起兵,长安方面派遣大将军灌婴出击。灌婴屯兵荥阳,与刘将闾相约连和,待机共伐诸吕。这时,刘章在长安与太尉周勃、丞相陈平等协力消灭了诸吕势力。群臣认为代王恒外家薄氏比较可靠,估计不会出现类似诸吕弄权的严重问题。于是舍齐王将闾而立代王恒为帝,即汉文帝。

    文帝以高祖庶子继统,地位本来不很巩固。汉初所封诸侯王,到这时都经历了两三代的更迭,与文帝的血统关系逐渐疏远,政治上已不那么可靠。文帝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其一是使列侯一概就国,功臣如绛侯周勃也不例外,目的是便于文帝控制首都局势,避免掣肘。其二是封诸皇子为王,皇子武是景帝的同母弟,先封为代王,于梁王揖死后徙封梁王。梁国是拥有四十余城的大国,地理上居于牵制东方诸国、屏蔽朝廷的关键位置。其三是采用贾谊提出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把一些举足轻重的大国析为几个小国,例如析齐国为齐、城阳、济北、济南、淄川、胶西、胶东七国,以已故的齐王肥的诸子为王。这样,齐国旧地虽仍在齐王肥诸子之手,但是每个王国的统治地域和力量都缩小了,而且难于一致行动。此外,袁盎、晁错针对淮南王长的骄横不法,都提出过削藩建议,文帝碍于形势,没有实行。

    文帝时一再发生王国叛乱。原来,朱虚侯刘章和东牟侯刘兴居虽有反吕之功,但他们曾有拥戴齐王将闾为帝的打算,所以文帝没有将大国封赏给他们,只是让他们各自分割齐国一郡,受封为城阳王和济北王。城阳王章不久死去。济北王兴居于文帝三年(前177年)乘文帝亲自出击匈奴之际,发兵叛乱,袭击荥阳,结果事败自杀,济北国除。文帝六年淮南王长谋反,被废徏蜀,死于道中。这些事件预示着王国与中央政权的矛盾正在加深,是更大的叛乱的先兆。所以贾谊在上汉文帝的《治安策》中慨叹说:“今或亲弟谋为东帝(指淮南王长谋反),亲兄之子西乡(向)而击(指济北王兴居拟袭荥阳),今吴又见告矣。”

    高祖在世时,由于刘氏诸王年轻,权力多由王国之相、太傅执掌,其弊病尚未显露。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诸王的权力日益膨胀,“跨周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治京师”。诸王掌握着封国内征收赋税、任免官吏、铸造钱币等政治、经济大权。形成了“尾大不掉”之势。这些诸侯王日益骄横,“出入拟于天子”“不听天子诏”,甚至想举兵夺取皇位。文帝继位的第三年,即公元前177年,济北王兴居乘文帝去太原抗击匈奴之机,发动武装叛乱,这件事情成为了王国武装反抗中央的开端。三年之后,淮南王长又步济北王兴居后尘。这两处叛乱虽然都被消灭,但拥有53城的吴王濞又露出不臣的形迹。可见,此时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是非常尖锐的。

    面对中央集权和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矛盾,许多官吏都感到事态的严重性,寻求解决矛盾的方法。当时,梁王太傅贾谊给文帝上了有名的《治安策》,认为当时的形势有“可为痛哭者一”,便是诸侯王强大难治。对此他感到痛心疾首,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文帝按照这个建议把一些王国分小,又把自己的儿子封在梁国,作为屏障。景帝时,吴王刘濞叛乱的形迹更加明显。御史大夫晁错认为吴王不改过自新,“乃益骄恣,即山铸钱,煮海为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建议景帝削夺诸侯王的封地。景帝采取了晁错“削藩”的建议,开始削夺王国的一部分土地,划归中央直接管辖,吴楚等七国遂于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年)举兵叛乱。晁错的“削藩”政策激起了各刘姓王族的反对,他们也借机举兵造反,想一举夺下文帝的政权。于是,七国之乱真正开始了。

    (二)“诛晁错,清君侧”

    在削藩问题上,汉廷内部其实并没有达成一致的策略。当晁错推出关于诸侯王的三十条法令的时候,大将军窦婴与他发生争执,因为窦婴代表的是外戚的力量;自然,诸侯王也不会说晁错的好话。晁错在朝中还得罪了不少人,比如汉文帝时的重臣袁盎、丞相申屠嘉。申屠嘉因为嫉妒景帝对晁错的宠幸,加上性格不合,一直不喜欢晁错。晁错任左内史在内史府办公的时候,因为拜见皇帝不太方便,在南边开了个门,而这个门正好开在了刘邦的父亲太上皇庙的外墙上,这在当时是大不敬之罪。申屠嘉决定第二天向景帝奏明之后办晁错的罪,告他毁坏太庙。没想到消息走漏,晁错连夜进宫向景帝说明情况。第二天申屠嘉来的时候,景帝答复说:“晁错凿的只是外墙,而且是他同意的。”申屠嘉碰了一鼻子灰后很是恼火,后悔自己没有行使丞相的权力对晁错先斩后奏。最后因为此事,申屠嘉被气得呕血而死。申屠嘉是刘邦时的开国功臣,这样一来,晁错算是把功臣元老给得罪了。

    据史书记载,当景帝召集大家一起商议削藩的时候,群臣“莫敢言,独窦婴争之”。这暗示削藩令多少有些强行通过的意味。外戚的势力、功臣的势力、老臣的势力,还有诸侯国的势力,晁错都还没有处理好就急着推行削藩法令,这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晁错的父亲知道后来见他,对晁错说:“皇上刚刚即位,你就建议削减诸侯王的土地,让他们骨肉分开。现在很多人对你有意见,你知道为什么吗?”晁错回答说:“那是肯定的!但要不是这样,‘天子不尊,宗庙不安’。”晁错的父亲说:“刘氏是安宁了,但晁氏从此危险了!”最后,晁父饮毒酒而死。他在死前说:“我不忍心看到灾难降临到我的头上!”死后十多天,果然发生了“七国之乱”,吴王濞东向称帝,与汉景帝分庭抗礼。

    七国大兵压境,并没有让汉景帝惊慌失措。当年,汉文帝临终前曾经对景帝说:“即有缓急,周亚夫其可任将兵。”汉景帝于是任命周亚夫率军出击吴楚,任命窦婴为大将军。诸侯国也打出“诛晁错,清君侧”的旗号,其实也没有影响汉景帝对晁错的信任。但这时,晁错提出让汉景帝御驾亲征,亲自上阵平定“七国之乱”。这个建议显然很不合时宜,让皇帝御驾亲征,晁错自己却在后方留守,这让从小在和平环境中长大的汉景帝多少有些不满,甚至觉得晁错并不是十分忠于自己。正在这时,窦婴引袁盎进见,事情因此走向了相反的方向。

    此前,晁错已经开始调查袁盎接受吴王财礼的事,并将袁盎贬为平民。“七国之乱”爆发后,晁错就对有关官吏说:“袁盎其实已经知道吴国叛乱的事情,只是拿了他们的钱财隐匿不报。”故要求追究袁盎的责任。这个意见看来并不高明。御史府的有关官吏认为:如果叛乱没有发生,惩治袁盎可能会让吴王灭了反叛之心;现在叛乱已经发生,杀了袁盎又有什么用?

    晁错为此犹豫不决。这时有人向袁盎通风报信,袁盎赶紧连夜去见窦婴,请窦婴帮他引见汉景帝。

    这时,汉景帝和晁错正在商议给前线部队调集粮草的事。因为袁盎曾经做过吴国的相国,汉景帝先问袁盎是否了解吴国叛军的大将田禄伯。袁盎认为:吴王所任用的不过是无赖,因此对吴楚七国叛乱并不十分忧虑(这时在一旁的晁错还赞扬袁盎的意见很对)。汉景帝宽心之后,自然而然会问:“你有什么办法?”这时,袁盎要汉景帝屏退左右。汉景帝于是让左右回避,只留下了晁错。袁盎说他所说的话,人臣不得知道。汉景帝于是让晁错先回避,晁错愤愤离开,去了东厢房。袁盎认为:吴王、楚王叛乱的目的,不过是想要回当年高祖分封的土地;现在只要杀掉晁错,退还七国的土地,并派人去七国赦免他们的罪行,七国便会罢兵。汉景帝沉默良久,说了一句:“也只能这样了,我不能为了爱一个人而得罪全天下人。”袁盎一看计谋得逞,摆出一副高姿态:“我能想到的计策就是这个,请皇上自己决断吧。”汉景帝就让袁盎秘密准备出使七国。

    后庭谋划停当的十多天后,丞相、中尉和廷尉联名上折弹劾晁错,认为他离间了皇上和君臣的关系,大逆不道,应当处斩,而且晁错的父母妻子等同族人也应当同罪。汉景帝在奏折上批示“可”。在晁错不知情的情况下,汉景帝派车去接晁错,故意经过繁华地带,晁错还穿着上朝的衣服,在东市被斩。历史无情地证明了先行服毒死去的晁错父亲的预言。

    袁盎后来虽然出使了七国,但吴王刘濞根本不听他的,还称东帝,与汉景帝势不两立。袁盎在吴国被扣留,要不是旧人相救,差点连命都丢了,最后狼狈逃回汉朝领地。

    汉景帝后来还专门咨询了从前线回来的校尉邓公:“在听到晁错处死之后,吴楚有没有停战?”邓公回答说:“吴国想造反,其实已经准备了几十年,诛晁错只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晁错担心诸侯强大朝廷难以驾驭,于是想到削藩巩固中央政府,这是造福汉朝子孙后代、功在千秋的事情,没想到计划刚刚开始,他就被害。这样一来,既堵住了朝廷里忠臣进谏的心思,还给诸侯报了仇,实在不高明。”汉景帝听完,喟然长叹说:“你说得很对。我自己也十分悔恨!”一个刚直耿介的大臣,一个优柔寡断的君王,终于酿成了晁错的悲剧。

    (三)野心勃勃的“东帝”刘濞

    吴王刘濞是这次叛乱的主谋和首领。他倚仗吴国制铜、铸钱、煮盐等优越的条件,早已蓄谋夺取王位。

    景帝接受晁错所上《削藩策》,下诏削赵王遂常山郡,胶西王昂六县,楚王戊东海郡;景帝三年,又削吴王濞会稽等郡。削藩之举激起了诸王的强烈反对。吴王濞首先与齐王肥诸子中最强大的胶西王昂联络,约定反汉事宜,并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号召,共同起兵。吴王刘濞把封地内14岁到62岁的男子二十余万人编成军队,亲自率领,从广陵(今江苏扬州)起兵北上。他自恃兵强马壮,军粮充足,宣称:“敝国虽狭,地方三千里;人民虽少,精兵可具五十万……吴国虽贫,寡人节衣食用,积金钱,修兵革,聚粮食,夜以继日,三十余年矣。凡皆为此。”说明他发动叛乱,蓄谋已久。吴楚七国之乱爆发后,景帝派太尉周亚夫等率大军反击,同时又杀掉晁错,命袁盎为太常去吴国劝刘濞退兵。但刘濞不仅不退兵,反而扬言道:“我已为东帝。”于是景帝决心讨伐叛乱。

    吴王濞起兵广陵(今江苏扬州)时,有部众二十余万,还兼领楚国兵。他置粮仓于淮南的东阳,并派遣间谍和游军深入肴渑地区活动。吴楚军渡过淮水,向西进攻,是叛乱的主力。胶西等国叛军共攻齐王将闾据守的临淄,赵国则约匈奴联兵犯汉。景帝派太尉周亚夫率三十六员将军攻击吴楚,派郦寄击赵,栾布击齐地诸叛国,并以大将军窦婴驻屯荥阳,监齐、赵兵。

    刘濞(前215—前154年),沛县人,汉高祖刘邦的侄子,刘仲的长子,刘邦封其为吴王。传说刘邦封吴王的时候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汉朝建立后,刘邦把那个很会种地的二哥封为了代国的国王。而他的二哥擅长种地,当王就不行了,匈奴一进攻,他就落荒而逃。于是,他被废除掉国王的封号,去当了侯爵。

    谁知道,四年后,这个刘老二的儿子刘濞,因为平定淮南王英布叛乱有功,被皇帝封为吴王。封王的时候,刘邦酒喝得很多,在他清醒后,看见自己这个二十岁的侄子面带反相,很是狂傲不逊,他对这个封王的决定感觉到后悔。但是,天子无戏言,一言出既出,不能反悔。于是,在封王的仪式后,刘邦找到这个侄子,对他说:

    “濞儿啊,昨天叔父我夜游天宫,天帝对我说,五十年后,汉朝东南的吴国会造反,不知道天帝会不会是跟叔父开玩笑呢?东南正是你吴国的封地啊,你可不能谋反啊!”

    刘濞一听,吓得汗如雨下,当即跪倒在地,叩头如捣蒜:

    “万岁,臣绝对万死也不敢反汉。如有违背,天打五雷轰。”刘濞吓得说话都没有了前言后语,刘邦听后也稍稍放宽了心,毕竟能让刘邦信任的也只有他的这些刘姓亲戚了。

    当年刘邦还乡,唱《大风歌》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之叹。事实上,不是缺少猛士,而是缺少值得刘邦信赖的猛士。长江下游即吴,或称东楚,为“四方”之一,原来的荆王刘贾被杀,派谁人镇守,刘邦颇费心思。天下猛士如云,但异姓猛士不可信,可信的是皇子,但诸皇子年幼,“上患吴,会稽轻悍”,顾虑那里的地方势力不好对付,亲生的儿子不可涉险,于是便选中了“年二十,有气力”的侄儿刘濞。“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乃用人之道,问题是刘邦在无奈之下任用了刘濞,却又怀疑刘濞。

    刘濞虽然是二十多岁的年轻国王,但他很善于利用国家的资源优势。在汉朝刚刚建立还很贫困的时候,吴国就率先经营国营企业,在用海水煮盐、铜矿冶炼铜钱方面,吴国领先于其他封国。后来,在会稽山又发现了大型的铁矿。于是,吴国的财政之富裕,无与伦比。接着,这个王国就免除了全体百姓的赋税,赋税没有了,民间积累的财富就更加可观了。刘濞治吴四十余年,应当说,他是日后长江三角洲走向繁荣的奠基者之一。吴国的疆域是“王三郡五十三城”,三郡,即指汉初的东阳郡、吴郡与鄣郡。《汉书·地理志》所列七十五郡无此三郡名称,出现会稽郡、豫章郡、丹阳郡,系因西汉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行政区域的缘故。西汉时代广陵城处于三郡中心地带,被定为吴国之都,是王府所在。刘濞治吴的功绩一方面是为朝廷守边,安定地方,相安无事,另一方面则是发展经济。刘濞等人使当时地广人稀的长江三角洲逐渐人烟稠密。《史记》中说当时的吴国“国用富饶”,即财源充沛;“能使其众”,即获得百姓拥戴。刘濞之功,史有共识。至于广陵,逐渐成为繁荣富庶的大城,而且这里交通便利,四方商贾云集,这些也应归功于刘濞。所有这些都说明刘濞是治理地方、改善民生之能手。

    吴国人从古至今都以骄纵闻名。这个吴国的太子自然就是吴国最骄纵的人之一了。而文帝居然想起用这个骄纵的吴国太子进京陪皇太子读书。虽然都是太子,但王太子只是臣子,而皇太子却是君主。那骄纵成性的吴国王太子怎么可以忍受这样的奴仆生活呢?

    刘濞的儿子在首都陪皇太子下棋,由于在下棋的过程中两人产生了争执,皇太子一怒之下拿起棋盘把刘濞的儿子硬是给砸死了。按理说,作为文帝,处理此事时应当慎重一些。毕竟砸死的不是一般的人,应该厚礼安葬才是。可是文帝竟然要求把刘濞的儿子送到吴国安葬。当遗体送到吴国的时候,刘濞很是气愤。一气之下,刘濞又把其子的遗体送到长安去了,要求在那里安葬。之后,吴王刘濞由于怨恨便称病不再去长安拜见皇帝了。当然,这种事情发展下去势必会导致刘濞与中央产生一些隔阂。

    回顾吴王刘濞的一生,从二十岁时随刘邦打败英布到由于功劳被立为吴王,从勤恳治国到得到吴国百姓拥护爱戴,从儿子被杀到对朝廷产生怨恨,从起兵反叛到最后被朝廷杀害,他的人生曲线向人们展示了一个英明的封国之君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反叛的深渊的。尽管刘濞最终的下场是反叛失败,但是他的治国方略与对待百姓的态度则值得人们称颂。

    (三)太尉周亚夫

    周亚夫(?—前143年),沛县(今江苏沛县)人,西汉著名军事家。

    周亚夫为汉初大将周勃次子,袭父爵为绛侯。起初做河内郡守时,许负曾给他看相,说他“三年后为侯,封侯八年为丞相,掌握国家大权,位尊任重,在众臣中将首屈一指,再过九年会饿死”。周亚夫笑着说:“我的哥哥已代父为侯,如若他去世,他的儿子理应承袭爵位,我周亚夫怎能封侯呢?再说若我已显贵到如你所说的那样,怎么会饿死呢?你来解释解释!”许负指着他的嘴说:“你嘴边有条竖线,纹理入口,这就是饿死之相。”过了三年,周亚夫的哥哥绛侯周胜之犯了罪,文帝选周勃子孙中有贤德的人为侯,大家都推举周亚夫,于是封周亚夫为条侯,继承绛侯爵位。

    汉文帝六年(前158年),匈奴大举入侵边关,文帝命宗正刘礼为将军,屯军霸上;祝兹侯徐厉为将军,驻军棘门;河内郡守周亚夫为将军,驻守细柳(今陕西咸阳西南)。三军警备,以防匈奴入侵。

    文帝亲自去慰劳军队,到了霸上和棘门,军营都可直接驱车而入,将军和他下面的官兵骑马迎进送出。接着去细柳军营,营中将士各个披坚持锐,刀出鞘,弓上弦,拉满弓,呈战备状态。文帝的先导驱车至军营门前,不得入。先导说:“天子就要到了!”守卫军门的都尉说:“将军有令:军中只听将军命令,不听天子的诏令。”等了不一会儿,文帝到了,又不得入营。于是文帝派使者手持符节诏告将军:“我要入军营慰劳军队。”周亚夫才传令打开营门。营门的守卫士兵对皇帝随从人员交代说:“将军规定:军营中不准车马奔驰。”于是文帝的车便控着缰绳,慢慢地走。到了营中,将军周亚夫手持兵器向文帝拱手说:“身着铠甲的将士不行拜跪礼,请允许我以军礼参见。”天子深受感动,靠在车前横木上向军队敬礼。劳军仪式结束后,出了营门,群臣都非常惊讶。文帝称赞道:“这才是真正的将军呢!以前经过霸上和棘门的军队,好像小孩子做游戏。那里的将军遭袭击就可成为俘虏。至于周亚夫,敌人能有时机冒犯他吗?”文帝对周亚夫赞美了很久。一个多月以后,三支部队撤兵,文帝便任命周亚夫做中尉,负责京城治安。

    周亚夫的军纪给文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帝临死时嘱咐太子刘启(后来的景帝)说:“国家若有急难,周亚夫可以担当带兵的重任。”文帝逝世后,景常即位,任用周亚夫做车骑将军。

    景帝三年(前154年),吴楚等七国叛乱。周亚夫以中尉代行太尉的职务,领兵向东进击吴、楚等国。周亚夫对景帝说:“吴楚勇猛,行动迅捷,我们很难同他们在面对面的作战中取胜。我想让梁国拖住吴兵,再率兵断绝他们的粮道,这样就可以制服吴楚了。”景帝同意了这个战略建议。

    太尉周亚夫调集军队在荥阳会合,这时吴国军队攻打梁国,梁国告急,请求援助。周亚夫却领兵向东北急行至昌邑,挖深沟建高垒进行防御。梁国每日都派使者请求援助,周亚夫却坚守营垒不去救助。梁国向景帝上书,景帝派使臣命令太尉救援梁国。周亚夫却不执行,坚辞不出,而派弓高侯韩颓当等人率领轻骑兵断绝吴、楚后方的粮道。吴兵缺粮,饥饿难当,多次挑战,周亚夫始终不出击。夜晚,周亚夫军中突然惊乱,互相攻扰,甚至闹到了太尉周亚夫的营帐前,周亚夫始终高卧不起,过了一会儿,就恢复安定了。后来吴军扬言要奔袭周亚夫军营的东南,而周亚夫却派人戒备西北。不久吴兵果然以其精锐攻打周亚夫营西北,但没有攻下。吴兵忍饥挨饿,战斗力极弱,便引军撤退。周亚夫于是派精兵追击,大破吴军。吴王刘濞丢掉他的大部队和几千名精兵逃跑了,躲在江南的丹徒县(今江苏镇江东南)。汉兵乘胜追击,俘虏了他们,吴军全部投降。汉廷悬赏黄金千两捉拿吴王。一个多月以后,东越人斩下了吴王的头前来报功请赏。这次平定吴、楚之乱,历时三个月,可谓神速。这时将帅们才领略到了太尉周亚夫的谋略得当。这次平乱,梁孝王刘武因周亚夫不救梁,与他产生了矛盾。

    周亚夫率军得胜归来,被正式任命为太尉。五年之后,升任丞相,深得汉景帝的器重。

    景帝七年(前150年),景帝要废掉栗太子刘荣,丞相周亚夫坚决反对,但却没有达到劝阻的目的。景帝因此事疏远了周亚夫。而梁孝王每次上朝,常和太后说周亚夫的不是。周亚夫在朝中处在了孤立的地位。一次,窦太后对景帝说:“皇后(景帝之妻王夫人)的哥哥王信可以封侯。”景帝表示:“太后的侄儿南皮侯窦彭祖,太后的弟弟章武侯窦广国,先帝(指文帝)都没封他们做侯,到我即位才封他们做侯,看来王信还不能封呢。”窦太后说:“人主各以时行法,不必墨守祖法。我兄窦长君在世之时,不得封侯,死后他的儿子窦彭祖反而得到了封爵,我对这事非常悔恨。你赶快封王信爵位吧!”景帝表示要与丞相商议。周亚夫得知此事后说:“高祖规定:不是刘姓不能封王,没有立功的人不能封侯。不遵守这条规定的,天下人都可以共同攻击他。王信虽为皇后之兄,却没有战功,现在封他为侯,是背信弃义的事。”景帝沉默不语,放弃了为王信封侯。

    后来匈奴王唯徐卢等五人降汉,景帝想要赐封他们,以鼓励匈奴人来降汉。周亚夫说:“他们背叛了他们的君王而来投降汉王,汉王却封他们以侯爵,那么今后用什么责备不忠实的臣子呢?”景帝说:“丞相议不可用。”于是封唯徐卢等人为侯。这一切引起了景帝的不悦,周亚夫因而称病谢罪。景帝三年以病免除丞相职务。

    不久景帝在宫中召见周亚夫,赏赐食物予他。可周亚夫的席上只有一大块肉,没有切成碎肉,而且没有放筷子。周亚夫很不高兴,转头叫管酒席的官员取筷子。景帝于是笑着讥刺周亚夫说:“这难道还不够让您满意吗?”周亚夫觉出这顿饭不对头,于是免冠告罪请退,便快步走出去了。景帝目送着他离去,说:“瞧这个愤愤不平的人,将来能侍奉少主吗?”

    周亚夫的儿子给父亲买了五百件皇家殉葬用的铠甲、盾牌,因没有给搬运的人付钱,因而遭到了怨恨。于是有人上书告发周亚夫的儿子,这事牵连到周亚夫。有关部门把罪行书之于册,一条条审问,周亚夫拒不答话。景帝听了骂道:“我不任用他了。”下诏令把条侯交给廷尉治罪。廷尉责问周亚夫为何造反,周亚夫说:“我所买的兵器都是殉葬品,怎么可以说造反呢?”审问的官吏说:“即使你不在地上造反,也要到地下造反!”当初官吏逮捕条侯时,周亚夫本想自杀,后因夫人劝阻,因而没死,进了廷尉的监狱后,绝食五天,吐血而死,他的封国被撤除。

    周亚夫死后,景帝便封王信做了盖侯。

    (四)叛乱的经过

    景帝三年(前154年),吴王刘濞起兵广陵,有部众二十余万,还兼领楚国兵。他置粮仓于淮南的东阳,并派遣间谍和游军深入肴渑地区活动。吴楚军渡过淮水,向西进攻,是叛乱的主力。胶西等国叛军共同攻打齐王将闾据守的临淄,赵国则约匈奴联兵犯汉。景帝派太尉周亚夫率三十六员将军去攻打吴楚等国,派郦寄击赵,栾布击齐地诸叛国,并以大将军窦婴驻屯荥阳,监视齐、赵兵。曾经做过吴国丞相的袁盎,建议景帝杀晁错,恢复王国故土,以换取七国罢兵。景帝在仓促的情况下接受了这一建议,处死了晁错。暂居优势的吴王刘濞认为自己已经取得了“东帝”的地位,拒不受诏,战事继续进行。

    在吴楚军西向攻取洛阳的道路中,景帝的弟弟刘武的封国梁国正好横亘其间。吴楚军破梁军于梁国南面的棘壁(今河南永城西北)。当时周亚夫率汉军屯于梁国以北的昌邑(今山东巨野东南),他不救梁国之急,而以轻兵南下,夺取泗水入淮之口(在今江苏洪泽境),截断吴楚军的粮道,使其陷入困境。吴军多是步兵,利于险阻;汉军多是车骑,利于平地。战事在淮北平地进行,吴军居于不利地位。梁国又坚守睢阳(今河南商丘南),吴军无法越过。吴军北至下邑(今安徽砀山境)周亚夫军营求战,结果吴军一败涂地,士卒多饿死逃散。周亚夫派精兵追击,吴王刘濞率败卒数千遁走,退保长江以南的丹徒(今江苏镇江)。汉军遣人策动吴军中的东越人反吴。东越人杀吴王刘濞后,楚王戊也兵败自杀。吴楚叛乱起于正月,三月即告结束。

    在齐地,胶西等王国兵围临淄,三月不下。汉将栾布率军进逼,胶西、胶东、淄川、济南诸王或自杀,或伏诛。齐王将闾为汉守城有功,但是他曾想夺取帝位,后来还参与过七国之乱的策划,特别是在被围困时又与胶西王等通谋,因此不能见容于汉,被迫自杀。在赵地,赵王遂撤兵坚守邯郸,郦寄攻之不下。匈奴人知道吴楚兵败,也不肯入汉边助赵。栾布平定齐地诸国后,还军与郦寄共同引水淹邯郸城,邯郸城破,赵王遂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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