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有朋友问：“你为何传了孔、孟，传孙武，而不传老、庄呢？”这是个复杂问题，难一语作答，总的说来，是由我的思想观点决定的。

    既为名人立传，就要在思想上基本肯定所传的对象，写出其业绩，赞颂其思想，讴歌其贡献。当然，纯客观地反映、暴露和批判，亦无不可，只是我做不来。春秋战国，是华夏史上学术思想最活跃的时期之一，呈现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蓬勃局面。在诸子百家中，影响最大的要算是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兵家的创始人孙武子，他们都发现了社会的基本和主要的矛盾，但老子逃避矛盾，孔子调和矛盾，唯有孙武子在着手解决矛盾。

    尽管儒家思想有许多值得批判和剔除的封建糟粕，但积极入世的精神却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孔、孟二人都是在沧海横流的历史大变动时期，努力实践其个人比较系统的文化思想，为实现其所设计的社会蓝图而奔波，而奋斗，“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他们将解决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希望寄托在某些开明君主身上，通过仁义的说教，使其实行“仁政”、“德治”的政治措施，最终实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理想。这虽然是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客观上是在调和矛盾，但毕竟是积极的经世派。道家则不然，他们虽然认识到了事物的对立面可以相互转化的规律，却没有认识这种转化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把这种转化绝对化了。至于对立面的统一，他们主张一任自然，排斥人为，于是作出了消极无为的结论。后世的“无为而治”、“清静无为”，“避世成仙”等等，是这种结论的翻版；出家、云游、炼丹，是他们的行为和表现；道士、方士，则是他们的身份和职业。试想，倘人皆若此，吃什么，穿什么，住什么，用什么，人何异于禽兽，社会怎样发展，哪里还会有今日之文明和大千世界！……我反对这种观点，更鄙薄这些行为，故不肯为其始祖作传。当然，文学创作，不在写什么，而在如何写，并非传老、庄者便主张消极无为，我指的是自己不肯赞扬他们，歌颂他们。当今之许多人，包括那些身居要职的显赫人物，乘的是汽车，住的是楼房，尽享前人艰苦创业之福，沐浴现代文明的阳光，却在案头写个大大“忍”字，或于居室悬一块“难得糊涂”的匾额。倘旨在加强修养，未尝不可；若以此为座右铭，则大错而特错。人生匆匆，如驹过隙，纵然个个八十高龄，一天奋斗十二个时辰，那也是不够的。我们这个民族，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已经大大地落伍了，聪明都来不及，还要糊涂，岂不荒唐！……这便是我之所以传孔、孟而不传老、庄的原因。

    孙武比孔、孟发展了一步，他将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相结合，主张用战争制止战争，用战争消灭战争，即用战争的手段来解决这一基本的社会矛盾，达到统一天下的目的。他跟儒家从同一前提出发，最后归宿一致，只是解决矛盾的方法不同。孙武子的方法是积极的，行之有效的，历史早已证实，如秦之统一中国。有人说，孙武的辩证法仅限于军事学领域，范围狭窄。这未免失之偏颇，任何一种思想，只要它富有哲理性，无论从哪一个方面着眼，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兵法》十三篇中的“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自保而全胜”、“避实而击虚”、“因敌而制胜”、“令之以文、齐之以武”等等，虽都着眼于军事，却适用于各行各业。据悉经济高度发达的某些国家，连商店招收店员的考试中都离不开《孙子兵法》的内容，更不要说商业、企业的经营、市场竞争、行政管理和外交活动了。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一位国营大企业的厂长讲怎样用《孙子兵法》进行企业管理，讲得十分精采，博得一阵阵喝彩。从实用和指南的角度讲，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孙武子思想比孔、孟思想更具有现实意义和指导价值。因此，《孟子传》尚未脱稿，我便开始了传孙武子的准备工作。

    我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世上的任何成果，都不是属于哪一个人的。人生活在社会上犹植物生活在田园里，离不开阳光和空气，离不开水肥土。花儿是美丽的，果实是丰硕的，然而，真正值得赞颂的，却是它们赖以生存的条件。龙口，这方滚烫的热土，这里的党组织，这里的各级领导，这里的千百万民众，我的亲友和同志，这是我扎根的土壤。中国著名文物考古学家、八十高龄的张政先生、中华孔子学会的张岱年会长和董乃强主任、中国孙子与齐文化研究会的任继愈和骆承烈会长、原北京大学的王路宾校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潍原四十六军范培贤军长、五四九六○部队王长根师长、山东省图书馆陈景唐馆长、江苏省吴县地方志李嘉球主任及文管会的全星源主任、我创作三部传记小说时提供帮助的张凤洪会长，以及我的诸多弟子……都给了我热情的鼓励和极大的帮助。没有大家的鼎力相助，便没有我创作上的成功，没有《孙子传》的问世。故，并致以崇高而诚挚的谢意！

    曹尧德

    1992年9月于龙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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