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是奥地利著名的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的鼻祖，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弗洛伊德主义的缔造者。
一、家庭教养
（一）家庭生态
一个人的思想、理念、学说总是与他个人的生态息息相关。弗洛伊德在其《自传》的《补记》（1935）中曾写道：“我的生活经历和精神分析的历史，这两件事密切相关。《自传》说明了精神分析学是怎样成为我生活中的全部内容的，并且正确地表明，同我这一科学的关系比较起来，我没有什么其他更有意义的个人经历。”事实上，弗洛伊德学说中的许多论点和论证正是以他特殊的个人生活经历，尤其是他自己的童年经验、梦的解析及其同他的母亲和父亲的关系为素材而提出来的。弗洛伊德的个人生态、家庭教养及其影响，是我们分析和理解弗洛伊德的人格及其学说的一条重要的途径。因此，把弗洛伊德创立精神分析学的思想发展历程同他的个人生活经历联系起来加以考察，直接有助于我们了解弗洛伊德所处的微观环境（家庭及其人际关系）、文化氛围及其个人心理特征（如性格、气质、爱好和才能）在这一学说生成和发展中的作用。
弗洛伊德在1856年5月6日出生于摩拉维亚（Moravia）的一个小镇弗莱堡（Freiberg）。该镇在摩拉维亚的东南部靠近加里西亚（Galicia），距离维也纳大约150英里，当时属于奥匈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管辖（现为捷克的普莱波，Pribor）。摩拉维亚经济比较发达，较早走上了工业化道路，仅五千人的弗莱堡，就有几十家各种各样手工工场，它比附近的斯洛伐克先进得多。摩拉维亚民族矛盾尖锐，自从17世纪20年代丧失独立而沦为奥匈帝国的一部分以后，捷克这个民族的一切独特的东西被扼杀了。特别是犹太人就处在这种民族歧视和压迫的最底层。
弗洛伊德的家族是犹太人。他的曾祖父埃弗莱姆和祖父斯洛莫都是犹太教的拉比。当弗洛伊德出生时，作为对他去世的祖父的纪念，他的犹太名字也叫斯洛莫。弗洛伊德在《自传》中写道：“我的父母都是犹太人，而我自己至今也还是一个犹太人。我有理由相信我父亲的家族在莱茵河（科隆一带）定居已经相当长了，但是由于14、15世纪中犹太人受到迫害，他们才向东逃走，而在19世纪中，他们又从立陶宛经加里西亚迁回德属奥地利。”应当说，犹太人的文化传统、生活习惯、思维方式，特别是在漫长的岁月中所遭受的歧视、侮辱和压迫，不仅成为弗洛伊德一生成长的精神动力，而且始终影响着弗洛伊德的生活和科学研究的道路。
弗洛伊德的父母都是传统的犹太人。父亲雅可布·弗洛伊德（Jacob Freud，1815~1896）是一个经营平平的毛织品商，母亲阿玛莉·纳丹森（Amalia Nathansohn，1838~1930）是他父亲的第三任妻子。弗洛伊德出生时，他父亲已40岁，并且已经做了祖父，而他的母亲却只有20岁。全家人口很多，除了父母外，还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伊曼努尔和菲力浦，他们均已成家，又有儿女，侄儿、侄女一直成为小叔弗洛伊德童年时玩耍的伙伴。弗洛伊德母亲又生了八个孩子，他是长子，还有两个弟弟，五个妹妹（安娜、保琳、玛丽、罗萨、多尔菲）。
弗洛伊德全家摄于1876年，他中立正位，右面背对着他的是其同父异母兄弟伊曼努尔。后排左起：他的妹妹保琳、安娜；后排右起：表舅西蒙·纳森，妹妹玛丽和罗萨。中排坐者为弗洛伊德父母与妹妹多尔菲，座位上的小孩可能是弗洛伊德的小弟亚历山大，另外两个小孩不知是谁。（选自中文版《弗洛伊德文集》，2004，第2卷）
弗洛伊德的父亲雅可布曾是布拉格和维也纳在加里西亚的代理商。仅一年就销售过1300包生羊毛，经手的资本和获得的利润都很可观。刚搬到弗莱堡时，还到摩拉维亚、加里西亚和奥地利等地去买卖牛羊、牛肉、牛皮、牛脂、黄麻和蜂蜜等，生意亦不错。但19世纪50年代出现经济萧条，通货膨胀，加之弗莱堡交通又不方便，他父亲不但自己的生意很不好，难以应付所签合同的大量债务，而且还要拿出不少资金救济弗洛伊德两个哥哥经商的失败。可能这些原因，加上逃避征兵，他两个哥哥带家眷移居于英国曼彻斯特，仍然经营毛织品生意。
1859年雅可布将全家迁往莱比锡，1860年又搬到维也纳，当时弗洛伊德才4岁。因维也纳资力雄厚的商行地位牢固，他父亲缺少资金无法与之竞争，只好在羊毛和纺织行业里当个雇员，也干过许多不同的工作。当雅可布找到一个好工作时，为安娜买了一架钢琴，添置了一盏可调节的汽油灯挂在饭厅的餐桌上方，还给家人买了新衣服，照了全家合影，多给西格蒙德一些买书钱。但当父亲工作收入不多或被辞退时，弗洛伊德一家就只好生活在一个没有金钱的世界里。到弗洛伊德懂事的时候，父亲已没什么钱了。常常听到母亲阿玛莉发愁地说：“没什么可花的了。”当全家困窘时，他两个哥哥不时予以接济。全家人口多、负担重，这个家庭的大部分岁月都是在艰辛中度过的。这也是弗洛伊德终生都对金钱存在着一种焦虑感的原因。总的来说，父亲想方设法保持住了中等生活水平，月收入300~500盾，相当于120~200美金，虽然不多，也算够用。
（二）家庭教育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教育深受社会影响，同时也影响社会。父母是子女的第一任教师，家庭教育在人的一生中起着奠基作用。父母及其他成员的思想、品行、性格、习惯潜移默化的影响，为他一生的发展奠定基础。弗洛伊德在回忆他的童年生活时经常说，他的父亲和母亲对他的思想形成和人格塑造具有极重要的影响。
1.母亲的重要影响
弗洛伊德的母亲聪明伶俐，阅历较广，是慈善而虔诚的犹太教徒。她在家中只讲犹太人所讲的“依他语”（一种为犹太人所使用的国际语），而不是她的老家加里西亚的“高地德语”（Hochdeutsch，原为德国南部和中部使用的德语，现为标准德语）。这一点给弗洛伊德从小就留下了很深的烙印。
母亲对弗洛伊德特别宠爱和关怀。他对母亲也非常依恋和尊敬。他是阿玛莉·弗洛伊德八个孩子中的老大，生来就有一头“幸运的黑发”，母亲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小黑鬼”，父母均很喜爱，并予格外照顾。他智力超常，这在其早期就有所表现。家庭尽量为其发展创造条件。妹妹的房间都用烛光照明，唯独他的卧室点的是盏汽灯。他的母亲喜好音乐，并让他8岁的妹妹去练习钢琴，虽然钢琴离卧室有一定距离，但琴声仍然打扰了他，在他的坚决要求下，终于把钢琴搬走了。因此，家里没有人受过任何音乐教育……可见，一个10岁的孩子在母亲眼里占何等地位，他的学习又在家庭里多么受到尊重。
弗洛伊德对妹妹有时随便训斥，任意发号施令。和同父异母的哥哥菲力浦（Phillip）的关系很不好。菲力浦比弗洛伊德大20岁，比他母亲小1岁，很早离开家，不赡养父母，弗洛伊德非常讨厌他。据说，在弗洛伊德一次关键性的自我分析中，他发现自己一直相信菲力浦可能是他的生父。因此，他妒嫉他所爱的母亲和菲力浦的关系，进而由妒生恨。这个分析支持了他从许多病人身上所发现的即使小孩子，也有性生活的结论。
由于母亲对弗洛伊德深切关怀，加上母子在一起共同生活的时间比父子长达34年之久，因而弗洛伊德和母亲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一生始终热爱和尊敬他的母亲。除了塔洛克（Tarok）的搭档和同事之外，弗洛伊德几乎不把空余时间给任何人，甚至包括妻子在内。但是，他每星期日早晨都去看他母亲，并请母亲去那儿用晚餐，一直到他老为止。弗洛伊德说：“母亲在同儿子的关系中总是给予无限的满足；这是最完全、最彻底地摆脱了人类的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的一种关系。”可能正是这一点，对母亲的热爱使弗洛伊德一生中从来没有指责过任何妇女背弃或欺骗了他。有的研究者指出，弗洛伊德在他的回忆中把他的母亲过于理想化的倾向，正是他以后提出俄狄浦斯情结这一基本发现的基础，也是弗洛伊德人格结构形成的动力。母亲特别宠爱、赞赏、期望弗洛伊德，对他的自信、乐观性格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弗洛伊德小的时候，他的母亲经常说，弗洛伊德将会成为一个“大人物”。弗洛伊德对事业的强烈自信心和乐观精神，正是以他母亲的爱为保障的。这一点，他自己也明确地说过：“一个无可置疑地深受母亲宠爱的人会终身保持胜利者的感觉，保持经常导致真正成功的信念。”
2.父亲的特殊影响
与慈祥的母亲相比，弗洛伊德的父亲是一位十分严厉的人。据钢琴教师莫利兹·罗森塔尔说，有一次弗洛伊德与他父亲在街上争论。他父亲对他说：“怎么？你跟父亲对立？我的西格蒙德的小蹄子虽然比我的脑袋更机智，但你休想有胆量同我对立。”当弗洛伊德七八岁的时候，他在房里撒尿（后来荣格说，弗洛伊德一直到成年还患有遗尿症），为此他的父亲斥责和叹息道：“这孩子一点也没出息！”这对弗洛伊德精神上是一次打击。他后来说：“这肯定是对我的抱负的极大打击；所以关于当时的情景的幻影，后来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我的梦里，而且在梦中，它们始终都同我的累累的成果联系在一起，好像我想说：‘你看，我已经做出了成果！’”
诚然，温暖、热情的母亲对弗洛伊德的影响更为久远。但是，严厉的父亲对弗洛伊德的影响也相当深刻。
弗洛伊德深受父亲自信、乐观、坚强性格的影响。雅可布·弗洛伊德总是好心地看待别人和周围的事物。他虽然是商人，但为人诚实、单纯、心地善良、助人为乐。据说，弗洛伊德有一次讲到他父亲的为人时说，父亲像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人物米考伯（Micawber）那样，是一个乐天派，他“始终充满着希望地期待着未来”。
特别是父亲那种突出的单纯的性格特征对弗洛伊德的影响极大。弗洛伊德讨厌那些使生活变得复杂化的因素，他本人在日常生活细节上极为简单，比方说，他一共只有三套衣服、三双鞋子、三套内衣，就是外出度假的时候，他的行李也往往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程度。不仅如此，父亲那种突出的单纯的性格，对弗洛伊德的研究工作和思维方式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弗洛伊德看来，大千世界的各种事物都是由最简单的元素组成的，而且即使是它们的那些在表面看来极其复杂和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也必然遵循着一条极其简单的规律，弗洛伊德把极其复杂的精神现象分析成最单纯的“潜意识”和“性本能”，就是他把复杂的现象还原为简单的因素，确定一个简明的基本结构的明证。弗洛伊德的这种性格，在他漫长的人生中，由一种单纯的生活习惯而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思想方法和世界观。弗洛伊德的朋友琼斯（Ernest Jones，1879~1958）也多次说：“弗洛伊德之喜欢单纯和厌恶烦琐，同他性格中的其他两个特质有极密切的关系：他厌恶形式化和对限制的不耐烦。他对形式化的厌恶，有一部分可归因于生长的贫贱环境，使他少有进行社交来往的机会。弗洛伊德对于复杂的保障性措施最为讨厌。他认为，假如两个人真的互相信赖，这些保障性措施就是多余的，但是假如他们不能彼此信赖，就是有这些繁文缛节的保障，也无济于事……”
3.父母的共同影响
父母对弗洛伊德的一个共同的影响，就是从小注意培养他形成犹太人那种自强不息、反抗到底的民族性格。
弗洛伊德家族长期以来一直生活在犹太人和日耳曼人杂居的社会里，其中罗马天主教徒占绝大多数，新教徒和犹太人则占极少数。这样，在弗洛伊德的身上，既反映了犹太人和日耳曼人在多年的文化交流中所积累的那些复杂的历史经验，又凸显了犹太民族的文化传统的影响。
10岁以前，弗洛伊德是在家里接受教育的。在这个阶段，除了婴儿期由他母亲承担养育外，整个童年期主要由他父亲负责。他的祖辈没有受过什么专门教育，他的父亲也没有受过什么高深教育，但雅可布却用了不少时间研究过犹太教法典《塔尔姆特》。因此，他父亲传授给弗洛伊德的知识主要来自犹太教法典和日常生活经验。
有一次，弗洛伊德回忆了他少年时代对排犹分子的仇恨和反抗精神。他说，大约是在我10岁或12岁的时候，我爸爸带我去散步，并在闲谈中对我表示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他对我讲了一件事情，借此表明现在比他曾经经历过的那个时代好多了。他说：“当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个星期六，我在你的出生地的大街上散步；我穿得很讲究，头上还戴一顶新的皮帽。一位基督徒走到我眼前，并打了我一顿，把我的帽子打在地上。他喊道：‘犹太鬼！滚出人行道！’”我听后，问道：“你当时怎么办？”他静静地回答说：“我走到马路上，并捡起我的帽子。”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没想到这位高大而健壮的、领着小孩子的男人，竟做出这样毫无骨气的行为。我把这种状况同很合我口味的另一件事加以对照——那就是汉尼拔（Hannibal）的父亲在祭坛前让他的儿子发誓要对罗马人复仇的动人场面。自那以后，汉尼拔（古代迦太基名将）……在我的幻想中占领了一个应有的位置。
由此，滋长了弗洛伊德奋发图强的决心和他父亲所没有的反抗斗争的精神。作为一个犹太人，弗洛伊德经常这样提醒自己：“我经常地感受到自己已经继承了我们的先辈为保卫他们的神殿所具备的那种藐视一切的全部激情；因而，我可以为历史上的那个伟大时刻而甘心情愿地献出我的一生。”弗洛伊德从小就敬仰古代迦太基名将汉尼拔和拿破仑（Napoleon Bonaparte，1769~1821）。因为正是这两位英雄率领着强大的军队，翻过阿尔卑斯山，打败了歧视和压迫犹太人的“神圣罗马帝国”和天主教会。可见，犹太人的语言、文化、宗教、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等，尤其是定居于欧洲各地的犹太人长期所遭受的歧视和侮辱，在弗洛伊德的幼小的心灵中早已埋下了不甘屈服、奋发图强的种子，激励着他立志进取和百折不挠地从事关于人类精神分析活动的事业。当然，弗洛伊德成为著名人物的重要因素，与其说是犹太人的血统，不如说是犹太人从所遭受的压迫中塑造出来的坚强的民族性格。
在弗洛伊德童年期的家庭教育中，宗教知识教育占有重要地位。弗洛伊德的父母均是虔诚的犹太教徒。他父亲给弗洛伊德的教育也多半是与犹太教有关的历史、地理和其他知识，要求弗洛伊德从小就忠实于本民族的宗教教规，并以《圣经》的精神鼓舞着他不断上进。
1891年弗洛伊德的父亲送给他一本《圣经》，在上面有一段用希伯来文写的赠言：
亲爱的儿子：
上帝的精神开始引导你从事学业的时候，是在你7岁那年。我曾经以上帝的精神对你说：“看我的书吧！这本书将为你打开知识和智慧的源泉。”这是万书之本；这是有识之士掘出的“智慧之源”。正是从这里，立法者们引出了他们的知识之流。
你已经在这本书中看出全能者的先见之明，你已经甘心情愿地聆听了它，你已经照此去做，并已经在圣灵的鼓舞下努力高飞。自那以后，我一直保留着这一本《圣经》。如今，当你35岁寿辰的时候，我把它从它的储藏处中取出，并把它赠送给你，作为你的老父对你的爱的标志。
诚然，弗洛伊德从小就对《圣经》很熟悉，但他却有自己的理解。他从《圣经》上所获得的东西，与其说是宗教信仰，不如说是有关伦理的知识和古典历史的知识。事实上，在弗洛伊德后来的成长中，他始终对宗教持否定的态度，具有明显的无神论倾向。他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的精神现象也是人体神经系统极其复杂的功能，决不能用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来解释，只能通过决定论的观点来说明。由于弗洛伊德“在整个一生中曾不断地申述自己对古犹太教的文化和宗教传统的亲近感；但同时又强调和肯定自己的无神论观点”，“这种对宗教意识形态的两重态度，既给予弗洛伊德本人的理论探索，也给予精神分析运动的演化以深刻的影响。”因此，这种矛盾的态度，我们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研究中也可以看到，即他一方面表现出无神论思想，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弗洛伊德主观臆测的神秘主义倾向。
二、学习生活
（一）中学学习生活
学校是专门传授知识和培养人的教育场所，它对人的发展和职业定向具有主导作用。
弗洛伊德的中学和大学学习生活都是在维也纳度过的。当时，正处于维也纳的“文艺复兴”时期，无论在音乐、文学、哲学、数学和经济学等方面，维也纳都取得了闻名世界的成就。具有光荣而悠久的文化传统的维也纳，不仅为弗洛伊德的成长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营养，而且还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构建的天然摇篮。
1865年，弗洛伊德9岁时，由于他智力超常和努力自修，比一般人早一年并以优秀成绩考入了文理中学（亦译完全中学，Gymnasium）。这种学校和一般中学不同，它是8年一贯制（后增至10年），除了学习中学的全部课程外，还学习大学预科的基本知识，毕业考试合格者才有资格进大学，故此类中学成为学生升大学的唯一阶梯。
弗洛伊德是一个才华出众的学生，正像他在《自传》中写道，“我连续七年名列前茅，所以享受了许多特权，得以保送到大学里就读。”
在中学时期，弗洛伊德就勤奋好学，求知欲强，兴趣广泛。他不仅努力学好各门功课，而且还喜欢看课外读物，包括历史、文学、地理、数学、物理、化学、外语等书籍。
弗洛伊德非常重视语言的学习，并且也有学习语言的天分。他除了很熟悉自己祖先的语言希伯来语外，还精通拉丁语和希腊语，并能够十分流利地朗读英文和法文，又自学了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他特别喜欢英语，他对他的朋友琼斯说，在整整十年的时间里，他所读的书几乎全是英文的。熟悉和掌握七种语言，为弗洛伊德扩大视野和吸收知识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弗洛伊德对文学有浓厚的兴趣，他喜爱希腊神话故事，阅读过许多作家的作品，特别推崇莎士比亚（W. 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和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的作品。他从8岁就开始阅读莎士比亚的作品，晚年终于看完了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每当阅读莎士比亚的作品时，他总要摘录一些最精彩的部分，并能熟练地背诵。他非常敬仰莎士比亚对人生的理解，认为他表达的极为精确和深刻。弗洛伊德还以极大的兴趣阅读歌德的《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等作品，非常喜欢和熟悉歌德的诗、小说和戏剧。歌德的作品对弗洛伊德的治学、为人和研究均具有重要的启迪和深远的影响。弗洛伊德经常大声朗诵歌德的这首诗：
“我在遥远的地方，
我在凝视近旁，
上看月和天星，
下见林木糜羊。
万象在我四周，
美饰庄严悠久，
我心爱此庄严，
我心爱我身手。
福哉我呼我眼，
凡汝之所曾见，
毕竟无物不美，
不问上天人间。”
歌德的动人诗句激励着弗洛伊德探索自然奥秘的精神。
“怯懦的思想，
顾虑重重的动摇，
女人气的踌躇，
忧心忡忡的抱怨，
都不能扭转苦难，
不能使你自由。
对一切的强力，
自己要坚持反抗；
永远不屈服，
表示出坚强，
呼唤过来，
群神的臂膀！”
这是弗洛伊德经常朗诵的励志诗歌。
弗洛伊德对自然科学的兴趣也日益浓厚。他11岁时，因学习成绩优异，学校曾奖给他一本名为《动物生命史》的书，该书诱发了他对自然科学的兴趣。他非常喜欢鉴赏风景，擅长寻幽探胜，爱与大自然接触，郊游散步，采集标本，当他读了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的进化论后，对了解生命发生的科学兴趣又有了增强。
弗洛伊德的志趣是多方面的。从童年时期开始，就有立志做一个伟大人物的抱负。他喜欢军事，曾经幻想自己能够成为一名将军，并给比他小10岁的弟弟取名亚历山大（Alexandre），希望他也成为一位见义勇为的英雄。在普法战争期间，他对这场战争兴趣很浓，时刻注视着战争的进展，甚至在他的书桌上摆着一张关于战争情况的地图，并激动地向别人介绍战争的发展，说明各个战役在整个战争中的意义。
弗洛伊德学习成绩优异的归因，除了天资聪颖、勤奋进取、志趣广博之外，还同他刻苦钻研的精神密切相关。弗洛伊德从小就喜欢孜孜不倦地读书，把读书看作是一种乐趣，而不是一种负担，并对书中的内容能够独立思考。比如，他从来不满足于课文的简单内容，总是愿意以课文作线索，更深入和更全面地研究与此有关的问题。他从不满足于教师所留的作业，经常喜欢做更多的练习，特别愿意解析难题，善于从那些好像没有解决希望的难题中发现突破口，并能按着问题本身固有的逻辑使难题迎刃而解。同时，他还很愿意和同学们讨论问题，探索书中的真理，有时还为此发生激烈的争论。显然，这种刻苦钻研、独立思考、开拓进取的精神是弗洛伊德学习优异的内在动力。
（二）大学学习生活
1872年9月，弗洛伊德又经历了一年的苦读后，准备考大学。在职业的选择上，弗洛伊德的父亲坚持要根据他儿子的个人志愿来决定。起初，弗洛伊德因为在学校里和一位有志成为著名政治家的高年级同学有交往，于是选择了法律系。他认为，法学能开辟通往政界的大门，有可能成为犹太人发挥影响的少数领域之一。但是，由于当时最热门的达尔文进化论激起了弗洛伊德进一步探索人类自身的兴趣和志向，加上，在中学毕业前夕，他聆听了卡尔·布鲁尔（Carl Bruhl）教授朗诵大自然的优美散文之后，又改变初衷，转向自然科学，决定学医，这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
1873年秋，弗洛伊德17岁时，他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进维也纳大学医学院。从19世纪中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维也纳正处于文化发展的鼎盛期。哈布斯堡王朝的首都汇集了欧洲学术界的名流，古老的维也纳大学也成了闻名欧洲的高等学府。父亲为了奖励他，答应他去英国旅游一次。两年后，19岁时弗洛伊德终于踏上自幼就甚为向往的自由之邦。
入学不久，弗洛伊德就遭到了有生以来最大的挫折。它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他亲自感受到因自己出身于犹太人而遭到的歧视。他在《自传》中写道：“我发现别人指望我该自认为低人一等，是个外人，因为我是犹太人。我绝对不承认我是劣等人，我一直不懂为什么我一定要为我的血统，或者如人们那时开始说的‘种族’而感到耻辱。”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觉得除了愤怒之外，只有不断奋斗才能在社会的某个角落里寻得一块立身之地。这样，就使弗洛伊德“年纪轻轻便已处于反对派的地位，尝到了被‘紧密团结的大多数’压制的命运。”这为他以后的独立判断的形成多少打下了一些基础。其二，他发现自己的天资和才能都很有限，必须改变原先求知心切，同时涉足多门学科的情况。弗洛伊德开始理解了《浮士德》中的魔鬼梅菲斯特（Mephistopheles）告诫之真谛：“你枉然四下漫游求学，每人只学得到他学会的一点点……”
弗洛伊德对于学医本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受一种好奇心所驱使，而这种好奇心更多的是对人类的关心，而不是对于其他自然事物。”正是因为他并非真愿行医，上大学后不久他就把注意力集中到生物学、解剖学等方面。他热心地学习动物学家克劳斯（Karl Krauss）讲授的动物学、生物学与达尔文主义等课程，认真地聆听著名生理学家布吕克（Ernst Wihelm von Brucke，1891~1892）讲授的生理学（包括语态和语言生理学）。此外，还连续三年听了哲学家布伦塔诺（Franz Brentano，1838~1917）的哲学课。
在大学期间，弗洛伊德进一步发扬了中学时良好的学风，坚持决不盲从、勇于独创的治学精神，甚至对于有名的学者也始终保持既尊敬又敢于独立思考的态度。弗洛伊德对书上和老师的观点总是首先加以理解，然后深入地进行具有创新性的思考，当他没有弄懂某个观点之前，他从来不轻易地做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
弗洛伊德在大学时就积极地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并取得可喜的科研成果。当他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就参加了一系列的基础研究活动。根据克劳斯教授的提议，每年要从维也纳大学选派一些优秀生到里雅斯特（Trieste）实验站。弗洛伊德在那里做了实验研究后，第一次发表了关于鳗鱼的雄性器官根本无法辨认，但在交配之前它们就出海了，所以，没有一个人见过一条成熟的公鳗，也没有一个人见过鳗鱼的睾丸。弗洛伊德解剖了四百多条鳗鱼，在显微镜下发现了一种小叶状的性腺结构。他认为这就是鳗鱼未成熟的睾丸。虽然这一发现尚待进一步确证，但它毕竟在解决鳗鱼性腺结构的路上迈进了一大步。因此，克劳斯在科学院一次会议上宣读了弗洛伊德的论文，后来又在该院学报上予以发表。弗洛伊德对自己第一次进行科学研究所获的成果，内心充满了无限的喜悦。
布吕克是弗洛伊德在大学学习和科学研究方面一位影响最大的导师。须知，布吕克和他的一些朋友，如德国著名生理学家赫尔姆霍茨（Hermann von Helmholtz，1821~1894）、杜·博瓦—雷蒙（Du Bois—Reymond，1818~1896）的弟子，他们反对生机论，共同奠定了生理学中的唯物—实证运动。从1874年大学一年级下学期开始，弗洛伊德就连续几年跟布吕克学习生理学。到1876年时，弗洛伊德开始进入布吕克教授领导的生理研究室，先做研究生，后任演示实验员。他埋头从事实验研究工作，人们一般都认为他已被确定将替补空缺的助手职位。这在弗洛伊德科学生涯中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他在维也纳大学将近八年的学习生活中（只有短暂的几次间断），有六年左右时间（1876~1882）是在布吕克教授直接指导下致力于神经生理学的研究。可见，弗洛伊德的科学事业是从研究一般动物的生理机能和神经系统开始的。所以，他对人的精神活动的深刻分析是有其牢固的科学研究基础的。应强调指出，这位比弗洛伊德年长近40岁的布吕克教授，对“绝对聪明的学生——弗洛伊德的指导、关照和帮助是多方面的、极为重要的。”可以说，布吕克是“弗洛伊德在科学上的师长和生活中的慈父”。弗洛伊德后来讲，布吕克“在我一生中的重要程度胜过任何人”。
在此期间，弗洛伊德除认识了奥地利生理学家、内科医生布洛伊尔（Josef Breuer，1842~1925）以外，还结识了该室中的西格蒙德·埃克斯纳（Sigmund Exner，1846~1926）、弗莱施尔·马克索（Ernst von Fleishl—Marxow，1840~1891）。虽然都只比他大十来岁，但这两位青年学者既是布吕克的得力助手，也是弗洛伊德最好的同事和亲密的朋友。弗洛伊德曾写道：“在布吕克的生理实验室里，我才找到了归宿和充分的满足，同时也找到了我所尊敬而奉为楷模的人。”
在布吕克的指导下，弗洛伊德几年就完成了四项具有独创性的研究，并发表了关于这些研究的论文。1878年，弗洛伊德22岁时，发表了八目鳗（亦译“七鳃鳗”）（lampetra japonica）脊髓神经节细胞发生的论文。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鱼类的脊髓神经节是双极的（具有两个突起部），而高等动物的脊髓神经节是单极的。现在，弗洛伊德通过科学观察，成功地推翻了这个错误的结论。他认为，八目鳗的神经细胞表明从单极到双极（包括T型鳃动物的双击细胞在内）细胞的整个过渡过程。
继而，弗洛伊德又发表了关于蝲蛄（cambaroides）的神经细胞的论文。当时，他采用显微镜直接观察活组织的先进技术，得出结论说“神经纤维轴柱体的结构也是无例外地由原纤维构成的”。这样，弗洛伊德就成了现代神经元学说的开拓者之一。
接着，1882年他又发表了《蝲蛄神经纤维及神经细胞的结构》、《神经系统的基本结构》等学术论文。后者是一项重大的研究成果，它首次论证了神经元是神经系统的基本单位，也是神经纤维的基本结构。
因应征入伍一年，参加工作和对医学课程学习的放松等缘故，1881年弗洛伊德25岁时，比其他同学迟三年参加医学院的毕业考试，并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三、波折爱情
（一）恋爱
爱情是男女之间以性爱为自然基础、以共同的价值观为指导所萌发的一种极其复杂和丰富的情感。爱情不仅是一个人身心走向成熟的标志，而且也是一个人的精神面貌、人格和品质考验的尺度。积极的爱情，可以使人充满创造力和富于牺牲的精神，去战胜命运带来的灾难，取得事业上的成功；消极的爱情，则可以使人的精力衰退，情绪低沉，甚至对生活失去信心，造成人间的悲剧。因此，爱情对人的命运往往具有不可思议的影响。
通常，有些人把弗洛伊德误认为是个“一心要败坏公众道德的淫棍”，并力图寻找他乱搞男女关系的罗曼蒂克史。
诚然，弗洛伊德爱情萌发在1872年。在他16岁时，父母送他回访了自己的出生地弗莱堡。那时，他见到了从小在一起玩耍的夏拉（Gisela）。夏拉的父亲和弗洛伊德的父亲一样，都是毛织品商人，两家又是世交。夏拉比弗洛伊德小1岁，当时是15岁。当弗洛伊德见到夏拉时，他满脸通红，心扑扑直跳，即或两人在树林中散步，他也未说出一句表示爱的话。而在夏拉离开弗洛伊德以后，他却陷入爱情的遐想之中。他幻想着自己的家如不离开弗莱堡的话，就会同她结婚而共享美妙的生活。这些想法虽持续一段时间，但弗洛伊德并没有告诉夏拉。之后，随着时间的流逝消失了。显然，这种幻想与其说是弗洛伊德初恋的表现，倒不如说是他性思慕的反映。
近来，有的西方学者猜测弗洛伊德同妇女的关系也存在一些秘密，尤其是弗洛伊德同玛莎未婚的妹妹明娜（Minna）的关系似乎疑点更大。原因是，明娜未婚夫病故后，从1896年至1941年她去世，一直住在弗洛伊德的家里。明娜是一个机灵、风趣而又开朗的女性，还有一张利嘴，常常惹得全家大笑。明娜和弗洛伊德的关系密切，他出外旅游时，常常带着明娜和孩子，而玛莎却留在家里。荣格对这一点也有过暗示，但至今仍无可靠的材料予以证实。
同弗洛伊德对待科学的态度一样，在恋爱和婚姻问题上，他是严肃而认真的。当然，这不是说他是无情的。
从表面上看，弗洛伊德是一位“冷血天才”，其实他比艺术家更加浪漫。他的爱情炽烈而曲折，家庭美满而幸福。
绰号“书蛀虫”的弗洛伊德，平常对妹妹的女伴连看都不看一眼，每天回家就钻进书房了。1882年4月的一个晚上，他回到家里，突然看见一位身材苗条、举止文雅的姑娘和家人聊天。弗洛伊德一见钟情，一反常态，居然也加入了他们谈话的行列，似乎是上天特意为这个天才安排了一个“成功男人背后的女人”。据说，他当时被她削苹果的手吸引住了，使他情不自禁地坐在旁边。这位姑娘就是玛莎·伯奈斯（Martha Bernays，1861~1950），当时只有21岁，比弗洛伊德小5岁。玛莎出身于显赫的犹太世家，祖父伊萨克·伯奈斯（Isaac Bernays）是驻汉堡的犹太正教领袖，诗人海涅称他是“富有高度智慧的人”。她的大伯父迈克尔（Michael）是慕尼黑大学德文教授；二伯父雅可布（Jacob）在海德堡大学教授拉丁文和希腊文，但却拒绝获取教授职位；她父亲伯曼（Berman）则一生从商，但对犹太教非常虔诚，而且很有学问，曾做过著名经济学家劳伦斯·斯泰因（Lorenz von Stein）的秘书。1879年12月9日因心脏病猝死于街上。玛莎的哥哥艾力（Eli）又继任其秘书职位好几年。
在四年零三个月的漫长恋爱期间，他们整整分离了三年。弗洛伊德的狂热、固执和深厚的浪漫色彩，实在难以与他冷静的外表相吻合。他们几乎每天都相互写信，甚至一天写上两三封信，每封信短至四页长至二十二页，弗洛伊德总共给玛莎写了九百多封情书，他把玛莎比喻成“一位嘴唇能降下玫瑰和珍珠的公主”。
1884年的玛莎
诚然，玛莎的美貌和身段所表现出来的甜蜜、温柔和智慧，确实是令人陶醉的。但是弗洛伊德对于形式上的美，总是不太在意。实际上，与外在的美相比较，弗洛伊德更珍重玛莎内在的美。他在给玛莎的信中写道：“不要忘记，‘美丽’只能维持几年，而我们却得一生生活在一起；一旦青春的艳彩成为过去，则唯一美的东西，就在于内心所表现出来的善良和了解上。这正是你胜过别人的地方。”弗洛伊德同玛莎的爱情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弗洛伊德是一位头发浓黑、眼睛黑亮、神情自信、富于思想的美男子。尽管两个家庭无法相比，但玛莎却真心实意地爱上了他。在这方面，玛莎有着一般女人所具有的那种渴望被爱的天性，同时又能深信自己已经获得了所想要的一切。
与此相反，弗洛伊德不但和一般男人不一样，总是希望得到更多更深的爱，而且对于自己是否已经获得所要的东西，常常感到不安和忧虑。在工作方面，弗洛伊德显得十分自信，而在自己的爱情方面却表现出缺乏自信。
特别是玛莎的爱慕者和朋友很多，其中有商人雨果·卡地希（Hugo Kadisch），画家弗瑞兹·华尔，作曲家马克斯·梅尔（Max Mayer），弗洛伊德的密友、艺术家弗利斯等。面对这种情况，弗洛伊德和玛莎的爱情在炽热中也是充满曲折的。由于弗洛伊德心胸过于狭窄、强烈的占有欲和性爱的排他性等，他总是担心心爱的人被别人夺走，为玛莎常常妒火中烧，品味了热恋中的酸甜苦辣。这样，就使弗洛伊德不时陷入自寻烦恼、自我折磨的痛苦之中。他曾说过：“我想艺术家和那些奉献于科学工作的人们之间，普遍地都存有一种敌意。大家知道，艺术家们拥有一把开启女人心房的万能钥匙，而我们这些搞科学的人，无助地面对那把设计出奇的锁，只好先折磨自己，以发现一把适当的钥匙。”弗洛伊德热切地渴望玛莎能经常向自己提出“保证”，甚至采取一些不近人情的“考验”方式来对待玛莎。在给玛莎的信中，弗洛伊德写道：“从现在开始，你仅仅是你的家庭中的一个客人。我不会把你留给任何人……如果你不能给我以足够的喜欢，为我放弃你的家庭，那么你就会失去我，并毁掉你的生活……我的确具有一种专横的癖性。”
由于弗洛伊德对玛莎的深厚感情，加上他的猜疑、嫉妒完全缺乏事实根据，这样其结果总是以弗洛伊德的让步、玛莎的胜利而告终。但是，经过一番痛苦的折磨以后，理智上更清醒了一些，他不但改变那种书呆子气的不切实际的要求，反而更加深了他们之间的了解和感情。
（二）结婚
1882年6月17日，弗洛伊德和玛莎相识两个月后，两人就私下秘密订了婚。玛莎送给西格（第一次用的爱称）一只嵌着珍珠的金戒指（这是她爸爸送给妈妈的礼物，妈妈又把它送给了玛莎），而弗洛伊德直到1883年12月才送给玛蒂（玛莎的爱称）一个平常的、镶着石榴石的戒指，作为订婚的礼物。
在订婚后三年时，弗洛伊德告诉玛莎，他现在远比三年前更加爱她。弗洛伊德承认，三年前他所爱的只是玛莎的形象，而今天所爱的则是她的人格。弗洛伊德说：“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对你的爱，还掺杂了许多痛苦，后来我对你的忠诚情谊有了极愉快的信心，现在，我则以一种销魂的热情爱着你，这种激情是唯一留下来的感受，而且是远超过我所期望的。”
同玛莎订婚到结婚之间，弗洛伊德还面临着玛莎的母亲和哥哥艾力的反对、阻拦，对此，弗洛伊德既苦恼又烦躁，他经常火冒三丈，甚至指责玛莎的软弱，给她下“哀的美敦书”。尽管玛莎感到十分委屈，但由于她的机智、圆巧和坚定，都得到了妥善的处理。
弗洛伊德和玛莎的婚姻总体是幸福的，但和常人一样，也有矛盾和波折，他曾这样描述婚姻中的情境：
最智慧的疯狂，
吵吵闹闹的相爱，
亲亲热热的怨恨。
整齐的混乱，
光明的烟雾，
寒冷的火焰，
永远觉醒的睡眠。
沁舌的甜蜜，
有相辅相成的苦乐交融。
有从极乐巅峰降到丧失的深渊，
也有从冰点的山谷飘荡到虚幻的太空，
各种喜怒哀乐表现得淋漓尽致。
无论怎样，他们的爱情始终贯穿着一个主调，这就是双方之间的真挚感情。
由于没有钱，四处也借不到足够的钱，婚礼被迫延期了好几次。直到1886年9月10日，弗洛伊德30岁，玛莎25岁时，他们才结婚。当天，弗洛伊德颇有风趣地说：“这样揭开我们之间30年的战争。”然而，在婚后53年的生活岁月中，他们“战争的唯一痕迹”则是如蘑菇应不应该连柄一起烹饪之类而已，甚至在婚前开玩笑一星期要吵一次的诺言，也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不过，婚后弗洛伊德对玛莎的态度还是有明显的不同。
结婚时，家庭主要是靠玛莎的舅舅、姨妈、叔叔、姑姑们馈赠的2000美元建立的。婚后头几个月，弗洛伊德月收入只能得到约45美元，而家里一个月的生活费却要120美元。当时经常借债，玛莎的妹妹明娜给予帮助，甚至还典当过哥哥伊曼努尔送给弗洛伊德的金表。
弗洛伊德夫妇有三个男孩、三个女孩：
大儿子琼·马丁（Joan Martin），1889年生，其名是为纪念在法国深造时的导师让·马丁·沙可（Jean Martin Charcot，1825~1893）而取的。他后来成为银行家，家里后来经济情况好转时专为父亲理财，弗洛伊德也把全责交给他。1931年秋任精神分析出版社经理。
二儿子奥里弗（Oliver），1891年生，其名是为纪念英国近代革命家奥里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而取的。他有过人的天分和渊博的学识；个性很好，但患神经症（neurosis）。弗洛伊德的疼爱溢于言表，心理负担亦很重。纳粹上台后，他移居法国。
小儿子厄恩斯特（Ernst），1892年生，其名是为纪念弗洛伊德的恩师厄恩斯特·布吕克教授而取的。1916年10月曾到意大利前线服兵役。1919年随同父亲参加了第5次国际精神分析学大会，后因纳粹统治移居英国。
大女儿玛蒂尔德（Mathilde），1887年生，其名是为纪念弗洛伊德的好友玛蒂尔德·布洛伊尔而取的，作为长女，她的诞生，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更多的欢乐。
二女儿苏菲（Sophie），1893年生，1920年去世。弗洛伊德认为“残酷的命运夺走了我们热爱的苏菲”。
小女儿安娜（Anna，1895~1982），她是弗洛伊德最宠爱的女儿，同时兼父亲的秘书、知己、代表、同事与护士长多重角色。她照顾晚年生病的父亲达16年之久，直到去世。安娜后来在伦敦继承了父业，成为国际知名的精神分析学家。获美国克拉克大学、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等多所院校名誉博士学位，并授予大英帝国骑士爵位。
弗洛伊德一家不仅夫妻之间而且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甚好。尽管弗洛伊德一生内忧外患、十分坎坷，但玛莎竭尽全力为其排忧解难，让他生活得舒适愉快。玛莎既是一个贤妻良母，又是一个令人钦佩的管家。“她永远把丈夫的舒适和方便列为第一要义”。弗洛伊德既是一个和蔼可亲的慈父，又是一个溺爱孩子的爸爸。弗洛伊德经常说：“人生有三件事不能打经济算盘，那就是：健康、教育和旅行。”教育孩子自立、自重、自爱、自由，家庭充满友善、和谐、欢笑的气氛。弗洛伊德经常在星期日带孩子们去野游、采集和钓鱼。每当孩子们患病的时候，他总是心焦如焚。他大女儿五六岁的时候，差一点死于白喉。在情势危机的时候，心乱如麻的弗洛伊德问她最喜欢什么东西，他得到的回答是“草莓”。那时草莓已过了季节，但在一家有名的商店里，还可以买到。弗洛伊德不顾一切地去采购到手。就在她要吞第一个草莓的时候，引起了一阵咳嗽，把梗在喉头的那些白喉假膜吐了出来。第二天起，她的病就日渐好转。人家都说，一个草莓和一个爱子心切的父亲救了她的小生命。不管他的儿子还是女儿，他们后来的发展，都很令人满意。
弗洛伊德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们很快就生活在日益安详自在的环境之中。每当我们听到孩子的笑声，我们就认为那是我们所遇到的最美好的事物的象征。”
随着弗洛伊德事业日益取得成就，六个孩子的成长，不仅整个家庭更加美满幸福，而且事业前景也更加广阔美好。
四、医师生涯
（一）从事临床实践
1881年，25岁时，弗洛伊德自维也纳大学医学院毕业后，留在布吕克生理研究室工作。从1881年5月到1882年7月，在这15个月期间，弗洛伊德已不再兼顾听课，而是全副精力地投入到神经生理学与神经解剖学的研究工作，他顺利地完成了研究项目和大学助教的职务。
尽管弗洛伊德有了工资，但他的收入仍然很微薄，每月只能得到40美元的收入，父亲已67岁，家里又有七个孩子需要抚养，订婚已多年，还借债近580美元，故弗洛伊德难以承担赡养父母弟妹的重担，也难以为结婚准备必要的资金。由于这种日渐困窘的经济状况，婚姻与家庭负担的压力，以及布吕克教授的劝导，使弗洛伊德在人生道路上开始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即从基础理论研究转向临床医疗工作。
正像弗洛伊德在《自传》中所写道的：“1882年对我来说是个转折点，那一年尊师布吕克见我经济上有困难，认为我父亲的想法虽高尚但却毫无远见，他极力劝我放弃理论研究工作。我听从了他的劝告，离开了生理实验室，来到维也纳综合医院当了一名临床助理医师。”
这一职业上的转变，使弗洛伊德失去了三次成名的机会：一是创立神经元学说，正如前述，他在布吕克教授的指导下，对神经元的研究已取得了开拓性的成果。二是神经生理学家和神经病理学家，他已有了良好的开端，如不改变职业的选择，肯定会成为著名神经生理学家和神经病理学家。三是可卡因麻醉剂的发现者，他参考许多文献，以自己为被试，发现可卡因（旧称古柯碱，cocaine）具有增强耐力、提高心理素质等作用。经过数十次试验后，他把结果告诉了挚友布洛伊尔，除在自己心情烦闷时服用少量可卡因外，还给他的妹妹、玛莎及一些朋友寄过可卡因。但因看望分别已有两年的未婚妻而匆忙中断了对可卡因的研究。他的同事柯勒（Carl Kohler）无意中听到了弗洛伊德有关这种药物的谈话以后，在动物眼睛上做了决定性的实验，并在海德堡眼科学学会上做了演示。由此，柯勒当然地被认为是可卡因局部麻醉的发现者。不过，1884年弗洛伊德曾发表一篇16页长的《论可卡因》的论文，论述可卡因的效用。“这篇文章被认为应该部分地为可卡因在欧洲和美洲的流行负责。”
但是，历史表明，弗洛伊德的这一转业，其后果远远未被其本人及其老师所料到。除了经济收入上有了明显的改善之外，主要是走上了一条把所学得的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结合起来的正确道路，为他后来创建精神分析学打下了不可缺少的基础。
维也纳综合医院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医院和研究中心之一。这里的教授也跻身于奥匈帝国最受尊敬的名人之列，各实验成果也给医院带来显赫的名声。综合医院位于十几座四边形大楼，共有20个科、14个研究室和门诊部，医生们有一个阅览室，病人有一个图书馆，全院共有2000张病床，每年接纳25000名病人。
从1882年至1885年，在维也纳综合医院工作期间，弗洛伊德先后担任外科、内科、精神科、皮肤科、耳鼻咽喉科、神经科、眼科和小儿科等8个科的医师。
1882年7月31日，弗洛伊德正式到维也纳综合医院工作。首先任外科临床助手（Aspirant）。每天在病房工作时间是早上8至10时，下午4至6时，晚上22时至半夜自己看书。病人临床报告必须记得十分详细。他没有资格主刀，只是做些助手工作，如清洗伤口、上钳子、缠缠绷带等等。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弗洛伊德参加了外科主任比罗特（Billroth）教授关于十二指肠、胃、唇裂、乳房瘤等方面的手术，并聆听了多次比罗特教授的讲课。比罗特认为，“失败应当承认，要立即公开承认，决不能掩饰我们的错误。了解一个失败的病例比了解十几个手术的成功还要重要。”对这一点，弗洛伊德的感受颇深，作为一个好医生，不仅要有良好的医术，更要有高尚的医德。他还发现，比罗特爱好音乐，德国著名钢琴家、作曲家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1833~1897）是他的亲密朋友，并且勃拉姆斯的许多作品首先是他在比罗特家里亲自弹奏的。可以说，“比罗特与布吕克教授很相似：一半是科学家，一半是艺术家”。
1882年10月至1883年5月，在西奥多·梅纳特（Theodor Meynert，1833~1892）的推荐下，任著名内科医生诺斯纳格（Hermann Nothnagel，1841~1905）诊疗所的内科住院医生。该所系维也纳综合医院的分院，诺斯纳格聘为大学的医科临床主任，不像布吕克教授那样只当研究所所长，他可以同时行医。在六个多月的临床实习工作中，他经常随同教授、资深医生、助手、实习医生（预备生）、大学生一起查房，经历了对萎黄病、贫血症、伤寒病、慢性肾炎、甲状腺肿大、肝炎、心绞痛、急腹症、胸膜炎等多种疾病的治疗。弗洛伊德的主要收获有：一是“只有先做好人，才能当好医生”。这是诺斯纳格谆谆告诫学生的一句名言，弗洛伊德牢记在心。二是医生要有严谨求实、一丝不苟和精益求精的医疗作风。记得教授提醒大家，一个认真的内科医生，决不能只听病人说哪儿不舒服就检查哪儿，应当对病人进行全面的检查。须知，人是一个复杂的生命体，每个细小的部分，都可能对其他部分产生影响。比如，头部疼痛，原因也可能是尾脊骨出了毛病。因此，在内科诊疗中，唯一不可饶恕的就是缺乏责任心。务必运用自己所有观察力，对病人进行无微不至的检查。三是有些疾病和可能性的问题有关。弗洛伊德对诺斯纳格教授说，“我们相信萎黄病与性器官系统的进化有关，但还不可能肯定是怎样一种关系”，这一点恐怕与弗洛伊德重视性致病因素不无启发。四是医生既要重视诊断，更要有行之有效的方法。诺斯纳格主张药物治疗与精神治疗并重，特别要关注自然疗法的运用。他说：“最伟大的药方就是大自然。自然界里蕴藏着治疗一切疾病的秘诀。一旦我们揭开了这些秘密，我们就能够用它们来治病救人。”五是医生不仅要把治疗当作第一要务，而且也要重视科学研究工作。当弗洛伊德拿着梅纳特的推荐信访诺斯纳格教授时，知道他对动物学、病理学和组织学做过一点研究，并对综合医院竭力迎合每一个专业教授的现状，诺斯纳格表示“这一切太不可思议了！弗洛伊德博士，我劝您继续从事科学领域的研究”。此时弗洛伊德不能直接参加研究工作，但是每次临床示范他都不放过，而且每天晚上钻研到一两点钟，看书看得眼冒金星才肯睡觉。
1883年5月，弗洛伊德转到梅纳特精神病治疗所，升任副医师（或译“助理医师”，Sekundararzt）。梅纳特是著名的精神病学家和脑解剖学家，他既任综合医院精神科主任，又兼任维也纳大学医学院临床系主任。这样，梅纳特既可在大学从事大脑研究，又可在医院从事临床治疗。弗洛伊德在医学院学习时，就非常喜欢听梅纳特教授的课，他对梅纳特极为崇拜。梅纳特也一直很喜欢弗洛伊德这个既好学又有才华的年轻人。在精神科五个月的临床工作中，他研究男性精神病患者两个月，研究女性精神病患者三个月，弗洛伊德第一次获得了治疗精神病的知识和方法（如电疗、冷热水浴、溴化物镇静剂等），显露出从事精神病研究工作的卓越才能。在此期间，弗洛伊德深受梅纳特高尚品质的感染和精湛造诣的熏陶。看来，对弗洛伊德的重要影响有两项：其一，重视精神疾病的生理机制和生理解剖的科学研究。梅纳特一再指出：“所有情绪紊乱和精神失常都是由生理性疾病造成的，没有别的任何原因。”他呼吁同行关注大脑皮质，认为这是“大脑中发挥个性形成功能的部分”。他从鼹鼠和蝙蝠开始，做了一百多种动物大脑功能定位的研究，认为自己的贡献在于“大力促进了解剖定位的发展”。当然，忽视精神致病作用、把一切疾病均归结为器质性疾病（organic disease）的器质派的医学观并非科学，但重视一切疾病生理基础的研究是有积极意义的。这一点，对弗洛伊德早期曾有所影响。当同一个实验室的美国同事伯纳德·萨克斯（Bernard Sachs）常常喜欢用“精神疾病”（mental disease）一词，弗洛伊德对他说：“伯纳德，你在显微镜下面看到的不是人类精神的切片，而是大脑的切片。”弗洛伊德成为大脑解剖实验室的一名活跃的工作者，并进一步取得脑解剖学的研究成果，恐怕和这种思想不无关系。其二，关注潜意识和变态心理的研究。梅纳特对大脑神经错乱症颇有研究，在医学上把这种病例命名为“梅纳特精神错乱症”（Meynert’s amentia）。该病患者有严重的幻觉出现，以致精神错乱、意识颠倒，由此他对“愿望满足”（wish fulfilment）有了一个自己的概念。这是弗洛伊德研究潜意识及各种变态心理现象的开端。
1883年10月1日，弗洛伊德转到皮肤科。他当天去上班时，收到年轻的马克西米连·冯·蔡塞尔（Maximilian von Zeisel）的迎接，他的父亲冯·蔡塞尔教授直到一年前一直是皮肤科的主任。该科分为两大部门：一个是专治普通皮肤病的；另一个是专治梅毒和传染性皮肤病的。弗洛伊德选择了后者，因为梅毒病症同其他各种神经系统的疾病有密切的关系。不过，他只能为男性患者治疗，而不能接触到女患者。在此期间，弗洛伊德学会了治疗梅毒的一些方法：（1）往洗澡水里倒一定比例的水银。（2）皮肤病肺脏疗法，亦称呼吸疗法，即让病人站进一个密封的小房间内，关上门，让一硫化汞或升汞等制成的药片在里面燃烧，可消灭患者肺脏里的病毒。（3）消化道疗法，即给病人服用金属汞、蓝色的二氯化汞片剂或橘子皮糖浆调制的碘化钾等。（4）适当的时候给病人服泻药。（5）冯·蔡塞尔配制金、银或铜等金属溶液。弗洛伊德在皮肤科的工作不太重，但他仍然埋头苦干，白天在医院查病房，到入院处值班，每周参加两次会诊，剩下的时间他去梅纳特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晚上就在宿舍里阅读各种书刊。
在三个月皮肤科工作中，弗洛伊德还同时担任了耳鼻咽喉科的诊疗工作。他第一次感到自己笨手笨脚，实际操作医疗设备的能力较差。
1884年1月起到1885年2月止，弗洛伊德在神经科工作了14个月。这个科为第4科，是疑难病症集中的地方，特别是综合医院中心难以处理的各种精神病患者的场所。因经费是由奥地利区和维也纳市政府共同维持的，故必须接受全市和郊区各村任何一个想要入院治疗的人。弗兰茨·舒尔兹（Scholz）博士是科主任。该科有5个病区，113张病床。患者多，病种杂，经费少，比弗洛伊德大6岁的一等助理医师约瑟夫·波拉克（Joseph Pollock）说：“只要你的治疗方法不费钱，主任舒尔兹就会放手让你干。”不管怎么说，弗洛伊德进了神经科，他十分高兴。他的朋友布洛伊尔认为，只有在这个科里他会有最大的机会。但这毕竟是一个急转弯，这个科条件比较差，不但没有教学、讲座、示范，甚至连实验室都没有。但弗洛伊德却认认真真地工作。每天早晨起得很早，9时半之前查完房，10时去梅纳特实验室从事研究。午饭后，他再一次查房，到5时结束。然后边吃饭边看书学习。晚饭后又去梅纳特实验室，一直工作至深夜。7月，弗洛伊德被任命为神经科的医长，他要负责一百多名病人，管理十个护士、两位副医师和一位助理医师（或称实习医师）。在此期间，参与或单独治疗过面部麻痹、败血症、脑出血、肢端巨大症、中风、癔症等病症，特别是用蒸馏水、糖丸等暗示疗法治好过癔症性截瘫患者，这一切使弗洛伊德学会了治疗神经系统疾病的基本知识和方法，为他后来独立开设私人诊所打下了必要的基础。
1885年3月，弗洛伊德满怀怨恨地转到眼科。本来弗洛伊德很愿意在神经科工作，但因主任舒尔兹是一位心地狭窄、无所作为的医生，生怕弗洛伊德在神经病方面的研究成果迟早取代自己主任的职位，故迫使弗洛伊德被调走。在神经科时，通过实验和观察他就已知道可卡因具有提神、振奋、止痛、麻醉、上瘾等功能。到了眼科以后，弗洛伊德又建议可卡因可作为眼科手术的麻醉剂。1885年4月，弗洛伊德的父亲的一只眼患病，几乎失明。弗洛伊德与他的朋友、眼科医生柯勒一起去诊断。他们诊断是青光眼（glaucoma）。第二天，弗洛伊德请眼科专家、他毕生的朋友克尼斯坦（Leopold K nigstein，1850~1924）教授给他父亲的青光眼动手术。手术时，弗洛伊德协助柯勒上可卡因麻醉药，克尼斯坦主刀做了手术。弗洛伊德为自己能与同事们一起，使用可卡因给父亲做了成功的眼科手术，非常高兴。弗洛伊德在给玛莎的信中说：“只要再来一次这样的好运气，我们就可以考虑成家了。”弗洛伊德在眼科工作了三个月，又转到皮肤科。在此之前，奥柏尔斯泰纳（Obersteiner）请弗洛伊德到维也纳郊外的奥柏尔道柏林（Oberd bling）兼任私人精神病院的临时代理医师，这样，他可以增加一些收入，其负责人是莱德斯道尔夫（Leidesdorf）教授。弗洛伊德很喜欢这里的工作，其实这是一个处于优美山区和森林自然环境中的疗养院。院内有60个病人，其中，就有拿破仑三世的皇后玛丽·路易斯（Mary Louise）的儿子，他患有严重的躁狂症（maenas）。当弗洛伊德征求玛莎的意见把未来的家庭安排在这里时，突然接到赴法国留学的通知。这样，1885年秋就成为弗洛伊德从事医学生涯后又一个新的转折点，即走向专门研究神经症和精神分析学的开端。
1886年2月，弗洛伊德赴巴黎留学回国时，绕道柏林，逗留了一个月的时间。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按弗洛伊德在神经科的临床经验和科研成果，他完全有资格在维也纳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和神经病诊疗所担任要职。但是，他获悉因种族歧视的关系，他无望在那里任职。二是来法国留学前，维也纳一家公立儿童医院院长卡索维茨（Max Kassowitz，1842~1913）想请他负责儿童神经科的工作。所以，弗洛伊德到柏林后专门拜访了弗里德利希皇家医院院长、儿科教授巴金斯基（Adolf Baginsky，1843~1918），受到他的热情的接待和帮助。弗洛伊德除了解儿童常见疾病方面的知识之外，他还和巴金斯基博士，以及慈善医院神经病与精神病科罗伯特·汤姆森（Robert Thomson）博士和海尔曼·奥本海姆（Hellman Oppenheim）博士一起还做了一些研究。弗洛伊德还为巴金斯基编辑《儿童医学杂志》提供过神经学方面的文稿。后来，弗洛伊德在卡索维茨的医院刊物上发表过几篇颇有分量的论文，专门论述幼儿大脑单双侧麻痹症。由于这个缘故，维也纳大学医学院诺斯纳格教授后来（1897）让弗洛伊德在他的巨著《普通与特殊疾病治疗手册》中负责这一专题的撰写。回到维也纳以后，弗洛伊德正式担任儿科疾病研究所神经科主任多年。
与此同时，1886年4月，弗洛伊德正式开业行医。布洛伊尔主张开始收费要低些，甚至穷人可以免费治疗，弗洛伊德听了很泄气。尽管做了广告宣传，挂上了金字招牌，但头几个月患者寥寥无几，收入极其有限。由于玛莎处处表现出忍让、俭朴和顾全大局，弗洛伊德在生活上的困难才不至于影响他的工作。随着弗洛伊德事业的发展，他不仅个人享誉世界，而且家庭幸福美满。但这段贫困的生活他们却永远没有忘记。
（二）开展神经组织学与神经病理学研究
在维也纳综合医院三年工作中，虽然弗洛伊德连续地从该院的一个部门转到另一个部门，但他始终坚持两手抓，边工作，边研究。其中，工作的重点始终是神经系统的疾病，而业余时间研究的重点则是有关神经系统方面的生理结构和功能。
过去和布吕克教授在一起时主要从事最低等的鱼类的脊椎研究，曾发表《鳗鱼的生殖腺的形态与构造》（1877）、《八目鳗神经节细胞》（1878）、《蝲蛄的神经纤维及神经细胞的结构》（1882）、《神经系统的基本结构》（1882）等论文。
现在开始转向人类中枢神经系统的研究。弗洛伊德在著名神经学家梅纳特和布吕克的领导下，先后研究了神经纤维、神经细胞、神经错乱，以及他独自研究麻醉神经的可卡因，均取得重要的成果。
弗洛伊德在其《自传》中说：“从某种意义而言，我对于原先起跑的那一线工作已失去了兴趣，布吕克为我指定的题目是最低等的鱼类的脊椎研究。如今，我开始转而去研究人类的中枢神经系统……而我之所以选延脑作为我的唯一研究对象，其实也表明了我的发展的连贯性。和我初入大学时无所不学的情形相反，我如今却产生专注于一项工作、一个专题的倾向，而且这个倾向一直继续下去……
这时，我又恢复到以前在生理实验室时那样，起劲地在脑解剖研究里工作。在这些年里，我发表了好些有关延脑内神经核及神经通路的研究论文……
从实用的观点看来，脑解剖研究绝不比生理学好，再加上我考虑到材料来源问题，所以，我就转而开始研究神经系统的疾病。在那时候的维也纳，还很少有这一医学分支的专家，所以可资研究的材料都散见于医院的各个科，而且也没有学习研究这方面学问的适当机会，只好靠无师自通的方法去学习。即使是不久前，因关于大脑功能定位著述而得到提升的诺斯纳格，也未能将神经病理学（neuropathology）和医学的其他分支区别开来……以后的几年里，在继续担任住院医师期间，我发表了多篇神经系统器质性疾病的临床观察报告，渐渐地对这方面的疾病已能驾轻就熟，甚至已能很准确地指出在延脑中的病灶位置，使得病理解剖先生们对我的临床分析毫无补充的余地。同时，我又是在维也纳第一个把诊断为急性多发性神经炎的病人送请病理解剖的人。”
由于弗洛伊德在神经组织学和临床治疗方面的成绩显著，1885年9月，他被任命为维也纳大学医学院神经病理学讲师。须知，当时维也纳综合医院没有几位教授，全是由40名助理医师撑起来的，其中一等助理医师10名，像弗洛伊德这样的二等助理医师有30名。二等助理医师从申请讲师到批准需一年之久。根据德国和奥地利的规定，弗洛伊德所担任的只是无报酬的讲师职务，这种职务的讲师无权参加系里召集的会议，也不付给工资。他只能为一些医学系班级主持供学生选修的专题。任这一职务的教师虽然没有报酬，但往往很受尊敬。一般来说，只有在某些方面有所专长的学者才有资格担任这种职务；而且只有任这一职务不久才有晋升教授的希望。不仅如此，还因为只有当上了讲师，才能开办第一流的私人诊所，并能享有在大学开设讲座的特权。1885年1月21日弗洛伊德递交的讲师申请书写道：“如果学院尊敬的教授们能授予我神经病专业的讲师职称，我将从两个方面促进人体病理学的这一分支的教学……”布吕克教授主动要求由他来审查弗洛伊德的工作并起草提名报告。他写道：“弗洛伊德博士撰写的显微解剖学论文中的结论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承认……他受过良好的全面教育，性格文静而严肃，在神经解剖领域是一位出色的工作者，头脑敏捷，思路清晰，对本专业各种文献有广博的知识，掌握了严谨的演绎法，具有很高的文字表达的组织才能……”接着，诺斯纳格教授和梅纳特教授在布吕克教授的推荐书上热情地签了名。他们三位教授组成资格审查委员会，可能因为他是犹太人的关系，故弗洛伊德以19比3选票获得了讲师的职称。
（三）两度到法国巴黎和南锡深造
1885年初，有一次出国留学的机会，竞争相当激烈，最后剩下了三个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博士、弗里德里希·迪默尔（Friedrich Diemel）博士、尤利乌斯·霍亨内格（Junius Hochenegg）博士。迪默尔是私人讲师和第二眼科的助手，霍亨内格在外科工作。已经到5月末，医学院院委会关于出国奖学金的人选，还难以决定。不少教授和朋友给弗洛伊德以帮助，特别是布吕克教授给以极大的支持，才以13比9选票赢得了出国奖学金。弗莱施尔祝贺他时说：“……争夺奖学金的斗争非常激烈。你取胜的关键是布吕克教授为你动了感情。他说你是全大学多年来最优秀的科学家，他的讲话打动了所有在场的人。大家从来没见布吕克教授这样激动过，这样坚信自己的正确。他坚持要求院委会把这笔奖学金（600弗罗林）授给你，因为你同巴黎的沙可一起工作一定会产生十分重要的成果。”
1885年10月初，弗洛伊德来到法国巴黎的萨尔拜特里尔（Salpetriere）医院，向精神病学大师沙可学习。
萨尔拜特里尔原是一个精神病病人的收容所，自1862年沙可博士担任综合医院医务处主任以后，才逐渐建成被誉为“神经病学家圣地”的萨尔拜特里尔医院和科研中心。该院占地74英亩，高墙围绕之中有45幢独立的大楼，设备齐全，附有门诊，长期容纳6000名患者。
弗洛伊德赴法留学时刚29岁，而沙可教授已年近六旬。沙可生于法国巴黎，1853年获巴黎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860年在萨尔拜特里尔医院建立精神病诊疗所，闻名欧洲，求医甚多。1873年和1883年先后当选法国医学科学院院士。1889年任第一届国际心理学大会名誉主席。著有《神经系统讲义》（1873~1884）、《沙可全集》（1888~1894）等。
当萨尔拜特里尔医院门诊部主任彼尔·马利（Bill Marley）博士，把维也纳神经病学专家本尼迪克特（Benedikt）的介绍信递给沙可时，他热情地把弗洛伊德带到办公室，详细地介绍了医院的概况，并建议和门诊部主任制订工作计划。
在半年多的留学中，主要工作有三项：
一是参加会诊。医生都要参加每周例行的实习医生会诊。会诊室是一套单独隔开的对外的门诊室，凡是首次来就医的新病人都在这里诊察。该室有十几位医生围成半圆形坐在一张检查台前，检查台后面坐着门诊部主任马利博士，沙可一进门，所有助手和访问医生立刻起立。当病人一个个脱下衣服露出他们的疾患部位后，沙可进行诊断。会诊患者的病都不是那种明显的、普通的疾病，他们事先都经过马利博士和巴金斯基博士仔细诊察，以确保这些病例都是既有趣又复杂的病症。沙可会诊时，首先向患者询问一番，搞清疾病产生的背景，把各种症状归入不同的神经病类别，然后作出诊断，提出治疗方案。
在对突眼性甲状腺肿、失语症（aphasia）、进行性肌肉萎缩病等各种疾病会诊时，弗洛伊德原以为自己在神经病学方面已经算得上训练有素，但仍怀着敬畏的心情倾听着沙可对各种类似的病例做出自己独到的分析，对疾病的本质及其病因提出具有创见性的理论。当沙可断定自己的判断有误时，他就马上承认，然后提出修正意见。不仅如此，当病人一个接一个地接受会诊时，所有助手和访问医生都可以随便打断沙可教授的话，提出疑问，进行反驳，或者表达相悖的观点。这在说德语的国家是闻所未闻的，在那些国家，教授就是神灵，他的诊断根本不容怀疑。一位柏林来的访问医生打断了沙可教授的话说：“可是，沙可先生，你所说的和杨—赫尔姆霍茨理论相矛盾呀。”沙可回答说：“理论当然好，但它不能阻挡事实说话。”
沙可会诊后，走到围成半圆坐着的医生们中间，离弗洛伊德很近，他想了想说：“一个人能得到最大满足莫过于亲眼看见新的东西。就是说认识到某种东西是新的。我们必须当明眼人，我们必须看、看、再看，直到最终看清事物的真相。我毫不惭愧地向诸位同仁承认，今天我在病人身上能够看到过去三十年来一直没有看到的东西。一个医生怎么能只看见自己学过的东西？这样下去医学就会僵化。我们必须去看、必须看见，我们必须反复思考、不断反省。我们必须让自己的思想朝着症状指引的任何方向自由驰骋。”因此，令弗洛伊德赞叹的是，沙可会诊中充满民主平等、集思广益、开拓创新的精神。
二是研究病例。沙可把患者带到办公室来进行认真的临床研究，把上千种病例分门别类，细致入微地分析它们之间的区别，然后把病人分别送到各个专门的病房里。多年来，沙可记下了数以百计、数以千计的病例，发表了许多论文和著作，详述了震颤麻痹症、进行性风湿症、动脉痉挛症、关节损害症、脊椎癌症、尿酸对关节炎的影响，以及后来以沙可命名的肌肉萎缩症。弗洛伊德听说有人这样评价沙可：“他对人体的探索相当于伽利略对天体，哥伦布对海洋，达尔文对动植物的探索。”
弗洛伊德和沙可一起到病房观察病人时，看到沙可在每张病床前停下来交谈几句，打量一番患者脸上痴呆的表情，他立刻意识到这些病人中的许多人已住院多年。虽然有些病例无法治愈，但沙可的研究至少使许多人的病情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在病床间，沙可低声告诉弗洛伊德每个患者的病例，如各种瘫痪症、脑溢血、动脉瘤、运动失调……在弗洛伊德看来，沙可观察几十年、研究几千病例的那种锲而不舍、执着探索、洞察入微的精神，不仅是高尚医德和医风的表征，而且也是高超医疗技艺的表现。当弗洛伊德告诉沙可教授“您被认为是神经病学的艺术家”的时候，他回答说：“他们是说我有所谓的第六感官？我告诉你这第六感官是什么，弗洛伊德先生，这是一种高度诚实的知觉，依靠多年严格的观察和探索，提出前人未提过的问题并寻求其答案。”
三是听讲座。沙可第一天见面就对弗洛伊德认真地说：“你对这些病例已经有所了解，弗洛伊德先生，可你还得听我的基础课：从萨尔拜特里尔返回维也纳时你必须成为一个‘visuel’（明眼人）。”
沙可在大礼堂每周做一次讲座。礼堂后墙上挂着一幅油画，画的是1795年法国精神病学先驱皮内尔（Philippe Pinel，1745~1826）在萨尔拜特里尔为精神病人打开枷锁。沙可的讲座在巴黎最受欢迎，吸引了大批医科学生、医生和对科学感兴趣的普通听众。整个礼堂座无虚席，连讲台两侧、沙可的背后都挤满了医科学生。
沙可对讲座的准备十分认真。他的讲稿先在助手面前预讲，然后通过大家分析讨论对各种医学术语做了修订。沙可的讲座理论前沿、内涵丰厚、资料新颖、生动活泼。沙可经常从德国、英国、意大利和美国的医学期刊上援引大量的论据来论证自己的发现，并尽量采用各种直观教具如人体塑像、石膏模型、图表等。弗洛伊德回想起在维也纳听过的那些条理不清、令人厌倦的讲座，就更加钦佩沙可的讲座力避陈词滥调，以及他所主张的医学文献能够像文学作品一样优美生动的大胆见解。
半年多来，在法国萨尔拜特里尔医院留学期间，沙可对癔症、催眠术和性病因的研究，使弗洛伊德大感兴趣，颇有收获。弗洛伊德在给玛莎的信中写道：“再没有别人如此深刻地影响着我，不管我自己是否认识到这个种子会长出丰硕的成果，反正沙可已成为了我最尊敬的一个学者。”
一是癔症观。有一天，沙可走进演讲堂，宣布他讲的题目是《男性癔症》。这对维也纳大学弗洛伊德讲师来说，简直是不可理解的。癔症音译“歇斯底里”，hysteria一词的词根“hysteron”，就是“子宫”。弗洛伊德学医这么多年，一直听说癔症只有女患者。医学界传统上把歇斯底里看作是妇女病，即因“子宫倒错”或“阴蒂”（clitoris）病症所引起。沙可这一创见，在讲演时引用大量病例为佐证。例如，马车夫波尔兹（Bolze），男性，25岁，一次事故，摔伤了右肩和右胳膊，但无外伤。6日后，马车夫波尔兹彻底瘫痪，起床后发现右臂一动不动地悬挂着，除了手指之外哪儿都不能活动。这个胳膊已无疼痛和冷热感觉。虽然我们了解的症状是肩膀和胳膊的运动彻底麻痹，皮肤感觉完全丧失，但肌肉反射正常，肩膀和胳膊没有受到生理性伤害，因此沙可诊断不是真正的麻痹症，而是癔症性瘫痪。就是说，那起事故使马车夫受到惊吓，运动麻痹其实是那次惊吓、那个精神创伤所致，而不是胳膊上的生理损伤所致。
后来，当马车夫波尔兹要出院时，弗洛伊德小声对沙可说：“病人根本就没瘫痪。”沙可回答道：“噢，可他确实瘫痪过！”看到弗洛伊德有些惑然，又说：“也许是由神经系统的某种微小损伤，加上从高处摔下来这一心理创伤所引起的，后来又被另一心理创伤治好了，也就是使他非得挥动双臂威胁对方的那么强烈的愤怒。”弗洛伊德不安地问：“沙可先生，我们是不是已经进入了心理学的领域，而不是生理疾病的领域？波尔兹的病是不是心理作用造成的？”沙可严厉回答：“波尔兹的癔症性瘫痪是生理病，产生于大脑皮层损失，主要是在控制手臂运动的区域，但是从本质上说又不是整体器质性病变。”后来，弗洛伊德曾问过门诊部主任马利先生，得知死于癔症瘫痪者尸检并没有发现器质性损伤。这时，弗洛伊德无奈地说：“是什么原因使某些人遭遇不太重大的事故之后变成癔症瘫痪者，而其他人却安然无恙？”马利说：“神经系统的遗传性脆弱。”
弗洛伊德认真研读了沙可教授有关癔症的各种论著，走遍了萨尔拜特里尔医院的各个病房，研究了各种类型的癔症，撰写一篇《癔症性与机体性症状学的比较》的论文。其中，他把机体性界定为“脊椎组织或大脑的生理损伤”，把癔症性界定为“表现性瘫痪”，因为它表现了一种观念，而不是机体损伤或疾病造成的创伤。其目的是要决定两种起因不同的瘫痪，即生理性瘫痪和精神性瘫痪，是否造成了瘫痪本身性质上的差异。
弗洛伊德想说明三点：（1）癔症性瘫痪可以孤立发生于身体某一部位，如胳膊，其他部分不受影响，而机体性瘫痪则是由脑疾病造成，所以通常是扩散性的；（2）在癔症性瘫痪中，更为显著的是感觉变化；（3）大脑瘫痪的运动变化分布可以用解剖学来解释和理解，而在癔症性瘫痪和癔症的其他表现中，解剖学解释似乎不复存在，因为它的变化来自观念、观察和想象。因此，弗洛伊德认为，癔症性瘫痪是依据患者对癔症的界限的观念来确定的。
可见，弗洛伊德与沙可教授的分歧在于：沙可坚信癔症性瘫痪是由神经系统的损伤造成，哪怕是很微小的损伤；只有当某种情绪强烈上升，终于克服或治愈了那个损伤，瘫痪才可能消除。例如波尔兹病例。弗洛伊德对此有所怀疑，因为从来没有人在活着的或死去的癔症性瘫痪人身上发现过大脑损伤，损伤存在于观念意识之中。
当沙可知道弗洛伊德上述的想法时说：“你的想法不错。我自己并不能接受你的推论或结论，但我也不反对。我认为这些想法也许是值得深入探讨的。”弗洛伊德说：“您能赞许，我真太高兴了。”沙可说：“不，不，不是赞许，是同意。材料整理完后把稿子送到我这儿来。我要在我编的《神经病学史料》上发表。”
二是催眠观。沙可早年以独创精神推行过催眠术，把它描述成“只能在癔症患者身上人为地引起的精神神经症”（psychoneuroses）（即“神经症”，此词现已不用），并记录下他的临床发现。沙可使曾被当作江湖骗子的催眠术，再次在医学界得到尊重。不过，他只是对催眠术的本质奇迹分类做过研究，还没有用催眠暗示法进行过治疗。沙可的助手们曾在巴宾斯基博士指导下，对四名女癔症患者实施催眠。然后，沙可把这一催眠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嗜眠阶段，他解释了嗜眠状态与真正的睡眠之间的关系和区别。第二阶段为僵直性昏厥阶段，她四肢极其僵硬，对刺激毫无反应，连针刺也不例外；皮肤失去血色，呼吸变慢。他可以使她进入任何一种麻痹姿势，把她的胳膊、腿、背、脖子和手僵硬地蜷缩起来，使她闭上眼睛狠狠地往后仰，形成“最大弓形”，而不摔倒。第三阶段为放松睡眠阶段，当他唤醒病人时，她身上还带有嗜眠阶段的痕迹，但已毫无麻痹姿势的影子。她能流畅地回答问题。弗洛伊德隐约地觉得沙可只是做示范，并没有试图解释这种现象。比如，引起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催眠状态中的活动只是单纯生理性的吗？当身体摆出各种奇形怪状的蜷缩姿势时是否还受自身控制？或者，是不是沙可在这些癔症患者身上发掘了另一种力量？可见，沙可对催眠术尚处于讲演、实验层面，还未有成为临床治疗的有效工具。
三是性病因观。有一天，弗洛伊德和巴黎大学法医学教授布罗阿代尔（P. C. H. Brouardel，1837~1906）两人被沙可讲的一件非常有趣的诊断所吸引：一对年轻的夫妇专程赶到巴黎找他求医——女的患有严重的精神神经症，男的不是患有阳痿就是性无能（sexual impotence）。布罗阿代尔吃惊地问：“沙可先生，难道您是说那位妻子的病很有可能是丈夫引起的？”沙可用十分有力的语气大声答道：“在这类病例中，它总是涉及生殖器的问题——总是！总是！总是。”
弗洛伊德在同样感到惊诧时，回想起布洛伊尔三年前所谈到类似的事情。一天晚上他们从弗莱施尔家回来，路上有一位病人的丈夫叫住布洛伊尔打听他妻子的病情。布洛伊尔大声说出他对这位妻子的怪诞行为的看法：“这种病一直是洞房里的秘密，夫妻床上的秘密。”这两位神经病学权威的话，当时弗洛伊德并没有真正理解“到底是什么意涵”。他觉得自己读过的医学书和见过的病例根本没有这样的内容，其结论有何依据呢？尽管如此，但是对弗洛伊德整个思想发展来看还是有重要影响的。美国著名心理学史家舒尔茨（Duane P. Schultz）指出：“对弗洛伊德说来，这种评论是一种启发性的和能感动人的见识；此后他对病人的性问题的暗示特别加以注意。”
在法国留学期间，弗洛伊德还撰写多篇手稿，如提交维也纳医生协会的留学报告，他的《神经病理学导论》的笔记，刚开头几页的关于催眠术的论文，维也纳神经病学文献摘要，儿童神经病学文献摘要等。此外，他于1886年将沙可的论文《神经系统疾病讲义》译成德文发表。
关于在法国的学习，弗洛伊德后来在其《自传》中曾总结说：“沙可那时讲授的知识，今天看来并不一定完全适用：其中有些已有疑义，有些已被时间所淘汰。可是还有相当部分保留下来，在科学的宝库中找到了一席永久的位置。”
1886年4月返国后，6月接到政府公函：后备役军人弗洛伊德博士中尉，应从8月10日至9月10日入伍服役一个月。本来7年前在大学学习期间，他在维也纳综合医院对面的野战医院已经服过一年兵役，官阶升至联队医官。他还利用当时的闲暇时间翻译了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的五篇论文，主要涉及社会问题以及柏拉图的哲学，所以收获还不少。而这次心情却不同。一是私人诊所刚刚开业不久，二是正筹备要结婚，三是再过几个月超过30岁就免除兵役。这次服役的任务是负责演习期间部队的医疗工作。其间，弗洛伊德除了给“炸”伤的士兵，痢疾、中暑、踝骨扭伤等患者治疗外，还治好了一例引起士兵慌乱的震颤麻痹症即癔症。此外，他还举办战地卫生讲座，并按指挥官的命令将讲座的内容译成捷克语。弗洛伊德被提升为上尉。一个月服役结束时，检查团对他评价很高，不但表彰了他出色的医务工作，而且还赞扬了他对这场演习和整个奥匈军队的积极态度。
开始行医时，弗洛伊德治疗的病种较多，后来逐渐集中于精神神经症特别是癔症的治疗。其原因在于，对于一个大城市私人开业的医生来说，治疗器质性疾病（organic illness）的前景非常有限，而神经症（neurosis）患者人数成倍增长，难以解除疾苦，到处急切求医。显然，这有助于私人诊所事业的发展。弗洛伊德在行医的头几年，除了偶尔无系统地使用心理治疗方法以外，他把催眠暗示（hypnotic suggestion）作为主要的治疗手段。弗洛伊德说：“催眠术使我第一次尝到给他人带来希望的乐趣；同时，自己能够享有奇迹创造者的美誉，也是一种极大的荣耀。”不过，他也发现催眠法的缺陷：第一，无法对所有的患者施行催眠；第二，无法把个别病人催眠到所期望的深度。
弗洛伊德抱着完善催眠技术的愿望，于1889年7月赴法国南锡学派去实地考察几周伯恩海姆和李厄保所采用的催眠疗法。
南锡位于法国东北部边境，从12世纪起一直是洛林的首府。李厄保（Ambroist—Auguste Liebeault，1823~1904）是法国精神病理学家，南锡学派的创始人，生于法国缪士省。1850年获斯特拉斯堡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一直做乡村医生。对患者爱护备至，被称为“慈父李厄保”。1860年起开始研究催眠术，并且是第一位正式应用催眠术给病人治病的人。1864年定居南锡，继续运用催眠术治疗神经症。他治疗一般疾病时收费，但对同意接受催眠治疗的病人一律免费。李厄保虽对催眠术的理论研究兴趣不浓，但却重视将催眠用于精神障碍治疗的方法，开心理治疗之先河。
继承李厄保事业的法国南锡的一个开业医生伯恩海姆（Hippolyte Bernheim，1840~1919），他是法国神经病学家。生于阿尔萨斯，在斯特拉斯堡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刚开始行医不久就迁居到邻近的南锡。在他作为神经病学家的25年中，上门求医病人一直逐年增加，同时他还在市立医院主持门诊部的工作，并成为医学院的教学骨干。和著名神经病学家梅纳特一样，他早年在大学附属精神病院也从事过一段治疗工作。
弗洛伊德知道伯恩海姆在六年前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而研究起催眠术来的。当时他无法治愈一个坐骨神经痛患者的痼疾，便领着患者到李厄保乡村医生的户外花园。李厄保这个人可以说一半是天才，一半是神秘主义者，南锡医学院有些人还说他一半是江湖郎中。不过无论如何，李厄保前后只施用了三次催眠暗示就把病人治好了。后来，伯恩海姆又带过几个病人去请教，李厄保每次都能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他们的痛苦，有时还能妙手回春，为他们彻底治愈。于是，伯恩海姆转而相信催眠术，并成为南锡学派的领导人。他进一步发展了布雷德（James Braid，约1795~1860）关于催眠是一种暗示的理论。其主要论文有：《催眠和清醒时的暗示》（1884）、《治疗学中的暗示及其应用》（1866）、《有关法医和精神病报告中的催眠和暗示》（1866）等。伯恩海姆和李厄保创办了一家诊所，即所谓的南锡学派。
伯恩海姆教授对弗洛伊德的来访表示欢迎，并感谢他把自己的论著《暗示及其治疗作用》于1888年译成德文发表。1892年，弗洛伊德还把伯恩海姆的《暗示研究》一文译成德文发表。各科主任都热情接待了他，并听说弗洛伊德翻译过伯恩海姆、沙可的论著，对此表示赞赏。
弗洛伊德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南锡逗留了三个星期，细心地观察李厄保和伯恩海姆两位大师诊治了几十个性质不同的病例，如手麻痹、书写痉挛、双腿瘫痪（肺炎引起）、上腹痛、坐骨神经痛、面部抽搐、各种古怪的癫痫发作，以及视力损伤、呕吐、失眠、食欲不振、忧郁症等等，详尽地记下了每一个病例和病人几个星期的恢复情况，以及关于他们的疾病有无最终或永久治愈可能的愈后资料，同时还对取得现有成果的过程和原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向南锡学派学习过程中，弗洛伊德获得不少启示。首先，对催眠术的实质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弗洛伊德在伯恩海姆著作的译序中指出：伯恩海姆医生的成就在于“把催眠状态与正常的精神生活和睡眠这些司空见惯的生活现象联系起来，从而剥去了催眠术的神秘外衣，使人们对它不再感到陌生……‘暗示’是催眠的核心，也是入门的钥匙。”他声称对于那种认为催眠术仍然笼罩在梅纳特教授所说的“荒谬的光晕”之中的观点，该书无疑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读后能使人耳目一新。
其次，对实施催眠的必备条件亦更加明确。南锡学派认为催眠术不适合各种疾病的患者，他们坚持只有经过医院里各科主任的彻底检查，并且确定没有器质性疾病，也没有身体原因引起的疾病时，才允许把患者送到催眠诊所治疗。他们要求一切医护人员都不许会见病人，或指示病人做这做那。
再次，对催眠的机理有了深入的思考。弗洛伊德深感催眠术有一个空白亟须填补，这就是深入探究催眠术的机理，从理论上阐明其因果关系。那个27岁的已婚的妇女为什么会患痢疾？难道是因为和丈夫打架，或者说，对婚姻“恶心透了”的缘故吗？那个11岁的男孩为什么还要尿床？难道仅仅是懒吗？那个60岁的老木匠为什么会半身不遂？难道是因为害怕爬梯子吗？他已经爬了40年的梯子，为什么忽然就害怕了呢？弗洛伊德提出的这一系列为什么的机理性问题，过去沙可的回答是，“不，那里没什么明堂”，而今天在南锡派（Nancy school）那里也“找不到什么理论和假设”，伯恩海姆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的工作就是治病，开办医院不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吗？”当看到伯恩海姆在病人身上所作的惊人实验后，弗洛伊德在其《自传》中反思道：“由此我得到了一个最深刻的印象：很可能在人的意识之后，还有一个相当有力的精神过程尚未被发现”。
最后，对催眠术的局限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弗洛伊德考虑对治疗更有益处，曾说服一个癔症患者一起去南锡。这位女士出身高贵、天资聪颖，谁也治不好她的病，于是被转到他的手里。通过采用催眠术使她的病情虽有好转，但经常出现反复。弗洛伊德认为这是因为她的催眠状态还未达到记忆缺失的梦游阶段。到了南锡，伯恩海姆做了好几次努力，试图在她身上达到这一深度，但也失败了。伯恩海姆坦率地说，他的暗示疗法只能在医院里获得成功，而对他私人收治的患者却不太管用。由此弗洛伊德认为，催眠疗法的作用是有限的。针对这种情况，弗洛伊德曾向李厄保和伯恩海姆两位大师介绍过布洛伊尔医生首先使用的新的谈疗法（talking cure）。他们的回答是：“我们的疗法，非常有效！”
五、执着探索
（一）精神分析学准备时期（1881~1889）
根据美国著名心理学史家波林（Edwin Garrigues Boring，1886~1968）的意见，我们可以把弗洛伊德创建精神分析学划分为六个时期。首先来看精神分析学的准备时期。
弗洛伊德自称不是科学家，也不是思想家，只是具有征服者气质的冒险家。其实，弗洛伊德虽然长期生活在被人指责和反对的逆境之中，但他仍不愧为一位执着探索、勇于创新、勤于著作的思想家。弗洛伊德睿智超人，以极大的勇气和毅力，毕生致力于精神分析学的研究，试图点燃思维的明灯，彻底解开潜意识之谜，真正洞悉人类心灵的奥秘。
弗洛伊德创建精神分析学有其充分的准备和良好的训练。远在大学学习期间，他既打下了广博的理论基础，又有科学研究的基本训练。首先，从1876至1882年期间，弗洛伊德师从布吕克在其生理研究室六年多的学习和研究中，不仅是他从事神经组织学和神经病理学研究的开端，而且也为弗洛伊德深入研究人的精神活动打下了牢固的生理学基础。其次，1881年弗洛伊德获取博士学位后又在维也纳综合医院工作三年，既积累了外科、内科、精神科、皮肤科、耳鼻咽喉科、眼科以及小儿科等8科广泛的临床经验，又在神经组织学、人脑解剖学、小儿脑病理学（小儿脑麻痹症）、癔症以及可卡因麻醉作用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最后，1886年和1889年弗洛伊德先后两度到法国深造，向巴黎派（Paris school）大师沙可和南锡派首领伯恩海姆学习精神病学和催眠术，这不仅坚定了弗洛伊德由一般神经学转向神经症病理学和治疗学研究的志趣，而且还为弗洛伊德建构精神分析学提供重要的思想来源和方法技术。
（二）精神分析学起始时期（1890~1899）
布洛伊尔教授，同布吕克、沙可一样，是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创立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人。布洛伊尔是奥地利的著名医生、卓越的科学家，生于维也纳。1867年获维也纳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因受布吕克物理主义的生理学训练，与弗洛伊德均认为心理活动有赖于有机体提供的能量，当能量水平过高时，能量本身便需要释放。他还和马赫同时发现半规管的功能，并著有好几部关于呼吸器官和平衡器官的生理学著作。1871年起布洛伊尔就当私人医生，1894年被选为维也纳科学院通讯院士。
早在布吕克生理学研究室学习和工作时，弗洛伊德便与布洛伊尔相识。布洛伊尔比弗洛伊德大14岁，是一位天赋极高的人，当时正做膜性半规管研究，且有重大成就，弗洛伊德对他非常敬佩；而布洛伊尔认为弗洛伊德勤奋且有天赋，很看重他，给予他许多无私的帮助，故两人深厚友谊持续多年。
1882年，在弗洛伊德参与合作期间，布洛伊尔正在尝试用催眠术治疗癔症患者，并已发现所谓的宣泄法（cathartic method）。他们一起研究了精神分析发展的一个关键人物——女癔症患者安娜·O（真名是伯莎·波彭海姆）的经典病例。她有种种癔症症状，包括麻痹、感觉缺失、病态性恐惧和不能喝水。布洛伊尔用催眠术和宣泄法来治疗这些症状。
他发现，如果进入这些症状的深处，鼓励患者吐露其真情，让其回忆过去的经历，在解除其催眠状态之后，患者就会感到好些。结果，当布洛伊尔用催眠诱导安娜·O描述致病的情绪事件，并充分发泄她的情绪以后，发现其困难得到了解除，从而喝水的能力也获得了恢复。弗洛伊德写道：“宣泄法是精神分析的直接的先驱，尽管有各种经验的扩展和理论的修正，但它仍是其核心。”因此，弗洛伊德在美国克拉克大学头两次讲演中，“它给人的印象：不是弗洛伊德，而是布洛伊尔才是精神分析的真正奠基者。”后来两人理论观点日益分歧，弗洛伊德几乎就不再这样说了。
19世纪90年代，在精神分析学起始时期，有两部主要的代表著作：
1.《癔症研究》
这是弗洛伊德早期和布洛伊尔合著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出版于1895年。这部书标志着精神分析学的理论奠基和正式起点。标准版编者导言中写道：“《癔症研究》通常被看作是精神分析的开端。”
本书包括四个部分：（1）癔症现象的心理机制（1893），布洛伊尔与弗洛伊德合著；（2）病例，包括安娜·O在内的五个个案史；（3）理论，是布洛伊尔的一篇理论论文；（4）癔症的心理治疗，为弗洛伊德所撰写。
本书提出两个重要思想：其一，对癔症的症状做了初步的、较详的分析和解说，开始提出癔症的创伤理论（trauma theory of hysteria），认为每个人均蕴藏着一些必须寻找出路的心理能量（mental energy），它们遇到矛盾时就会导致病理症侯。依他们看来，癔症的发作与患者过去精神创伤（mental trauma）的经历有密切关系，有些症状是“象征化”的，如梦中所表现的那样。而癔症的基础和前提是类催眠状态（hypnoid states），在发作时常伴有心理分裂（psychological dissociation）现象，通过催眠，可让患者得到精神宣泄与联想矫正后，就可使其病情缓解和治愈。值得注意的是：弗洛伊德在此书中首次提出“构成精神分析结构奠基石”的压抑（repression）概念，并注意到患者对过去的创伤经历确实想不起来或意识不到；从这点出发，弗洛伊德认为在安娜·O记忆缺失（amnesia）的背后存在潜意识的心理。含有精神分析意义的潜意识（unconsciousness）的概念似乎在其著作中第一次公开出现，这就为他后来所创建的精神分析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弗洛伊德后来说明，关于“癔症的基础与前提是类催眠状态”主要是布洛伊尔的观点。他认为患者过去的创伤经历是一种偶发性因素，而患者潜意识内在本能的矛盾冲突，才是癔症发病的根本原因。其二，在把动力因素（dynamic factor）和经济因素（economic factor）包括在癔症病因中时，弗洛伊德强调了情绪生活尤其是性欲的作用。书中写道：“性本能无疑是兴奋性持续增长（及其后发生神经症）的最有力的根源，并宣称‘女人中，大多数严重神经症的起因是在婚姻的两性关系上’。”又说，“即性似乎在癔症病因中起着主要的作用，它是心理创伤的来源和‘防御’的一个动因——即受压抑的观念来自于意识。”因此，他们认为，任何被压抑的欲望、冲动、思想和情感在本质上都同性欲有关，其根源可追溯到儿童时期。
本书出版后，受到维也纳和德国许多人的严厉责难，13年中只销售了626册。本来布洛伊尔对弗洛伊德坚持性冲动在癔症病因中的决定作用的观点是有疑义的。在弗洛伊德看来，一个有着正常性生活的人就不会患神经症。而布洛伊尔认为任何创伤性的记忆（不仅仅是性方面的）都可能被压抑而引起神经症症状。但在弗洛伊德多次要求下他很勉强地同意出版了该书，出版后遭到的冷落和批评，布洛伊尔更感到伤心。但弗洛伊德却一笑置之。这样，本书的出版就成了他们十多年来的友谊破裂的开始，到了1898年前后，他俩不但未能和解反而分道扬镳了。
2.《科学心理学设计》
本文是弗洛伊德早期勾画的一个原始理想的心理学理论模式，也是精神分析学生成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基础。
弗洛伊德深受布吕克的生理学的物理主义、赫尔姆霍茨的生理学、能量守恒定律、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他在开始治疗神经症的过程中，曾设想以赫尔姆霍茨的生理学概念，将生理学与心理学联接起来，用一种以神经生理学为基础的精神能量，解释变态和常态共同具有的心理过程。
弗洛伊德在与威廉·弗利斯（W. Fliess）从1895年4月开始连续的信件中，表明了其依据进化论、能量守恒定律，在脑生理学的基础上构建心理学理论模式的早期构想。信中说明弗洛伊德在两三个星期中写下了这篇科学心理学设想的初稿，他在1895年10月2日的信中兴奋地写道：“……一切事情似乎都配合无间，齿轮啮合，给人的印象是好像一部机器就会自动运转了。神经元的三个系统，量的自由和约束，原发性和继发性过程，神经系统的重要和谐与倾向，注意和防御的两个生物学原则，质的指征，现实与思想，精神性欲状态，压抑的决定作用，以及最后，作为知觉功能的意识的决定因素——这一切都配合无间而且将继续地配合下去……”
本文共分三部分：（1）一般方案；（2）心理病理学；（3）正常Ψ过程的表述。第一和第二部分着重阐述理论基础。第三部分为临床资料，已深入到性的领域。弗洛伊德对本文苦思冥想的兴奋仅是昙花一现，到11月8日他在给弗利斯的信中自称已无力解决这一复杂的精神能量问题，便将此稿搁置，未予发表，且欲焚毁。此稿直到1950年才被重新发现发表，1954年译为英文。
研究者发现，试图建立一个心灵的神经生理学（医学）模型失败之后，弗洛伊德转向了心理学模型，开始建构精神分析学。萨金和弗莱明指出，尽管弗洛伊德的《科学心理学的设计》一文没有成功，但它所包含的许多概念都将在精神分析研究中出现。如《癔症研究》（1895）、《释梦》（1900）、《性学三论》（1905）、《超越快乐原则》（1920）、《自我与本我》（1923）等著作中的理论框架和重要概念（守恒性原则、能量贯注、释放、原发性、继发性、愿望实现、梦的分析、潜意识与意识等等），均可在这部著作中找到来源。因此，《科学心理学的设计》是弗洛伊德思想新的转折点，是精神分析学的雏形。
值得注意的是，弗洛伊德在此稿中想解决的能量问题，究竟是物理的还是精神的，他本人终其一生都承认未获解决。通常说弗洛伊德是一个精神决定论者，但在此稿中可看出他最初乃是一个赫尔姆霍茨和毕希纳（L. Buchner，1824~1899）式的机械唯物主义者，后来才转向生物主义和心理主义的。
（三）精神分析学形成时期（1900~1909）
如果说19世纪80至90年代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准备和奠基的时期，那么到了20世纪头十年则是精神分析学体系形成、弗洛伊德成名之始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弗洛伊德有四部重要的著作：
1.《释梦》（亦译《梦的解析》、《梦的释义》）
这本书出版于1900年。弗洛伊德在广泛总结前人有关梦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他对病人的梦的临床研究和个人40个有关梦的自我分析，深入地探讨了梦的实质、释梦的方法、梦的伪装、梦的材料和来源、梦的工作以及梦的过程的心理等有关梦的重要理论问题，它不仅提供了开启神经症患者心扉的一把钥匙，而且还成为了解正常人潜意识活动的一条最重要的途径。人们通常把《释梦》视为精神分析学形成的标志，弗洛伊德学说三大理论支柱之一——梦论的典籍。
《释梦》共有七章：第一章详述前人有关梦的问题的科学文献；第二章举例详述释梦的方法；第三章提出梦是愿望满足的理论；第四章阐述梦的伪装（歪曲）；第五章阐述梦的材料和来源；第六章结合多种梦例说明梦的运作方式；第七章阐述梦的过程心理学，既涉及弗洛伊德学说三大理论支柱（梦论、潜意识论、性欲论），更概述了精神分析学的基本理论内涵，如精神结构（潜意识、前意识、意识），精神过程（原发过程与继发过程），精神活动原则（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精神动力（贯注与释放、压抑与阻抗），等等。
弗洛伊德本人对此书既十分重视又非常满意。他曾说过，《释梦》这部书“包含了我有幸能做出的发现中最有价值的部分。这种洞察力即使能让人有幸具有，一生也不过一次而已”。有一次，琼斯问弗洛伊德哪本书是他最喜爱的著作，弗洛伊德顺手从书架上拿下两本书，一本是《释梦》，一本是《性学三论》，并对琼斯说：“我希望这一本书（指《性学三论》）能因为大家都接受这个学说而很快就会过时，但是那一本将会流传久一些。”但是，这部著作刚出版时曾受到很大的冷遇和责难，第一版共印了600册，头六个星期只卖了123本，在以后的两年内，又卖了228本，花了八年时间才全部卖完。弗洛伊德出版此书后，急切盼望各方面有所反响，但却令他很失望，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本书，只有极少数人才知道它。当他在大学开设《梦》的讲座时，听众只有三个人。但《释梦》毕竟是弗洛伊德最主要的代表著作，也是“使他名垂青史的一部巨著”，其重要性终于被人们所承认。在弗洛伊德去世前，共出了八版。西方学者有的将《释梦》誉为“揭开人类心灵的奥秘”。甚至美国前全国图书馆协会主席、伊利诺大学图书馆馆长罗伯特·唐奈斯（Robert Connors）博士把此书视为“改变世界历史面貌”的名著。
2.《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
这本书是弗洛伊德用动力心理学观点解释日常生活事件的一部重要著作。1901年发表在杂志上，1904年出版了单行本，其后再版多次，每次均有修改和补充。
在这部著作中，弗洛伊德从精神决定论的思想出发，依据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失误（parapraxia）现象和自我分析的实际资料为素材去发掘意识的存在，了解潜意识压抑作用的功能，揭示人的深层精神活动的奥秘。弗洛伊德说明人的思维过程绝非首先是理性的，而知觉、记忆、思想和冲动通常是由潜意识欲望引导的。他说：“你若有机会以精神分析法探求人心深处的所思所感，便不难一睹种种潜意识动机的真相。”我们口头说的，“并不是我们真要说的。”他断言，被压抑的潜意识的东西侵入意识系统有六种伪装形式，即自由联想（free—association）、移情（transference）、梦、神经症症状和遗忘、失言、笔误等失误行为以及诙谐等。弗洛伊德认为，人们所遗忘的大多数是人们不愿追忆的。他说：“他自己对不出钱看病的人，都容易忘记。”有一次会议刚开始，会议主席却宣布：“现在闭会。”在弗洛伊德看来，这是会议主席在潜意识中不愿意开会的真情流露。就是说，日常生活中的口误、笔误、遗忘等失误行为可能都是真正动机的反映，尽管这种动机还未被意识到。由此提出了精神决定论的思想，认为人的心理行为的千变万化都有其原因，即内在的、深层的、潜意识的精神决定因素。这说明潜意识动机和潜意识压抑不仅存在于变态心理活动当中，而且广泛存在于正常人的心理活动当中。该书标准版编者导言认为，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只有《精神分析导论》可与这本书——《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相媲美。尽管一般认为《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学》对精神分析理论架构没有任何贡献，批评书中一些事例过于牵强附会，口误界定过宽，无法科学验证，存在神秘主义倾向，但此书是弗洛伊德最广为后人阅读的书之一，它在弗洛伊德在世时，就已经再版11次，并且被翻译成12种语言。
3.《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
这是一篇探讨幽默、诙谐等日常生活事件发生的潜意识心理机制的论文，也是弗洛伊德阐述潜意识的专论之一。发表于1905年。全文分为三部分：分析部分、综合部分和理论部分。分别就诙谐的技巧、目的、动机、心理起因及诙谐与梦、潜意识的关系做了深入的探讨。弗洛伊德认为，诙谐具有潜意识性、凝缩性、移置性、短促性和间接表现性等特点，并指出诙谐是能量的突然释放，双关语、言简意赅、玩弄辞藻，达到能量的节约，而许多诙谐的评语同样蕴含着被掩盖的某种攻击行为，蕴含着宗教、性和其他禁忌所不宜公开说的话。举例说，古希腊大哲学家和教育家苏格拉底（Socrates，前469~前399）的妻子有一天在学生面前谩骂并向他的老师身上泼水时，苏格拉底曾诙谐地说：“我早就知道，天要打雷（指骂人），一定会下雨的（指泼水）。”结果一时尴尬的局面转为哄堂大笑。从弗洛伊德的观点分析，这一诙谐，就是苏格拉底企图摆脱窘境的一种潜意识活动的外化。因此，弗洛伊德说：“诙谐是在潜意识里形成的，只要它服务于潜意识的目的，或者服务于被潜意识所强化的目的——这就是最‘愤世嫉俗’的诙谐。”本文所涉及的诙谐、滑稽、幽默、梦等问题，不仅有助于对潜意识的理解，而且还具有更广泛的人类学、语言学的意义。
4.《性学三论》
这本书是弗洛伊德性欲论最主要的代表著作，发表于1905年。性欲论（sexual theory）是正统精神分析的两条基本命题之一，也是弗洛伊德学说的三大理论支柱之一。本书由弗洛伊德关于“性变态”、“幼儿性欲”和“青春期的变化”等三篇文章所组成。他在本书第四版序中公开承认：“坚持性欲乃一切人类成就之源泉，以及性欲观念的扩展，自始便是精神分析学所遭阻抗里最强烈的动机。”在这部著作中，他除了回答一些批评者的责难外，着重阐明了精神分析的性欲论的两个基本点：（1）坚持性欲是一切人类成就的源泉；（2）坚持性欲观念的扩展。他从进化论的观点证明，成年的性欲特征绝不是性表现的唯一形式，而是从幼年期开始以来就有的性冲动的繁复表现。根据人的身体的弥漫性吸引和特定性爱发生区的性吸引，将人的性发展分成口腔期、肛门期、性器期、性潜伏期、生殖期等，并指出情感固着（fixation）和退化（regression）乃是神经症和精神病的主要症状。此书系统地论述了自幼年时代起人类性欲发展规律。故被称为“弗洛伊德阐明人类性欲之本质与发展的主要文献”。到了1925年已出版了六版，由80页增至120页。在弗洛伊德生前，共有9种外语译本。许多评论家认为，《性学三论》“对人性的了解最有创意且是最具有恒价值的贡献”。
在这个时期里，弗洛伊德个人地位、业务状况均有相当改善，医疗工作兴旺起来，接受他的学说的人也日益增多。波林认为，这是弗洛伊德“大见成效和成名之始”的时期。
本来，就弗洛伊德在神经病理学方面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及其取得的成就和影响，足以使他获得教授的资格。但因弗洛伊德的一些创新性见解和学说，如“男性也有癔症”，尤其是性病因学的论述，既与维多利亚时代的禁欲主义思想相背谬，又与传统的神经病理学思想相抵触，加上当时反犹势力又很强，故一度遭到医学界的嘲笑和抨击。尽管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展，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越来越得到人们的认同，但负面影响不是一下子能消除的，这恐怕是弗洛伊德一直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的主要原因。可见他极想获得这一职称，这不单纯是因为教授是个令人尊敬的、类似于“半神”的地位，成为世界名流的维也纳大学医学院中重要的成员，更重要的是可使家庭生活更稳定，实现自己一辈子从事学术研究的夙愿。但提职程序比讲师严格得多，必须由两个正教授提名，再由六人组成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著作情况，然后是教授会全体投票表决，再将推荐书报给教育部。经维也纳大学著名教授诺斯纳格、克拉夫特—埃宾（Krafft—Ebing）的提名，他们极力恢复弗洛伊德的名誉，赞扬他的科研成果是“第一流的”，并指出其《癔症病因学》并非“科学的神话”，医学院教授会以22票对10票通过提升弗洛伊德教授的议案，后经教育部长批准。1902年12月2日弗朗茨·约瑟夫（Franz Joseph）皇帝在他登基五十周年纪念庆祝会上亲自向弗洛伊德颁发了教授任命书。
尽管这是一个荣誉头衔，他并没有被请去给医学院开设固定的课程，但这次“提升”在整个奥地利被公认为是有重要意义的，他在当地的病人也因此激增。一位英国医生戴维·福赛思（David Forsythe）博士，慕名前来拜师学艺，准备学习七周。琼斯又给他送来了一位在英国工作的美国牙科医生。还有一位病人专程从美国前来求医，因为他听说“维也纳有一个精神病医生医术高明”。
1902年秋，弗洛伊德在他的一些学生的促进下，与阿德勒（Alfred Adler，1870~1937）、卡汉纳（Max Kahane）、莱德勒（Rudolf Reitler）、斯泰克尔（Wilhelm Stekel，1888~1942）等17人建立了心理学星期三学会（Psychological Wednesday Society）。每逢星期三下午，他们到弗洛伊德的候诊室，围着一张椭圆形的桌子，共同讨论精神分析学问题。最初，斯泰克尔把每次讨论的情况写成一个书面报告，发表在《新维也纳日报》的星期日版上。不久，在弗洛伊德身边集中了一批信徒。其中，兰克（Otto Rank，1884~1939）、阿德勒、萨克斯（Hans Sachs，1888~1942）、荣格（Carl Jung，1875~1961）、费伦茨（Sander Ferenczi，1873~1933）、琼斯（Ernest Jones）等，均是弗洛伊德学派的核心和骨干。
1908年复活节，以弗洛伊德为核心，欧洲各国精神分析学家会集于德国萨尔斯堡（Salzburg），召开了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第一次大会。会议决定出版《精神分析学与精神病理学研究年鉴》（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同年4月，弗洛伊德组织的心理学星期三学会改为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阿德勒当选该会主席。有人主张这一年是精神分析学派形成的重要标志。
此时，他做了著名的《精神分析五讲》报告，并发表于《美国心理学杂志》。
1909年弗洛伊德第一次获得国际上的承认，应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克拉克大学校长斯坦利·霍尔（Granville Stanley Hall，1844~1924）的邀请，偕荣格、费伦茨、琼斯和布里尔（Abraham Arden Brill，1874~1948）赴美，参加麻省克拉克大学二十周年校庆，并做了题名《精神分析的起源和发展》的五次讲演。他还会见了20位著名心理学家，其中包括詹姆士（William James，1842~1910）、铁钦纳（Edward Bradford Titchener，1867~1927）、卡特尔（James Mckeen Cattell，1860~1944）和博厄斯（Franz Boas，1858~1942）等人。会上授予弗洛伊德名誉博士学位。对弗洛伊德来说，这一切，似乎是一场梦。他在致谢辞中激动地说：“这是对我们的努力的第一次正式的合法承认。”
翌年，新结识的朋友、美国哈佛大学精神病学家普特南（James Jackson Putnam，1846~1918），将弗洛伊德的讲演编成《精神分析五讲》发表在《美国心理学杂志》。弗洛伊德这次访问获得很高的荣誉，名声远扬，深受感动。
正像弗洛伊德在《自传》中更有自信地说：“在欧洲时，我觉得处处受人轻视。到了美国，我发现那些最出色的人物也没有对我怠慢。当我步上沃斯特克拉克大学的讲坛宣讲我的《精神分析五讲》时，我的感觉就像难以置信的白日梦获得实现那样：精神分析已不再是一种幻想的产物，它已是现实中极有价值的一部分。”
琼斯回忆说，在听了弗洛伊德的讲演后，詹姆士曾把他的手臂搭在琼斯的肩膀上说：“心理学的未来属于你们。”
1909年在美国克拉克大学
前排左起：弗洛伊德、霍尔、荣格。后排左起：费伦茨、琼斯、布里尔。
1909年，弗洛伊德著作的英译本在美国出版。布里尔、琼斯和普特南三人成了在美国传播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最积极的中坚人物。布里尔主要在纽约活动，琼斯则到巴尔的摩、波士顿、芝加哥、底特律和华盛顿活动。由普林斯（Murton Prince，1854~1929）和霍尔分别主办的《变态心理学杂志》和《美国心理学杂志》不断刊登琼斯等人介绍精神分析学的文章。
但是，弗洛伊德对美国的印象并不好，而且多年来耿耿于怀。他觉得，与有教养的欧洲人来比，美国人太随便，烹调技术不好，又缺乏浴室。特别是在参观尼加拉瀑布时，弗洛伊德才刚刚53岁，一个向导竟然称他为“这个老家伙”。弗洛伊德对他的传记作者琼斯说：“美国是一个谬误；一个巨人般的谬误，那倒是真的。但仍然是一种谬误。”访问美国14年之后，有人问他好像恨美国，弗洛伊德回答说，“我并不恨美国，我只是为它感到遗憾，我为哥伦布发现了它而遗憾！”
不难想到，经历了多年的波折和奋斗，弗洛伊德已开始感受到国际性精神分析运动暖流的来临，同时他也预料到胜利中必然会出现新的矛盾。
（四）精神分析学派出现分裂时期（1910~1919）
20世纪前十年，精神分析学派开始出现分裂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因正式成员之间不和与意见分歧，使精神分析学派开始分化。
1910年3月，于德国纽伦堡召开了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第二次大会。会上，弗洛伊德作了《精神分析治疗法的前景》的演讲，并正式建立国际精神分析学会，荣格当选为第一任主席。他是瑞士著名精神病学家，1900年拜读《释梦》后就开始在实践中运用弗洛伊德的观点进行研究。1906年荣格与弗洛伊德开始每周通信，并把他的《早发性痴呆心理学》（1907）寄给弗洛伊德。1907年赴维也纳拜访弗洛伊德，两人一见如故，畅谈了13个小时，由此建立了亲密的友谊。1909年荣格随同弗洛伊德赴美国克拉克大学讲学，并荣获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弗洛伊德在给荣格的一封信中，称荣格为过继的长子和继承人。
继《精神分析学与精神病理学研究年鉴》之后，又出版了《精神分析学中央学刊》作为该会的机关刊物，由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阿德勒和斯泰克尔任主编。荣格委任黎克林（Riklin）担当国际精神分析大会秘书，并主办《国际精神分析学会通报》，定期报道学会各项日常活动、学术活动及出版讯息等等。
为协助学会处理共同事务，会议还决定成立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地方组织：柏林精神分析学会，主席是阿伯拉罕（Karl Abraham，1877~1925）；慕尼黑精神分析学会，主席是塞福（L. Self）；苏黎世精神分析学会，主席是荣格；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主席是阿德勒；布达斯精神分析学会，主席是费伦茨；英国精神分析学会，主席是琼斯。后来发展到八个地方组织。
1911年春，阿德勒正式宣布退出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另组自由精神分析学会，创建个体心理学（individual psychology）。其原因与纽伦堡大会上的选举有关。奥地利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追随者阿德勒和斯泰克尔，对弗洛伊德把国际精神分析大会主席这一领导权交给一个外国人荣格，表示不满。更主要的是理论观点上的根本分歧，阿德勒反对性力决定论，反对生物定向的本我心理学，主张社会文化定向的自我心理学等。这一决裂，标志着精神分析学理论本身的内在矛盾公开化。
1911年9月，第三届国际精神分析学大会在德国魏玛召开。
中为弗洛伊德，其右下为费伦茨，左边为荣格。
1911年9月，在德国魏玛（Weimar）召开了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第三次大会，参加会议的约有55名代表，包括奥地利、德国、瑞士、匈牙利、荷兰的同行，还有4名美国人和几位刚开始专攻精神分析学的女医生。研究范围也很广，其中只有一部分是关于医疗技术的。大会主要报告有：美国神经病学家普特南的《哲学对精神分析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性》，荣格的《精神病和精神神经症的象征意义》，瑞士精神病学家布洛伊勒（Eugen Bleuler，1857~1939）的《孤独症》，萨克斯的《精神分析和心理科学的相互关系》，兰克的《论诗歌和传说中裸体意象的动机》等。会议决定创办一份非医学性的精神分析学的《潜意象》（Imago，亦译“意象”）期刊，由兰克和他的挚友萨克斯任编辑。精神分析学在人类学、政治经济学、艺术、文学及其他人文科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均可在此杂志上发表。
荣格是一位有着独立见解的精神病学家。1912年他发表的《力比多的变化和象征》一文就与弗洛伊德的理论大相径庭。主要表现在：一是对力比多（libido）的看法不同，荣格认为力比多只是一般张力的一种延伸，不一定或不完全只和性欲有关。二是对恋母情结的看法不同，荣格认为，恋母情结和乱伦愿望并非潜意识的积极的、切身的一部分，而是代表一些更高理想的象征。同年夏末，荣格在美国的讲学内容也公开表示他在理论上同弗洛伊德的对立。1913年9月，在德国慕尼黑召开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第四次大会。参加会议的人共有87名，其中包括精神分析学会的成员和其他人员。在会上，弗洛伊德强烈地希望，他和荣格在慕尼黑的见面能真诚地摒弃前嫌。荣格郑重表示，他们二人思想上的分歧不应该削弱他们之间的情谊，不论他们是如何地不愿意接受这些分歧。荣格还明确保证说，要用足够的时间来完成国际精神分析学会主席的任务，并对《年鉴》的内容和发展表示了乐观的态度。荣格回心转意不长，一回到瑞士之后，他就公开抛弃了更多的弗洛伊德派的理念，如梦中的性象征、本能阻抗、压抑等。这样，两人同意终止他们之间的私人通讯。1913年荣格给弗洛伊德写信正式辞去《年鉴》主编职务，并直截了当地表示今后不能再同弗洛伊德继续合作。1914年4月，荣格正式辞去国际精神分析学会主席，指望由阿伯拉罕接任。接着，荣格又宣告退出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另建分析心理学（analytical psychology）。这样，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实际上存在三个对抗团体：弗洛伊德学派（又称精神分析学派）、荣格学派和阿德勒学派。
由于精神分析学派的分裂，1913年夏，在琼斯的建议下，成立守护弗洛伊德委员会，主要成员有费伦茨、阿伯拉罕、琼斯、萨克斯、兰克等五人，琼斯被选为主席。弗洛伊德把自己珍藏的意大利五个精刻的小凹雕作为“正式勋章”送给他们作为纪念。大家深为感动，把这些宝石镶在戒指上，可日日夜夜都在手上（on hand，既有“在手上”，又有“在身边”的意思），弗洛伊德听了琼斯的这一双关语，不禁哈哈大笑，他宣布：“我同意，打心眼里同意。”
十多年来，该会一直顺利地履行自己的历史使命，即保卫弗洛伊德的荣誉和学说，反击对弗洛伊德本人及其学说的各种攻击。弗洛伊德在他的《自传》中，对这个委员会所起的作用表示非常满意。他说：“和那些弃我的人（如荣格、阿德勒、斯泰克尔及其他少数人）相比，还有更多的人如阿伯拉罕、艾丁根（M. Eitington）、费伦茨、兰克、琼斯、布里尔、赖克（T. Reik）及其他人，都忠诚地和我合作了15年以上，而且绝大多数都和我私交甚笃。”
尽管1911年和1914年阿德勒与荣格先后和弗洛伊德彻底决裂，但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在全世界的影响与日俱增。
在美国，由于弗洛伊德的访问，以及琼斯、普特南、布里尔等人的热心支持，很快掀起了研究精神分析的热潮。1910年5月2日，美国精神分析学会在华盛顿正式成立，普林斯任主席，被称为“美国精神分析学之父”的布里尔创立了纽约精神分析学会。
在俄国，也引起了一些人对精神分析学的兴趣。奥希波夫（M. E. Ossipow）及其同事翻译了弗洛伊德的著作。1909年莫斯科出版了《精神治疗法》。莫斯科科学院还为优秀的精神分析学著作颁发了奖金。
在欧洲，荷兰艾姆登（Van Emden）亲自来维也纳向弗洛伊德拜师求教，而奥古斯都·斯塔克（J. St rke）于1905年起，就一直在荷兰运用精神分析法给患者治疗。姆·迪艾德医生首次向英国医学会神经病学会分会做了介绍精神分析学的报告。琼斯决定返回伦敦开业行医，创立英国精神分析学会。意大利的格·莫德纳（Ge Modena）医生翻译了弗洛伊德的《性学三论》。
这个时期，弗洛伊德也发表不少著作，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三个系列的论著。
1.精神分析学系列的论著
（1）《精神分析五讲》（亦译《精神分析的起源与发展》，1910）
这本书是弗洛伊德于1909年应美国克拉克大学校长霍尔的邀请，为该校20周年校庆所做的5次讲演汇集而成，翌年首次用英文刊出。该文是弗洛伊德最早论述精神分析的主题和发展的一篇著作。它从叙述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合作研究癔症开始，通过大量的临床时间和观察事例，比较系统地阐释了精神分析学关于宣泄法、压抑、梦、失误、性欲和移情等重要概念和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
（2）《精神分析导论》（亦译《精神分析引论》，1916~1917）
这本书是弗洛伊德的主要代表作之一。在弗洛伊德的全部著作中，或许除了《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外，本书是流传最广的一部，大约有16种语言的译本。它由弗洛伊德1916年、1917年两个冬季在维也纳大学为学生开设精神分析学课程的讲稿汇编而成。全书包括失误动作、梦和神经症等3篇，共分28讲。该书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引导听众领会精神分析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前两篇内容假定听众没有精神分析学的基础知识，通过对日常生活中失误动作的分析和对正常人的梦的探索，为听众奠定学习有关神经症问题的基础。第三篇神经症通论是弗洛伊德讲解精神分析的核心，他通过对各种神经症的全面分析，深入地阐述了这个十分困难的新课题的有关理论和方法。全书较为完整地反映了精神分析学这门学科的精神实质、理论内涵和方法技术，既是学习精神分析学的入门读物，又是研究精神分析学的必读著作。
（3）《精神分析运动史》
此文是弗洛伊德对精神分析学产生、发展和分裂过程的历史总结，发表于1914年。全文共分三部分：（1）阐述了大约1902年前精神分析学发展史，包括同布洛伊尔的合作与分离，独自提出迁移宣泄法，形成压抑和阻抗理论、幼儿性欲假说，以及作为潜意识来源的梦的解析和开拓。（2）阐述了大约1910年前精神分析学的观点第一次开始扩展到更广泛的领域，包括以维也纳与苏黎世学派联盟为核心的精神分析学派的形成、主要贡献，以及精神分析运动在欧洲和美国的兴起。（3）阐述了精神分析学派的组织建设、学术活动和分裂，包括地方组织的建立、前四届国际局势分析学代表大会的活动、同阿德勒和荣格的根本分歧，以及弗洛伊德对他们的严厉批评。
2.元心理学（亦译“心理玄学”、“后设心理学”，metapsychology）系列的论著
（1）《本能及其变化》
此文是弗洛伊德关于本能问题的一篇专论，发表于1915年。他从不同角度分析说明本能（instinct，相当于德语中的Trieb）“介于生理与心理之间的边界概念”所涵盖的内容，强调本能源于机体能量贯注的心理表征，并指出这一基本概念所涉及的问题，如本能的原动力、目的、对象和来源，以及描述性本能的一般性质所采用的方法等。它对研究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三大理论支柱之一——本能论具有重要价值。
（2）《压抑》
此文是弗洛伊德关于压抑问题的一篇专论，发表于1915年。其中对压抑的本质、种类（原始压抑与固有压抑）、归因、结果及其与神经症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该文和《潜意识》、《有关移情的观察报告》等12篇论文，均系元心理学方面的专论。它对领会精神分析学的基本概念和防御机制有重要学术价值。
（3）《论潜意识》
此文是弗洛伊德关于潜意识的一篇重要论文，也是他阐述心理学基本理论方面的代表性文章之一，发表于1915年。主要包括：（1）对潜意识概念的辩护。他认为，提出潜意识的假说是必要的和合理的。（2）潜意识的两种含义。依据心理地形学观点既界定了描述意义上的潜意识（即前意识）和系统（动力）意义上的潜意识的区别，又阐释了潜意识与前意识、意识之间的互动关系。（3）潜意识情绪。弗洛伊德论述了潜意识情绪、感情、情感的存在和三种变化形式（保留、转变和压制）及其重要性。（4）心理地形学与压抑的动力，用地形学、动力学、经济学的方法对某种心理活动做了元心理学的描述。（5）潜意识独有的特性，如相互不存在矛盾、原发性过程（贯注的活动性）、无时间性、以心理现实代替外界现实等。（6）两种系统间的交流。阐述了潜意识与前意识（或意识）系统之间交流的广泛性及其相互转化的过程和条件。（7）对潜意识的评估。从对神经症的分析中具体揭示了潜意识与前意识的区别和联系，并指出了人的心理活动两条运作的途径（即本能—潜意识—意识；外部—意识和前意识—潜意识）。可见，本文对理解精神分析学的潜意识理论支柱和心理地形学具有重要意义。
3.弗洛伊德主义领域的著作
20世纪10年代以来，弗洛伊德就将精神分析学扩展和应用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逐渐形成哲学化或社会学化的精神分析学，即弗洛伊德主义。
（1）《图腾与禁忌》
此书是弗洛伊德应用精神分析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社会心理学的首次尝试，也是弗洛伊德第一次集中阐述自己关于宗教和道德起源的一部重要著作，出版于1913年。本书研究了存在于原始部落民族中的各种禁忌、图腾崇拜及原始宗教和原始文化，并研讨了原始人这些现象的心理根源及其活动的规律。共四篇：对乱伦的恐惧；禁忌与矛盾情感；泛灵论、法术和思想万能；图腾崇拜在童年时代的再现。弗洛伊德通过蒙昧人与强迫神经症患者的比较，推断了图腾崇拜的本原意义。认为图腾禁忌反映了人类对乱伦的恐惧；塔布（Taboo）禁忌则是矛盾情感的产物。它构成了蒙昧人的原始道德观；蒙昧人的法术思维品质——思维万能，构成了泛灵论原始思维模式。在这一思维模式作用下，他们用支配心灵生活的法则来支配实在之物，渐渐形成了自己的神灵观念，并因此为宗教的产生铺平了道路。还断定图腾崇拜的来源，即在于那些被父亲驱逐的儿子们联合在一起，杀害并吞食了自己的父亲以后，产生的罪恶感、悔恨和怀念，故所有的神都是依据父亲的形象的构成物。而宗教的发展正是来自于对弑父罪恶感的“集体意识”，人们把这种心理过程以潜意识的形式一代又一代地积淀，反映了弗洛伊德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刻的分析力，通过其中大量的原始文化资料，可以了解人类心灵深处的奥秘。这是弗洛伊德将精神分析学应用于人类文化学、文化史、宗教学领域的先声。尽管有心理主义（psychologism）倾向，但对我们研究宗教和道德起源的认识根源是有学术价值的。
（2）《詹森的〈格拉迪沃〉中的幻觉与梦》
此文是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观点阐述文学作品的一部心理美学代表作，发表于1907年。该文紧紧围绕《格拉迪沃》一书中幻觉与梦的关系，揭示了压抑、幻觉与精神错乱的起因、梦的形成与解释、性欲生活的作用、治疗心理疾患的方法等一系列理论问题。它不仅沟通了心理学与文学的联系，而且还开拓了精神分析美学研究的新领域。
（3）《作家与白日梦》
这是弗洛伊德关于文学作品创作的目的、实质和心理来源的一篇极为重要的论文，发表于1908年。弗洛伊德在对创作与白日梦的关系做出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特殊的幻想活动，其目的是在幻想中实现其未能满足的愿望；这种幻想实现于作家的观念作用的三个阶段（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联络上，作家的写作技巧只在于通过转化及其伪装来掩盖自己的自我中心倾向，并提供纯形式的乐趣。此文对研究弗洛伊德的美学观和文艺观具有重要价值。
（4）《达·芬奇的童年回忆》
此文是弗洛伊德对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的长篇评传，发表于1910年。他以精神分析的观点和传记研究的方法，详细叙述了达·芬奇童年以来的感情生活，深刻分析了他的性心理历史的发展过程，着重阐释了他的艺术与科学活动的心理起源。主要观点：一强调童年经验（记忆）的重要性和“恋亲丛”对他的创作（如《蒙娜丽莎》、《圣安妮和另外两个人》等）及其一生命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二指出他是一个特殊类型的同性恋者和强迫性神经症者，把想象特别是幻想（“秃鹫幻想”）视为创作的出发点和主要形式。三宣称艺术家的创作是性欲的一种宣泄，主张艺术和科学成就是性本能升华的两种表现。四提出以“性压抑”为本源的科学研究本能的三种类型，即神经性压制型、强迫性沉思型、替代性升华型。此文不仅对研究达·芬奇这一历史人物的心理构成有参考价值，而且对研究弗洛伊德心理美学思想也有重要意义。
（5）《米开朗基罗的摩西》
此文是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的观点对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所创造的摩西（Moses）这一艺术作品的解释。文中提出艺术作品中所表达出来的意图在观众心中唤起与之同样的情感态度和心理品质。同时指出，在艺术品的欣赏中对一些为人所忽视的细节的注意和分析，可以使人更好地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和作品的主题思想。此文对了解弗洛伊德的心理美学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当弗洛伊德正处于事业迅速发展且多产的时候，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奥匈帝国又是主战国，这样弗洛伊德一家及其理论在全世界的传播均受到很大的影响。他的三个儿子都上了前线，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骨干兰克、费伦茨也参了军，求诊病人越来越少，家里钱财丧失殆尽，连买的公债和人寿保险都没有保住，故为了维持妻子、几个孩子和明娜全家的生活，弗洛伊德还得极力操劳。
弗洛伊德利用这一生中最空闲的时间，还是写了不少论文。但随着战争一年年的延长，弗洛伊德的收入明显减少，家庭生活越来越困难。他患了重感冒，身体日渐虚弱，60岁的生日过得很凄惨，连足够的食物都没有。而后弗洛伊德又得了严重的风湿病，写字的时候，手不停地颤抖着，但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却说：“我的精神并没有受到动摇。这就表明，一个人的精神生活是多么重要啊！”但厄运接踵而来，1917年他的下颚癌初显征兆，下颚经常颤抖，且不停地疼痛。这与他每天吸20支雪茄有很大关系。弗洛伊德总是在上衣口袋中放上几支上等的雪茄烟，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期，依然如故。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1918年9月28日，中断了三年多的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第五次大会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召开。玛莎和小儿子厄恩斯特随同弗洛伊德参加了这次会议，与会代表共有42位精神分析学家和爱好者，有几名来自荷兰和德国，其他的都来自奥地利和匈牙利。在大会上，弗洛伊德宣读了《精神分析治疗法的前进方向》的论文。费伦茨当选国际精神分析学会主席。布达佩斯市长向代表们表示了官方的欢迎，并拨了一艘游艇供代表们游览多瑙河之用，各界都为他们举行了正式的招待会和宴会。
列席会议的还有德、奥、匈三国的官员，他们要求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对战争精神神经症的士兵给予帮助。布达佩斯准备建立治疗炮弹导致心理疾病的中心，由一名精神分析学家负责全面工作。布达佩斯大学数千名学生要求费伦茨到大学开设精神分析学课程。他在布达佩斯治疗精神神经症患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正如艾丁根在柏林以及阿伯拉罕在阿伦斯坦的陆军医院里取得的成就一样。弗洛伊德对核心委员会成员说：“我们还真有点用处！”又说：“这是我们头一次被当作一个公认的科学团体对待……”费伦茨高兴地插嘴说：“……并且能做出宝贵的贡献。”“弗洛伊德教授，我们不仅仅是有用，而且是必需啊！成为人们必不可少的人，这是我多年来的理想！”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刚刚诞生的奥地利共和国经济萧条，货币贬值，举步维艰，三个儿子均找不到工作，诊所收入少得可怜，还得供养一家老小（母亲和多尔菲、两个孀居的妹妹和孩子、明娜、自己的妻子和孩子）16口人，只得靠借债度日。
在零下十多度的严冬下，弗洛伊德白天守候着没有暖气的诊室行医，晚上还要用冻僵了的手执笔写作。在此期间，出版了他的《精神分析短篇论文集》第四卷。还在维也纳成立了国际精神分析出版社。因战争的灾难精神病患者剧增，更重要的是，人们精神上的空虚、苦闷和悲观，促使人们更加重视精神分析学，以期获得解决精神疾患的奥秘。因此，西欧各国政府、学者和普通人对精神分析学的兴趣大大增加，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在各国的分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五）精神分析学最后成熟时期（1920~1929）
20世纪20年代，精神分析学最后成熟和声誉日隆的时期，也是弗洛伊德主义理论建树时期。在这个时期，弗洛伊德在医疗上又日益兴旺起来，除每年夏季有三个月的假期外，每天工作繁忙，从上午9时到下午1时都在对患者进行分析。
在学术上，弗洛伊德对自己的学说通过集体的讨论又做了补充和修正，使精神分析学由一种作为治疗神经症的理论和方法发展为一种阐明人类动机和人格的理论体系。主要代表著作如下：
1.《超越快乐原则》
此书是弗洛伊德后期主要著作之一，发表于1920年，全书共七章。他提出，人的行为的主要动力，除了快乐原则及由此派生出来的现实原则外，还有一条更基本、更符合人的本能的原则，它的作用超出了快乐原则，这就是强迫重复原则，即要求重复以前并回归到过去的状态。作为生物惰性的本能，正具有这一特征。像人这样的有机体，因本能固有的保守性，也有恢复原初的无机物状态的倾向，可成为死的本能。因此，弗洛伊德在这部著作中，修正了他早期的本能学说，第一次提出人存在着死的本能与生的本能，并把这两种作用相反、同时并存的力量的斗争视为人的整个生命运动历程的决定者。
2. 《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
这是弗洛伊德后期关于群体心理学的主要著作，发表于1921年。全书共十二章：导言；勒邦（Le Bon）对群体心理的描述；关于群体心理生活的其他说明；暗示与力比多；两种人为的群体——教会和军队；其他问题与研究思路；认同作用；爱和催眠；群居本能；群体和原始部落；自我的等级区分；附录。弗洛伊德系统论述了关于“群体的本质就在于它自身存在的力比多联系”的理论，其特征是根据个体心理的变化来解释群体心理。在该书中，弗洛伊德首先介绍了群体心理学的各种特征及维持教会和军队这两个人为群体的心理纽带。其次，着重探讨了暗示、认同、爱和催眠中力比多联系的作用。最后，在“自我的等级区分”假定中，提出了“自我理想”（ego—ideal）的概念。后来到1923年发表《自我与本我》时，重新将“自我理想”确定为“超我”（super—ego），从而进一步完善了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
3.《自我与本我》
这是弗洛伊德后期的一部主要的理论著作，也是弗洛伊德人格心理学的典籍，出版于1923年。全书共五章和两个附录：意识和潜意识；自我和本我；自我和超我（自我理想）；两类本能；自我的依赖关系；描述的和动力学的潜意识；力比多的大储存库。在本书中，（1）弗洛伊德进一步将心理区分为意识（conscious）与潜意识（unconscious）的意涵，然后又明确提出并阐释了两种潜意识：一种属于描述意义上的潜意识，即前意识（preconscious）；另一种属于动力学和系统意义上的潜意识，即弗洛伊德所特指的潜意识。（2）提出了三部人格结构说（tripartite personality structure），阐释了自我（ego）从本我（id）、超我（super—ego）、自我分化的过程。弗洛伊德认为，本我是最原始的、潜意识的、非理性的心理结构。它充满着本能和欲望（desire）的强烈的冲动，受着快乐原则（pleasure principle）的支配，一味追求满足；自我是受知觉系统影响，经过修改来自本我的一部分。它代表理智和常识，按着现实原则（reality principle）来行事。它既以大部分的经历来控制和压抑发自本我的非理性的冲动，又迂回地给予本我以适当的满足；超我是人格中高级的、道德的、超自我的心理结构。它以良心（conscience）、自我理想（ego ideal）等至善原则（perfection principle）来规范自我。这样，弗洛伊德就从静态的心理地形学发展为动态的人格结构学。（3）还谈到了自我由于成了外部世界、本我和超我等三个主人的可怜仆人，因而常常激起焦虑信号，成为弗洛伊德晚年新的焦虑论（anxiety theory）的基础。
4.《抑制、症状与焦虑》
这是弗洛伊德一部后期的代表作，是对压抑与焦虑（anxiety）及自我防御机制（ego—defence mechanism）关系理论进行修正与补充的主要著作，出版于1926年，全书共十一章。弗洛伊德通过对恐惧症、强迫性神经症和转换性癔症等病理现象的分析，通过对外部症状与内部自我、本我和超我现实关系的阐释，他解释了焦虑的性质、类别、表现形式及其与出生创伤之间的关系；分析了自我的各种意识功能，尤其是自我防御机制，如压抑作用、反向作用（reaction—formation）、抵消作用（undoing）、隔离作用（isolating）等在神经症患者和正常人心理活动中的作用；阐明了“压抑”与“防御”（defence）两个基本概念的联系与区别，以及它们在精神分析中的运用。本书对理解弗洛伊德学说的基本理念有重要学术价值。
5.《一个幻觉的未来》
这是弗洛伊德关于文化观和宗教观的一部承前启后的重要著作，出版于1927年，全书共十章。早在《图腾与禁忌》一书中弗洛伊德就表现出对文化人类学的关注，十几年后，此书的出版则是他由精神病学、心理学方面转向主要研究社会文化问题的一个重要标志。弗洛伊德解释说：“经过了一生浸润于自然科学（医学与心理治疗）之中，我的兴趣重新又回到了从前深深吸引着我的文化（cultural）问题上去，这些问题早在我懂得怎样去思考之前，就深深地吸引着我。”后来《文明及其缺憾》一书则是他在此书的基础上对文化观的集中而深入地阐述。本书主要讲了两个问题：（1）文明（civilization）的内涵及其同本能的关系。他认为，文明是人获取的知识、能力和调节人际关系的规章制度的统一体，其中社会文明与人的本能永远处于二律背反之中，即文明既对人类有益，又是对人性的否定。（2）宗教的本质、演化及其作用。他明确指出，宗教（religion）是人类童年的强迫性神经症（obsessional neurosis）、幼稚症（infantilism）和“人反对现实贫苦生活的一种神秘化抗议”，对人的精神既有某些安慰作用，更有麻醉作用，犹如一种“甜蜜的毒药”。随着科学的发展必然要否定宗教，使人们“从宗教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他坚信，宗教必然像人类脱离少年期一样而走向衰亡。弗洛伊德对宗教起源的心理分析、宗教与科学的对立、宗教的安慰和麻醉作用等方面的论述，不仅有合理性，而且有无神论倾向。长春出版社1998年出版杨韶刚的中译本，被收入车文博主编的《弗洛伊德文集》第8卷。
6.《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
这是弗洛伊德以精神分析的观点和方法阐释俄国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1821~1881）文艺创作的一篇心理美学的论文。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马拉佐夫兄弟》是恋母情结的弑父动机与赎罪欲在文学上的再现，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症和神经症发作在艺术上的投射（projection）。进而他指出，西方文学史上的三部“杰作”（《俄狄浦斯王》、《哈姆雷特》、《卡马拉佐夫兄弟》），均以弑父者为其同一主题，其弑父行为动机都是与情敌去争夺一个女人。弗洛伊德坚持，潜意识的情杀动机与严重罪疚感的癫痫症和神经症，既是创作文艺作品的重要起因，又是理解西方文艺“杰作”的一把钥匙。
在组织上，弗洛伊德做了调整，以保证研究工作的进展。1920年，弗洛伊德将忠实的精神分析学家组织一个秘密的核心小组：弗洛伊德、兰克、萨克斯于维也纳；阿伯拉罕、艾丁根于柏林；费伦茨于布达佩斯；琼斯于伦敦。他们相互通信，每两年聚会一次，必要时可随时增加聚会次数。
1922年，与护卫弗洛伊德“委员会”成员合影。
前排左起：弗洛伊德、费伦茨、萨克斯；后排左起：兰克、阿伯拉罕、艾丁根、琼斯。
1920年9月，在荷兰海牙召开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第六次大会，这是战后第一次国际代表大会。会议4天，代表和来宾共119人。弗洛伊德满意地看到，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又重新形成，友谊并没有遭到损害，也没有留下战争的伤痕。琼斯和英国代表为弗洛伊德教授及其女儿举行了午宴。安娜用漂亮的英语作了答谢讲话。这既使英国精神分析学会感到高兴，也使她父亲弗洛伊德感到自豪。
1922年，在德国柏林召开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第七次大会。参加会议的代表112人，来宾115人。其中，美国的会员11人，英国31人，柏林91人。这充分证明了阿伯拉罕、艾丁根，以及萨克斯和兰克等人在训练中心作出的成绩。尽管瑞士的会员们受到阻挠，他们还是来了20人。看着济济一堂的会议大厅，回想起十年前慕尼黑大会上不欢而散的情景，弗洛伊德十分感慨地想道：“我们现在有足够的会员和力量自立了。我们终于大功告成了！也许我们还会由于种种原因失去个别人员，但我们已经像任何一个精神病或神经病学会那样牢牢地站住了脚。”会上，阿伯拉罕关于抑郁症（melancholia）和费伦茨关于生殖器的理论使与会者赞不绝口。但对弗洛伊德来说，最大的幸悦莫过于看到一批年轻的新会员宣读他们的论文：弗朗茨·亚力山大（Franz Alexandre）和卡伦·霍妮（Karen Danielsen Horney）关于女性心理学一些问题的探讨；格查·罗姆将精神分析学引进人类学研究的尝试；等等。
弗洛伊德在会上宣读了《关于潜意识的几点意见》的论文。这篇文章是以他的《自我与本我》一书的手稿为基础写成的。他说，在科学的领域里，满足于昨日的真知灼见，就会导致今日的一知半解。他承认过去仅仅强调意识与潜意识是偏颇的、简单化的。主张以“三部人格结构说”取代“二部心灵结构说”。最后得出结论说：“精神分析法是一种能使自我逐步征服本我的工具。”又说：“它也是一种看待事物的方法一种态度、一个参照物、一种观点、一条途径，它使我们能够从压抑与反压抑（counter—repression）、爱与死的永恒冲突的角度来理解人类的精神世界。”在这会上，他的女儿安娜被推为国际精神分析学会会员。
1924年，在德国萨尔斯堡召开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第八次大会，阿伯拉罕任主席。同年，弗洛伊德被授予维也纳市荣誉市民称号，以祝贺他68岁的生日，而不是等到习惯上的70岁。这可能与弗洛伊德下颚癌手术有关。同年，5月14日，法国著名作家、音乐家、社会活动家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1866~1944），拜访了弗洛伊德。罗曼·罗兰阅读弗洛伊德的著作已达20年之久，对弗洛伊德很赞赏，并经常通信。这次相会，两人各抒己见，探讨了文艺创作和人类心理活动的关系，批评了文艺界片面理解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达成了人生观问题上的共识。
1925年9月，在德国洪堡召开了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第九次大会。弗洛伊德未出席，而是派安娜去宣读了他的《两性生理差异所带来的心理后果》的论文。同年，德国精神分析运动的天才阿伯拉罕去世。弗洛伊德非常痛心地说：“卡尔·阿伯拉罕才48岁呀。他还可以进行30年的创造性工作。而我今年69岁了，半个嘴巴都已被割去，却仍在世上苟延残喘，而卡尔却永远离开了我们！”
到了20世纪20年代，精神分析声誉日隆，其影响的广度和深度已相当可观。历史表明，精神分析学将会继续向前发展，它不仅能成为一门学科，而且也能成为一种治疗方法。加入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人数日益增多。除了以前就有的维也纳、柏林、布达佩斯、伦敦、荷兰、瑞士和俄国的地方组织之外，后来巴黎、加尔各答应成立了学会，日本成立了两个，美国有好几个，最近耶路撒冷、南非的分会相继诞生，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也建立两个地方团体。
精神分析运动在美国的影响远大于欧洲。1920年后仅在美国就出版了两百部以上的著作论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当时有人颇有感慨地说：“十多年以前，有谁曾梦想过，今天的大学教授们会向男女学生讲授弗洛伊德的理论。科学家依靠它，以探求本能的奥秘；教育家希望从中找到训练年轻人的秘诀。”1914年和1917年弗洛伊德曾被美国心理学家怀特推荐为诺贝尔医学奖的候选人。而后法国艺术大师罗曼·罗兰也多次努力争取过，但均未成功。弗洛伊德自我解嘲地说：“我已经两次看见诺贝尔奖从我面前闪过，但我知道，这种官式的承认根本不适合我的生活方式。”
后来，精神分析运动内部核心委员会出现了矛盾。追随弗洛伊德达25年之久的兰克和被弗洛伊德非常器重的费伦茨几乎是秘密出版了两本同正统精神分析学相对立的论著：一本是兰克和费伦茨合著的《精神分析的发展》（1923），引起许多成员的反对，弗洛伊德对其中一些错误也做了批评，但希望大家通过内部讨论加以解决，费伦茨表示接受意见，并同委员会言归于好。而兰克却未完全改变态度。另一本是兰克的《出生创伤》（1924），将人的精神神经症、各种情绪、焦虑、恐惧、迷惘、恐怖、软弱等，完全归因于人出生时所受到的创伤，抛弃了弗洛伊德神经症的性病因学和释梦的方法。这本书事先没有让任何人看到他的手稿，但却得到费伦茨的支持。这样，于1926年和1929年兰克和费伦茨就相继脱离了组织。1923年确诊弗洛伊德患下颚癌，并做了第一次手术。1926年，弗洛伊德70寿辰时，收到了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丹麦著名作家布兰戴斯（Georg Morris Cohen Brandes， 1842~1927）、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等人的贺电和德国作家茨威格（Stefan Zweig，1881~1942）在报上发表的祝辞。与此同时，弗洛伊德声明退出精神分析运动。
（六）精神分析学登峰造极时期（1930~1939）
20世纪30年代，既是精神分析学顶峰时期，又是弗洛伊德主义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弗洛伊德进一步用精神分析学的观点研究一系列社会现象，如社会组织、宗教起源、文学艺术、战争根源等等，构建了一套有关社会文化的弗洛伊德主义理论体系。
这个时期，弗洛伊德的主要代表著作如下：
1.《精神分析新论》（亦译《精神分析引论新编》）
它是《精神分析导论》的姐妹篇，也是弗洛伊德的主要代表作之一。它是弗洛伊德在他1932年所做的演讲基础上成书的，但却是他在《精神分析导论》发表后经过15年研究实践和反思的成果。该书既是对《精神分析导论》的修正、补充和发展，也是弗洛伊德后期工作的里程碑，出版于1933年，全书共七讲，即从29讲至35讲。分别阐述了四组不同性质的问题：（1）进一步发挥了梦的理论，提出一切梦均具有性的属性的命题，详述了显梦与隐梦之间的根本区别，关于梦满足愿望的作用与焦虑的梦不矛盾的观点、关于梦的本质即梦的工作过程的发现等等问题。（2）强化了对人格的自我的分析，着重阐述了自我和本我、自我和超我的关系，以及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与自我、超我和本我以及它们与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的关系。（3）专门探讨了焦虑与本能生活以及女性心理问题，提出女性气质决定于其性器官的功能及其发展状况的理论，并对心灵感应（telepathy）现象、精神分析理论做了解释、应用和展望。（4）对宗教、教育、宇宙观等问题发表了他元心理学的独到见解。该书论述许多过去未曾接触过的问题，包括教育的目的、职能和方法，哲学和宇宙观，宗教的特点、职能及其与科学的不相容性，对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的评价等。其中关于宗教的作用及其与科学相对立的观点有其合理性，其余的一些论点则有明显的谬误。
2.《精神分析纲要》
这是弗洛伊德最后一部精神分析学的极为重要的代表作。他写于1938年（82岁），并以德英两种文字发表于1940年。虽书未写完他已去世，但全书的内容基本上是完整的。全书共分三部分：（1）心灵及其活动，阐明了本我、自我和超我相继发展而成的精神结构，具有根本性作用的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性功能从幼年到成年的发展过程，潜意识、前意识和意识的区别和联系，以及对梦的解析。（2）实践任务，阐述了精神疾病的早期根源及其精神分析治疗技术。（3）理论成就，揭示了精神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本书既是向读者介绍精神分析基本原理的指南，又是他对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精神分析理论全面而精辟的总结。因此，《精神分析纲要》在弗洛伊德全部著作中具有独特的价值。
3.《文明及其缺憾》（亦译《文明及其不满》）
它是弗洛伊德晚年探讨社会文明的一部主要著作。美国著名历史学教授彼得·盖伊（Peter Gay）认为，这部书是弗洛伊德集其一生思想大成的著作。出版于1930年。该书第一版，一年之内，就销售了1.2万册——在弗洛伊德著作中不算小数目——全部售罄。1931年又出版了第二版，仍然销路很好。他从文明发展与人性本能之间的联系和对抗这个基本观点出发，对文明社会的本质、起源、作用和弊端等问题做了集中的阐述。他认为，人生的目的（或人性的本能）就是追求幸福（happiness），但幸福又是难以达到的。因为文明除了促进物质工具的进步、个体的力量被群众的力量所代替，同时还忽略了人性的特殊过程，却对人的本能尤其是性生活肆意否定和横加限制，企图让人在攻击性（aggressiveness）方面做出牺牲。于是，人们只好求助于爱欲的力量，以所谓的共同的文明生活来避免痛苦。他指出，攻击本能是反对文明的，而文明又是建立在爱欲之上的，因为在文明的进化中充满着爱欲（生的本能）与攻击（死的本能）之间的斗争。弗洛伊德用精神分析的理论剖析了文明社会，痛斥了文明社会的弊端，揭露了宗教的虚伪性，并把希望寄托在爱欲的力量之上。这里，弗洛伊德看到本能与文明的矛盾、文明对社会进步的推动、文明的发展日益要求人们群体认同感的加强是颇有见地的。但是，他忽视文明发展的物质根源，夸大本能在文明发展中的作用，把文明与本能绝对对立起来，认为文明的发展是个性扼杀的观点则流于偏谬。
4.《为什么有战争？》
它是1932年9月弗洛伊德就战争问题答复爱因斯坦的一封信，公开发表于1933年。他依据精神分析学理论，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一方面因为使用“暴力”（violence）来解决人与人之间利益的冲突是一个普遍原则；另一方面因为战争是毁灭本能（死的本能）的外部表现，故试图排除人的攻击性倾向是毫无用处的。要想避免战争，就必须用人的生的本能即爱欲的力量，来使攻击冲动得以转移。人类文明的发展和人们对战争的恐惧也是促使人们反对战争的一种重要力量。本文对了解弗洛伊德唯心理论的战争观有重要意义。
5.《摩西与一神教》
这是弗洛伊德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著作，发表于1939年。它由三篇论文组成。在第一篇论文中，弗洛伊德运用其广博的学识和独特的精神分析方法，追溯了犹太一神教（monotheism）与它创立者摩西之间的关系，以丰富的历史事实探讨一神教在犹太人中得以发展的史前根源。第二篇论文着重分析了摩西创立一神教之后，在犹太民族中产生的影响，以及如何以传说的形式在人民中间广为流传。弗洛伊德引经据典，既借用了有关的历史资料，又与精神分析的独特方法相结合，勾画了一幅鲜活的宗教发展的历史画卷，读来令人兴趣盎然。第三篇论文是弗洛伊德于1938年流亡英国后发表的。主要是对前两篇论文的重现和扩展。总之，本书深入浅出地剖析了一神教的本质和起源，解释了上帝不是神，而是被后人神话了的人；它说明宗教问题并非神秘不可测，揭开宗教欺骗人的虚幻面纱，人们不难发现其真实本质。由于本书具有反宗教倾向，加之当时纳粹已表现出支持天主教会和反犹的倾向，因此，本书是分三部分断断续续出版的，前后历时四年多。本书是弗洛伊德主义的代表作，读者可结合阅读《图腾与禁忌》、《一个幻觉的未来》、《精神分析新论》、《精神分析纲要》等著作，更全面地了解弗洛伊德的宗教观。
弗洛伊德对文艺有特别的修养，他专门研究了一些诗歌、戏剧、雕刻和绘画，发表了一系列对艺术家进行精神分析的作品。如《戏剧中的变态人物》（1942）、《詹森的〈格拉迪沃〉中的幻觉与梦》（1907）、《作家与白日梦》（1908）、《达·芬奇的童年回忆》（1910）、《米开朗基罗的摩西》（1914）、《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1928），以及分析莎士比亚（如分析其作品中的人物麦克白、哈姆雷特及查理三世）、歌德、达·芬奇、米开朗基罗、E. T. A. 霍夫曼等名人作品的文章。由于弗洛伊德沟通了心理学和文学的联系，开拓了文学研究的新领域，促进了创作活动的深入发展，因而弗洛伊德于1930年荣获歌德文学奖金。
法兰克福市长在颁奖颂词中写道：“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开启了理解灵魂驱力的道路，也因此创造了认知文化形态之产生和其建构的可能性，以及治疗其中若干病症的可能性。”颂词继续提到：“精神分析理论不只激起了丰富的医学科学内涵，同时还丰富了包括艺术家、神职人员、历史学家以及教育家的心灵世界”。
1931年弗洛伊德75岁寿辰时，贺信如“洪水一般”，住宅被鲜花淹没。德国精神医学界召开了研讨会，纽约举行了庆祝活动，并在给弗洛伊德的贺电中写着：“您这位勇敢的探险家发现了自我之下隐没的大陆，且给予科学与生命新的方向。”同年，弗洛伊德的故乡弗莱堡市为他立了铜牌，弗洛伊德在给该市市长的感谢中，简短地重温了他生命的变化历程，深深地触及了他心智当中最私密的层面，说出了他无法被压抑的欲求，渴望着去爱慕年轻美丽母亲的那段时光，渴望着逃离他年老的父亲。
此时，弗洛伊德已誉满全球。到了1936年，弗洛伊德80寿辰时，在连续六个星期中，收到从世界各地寄来的贺信和发来的电报，其中包括托马斯·曼、朱利·罗曼、罗曼·罗兰、威尔斯、茨威格、沃尔夫夫人等191名作家、艺术家集体署名的礼状，整个屋内馈赠光盈，庆祝会也非常盛大，但弗洛伊德因病没有出席。在写给茨威格的道谢函中，弗洛伊德表示：“尽管在生日当天，在妻子和子女的陪伴下，我感到异乎寻常的快乐，但仍无法对伴随老迈而来的体衰与无能泰然处之，所以我望在会以类似渴望的心情等待着转化为非存有的到来。”托马斯·曼也写了一篇题为《弗洛伊德与未来》的文章，祝贺他的80大寿。同一个月，弗洛伊德获得了一项让他有最大满足感的荣誉，一个比英国皇家医学会会员身份更大的殊荣：他膺选为排他性一向很高、名字经常与牛顿（Sir Isaac Newton）和达尔文连在一起的英国皇家学会的通讯会员（Corresponding member）。
六、坎坷晚年
弗洛伊德在肯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理性价值时，认为它的“力量在于富有远见地指出了人们的经济条件对其理性的、伦理的和艺术的看法具有决定性影响”，“在我们的时代已经取得了无可否认的权威性”。又说：“马克思主义‘倒像是晦涩的黑格尔哲学的沉淀物’、‘对思想的限制一如宗教昔日的冷酷’。”显然，这反映了弗洛伊德对马克思主义的不理解及其政治态度的局限性。
但是，弗洛伊德在对纳粹德国的态度上则是爱国的、进步的。1933年5月10日，五千名佩带纳粹标志的学生，在柏林歌剧院门前焚烧了两千本书，其中包括爱因斯坦、托马斯·曼、雷马克、茨威格和弗洛伊德的著作。当弗洛伊德听到他的书被化为灰烬时说：“我们进步有多么大！要是在中世纪，他们会把我烧死的；在今天，他们只烧掉我的书就满足了。”纳粹德国不仅要把弗洛伊德的书全部化为灰烬，而且还妄图消灭所有精神分析学家。1934年，一切有远见的犹太血统的精神分析学家都已逃离了德国。
此时，正处于癌症晚期的弗洛伊德，年迈体衰，负担甚重，谢绝了朋友们的忠告，坚持留在维也纳。1938年3月纳粹入侵奥国，弗洛伊德的家立即遭到纳粹党的蹂躏，如银行存款被冻结，出版社被取缔，家里钱被掠走，小女儿安娜被逮捕，四个妹妹被杀害。
1938年奥地利被希特勒并入德国的版图。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弗洛伊德不得不决定离开奥国。此时，弗洛伊德给他在伦敦的儿子恩斯特的信中写道：“在这黑暗的日子里，我们的面前只有两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同大家生活在一起和在自由中死去。”这时，纳粹政权提出，弗洛伊德在未把当时还没有售出的书从瑞士带回烧毁以前，不准他离开。在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的干预下，通过美国驻法大使、美国驻德大使及美国驻维也纳大使的调停和他的学生、患者的帮助，玛丽娅·波拿巴（Maria Buonaparte）公主付给纳粹25万先令，弗洛伊德才被纳粹准许离开奥国。
弗洛伊德全家逃到了英国伦敦后，受到各界人士的热情欢迎和关照，几乎每天都收到许多慰问信和电报，有的信封上只写着“伦敦弗洛伊德”几个字，但也能准确无误地将信送到弗洛伊德的住处。
英国社会名流纷纷登门拜访，其中有英国著名作家威尔斯、波兰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Kasper Malinowski，1884~1942）等。英国社会科学院还专门做出决议，对弗洛伊德来英表示热烈欢迎。英国国王也亲自访问了弗洛伊德。英国皇家学会的三名秘书阿尔伯特·施瓦特爵士（Sir Albert Seward）、赫尔（A. V. Hill）教授和克里费斯·达维斯（Griffith Davies）还带了英国皇家学会自1660年创立以来代代相传的珍贵纪念册，请弗洛伊德签名留念。当弗洛伊德签名的时候，他的激动心情使他的手颤抖不已，因为他知道就在这个纪念册上有伟大的科学家伊萨克·牛顿和查理斯·达尔文的签名。
此时，弗洛伊德并没有忘怀自己的祖国，他时刻想念着维也纳。弗洛伊德在给艾丁根的信中写道：“获得解放的胜利心情是同忧伤交错在一起的，因为我始终热爱着那所我刚刚从那里被释放的监狱。”
1939年初，弗洛伊德的下颚癌日益严重。他16年来已动过33次手术，口盖和上颚全部被切除，下颚已全部溃烂，虽然做了外科补形手术，但是说话异常困难，别人也听不懂，万分痛苦。尽管如此，真到去世前几周，他还坚持给病人做精神分析，撰写最后一部未完成的重要著作《精神分析纲要》。他晚年还有一些创作宿愿，终因病魔缠身，未能完成。
1939年9月19日，弗洛伊德已奄奄一息。当琼斯去探望弗洛伊德时，他伸出手与琼斯握了握手，然后以很庄重的手势向琼斯告别。
逝世前几年，弗洛伊德曾和他的私人医生舒尔（Max Schur）约定，当那个时候到来时请不要让他受不必要的痛苦，以实现安乐死。1939年9月21日，弗洛伊德又提醒舒尔注意一下早先的谈话。他说：“你答应过我，如果我不能坚持活下去的话，不背约。现在却毫无意义地折磨着我。”舒尔很理解他的心情，紧紧地握了弗洛伊德的手，并把他们谈话的内容告诉了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
9月22日，舒尔给弗洛伊德注射了2毫克吗啡，12小时又注射了一次，然后弗洛伊德就睡了过去，于1939年9月23日凌晨，弗洛伊德逝世，享年8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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