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去”是一个老传统

    2005年，提起在纽约当地华人社区颇有名气的温州籍房地产商林敏芝，不要说当地的华人，就连当地的美国人，对其胆识也气度也纷纷竖起大拇指表示敬佩。

    不仅仅是因为她拥有绿景旅馆、创建了华美地产公司、担任纽约第一百货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更重要的是，她这份敢于闯荡天下的无畏精神，人们甚至将他的事迹当作传奇传播。

    原因很简单，大多数中国女人，结婚生孩子之后，心思就全放在小家庭中了。但林敏芝有了两个女儿之后，心思就不在自己的小家中，而是借了一些钱买了一张机票，飞去美国寻找机会了。

    她先从车衣厂和餐馆打工打工做起，不久就拥有了一家自己的餐馆。又过了不久，这个大胆的女人竟然在布鲁克林闹市区和曼哈顿的时代广场开了两家百货礼品店。再后来，她又考下地产执照，正式进入美国地产界。当她听到一个不知名的小镇——河头镇，有一家破餐馆要转让时，毫不犹豫地将其盘了过来，重新装修整顿，这就成了河头镇静静有名的度假酒店绿景旅馆。再再后来，这个女人就荣获了“首届美国50位杰出华裔企业家”。

    身在异国他乡，人生地不熟，语言又不通，林敏芝是怎样成为传奇的呢？

    也许你会说，是因为人家思维敏捷，脑子聪明，眼光长远，是投资的天才。那我们再看看下面这两个“传说”。

    温州平阳一位老太太，听说从外面收购兔毛，回来都赚一大笔钱。这位平阳老太太就再也坐不住了，也想学别人倒卖兔毛赚钱。但她没有年轻人的体力，又不会说普通话，更不认识字，怎么可能走出去赚这笔钱呢？但她确实做到了。

    她请人给自己写了两张纸条，一张纸条上写着“我是温州平阳人，请帮我买车票。”另一张纸条上写着“我要收购兔毛，多少钱一斤？”就靠这两张纸条，这位平阳老太太跑遍了大半个中国的兔毛市场，成为一个靠收购兔毛发家万元户——这是20世纪八十年代的事，那时候“万元户”对中国大多数地区的人来说还是一个很稀罕的身份。

    无独有偶，温州还有一个同样体力不强、不会说普通话、不认识字的老太太，她靠两只手走遍了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她一只手心上写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另一只手心上写着“买我的产品，给你百分之二十的回扣”。就靠手心的这几十个字，这个老太太在全国各地成功地推销出了自己家庭作坊生产的小商品！

    看到这三个毫不畏惧闯天下的三个女人，你们会不会觉得温州女人很“强悍”？其实不只是温州女人，温州的男人更是无所畏惧，常年五湖四海地奔波，寻找好的投资项目。

    “走出去”是一个老传统，无论温州的男人、女人，老人还是孩子，都将外面当作铺满黄金的场所，留守在家无所事事是一种耻辱。因为在温州人看来，“走出去”不仅仅是一种赚钱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

    温州位于浙江省东南部，三面环水，背靠大山。这里人多地少，资源匮乏，水路是唯一与外界交往的通道。在改革开放以前，这里的人只能过着与世隔绝又贫穷的日子，要想让自己的生活有些起色，只有“死路一条”。温州话中“死路”即“水路”。话虽幽默，但也从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了温州人的无奈。

    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温州人为了寻找一线生机，寻得更好的生存发展空间，他们只有从“死路”中走出来。所以自古以来的温州人，几乎都将“走出温州”当做一种必备生活态度。可以说，在温州人的字典里，“背井离乡”不是一个带有贬义色彩的词语，而是一种积极生活、更好生活的象征。这与中国人传统的恋乡守土的保守观念显然是不同的。

    世界永远是公平的，与恋乡守土、生活安逸的相比，“背井离乡”的温州人，上帝也赏赐于他们“衣锦还乡”的机会。截止到2008年、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在全世界各地忙碌奔波的温州人，已经创造了民营经济占工业产值的95％以上、占财政收入的70％以上的骄人成绩，温州资本已经成为显赫世界的一种品牌，与号称全球最会做生意的犹太人齐名。而温州人的老家，早已经被冠以中国鞋都、中国电器之都、中国汽摩配之都等近30个全国性生产基地的称号，获得16个中国驰名商标、32个中国名牌产品和82个国家免检产品。这些成绩，全国其他城市可以说根本没有哪里能与温州抗衡！

    尽管今天的温州人早已经富甲一方，但“走出去”已经形成一种传统，对他们来说已经成为一种最正常不过的生活方式。因此，如今全世界仍然有50多万温州人在世界各地忙碌奔波，全家任何一个城市，几乎都有温州人的身影。总之，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温州人忙碌的身影，他们就像空气一样，充斥在天地间，活跃在商海中——空气无处不在，温州人也无处不在，空气是须臾不可缺的，遍布世界对温州来说也是一种须臾不可缺的生活方式。

    如果说“走出去”是温州人为了寻找活路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那么他们又不仅仅满足于走出去、在外面拥有一个较好的生活环境，更在于彻底改善家乡的面貌，在于将自己的“大本营”建立得更好，也让温州人生活得更好。

    熟悉温州模式的人都知道，相当一部分温州人是靠“模仿”发家的。1985年，一些在海外投资的温州人回乡，带回来了日本的打火机。善于琢磨的温州人将这些打火机拆开，细细研究每一个零件，每一个组成部分。结果不到三个月，温州人就用自己的双手做出了第一只属于温州人的打火机。接着，温州人就在自己的家乡生产出第一批属于温州人的打火机，很快以极低的价格投入市场，迅速挤垮世界三大打火机生产基——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如今，温州的打火机已经占世界市场份额的80%，在打火机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大佬”。

    不仅仅是打火机，还有眼镜、低压电器、皮鞋、塑料制品，等等许多行业，温州人不但用于模仿，还通过市场竞争了解到，在模仿中保持创新才能保住温州品牌。于是，从前从事低端产业的温州人，通过第一次创业之后积累了人生第一桶金的温州人开始从事高科技研发，温州产品就这样逐渐成为一种品牌。

    这种“引进来”来的精神，不仅仅包括具体的实业经济。推而广之，温州模式的许多品质，无不充满这种“引进”精神。温州的高科技、雄厚资金、品牌优势，等等，其最初源头，最先无不是来自于温州之外。因为，80%以上的温州财富，归根究极都是来源于温州之外。

    正如鲁迅所说：“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在温州人看来：不能引起别地区的财富，温州人就无法过上“新”生活，没有引进来的，温州经济也不能发展成为“温州模式”。因此，走出去闯天下不是目的，目的是将天下的“好东西”都搬回温州，使温州摆脱贫困落后“死路”一条的旧温州，成为一个举世震惊的“新温州”。

    此外，“走出去”还催生了一些温州人特有的“生意经”，如投资很大胆，很容易独占市场，容易结成团，做生意能吃苦，等等。温州人的这些品质，都是被环境所逼出来的。随着温州人在全球影响力的不断深入和广泛，温州模式也越来越受到国内外专家的重视，更多人参与到温州现象的研究中去。我对大家建议只有一句：

    研究温州模式，不能离开温州人的“走出去”传统；离开了这个根基，一切研究都如同缘木求鱼，卧冰求鲤。

    以抄底的方式向全球投资

    2009年，一位温州同乡找到我，想让我帮忙筹集一笔资金，他想投资金属镍。

    谈到这项投资，同乡对我说：“金属镍的价格现在在国外绝对已经到了最底部，只要我拥有足够多的资金，现在是到国外买镍和镍矿的最好时机。”

    同乡还跟我举了一个例子，他的一个远房亲戚从印度尼西亚购买了几十艘船的镍土矿，还在印度尼西亚投资了一个炼厂，眼看着全球原材料价格和远洋运费暴跌，远房亲戚已经不满足于在当地坚赞冶炼厂了，干脆将矿土采购回来，直接在国内投资建厂。

    这件事我已经从海关的朋友那里听说了。这位投资印度尼西亚的温州商人，在此之前就已经进口了超过一亿美元的金属镍和镍矿，他2009年的计划量会达到这个数目的两到三倍。

    投资镍矿意味着什么？

    当事人回应道：“比投资黄金还要保值和增值。”

    温州最大的镍贸易商、温州百润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俊晖介绍到，2009年3月的时候，镍在国际上的价格是9412美元一吨，而到了8月，还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价格就已经涨到21360美元一吨，价格涨了125%，的确“比投资黄金还要保值和增值。”

    差价越大，利润也就越大，这是人所共知的经济常识。但真正能将这一招运用到极致的，恐怕只有温州人，投资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那么，温州人投资镍的方式，有什么独到之处吗？

    有！那就是抄底。

    在温州人身上，抄底不仅仅是一种投资方式，更是一种投资思维。

    所谓“抄底”，其基本含义是：以某种估值指标衡量股价跌到最低点，尤其是短时间内大幅下跌时买入，预期股价将会很快反弹的操作策略。

    注意，这里有一个关键词——股价，也就是说，这个词来自股市，是证券市场的专有词汇。

    温州人虽然对股市不感兴趣看，但不意味着完全不关注这个领域，投资镍的方式，就是基于对“抄底”概念的准确把握，因此形成一种独特的抄底投资思维。

    以温州人对迪拜塔的投资为例，我们来见识一下温州式的“抄底”。

    众所周知，2009年11月25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第二大酋长国迪拜国的财政部对世界宣布：迪拜旗下所有的房地产公司因为债务危机，将十亿美元的债务推迟六个月。到了2010年05月27日，迪拜仍无力偿还到期的债务，只好再次声明，某些债务还要推迟三个月才能还款。此件事被称作“迪拜危机”。迪拜虽然是一个小国家，但作为全球经济链条的一部分，也深深地影响了全球的股市、债务市场，乃至全球经济的复苏，对世界部分地区影响更是深远，如对阿联酋和美国的影响。

    由于债务问题，从某种角度上来看，迪拜的经济已经陷于低谷。在这种形式下，全球无人再敢轻易冒险再投资迪拜的楼市，其他领域也不敢轻易涉足。

    但温州人却不这么认为，别人害怕的投资项目，往往正是温州人孜孜以求的投资项目。2010年1月，当号称新的世界第一高楼迪拜楼刚竣工的时候，我就打算带一个温州团前去寻找机会。我刚透露了这个意思，马上就有20多个温州商人报名，表示对这个世界第一高楼很感兴趣。

    在温州人看来，虽然迪拜的经济还没有复苏，但我们依然很看好迪拜的经济前景。

    最直接的原因，阿联酋政府通过这件事吸取了教训，制定了一些有利于这个地区经济复苏的政策，这些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吸引投资商。显然，这些政策已经发挥了作用，从迪拜危机之后，迪拜楼建成之后，飞往迪拜的旅客比债务危机之前明显增加很多。

    除了这一个原因，对于我们温州人来说，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抄底。

    尽管彼时的迪拜刚刚经历过债务危机，而且有一些债务问题尚未得到解决，但由于政府新出台的政策，这个位于阿拉伯半岛中部被誉为“海湾明珠”的地区，并且拥有一系列现代化配套基础设施及奢华的大规模建设的海湾中心，迟早会由于其地理位置及优越的硬件设施再度受到人们的欢迎，重新繁荣起来。基于这个美好的明天，今天的投资也是值得的。

    简言之，我认为，迪拜今天的经济虽然是萎靡的，但未来的明天注定是辉煌的，温州人宁愿在迪拜最不景气的时候投资迪拜，将来换取数倍的利润。

    当然，这需要冒很大的风险，向来不畏风险的温州人早练就了一身防范风险的能力。因此，除了投资迪拜楼，很多温州老板还试着投资迪拜的其他领域，如房产、电视台、按摩器，等等各个行业和领域，避免将“鸡蛋装在一个篮子里”。

    众所周知，最美好的投资项目，莫过于一人独占，垄断市场。即使不能做到完全垄断，也要保证竞争者最少，自己占有的市场份额最大。

    但是，在正常情况下，这种情况一般不容易出现，投资者很难拥有这样“一人独大”的机会，尤其是在法制健全、市场成熟的情况下，独占市场的几率非常小。但凡某个行业或领域被人发现存在丰厚的利润，投资者很快涌上去抢一杯羹，个人很难独占利润。

    但在特殊的情况下，当市场出现缺口，或者经济出现某种漏洞，“一人独大”的机会就很容易抓住。

    打比方说，由于2011年日本9.0级的大地震引发了核危机，人们为了防辐射偏听谣言将食盐抢购一空。如果国家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手段来控制这件事，那么盐市就成了一个缺口。如果谁站出来说，我这里有几吨食盐卖。那么即使他卖20块钱一袋，我相信也会有市民出来抢购，卖食盐者就“一人独大”，控制了盐市。

    而这个卖食盐者，肯定不是在盐断货的情况下购进的几吨食盐，而是在这场危机之前，在盐最不被众人看中的时候，与现在的盐价对比来说是“最底”的时候。他这种行为，说得高尚一些，就是一种“抄底”行为。

    一边是价格的“最底”，另一边是独占市场一人独大，这其中的利润，显然是所有市场竞争中利润最大的一种投资。这种一口吞下大部分利润的投资方式，向来是温州人所追求的。

    但像迪拜危机此类的投资行为，对温州人看来其实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机会，所以一旦看见此类机会，即使冒着巨大的危险，也要顶上去试一试。可是，抄底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机会，向来视最大利润为生命的温州人，是怎样运用抄底思维的呢？

    放眼全球！努力让自己成为市场的第一发现者！

    改革开放之初，很多人跑下南方寻找机遇，温州人却“反其道而行之”，涌向北方、西北，于是今天的北京城里有了闻名遐迩的“温州村”，西北有了温州的“炒油团”。

    20世纪80年代，当人们慢慢尝试成为个体户、投资小生意时，温州人却大胆地杀向了还未，于是美国、巴西、日本、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等国开始有温州人的身影，温州人开始有“中国犹太人”之称。

    温州人这种异于国人的投资思维，其实都是“抄底”思维的巧妙运用。

    对于北方，尤其是中国西北来说，在改革开放之初，由于战略位置没那么重要，因而不被大多数人所看重，广东、深圳等地成为投资者抢夺的市场。温州却毫不在意西北的贫穷与落后，反而尝试着在宁夏投资小生意，不畏艰难地从事着最不起眼的小生意，如纽扣、电器、商标、小玩具等。不仅仅是宁夏，温州人对云、贵、川、桂、青、新、藏、宁、内蒙等战略位置不那么重要的小城市、边陲，都有投资。虽然这些投资很不起眼，但到了2000年，国家一声令下，举国“西部大开发”，西部市场一时间抢手馍馍。早已经在这里“抄底”的温州老板们，作为市场的第一批发现者，自然比别人赚取了更多的利润。

    在海外市场的投资，道理其实也是一样的。温州人作为最早将中国文化、中国特产介绍到国外的中国人，自然比后到国外投资市场的中国人更了解市场，更明白国外市场的需求，自然也更容易被外国佬所看重。所以，今天的巴黎有一条街叫“温州街”，中国别的城市暂时缺没有这个“殊荣”。

    这种首先走出去、首先放眼全球的温州式投资，虽然不像投资迪拜楼那样明显的“抄底”，但与后来者相比，由于抢先发现了市场，获利自然更多一些，因此也可以称作一种抄底。

    在股市中，究竟什么样的价格才是“最便宜”、“最底”，很难做出一个很明确的标准。但对温州人来说，抄底思维确实一种可掌控的东西。温州式的抄底，我这样归纳：

    大家不以为然的投资、暂时没有发现的投资，都属于“最便宜”、“最底”，第一个投资这种项目的人，就是在抄底，就是获取利润最大的那个。

    这样的话，我们就很好解释了温州人为什么敢于冒险、敢于全世界到处跑，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争当第一人，尽力实现“一人独大”。

    钟情于品牌投资

    今天，温州在国际上已经拥有多个品牌美誉，如被誉为中国品牌城市、中国鞋都、中国皮都、中国汽摩配之都、中国低压电器之都、中国小水电之乡、中国泵阀之乡、中国印刷城、中国电器城、中国眼镜生产基地、中国塑料薄膜生产基地、中国不锈钢无缝管生产基地、中国印刷材料交易中心、中国锻造产业基地、中国汽车及零部件出口基地。等等。各行各业各个领域上百个美誉，都足以说明温州品牌的成绩，说明品牌对温州企业的意义。

    温州人不仅在国际上打响了自己的品牌，还试图通过收购国际知名企业的方式来快速地实现温州品牌的崛起。

    2009年初，温州平阳人叶茂西以中国经贸代表的身份跟随温家宝总理访英，了解到英国的Propeller电视台因为金融危机不能再获得政府资助，急需战略投资人。Propeller电视台已经在欧洲数十个国家落地，2009年初还在意大利威尼斯获得“全欧洲最佳卫视电影频道”奖项。叶茂西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于是当时就以西京集团负责人的身份与该电视台达成初步收购意向。经过半年多的洽谈和磋商，他终于成功并收购了Propeller电视台，使之成为中国人首次收购西方发达国家的电视台。而且并购之后不到一年时间里，凭着Propeller电视台原有的优势及叶茂西的经营，到2010年底的时候，Propeller电视台已经入户1000万英国家庭、覆盖欧洲多个国家和地区。叶茂西还打算继续推广它，使之成为进入美国、进入中东和非洲，成为全世界性的电视台。

    像叶茂西这样通过并购国际知名企业来打造自己品牌的温州商人几乎已经成了一种潮流。2010年，温州的服装、鞋业等一些企业的老板，还特意前往意大利考察品牌，商谈洽购事宜。此外，温州还有其他一些领域的老板，对于国际一线二线品牌，也都纷纷表示出并购、收购的意向。

    我认为，温州之所以走成为民资海外收购潮盛行的区域，与温州政府的积极鼓励是分不开的。温州政府明确规定：对于境外收购、设立研发中心、建立营销网点、专卖店等投资项目，温州政府会给予5000元至15万元不等的奖励。数额虽然不大，但却表明了态度，温州民企海外并购的步伐因此加快。

    创建自己的品牌也好，收购国外知名品牌也好，实际上都是温州企业走出国门的一个过程，是温州人全球战略的一个环节。这个环节对于温州商人来说不仅是一种新的突破，更是新的发展机遇，意味着温州企业从此拥有了一个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然而，温州人现有的成绩并不是我要讲述的重点，重点是，温州人是怎样创造了这样成绩。不了解温州企业历史的人，很难想象温州人今天的成绩是从一片骂声中获得的。

    20世纪80年代，温州鞋的质量很差，有些消费者投诉，温州鞋穿了不到一个月甚至不到一周，就无法再穿了。杭州市消协和新天龙商厦经常接到人们这样的投诉。于是1987年8月8日，新天龙商厦就将本大厦所有销售的温州鞋都拿到武林门广场，然后一把大火烧掉，引得杭州上千围观群众者的叫好。这就是温州企业史上臭名昭著的“武林门事件”。

    “武林门事件”对温州人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刺激。接着，全国各地的城市纷纷效仿，武汉、重庆、大连等地也跟着举行了烧毁温州鞋的“仪式”，深受其害的消费者莫不围观叫好。很快，全国几十个大中城市拒绝再进货温州鞋，各地的商场为了安抚消费者，干脆在自己大厦或店门上挂上一个牌子：“本大厦（店）无温州鞋”，有的人甚至直接表示：“本店无温州货”。也就是说，不仅仅温州鞋，温州的其他商品也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由于“武林门事件”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温州的私企一下子近乎经历了一场地震。不仅是温州鞋业，温州的其他产品，也都面临着被整顿、被销毁的局面，如温州的低压电器也遭遇了鞋业一样的命运，因为质量不合格被国家整顿、被销售者销毁。

    这件事之后，温州市政府提出“质量立市”的口号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温州老板们也开始反思自己的不足，开始寻找一种长盛不衰的经营模式，温州人首次开始有了懵懵懂懂的品牌意识。

    实际上，而在此之前，温州人没有一丁点的品牌意识，甚至没有自己的产业优势。以低压电器为例，温州的低压电器是这样造出来的：买来一个销路比较好的低压电器，拆开来研究，然后模仿者制造。制造工程非常简单，看到人家的电器中零件是什么形状的，就做出一个什么形状的零件；看到人家电器中的零件是什么材质的，就找来相同的材质来制造。至于这些材料、形状有什么参数，完全不顾，只是一种视力范围内的“依葫芦画瓢”。这样造出来的低压电器，怎么可能不出问题？又怎么可能不被消费者拒绝、不被国家整顿呢？

    “武林门事件”，一方面让温州人意识到质量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让温州人见识到名声对企业生死存亡的重要关系。这件不光彩的经历让温州人意识到：若想获得长久的发展，必须提高自己企业的美誉度，让自己的产品在消费者心目中形成口碑。这既是销售市场的需要，更是企业长足发展的根本保障。

    温州人提高企业美誉度的方式有很多，最典型的有以下几种：

    1．积极参与公益事业。

    温州的大老板们每到一处，除了注重与当地商会加强联系，还有一个就是很注重与政府保障事业部门的合作，积极参与各种公益事业，各地关于温州人对公益事业投入的案例，可谓数不胜数。如2009年5月，在汶川大地震一周年之际，由温州红蜻蜓集团投资、温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举办的“关爱零距离”大型赴川系列公益活动进行得如火如荼。2010年，昆明的温州总商会积极响应昆明市第二届“感恩父母情系贫困老人”的慈善活动，卷款两万。2010年初，北京温州商会还联合上海、天津、重庆等、锦州、兴安盟等，专门成立了“温商联盟志愿服务文明公益基金”，拉开了温商“抱团”行善的帷幕。

    积极参与公益事业，不仅为温州人赢得了知名度，也为人们心中树立美好的温州企业形象做足了铺垫，公益活动成为推进温州品牌的一个强大动力。

    2.宁愿为形象牺牲利益。

    温州鞋之所以有今天的地位，一方面，是因为“武林门事件”促使温州人更注重自己的质量。另一方面，还有温州人自己的推波助澜。烧鞋事件前后进行了几次，除了被消费者投诉强制性烧毁的鞋子，即使在温州本地，一些温州老板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亲自将自己的产品销毁，好不心疼经济效益。他们说，这把火是为了烧毁假冒伪劣鞋子，也是为了烧掉自己不堪的过去。这种自我表态的方式，赢得了一部分人对温州人的尊重。

    如果说温州人自己烧鞋的这段经历不为人所知的话，那么另一位温州老板的事迹，就值得人们敬重了。康奈集团的董事长郑秀康曾说过：当康奈成名后，很多小企业都想借康奈的品牌来赚钱，因此提出每双鞋子交20块钱的商标使用权。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诱惑，但联想到温州鞋子就是因为质量问题而遭遇“武林门事件”，他不可能再为了眼前的利益而自砸招牌，因此果断地拒绝了这些诱惑。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末温州企业产生品牌意识是被市场所逼迫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那么进入90年代以来，不断发展壮大的温州企业对品牌的追逐，可谓一种有意识的自发行为。

    邓小平在1992年指出：“我们一定有自己的拳头产品，要创出中国自己的名牌，否则就要受人欺负。”江泽民在1994年也题词：“立民族志气，创世界名牌”。国家领导人对品牌的注重，直接为温州人的投资指明了方向。很多温州人也以这两句话为精神导向，自觉地向国际化品牌化努力。

    如，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说：“中国企业要长大，就必须打造国际品牌。”

    康奈集团总裁郑秀康说：“我认为品牌是由品和牌组成的，品就是产品、员工的人品，两者相加就是品，牌就是把自己的产品排进行业中，要不断地往前排。”

    温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孟建新说：“品牌是企业的灵魂，也是产业的基石。2004年，我们把质量立市提升到品牌立市的高度，全力建设品牌强市，把打造品牌作为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产业层次、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和城市形象的重中之重来抓，通过打造产业品牌，提升区域品牌，为温州城市形象增光添彩。

    温州人不仅是这样说的，也这样做了。正是由于这种对品牌意识的执著，从小打小闹、摸滚爬打产业中走出来的温州人，逐渐走向世界的前沿，成为中国资金、技术、加工基地的代名词，成为中国首批打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的产品，为温州人添彩，为国人争光。对品牌的看重，也使得温州已经不仅仅是温州人的温州，更是中国人的温州，代表着中国的形象，是中国国际化发展战略的急先锋。这是我们温州人值得骄傲的地方，也是值得中国人自豪的地方。

    全球视野下的文化品牌建设

    在经济领域，恐怕中国再也没有哪个地域像温州人这样动辄引起人们的关注了。即使如此，已经具备“领头羊”气质的温州人，并没有沾沾自喜停留在功劳簿上，更没有狂妄自大，而是放眼全球，时刻在努力突破自我，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

    我这里只通过一件事，让人们明白温州人正在关心什么，人们在他们身上又能学到些什么。

    提起红蜻蜓企业及品牌创始人钱金波，很多人可能知道，他是温州鞋行业入行比较晚的一个人，但却在很短时间内将他的红蜻蜓企业打造成一个国际品牌。他在投资中所运用到的理念，就很值得我们深思。

    红蜻蜓的成功，很大程度来说来，来源于钱金波对企业文化的看重。在他的组织下，中国的鞋市完成了这几件大事：

    1999年，成立了全国第一家鞋文化研究中心；

    2001年，建立了全国第一家鞋文化展馆；

    2001年，出版了全国第一部《中国鞋履文化辞典》；（该词典被誉为中国鞋业进入“文化时代”的里程碑）；

    2003年，发行了全国第一套鞋文化邮票；

    2005年，创建了中国第一家国家级鞋文化博物馆中国鞋文化博物馆；

    2005年，召开了全国首届鞋文化学术研讨会；

    2007年，编著了全国第一套鞋履文化丛书《东方之履》。

    钱金波这种挖掘、研究、传播鞋文化的做法受到业界的好评，由于这些对于鞋业文化的突出贡献，他因此被誉为“中国鞋文化第一人”、“文化商人”——这些荣誉不仅仅来自于业界，还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媒体的报道，受到国家各级领导的充分肯定。由于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及国家领导，在人们的传统概念里，属于比较“官方”声音，钱金波和他的红蜻蜓因此迅速在全国传播开来，并在不久成为世界性的鞋子。

    “官方”之所以大肆宣传钱金波的红蜻蜓，是因为他这种立足于文化思想的经营理念符合国际的发展趋势，有助于打造民族品牌。钱金波的成功，就在于他成功地将文化理念融入到经商过程中，成功地打响了“文化中国”的商品品牌。

    俗话说：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而最能体现民族的东西，一般都是指文化。

    众所周知，《霸王别姬》是目前国内唯一一部获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最高奖项“金棕榈大奖”的电影，也是国际影评人联盟大奖、金球奖最佳外语片奖等多项国际电影奖项的得主，是一部享有世界级荣誉的电影，在中国电影史上是一个新高峰，也是世界电影史上不可多得电影作品。《霸王别姬》的成功，除了演员表演到位，更重要原因，还在于它通过京剧艺术这种形式及中国艺人生活，深刻地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思考，正如国际影评联盟评委认为：“《霸王别姬》一片深刻挖掘了中国文化历史及人性”，因而更具有历史性的共鸣和震撼，令观众感动。

    也就是说，《霸王别姬》成功地表现了民族的东西，因而在世界上拥有了经久不衰的魅力。这种理念，运用到经济领域，同样能产生震撼效应，一件商品，越能体现民族特色，就越能在世界上立足。钱金波正是看中了这一点，因而才大胆地在红蜻蜓集团引入文化的理念。

    在2001年中国第一家中华鞋文化展馆内，钱金波将搜集到的300多件从先秦到民国时期长达几千年历史的代表性鞋履摆在案上。这些来自不同时期不同民族的鞋履，由于款式不同、做工不同、纹饰不同，当它们被摆放在一起时，立刻就成了一件件艺术品，或小巧玲珑，或别具情趣，或充满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令人目不暇接，宛若一道靓丽的风景。

    不仅展示历史上的鞋，钱金波还聘请著名民俗学家叶大兵对中国的鞋文化进行重新梳理，将得出的中国精神融入到红蜻蜓鞋业的制造中。当他带着这些带有民族文化特色的红蜻蜓鞋出现在杭州、上海、成都、温州和香港等地的鞋业展览会上时，立刻就引起了强大的轰动，也为红蜻蜓鞋业带来极大的经济效益。

    不仅如此，钱金波还以“文化”的理念来管理自己的企业。走近红蜻蜓专卖店，你会发现，除了款型各异的皮鞋，吸引你目光的还有专卖店的气氛：假山流水，古玩字画，花鸟鱼虫，无所不具。置身其中，恍惚中，你似乎感觉不是来购物，而是体味一场文化盛宴！这种视觉上的冲击力，怎么会不令消费者动容、不令全球震动呢？

    因为对文化的准确把握，红蜻蜓鞋业成为全国民企 500强、全国行业百强、浙江省重点民营企业、浙江省“五个一批”企业，2002、2005年还被评为中国名牌产品六度蝉联温州厂长经理最高奖——金鹿奖。

    2009年9月，由于红蜻蜓成功参展意大利米兰国际鞋展，迅速成为国际高端市场——这个米兰国际鞋展是一个相当高档次的鞋展，在此之前，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鞋业，从来没有机会进入这个鞋展，红蜻蜓就是第一个进入此高档鞋展的亚洲企业。从此，红蜻蜓在国际上的知名度迅速提升，当年5月，红蜻蜓鞋业成功在美国洛杉矶西田购物中心开出形象店——这也是首个跻身于世界顶级购物中心的温州品牌。随着中东国家王室和影视明星的广告宣传效应，红蜻蜓鞋业将越来越为世界所熟知，成为一个响当当的国际品牌。

    成功跻身国际高端市场，对很多企业来说是梦寐以求的事。然后它的创始人钱金波还有更大的野心，他想将红蜻蜓打造成中国的LV！照之前的发展势头看下去，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事。

    红蜻蜓的成功，充分显示出了文化与经济的完美融合，也让人们见识到了文化的魅力。仅仅靠文化理念的引入就获得如此大的成就，也许正是众多企业所没有想到的。

    这是因为：技术可以模仿、可以超越，但文化却无法模仿。它本身所具有的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就是企业发展的灵魂，是企业傲首群雄的保障。因此，一个企业若想做大做强，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做支撑，要想在竞争残酷的全球经济领域一枝独秀，其奋斗历程，无疑要增加许多倍。

    打“文化”牌之所以能起到如此不同凡响的作用，我想，与文化的这些特征是分不开的：

    1.文化能有效地承载企业的社会功能，而不仅仅是商业功能。正如美国经济学家W．C．弗莱德里克所说：“它（现代企业）所面临的社会挑战就是要寻找一条使经济与道德相统一的途径”。打“文化”牌，无意就是这样一条途径。

    2.文化理念的植入，有助于满足消费者对物质之外的文化需求。以红蜻蜓为例，它在异国女性的脚上不仅仅是一种鞋子，还是中国文化的象征。随着中国的逐渐崛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东方文化，作为文明古国的中国，人们如果能从商品中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那自然是另外一番收获，红蜻蜓就成功地满足了异国消费者这点精神需求。

    3.文化理念的引入，还有助于帮助企业培养相对忠诚的消费者群。美国的可口可乐，之所以被中国人广泛地接受，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口感，更重要的是“可口可乐”这个既能给人带来清爽感又具有愉悦感的译名。可口可乐品牌所有者也认为：我们的成功原因在于我们营造出友善的氛围：令人满意，使人愉快——其实这也是美国人“大兵精神”的真实写照。相反，如果它仍旧保留着最初的古怪译名“蝌蝌啃蜡”，恐怕今天在中国的销量已经很差劲。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同类产品之间的差异日益缩小。鉴于文化对于品牌这些方面的重要意义，温州产品若想在国际市场上拥有一个鲜明的品牌，最有效的方法看，就是让自己的品牌具有独特的文化，以文化的差异来拉开同类产品的不同。红蜻蜓毫无疑问成功做到了这一点。

    红蜻蜓鞋业创办于1995年，此时的温州，已经有了康奈、吉尔达、奥康等名牌鞋业，全国的名牌鞋业更多，如森达、富贵鸟等，在国际上也已经小有名气。很明显，与这些已经成为品牌的鞋业相比，红蜻蜓没有丝毫竞争优势。但它却独到地在品牌上注入文化理念，以“后来者居上”的姿态，短短几年，就成功跻身于国际一线品牌。红蜻蜓的成功，无疑证明了文化理念对于品牌建设的重要意义，善于模仿的温州人肯定会很快地将“钱金波模式”推广成“温州模式”，使之成为温州人全球战略中重要的一环。

    迟早会开启的“温州实验室”

    2011年01月7日，为了探索建立规范化的个人境外直接投资渠道，浙江省正式批准实施《温州市民营经济创新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总体方案》。温州因此成为全国第一个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工作的城市。一时间，温州资本再次成为业界人们议论的话题，温州资本走出去的大趋势纷纷被人们所看好。

    但事情还没有过去半个月，该试点就被告知暂停，原因虽然不便于透露。但我们仍然能从《方案》中看到一些东西。

    《方案》指出，此次试点对于温州资本来说具有五大方面现实意义：

    1.便于扩宽温州的民间投资渠道，为丰富的民间资本提供一个合法的身份，进而促进温州资本在全世界的流动。

    2.有助于加强温州的民间资本的规范化管理，既可维护个人在境外的合法投资权益，又可帮助国家监督温州资本的流向。

    3.为温州资本进行海外投资提供便利，对一些个人境外投资尚无具体操作办法的投资者提供个人境外投资渠道。

    4.为温州资本更广泛、深入地在全球市场流通提供方便。

    5.有助于帮助国家推进外汇管理制度的改革积累经验，有助于提高境内投资主体的国际竞争力。

    试点的总目标，是通过政府的引导作用，帮助温州资本建立完善的个人境外直接投资发展促进体系，为温州资本进一步走向世界提供帮助。

    不得不说，《方案》的出台，出发点是很好的，这一方面为温州资本的流通提供了一种正规的渠道，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促进温州与世界的接轨，促进中国与世界的接轨。

    这个《方案》，至少也证明了两方面的问题：

    一、在温州，个人境外投资渠道已经是一种普遍性的现象，因为这种现象的普遍性，具有规范意义的《方案》才出台。可以说，正是基于来自温州民间资本日益庞大而带来的出路压力，迫使浙江省政府出台这样一个方案。

    二、浙江省政府对温州资本非常看重，一直致力于温州资本“堂堂正正”地走向国际经济舞台。因为长期以来，温州资本个人境外投资渠基本上都走“地下钱庄”，投资者的个人利益冒着极大的风险，这是不利于温州资本发展的。这又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温州的个人境外投资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温州资本开始正式向全球宣布“走出去战略”。

    提到温州人的“走出去”战，不得不先提一下他们的“拿来主义”。温州企业从模仿起家，小到纽扣、打火机，大到皮鞋、电器、服装流水生产线，乃至21世界初投资汽车，最初无不是模仿。最通常的做法是，一位走南闯北的温州人看到一件什么好东西，然后狗回来，邮寄给家乡的亲戚，亲戚们将这件好产品拆得七零八落，细细研究产品的每一个组成、材质，乃至形状，然后连夜加工一个“山寨品”。这样当闭塞落后的国人尚不知道什么是流行和时尚的时候，善于模仿的温州人就已经根据自己的“解剖原理”，制造出了看起来很像“国际一流”的产品。然后他们迅速在国内推广，由于信息的超前型，所以很快就赢得了国内市场，赚得不亦乐呼。

    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随着人们掌握讯息的手段越来越便捷、全面，温州人这种通过国外的亲戚或同乡来获得资讯的方式显然已经落伍。但是，他们却没有被市场淘汰，反而在中国市场上的作用越来越举足轻重。

    原因很简单。在那个信息闭塞的时代，温州人通过“走出去”的方式所获取的信息，已经为他们积攒了丰厚的资金。更难得是，他们在改革开放的最初几年的“走出去战略”不仅仅赚取了财富，还比别人拥有了更多的技术，更多的投资经验。这些技术和经验，连带着丰厚的温州资本，作为温州的丰厚积淀，成为温州企业不断发展壮大的最有力动力。

    进入21世纪，被强大动力持续推动的温州，其综合实力，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已经成为一股不容小窥的力量。温州资本所到之处，无不掀起一场地震式的轰动。温州，这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模仿王国，已经不满足于模仿他人了，其实力已经足以使之走出去并成为世界的榜样，“走出去”影响世界、改变世界已经成为一种必然。温州资本，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走出国门的。

    早在《温州市民营经济创新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总体方案》出台之前，已经有许多温州老板实现海外个人境外投资的成功案例：如，温州正泰集团已经投资1.2亿欧元在西班牙加利西亚建设一座欧洲最大的太阳能发电厂；温州乐清通领科技集团投资1亿美元在美国亚特兰大建立起一个占地约1300亩的高科技工业园区；温州商人王伟胜投资“一个连我父亲也不能透露的数字”，成功收购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迪拜媒体城内的阿拉迪尔卫视……这些都是温州资本个人境外投资成功的真实案例。

    温州市经济建设规划院规划部主任王智善还曾做过一个个人境外投资的民意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温州人对境外投资热情很高。截止到2010年底，温州企业境外投资项目635个，投资金额4.54亿美元（比2009年增长了69.4%）。

    这些案例、数据，充分说明，温州的民间资本流到境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走出去”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口号，而是温州人身体力行努力占取海外市场的铁证。温州，已经成功地由“拿来主义者”转变成“走出国门者”。只是由于温州资本是通过地下渠道进行的，而非官方的，暂时没有变成“昂首走出国门者”。相信随着温州资本在国内外经济领域影响力的大增，国家迟早会出台规范温州资本的办法，使温州资本昂首挺胸地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至于《温州市民营经济创新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总体方案》的暂停推广，有声音认为，是国家尚没有批准此方案，由于资金额度比之前个人资金出境每人每次5万美元额度扩大了60倍，这需要得到中央政府层面的外管职能部门正式的批准。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也曾公开回应过：“（温州个人境外直投（由于没有履行完程序，目前还在没有赋予实施的状态。”

    但我认为，无论浙江省政府也好，国家外管职能部门也好，都不会对《方案》置之不理，没有下文。因为国际市场环境越来越开放，温州资本也越来越庞大，不习惯让钱躺在银行睡大觉的温州人，是不可能放弃海外投资机会的。如果国家不及时出台方案规范温州资本的域外投资，温州的地下钱庄会越来越兴旺，这种见不得光搬不上台面的投资渠道，迟早会出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温州迟早会成为允许个人直接向境外投资的实验室，成为全国个人境外投资方式方法的表率。

    《温州市民营经济创新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总体方案》这件事，再次让我们看到一种近乎真理般的现象：政策往往不是先于实践而存在的，而是被形势所逼不得已而规范之。与其说温州人敢于冒险，不如说温州人敢于走在政策前面，做别人不敢想的事，因而赚别人不能赚的钱。

    投资心经：海外更要抱团取暖

    自古以来，中国的经济界就流行这么一句话：同行是冤家。

    同行之间，最大的关系就是竞争。而竞争是一种很“私有制”的东西，马克思将之称作“私有制下的社会化大生产”。盲目竞争的结果，不但产生了冤家，影响同行之间的和睦，更大的恶果是，它会导致“经济危机”，既不利于自己，又不利于同行，更不利于市场的稳定和发展。因此，恶意竞争的本质，是一种“损人不利己”的经营行为。

    尽管如此，自古以来的中外市场上，永远都上演着一场名叫“竞争”的好戏，大家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排挤对手，乐在其中；被对手所排挤，挣扎在其中；大家彼此拥挤，竞争更加残酷，于是“商场如战争”成为一句名言。

    在熙熙攘攘的经济角逐中，温州人唯独超然于外，因为他们毕生都在追求一个没有竞争的市场，即使是面对同行，他们也抱着一颗“大家共同发财”的投资情怀实现彼此共同的利益。

    遗憾的是，现实与理想总是有差距的，某一个人、某一群人的愿望，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成为全世界60亿人的共同愿望，温州人在投资方面不可能做到既方便自己又方便全世界，况且纯粹的“大家共同发财”应该是大同社会的产物，目前的经济条件下很难做到。

    既然如此，作为有共同“宗教信仰”的温州人，很自然就走在一起，在异域他乡做生意的时候，尤其需要发挥“抱团精神”。

    抱团对海外投资的温州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曾在法国经商的温州商人谈到巴黎的温州同乡，介绍道，温州同乡之间彼此很讲义气，很团结，也很抱团。人们在投资的时候有一个特点：什么生意赚钱，就纷纷一窝蜂地疯狂投资这个领域。比如说有一段时间巴黎的手袋市场非常好，于是60%的温州商人都投资做手袋。尽管彼此之间存在着竞争，但彼此却并不排挤对方。如果说真有排挤到谁的话，那也是犹太人。犹太人不是精明吗？他们一天工作八个小时，那么温州人就工作13个小时，这样他们生产出来的产品就比犹太产品价格低，市场要好一些。结果，号称全世界最精明的犹太人，硬是被天生抱团又吃苦耐劳的温州人挤出了市场。

    由此可见，温州人其实是很懂得竞争的，但他们的竞争对象不是温州同行，而是“非我族类”。浙江大虎打火机有限公司负责人周大虎的总结，我觉得很有道理：温州人经商起步时势单力薄，如果不抱团，很难在市场上站稳脚跟；而在实际经营中，温州商会确实能够帮温州人解决一些实事。

    推而广之，在国际市场上，独创异乡的温州人，不管是否拥有雄厚的资本，在异国境内，都属于“势单力薄”的弱势群体。如果大家不抱团合作的话，不要说企业的发展壮大了，本身是否能站稳脚跟、能生存下去，都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国与国之间的经贸往来将会更广泛，不同国家民间之间的经济往来，也会越来越广泛和深入。已经在国际市场上小有成就的温州人，虽然面对着一天比一天好的投资环境，但仍然是不能忘记温州精神，不能忘记温州人彼此抱团取暖的历史。这种独特的温州模式，过去是温州人在异国他乡安身立命的保障，将来也会是温州品牌发展壮大的保障。

    历史在变化，时代再变迁，投资环境在改变，不变的是温州人独有的精神财富。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种抱团的集体主义精神虽然暂时还只是温州人独有的发展模式，但在这种精神下催生出来的温州现象，肯定会让越来越多人学习和模仿。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经商的这种集体主义理念，将不仅仅是温州人独有的财富，大放异彩而具有民族特色的东西，迟早会成为全世界共同的财富。因此，经济领域内的集体主义精神，既是温州的，也是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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