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就是张幼仪。在十五岁的及笄之年，张幼仪嫁给了江南富商之子徐志摩。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段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注定无法逃过它应有的劫难。
出嫁那天，十五岁的张幼仪纱裙曳地，在热闹的人群和欢乐的仪式面前，她兴奋、好奇却又显得不安，脸上爬满了红晕。尽管好几次，她都忍不住想要打量身旁那位陌生的丈夫，但是，鉴于婚礼的规矩和礼仪，她只能低顺着眉目，安静等待仪式的结束。
与所有旧中国的婚姻一样，她在婚前与这个男人并没有交集，但那又如何？尽管她不了解他，但也并非一无所知。毕竟，徐家公子，硖石的顽童，十三岁就写得一手好文章，有谁不曾知晓。现在，他已经是燕京大学的预科生了。此时，张幼仪最担心的，或许并不是丈夫的为人与前程，而是，她将来是否跟得上这个聪明而又新潮的丈夫。
正因为如此，张幼仪打心眼里感激她的哥哥张君劢，因为他，三岁的幼仪被家人解开了缠在脚上的白色裹脚布，成了一位“新潮女性”。只是，她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位思想解放的丈夫，从一开始就没有把她放在眼里，而将她当成了奚落的对象。
于徐志摩而言，张幼仪生得有些黑，嘴唇似乎也厚了些，是个“乡下土包子”。但他明白，这是父亲精心的安排。徐家的生意，张家的声望，门当户对，天作之合。尽管这样的安排，与他在学堂里学到的自由精神相距太远，但他还是言听计从，接受了父母定下的亲。
人们常说，“缘分天注定”，“有缘千里来相会”。可是，缘分有深亦有浅，时间有对亦有错，对的时间遇上错的人，便是错的缘。
与所有中国包办婚姻中的男人一样，徐志摩甚至还没有花时间去了解未来的妻子，就用自己的妥协，将张幼仪日后的生命轨迹，扯进了自己的命运航道。
这是一场西式的文明婚礼，却脱胎于一场旧式的中国礼制。这或许是徐志摩在面对这次婚姻时，最大的心结。这个结，不但捆住了他与妻子的情感交流，更捆住了他理想中的自由，捆住了他进化成新青年的道路。他觉得，自己尽管穿上了西装，但它与自己的灵魂如此不协调。新式的衣装，与这骨子里的旧，让自己显得这样滑稽。
新婚之夜，洞房花烛下，徐志摩一句话也没有对张幼仪说，索性，他离开，躲进奶奶的房间睡去了。守着孤零零的新房坐等一夜，这便是张幼仪的新婚第一天。从这天起，她的婚姻就走向了一座孤城。
后来，在长辈的督促下，徐志摩踏进了新房。只是，她终究不是他所欣赏和爱慕的女性，甚至还让徐志摩感到厌恶。有一次，徐志摩在院子里读书，忽然觉得背痒，于是便唤佣人帮忙。一旁的张幼仪想，这样的事情何必佣人动手，于是便凑近了替丈夫解痒。可是她没有想到，徐志摩仅仅用一个眼神，便拒绝了她献出的好意。那个眼神轻蔑不屑，冰冷刺骨，即使在多年后，张幼仪回想起来，仍会觉得不寒而栗。
亦舒曾说：“当一个男人不再爱他的女人，她哭闹是错，静默也是错，活着呼吸是错，死了都是错。”事实上，幼仪朴实端庄，是众人眼中的好太太。时人曾评价她：“其人线条甚美，雅爱淡妆，沉默寡言，举止端庄，秀外慧中，亲故多乐于亲近之……”徐志摩的好友梁实秋也说：“她是极有风度的一位少妇，朴实而干练，给人极好的印象。”
在公婆眼中，张幼仪是能干懂事的好儿媳，在外人眼中，她也是个称职的好妻子，然而，却始终不是徐志摩心中的好太太。在他看来，幼仪嫁过来以后很少笑过，她办事主动，有主见，有主张，就像《红楼梦》里的薛宝钗。但徐志摩要的，是一个能与他有思想共鸣，与他的浪漫情调合拍的女人；他的妻子应该有思想，有个性，应该是个开放、新潮的新女性；但张幼仪只是宝山县首富张家的小姐；她的偶像是《红楼梦》里的王熙凤，她的人生在徐志摩的眼中，始终沾染着铜臭；她的角色在徐志摩看来，不过是纠缠于家业中，跷着双腿对下人指手画脚的管家婆。
因此，张幼仪无论再怎样地温顺体贴，恭俭礼让，在徐志摩眼中，也不过是旧婚姻的傀儡，旧制度下的陈旧女性。
这个妻子于徐志摩，不过是个“守旧”的代名词，平庸而乏味地立在了浪漫与自由的对立面。他与她的思想，分明是站在时间的两端，空间越近，心灵越远。于是，一座旧式婚姻的围城困住了两个人。
只是这座围城，又何尝不是张幼仪一个人的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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