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也就是改革开放之初，我遇见过一个叫朱小羊的年轻经济学家。他告诉我说，我们生活中虽然有许多不平等，但是，最大的不平等是户口制度，正是由于有这么一个叫“户口”的东西，将农民永远地限制在土地上，并且维护着城市人相对较高的生活水平。他说，城市人，尤其是大都市人的生活水准，是以牺牲中小城市，牺牲农村人的利益为基础的。农村中、中小城市中有才华的人受到扼制和扼杀，不能平等地进入竞争机制，从而造成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这对他们是不公平的，这对社会的发展亦是有害的。鉴于此，他概而括之地说，什么时候，农村人、中小城市的人、省会城市的人、大都市的人，都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竞争了那就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了实质性进展。二十年过去了，这位年轻经济学家当初憧憬过的那种景象已经出现。农村中各种有才华的青年已经不断地进城，并且顽强地在城市中寻找自己的位置。户口这东西已经越来越成为淡漠的东西，有本事的人只要身揣一个身份证，便可以走遍天下。尽管城里人阶层的一些特权还存在，但是已经日渐一日地缩小。举例说吧，北京每年的高考分数线较其他省市要低一百分以上，也就是说，你只要拥有北京市户口，中等水平的高考成绩就相当于其他省市前几名的成绩，这对其他省市的考生显然是不公平的。可喜的是这种情形正在改变，今年的距离已经缩小了一些。另如，北京市人事局最近出了一个新规定，北京市内所有招聘单位，在招聘人才的时候，取消必须有北京市户口“这个愚蠢的规定”。尽管这个政策发布得晚了一点亦是由于大势所趋而不得不为之的一项举措，但总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不是！我这里所说的“大势所趋”，是说很多中央部门和外资企业，早就先于“规定”这样做了。今年5月，我到中央电视台参与筹划10频道即科学、教育频道的开播。

    这个需要几百号人的频道，是如何广选人才的呢？他们先办个主持人大赛，从而在全国范围内选出了几位优秀主持人，继而又发出一个启事，应征者二千人，然后从这二千人中选出一百人，加上原有社教中心的老班底，组成了一个年轻的、有才华的10频道阵容。这招聘的一百个人，来自全国各地，他们的户口进不了北京，就暂寄在中央电视台的一个开发公司里。这些招聘来的人确实有才华。这是最主要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是先贤的话。其实人才遍地都是，问题是要“不拘一格”。前些年作家路遥《人生》中的高加林的形象，正是一个怀着梦想要走向大世界，又被城市冰冷的城墙反弹回来的悲剧形象。路遥的《人生》现在还十分畅销，尤其是在大学校园里和军营里，有许多农民出身的孩子，他们在路遥塑造的这些人物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路遥当年曾经向我谈起，他说一个日本的批评家，在看了《人生》以后，对构成高加林人生悲剧的背景百思不得其解，他说，“主人公想来城里发展，他来发展就是了为什么要那么艰难？这个地方不行，换个地方不就得了？”路遥告诉他说，中国有一个户口制度，又有一个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之分。这户口制度是限制农业人口进城的。这个日本人听了摇摇头，表示不可理喻。生活真好！它让我们随时随地都感受到一种活力。我的老家在西安郊区。老家的青年农民，每年春天正月十五一过，便成群结队地进西安城干活。他们干的多是泥瓦工之类的活。但即便这样，打工挣来的钱据说要超过土地的收入。因为种地现在不但不挣钱，反而要赔本了。而在西安的大街小巷里跑着许多的三轮车，那些三轮车工人大多是商洛山里下来的人。城市很宽容地接纳了这些人。当然城市有时也欺倾也们。但是能够在城里插一只脚他们已经很是满足了。行文至此，我还记起去年我们家中请过的那个小保姆。她是甘肃礼县人，这个礼县，就是秦的发祥地的那个礼县。小姑娘背一个包袱，只身来到西安，在省妇联办的那个保姆中心登了个记。我恰好因为母亲有病，于是到保姆中心去找人。这样，一个陌生的农家小姑娘便进了我家。第一个月，姑娘的脸特别黑，黑得发亮。第二个月，脸蛋便变成红的了，两颊便变成白的了。三个月过后，因为我母亲的病已经好了，便辞退了保姆。据说，小姑娘背着包袱，由陕西省妇联介绍，又到北京市妇驻报到。现在听说在北京的一个什么教授家做保姆。世界上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人的解放既是人自身的精神需求，也是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先决条件。从这个意义说，让我为农民兄弟进城喝一声彩。

    199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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