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立刻就被推进了一个尽是粗人的公司——它只是一个临时办事处，而且是货运调度员、跟车工和司炉工的大本营。这些人都可以进这间屋子跟我和司各特总经理同处一室。这个世界的确跟我曾经习惯的世界截然不同。我不喜欢这样的世界。起初，我不得不忍受这里的是是非非，无论它是好是坏。不过，家里的氛围仍然是美好而纯洁的，没有任何粗鄙或邪恶的成分，此外，这是一个我和伙伴们一起生活的世界，而他们都是力求上进，力求成为成功人士的好小伙子。我怀着厌恶的心情渡过了人生的这段时期，因为我讨厌那些跟我本性和我早期所受的教育格格不入的事物。也许，跟粗俗的人一起工作的经历对我是有好处的，因为我讨厌他们咀嚼烟草或抽烟，还讨厌——用斯科塔斯的哲学来说就是“反感”——他们诅咒人或讲下流话。幸运的是，我这辈子都对这些感到厌恶。
我并不是说，我讲到的人那些人真的很堕落，真的品格败坏。当时，用脏话诅咒人、咀嚼烟草、抽烟和吸鼻烟的习惯非常普及，它们的普及程度和负面影响也决不亚于现在。修铁路是一种新事物，它把许多粗鄙的人从船运行业吸引了过来。不过，这个行业里也有许多年轻的好小伙子，他们曾经身居要职，过着体面的生活。我要说的是，他们都对我十分友善。局面终于有了改变，司各特先生有了自己的办公室，我和他就在那间办公室里工作了。
不久以后，司各特先生派我去阿尔图纳领取当月工资单和支票。当时，穿越阿莱干尼群山的铁路线还没有完工，我只好从山上爬过去，这次旅行因此成了一件让我终身难忘的经历。当时，阿尔图纳还只有几座公司修建的小房子，店铺还正在建设，没有一点儿成为现在这座大城市的迹像。也就是在那儿，我第一次见到了铁路行业的巨人——总裁伦巴特先生。当时，他的秘书罗伯特·皮特克恩是我的朋友，我是为他才涉足铁路行业的。于是，“大卫”、“鲍勃”、“安迪”仍然在同一个行业并肩工作，因为我们全都离开电报公司，来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供职了。
伦巴特先生的性格跟司各特先生很不一样，他严厉而固执，而且不好交际。跟我聊了几句以后，伦巴特先生补充了一句：“今晚你一定要跟我们一起喝喝茶。”可以想象，罗伯特和我该对此感到多么惊讶。我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表示接受的话，然后就忐忑不安地等待约会时间的到来。直到现在，我还把那次邀请当作是我最大的荣耀。伦巴特太太是个很友善的女子。伦巴特先生在跟她介绍我的时候说：“这位是司各特先生的‘安迪’。”能被当作司各特先生的亲信，我真的很自豪。
这次旅行途中发生的一件事，差点儿让我丢了工作。第二天，我带着工资单和支票启程去匹兹堡，由于包裹太大了，口袋里放不下，我就把它放在我的马甲里，觉得这样很安全。当时，我是一个很有激情的铁路职工，喜欢坐在火车头里。我登上了一辆开往霍利迪斯堡的火车头，那儿是穿越阿莱干尼山的国家铁路的汇合处。这真是一次糟糕的旅行——到某个地方，我觉得包裹有些不对劲，后来才惊恐地发现，火车的颠簸把它甩了出去。我弄丢了它！
不用说，这个失误会毁了我。我叫住火车司机告诉他，包裹一定是在最近的几英里被抖出去的。他会为此调转车头往回开吗？这个好心人果真这么做了。我一路搜寻，发现包裹躺在一条大河的岸边，离河水只有几英尺远。我简直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冲下车去，一把抓起它。包裹毫发无损。这里我得补充一句，我再次紧紧地抓住它，直到安全抵达匹兹堡为止。只有火车司机和司炉工知道我的这次疏忽，他们向我保证，不会把这件事说出去。
这件事过了很久，我才敢把它告诉给别人。假如那个包裹丢得再远几英尺，被河水冲走了，那我得老老实实地工作多少年才能弥补这次疏忽造成的后果啊！从此以后，即使年轻人犯了一两个严重的错误，我也觉得不应该过分严厉地对待他们。今天，我还能径直找到那个丢包裹的地点，后来，当我穿过那条铁路线时，似乎永远都能看见那个浅棕色的包裹躺在岸边。它似乎在呼喊：“没关系，我的孩子！善良的上帝与你同在，但是，以后不要再这么粗心了！”
年轻的时候，我是一名坚定的反奴隶制度者，尽管当时我太小，还不能参与投票，但我还是热烈拥护1856年2月22日在匹兹堡召开的共和党第一次全国会议。当那些杰出人物走在大街上时，我目送着他们，对参议员威尔逊和黑尔等人崇拜得五体投地。在此之前，我曾在铁路职工当中组建了一个俱乐部，有100名成员，俱乐部名叫“纽约每周论坛”；有时我还冒昧地给伟大的编辑贺瑞斯·格里利写短信，因为他曾为唤起人们为这一重大问题付诸行动而做出了许多努力。
第一次在当时炙手可热的自由组织当中干得有模有样，这无疑标志着我进入了人生历程中的一个阶段。我把这个“论坛”维持了很多年。今天再回头看，人们会情不自禁地为把土地从灾难中解放来而在南北战争中付出的惨重代价感到惋惜，但是，需要废除的不仅仅是奴隶制度。联邦体制的松散和自治州权力的过度，必然会阻止——至少是长时间地延迟一个坚固的、全能的中央政府的形成。现在，这个政府是人心所向的，因为有最高法院的支持。最高法院的正确决断有一半归功于法官的判断，另一半则归功于政治家的努力。
这件事发生后不久，铁路公司建起了自己的电报线，这就需要招收报务员。大部分报务员培训工作都是在我们在匹兹堡的办公室里进行的。电报业务继续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而电报设施的供应却几乎跟不上这个速度，这就需要新的电报工作室。我和我的信使同事大卫·麦卡戈于1859年3月11日被委任为电报部负责人。据说，我和大卫是美国铁路行业中，也是一切行业中，首次拥有雇用年轻女子为电报报务员的权力。总之，我们把女孩们安排在各个办公室当学徒，让她们学东西，然后在公司需要的时候，让她们负责办公室事务。我的堂妹玛丽亚·霍根小姐就是第一批女孩子当中的一员。她是匹兹堡货运站的报务员，我们给她安排了一批又一批学员，这使她的办公室成了一所学校。经验表明，年轻的女报务员比年轻的男报务员更为可靠。据我所知，在女人们从事的一切新职业中，报务员这项职业最适合她们。
司各特先生是最可爱的上司之一，也是个不可多得的领导，因此，我很快就热烈地喜欢上了他。他是我的偶像，我把小时候与生俱来的对英雄的崇拜之情全都倾注在他身上。我很快就想象他能当上伟大的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总裁——这个职位他后来得到了。在他手下，我渐渐开始履行不只严格局限于我所在的部门以内的职责。有一件令我记忆犹新的事，可以说明我在工作期间取得的一次决定性进步。
这条铁路是一条单线铁路，常常需要用电报指令来发车，尽管当时用电报指令发车不是一项常规业务。在宾夕法尼亚铁路系统的任何部门（或者当时其他任何系统），除了负责人以外，任何人都不允许为列车发指令。当时，电报指令是一项危险情况下的应急措施，因为整个铁路管理系统还处于初期阶段，而且人们还没有受过这项训练。司各特先生常常必须在晚上外出处理塌方或撞车事故，并指挥铁路线的疏导，因此他上午也常常不在办公室。
一天早上，到了办公室以后，我发现东区的一起严重事故延误了西向的特快客运列车，而东向的客运列车在每个弯道上的前进，都是提前由一名信号旗手指挥的。此外，从两个方向过来的货运火车也都停在侧轨上动弹不得。由于找不到司各特先生，我终于按捺不住插手这件事的诱惑，负责发出了“发车指令”，好让一切运转下去。我知道，如果我出了错，就会失宠、被解雇，或者受刑事处罚。但另一方面，我又能使赋闲一整夜的疲惫的货运车司机工作起来。我能让一切运转起来。我知道我能行。我过去把司各特先生的指令用电报发出去时，常常是这么做的。我知道该自己做什么，于是我以他的名义发了指令，把每一列火车都发了出去。我坐在电报机前，注视着每一个信号，把列车从一个站调到另一个站，还制定了预防措施。最后，当司各特先生到达办公室时，一切都正在顺利运行。他已经听说了列车被延误的事，第一句话就是：“啊！事情怎样了？”他快步走到我身边，抓起铅笔就写指令。我怯生生地说：“司各特先生，今天早上我到处找不到您，于是就以您的名义把这些指令发出去了。”“它们的运行情况都好吧？东部快车在哪儿？”
我把信息给他看，然后向他汇报沿线每趟列车的位置——货车和道碴列车等等——把各个列车长的回复以及各趟列车经过车站的最近的报告给他看了。一切正常。他盯着我的脸看了一秒钟。我几乎不敢看他的脸。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一句话也没说，只是再次把发生的一切仔仔细细地审查了一遍。他还是一声不吭。过了一会儿，他从我的办公桌回到了自己桌边，这件事就这么告一段落。他不愿对我的所作所为表示赞同，但他也没有责怪我。如果事情的结果是好的，一切都好说；如果出了岔子，责任就在我。结果，一切顺利，但我注意到，从那以后，他来办公室的时间就非常有规律了，而且有一段时间的早上，他都来得很准时。
毫无疑问，我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没有一个乘务员知道那次的指令不是司各特先生亲自发出的。我几乎已经下定决心，如果再发生同样的事，我就不会再做那天早上做的事了，除非谁批准我这么做。我一直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十分苦恼，直到我听当时在匹兹堡负责货运部的弗朗西塞斯先生说，司各特先生在那个难忘的早晨后对他说：“你知道我那个白头发的苏格兰小鬼干了些什么吗？”“不知道呀。”“如果不是他在没有任何批准的情况下，以我的名义把每趟列车发出去的话，我就得挨批评了。”“他都发对了吗？”弗朗西塞斯问。“嗯，是啊，都发对了。”听了这话，我这才心满意足。当然，这就暗示我，下次再遇上这样的事，是可以大胆去做的。从那天起，司各特先生就很少再为列车发指令了。
当时，我眼中最伟大的人是约翰·埃德加·汤姆逊，他是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总裁，我们的钢轨厂后来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是一个十分矜持，十分沉默的人，在我所认识的人里仅次于格兰特将军，尽管格兰特将军在家里和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要健谈一些。来匹兹堡定期视察时，他似乎对任何人都熟视无睹。后来我得知，他的矜持纯粹是由于害羞。令我吃惊的是，在司各特先生的办公室，他走到电报机旁跟我打招呼，称我是“司各特的安迪”。我得知，他已经听说了我那次指挥火车的冒险经历。当一位年轻人跟高层领导有了当面接触的时候，生活这场战斗就已经赢了一半。每个孩子的重要目标都应该是做一些超出职责范围的、能吸引旁人注意的事。
过了一段时间，司各特先生想外出做一两个星期的旅行，于是就请示伦巴特先生批准我负责公司事务。他真是个大胆的人，因为当时我不过二十岁出头。请示得到了批准。这是我一生梦寐以求的机遇。他不在的时候，一切都很顺利，除了一起因一名道碴列车员不可饶恕的疏忽导致的事故。但是，这起事故的发生，令我感到苦恼和耻辱。我决心要彻底履行职责，于是召开了一次事故调查会，审查了那些相关人员，不由分说地解雇了主要责任人，停了另外两个连带责任人的职。毫无疑问，司各特先生回来以后，有人向他报告了这起事故的情况，他打算对其进行调查和处理。我觉得自己做过头了，但我已经走到了那一步，只好告诉他，一切都已经处理完了。我已经对事故进行了调查，并且惩罚了肇事者。一些人要求司各特先生重新审理这桩案子，但我无论如何都不同意，于是这个要求就被压了下去。我觉得，从司各特先生的眼神而非语言来看，在这个棘手问题上，他理解我的感受，因此也就默认了。
他也许是怕我的解决办法太过严厉，而他的这个想法很可能是对的。多年以后，在我当上公司负责人时，我总是对当时被停职一段时间的人心怀恻隐。我对自己在第一次事故审理上的所作所为感到良心的不安。一位新上任的法官很可能要秉公执法，但实际上却稍稍做过了头。唯有经验才能让这个“权威人物”学会温和处事。在必要的时候，轻微但却正确的处罚才是最有效的。至少，当人们第一次犯错时，不必对他们施行严厉的惩罚，理智的宽恕往往是最好的处理方式。
在我写到的这些年里，我家的财富稳步增长。我的工资从每月35美元涨到了40美元，这次涨工资是司各特先生主动提出的。每月给职工们发工资，是我职责的一部分。我们是用银行支票来发工资的，每次我都把自己的工资换成两个20美元的金币。在我看来，它们就像世界上最精美的艺术品。我们通过家庭会议决定，可以用它们买下两幢小木屋。这两幢木屋我们住了一幢，霍根姨父和姨妈就一直住在另一幢有四个房间的木屋里，后来搬走了。有了亲爱的艾特肯舅妈的帮助，我们才得以在织布店楼上的小房子里落脚，而现在，我们有能力请她回到这所曾属于她的房子里来了。我们在那座四个房间的木屋里住下以后，霍根姨父就去世了，而我们搬家去了阿尔图纳，也就能把霍根姨妈的老房子归还给她了。买房子花了100美元，我记得，房子的总价是700美元。当时，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凑齐半年一付的利息，并尽量攒够那一大笔本金。不久以后，我们就把债务还清了，成了有产者，但是，在这一切实现之前，父亲就去世了，那天是1855年10月2日，这是家里发生的第一次令人痛苦的变故。生活的重担压在了三个幸存的家庭成员身上。悲痛和责任交织在一起，而我们不得不继续工作。我们还得攒钱还清给父亲治病欠下的债，而这时我们已经没有多少积蓄了。
接下来，发生了我们定居美国的早年经历中的幸事之一。大卫·麦克卡德勒斯先生是我们的小型斯韦登伯格教会的主要成员。他曾对我的父母有所关注，但除了星期天在教堂里说过几句无关紧要的话，我还不记得他们之间还有什么更亲近的往来。不过，他跟艾特肯姨妈很熟，当时，他请她捎话说，如果我母亲在这段痛苦时期里需要资助的话，他很乐意为我们需要的东西垫钱。他听说过许多关于我那位英雄母亲的事，而这些已经足以促使他伸出援手。
父亲的去世，使我不得不开始打理比以往更多的事务。母亲继续做鞋，汤姆也继续去公立学校上学；而我继续跟随司各特先生在铁路公司上班。就在这时，财富敲响了我们的大门。司各特先生问我有没有500美元，如果有的话，他就想为我做一次投资。而我的资产只有500美分左右。实际上，就是让我拿50美元来投资，我也拿不出来，但我不愿失去跟上司和大人物产生经济联系的机会。因此，我大胆地说，我认为自己能拿出那么多钱。接着，他告诉我，他能从威尔金斯堡[36]的火车站管理人雷诺兹先生那里买到10股亚当斯快运公司的股票。毫无疑问，当晚我把这件事报告给母亲，她很快就做了决定。她的决定什么时候出过错呢？当时，我们已经支付了500美元的房款，她认为我们可以通过某种手段去贷款，而房子可以作为担保抵押出去。
第二天一早，母亲就坐汽船前往东利物浦，于当晚到达了目的地，通过她的哥哥弄到了钱。他是一名治安法官，是当时那个小镇上的名人，手头有一大笔农民用于投资的钱。母亲把我们的房子抵押出去，带回了500美元。我把这笔钱交给了司各特先生，他很快就为我买到了我翘首以盼的10股股票。出乎意料的是，我还需缴纳100美元的额外费用，但司各特先生好心地告诉我，我可以等方便的时候再支付那笔钱，这样一来，事情就好办了。
这是我的第一次投资。当时，每月的股息比现在多得多，而亚当斯快运公司是按月支付股息的。一天早晨，一个白色信封躺在我的桌上，有人亲笔在上面用大号字写道“安德鲁·卡内基先生收”。“先生”这个称呼把我和小伙子们逗得哈哈大笑。在信封的一角，可以看到亚当斯快运公司的圆形图章。我打开信封，里面只有一张纽约黄金交易所的10美元支票。我今生不会忘记那张支票和“出纳员：J.C.巴布科克”的亲笔签名。这给了我第一笔投资收益——一种我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的收益。“找到了！”我大叫：“我找到了一只会下金蛋的鹅。”
每个星期天下午，我和伙伴们都要在树林里聚会。当我们在树下就坐时，我把保存的第一张支票拿给伙伴们看。它在伙伴们中间掀起了轩然大波。谁也没有想到还有这样的投资。我们决定把钱存下来，留意下一次可以共享的投资机遇。后来的许多年里，我们把我们那些小投资划分了一下，就像合伙人那样合作了起来。
到那时为止，我的社交圈子还没怎么扩大。我们的货运经理人的妻子弗朗西塞斯太太十分友善，几次都请我去匹兹堡的家中做客。她常常提起我为司各特先生送信时第一次在她第三大道的家门口按门铃的情景。她请我进屋，我羞怯地拒绝了她，于是她耐心地哄我，以打消我的羞怯感。但是，多年来，她都没能劝服我在她家吃顿饭。我很怕进别人的家门，直到晚年才不再如此；然而，司各特先生有时却坚持要我去他住的旅馆跟他一起吃饭，这对我来说真是一件难事儿。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在任何陌生人的家里过过夜，除了格林斯堡的斯托克斯先生。斯托克斯先生是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首席法律顾问，他邀请我去他乡下那个富丽堂皇的家里渡周日。斯托克先生的这个举动真是奇怪，因为像他那样杰出的、受过教育的人很少对我感兴趣。我领受到这种殊荣的原因是，我曾给《匹兹堡日报》写过一封信。甚至在我十几岁时，我就是出版社的“小文人”了。我的志向之一，就是当一位编辑。贺瑞斯·格里利是我理想中的成功人士，而“论坛”是我理想中的成功。奇怪的是，有一天我竟会把“论坛”收购下来，但在那时，珍珠却失去了它的光辉。我们往往到年老的时候才能到达自己的空中楼台，但那时它们已经失去了吸引力。
我那篇文章的主题是市民对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看法，我没有在文中署名。我惊讶地发现，它被刊登在《匹兹堡日报》专栏中的一个显著位置上。当时，《日报》的所有人和编辑是罗伯特·M.里德。作为报务员的我接到了一封发给司各特先生，署名是斯托克斯先生的电报，请他向里德先生打听那封信的作者是谁。我明白，里德先生不知道作者是谁，因为他不认识这位作者；但同时我又怕如果司各特先生去拜访他，他就会把手稿交给司各特先生，毫无疑问，司各特先生一眼就能认出我的笔迹。因此，我向司各特先生坦白，告诉他我就是作者。他似乎对此表示怀疑。他说，那天早上他读到了这篇文章，很想知道它是谁写的。我注意到了他那怀疑的目光。笔渐渐成了我的武器。不久后，斯托克斯先生就邀请我与他共渡周日，而这次做客的经历是我一生中的亮点之一。此后，我们就成了好朋友。
斯托克斯先生那富丽堂皇的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他书房里的一座大理石壁炉架使那儿的一切特色都黯然失色。拱门中央的大理石上雕刻着一本打开的书，上面有这样的题字：不能思考的人是愚蠢的，不愿思考的人是狭隘的，不敢思考的人是奴性的。
这些高贵的语句令我心潮澎湃。我对自己说，“有一天我也会拥有一个书房。（这是在计划未来）”，以及“像这里一样，让这几句话为壁炉架增添光彩。”现在，我的愿望在纽约和斯基伯实现了。
几年后，我在他家渡过的另一个星期天也同样是一个亮点。我当时已经当上了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匹兹堡分公司的负责人。当时，南方各州已经脱离了联邦，而我为国家利益而热血澎湃。斯托克斯先生是一位民主党领袖，他反对北方用武力来维持联邦。他的大肆宣泄使我失去了自制，我喊道：“斯托克斯先生，我们将会在六个星期内把您这样的人绞死。”写到这儿时，我似乎听到了他的笑声和他召唤隔壁房间里的妻子的声音：“南希，南希，听听这个年轻的苏格兰小鬼说了些什么。他说他们将会在六个星期内把我这样的人绞死。”
当时，奇怪的事发生了。不久以后，斯托克斯先生在华盛顿请我帮忙把他弄到志愿军里去当少校。当时我在陆军部帮助政府管理军用铁路和收发电报。他稳稳当当地得到了这个官衔，此后也就成了斯托克斯少校，因此，一个对北方是否有权为联邦而战的怀疑论者，为他崇高的理想拿起了武器。起初，人们对宪政权还存在争论和猜测。当人民向国旗开枪射击时，翻天覆地的变化就产生了。一时间，一切都在燃烧——包括不堪一击的立宪制度。美国那昔日的辉煌啊！立宪制度只想保住一面旗帜，就像英格索尔[37]上校声明的那样：“美国大陆的空气还不足以让两面旗帜同时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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