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道中落

    詹天佑诞生的年代，正是中国社会发生激烈的动荡与深刻的社会变革的时代。从事茶叶生意的詹家，同当时社会的许多底层百姓一样，在动荡不安中挣扎着，家势逐渐败落。

    詹天佑祖籍安徽省婺源县（今属江西），婺源县地处山区，民风淳朴，文人气息浓厚，造就了詹家在经商之余，重视文德培育的家风。詹天佑的曾祖父詹万榜，字文贤，是乾隆年间的太学生，又是从事茶叶出口贸易的茶商，经营家乡闻名全国的黄山茅峰茶。当时的广州是清代自雍正年间以后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口。因生意关系，詹万榜经常南下来到广州，依仗当时清政府垄断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十三行”销售茶叶，生意顺利，获利颇丰。公元1760年（清乾隆二十五年），詹万榜携眷定居广州。1800年（清嘉庆五年），置屋于广州城北门外隶属南海县的拱宸坊。同年，詹万榜去世。

    詹万榜去世后，詹天佑祖父詹世鸾子承父业，继续经营茶叶外贸。詹世鸾是家中长子，善于经商，并且乐于助人。据《婺源县志》记载，他“资禀雄伟，见义勇为。佐父理旧业，偿夙逋千余金。壬午（指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贾于粤东，关外遭回禄，茶商窘不得归，多告贷，鸾慷慨资助，不下万金。他如立文社，置祀田，建学宫，修会馆，多挥金不惜。殁之日，囊无余蓄，仕林重之”。

    1816年（清嘉庆二十一年），詹世鸾将全家自广州城北门外的拱宸坊迁居到广州西门外的十二甫，自置房屋。1820年年底（清嘉庆二十五年十一月），詹世鸾因子不能返回安徽原籍应试，乃以其子詹钰的名义，向广东南海县申请入籍。两次申请，终于获准入籍广东南海县。因此，詹天佑自其父辈起，即入籍广东南海县。此时，世风太平，詹家的生意处于最为兴旺的时期。

    詹天佑的父亲原名詹兴藩，后改名兴洪，字作屏。他长大后仍经营祖上的茶叶外销贸易。但因时运不济，詹家兴旺的生意迅速破败下来。此时，中国社会正遭受着一场狂风暴雨的打击。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广东成为中英交兵的主战场。中国对外贸易被迫中止。1842年，战争结束时，清政府被迫签订中英《南京条约》，除割地赔款外，还被迫开放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五处通商口岸。西方各国商人借机纷纷抢占市场。加之1851年在两广爆发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对皖南茶叶运粤的阻断，广州的对外贸易每况愈下，各中、小对外贸易商行更是度日维艰。到19世纪50年代末，再次经受历时四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沉重打击，广东对外贸易的中、小商行几乎全部濒于破产。詹天佑父亲的茶行在此时完全衰败停业了。

    就在詹兴洪家业破败之时，詹天佑于1861年4月26日来到了人间。詹天佑的父母共生育了七个子女，詹天佑为长子，上面有三个姐姐，其中二姐早夭；下有三个弟弟，二弟和三弟都不幸早夭。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家庭，靠詹兴洪一人维持生计，其中艰难窘迫不难想象。詹兴洪除操持一些田亩外，还做一些小生意，并替人代写书信、刻印章、春节时写春联等，挣些收入以贴补家用。詹天佑母亲陈氏是一位勤劳刻苦、聪明贤惠的妇女，含辛茹苦地相夫教子，为詹天佑兄妹们的成长倾尽了全部的心血。

    就这样，詹天佑秉承着良好的家风，在动荡不安的广州城，穷苦但美满的大家庭中，度过了美好的童年时光。

    （二）伯乐识神童

    詹天佑孩童时代所接受的教育，可以说是中西结合。在私塾接受的传统教育和当时在广州城对西洋机械的耳濡目染，造就了詹天佑乐于接受新事物的性格，并为他之后留美学习打下了思想基础。

    按中国封建社会习俗，詹天佑6岁那年，父亲把他送进当地一家私塾读书。在私塾里，詹天佑读了《三字经》等启蒙读物，接着读了四书五经，学习八股文的作法。几年的学习中，詹天佑学习了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知识，从中吸取了许多有益的思想内容，逐步形成了他好学深思、沉稳坚韧的性格。但对于所学内容，他越来越不感兴趣。而对于当时逐渐传入中国的西方各种近代科技产品，詹天佑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

    天佑幼年生活的广州城一直是中国的对外通商口岸，是中国与外界接触的一个窗口。邻近广州的香港与澳门分别是英国和葡萄牙直接管理的属地，两地深受西方资本主义影响。詹天佑生活在与港、澳近在咫尺的广州，自小就受到欧风美雨的影响。他经常看到、接触到由西方传进来的近代大工业产品与各种机器、机械。他在街上走时，看见洋人或从港、澳回来的中国人摆弄新奇的“洋货”或机械产品、洋式玩具等，总是久久地伫立，看个究竟，仔细观察它的构造、运作原理与制作方法等。小小年纪的他还爱向人请教，总是刨根问底问个明白。在小伙伴们漫山遍野地玩耍时，他却在想方设法收集各种机器零件，在他的衣袋里常常装着一些小的齿轮或是发条，一有时间他就摆弄这些小玩意儿，拼拼装装、拆拆卸卸，乐此不疲。

    詹兴洪是个思想进步开化的父亲。对于詹天佑不爱读四书五经，却对西洋机械兴趣浓厚，他十分地理解与鼓励。

    同时，詹兴洪的挚友谭伯邨，也时常给詹天佑带来西方的进步思想。谭伯邨为谋生计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他经常从香港带回一些新式画报给詹天佑阅读。这些画报介绍了许多有关西方经济、科技、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知识与社会生活、杰出人物等，引起了詹天佑的极大兴趣。而谭伯邨，也成了让詹天佑踏上留美求学之路的伯乐。

    1871年，詹天佑10岁，即将读完私塾。因家境困难，詹兴洪不准备再送儿子读书了，他想送儿子学门手艺，好早些养家糊口。正在这时，詹家老友谭伯邨带来的一个消息彻底改变了詹天佑的命运。

    这年夏天，谭伯邨专门从香港赶回南海县，告诉詹家一条最新消息：清政府宣布招收30名12到14岁之间的幼童赴美国留学，条件优厚，除在上海招收外，最近专门负责此项事宜的容闳大人又特地来到香港招收学生。谭伯邨一直以来十分喜爱詹天佑，觉得他聪慧过人，这次对于詹天佑是个难逢的好机会。

    对于这个消息，詹家父母倍感震惊和新奇。从古至今，从来没有过政府大规模组织幼童学生远涉重洋，去一个遥远而陌生的西洋国家留学的先例。对于将自己膝下才10岁的幼子送到遥远的异国去读书，夫妻二人自然顾虑颇多。开通的谭伯邨认定这对于聪慧的詹天佑来说是个绝好的机会，他多方解释说明，最后为打消他们的顾虑，他对詹兴洪夫妇说：“只要你们让天佑出国留学，我就把我的四女儿谭菊珍许配给天佑为妻。”夫妻二人见谭伯邨如此热心，深受感动，终于决定让詹天佑去香港招生处报考了“技艺”门。

    1871年秋，詹天佑到香港应试。考试科目为国文写读，已经学过英语的考生还要加试英文。詹天佑已在私塾打下良好的国文基础，考试顺利通过。詹天佑的人生道路就此发生重大的转折。

    三.远洋求学

    詹天佑与同学们一起赴美留学共九年时光。在这九年里，他从一个孩童成长为青年，在异国的土壤里吸收养分，欢快地成长着。

    1872年8月11日（同治十一年七月初八），上海港码头边，一艘日本的客轮起锚开航了。这标志着中国近代第一次留学运动的起航。据第二批赴美幼童温秉忠后来回忆，当时“在一种复杂茫然的心情下搭上日本的轮船”。这些幼童及其家长，都顶着极大的压力。有幼童回忆当时清政府招收幼童情景时，说：“当我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有一天，一位官员来到村里，拜访各住户，看哪一家父母愿意把他们的儿子送到国外接受西方教育，由政府负责一切费用。有的人申请了，可是后来当地人散播流言，说西方人野蛮，会把他们的儿子活活剥皮，再把狗皮接种到他们的身上，当怪物展览赚钱，因此报名的人又撤销了。”的确，美国对于当时的人们像是天涯海角般的距离，尤其是在中举入仕的传统观念还深入人心的封建社会，父母是不愿意让孩子留洋的。

    不管怎样，幼童们带着顾虑和父母的牵挂上路了，但对于孩子们来说，愁虑很快就被对新鲜事物的新奇感所替代。当幼童们第一次坐上火车，横穿美国大陆时，他们看到了异国的风光，不同民族的风俗，更重要的是他们亲身体会到了近代资本主义大工业文明，在此过程中，尚年幼的詹天佑隐隐感觉到了中西的差距。

    留洋幼童来到美国，并非是完全扎根于异国土壤中吸收养分，清政府企图将这些幼童教育成掌握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捍卫中国封建圣道的新式卫士，因而对幼童的封建思想教育始终紧抓。在管理留洋幼童事宜的“驻洋肄业局”大堂，高挂着孔子画像与“天地君亲师”的牌位，让学生参拜；学生们要定期学习汉语与中国传统礼仪，学习四书五经、国朝律例、圣谕广训；还向幼童学生们灌输三纲五常等中国传统思想道德观念。

    而这些，始终敌不过代表当时世界进步潮流的西方近代思想文化，更约束不住天性向往与追求新奇、自由与进步的青年学生的思想感情。他们在系统地学习英语和各种科学知识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接触到了西方以自由和平等为中心的价值观，逐渐背离了封建统治者“外西内中”的最初设想。

    詹天佑来到美国后，迅速完成了英语的学习，通过考测，于1873年（同治十二年）春，进入康涅狄格州西海汶（WestHaven）的“海滨男生学校”（SeasideInstituteforBoys）学习，他在这里学习了两年，到1875年（光绪元年）4月结束。

    海滨男生学校是一所私人办的预备性质的住宿学校，主要任务是训练从中国、日本和南美洲等国家来美国留学的幼童，为将来报考美国各大学作准备。校长名叫诺索布（L.H.Northrop），毕业于耶鲁大学，会讲七种语言，爱好音乐。他的夫人玛莎·诺索布（Martha.D.Northrop）知识丰富，擅长数学，对外国来美求学的学生极为关心，她给了詹天佑很大的影响。后来詹天佑回到中国，和诺索布一家还保持着长久的书信往来。在海滨男生学校的两年时光里，詹天佑经常和同学们来到校长家中玩耍，学习。在此期间，诺索布夫人发现詹天佑的数学成绩很好，有优异的数学天赋，就热情地鼓励他今后投身科学技术。

    从海滨男生学校毕业之后，詹天佑进入了新海汶（NewHaven）的“山房高级中学”（HillhouseHighSchool），他注册进入特别班（SpecialClass）。在学校，他系统地学习了美国高中阶段的各科基础知识，各科成绩优异，打下了坚实的自然科学知识与西方文化知识的基础。尤其在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中表现出过人的学习力。1878年，詹天佑以全班第一，全校第二，仅比第一名总成绩相差6分的成绩从山房高级中学毕业。为中国留学生，也为中国人争得了荣誉。

    在此期间，詹天佑的几个同来美国的同学不幸早夭，他深深意识到身体健康对一个人的重要性。在学习之余，他常参加游泳、滑冰、钓鱼、打球等体育活动。他特别喜欢打棒球，并坚持不懈，练得一手好球艺。他还与中国留美学生中的棒球爱好者一同组成了“东方人”少年棒球队，常与美国各地的棒球队进行比赛。中国留美学生的棒球技艺精湛，逐渐打出了名声。在詹天佑与同学们离开美国，回国途经旧金山时，还被旧金山当地著名的棒球队——奥克兰（OakLandBaseballleam）挑战，要求举行一场中美公开赛。血气方刚的中国留学生们立即应战，引得不少当地百姓特别是华侨们，赶来观战。奥克兰球队并不以为中国留学生的球技会很高，又是即将回国、临时组合的球队，一心觉得能轻易取胜。然而，东方人玩的棒球让老美溃不成军，其出球之猛，技艺之高，都让奥克兰队队员大感意外。学习和体育活动，让詹天佑的心智和身体以最健康的方式成长着。

    在山房高级中学的学习期间，驻洋肄业局带领留学生的一次参观经历，对詹天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让他更坚定了自己今后的学习方向。

    那是1876年（光绪二年），正是美国建国100周年，各地举行了隆重的各式各样的纪念与庆祝活动。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在费城举办的一个规模巨大的百年博览会，展出美国建国100年以来的各项生产成就和当时世界上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还邀请了37个国家，包括中国，去该博览会辟馆陈列自己国家独特的展品。驻洋肄业局为扩充年轻留学生们的见识，特地组织了一次参观活动。

    博览会上突出地展出了美国及先进国家在电力、通讯、机械与交通工业方面的革新成就。《美国历史地理》一书中记载有当时的盛况：美国百年纪念展览会1876年在费城举行，展览大厅占地21英亩，陈列采矿部门和制造部门的产品；另一座建筑物占地17英亩，陈列各种机器。参观者可以从这里看到：康涅狄格出产的工具和刀剑；新泽西出产的缝纫机；普林斯的改良自来水笔，“保证书写十小时”；打字机，“可以代替钢笔书写除簿记以外的各种文件的机器”；纽约出产的“华尔山姆”表和芝加哥的“爱琴牌”表；还有费城为儿童制造的幻灯和放映机……更有号称当时“全世界最伟大的机器”的700吨重的柯林斯（Corliss）式蒸汽机，也出现在会场。各种先进精妙的机器与科技最新成果，让少年们看得如痴如醉，惊叹万分。

    而在布置得古色古香的中国馆里，詹天佑只看到了“与官衙一式，极为严肃”的格调。展品也都是中国传统的农副产品，如丝、茶、六谷、药材等与手工制品如绸缎、牙雕、玩物、银器、玉器、字画等。“物体悉遵华式，专一手工制造，无一借力机器。”勾画出当时中国社会仍是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图景，比西方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落后了整整一个时代。詹天佑深深地感到了差距，暗下决心，要学好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回国报效祖国。

    1878年（光绪四年）7月，17岁的詹天佑从山房高级中学毕业，面临着报考大学的选择。志向远大的他选择了美国第一流的名牌大学——耶鲁大学的雪菲尔德理工学院（SheffieldScientificSchoolYaleUniversity），他报考的是该学院土木工程系的铁路工程一科。詹天佑之所以选择铁路，一方面是由于他对自然科学的热爱；另一方面，西方当时正兴盛着以铁路起飞带动经济起飞的理论，美国铁路正处于高速发展的高潮期，詹天佑亲身经历着这一切，意识到铁路对于振兴祖国的深切重要性，更坚定了学习铁路建设的决心。

    事实上，詹天佑对于铁路的认识思想，在当时的中国只有少数人认同。火车，是封建顽固派极力排斥的新型事物。就在詹天佑报考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铁路工程科的前半年，清政府花费28.5万两，购买拆毁了中国大地上第一次出现的办理过营运的铁路——吴淞铁路。可见当时中国封建统治者对于铁路的痛恨与排斥。可以说，詹天佑对铁路的认识，已大大超过了清朝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没有詹天佑，中国人自己的铁路将是个遥遥无期的梦，他当之无愧是中国铁路建设的先驱，技术的领头人。

    耶鲁大学雪菲尔德理工学院，入学资格考试非常严格。考试科目包括英文、美国史、地理、拉丁文、算术、代数、集合、三角等等。詹天佑顺利地通过了这些考试，取得了入学资格。在耶鲁大学，詹天佑常在老师的带领下，和同学们一起做实验、实地勘测等。这些都培养了他求实、细致的作风与学风。学习方面，他更是表现优异。特别是他的数学成绩更为突出，在一、二年级时他两次获得数学课的奖学金与奖章，在毕业考试中则获得了全校第一名。1881年（光绪七年），詹天佑从耶鲁大学雪菲尔德理工学院土木工程系毕业，获得耶鲁大学土木工程哲学学士学位与毕业证书。就在这时，一个让留学生们震惊又无奈的消息传来了：清政府下令裁撤全部留美学生与驻洋肄业局，要他们立即回国。

    詹天佑与他的留美同学们得到回国的通知时，正值暑假。他们“正在班丹湖畔举行野外宿营，以图欢聚，不料容闳博士带来了出洋局停办之恶消息，学生们听了都垂头丧气，只得怏怏地各自回到寄宿的地方，去收拾行李准备回国”。他们不知道，他们在言行举止、行为着装上的西化，导致了出洋局第四任委员吴嘉善的强烈反感，他认为留学生们“抛弃中学，背弃孔孟之道；驰骋跳跃，有损儒者之风；运动换装，弃我大清国服”等等，极不注重行为举止，大失体统。加之清政府中顽固派的大力反对，清政府“浅尝辄止”，一次进步的留洋运动就此夭折。

    1881年9月6日（光绪七年七月十三日）下午，詹天佑与第三批学生一道，登上“北京城”号轮船，离开美国。在海上航行了一个多月后，詹天佑回到了阔别九年之久的祖国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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