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罗兰

    让·雅克·卢梭是心灵的力量压倒其时代的最突出的范例之一。他渗透、改变和彻底改革他那世纪和以后世纪的社会。旧的破碎的世界对他的怨恨并没有放错地方。它放在他的门口，就像放在伏尔泰的门口一样，要他对十九世纪的一切动乱负责：“这是伏尔泰的罪过！这是卢梭的罪过！”这是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中流浪儿童的两句嘲弄的歌词。

    但是，在伏尔泰和卢梭之间，后者起了远为重要得多的作用。伏尔泰是百科全书派这一庞大而密集的星群中最灿烂的明星。卢梭却是孤身一人，单枪匹马进行战斗。我们将看到在他的战斗中他甚至触怒了百科全书派，因为他拒绝了他们的道德，而在社会的观点上他也高过他们。伏尔泰和他的战友狄德罗、达朗贝尔、霍尔巴哈、赫尔维修极力赋予新精神的否定方面以人性，专心致志于旧社会及其偏见和弊端的抨击；他们是自由理性的吹毛求疵的和爱嘲弄的战士。只有卢梭一个人描述了建设的方面，肯定了新的信仰；他是共和国的宣布人。法国革命宣称他是革命的肇始人；把他神化的事发生在国民议会的高峰时期。正是罗伯斯庇尔签署了一纸命令才把他的骨灰送进巴黎的先贤祠。

    卢梭本人自然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过他的著作在他死后会获得这么大的胜利。有一切理由使人相信，他也像伏尔泰一样本来是不承认那场向他欢呼的革命的。但是伟大的著作往往胜过它们的作者。正是他们所传播的思想掀起了预见不到的风暴。这样引起的社会骚动仍然还是他们的著作。虽然他对命运分配给他的任务提出异议，卢梭这个孤独者在历史上总是这场风暴的前驱，新时代的创始者。

    关于卢梭的最特别的实情是不仅他预见不到他的名声和天才的后果，并且这两者来到他身上也非他所愿望的。

    让·雅克·卢梭的生平和著作在文学史上提供了一个天才人物的范例，也许是独一无二的，天才降临其身不仅自发的，而且违背他的意志。

    他出身于日内瓦的小资产阶级家庭，生性羞怯，没有意志力，性格平庸，幼年就被送去历练各种冒险生活，耽于梦想，喜爱游荡，但是懒懒散散，轻浮，健忘，随风驶舵，没有进取心，看不到明天，满足于平庸和懒散的生活的平静，除了喜欢听听浪漫的和色情的音乐之外，别无所求。一直到他37岁，没有什么东西来干扰他。

    没有任何先兆，他的天才突然涌现，像圣保罗一样，他被惊雷击倒了，关于这个我以后会说到；他一下子变得耳聪目明，笔杆子这种火烈的武器被他握在手中。他发现自己已投身于竞技场，在那里人类精神的最卓越的战士正在众目睽睽的观众面前互决雌雄。只是从最初的一击，他就压倒群雄。既惊奇而又有点害怕，他听到自己的几乎辨认不出来的声音带着重音充满竞技场，这些重音同古代讲坛上发出的一样强大，它们抨击最受崇敬的偶像和动摇社会的基础。

    他可能非常感到害怕，他发誓不再写作了。他被他自己释放出来的洪流卷了进去。他是个共和主义者，站起来像棵橡树，高压在那时的君主制度之上。这个易怒的人却经常保持一种坚强的、一种不可信的神志清醒。他当时还是个流浪汉和空想家，一个伤感的和脆弱的无政府主义者，他想使自己成为最开明的和坚定的立法人。

    在他身上所有这些力量把他压倒了，他渴望着把它们丢掉。好像他身上有一种可怕的而又是暂时的才能，从天上飞来一纸命令，委派他一项任务，并把他举得高过他自己，使他神气十足地过了十二年，天才的十二年，以后他又重新退回到单调的和醉生梦死的生活，这种生活正是他一直渴望着的。但是由于他所作的努力过猛和由于他的火热的言词的猛烈反应而失去平衡，他陷入一种悲剧的精神错乱状态，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的悲伤全靠他的音乐之美来缓和。

    他是1712年6月28日出生在不平常的“日内瓦城和日内瓦共和国”，这是经过改革的福音派的中心地，它的存在本身就很悖谬，因为有一大群君主专制的和天主教的国家包围着它并且不断地向它入侵。

    让·雅克对他的出身很感骄傲，毕生难忘。他的笔名是：“让·雅克·卢梭，日内瓦公民，”他声称他有作为“一个自由国家的公民和有主权的人民的一分子”的权利。他把他的关于不平等起源的论文献给“日内瓦共和国”。他小心翼翼地关注着“他的祖国”的保卫，尽管它对他并不领情，而且还要迫害他。他从不迟疑地去赞美这座劳动人民的城市和它的良风美俗。他每当离开它时总是流露出依依不舍之情。“让·雅克，爱你的家乡吧！”当他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他父亲曾这么对他说：“你是一个日内瓦人；你有朝一日将看到其他的民族；你将不再看到和你自己的民族相像的民族了。”他永不忘记这个劝告。“每次他研究政府问题时，他总是想在他的调查中找到热爱他的家乡的新的理由。”在他的对所有政府的批评中，“他只把一个单独分开，并提出来作为典范。”这就是日内瓦。

    他立誓要成为坚定的新教徒，虽然环境却使他在年轻时便改信天主教。但在1754年他又重新大摇大摆地走进改革派的新教教堂，在他风华正茂的时日，他有胆量直言不讳地宣称：“我是巴黎新教派的一个忏悔者。”不管他在日内瓦和纳沙特尔的牧师中间由于他从广义上解释基督教精神，他的宽容和仁爱而引起过风暴，他还是证明他总是“紧紧地追随福音的学说……我爱它，我采纳它，宣扬它和解释它，我全心全意地依附于它。我所有的著作都感染着对福音的同样的爱和对耶稣·基督的同样的尊敬。没有什么东西能同福音相比。这部书应被看作是基督的教规，而我的书只是一个学生的注释。”

    当他在巴黎最得意的时候，在宫廷贵族和仇视上帝的百科全书派哲学家中间，他读《圣经》常常读到深夜；他在长夜不眠的隐居生活中读它从头到尾连续读完五六遍。他多少有些夸张地称自己是“法国惟一信仰上帝的人”。

    共和国和上帝，这个双重的爱，这个双重的信仰，他是靠日内瓦的乳汁喂养起来的；正是这个已经深入他的血液。正是这个使他在巴黎有别于那时所有的法国作家。

    不过，我们应当补充说明，即使在他骄傲地保持着日内瓦人的特立独行的精神时，他也常常表现出对法国的偏爱。他曾想把这种情绪压下去，但是徒劳无益；他承认他常常感到对法国偏爱太过分了，以致“看到它的一点小小的成功就会高兴得心跳，而它的倒退则使他感到好像灾难临头时的苦恼”。

    加上他的家庭原是法国血统。他是被逐出法国的清教徒难民的后裔。他的母亲苏萨娜·贝纳尔才貌双全，一生下他来就弃世了。就父系来说，他的祖父是制造钟表的工匠，强壮而聪明。他的父亲伊萨克·卢梭是和蔼可亲的，但又是漫不经心的、粗暴的和闲不着的，一个流浪汉和冒险家，一个嗜读成癖的人。他把这种癖好灌输给他的儿子并且也把他的东游西荡的习性传给了他。父亲和儿子（他才六七岁）两人都沉溺于读小说，往往读起来通宵不眠，有时父亲在早晨听到醒来的燕子的鸣声，会很难为情地说：“我们去睡吧，我比你还孩子气呢。”

    但是让·雅克的最好的先生，他的导师是普鲁塔克，他一直伴随他从摇篮到坟墓。“当我六岁的时候，普鲁塔克的著作落到我手里；我就把他的大名牢记在心。我曾读过每一部小说，在心被迷醉上小说的年纪之前，它们就已使我泪如雨下。从这些著作中培养起我爱英雄浪漫事迹的兴趣，这些事迹越来越多，它最终使我讨厌除了那些与我的幻想相合的之外的每件东西。”

    作为失掉了母亲的孩子，十岁时又被他的父亲遗弃，生活不能自理，他从梦境里找到生活的避难所，早熟的厌世思想（浪漫主义的先兆）引起他到自然里去找栖身的幽居。他“发现自己同他自己周围的那些幻想的人物打交道，要比同他在世界上所看到的人打交道容易得多。”这个“完全靠他的想像支撑起来的社会”几乎使他迷失生活道路，并引起他的意志力的消失。在他的童年和他的青年时期的开始正是如此，他同善良的人们相处得很好。那些年代的回忆，在《忏悔录》的前几卷里，有一种迷人的魅力。谁不熟悉这些，谁就不能认识真正的让·雅克。人们常常把他看作是他的伟大著作所创造出的道貌岸然的人物，似乎他是一个好争辩的、善于词令的和摆起面孔说教的人。然而这样看他是不公正的。其实他的性格是爽朗的，多情的，魅惑的，快活的，健忘的，一见热情就扑上去，无力抗拒他的嗜好，非常脆弱而有自知之明，头脑基本上是清醒的，没有怨恨和杂念。一想到他在没有指导者的监督的情况之下，他在流浪的少年期能保持住难以置信的肉体的清白，这是多么惊人的事。他的道路通过最不洁的，甚至是恶劣的和败坏的地方，但是这只小天鹅连一支羽毛也没弄脏。

    他曾迷惑过许多人，但由于不能想像的刚愎自用，轻率浮躁、考虑不周、没有决断、记忆力差、完全健忘，他也曾使他们失望，因为这样，他今天相交的朋友和得到的东西，明天就可能失掉。他做什么也没有坚持到底，往往是半途而废。他在哪里受教育？直到二十岁他什么也不知道。那些考察过他的人，甚至是最好心的人都达到一致的结论，他没有前途，他最好去当一名小小的乡村本堂神甫。所有这些一点都没有使他烦恼。

    同一位妇女的邂逅决定了他的一生。1728年在安讷西他见到华伦夫人，一见就迷恋上她了。五十年后，在他笔下写出的回忆录的最后几页，他用同样的感激之情向他的好“妈妈”大喊大叫：因为失掉母亲的孩子常常总在寻找母爱；正是在华伦夫人身上他找到了。

    想暂时离开她一忽儿之后，为的是顺从这个年轻妈妈的愿望，她希望他去闯出一个前途，但并不能获得成功，这个流浪儿徒步奔走于安讷西和都灵之间的旅途上，越过阿尔卑斯山，然后去里昂，去洛桑和纳沙特尔，从那里，常常是徒步，常常做梦，常常瞎混，来到巴黎，然后重新又回到他的妈妈身边来，她这时已移居尚贝里。她终于既泄气又陶醉地把年轻的情人引进家门。她也像他一样是敏感的和肉欲的，漫不经心的和梦幻般的，和蔼的，容易走极端的，但是同那些最爱她的人们是很不一样的，那些人一离开她就都被忘掉了；她从不知道打算让卢梭干什么；即使她知道，她也不在意。但是那个三年——他们一块在尚贝里附近的夏梅特的愉快的房子里度过的三个醉人的夏天（1738～1740）——在让·雅克看来简直是做了一个天堂的梦。在同一时期他尝到了“纯粹的和圆满的幸福”的甜头，他继续自修文学教育——像他早年时期那样的流浪汉和保持他一贯的性格，读书是没有计划的，蒙田、拉勃吕耶、巴勒、波须哀和伏尔泰的著作他都读。这后一人是他未来的敌人，他的哲学通信，卢梭本人承认，“最能吸引他去研究，”而且最早激起他的写作兴趣。他说“我在阅读中形成的这种趣味引起我学习优美地写作和试图仿效那些如此使我感兴趣的作家的美丽的色泽的欲望。”

    不过，归根到底，人们会说他的教育是不完全的，和伟大的大百科全书派成员比起来还差得远：他除了普鲁塔克、塔西佗、塞尼加和一点儿柏拉图，也许还有一点维吉尔之外，就没有更多的经典著作的知识。但他足够成为凭直觉进行推测的天才，他能把他从伟大学者像蒙田或波须哀使用的引证中和从他的瑞士乡下佬穆拉尔特讲解英国文学中所吸取来的东西加以消化活用。

    再说他的最大的教师不是任何书本，他的老师是自然。他从童年时起就热烈地爱上了她，而这种热情不表现在他的累赘的描写上面，自然浸染他的全身，她凭确实的清醒和显著的特征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她使他陷入狂喜状态，愈到晚年愈甚，这使他很奇怪地近似东方的神秘主义者。

    在1741年，受了华伦夫人的欺骗，就是当他离开他们的家时，他在她身边的位置被人强夺去了，他主动放弃国籍而去巴黎。他已三十岁，他的惟一的来源是十五个银路易，一个小喜剧的手稿，一种新体系的乐谱，他想靠它取得名誉和幸运。他总是把自己看成是音乐家而不是作家；甚至在他的笔杆的最初成功之后，他还是坚持——有点幽默地——迷恋着音乐的精神，其实他只不过是个刚刚及格的作曲家，没有什么发明，甚至训练也很差。

    他开始浪费时间和金钱，在咖啡馆和沙龙里混日子。但是这对他也不是毫无益处，靠这样他得以认识芬塔莱尔、马里瓦、康迪拉克，而特别是狄德罗成了他的好友。他也获得许多妇人的青睐，她们为这个没有身份证的年轻的日内瓦流浪汉找到了法国驻威尼斯大使馆的秘书的职位（1743年5月），这事看来有些丢丑（其实这在当时并不奇怪）。因为同大使争吵了一场，他在1744年就离职返法。在巴黎，他重新找到狄德罗和得到豪华的包税人（有土地的商人）的支持，他登台演出一些小型的音乐剧和伏尔泰和雷蒙的作品的改编剧。

    1754年他同一个年轻的旅馆女仆戴莱丝·瓦瑟同居，她始终是他的伴侣，直到死才把他们分开。她后来给他生了几个孩子；哎哟，这些孩子都被他一个接一个送进了育婴堂。他想出各种不成理由的理由来给这种行为辩解，其实这些理由从没有使他满意，最后给他留下来的是无休止的悔恨和自责。

    直到三十七岁他仍然是在那些穷酸文人里头混，他们靠捡拾大财阀和他们的伙伴的桌子上的面包屑过日子。这里没有什么预示他的命运，1749年夏天他被雷电似的袭击倒了，这我在前面已谈过。他每次说到这次经历都不禁全身发抖。

    他有一天去探望因违犯出版法而被禁闭在范塞纳监狱里的狄德罗。这年的夏天特别的热。沿着没有树荫的路他得步行两里格的距离。在他走的时候，为了减缓速度，他边走边翻阅一期文学杂志。他一下发现第戎科学院征奖的公告，要求就如下的问题作出答案：《科学与艺术的进步是有助于伤风败俗或是移风易俗呢？》

    他立即被“一千条光线刺穿了”，“大量的活思想”向他袭来，他呼吸闭塞，兴奋到极点；他倒在大路旁边的一棵树之下，在精神错乱的状态中度过了半小时，当他睡醒起来时外套的前面都被泪水湿透。“从那时起，”他写道，“我走进了另一个世界，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这不仅是科学院对他提出的问题的回答，并且这样一来好像闸门打开了，放出了“巨大真理”的洪流，形成他全部未来著作的基本材料。这冲击使他明白他的真正的本质。

    他例外地被放在一个位置上去观察这个时期正在酝酿着的社会不安。他不属于法国人和巴黎人的圈圈之内的人，也不信服绝对专制的统治，这是可以靠放松道德和对生活的冷嘲热讽的态度来求得缓和的。最独立的作家，百科全书的编纂者都是些随遇而安的人物，他们从他们所反对的弊端中吸取教训。他的最初三十年是作为一个渺小的瑞士流浪汉在一种快乐而又昏昏然的气氛中度过的，这样的生活使他成为一个爱逃学的儿童，不能忍受社会的束缚和法律的管制。因此他对巴黎的矫揉造作的文学界和宫廷生活的精神上的和几乎肉体上的压抑特别敏感。起初，他感到害怕，感到窒息，他还想把他的痛苦、反抗和厌恶的感情压下去。但是这些感情反而越积越高，现在它们终于爆炸开了。只是一击，他就揭开了社会的弊端——腐败和社会的不公平。对他的第一次呼喊的巨大反响揭出一个他一直没有料想到的任务。

    他的成功不仅远远超过他自己的预期，而且超过它的十分平庸的价值，这是他给他的处女作所作的评价。尤有甚者，公众舆论一抓住它就给它以革命的意义，虽然卢梭坚决否认，但没有成功。人们在他身上看到一个文化的破坏者，因为他宣布一切文化成果都毫无价值。他的惟一的要求是救他自己和同他一起救他的小小的祖国日内瓦，办法就是使他们脱离开那个过分精耕细作的世界的病源，那里的文明化达到超病态的程度，以致引起“物种的退化”——然而没有希望把患了不治之症的病人治愈。

    但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他一旦拿起笔杆，就不能放下，一不做，二不休，必须继续写下去。他的思想的洪流因他的处女作《论文》的空前胜利而增涨，把他投入“一个英雄主义和美德的发酵过程中”，它的“种籽是在他的童年期由他的父亲，他的祖国和普鲁塔克播下的。”

    我们应当看到伴随1749年他的“大放光辉”而来的是膀胱炎的突然发作，这个病此后一直折磨他到死。他的情况看来是无望了。在1749年医生估计他至多只能活半年。我们可以想得到，这个宣判将把一个真诚的和勇敢的灵魂投进怎样的狂态里去！卢梭不再有任何东西去压制。

    他什么也不压制。他只看到他先前所尊敬的和被他们视为同伙的哲学家的“学说中的错误和愚蠢。”他看到的“只是社会制度中的压迫和苦难。”他说这个的音调毫不减弱。他认为“为了让人们听见，他应当言行一致。”他说到做到。他改换衣装，丢掉白色的长袜和漂亮的衬衫，卖掉他的手表，解下他的佩剑，穿上一套厚布的平平常常的衣服，戴上一个圆假发；他辞掉出纳员的职务，宣称他要当一个工人，一个乐谱抄写员来挣钱糊口。这是在他内心发生的一次革命，一个世纪之后在托尔斯泰身上也重演了一次，他是在卢梭的范例和训诲之下诱发起来的。

    “我真的脱胎换骨地变了。”谁也认不出他了，他不再是腼腆的、羞怯的、见什么也害怕的、渺小的外国人了。“我的冥想深思使我对时代的风俗、箴言和成见满怀鄙视之情，对那些怀有成见的人们的鄙视淡然置之，我用我的警句压倒他们的俏皮话，就像我用手指捏死昆虫一样轻而易举。多么大的变化啊！整个巴黎都在传诵我的尖酸刻薄的讽刺话，两年前和十年后都同样是我这个人，却找不到他必须说什么，也找不到用什么词儿来说它。……”

    假如往后他说他受到迫害，这是发生在论战时期，这场论战是他向当时的整个社会宣布的和挑起的，人们必须找出他所引起的这种毫不留情的讥讽的根源。

    继讨论科学、艺术和文明的弊害的论文之后，在1753年他又写了关于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的论文，它的社会意义和革命剧烈程度远远超过第一篇论文。卢梭发觉他被自己身上燃烧着的反抗精神和他的思想的不能和解的逻辑弄得昏昏然，以致竟敢指责财产的观念，说它使不平等产生出来，因此由国家来调节这种不平等是有必要的，而当国家遇到必然衰颓的命运时，权力就被富人恣意夺取了去，他们最终使人种退化为奴隶。他指责未来的普鲁塔克的民主。十八世纪的许多哲学家已经接触到这些大胆的思想；但是他们没有一个曾运用最轻微的意志力量来使他们的推理变成积极的形态。卢梭也没有彻底做到。对他来说思想不是儿戏。他是很严肃的。当他出言诅咒富人的时候，总不免全身发抖，而当他宣布反叛是一种“合法的行动”时，当这反叛把“那逐渐抬头的专制的”暴君绞死或废黜的时候，他吏感到害怕。

    由于他演说家的天才，他善于运用影响群众的方法，这更增加了这些思想的危险性。他为他自己创造了一种鼓动群众的露天演讲的风格，把当时作家所使用的书呆气十足的每一种其他的风格一扫而光。

    这可以在他（给达朗贝尔）的第三封讨论戏剧问题（1758年）——第283页——里看出，有一股热情洋溢的雄辩的急流非常强烈地刺激着公众的舆论。其中一部分已经是革命的演说。达朗贝尔，这个著名学者，五六个学术团体的成员，明白表示，他真有点害怕同这位无名小卒交锋，他的头衔只不过是“日内瓦的公民”而已。

    “同你的这支笔作战实在太危险了……你懂得如何取悦公众，就凭你表现给他们看的这种轻蔑……”

    他把他比作路德！

    卢梭最迫切的愿望就是同公众和世俗告别，离开巴黎而退隐到自然界里去，孤身一人。他说到做到。他利用包税人的妻子，生气勃勃的埃皮奈夫人送来的邀请而住进蒙莫朗西森林里的“隐庐”。1756年4月9日他就在这里定居。“只是从这一天起”，他说，“我才开始生活。”

    他从前的朋友，他的同事对此完全不理解。他们谴责他的离群独居只会招来非议，或者是出于顽固不化的厌世情绪。卢梭在给马勒赛尔卜的信（1762年）中感到有必要辩白一下。他说他的隐退的真正的原因是“难以抑制的爱自由的精神，什么东西也不能制服它，在它面前荣誉、幸运、甚至名望都不在话下。”他诚恳地补充说：“爱自由的精神出自内心，并且，与其说是出自骄傲，还不如说是出自懒惰；这种懒惰是不可思议的；每件东西都使他害怕；公民生活的最轻微的义务都忍受不了；一句话，当有必要时，写一封信，或者作一次访问，对我都是一种折磨……”当他年华正茂之际，就追求一个目标：“隐退和休息。”从这时起他就以此为乐，抓紧及时利用它们。

    他自己身上的魔鬼正是它们毁灭的原因。

    他终于一个人呆在“隐庐”里，非常满意地玩味他的长辈，德国的浪漫派所谓的“渴望”、“忧郁的快乐”、“眼泪的幸福”等等。

    性爱的苦闷，他在书内作了很好的描写，是在“生命的暮年”（其实他享年只有四十四岁！）和“被他从来没有得到满足的爱情的需要制服”之时产生出来的感情，他掉进了硅爱的美梦里去了。

    “这是在绿叶成荫的小树丛底下的六月，可以听到夜莺的歌声，小溪的潺潺声……”他“被一群美人”包围起来。他称自己是这一伙的“奢侈的牧羊人”。不久他的梦想成形了，他的不朽的小说——《新爱洛伊丝》的女主角金色头发的朱丽和棕色头发的克莱尔出现在他面前。他同她们在蒙冥朗西的森林中漫步。为了抓住梦境，他开始写作该书的前两部分，既没有计划，文字也是稀疏的。当他醉心于写作的时候，追求埃皮奈夫人的姨妹乌德托夫人的热情使他兴奋得坐不下来（1757年的春天）。但是在那些日子里，当他重新握笔写他的作品的时候，他面红耳赤，他对他的朱丽如此明目张胆地全部否定，他对世界和爱情文学的指责而感到羞愧。“在我有力地宣布了那些严峻的原则之后，在多次尖刻咒骂过那些专写爱情和懒惰的软绵绵的作品之后”，他只好向敌人投降了。他想要解放自己，但是徒劳无益，他完全被征服了。

    他想“把性爱的幻想转向道德的目标”来恢复自己的名誉，在这一点上他算成功了，就是说对他的作品的高度的道德水平已没有急辩的余地。自由的热情和说教的道德的这种混合今天从我们看来只是使他的小说显得笨重和僵硬，但在他那时代却达到了难以形容的成功。他那时代的有才华的作家出于妒忌而攻击他，伏尔泰大肆咆哮，但公众的舆论却欣喜若狂，特别受到宫廷妇女的欢呼。朱丽引来了多少泪水。所有的批评指责都被热情的巨浪一扫而光。

    不过，卢梭的镇静还是受到干扰，由于政治风暴，部分由于感情激动，使他离开荒僻的隐居地。同他的女主人埃皮奈夫人争吵了一场之后，他就迁移到蒙莫朗西森林里的蒙特路易的另一住处，而后又重回蒙莫朗西森林，在那里他受到上层贵族成员卢森堡公爵和公爵夫人的最周到的接待。

    重新成为那般无聊女人嫉妒诽谤的好目标，那些人不放过一切机会来嘲弄这个隐士，这个山野的自然人，这个社会的藐视者，他总是千方百计地去投奔大财阀和达官贵人的门下！卢梭忍受着从这些矛盾中产生出来的痛苦；卢梭不能拒绝接受他的高贵的朋友慷慨提供他的施舍。在他们的保护之下所度过的四五年中他写出了他的几部伟大的著作：《新爱洛伊丝》就是在那里完成的，还有《致达朗贝尔论戏剧的信》，《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尔》。

    他曾计划过这就是他的文墨生涯的终结。他曾估计《爱弥尔》和《社会契约论》将使他净赚八千到一万法郎的一笔巨款，他将用来为他自己和他的戴莱丝购得终身年金。然后他将到外省找个偏僻地方隐居起来，有空暇时就写一生的回忆录。他想使这部传记“就其空前的真实而言成为独一无二的著作，以便至少有一次让人们赤裸裸地看清这个人的本来面貌。”这部《忏悔录》不打算在他生前出版，因此写成像部独脚剧本样的东西，背景是远离尘世的一片愉快的荒野。

    他一点也不怀疑一场迫害他的可怕的政治风暴正在酝酿中，想把他从蒙莫朗西的隐居地驱逐出去，他跑到哪里，就追到哪里，直到他死为止。

    他树敌众多：国王的宠姬蓬巴杜夫人；可怕的首相兼大臣施瓦瑟尔；巴黎的舆论权威德芬夫人和莱斯皮纳小姐；以满怀猜疑和怨恨的伏尔泰为首的一批“哲学家”，他们认为他是他们的秘密社团的叛徒；律师和国会议员中的中产阶级人士，他们开始怀疑这个外国人的大胆的和革命的思想中包含着的潜在的危险；最后，无神论者和迷信盲从者的哿隆的联盟，这两种人向来是水火不相容的，而现在则围着一本书嗡嗡叫，这本书的危险性连卢梭本人也是不怀疑的。

    这部书，正如人们今天所猜想的，不是《社会契约论》，《社会契约论》三十年后变成罗伯斯庇尔的每日祈祷书，而它在当时出版时并不被人注意，但是他所写作过的最美丽的，最纯洁的和最仁慈的书，容忍和仁爱信念的福音，摆脱一切教会的偏见——《一个萨瓦省的牧师的信仰自白》，它成为《爱弥尔》的第四卷。这部著作促成了所谓的“无神论者的狂热”和“迷信盲从者的狂热”结成反对卢梭的联盟。激情愈来愈高，以致成为一场猛烈内战的先兆。《大百科全书》的出版正是火上加油。两方就干起来了，基督教徒和哲学家“像发疯的狼似的”互相厮咬。“也许只是由于双方都缺乏，”卢梭写道，“能干的和可靠的领袖来使它变质为一场内战，天知道该引向什么样一场内战和宗教战，当最残忍的偏执在两方都占上风的时候。”卢梭忍受不了这种有毒的气氛，他曾希望靠他的《新爱洛伊丝》，他的《爱弥尔》和他的《信仰的自白》给敌对的双方带来和平，并且向他们宣传容忍——他这样做只能使他们全体扭转枪头来对付他自己。

    他经过了很长的时间才认识到他的威胁。他经常总是担惊受怕，却拒绝听取他的朋友们的许多警告，他们都担心《爱弥尔》的即将出版会引起麻烦。卢梭完全沉浸在他写这本书的狂热中间，这部书是他有了儿子又失掉的补偿。住在卢森堡赠送给他的，四周围着水，像座孤岛似的美丽小别墅里，陪着戴莱丝和他的猫和狗，他听不见蒙莫朗西森林边缘上的雷声。当他开始感到害怕时，他又变得惊慌失措，看见到处都有危险，并且谴责耶稣会会员，他们在那时想到的是另外的事情，因为他们正在被迫害和从所有天主教国家被驱逐了出来。

    研究过卢梭病情的医生认为1761年末是他的迫害狂症的最严重的时期。这病是由这次意外的打击引起的，同时他的膀胱炎症又并发了，疾病的折磨曾一度使他萌生自杀的念头。

    正是在这个国家里，巴黎国会的可怕命令落到他身上。《爱弥尔》在荷兰出版后不到二十天，在法国还没有来得及发行之前，没有预先警告，国会就宣布要把这部书烧毁，并且要把作者抓起来（1762年6月9日）。就在6月11日，这部书在巴黎的正义宫的大楼梯脚下被撕碎而且公开地被烧毁；还公开扬言，只烧书是不够的，作者也应当烧死。卢梭的保护人，法国的最高层的贵族——卢森堡、布弗来和孔蒂——害怕因他而受连累，他们都怂恿他逃跑。在6月11日他毫不犹豫地出走了。

    关于他离开出走的夜晚的详细经过在《忏悔录》里有详细的回忆。当他成功地踏上了瑞士的土地时，他就热情地爬下去和“自由的土地”亲吻。

    他很快就看穿了瑞士的“自由”的骗局。他的敌人用难以置信的残酷无情对他进行迫害。在巴黎焚书九天之后，轮到日内瓦也来烧毁《爱弥儿》。先是伯尔尼，接着是纳沙特尔。“整个欧洲针对着我响起一片诅咒的声音，气焰之高无与伦比。我是一个异教徒，一个无神论者，一个疯子，一只凶猛的野兽，一只狼。”他相信整个世界都疯了。

    这是不奇怪的：一个软弱而心地善良的人，手无寸铁，又身患重病，他在吞没了他的仇恨的接二连三的打击之下自然不免会失掉理智的平衡，而且从此以后他即将成为那与年俱增的迫害狂的牺牲品！在他眼里似乎整个世界都已联合起来反对他；当他孤独一人而兴奋起来的时候，他的想像编织了一张其大无比的阴谋的网；在它的中心他相信他看见了一种不知名带着他的《山中通信》（1764年6月到10月）重新进入战斗，在信中他猛烈地攻击他的敌人、教会和日内瓦国，在信中他用真正基督教徒的名义举出证据来反对改革的新教徒的伪君子面目。

    所有的牧师都起来反对他。莫蒂埃寺院的大门关闭起来不许他进去，圣餐没有他的份，讲道坛上谴责他为反基督者，人民都起来反对他，他在哪里，石头就投向哪里，他还受到枪杀的威胁。1765年9月间对他的住房的一次夜袭强迫他匆匆离去，在比安湖中的圣彼得岛上呆了一个月之后，他真想在这里度过他的余生（他在《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的最美的一节里叙述了这一太短暂的旅居）。伯尔尼当局下令让他离开。他必须再一次逃走，从他的祖国瑞士逃走，这里不收留他，他现在称它为“行凶的力量——一种他避免给它命名的力量——它决心要使他去忍受最可怕的折磨。

    他在普鲁士国王的领土上，在纳沙特尔州内找到暂时的避难所，虽然他想到要去为他所讨厌的弗列德里克二世效忠实在不是滋味，在这点上他与那些一意奉承他的法国哲学家是大不一样的（显而易见，这位孤独的梦想家在政治问题上比伏尔泰有更高明的见解）。在1762年6月9日他搬进了瓦尔一特拉佛的莫蒂埃的住宅，在那里，他在普鲁士王的明智的州长洛德·凯兹（洛德·马歇尔）的保护之下住了两年半。这么伟大的贵族，他有独到的见解和受过良好的教育，常常是卢梭的最好的保护人。但是当马歇尔·凯兹离去之后，他就失掉了这一支持。就在他力图使自己被人忘记的时刻，他又轻举妄动起来，在他欢快地生活的国土上。

    他经过巴黎，但他无权在这儿停留，于是接受了英国历史学家大卫·休谟送来的邀请，他渡海去英国，先到伦敦（1766年1月），而后又去德比郡的乌通。但是休谟和卢梭相互之间很少有共同的语言；由于休谟的冷言冷语的讽刺，他的模棱两可的态度，以及他同他的客人的敌人，英国的和法国的敌人秘密交往，先是引起病态地敏感的卢梭的警惕，而后又激起他的愤怒。他把休谟看作是阴谋反对他的代理人之一；休谟的该受谴责的轻率表现在他毫不犹豫地把卢梭的精神错乱和心事的秘密交给大百科全书派的不能和解的仇恨和全世界的幸灾乐祸，这证实了卢梭的怀疑是有道理的。

    对可怜的狂乱的脑袋的这个最后的打击真是火上加油。他在恐怖的慌乱中从英国出逃（1767年5月），穿越法国，从一地到另一地，像一个到处被追捕的人在他的疯病的顶峰期，他不断呼喊：“我是无罪的！”来结束他的每一封信。他获准返回巴黎，一到那里就在勃拉特里埃尔路的一间可怜的小房里定居下来，靠抄写乐谱挣钱糊口。

    他已经写完他的《忏悔录》最后一页，纯粹是疯狂，他曾念给几个朋友听过。但是他们，其中首先是埃皮奈夫人，出于害怕被指责，要求警察禁止他的朗诵；于是书信检查所就拦截他的书信。用这方法并不能平息他的疯狂。

    孤独——“在巴黎比鲁宾逊在他的岛上还要孤独”——他相信自己是当作全世界的敌人被监视着。卢梭写作他的使人生幻觉的《卢梭与让·雅克的对话》，他作了对他自己最锐敏的分析，同时对反对他的阴谋作了最猛烈的抨击。想到没有人能听到他的绝望的呼喊，他向上帝求援，于是决定把他的原稿直接送交给上帝，办法就是把它放在巴黎圣母院的高祭坛上。他发现唱诗班的铁丝架已经关上。这是最大的打击。在他看来似乎上帝自己也来反对他……

    他的深情的虔敬使他相信假如上帝准许他受迫害，那么迫害必须写成“永久的教令”，他除向他们低头之外别无出路，这是可悲的，但是满怀信心……

    他就这样心静下来，但是他的健康却难以恢复。他的最后一部著作《一个孤独散步者的遐思》（1776年秋开始写作，由于1778年他的逝世而中断）表现出他的疯狂劲头并不比《对话》低，但不过是一个平静的疯子，温柔而阴郁，神志不清。他不再生气了，在他看来他好像做了一场恶梦（的确太像了！），他听天由命地等待着自己也许会醒过来的时候。现在他知道，他相信他不能指望得到人世间的赔偿……“这里，在人世间我是孤单一人，除了我自己，没有兄弟，没有邻居，没有朋友，没有交往。最喜欢群居和最爱人类的人已被完全一致地放逐了。”他孤单一人，永远地，“安安静静地呆在地狱的底层，可怜的人，不幸的人，但是又像上帝自身似的冷漠……”

    不过他的艺术却一无所失，甚至变得更加精炼了。这部最后的《遐想》很像一只老而忧郁的夜莺在森林的寂静中唱出的美丽的歌曲。他在想着一生中不多的幸福岁月：这就是他被自然吞没进去，与宇宙溶为一体的那些日子。他比任何西方人更理解东方观念中的完全忘我的境界，“那种剥光了任何其他感情的感情”，是集中在上帝的深渊里，“他自己也被缠绕在其中。”他晚年的最大爱好是植物学。在这中间他最喜欢的不仅在于科学知识的满足，而且是为了接触地球上的生命和所有由它引起的回忆，“土地，水，树林，荒野，尤其是和平与休息……”他有时也玩音乐和唱歌来消遣。这些东西后来收集起来加上一个标题：《对我一生所受的痛苦的安慰》。

    生前最后几个月他有幸从巴黎的陋室被搬到最美丽的乡间小城镇埃梅朗维尔去安家，离首都有九个里格，这是富有的绅士吉拉尔登先生做的好事。他在这里一直住到1778年5月20日，他充分享受了这个失而复得的小乐园的佳境。甚至他的健康也渐有起色。在六月底，英国采访者马格兰先生听他在钢琴上演奏《奥瑟罗》中的抒情短诗“莎尔”，这是他最后的作品。1778年7月2日星期四早晨，他病逝了。医生诊断为大脑浮肿——“由于严重的尿毒症而引起的中风。”

    这不幸的人到死都认为自己是“世界上的孤独者”，而且命定《永远》都是如此，殊不知他已经征服了现在和未来。当他在世的最后几年，即在1770年到1778年，他的全集的六版和《新爱洛伊丝》第十版都已经出版问世。在1782年他的《忏悔录》第一卷和《遐想》出版了，后者使已经被他的仙境般的埃梅朗维尔突然逝世的谜所哄骗的读者的想像激奋起来。从1780年起，半个法国都到停放这个疯子圣人骨灰的勃不利埃斯岛去朝拜，其中甚至还有王后和所有的王公贵族。来访者都由衷前来表示敬仰和爱慕。对“哲学家”的仇恨靠恶毒攻击和企图破坏他的名誉除了自食其苦果之外，一无所获。所有的反对行为全都告吹。方兴未艾的革命的一代产生了这个日内瓦的共和主义者，他——与大贵族费尔内、伏尔泰（他在一个月前，即1778年5月31日逝世）对比之下——忠于他的原则，终其一生是一个人民的儿子，一个乡村的小资产阶级。法国革命的领袖，每个政党的领袖——巴尔纳斯、丹东、卡尔诺、俾洛、瓦来内、库让、马朗·罗兰——虽然后来互相攻击，但却在崇拜卢梭这一点上联合起来了。布里莎因为扩大了《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的影响而关进了巴士底监狱。曾在卢梭死前的最后时日见过他的罗伯斯庇尔在进入政治活动的前夕曾许愿要把一生献给他。他在讲坛上强调宣扬卢梭的学说，当他的权力达到顶峰时，他在花月十八日（1794年5月7日）的著名演说中对卢梭恭维备至。在这个演说中他为卢梭报复了百科全书派的敌对行为，对他表示敬意，因为“他是这个革命的前驱，而革命又把他送进万神殿。”他赠给他栎树叶制的王冠，称他为“人类的导师”。在国民议会的走廊里，让‘雅克的胸像与富兰克林的和华盛顿的胸像面对面并列。

    但是卢梭的影响远远越出政治的范围。它感染了德国哲学家并且开花结果。康德读了《爱弥尔》就被它折服了；他发誓说要不是心荡神移，他永远不会再读它。“曾经有过一个时期”，他说，“那时我骄傲地设想过知识是人类的光荣，因此我对愚昧无知的人们采取蔑视的态度。正是卢梭打开了我的眼界。这种幻想的优越性消失了：我学会了尊重人。”《社会契约论》对他的影响也不少。在这部著作中他找到自己的道德的启蒙，他的“自由是人所特有的“原则。后来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他们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法，从卢梭的著作中举例来证明辩证法的作用。

    所有伟大狂飚时期的德国天才人物，从先驱者莱辛和海德尔开始直到歌德和席勒，后者谱写了《卢梭颂》，他们都是卢梭的崇拜者。

    不仅他的思想是革命的。他的作品本身也在感情的方式和表达感情的方式上引起一场革命，因而改造了未来的艺术。

    卢梭是几个人的化身，几个不同的艺术家，而且都是第一流的艺术家的集合体。他是个出色的演说家，在法国除了博须埃之外谁也不能与他比肩。毫不费力就会发现他恢复了古罗马会议广场的辩才，他的某些作品都是极好的演说词。他有和声，音高标准，还有德摩斯梯尼（公元前384～前322，古希腊的政治家和雄辩家——译者）的强烈的洪流。

    同时他又精通处理内心深处的技巧，即懂得运用半高声说话的沉思和深入灵魂的忏悔。他的精神生理上的特点既是他的天才的原因，又是他的疾病的原因，根本上都来源于利己主义。不顾社会的或时髦文学的惯例，他只谈他自己。他发现了真正的“我”。正如他所说，他在“黑房”里工作，除了“追踪他所看见的明显划出的界线”之外，没有其他的技巧。他永远不厌其烦地观察他自己。直到他那时代，这没有一个人能做到同样的高度，只有蒙田是例外：卢梭甚至指责他在公众面前装腔作势。

    现在在这么大胆地表现自己时，他把自己剥得精光并把他那时代成千上万人所被迫忍受的一切都暴露了出来。他解放了时代的灵魂，他教它打碎它的枷锁，教它认识和表达自己的思想。

    我们还应该补充一句，为了表现这个新世界，他必须创造一种新的语言，这种语言是自由的和更合人意的。

    “我选择我自己的文体正如我选择其他事物一样。我不打算使它规格一律；我常常是碰到什么就写什么，我喜欢怎么用它就怎么用，没有什么顾虑；我将说出我所感到的正如我所看到的每件事物一样，不必研究它的效果，没有什么约束，不为这混合体而自寻烦恼。投身于写作关于所获得的印象和所经历的感情的回忆时，我将给我的灵魂的情况涂上双层的色彩；就是说在事件发生时和在我叙述它时是有差异的：我的不一致的和自然的文体，有时很简短，有时又很冗长，有时显得聪明，有时又显得狂妄，有时先悲后喜，这些都构成我的自传的一部分。”

    韵律的情感的丰富很可能容易变质成为混乱，假如这位天生的音乐家心头没有乐队指挥的指挥棒的话。1760年他写信给他的出版商雷说他首先是个音乐家，对他来说“和声在风格中是这么重要，以致他把它放在紧接明晰之后，甚至放在准确之前。”假如需要的话，他将使自传真实性为它受点委屈；为了不害和声，他有意牺牲文法。在他眼里观念跟在韵律之后。他在心里首先唱的是他的乐段，他的乐句，没有给它们填词。无疑他是位伟大的散文诗人和法国浪漫主义的先驱者，他靠他的音步和韵律不下于靠他的敏感和他的思想。夏多勃里昂和拉马丁出自他的门下。米歇列和乔治·桑同卢梭血肉相连。

    一切现代的教育学说都受他的《爱弥儿》和他的关于儿童的知识的启示。日内瓦的最著名的新教育学院用上他的名字。他，对自己是如此软弱，却不愧为一个良心极好的指导者，坚定的而又是光辉的，没有一点生硬之处。他对真正的道德有一种宽容的本能，神志清醒的和生气勃勃的，既不是教条主义的，也不是抽象的，也不屈从任何的原则或信条，而是使它适合于合理的需要和柔弱，高度人道主义的。

    心中的既是单一的又是惊人的那件东西如此高雅出众，喜欢绝对的判断，作为一个规则的制订者，他的严酷完全受了相对主义的感染，相对主义是时髦的东西而且同他的宽容的感情和谐一致。在他的《致达朗贝尔的信》中将找到明白的写着的相对权利的原则，判断的相对性原则和历史相对主义的原则，他对运动有一种锐敏的感觉，凭借这种物力论（它同以前的静止的唯理论恰恰相反），他为现代思想。为歌德的“死亡和生长”开辟了道路。

    他把潜意识，人的秘密运动，迄今尚未被认识和受到压抑，它们的继续不断的发酵以及性的本能（libi—do）这样一些财富引进文学里来。他是弗洛伊德学派的源流之一。

    他对青年时代的托尔斯泰的影响简直尤如晴天霹雳。作为一个年轻人，他把卢梭肖像的纪念章像基督圣像章似的挂在脖子上。他的道德改革和他的耶斯纳亚·波利亚纳学校都是依据让·雅克的学说和范例来施教。直到他的终年，他继续乞灵于卢梭。他们在艺术领域里的相似不亚于宗教领域里的相似。“卢梭的著作如此使我感动，”托尔斯泰说，“我相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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