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上走的路亦有之乎？英诗人卡本德云，妇女问题要与工人问题同时解决。若然则是中国所云民生主义耳。虽然，中国现时“民生”只作“在勤”解，且俟黄河之清再作计较，我这里只替翼化堂充当义务广告，劝人家买一部《刘香宝卷》与《乙丙日记》来看看，至于两性问题中亦可藏有危险思想，则不佞未敢触及也。
廿五年六月廿五日，于北平
老人的胡闹
刊一九三六年九月《论语》
署名知堂
收《瓜豆集》
五月十四日华联社东京电，“日本上院无所属议员三上参次于本月七日之贵族院本会议席上发表一演说，谓中国妄自尊大，僭称中华民国，而我方竟以中华呼之，冒渎我国之尊严，莫此为甚，此后应改称支那以正其名。”
对于这件事中国言论界已有严正的表示，现在可以不必赘说，我所觉得有意思的，乃是三上之说这样的话。本来所谓正名的运动由来久矣。最初的一路是要厘正自己的国名，因为日本一语有Nihon与Nippon这两样读法，主张一律定为Nippon，但日本桥一语仍是例外。
不过无论如何总还是汉字的音读，归根结蒂是外国语，所以其中又有一派便主张来训读，即读日本云Hinomoto，译言“日之本”。这派主张似未见发达，盖从天文学上说来亦不甚妥协。此外别有一派想去纠正外国的读法，反对英文里称日本的Japan，主张应改为Nippon，听说结果有货物上书Made in Nippon字样到美国税关上通不过，因为他们只承认与Japan通商，不知道Nippon也。
其实外国语里讲到国土民族的名字多有错误，本是常事，如荷兰自己很谦虚称曰低地，而英国偏要叫他林地，或称其人曰德人，俄国称中国曰契丹，叫德国人云呢咩子，犹如古希腊统称异族曰吧儿吧儿，均表其言语不通也。英文中的Japan其实还即是日本二字的译音，不过日本本国的读法是在六朝以前从中国传过去的吴音，英国的则大约在十四世纪时始于马可波罗的游记，称日本曰Jipangu，原语亦是“日本国”，但时在元朝，所用者乃是北方系统的所谓汉音而已。
不管他对不对，既然是外国语，别国人无从干涉，这是很明白的道理，然而日本人却不许英国说Japan，正如中国人不许日本说支那一样，（虽然英国可以说“畅那”，）有点儿缺少常识，从这里再冲出去便是别一路，要厘正人家的国名了。这已从少常识转入于失正气，由狂妄而变为疯癫，此类甚少见，如三上参次的演说则是其一例者。
三上参次是什么人呢？我当初在报上看见，实在大吃一惊，因为我对于这位老先生平常是颇有敬意的。寒斋书架上还放着三上参次高津锹三郎合著的两册《日本文学史》，明治二十三年出版，西历为一八九〇年，在清朝即光绪十六年。
那时候世上尚无日本文学史这一种书，三上所著实在是第一部，编制议论多得要领，后来作者未能出其范围。一八九八年英国亚斯顿著《日本文学史》，大体即以此为依据，至一九〇五年德国茀洛伦支著《日本古代文学史》，则又其后起者也。
三上生于庆应元年（1865年），在东京大学和文学科毕业后专攻国史，得文学博士学位，任大学教授二十八年，参与修史，任经筵进讲，得有勋位勋章，敕选为贵族院议员。其学业履历大抵如此，若言其功绩则仍在文学方面为多，所著论文姑不具论，即文学史二卷已足自存，其成就或不及坪内逍遥森鸥外，总亦不愧为新文学界的先觉之一，在《日本文学大辞典》上占有一栏的地位，正非偶然也。
这样的一个人忽然发起那种怪论来，焉得不令人惊异。三上于今七十一岁，岂遂老悖至此，且以年纪论他正应该是明治维新的遗老，力守自由主义的残垒，为新佐幕派的少年所痛骂才对，如美浓部达吉是，何乃不甘寂寞，趋时投机，自忘其丑，此甚足使人见之摇头叹息者也。
孔子曾说，及其老也戒之在得。老人也有好色的，但孔子的话毕竟是不错的，得的范围也是颇大，名利都在内。日本兼好法师在《徒然草》中云：
“语云，寿则多辱。即使长命，在四十以内死了最为得体。过了这个年纪便将忘其老丑，想在人群中胡混，到了暮年还溺爱子孙，希冀长寿得见他们的繁荣，执着人生，私欲益深，人情物理都不复了解，至可叹息。”又俳谐大师芭蕉所作《闭关辞》中亦云：
“因渔妇波上之枕而湿其衣袖，破家亡身，前例虽亦甚多，唯以视老后犹复贪恋前途，苦其心神于钱米之中，物理人情都不了解，则其罪尚大可恕也。”阳曲傅青主有一条笔记云：
“老人与少时心情绝不相同，除了读书静坐如何过得日子，极知此是暮气，然随缘随尽，听其自然，若更勉强向世味上浓一番，恐添一层罪过。”
以上都是对于老年的很好的格言，与孔子所说的道理也正相合。只可惜老人不大能遵守，往往名位既尊，患得患失，遇有新兴占势力的意见，不问新旧左右，辄靡然从之，此正病在私欲深，世味浓，贪恋前途之故也。虽曰不自爱惜羽毛，也原是个人的自由，但他既然戴了老丑的鬼脸踱出戏台来，则自亦难禁有人看了欲呕耳。
这里可注意的是，老人的胡闹并不一定是在守旧，实在却是在维新。盖老不安分重在投机趋时，不管所拥戴的是新旧左右，若只因其新兴有势力而拥戴之，则等是投机趋时，一样的可笑。如三上弃自由主义而投入法西斯的潮流，即其一例，以思想论虽似转旧，其行为则是趋新也。此次三上演说因为侮辱中国，大家遂加留意，其实此类事世间多有，即我国的老人们亦宜以此为鉴，随时自加检点者也。
廿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在北平
志摩纪念
刊一九三二年三月《新月》
署名周作人
收《看云集》
面前书桌上放着九册新旧的书，这都是志摩的创作，有诗，文，小说，戏剧，——有些是旧有的，有些给小孩们拿去看丢了，重新买来的，《猛虎集》是全新的，衬页上写了这几行字：“志摩飞往南京的前一天，在景山东大街遇见，他说还没有送你《猛虎集》，今天从志摩的追悼会出来，在景山书社买得此书。”
志摩死了，现在展对遗书，就只感到古人的人琴俱亡这一句话，别的没有什么可说。志摩死了，这样精妙的文章再也没有人能做了，但是，这几册书遗留在世间，志摩在文学上的功绩也仍长久存在。
中国新诗已有十五六年的历史，可是大家都不大努力，更缺少锲而不舍地继续努力的人，在这中间志摩要算是唯一的忠实同志，他前后苦心地创办诗刊，助成新诗的生长，这个劳绩是很可纪念的，他自己又孜孜矻矻地从事于创作，自《志摩的诗》以至《猛虎集》，进步很是显然，便是像我这样外行也觉得这是显然。散文方面志摩的成就也并不小，据我个人的愚见，中国散文中现有几派，适之仲甫一派的文章清新明白，长于说理讲学，好像西瓜之有口皆甜，平伯废名一派涩如青果，志摩可以与冰心女士归在一派，仿佛是鸭儿梨的样子，流丽清脆，在白话的基本上加入古文方言欧化种种成分，使引车卖浆之徒的话进而为一种富有表现力的文章，这就是单从文体变迁上讲也是很大的一个贡献了。
志摩的诗，文，以及小说戏剧在新文学上的位置与价值，将来自有公正的文学史家会来精查公布，我这里只是笼统地回顾一下，觉得他半生的成绩已经很够不朽，而在这壮年，尤其是在这艺术地“复活”的时期中途凋丧，更是中国文学的大损失了。
但是，我们对于志摩之死所更觉得可惜的是人的损失。文学的损失是公的，公摊了时个人所受到的只是一份，人的损失却是私的，就是分担也总是人数不会太多而分量也就较重了。照交情来讲，我与志摩不算顶深，过从不密切，所以留在记忆上想起来时可以引动悲酸的情感的材料也不很多，但即使如此我对于志摩的人的悼惜也并不少。的确如适之所说，志摩这人很可爱，他有他的主张，有他的派路，或者也许有他的小毛病，但是他的态度和说话总是和蔼真率，令人觉得可亲近，凡是见过志摩几面的人，差不多都受到这种感化，引起一种好感，就是有些小毛病小缺点也好像脸上某处的一颗小黑痣，也是造成好感的一小小部分，只令人微笑点头，并没有嫌憎之感。
有人戏称志摩为诗哲，或者笑他的戴印度帽，实在这些戏弄里都仍含有好意的成分，有如老同窗要举发从前吃戒尺的逸事，就是有派别的作家加以攻击，我相信这所以招致如此怨恨者也只是志摩的阶级之故，而决不是他的个人。适之又说志摩是诚实的理想主义者，这个我也同意，而且觉得志摩因此更是可尊了。这个年头儿，别的什么都有，只是诚实却早已找不到，便是爪哇国里恐怕也不会有了罢，志摩却还保守着他天真烂漫的诚实，可以说是世所稀有的奇人了。
我们平常看书看杂志报章，第一感到不舒服的是那伟大的说诳，上自国家大事，下至社会琐闻，不是恬然地颠倒黑白，便是无诚意地弄笔头，其实大家也各自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自己未必相信，也未必望别人相信，只觉得非这样地说不可，知识阶级的人挑着一副担子，前面是一筐子马克思，后面一口袋尼采，也是数见不鲜的事，在这时候有一两个人能够诚实不欺地在言行上表现出来，无论这是那一种主张，总是很值得我们的尊重的了。
关于志摩的私德，适之有代为辩明的地方，我觉得这并不成什么问题。为爱惜私人名誉起见，辩明也可以说是朋友的义务，若是从艺术方面看去这似乎无关重要。诗人文人这些人，虽然与专做好吃的包子的厨子，雕好看的石像的匠人，略有不同，但总之小德逾闲与否于其艺术没有多少关系，这是我想可以明言的。
不过这也有例外，假如是文以载道派的艺术家，以教训指导我们大众自任，以先知哲人自任的，我们在同样谦恭地接受他的艺术以前，先要切实地检察他的生活，若是言行不符，那便是假先知，须得谨防上他的当。现今中国的先知有几个禁得起这种检察的呢，这我可不得而知了。这或者是我个人的偏见亦未可知，但截至现在我还没有找到觉得更对的意见，所以对于志摩的事也就只得仍是这样地看下去了。
志摩死后已是二十几天了，我早想写小文纪念他，可是这从那里去着笔呢？我相信写得出的文章大抵都是可有可无的，真的深切的感情只有声音，颜色，姿势，或者可以表出十分之一二，到了言语便有点儿可疑，何况又到了文字。文章的理想境我想应该是禅，是个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境界，有如世尊拈花，迦叶微笑，或者一声“且道”，如棒敲头，夯地一下顿然明了，才是正理，此外都不是路。
我们回想自己最深密的经验，如恋爱和死生之至欢极悲，自己以外只有天知道，何曾能够于金石竹帛上留下一丝痕迹，即使呻吟作苦，勉强写下一联半节，也只是普通的哀辞和定情诗之流，那里道得出一分苦甘，只看汗牛充栋的集子里多是这样物事，可知除圣人天才之外谁都难逃此难。
我只能写可有可无的文章，而纪念亡友又不是可以用这种文章来敷衍的，而纪念刊的收稿期限又迫切了，不得已还只得写，结果还只能写出一篇可有可无的文章，这使我不得不重又叹息。这篇小文的次序和内容差不多是套适之在追悼会所发表的演辞的，不过我的话说得很是素朴粗笨，想起志摩平素是爱说老实话的，那么我这种老实的说法或者是志摩的最好纪念亦未可知，至于别的一无足取也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民国二十年十二月十三日，于北平
金鱼
刊一九三〇年四月十七日《益世报》
又载一九三一年三月十日《青年界》
均署名岂明
收《看云集》
我觉得天下文章共有两种，一种是有题目的，一种是没有题目的。普通做文章大都先有意思，却没有一定的题目，等到意思写出了之后，再把全篇总结一下，将题目补上。这种文章里边似乎容易出些佳作，因为能够比较自由地发表，虽然后写题目是一件难事，有时竟比写本文还要难些。但也有时候，思想散乱不能集中，不知道写什么好，那么先定下一个题目，再做文章，也未始没有好处，不过这有点近于赋得，很有做出试帖诗来的危险罢了。
偶然读英国密伦（A.A.Milne）的小品文集，有一处曾这样说，有时排字房来催稿，实在想不出什么东西来写，只好听天由命，翻开字典，随手抓到的就是题目。有一回抓到金鱼，结果果然有一篇金鱼收在集里。我想这倒是很有意思的事，也就来一下子，写一篇金鱼试试看，反正我也没有什么非说不可的大道理，要尽先发表，那么来做赋得的咏物诗也是无妨，虽然并没有排字房催稿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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