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铁在执行任务中发现乞丐要钱很容易，他提出辞呈要当乞丐。
哪料到，他正中了队长的计谋。
某国秘密故事
头发的故事
——［中国］鲁迅
双十节这天，Ｎ先生来到我家，与我说起关于剪辫子的种种情形，见我没有说什么，便戴上帽子留下最后一句话离去了。
星期日的早晨，我揭去一张隔夜的日历，向着新的那一张看了又看说：
“阿，十月十日，——今天原来正是双十节。这里却一点没有记载！”
我的一位前辈先生Ｎ，正走到我的寓里来谈闲天，一听这话，便很不高兴的对我说：
“他们对！他们不记得，你怎样他；你记得，又怎样呢？”
这位Ｎ先生本来脾气有点乖张，时常生些无谓的气，说些不通世故的话。当这时候，我大抵任他自言自语，不赞一辞。他独自发完议论，也就算了。
他说：“我最佩服北京双十节的情形。早晨，警察到门，吩咐道‘挂旗！’‘是，挂旗！’各家大半懒洋洋的踱出一个国民来，撅起一块斑驳陆离的洋布。这样一直到夜，——收了旗关门；几家偶然忘却的，便挂到第二天的上午。
“他们忘却了纪念，纪念也忘却了他们！“
我也是忘却了纪念的一个人。倘使纪念起来，那第一个双十节前后的事，便都上我的心头，使我坐立不稳了。
多少故人的脸，都浮在我眼前。几个少年辛苦奔走了十多年，暗地里一颗弹丸要了他的性命；几个少年一击不中，在监牢里身受一个多月的苦刑；几个少年怀着远志，忽然踪影全无，连尸首也不知那里去了。
他们都在社会的冷笑恶骂迫害倾陷里过了一生，现在他们的坟墓也早在忘却里渐渐平塌下去了。
我不堪纪念这些事。
我们还是记起一点得意的事来谈谈罢。”
Ｎ忽然现出笑容，伸手在自己头上一摸，高声说：
“我最得意的是自从第一个双十节以后，我在路上走，不再被人笑骂了。”
“老兄，你可知道头发是我们中国人的宝贝和冤家，古今来多少人在这上头吃些毫无价值的苦呵！”
我们的很古的古人，对于头发似乎也还看轻。据刑法看来，最要紧的自然是脑袋，所以大辟是上刑；次要便是生殖器了，所以宫刑和幽闭也是一件吓人的罚；至于髠，那是微乎其微了，然而推想起来，正不知道曾有多少人们因为光着头皮便被社会践踏了一生。
我们讲革命的时候，大谈什么扬州十日，嘉定屠城，其实也不过一种手段。老实说，那时中国人的反抗，何尝因为亡国，只是因为拖辫子。
顽民杀尽了，遗老都寿终了，辫子早留定了，洪杨又闹起来了。我的祖母曾对我说，那时做百姓才难哩，全留着头发的被官兵杀，还是辫子的便被长毛杀！
“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只因为这不痛不痒的头发而吃苦，受难，灭亡。”
Ｎ两眼望着屋梁，似乎想些事，仍然说：
谁知道头发的苦轮到我了。
我出去留学，便剪掉了辫子，这并没有别的奥妙，只为他太不便当罢了。不料有几位辫子盘在头顶上的同学们便很厌恶我；监督也大怒，说要停了我的官费，送回中国去。
不几天，这位监督却自己被人剪去辫子逃走了。去剪的人们里面，一个便是做革命军的邹容，这人也因此不能再留学，回到上海来，后来死在西牢里。你也早已忘却了罢？
过了几年，我的家景大不如前了，非谋点事做便要受饿，只得也回到中国来。我一到上海，便买定一条假辫子，那时是二元的市价，带着回家。我的母亲倒也不说什么，然而旁人一见面，便都首先研究这辫子，等到知道是假，就一声冷笑，将我拟为杀头的罪名；有一位本家，还预备去告官，但后来因为恐怕革命党的造反或者要成功，这才中止了。
我想，假的不如真的直截爽快，我便索性废了假辫子，穿着西装在街上走。
一路走去，一路便是笑骂的声音，有的还跟在后面骂：‘这冒失鬼！’‘假洋鬼子！’
我于是不穿洋服了，改了大衫，他们骂得更历害。
在这日暮途穷的时候，我的手里才添出一支手杖来，拼命的打了几回，他们渐渐的不骂了。只是走到没有打过的生地方还是骂。
这件事很使我悲哀，至今还时时记得哩。我在留学的时候，曾经看见日报上登载一个游历南洋和中国的本多博士的事，这位博士是不懂中国和马来语的，人问他，你不懂话，怎么走路呢？他拿起手杖来说，这便是他们的话，他们都懂！我因此气愤了好几天，谁知道我竟不知不觉的自己也做了，而且那些人都懂了。……
宣统初年，我在本地的中学校做监学，同事是避之惟恐不远，官僚是防之惟恐不严，我终日如坐在冰窖子里，如站在刑场旁边，其实并非别的，只因为缺少了一条辫子！
有一日，几个学生忽然走到我的房里来，说，‘先生，我们要剪辫子了。’我说，‘不行！’‘有辫子好呢，没有辫子好呢？’‘没有辫子好……’‘你怎么说不行呢？’‘犯不上，你们还是不剪上算，——等一等罢。’他们不说什么，撅着嘴唇走出房去。然而终于剪掉了。
呵！不得了了，人言啧啧了；我却只装作不知道，一任他们光着头皮，和许多辫子一齐上讲堂。
然而这剪辫病传染了！第三天，师范学堂的学生忽然也剪下了六条辫子，晚上便开除了六个学生。这六个人，留校不能，回家不得，一直挨到第一个双十节之后又一个多月，才消去了犯罪的火烙印。
我呢？也一样，只是元年冬天到北京，还被人骂过几次，后来骂我的人也被警察剪去了辫子，我就不再被人辱骂了。但我没有到乡间去。”
Ｎ显出非常得意模样，忽而又沉下脸来：
“现在你们这些理想家，又在那里嚷什么女子剪发了，又要造出许多毫无所得而痛苦的人！
“现在不是已经有剪掉头发的女人，因此考不进学校去，或者被学校除了名么？
“改革么，武器在那里？工读么，工厂在那里？
“仍然留起，嫁给人家做媳妇去。忘却了一切还是幸福，倘使伊记着些平等自由的话，便要苦痛一生世！
“我要借了阿尔志跋绥夫的话问你们：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预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
“阿，造物的皮鞭没有到中国的脊梁上时，中国便永远是这一样的中国，决不肯自己改变一支毫毛！
“你们的嘴里既然并无毒牙，何以偏要在额上贴起‘蝮蛇’两个大字，引乞丐来打杀？……”
Ｎ愈说愈离奇了，但一见到我不很愿听的神情，便立刻闭了口，站起来取帽子。
我说，“回去么？”
他答道，“是的，天要下雨了。”
我默默的送他到门口。
他戴上帽子说：
“再见！请你恕我打搅，好在明天便不是双十节，我们统可以忘却了。”
田寡妇看瓜
——［中国］赵树理
土地改革前，田寡妇为防秋生偷瓜要整日看守瓜园，土地改革后，秋生反要田寡妇随便去他地里取。
南坡庄上穷人多，地里的南瓜豆荚常常有人偷，雇着看庄稼的也不抵事，各人的东西还得各人操心。最爱偷的人叫秋生，因为自己没有地，孩子老婆五六口，全凭吃野菜过日子，偷南瓜、摘豆荚不过是顺路捎带。最怕人偷的是田寡妇，因为她园地里的南瓜豆荚结得早——南坡庄不过三四十家人，有园地的只是王先生和田寡妇两家。王先生有十来亩，可是势头大，没人敢偷；田寡妇虽说只有半亩，可是既然没人敢偷王先生的，就该她一家倒霉，因此她每年夏秋两季总要到园里去看守。
1946年春天，南坡庄经过土地改革，王先生是地主，十来亩园地给穷人分了；田寡妇是中农，半亩园地自然仍是自己的。到了夏天，园地里的南瓜豆荚又早早结了果，田寡妇仍然每天到地里看守。孩子们告诉她说：“今年不用看了，大家都有了。”她不信，因为她只到过自己园里，王先生的园在哪里她都不知道。
也难怪她不信孩子们的话，她有她的经验：前几年秋生他们一伙人，好像专门跟她开玩笑——她一离开园子就能丢了东西。有一次，她回家去端了一碗饭，转来了，秋生正走到她的园地边，秋生向她哀求：“嫂！你给我个小南瓜吧！孩子们饿得慌！”田寡妇没好气，故意说：“哪里还有？都给贼偷走了！”秋生明知道是说自己，也还不得口，仍然哀求下去，田寡妇怕他偷，也不敢深得罪他。看看自己的嫩南瓜，哪一个也不舍得摘，挑了半天，给他摘了拳头大一个，嘴里还说：“可惜了，正长哩。”她才把秋生打发走，王先生恰巧摇着扇子走过来。王先生远远指着秋生的脊背跟她说：“大害大害！庄上出了他们这一伙子，叫人一辈子也不得放心！”说着连步也没停就走过去了。这话正投了她的心事，她一辈子也忘不了，因此孩子们说“今年不用看了”，她总听不进去。不管她信不信，事实总是事实。有一天，她中了暑，在家养了三天病，园子里没丢一点东西。后来病好了虽说还去看，可是家里忙了，隔三五天不去也没事，隔十来天不去也没事，最后她把留做种子的南瓜上都刻了些十字作为记号，就决定不再去看守。
快收完秋的时候，有一天，她到秋生院里去，见秋生院里放着十来个老南瓜，有两个上边刻着十字，跟她刻的那十字一样，她又犯了疑。她有心问一问，又没有确实把握，怕闹出事来，才又决定先到园里看看。她连家也没回就往园里跑，跑到半路恰巧碰上秋生赶着个牛车拉了一车南瓜。她问：“秋生！这是谁的南瓜？怎么这么多？”秋生说：“我的！种得太多了！”“你为什么种那么多？”“往年孩子们见了南瓜馋得很，今年分了半亩园地，我说都把它种成南瓜吧！谁知道这种粗笨东西多了就多得没有样子，要这么多哪吃得了？种成粮食多合算！”“吃不了不能卖？”“卖？今年谁还缺这个？上哪里卖去？园里还有！你要吃就打发孩子们去担一些，往年光叫我吃你的啦！”他说着赶着车走了，田寡妇也无心再去看她的南瓜了。
陈小手
——［中国］汪曾祺
被男性产科医生陈小手接到世上的婴儿不计其数，他在为团长的老婆顺利接生后，不但没领到钱， 却被满肚子委屈的团长一枪打死。
我们那地方，过去极少有产科医生。一般人家生孩子，都是请老娘。什么人家请哪位老娘，差不多都是固定的。一家宅门的大少奶奶、二少奶奶、三少奶奶，生的少爷、小姐，差不多都是一个老娘接生的。老娘要穿房入户，生人怎么行？老娘也熟知各家的情况，哪个手长的女佣人可以当她的助手，当“抱腰的”不须临时现找。而且，一般人家都迷信，哪个老娘“吉祥”，接生顺当。老娘家都供着送子娘娘，天天烧香，谁家会请一个男性医生来接生呢？我们那里学医的都是男人，只有李花脸的女儿传其父业，成了全城仅有的一位女医生。她也不会接生，只会看内科，是个老姑娘。男人学医，谁会去学产科呢？都觉得这是一桩丢人没出息的事，不屑为之。但也不是绝对没有，陈小手就是一位出名的男性的产科医生。
陈小手的得名是因为他的手特别小，比女人的手还小，比一般女人的手还更柔软细嫩。他专能治难产。横生、倒生，都能接下来（当然也要借助于药物和器械）。据说因为他的手小，动作细腻，可以减少产妇很多痛苦。大户人家，非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请他的。中小户人家，忌讳较少，遇到产妇胎位不正，老娘束手时，老娘就会建议：“去请陈小手吧。”
陈小手当然是有个大名的，但是都叫他陈小手。
接生耽误不得，这是两条人命的事。陈小手喂了一匹马，这匹马浑身雪白，无一根杂毛，是一匹走马。据懂马的行家说，这马走的脚步是“野鸡柳子”，又快又细又匀。我们那里是水乡，很少人家养马。每逢有军队的骑兵过境，大家就争着跑到运河堤上去看马队，觉得非常好看。陈小手常常骑着白马赶着到各处去接生，大家就把白马和他的名字联系起来，称之为“白马陈小手”。
同行的医生，看内科的、外科的，都看不起陈小手，认为他不是医生，只是一个男性的老娘。陈小手不在乎这些，只要有人来请，立刻跨上他的白马走，飞奔而去。正在呻吟惨叫的产妇听到他的马脖子上的銮铃的声音，立刻就安定了一些。他下了马，即刻进了产房。过了一会儿（有时时间颇长），听到哇的一声，孩子落地了。陈小手满头大汗，走了出来，对这家的男主人拱拱手：“恭喜恭喜！母子平安！”男主人满面笑容，把封在红纸里的酬金递过去。陈小手接过来，看也不看，装进口袋里，洗洗手，喝一杯热茶，道一声“得罪”，出门上马。只听见他的马的銮铃声哗铃哗铃……走远了。
陈小手活人多矣。
有一年，来了联军。我们那里那几年打来打去的，是两支军队。一支是国民革命军，当地称之为“党军”；相对的一支是孙传芳的军队。孙传芳自称“五省联军总司令”，他的部队就被称为“联军”。联军驻扎在天王寺，有一团人。团长的太太（谁知道是正太太还是姨太太）要生了，生不下来。叫来几个老娘，还是弄不出来。这太太杀猪似地乱叫。团长派人去叫陈小手。
陈小手进了天王寺。团长正在产房外面不停地“走柳”，见了陈小手，说：
“大人，孩子，都得给我保住！保不住要你的脑袋！进去吧！”
这女人身上的脂油太多了，陈小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孩子掏出来了。和这个胖女人较了半天劲，累得他精疲力竭。他迤里歪斜地走出来，对团长拱拱手：
“团长！恭喜您，是个男伢子，少爷！”
团长龇牙笑一下，说：“难为你了！——请！”
外边已经摆好了一桌酒席。副官陪着。陈小手喝了两盅。团长拿出二十块现大洋，往陈小手面前一送：
“这是给你的！——别嫌少哇！”
“太重了！太重了！”
喝了酒，揣上二十块现大洋，陈小手告辞了：“得罪！得罪！”
“不送你了！”
陈小手出了天王寺，跨上马。团长掏出枪来，从后面一枪就把他打下来了。
团长说：“我的女人，怎么能让他摸来摸去！她身上，除了我，任何男人都不许碰！这小子，太欺负人了！日他奶奶！”
团长觉得怪委屈的。
善狗与恶狗
——［中国］王蒙
两条狗，顾德与拜德，一性善，一性恶，善狗未得善终，恶狗也未得善终。
保斯喂养着两只狗，一名顾德，一名拜德。顾德性善，见了人就欢叫起舞，摇尾吐舌，令人愉快；拜德性恶，见了人就龇牙吠咬，咬住就不撒嘴，不在被咬者的骨头上留下清清楚楚的牙印决不罢休。保斯几次给拜德讲看清楚对象再咬的道理，拜德就是不听，它只知道咬，有咬无类。保斯怒，将拜德关入后院，准备向动物保护协会申请特准：以人类公敌罪给拜德静脉注射空气，送它上天。
孰料，那天晚上闹飞贼，顾德见贼人从房顶飞跃而下，道是贵客，便欢呼踊跃，跳蹦绕圈，发出昵喃声音，去舐贼人的皮鞋帮，被贼人飞起一脚踢到了狗鞭。顾德惨叫卧地，不能起立。贼人由于不熟悉地形，误开了后院关得严严的门。拜德一声狼嗥，狗毛耸立，不分青红皂白，见贼就咬，咬上就不撒嘴，咬倒了还在咬，一直咬到众家丁前来将贼抓获。
主人喜，决定每月给拜德额外奖赏生牛肉２０公斤，羊排骨２０公斤，猪头肉２０公斤，并在拜德脖子上系了一根红丝带。对顾德则十分失望，饥一顿饱一顿，有一搭没一搭，扔给它一点残渣剩饭，平常根本不用正眼看它。顾德由于被踢中了要害，从此无精打采，耷耳垂尾，偶尔叫几声，发发怀善不遇的牢骚。
拜德自恃功高，见人就咬，见人就叫，见肉就夺，不可一世。
它连续咬了几次过往行人与邮递员、花匠、厨师，都被保斯庇护，赔钱了事。后来，拜德又多次咬伤了客人。保斯渐恼，把拜德训斥了一回，并减少了伙食补贴标准。谁想得到，几天后，没有吃上可口的骨头，拜德不快，干脆窜到街中心去咬人，其中一名是儿童，一名是市长的小姐，一名是大法官本人。保斯大怒，顺手拿起一根木棍打了拜德一棒子，谁想到拜德果然发了恶性，扑向主人，咬了主人的迎面骨，留下深深的两个狗牙印子。害得保斯大喊“反了反了”，去医院清洗包扎敷药处理，并打破伤风针与预防狂犬病针剂。
从医院回来，保斯吩咐人将拜德锁起，再用绳子五花大绑，把拜德吊到了树上，准备处以绞立决——按照该国法律，只要有两个人证签字画押，咬主人的狗可以立即处决。
行刑时，保斯突然改变了主意，下令赦免拜德，只是用锁链将其锁起，关入后院，下令每天喂它面包屑２００克——半饥半饱，反正不会饿死。“只怕将来还有用得着它的时候呢。”保斯对管家说。
老人和鸟儿
——［中国］贾平凹
经历了洪水的老人得了恐慌病儿，长年卧床不起，孝顺的儿女为其捉来了鸟儿解闷，却依然不能解除老人心中的恐慌。
这个山城，在两年前的一场洪水里被淹了，三天后水一退，一条南大街便再没有存在。这使山城的老年人好不伤心，以为是什么灭绝的先兆，有的就从此害了要命的恐慌病儿。
但是，南大街很快又重建起来，已经撑起了高高的两排大楼，而且继续在延长街道，远远的地方吊塔就衬在云空，隐隐约约的马达声一侧耳就听见了。
新楼前都栽了白杨，一到春天就猛地往上抽枝。夜里，愈显得分明，白亮亮的，像冲天射出的光柱。鸟儿都飞来了，在树上跳来跳去地鸣叫，最高的那棵白杨梢上，就有了一个窠。从此，一只鸟儿欢乐了一棵树，一棵树又精神了整个大楼。
老人躺在树梢上的那个窗口内的床上。长年那么躺着，窗子就一直开着。一抬头，就看见远处的吊塔，心里便想起往日南大街的平房，免不了咒骂一通洪水。
老人在洪水后得了恐慌病儿，住在楼上后不久就瘫了。他睡在床上，看不到地面，也看不到更高的天，窗口给他固定了一个四方空白。他就唠叨楼房如何如何不好：高处不耐寒，也不耐热。儿女们却不同意，他们庆幸这场洪水，终于有了漂亮的楼房居住。他们在玻璃窗上挂上手织的纱帘，在阳台上栽培美丽的花朵，阳光从门里进来可以暖烘烘地照着他们的身子，皮鞋在水泥板地面上走着，笃笃笃地响，浑身就有了十二分的精神。
“别轻狂，那场水是先兆，还会有大水呢。”老人说。
“不怕的！水还能淹上这么高吗？”
“这个山城要灭绝的……”
儿女们说不过他，瞧着他可怜，也不愿和他争吵。每天下班回来，就给他买好多好吃的、好穿的，但一放下，就不愿意守在他床前听他唠叨。
“我要死了。”他总是这么说。
“爸爸！”儿女们听见了，赶忙把他制止住。
“是这场洪水逼死了我啊！”
有一天，他突然听到一种叫声，一种很好听的叫声。什么在叫、在什么地方叫？他从窗口看不到。
这叫声天天被老人听到，他感到越发恐慌，一天天消瘦下去，眼眶已经陷得很可怕了。
“爸爸，你怎么啦，需要什么吗？”儿女们问。
叫声又起了，口瞿儿口瞿儿的。
“那是什么在叫？”
儿女们趴在窗口，就在离窗口下三米远的地方，那棵白杨树梢下的鸟窠里，一只红嘴鸟儿一边理着羽毛，一边快活地叫着。
“是鸟儿。”
“我要鸟儿。”
“要鸟儿？”
儿女们面面相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要鸟儿。”老人在说。
儿女们为了满足老人，只好下楼去捉那鸟儿。但杨树梢太细，不能爬上去。他们给老人买了一台收音机。
“我要鸟儿。”老人只是固执。
有一天，鸟儿突然飞到窗台上，老人看见了，大声叫着，但儿女们都上班去了，鸟儿在那里叫了几声，飞走了。
老人把这事说给了儿女，儿女们就在窗台上放一把谷子，安了小箩筐，诱着鸟儿来吃。那鸟儿后来果然就来了，儿女们一拉撑杆儿，鸟儿被罩在箩筐里。
他们做了一个精巧的笼子，把鸟儿放进去，挂在老人的床边。
那个窗口从此就关上了。老人再不愿意看见那高高的吊塔，终日和鸟儿做伴，给鸟儿吃很好的谷子，喝清净的凉水，咒骂着洪水给鸟儿听。鸟儿在笼子里一刻也不能安分，使劲地飞去、鸣叫。老人却高兴了，儿女们回来便给讲了好多他童年的故事。
一天夜里，风雨大作，老人的恐慌病又犯了，彻夜不敢合眼，以为大的灾难又来了。天明起来，一切又都平静，什么都不曾损失，只是那个杨树上的鸟窠，好久没有鸟去编织，掉在地上无声息了。
老人的病好些了，还是躺在床上，不住地用树枝拨弄笼中的鸟儿。
“叫呀，叫呀！”
鸟儿已经叫得嘶哑了，还在叫着。儿女们却庆幸这只鸟儿给老人带来欢乐。
一千元
——［美国］欧·亨利
在事务所工作的理查德·沃林，把叔叔留给自己的一千元钱无偿送给了善良的穷小姐海顿， 这份爱心为他赢来了巨额遗产和海顿小姐对他的爱。
“给，这是你的一千元。”律师表情冷淡，他对眼前这个年轻人不抱有任何好感。
理查德·沃林笑着接过薄薄的一叠钞票。“一千元？这么少，怎么个花法，可真叫人为难。当然，我可以找个高级旅馆像王子那样住上几天；我也可以辞去事务所工作，而去干我愿意干的事——画画儿，我可以画上几个星期。可是，我以后怎么办呢？我把事务所的职位丢掉了，钱也花光了。如果这笔钱的数目少一点，那我就可以为自己购置一件漂亮的新外套或一台收音机，再或者请朋友吃一顿；如果数目大一点，我就可以辞去事务所的工作，去画画儿。然而这笔钱这样嫌多，那样又嫌少，这该怎么办？”
“你一定要把你叔父的遗嘱弄明白，”律师说，“遗嘱中说明了他去世以后如何处置他的财产。我必须请你记住一点：你叔父说过，你把钱用掉之后，必须马上交给我一个书面报告，要确切地说明你是怎样花这笔钱的。这是你叔父的遗愿，在遗嘱上写着。希望你按照他的嘱咐去做。”
“当然，我会按照他的遗愿做的。”年轻人回答道。
理查德·沃林，这个年轻人不坏，也不傻。他就是不乐意在事务所工作。他真正喜爱的是绘画，而且画得不错，但是靠画画儿挣不来钱。在以前，不论什么时候，他那阔叔叔一给他钱，他就花了。因此那位阔叔叔说：“他是个小傻瓜，不知道如何花钱。”
理查德·沃林到他的朋友老布雷逊那儿去，发现他拿着报纸，快睡着了。
“我刚从我叔叔的律师那里来，”理查德说，“我叔叔只留给我一千元，等我用掉了，还得告诉律师我是怎么用的。一个人有了一千元，不多也不少，但我不知道该怎样消费它。”
“我原来以为你叔叔是个大阔佬，至少有五十万元呢。”
“不错，”理查德说，“可他没留给我。他给他的每一个仆人一百元和一枚金戒指，给我一千元。我想，他把其余的钱都给了医院或者诸如此类的单位……你说，一千元能干些什么？”
“难道他的钱再没有别人可给了吗？他没有其他亲属吗？”布雷逊接着问。
理查德停了半晌后回答：“有一个玛丽·海顿，是我叔父的一个朋友的女儿。她住在我叔叔家里，她跟仆人们一样，也得到一百元和一枚金戒指。但愿也给我一百元和一枚金戒指就好了，那我就可以和我的朋友们一块儿美美地吃一顿，完事大吉。好了，千万不要把我当做傻瓜，告诉我，一个人拿了一千元该怎么办？”
老布雷逊摘下眼镜擦起来。
“至于这一千元钱，怎么说呢？有的人可用来买一所住宅，不过是所小房子，而对他来讲就是一所住宅啦。另一个人也许会去请一个好医生给他的妻子看病。另外，这笔钱也够一个聪明的孩子在走读的学校里读几年书，但要是在蒙特卡洛，这点儿钱几秒钟之内就会输个精光。这笔钱还可以买一幅好画儿，或者一颗光彩夺目的宝石，也可以为一本不太厚的学术着作付印刷费……”
“好了，好了，别说了，我不是来听你讲这些的，告诉我，要是你，该怎么处理这些钱？”
“你可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把钱送给一个穷人，他会恰到好处地使用这笔钱，因此获得幸福。而你就当什么事都不曾发生过，像往常那样生活下去。”
在布雷逊住宅外面，理查德·沃林正在琢磨：“把钱送给一个善于花钱的人，他能从中得到幸福。我可以为一个多情的俏佳人买一颗宝石，那位在剧院唱歌的克拉拉·莱恩长得漂亮，可是她戴的宝石戒指价值好几千元，她不可能从一枚只值一千元的戒指上得到什么幸福；我可以把钱送给事务所的看门人，他曾说过，有了钱之后，要开一家酒店，可这可算不上把钱用在恰当的地方；我还可以把钱送给坐在广场上乞讨的那个瞎子，不过人们给他不少钱了，他在银行里的存款肯定超过一千元了，他不需要这笔钱。”
想着想着，理查德跳上一辆公共汽车，回到了律师事务所。
“你能告诉我，”理查德问道，“除了一百元和一枚金戒指，我叔叔是不是还留给海顿小姐别的什么东西了？”
“没有。”律师回答。
理查德转身来到了叔叔家。海顿小姐还在那儿。她正坐着写信，一看到理查德进来，忙把信纸翻过去，还把手放在上面。
“我从律师那儿得知，”他对海顿说，“我叔叔除了留了那份遗嘱外，还有个附件，是事后想起来补充的。这是我叔叔给你留下的一千元。你查点一下，看对不对。”他把钱放在桌子上。
“哦！”海顿小姐惊呼了一声。
“我以为……”他说，“我想……”他说不下去了，凝视着她那亲切可爱的面孔和一双和善的眼睛。接着他环顾这个漂亮的房间，真是富丽堂皇。他不禁想起了他自己的那所离城很远的破旧的寓所。向她求婚是不理智的，她不会幸福的。他赶紧走了。
理查德一返回律师事务所，就在一张纸上写道：“考虑到不会有人能更好地使用这笔钱，并从中得到更多的幸福，理查德·沃林把一千元赠给了他认为这世界上最美丽最可亲的海顿小姐。”
他走进律师的房间。
“我已经把那一千元花出去了，”他说，“我还写了一个条子，说明我是怎么花的……今天天气可真好，春光真的很明媚！”
律师没有接条子，他站起身走出了房间。过了一会儿，他拿着一大张纸回来了。
他庄重地说：“沃林先生，这份文件是你叔父交给我的，他嘱咐我，一定要在你用完一千元并书面报告给我你是如何使用这笔钱以后，再宣读这份文件。文件上说，如果你把这一千元钱都用在做善事，表现出你的无私上，你会再获得十万元。但是，如果你把钱胡花乱用了，这十万元就给他朋友的女儿玛丽·海顿。我现在就看你写的是什么。”
律师伸手去拿条子，理查德动作早了一步，他抓起条子塞进了口袋。
他说：“不必念了，我在赛马场上把大部分钱输掉了，剩下的钱都吃光喝掉了。”
“你很愚蠢，年轻人，你太愚蠢了！”律师遗憾地说。
“我要见沃林先生，”玛丽说，“他就在这个办事处工作，我有封信要给他。”
理查德从他办公的那个房间走出来，看见玛丽·海顿等着要见他。
“理查德，”她说，“你来看我的时候，我正在给你写信。现在我把它完成了，你最好看看。”
理查德·沃林展开信。
亲爱的理查德：
现在你叔叔已经去世，我就没有任何顾虑了，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我知道，你想要我嫁给你，但你不愿求婚，原因在于你认为自己很穷，怕我不愿意。亲爱的理查德，我不怕——如果你也不怕跟一个爱着你的穷女人结婚的话，那我们结合吧！我知道，你爱我。
玛丽
“我已经告诉律师，你做了什么事。”玛丽说，“因此，除了那一百块钱和那枚戒指以外，我一无所有，同当初一样。”
避雷针
——［美国］马克·吐温
避雷针推销人为了推销自己的商品，竟一而再、再而三地打扰我，我极力成全他。可我没有想到，经他精心装点的房子40分钟内竟遭到了764次雷击。
我所攻读的是一门严肃的学科——政治经济学，在每天的上午，我总是搬来一堆书，准备写作，由于此项工作要用去我几乎所有的时间，所以，我极不愿有人打扰我。
这天，我同往常一样，开始了写作，但是刚刚写了“政治经济学乃是一切善政之基础……”几个字，我的工作就被打断了，说是楼下大门口有一个陌生人有事要见我。我从楼上下来，问他有什么事，同时竭力不让我的政治经济学的思绪跑掉。我虽焦急万分，他却不慌不忙。
他说他途经这里，发现我的房子上需要装几根避雷针，因此冒昧来打扰。
我说：“我知道，你的意思是什么？”他说没有别的，只是他很愿意帮我装。
我尽力装出是一个会当家的好手，漫不经心地回答说：“我早就想装上那么七八根避雷针了，只是由于……”陌生人听了这话倒是一怔。
我私下认为，即使他看出了我不懂装懂，他也一定不会点破的。只听见他说，在全城所有主顾中他最乐意为我效劳了。
我说那你就看着办吧，说完正想走，他又把我叫住，说是需要知道到底想装多少“针”，装在房子的什么位置上，杆子要求哪种质量。
我告诉他装８根“针”，全装在房顶上，杆子哪种好用哪种。
他说他供应的普通的一种是每英尺２０美分，铜质的是２５美分，镀锌的螺旋状杆要３０美分。
我说用螺旋状杆。他又接着说，要想把事情干漂亮，不管任何人看了都一致感到羡慕，都异口同声地说有生以来从未见过这样对称布局的一组避雷针，那么他认为至少要用上４００米。
我急着回去继续我的文章，所以，我立刻回应他，说按他的意思办，我终于摆脱了他，继续从事我的政治经济学。但是当我费了半个小时才使我的思路收拢时，我的工作又被他打断了。
我又再次面对着装避雷针的人，他还是一副镇静自若的样子，我则相当地烦躁。
他站在那里，像在品评鉴赏似地朝着我房顶上的主烟囱方向眺望。他说：“眼前这景致简直会使人产生新的乐趣。”接着又说，“你能否告诉我，可曾看见过比单独一个烟囱上就装有８根避雷针更美的景色吗？”
我回答他，在我的印象中还不曾有过。他说他认为，天下除了尼亚加拉瀑布外，再没有比这更为壮观的自然风光了。只不过有一点稍显不足，那就是还应在屋顶周围再分散装上８根避雷针。
我跟他说我的时间很紧，让他再装８根避雷针，添加５００英尺螺旋状杆。
这一次，我估计足足花了一个小时才把被打断的思路拉回来。但是装避雷针的人又传话上来要找我。
他说他是万般无奈之下，没有办法才不得不打搅我的。因为他这个人做事非常追求完美，而且一丝不苟。刚才干完活，累得要命，正想停下来休息，一抬头发现原先的计算出了一点点问题。他说，如果这样，万一雷暴到来，光凭这１６根避雷针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保证这所最心爱的房子完整的。
“好了！好了！你不要再打扰我了，让我安静安静吧！”我说，“如果行得通，你装它１５０根，在厨房里装一根，牲口棚上装一打，那只母牛身上装一对！厨师脑袋上也装上一根！你把你的材料全用上，爱装什么装什么，但愿不要再来打扰我！”
当他再一次见我时，我对他说：“不要再说了，报报账吧。９００美元可以吗？那么街上集合了这么多人干什么？怎么？原来是看避雷针！难道他们从未见过避雷针？是没有见过一座房子上装了这么多避雷针吗？这有什么好看的？少见多怪！但我还应下楼照看着点。”
在随后的２４小时内，我这座房子竟成了全城的一大奇观和人们议论的话题。房子所在的街道，日夜都被看热闹的人群挤得水泄不通。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因为这时来了一阵雷暴雨，雷电直冲着我的房子打下来。过了５分钟，周围半英里内再也看不到一个观众了，但是在同样的距离外，所有高楼大厦的每个窗口和屋顶上却都挤满了人。
说来也情有可原。因为好像是几十年内积聚起来的全部流星和烟火都倾泻到我这孤立无援的房顶上来了。
当时的计算结果显示，我的房子在４０分钟内竟遭到了７６４次雷击。雷电是这样迅速地一个接着一个沿着螺旋状杆打到地里去，使人们都来不及搞清楚雷是怎么打下来的。
我敢说，从人类诞生以来，这种事绝对是第一次发生。好在可怕的围困总算解除了，因为这时笼罩在我们头顶的云层里肯定再也没什么可抛的了。
我顺便要告诉大家一声，在雷电袭击我房子的时刻，我是没有办法继续写我那还没完成的政治经济学了。
庄园恐怖夜
——［美国］爱伦·坡
应儿时伙伴之邀，我来到他的庄园。在这座恐怖的庄园里，他的妹妹梅德琳死而复活， 我的伙伴却因惊吓而死。 最后，庄园也奇迹般地被湖水吞没。
靠近年终，天越发黑暗起来，乌云压顶。我就在这样的一天，骑着马在乡村公路上前行着。夜幕降临时，厄舍庄园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在庄园旁边的寂静昏暗的湖边下马。湖水映出庄园及其四周树木的倒影，黑乎乎一片。倒影中有些东西使我感到害怕，尽管我说不清那是什么。
我仰起脸，看了看这座老房子，房子是由石头砌成的。房子的正面好像有一道裂缝，从墙顶向下一直延伸到水边，消失在黑色的湖水中。
我这次来，主要是冲着我儿时的伙伴罗德里·厄舍来的，我们已经有好些年没有见面了，他的情况我也所知不多。但是，他最近给我写了封信，要我到这里来。我的朋友会见我的那个房间黑漆漆的，但是我还是感觉到了他的巨大变化。他病恹恹的，而且目光中透露出一种狂乱的神情。他神色慌张，常常忙活一阵，随后便突然安静下来。他对我说，他患了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
依我看，最为严重的是，他充满了恐惧，甚至对房子也表现出一种不可抑制的恐惧。他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这座房子主宰了他的思想。恐惧已经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
在所有的事情中，他最怕的就是死。他说，他的妹妹梅德琳快要死了，他将成为他家里最后一个人了。他害怕在她离世后孤独地死去。
梅德琳也住在这座房子里，但在她死之前，我与她仅仅见过一面，话也未曾说过，那时我看到她慢慢地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去了。
在厄舍告诉我他妹妹死亡的有关情况之前，我们一直在研究一本很怪异的书，这本书是在某个被遗忘的教堂发现的。书上讲述了一种叫做“守望死者”的习俗。
在梅德琳死后的一天，厄舍突然告诉我，他不准备即刻埋葬他妹妹。也许由于神经错乱，他打算亲自守望死者！不过，他对自己作出的决定给我说了两条充足的理由：首先她被埋葬的地方距离很远；其次，她的病非同寻常，大夫可能会在她下葬之前寻问有关问题。于是，我和厄舍将她的遗体抬到了楼下的一个小房间里。她穿着雪白的长礼服静静地躺在冰冷的石板上。锁上门后，我和厄舍转身离去了。
从此，我的朋友越发变得古怪了。他的一举一动、一呼一吸都带着恐惧。我也变得恐惧起来，甚至整座房子都使我心惊肉跳。
一周的时间转眼过去了，有一天夜里，突然狂风大作，令人毛骨悚然。但风停时，我却仍能听到那声音。我也弄不清那声音是哪里发出来的，但我心里很害怕。
在这个狂风肆虐的夜里，厄舍敲开了我的房门。“你没看到它吧？”他问我。他打开窗户，风呼地卷了进来。他野人似地仰望着夜空。他似乎看到了我无法看到的东西。
“快把窗户关上吧！”我说，“天气太冷。这有一本书，我读给你听，让我们一块儿来度过这个恐怖之夜。”
这本书一点儿意思也没有，但是除此之外，我没有第二本书。我开始给厄舍读了起来。“有人拉倒了门，发出木头破裂的声音。”我猛地停止朗读。我仿佛听到房里什么地方响起了同样的声音。我对自己说这是风在吼。书中的故事已经使我注意到了这一点。
我又接着给厄舍读下去，故事中，那人闯进房里，发现房里有一只大动物。他击打那只动物，它大声叫唤起来。我又一次停了下来，因为我又听到了和故事中相同的声音。我看了看我的朋友，他似乎快要睡着了。“那些声音真的存在吗？”我问自己，停了一会儿，我又读了起来。故事中，一大块铁掉在了地板上。我一读到这句话，就听到我们下边什么地方发出如同铁掉在地板上的声音。
我一下子跳了起来。厄舍仍然坐在椅子上，他向两边慢慢地动了动。他没有看我。突然，他开始说话了，不过，他不是对我说话，而是在自言自语。
“听，那声音，我听见了，真的，很久很久以前，我就已经听见了。但是，我不能说。我们是把她活着锁起来的！很久了，我就听到了她的动静，我好害怕！就像书中的故事一样。那些声音就是她发出的。啊！我该去哪儿呀？她会问我为什么要那么快就把她放在那儿。她现在就要来了。我听见她上楼的脚步声了。我听到她咚咚的心跳声了！”
突然，他从椅子上跳起来，大声喊道：“我告诉你，她现在就站在那边！”
厄舍说着将手指向我的房门口。这时，门慢慢地打开了。初时，我以为门是被风吹开的，哪知，我看到有个人站在门口，是梅德琳·厄舍。她的雪白的礼服上血迹斑斑。她一定是从楼下锁着的房里出来时把自己弄伤了。
她在门口站了片刻，随后开始向门里走来。最后，她气息奄奄地倒在她哥哥的身上。他们兄妹是一起倒地的，厄舍因惊吓而死。
我冲出房间，冲进暴风与黑暗中。而后，我看到我脚下的地上有一道奇异的光在闪烁着。我转过身想看一下那道光来自什么地方，因为房里昏黑一片。一轮血红的满月破云欲出，悬在空中。我看清楚这道光是透过房子墙壁裂缝射过来的，我第一次看到房子时那道裂缝很小，但现在显然加宽了。在我看它的时候，它还在变宽。转眼之间，狂风骤起，一轮满月和盘托出。房子的四壁正在倾倒。随之而来的是巨浪怒涛的声音——我脚边的黑色的深湖静静地、不可阻挡地将厄舍庄园揽在了自己的怀抱里。
雨中的猫
——［美国］海明威
一对美国夫妇住在一个海边小旅馆里。一个雨天，妻子发现窗外一只在躲雨的小猫， 出去却没有找到。正当妻子大失所望之际，猫却出现在门口。
这旅馆里的二楼住着一对美国夫妇，他们来来往往进出房间，碰到了不少人，但没有一个认识的。他们的房间面对着海，也面对着公园和战争纪念碑。公园里有棕榈树和绿长凳。天气晴朗时，总有个艺术家带着画架来这画画。艺术家们喜欢棕榈树的长势和面向公园与海的旅馆的明快色彩。而意大利人不辞辛苦地从远方跑来瞻仰这里的战争纪念碑。碑是用钢做的，在雨中闪烁着光。天正下着雨。雨水从棕榈树上滴下来。砾石路上积水成池。海水在雨中突然变成一条长线，从沙滩下去，又涌上来，在雨中再化成一条长线。汽车从战争纪念碑边上的广场开过去，广场对面的咖啡店门口站着一个侍者，他若有所思地望着广场发呆。
那位美国妻子正向窗外看着。他们窗口下面刚好有一只猫蜷伏在一张滴水的绿桌子底下，尽力把自己围得严严实实的，以免被雨淋湿。
“我要把那只猫抓上来。”美国妻子说。
“我去。”她丈夫在床上说。
“不，我去。可怜的小猫想在桌子底下躲雨呢。”
丈夫听了，重新躺下看起书来，但说了句：
“别淋湿了。”
妻子下楼去了。当绕过柜台时，旅馆的老板站起来向她点头致敬。他的办公桌在远离柜台的一侧，他是个老头，个子挺高。
“下雨了！”那位美国妻子说。她对这个旅馆的老板挺有好感。
“是的，是的，太太。天气太坏了，太坏了。”旅馆老板说。
他站在那阴暗的房间里远远的办公桌后面。那位美国妻子之所以对他抱有好感，有几方面原因：她喜欢他那种任劳任怨的死板的严肃态度；她喜欢他的举止端庄；她喜欢他点头哈腰、毕恭毕敬的样子；她喜欢他那当老板自以为是的神态；她喜欢他那很沧桑的脸孔和一双大手。
他们都向门外看去，雨下得更大了。一个穿着橡胶披风的男人正穿过空荡荡的广场到咖啡店去。她绕到右边。她想她是否可以沿着屋檐下面走过去。这时，有人从后面给她打开了一把伞。这是照料他们房间的女侍者。
“太太，要注意，不要让雨淋着。”她微笑着，讲的是意大利语。不用说，是老板派她来的。
她在女侍者的陪同下，走到他们窗子下面。桌子在那里给雨水冲洗得绿闪闪的，可是猫不见了。她突然很失望。女侍者望着她。
“您在寻找什么？”
“刚才那只猫。”美国妇女说。
“猫？”
“是的，可它现在却不在了。”
“猫？”女侍者笑了，“雨中的猫？”
“对，”她说，“在桌子底下。”又说，“啊，我太想要它了。想要只小猫。”
她说英语时，女侍者绷着脸。
“回吧，太太，”她说，“我们该进去了，否则您会淋湿的。”
“那好吧。”美国妇女说。
她们顺着砾石路往回走，进了门，女侍者在门外合了伞。
当绕过柜台时，旅店老板又一次表示了自己的恭敬。她内心感到这是小事，也是麻烦事。老板使她觉得这事虽小，却实在是挺重要的。她一时感到这简直太重要了。她走上楼梯，开了房门。乔治还在床上看书。
“那只猫呢？”他放下书问道。
“跑了。”
“跑了？往哪儿跑了？”他目光从书本上移开。
她坐在床上。
“我十分想拥有这只猫，”她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想要它。我要那只可怜的小猫。让一只可怜的小猫在雨中淋着我可受不了。”
乔治继续看书。
她起身，坐在梳妆台的镜子面前，用手镜照着自己，端详着侧面，先看一边，再看一边，然后细看头部和脖子后面。
“我把头发留起来，你说好不好？”她问他，又看着侧面。
乔治抬起头来，看见她脖子后面剪得短短的像个男孩。
“这个样子挺不错的，我很喜欢。”
“这个样，我可烦死了。”她说，“像个男孩，我可烦死了。”
乔治换了个姿势。她开始讲话以来，他目光一直没离开她。
“你看上去十分美丽。”他说。
她把镜子放在梳妆台上，走到窗口往外看。天渐渐黑了。
“我要把头发往后梳，又紧又滑，在后面打个大结子，我能感觉到。”她说，“我要只猫坐在我怀里，我摸摸它，它就喵喵地叫。”
“是吗？”乔治在床上说。
“我吃饭时要用自己的银器，我要蜡烛，我要把它点燃，我要在镜子前面捋头发，我要一只小猫。另外，我要为自己添置几件新外套。”
“好了，不要说下去了，还是看看书吧！”乔治说，他又去看书了。
他的妻子又望向窗外。天很黑了，雨水仍不停地打在棕榈树上。
“无论如何我要一只猫。”她说，“现在我就要一只猫。如果我不能有长头发或什么好玩的，我能有只猫也挺不错。”
乔治没听到，他正在专心看他的书。广场上的灯开始亮起来。
有人敲门。
“进来。”乔治说，他放下书本，抬起头来。
门口站着女侍者。她贴身紧抱着一只龟纹的大花猫。猫从她身上跳下来。
“打扰你们了，”她说，“老板叫我把这只猫给太太送过来。”
一个悲剧
——［美国］杰克·伦敦
卡西迪太太每次遭丈夫痛打后，都会得到自己想要的礼物，而且夫妻关系更胜从前。这种生活让从没挨过丈夫打的芬克太太十分羡慕。她决定效仿，但结果却令芬克太太伤心不已。
故事发生在哈莱姆区，芬克太太来到一楼卡西迪太太家闲聊。
“你看美不美？”卡西迪太太说。
她得意洋洋地转过脸来让芬克太太瞧。芬克太太吓了一跳，只见卡西迪太太一只眼睛已睁不开了，周围一大圈青紫；嘴唇开了个口子，还有点淌血；颈项两边都有红红的手指印。
“啊！你的丈夫怎么能这样对待你，我的丈夫从不这样。”芬克太太说，不让羡慕之情外露。
“要是我的丈夫一星期不打我一次，我会很难受。”卡西迪太太宣称，“他打我是因为心中有我，你说是不是？不过这一次可打得不轻，我现在眼前还冒金星。不过这星期剩下来的几天里，他会成为城里最讨人喜欢的人。他要为此补偿我，至少要买两张戏票，因为我另一只眼睛还能看戏。另外，他一定还会给我买一件绸衬衫。”
“可我认为这样不好。”芬克太太得意地说，“我丈夫绝对是个大丈夫、真君子，决不会抬起手来打我。”
“好了，别唱高调了，玛吉，”卡西迪太太一边搽金缕梅止痛水，一边笑着说，“你这是忌妒。你丈夫过于冷冰冰、慢吞吞，当然不会打你。他回到家里只会在一旁坐着，手里拿着份报纸做体操——是不是这么回事？”
“我先生回到家确实要看看报，”芬克太太点头承认，“不过他从来没有打过我一下，只在读报中享受，这我承认。”
卡西迪太太像一个心满意足的幸福主妇似地笑了。她带着科尼莉亚现宝的神情，拉开和服式晨衣的领口，显示出另一处秘而不宣的伤痕：酱紫色的一大片，边缘呈橄榄色和橙红色。
芬克太太败下阵来，眼神变得黯淡下来，对卡西迪太太既忌妒又钦佩。一年以前，她同卡西迪太太都还是独身，她俩是城里一家纸箱厂的一对要好的朋友。现在她同她的先生正好住在卡西迪太太同她的先生的头顶上的一层套房，因此她不好跟卡西迪太太装模作样。
“当你丈夫打你的时候，你感觉痛吗？”芬克太太好奇地问。
“当然！”卡西迪太太发出一声快乐的高叫。“可话又说回来了，你碰到过一座砖头房子倒下来压着你的事吗？噢！对了，正是这么一种感觉——就像他们正在将你从废墟里刨出来。杰克的一记左手拳意味着两张日场戏票同一双新牛津鞋，而他的右手拳，嗯，那就得到科尼岛去玩一趟，加上半打网眼丝袜作为补偿。”
“但是，他打你的理由是什么？”芬克太太眼睛睁得大大地问道。
“傻瓜！”卡西迪太太疼爱地说，“说什么理由，因为他喝醉了酒。通常是星期六夜里。”
“可无论如何，你总得给他个由头。”芬克太太不肯罢休。
“哪有什么由头，这么说吧，我们不是夫妻吗？杰克喝得醉醺醺地回来，而我又在家里，不是吗？他想发泄，不打我又能打谁？你说是吧？有时候是因为晚饭还没有准备好，有时候是因为晚饭早已准备好。什么原因杰克并不在乎。他只不过是喝醉了，后来他记起他是结了婚的人，就跑回家来，打我一顿。每到星期六晚上，我都把家具挪开，特别是那些有棱有角的。这样，当他动手的时候我不会磕破脑袋。他一记左手拳把我打得跌倒在地！有时候我倒地不起，他也就不再继续了，不过，要是我觉得这个星期想到哪里去玩玩，或者需要买件新衣服，我就跳起来让他再打。昨天夜里的情况就是这样。杰克知道我想要一件黑色绸衬衫，想了一个月了，我以为单是一只眼给打肿了不一定就能到手。你等着瞧，玛吉，我跟你赌一块冰淇淋，今天夜里，我一定会拥有一件漂亮的黑色绸衬衫。”
芬克太太一下子陷入沉思。
“我家马蒂从来不打我一下。”她说，“正如你刚才所言，他一下班就闷声不响地回家，一句话也不说。他从来不带我上街逛逛，在家里老是坐在椅子里消磨时间。他也买东西给我，但是每次总是闷闷不乐的，因此我也不稀罕那些东西。”
卡西迪太太伸出一只胳膊抱住她的好朋友。
“我很同情！”她说，“可是，不是人人都能找到一个像杰克那样的丈夫。假如大家都像他，婚姻就无缺憾了。你听说过那些心怀不满的妻子吧？她们缺的就是一个男人回到家里，每星期踢断她一根肋骨，然后用接吻和巧克力奶油冰淇淋来补偿。这样的生活才是她们需要的。我要的是一个有主人派头的男人，喝醉了揍你一顿，没有喝醉抱你一阵。我从不想与那种没有魅力的男人交往。”
芬克太太叹了口气。
正在这时，门突然被打开，紧接着一阵响动在过道传来，是卡西迪先生回来了，只见他两只胳膊都夹着包裹。玛米飞身向前吊住他的脖子。她那只完好无损的眼睛里闪烁着爱情的光芒，与那个被追求她的人打昏并拖到茅屋里来的毛利女郎醒过来时眼中闪烁的光毫无二致。
“噢，亲爱的！”卡西迪先生高声大叫。他丢开包裹，用力地抱着她举了起来。“我买了巴纳姆·贝利剧场的票；如果你打开那个有绳子的包裹，你一定会发现那件绸衬衫——哦，晚上好，芬克太太——我才见到你，对不起。老马蒂近来好吗？”
“他近来不错，噢，谢谢你的问候。”芬克太太说，“我得上楼去了，马蒂快回来吃晚饭了。明天我将你要的花样带下来给你，玛米。”
芬克太太上楼来到自己的房间，伤心地哭了起来。这是一种说不出什么名堂的哭泣，这种哭泣只有女人才懂，没有什么特殊原因，只会让人觉得滑稽可笑。这是女人伤心时短暂而绝望的哭泣。难道他对她根本不关心？他们从不拌嘴，他回到家里就懒洋洋地东靠靠，西靠靠，一副忧郁、痛苦的样子，他倒是个蛮不错的供应商，可是他忽略了生活中的香料，无法使生活变得有滋有味。
芬克太太感觉生活中的船要停泊了，好没意思，她的船长的活动范围介于葡萄干布丁和吊床之间。他要是时不时走过来拍拍船帮或者在后甲板上顿顿脚该多好！她多么希望有一次开心的航行，在快乐岛的几处港口逗留。而现在，她的这个美好愿望看来是无法实现了。她同她的练拳对手在平平淡淡的若干回合中，没留下一处伤痕可以给人看，她厌烦透了。在这方面，她一度痛恨过玛米。看那玛米，时时带着伤口和青肿——礼物和接吻是她的止痛药膏——同她那好斗的、粗暴的、可爱的伴侣正进行着一次难忘的开心的航行。
芬克先生七点钟回家。他恨透了家务事，也不喜欢在安乐舒适的家门以外闲逛。他是坐有轨电车上下班的人，他是吞食了猎物的蟒蛇，他是倒下来就躺在那儿不动的大树。
“晚饭怎么样？合不合口味？”芬克太太问马蒂。
“唔！不错，很好吃。”芬克先生咕哝了一声。
吃过晚饭，马蒂单穿着袜子，找了张报纸，坐在那里看。
起来吧，新时代的但丁，为我歌唱地狱里最安全的角落，好让那光穿袜子坐在屋内的先生有个好去处。耐心的姊妹们由于亲属关系或者责任心通常会无任何怨言，不管他的袜子是丝的、棉纱的、莱尔线的，还是羊毛的，难道除了一言不发，就不能写出新的一章？
第二天是劳动节，卡西迪先生和芬克先生一整天不要上班。工人们得意洋洋地参加游行，或者聚在一起取乐。
芬克太太一早就把花样给卡西迪太太送过来了。玛米已经穿上了新的绸衬衣，连她那只挨了打的眼睛都勉为其难地放射着节日的光芒。杰克的忏悔是慷慨大方的，他们已经订了美妙的计划，包括逛公园、野餐、喝比尔森啤酒。
芬克太太是充满复杂的心情回到自己房间的。玛米是多么幸福，虽然这种幸福使她伤痕累累，但也是有补偿的。这种幸福能让玛米一人独享吗？马蒂·芬克同杰克·卡西迪肯定不相上下，难道他妻子就永远不挨揍也得不到爱抚吗？芬克太太突然想到一个让她自己都感到窒息的主意。她要让玛米瞧瞧，她的丈夫也会动拳头，事后说不定比杰克更为情意绵绵。
对芬克一家来说，劳动节过得同平时的假日一样正常。厨房里的洗衣槽里，两个星期的脏衣服已经浸泡了一夜。芬克先生单穿着袜子坐着看报。难道劳动节就是在劳动中过去吗？
妒火在芬克太太的心中升高，而升得更高的是一个大胆的决定。如果她的先生想揍她——如果他一直不想表明自己是个男子汉大丈夫，有他的特权，不想表明对夫妻关系的兴趣，她就得刺激他尽他的本分。
芬克先生点着烟斗，用穿着袜的脚趾轻轻地擦着另外一只脚的脚踝。他很满意目前这种生活状态，就像一块未溶化的羊油嵌在布丁里面，这就是他的平稳的极乐世界——舒舒服服地坐着，从报纸了解外面精彩的世界，耳听妻子洗衣服时肥皂水的溅泼声，闻着已收拾进去的早餐和即将摆出来的午餐的美味。他满意极了，他心里又怎么会冒出打老婆的念头。
芬克太太开了热水龙头，将搓衣板插进洗衣槽。这时，卡西迪太太开心的笑声传了过来。这笑声像是一种嘲弄，是向楼上从未挨过揍的新娘卖弄自己的幸福。芬克太太该采取行动了。
她突然像个泼妇似地转向那个看报的人。
“你这游手好闲的懒鬼，”她大叫道，“我整天不休息，忙得焦头烂额来服侍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你到底是人还是离不开厨房的狗？”
马蒂惊愕地抬起头，一时间他弄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芬克太太怕他不会动手，因为还没有惹得他上火，就跳上前去，朝他脸上狠狠地一拳，同时对他感到一阵热爱，那是她好些时日都没有感到的。“你站起来，马蒂·芬克，拿出你的魄力！”啊，她想就要感到他拳头的分量了，只为了表示他关心她，只为他心中还有她。
芬克先生跳了起来，因为玛吉另一只手猛地一挥击中他的下巴。在这可怕而又幸福的时刻，她闭上了双眼，等候他的回击，快来吧！她念着他的名字，她向盼望中的一击迎过去，为这一击她等得好辛苦。
在下面一层的套房里，卡西迪先生正满脸愧色地替玛米的那只眼睛搽粉，准备出游。从楼上传来女人的洪亮的声音，毫无疑问是家庭冲突发出来的声音。
“马蒂同玛吉在吵架？”卡西迪先生猜测，“想不到他们也来这一手。我要不要跑上去，问他们要不要纱布卷儿？”
卡西迪太太一只眼珠亮得像钻石，另一只至少像浆糊。
“哦！哦！”卡西迪太太突如其来地含含糊糊地应着，“噢，你先别去，让我——让我先去看个明白。”
她快步登楼。她的脚才踏上上一层楼房的过道，芬克太太就从厨房门口猛地奔了过来。
“啊，玛吉，”卡西迪太太压低嗓音愉快地叫道，“怎么？他打你了？啊，他打你了？”
芬克太太奔过来，脸贴着好友的肩膀，伤心地哭泣。
卡西迪太太捧着玛吉的脸，轻轻地抬了起来，看见她满脸泪痕，红一阵，白一阵，可是在她那又白又红、带着雀斑的柔软的漂亮脸蛋上却找不到被打的痕迹。
“告诉我，玛吉，”玛米求她，“让我进去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他打你了吗？他怎么动的手？”
芬克太太的脸又一次失望地埋到她好友的怀里。
“求求你，看在上帝的面上，不要进去。”她哭泣道，“不要告诉任何人，更不要声张。他没有打我，一下都没有，他——他在，啊，上帝，他正在洗那堆脏衣服。”
出名
——［俄国］契诃夫
米佳·库尔达罗夫深夜闯进父母家，神情亢奋。
全家人十分震惊，米佳把一份报道自己发生交通事故的报纸交给了父亲。
夜里１２点钟，米佳·库尔达罗夫疾风般地冲进父母的住宅，转眼间跑遍了每个房间，神情十分激动。那时父母已经上床休息了，妹妹还躺在被窝里读着一本小说的最后一页，几个上中学的弟弟也已经睡着了。
“你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双亲惊奇地问道，“告诉我，孩子，你怎么了？”
“噢，先别问！我怎么也没料到！没有，我怎么也没料到呀！这……这像做梦一般，太出人意料了。”
米佳哈哈大笑起来，坐到安乐椅上，他兴奋得站也站不稳了。
“这怎么可能？你们想像不到！”
妹妹跳下床来，把一条被子披在身上，走到哥哥跟前。几个弟弟也醒了。
“发生了什么事？你脸色不好呀！”母亲又一次关心地问道。
“我没什么，真让人高兴，好妈妈！要知道，现在整个俄罗斯都知道我了！真的！以前只有你们知道这世界上有个十四等文官米佳·库尔达罗夫，而现在呢，整个俄罗斯都知道了！好妈妈！哦，太不可思议了！”
米佳跳起身来，又跑遍了每个房间，然后又坐下来。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给我们说清楚吧！”
“你们不问世事，从来不看报纸，也不注意众所周知的事情，可是报纸上有那么绝妙的东西啊！只要有什么事情发生，马上就会公诸于世，什么也瞒不住。我是多么幸福啊！啊，上帝呀！原先只有知名人士上报、出名，而现在我也上报了，我出名了！”
“你说什么？在什么报纸上？”
父亲脸色变得苍白起来，母亲望着圣像，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弟弟们跳下床来，都穿着一个式样的短睡衣，走到哥哥跟前。
“不错！报导我！现在整个俄罗斯都知道我了！您，好妈妈，把这份报纸收起来作个纪念吧！没事拿出来读读。你们请看！”
说着米佳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报纸，递给父亲，用指头戳戳蓝铅笔画过圈的地方。
“看一看吧！”
父亲戴上眼镜。
“快点呀！”
母亲望着圣像，又在胸前画了个十字。父亲咳嗽了声，念起来：
“12月29日晚上11点钟，十四等文官米佳·库尔达罗夫……”
“听见了吗？我出名了，快，不要停下来，接着念。”
“……十四等文官米佳·库尔达罗夫走出坐落在小勃龙纳亚街的科兹欣啤酒馆时，已醉得不成样子……”
“我这是和谢缅·彼得罗维奇在一块……一切细节都写到了！接着念吧！念下去！听着！”
“他已走不稳路了，突然，他跌倒了，正倒在停于该处的一位马车夫的马蹄子底下，马车夫是尤赫诸夫斯基县杜雷基纳村的一个农夫。受惊的马从库尔达罗夫的身上跳过去，拖着的雪橇从他身上辗了过去，车上面坐着莫斯科的二等商人斯捷潘·鲁科夫。马在大街上狂奔，但终于被几个看管院子的人拦住了。起初库尔达罗夫人事不省，被送至警察局，医生给他作了检查，说他的后脑勺受到撞击……”
“那是碰在车辕上所造成的。好爸爸，别停下来，继续念！”
“……他后脑勺受的撞击系轻度的震荡。警察对事件的发生经过作了记录。受伤者已予以治疗……”
“他们叫我用凉水冷敷后脑勺。没有了吧？对，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现在全俄罗斯都传开了！快拿过来！”
米佳接过报纸，郑重叠好，放进了口袋。
“我得让马卡罗夫看看去，还要给伊丽尼茨基一家人看看，还有娜塔莉娅·伊万诺夫娜、阿尼西姆·瓦西利伊奇，我都要让他们知道，我去了，回头见！”
米佳戴上别着帽徽的制帽，又兴奋地、疾风般地冲出了家门。
第一次登台演出
——［前苏联］H.伊萨耶夫
由于剧中主角突然发病，我被迫临时上场。 舞台上，我与另一主角配合得一团糟，却赢得了观众雷鸣般的掌声。
一位在本世纪非常有名的戏剧演员讲述了自己第一次登台演出的过程。
“我初次登台演出是在外省，当然，那个剧的名字我现在已经忘记了。剧本是我们剧院老板的弟弟写的。
“在剧中，我扮演一个小角色。我整个的戏就是走进商人梅尔卢佐夫家的客厅并且说：‘先生，普罗科普·普罗科普耶维奇来了。’梅尔卢佐夫回答说：‘请。’接着，我就出戏了，上场的该是悲剧演员藻霍夫，他扮演梅尔卢佐夫的一个股东。
“我的那句台词已被我背得滚瓜烂熟了。演出前一整天，我都在田野里向大自然寻找灵感。演出开始了，我迈着发抖的脚步来到前台，我小声说：‘先生，普罗科普·普罗科普耶维奇来了！’梅尔卢佐夫说：‘请。’我转过身，我自己都不知道是如何来到后台的。刚到后台一下子就倒在助理导演的身上了。可他严肃而明明白白地对我说：‘喂，老弟，你听好，悲剧演员藻霍夫，就是你刚才报告说他来了的梅尔卢佐夫的那个股东生病了……你瞧，他睡得像死人一样。现在只有一个应变办法，刚才你在台上讲的话反正观众谁也没听见，你告诉梅尔卢佐夫说，你来了……他懂！’
“助理导演不由我说什么，就把我推向前台。我又出现在梅尔卢佐夫的客厅里。我走近茶炊，恭恭敬敬地说：‘先生，我是普罗科普·普罗科普耶维奇，我来了。’接着傻乎乎地给自己倒了一杯茶。场内一片寂静。谁也没有看出什么破绽。梅尔卢佐夫非常焦急，他猛然站起来在舞台上走圈子，两眼发出炯炯光芒。他大声喊叫，因为他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该如何做。
“然后，他走到我身边，气愤的脸都抽搐了。他问：‘喂，怎么样？和我合伙买条货轮？’
“他那副要吃人的样子令我非常害怕，我又怎能不跟他‘合作’？我吓得脸色苍白，手里的茶杯也掉在地上了，我赶紧站起来说：‘好！’
“梅尔卢佐夫听后一下坐到椅子上，好像挨了一颗子弹似的。本来第一幕结尾和整个第二幕他都要劝我同他合伙买货轮，而我本应不同意这种做法，直至最后，我都要拒绝他。我现在突然表示同意，梅尔卢佐夫简直一点儿办法都没有了。他的妻子、正剧演员基尔金娜想赢得时间挽回局面，便介绍我同他们的女儿娜斯坚卡认识。我早对娜斯坚卡一见钟情，因此，趁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我把椅子靠拢她身边。
“这时候梅尔卢佐夫镇静下来了，他建议沿伏尔加河往下游走。我当然没有意见，表示同意。梅尔卢佐夫又一屁股坐到椅子上去了。因为戏剧的主要冲突是梅尔卢佐夫要乘刚买的轮船沿伏尔加河往下游走，而我，即普罗科普·普罗科普耶维奇却与他意见相反，坚持要往上游去。
“现在我把梅尔卢佐夫要和我绝交的主要王牌无情地打掉了，他现在真的是毫无办法了。在这难堪的寂静中，我在想对娜斯坚卡说什么话好呢。但是她的母亲抢在我的前面了。
“她说：‘普罗科普·普罗科普耶维奇，您看，娜斯坚卡长得那么漂亮，做一个未婚妻该有多好……’
“我的脸一下子变得苍白。幕落。
“在后台，梅尔卢佐夫走到我跟前，狠狠地提起我的西服领子说：‘你信不信，如果你再讲话，我会掐死你。’
“当第二场开始的时候，梅尔卢佐夫悲痛地告诉观众，刚买的船在离萨拉托夫不远的地方沉没了，他也因此破产了。全场观众看着我，期望我讲两句关于我的生意的事，可是我什么也没有说。
“梅尔卢佐夫来到妻子和女儿跟前，又向她们重说了一遍刚才向观众说过的关于轮船沉没的话。以后的剧情是：梅尔卢佐夫的妻子回娘家了，他女儿——娜斯坚卡进了修道院，而破了产的梅尔卢佐夫沦为乞丐到处流浪。这时，我突然感到，舞台上就剩下我一个人了，舞台后面也没人了。
“我面色苍白，站起来离开茶炊，神情凄惨地向观众伸出一只手，用颤抖的声音问道：‘先生们！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台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幕落。
“第二天，当地的省报写道：我们欣喜地发现一个悲剧天才在昨天的演出中初露锋芒。这讲的就是我。”
错误
——［前苏联］左琴科
列宁让值班秘书送来一份农业人民委员会委员的名单， 却说成“我要农业人民委员会的全体委员”。
于是秘书给各位委员打电话，等急了的列宁把秘书长叫了进去，知道原因后，承认了错误。
一天，列宁在克里姆林宫办公，他想看一看农业人民委员会委员的名单，然后再增添几名成员。
列宁按了一下铃。秘书处一位值班女秘书进来了。
列宁对她说：
“我要农业人民委员会的全体委员。”
值班女秘书急急忙忙地出去了，心里很纳闷。
因为昨天列宁刚和农业人民委员会的全体委员开过会，怎么今天又要召集他们呢？
值班女秘书拿出名单，挨个儿打电话通知各位委员立即到列宁办公室里来。
委员很多，要给全体委员打通电话，至少要花费半个小时。
那位值班女秘书手忙脚乱，不停地拨电话。
十几分钟过去了。突然，值班室响了三下铃声，这是列宁请秘书长去办公室。
秘书长弗季叶娃同志赶紧走了进去。
列宁严厉地对她说：
“我真不明白，我要一份农业人民委员会委员的名单，已经过去十五分钟了，名单还没给我送来。你们秘书处的人到底在干什么？”
弗季叶娃同志回到秘书处才弄清楚，原来出了个不愉快的误会。值班女秘书没把委员名单送给列宁，而是正在通知全体委员来开会。
这时，值班女秘书才知道列宁要的是委员名单，而不是见委员本人，心里十分懊恼，一下子就大声哭了起来。她觉得自己出了这么大的差错，一定会受批评的。
弗季叶娃拿着一份名单进了办公室。她笑着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列宁。
在她看来，当列宁知道这个喜剧性的误会以后，一定也会觉得很可笑。
可是，她抬眼一看：列宁并没有笑，他紧蹙眉头，显得很不满意。
列宁若有所思，自言自语地道：
“我刚才说的那句话难道这么不确切？……是的，我是这么说的，‘我要农业人民委员会全体委员’……”
弗季叶娃同志对列宁说：
“列宁同志，请您原谅。我们的那位女秘书没有经验，她不久前才到这里工作的。”
列宁说：
“她做得很对，是我错了，我没有说清楚。这是我的错误。”
后来，弗季叶娃把列宁的话告诉了女秘书。我们这位年轻的女秘书听说后，擦掉眼泪，破涕为笑。
她向秘书长说了过去的一件事情：
“去年，我在一个办事处当打字员。有位首长说错了一句话。您猜猜，他是怎么处理的吗？他把我狠狠地训了一顿，说我打错了字，还说要撤我的职。我觉得太委屈了，整整哭了一天一夜……刚才我哭得毫无道理，我不知道列宁这样公正！”
弗季叶娃同志说：
“不，这不仅是公正的问题，承认自己的错误而不委过于人，这是最高尚的品德，是最难能可贵的。不过，哭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勇敢坚强。”
这时，得到通知的委员陆续到了。当他们知道白跑一趟时，心里都不太高兴。
其中一位委员说：
“我心里不高兴，并不是因为白跑了一趟，我遗憾的是今天看不到列宁了。”
其他委员的想法也都是如此。后来，委员们便各自回家了。
鬼魂、少女和黄金
——［英国］艾登·钱伯斯
一个胆子奇大的女仆凭着过人的胆识为自己赢得了金钱和机会，但她因蒙骗了老太太的鬼魂，不但失去了到手的金子，还经常遭到丈夫的毒打。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模样俊俏、胆子奇大的女仆。她在农庄服侍一位农庄主。一天晚上，农庄主和朋友们正喝着酒，发现啤酒喝完了。
“这好办，”农庄主说道，“我那女仆会去酒馆买几瓶的。”
当晚是个漆黑之夜，无月无星，伸手不见五指。
“天这么黑，你那女仆怎么敢去？算了吧！”农庄主的朋友们说。
“什么话，”农庄主答道，“她什么也不怕，不管死的活的。”
女仆出了门去，不一会儿带着酒回来了。于是农庄主的朋友议论纷纷，都说这事可真少见，像她这么年轻的姑娘竟如此大胆。
“这对她来讲，实在没什么，”农庄主说，“告诉你们，不管白天黑夜，没有她不敢去的地方，她什么也不怕，不管死的活的。”
当下他就以一个金基尼为赌注，说他的朋友中没人能找出一件那女仆不敢去做的事来。
一位朋友应了这场赌，于是大家约定下星期同一天再见面，那时就要让这女仆去完成一项任务。
在这天还没到来之前，应赌的那位朋友到教区牧师那儿借了教堂的钥匙。接着他又用半个金基尼买通了年老的教堂执事，叫他躲在教堂的积骨堂中的棺材和白骨堆里，等到那女仆到来时，好去吓唬她。
这一天终于到了，农庄主和他的朋友们像往常那样聚在一起了。
“来吧，我们的赌约可以开始了，”那位和他打赌的朋友说，“她不敢半夜里独自走进教堂，从积骨堂里取回一块头盖骨来。”
农庄主唤来女仆，吩咐她去积骨堂取一块头盖骨回来。那女仆听完后，什么话也没有说，转身出去了，这使那些除了农庄主之外的人都大吃一惊。
女仆进了教堂，朝积骨堂走去，心里波澜不惊。到了堂里，她从死尸和白骨堆中拣了一块头盖骨。
老教堂执事正躲在门后头等着呢，这时他沉着嗓子吼道：“放下，那是我娘的头盖骨。”女仆镇静自若放下那块头盖骨，又拾了另外一块。
“那块也不行，那是我爹的头盖骨。”执事呻吟着说。
姑娘又放下手中的头盖骨，拣起另一块来，边拣边说，因为她已经耐不住性子了：
“是你爹的也好，你娘的也好，姐姐的也好，兄弟的也好，反正我得拿块头盖骨走。”
说着她带着那块头盖骨走了出去，走到门口还随手把门关上。
回到家里，女仆把头盖骨往桌上一放说：
“主人，头盖骨我取回来了。”
“你取头盖骨时没听见别的特殊的声音吗？”打赌的那位朋友问。
女仆答道：
“听到过。有个傻乎乎的鬼魂冲着我直嚷嚷，‘放下，那是我娘的头盖骨。’‘那也不行，那是我爹的头盖骨。’而我直截了当地告诉它，是你爹的也好，是你娘的也好，或者是兄弟姐妹的也好，我一定要拿一块头盖骨就是了，于是我拿了一块，就是这块。我走开的时候还把积骨堂的门关好。关门时我听见鬼魂在里面像杀猪般的嚎叫。”
听到这里，打赌的那位朋友一跃而起，疾风般地冲了出去，他知道叫喊的是谁。不出所料，他打开积骨堂的门，就看见那老执事已经连惊带吓倒在地上昏死过去了。
农庄主把赢来的那枚金基尼作为赏钱给了那年轻女仆，以奖赏她的勇气。
又过去了几年，南边的萨福克郡有位绅士的老母亲去世了，并且已经下葬。但老太太却不愿意离世这么早。她不断在老家进进出出，三餐用饭时到得更勤。有时她全身显现，有时只露出一部分来，有时人们只能看见刀叉从餐桌上升起，按照她双手所应在的范围在空中飞动。仆人们包括那个绅士被吓得魂飞魄散，仆人们纷纷辞了工，剩下那绅士形只影单，不知如何应付。
绅士听人说起，在相隔几个村子的诺福克郡有这么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姑娘。他赶紧赶着马车到了那里，将他母亲以及鬼魂的事情原原本本述说了一番，问那女仆是否愿意为他做工。
女仆对绅士说，她从不害怕所谓的鬼魂一类的东西，她根本不把它们放在心上。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她觉得这一点应该在她的工钱上有所考虑，绅士对此只有高兴的份儿，忙不迭地答应，用优厚的工钱雇了她，于是姑娘便同他一道坐着马车去他家了。
女仆来到绅士家，第一件事就是为鬼魂留出一个用餐的位置，但她十分注意不把刀叉放在桌上，因为这是魂灵们所特别忌讳的。用餐时她总将蔬菜端给那鬼魂，还替鬼魂做各种事情，一句话，没有把鬼魂当做魂灵一类，而是当做绅士的活生生的会呼吸的母亲。
“给您胡椒粉，太太。”女仆边说边递上胡椒瓶。“这是盐，给您。”当她递盐碟子时又这样说。
女仆的这种做法赢得了鬼魂的欢喜。事情就这么进行着，没有什么变化。直到有一天，绅士有事去了伦敦，事情才有了变化。
绅士走后第二天，这个年轻的女仆正跪着擦洗客厅的壁炉架，这时她瞥见一个单薄的身影正从开着一条门缝的门里挤了进来，接着来到了房间，原来正是老太太的鬼魂。
“玛丽，你怕我吗？”鬼魂问道。
“当然不怕，”姑娘说，“你是死的，而我是活的，我为什么要怕你呢？”
这话使得鬼魂惶惶不安了一阵子。但它又说：
“玛丽，你跟我到地窖里去，不要带灯，我会发光，使你看得见路。”
女仆二话没说，起身跟着鬼魂就走，这个鬼魂浑身像灯笼似地闪闪发光。下到了地窖里，鬼魂指着地面上几块松动的砖说：
“把这几块砖挖起来，玛丽。”
女仆照吩咐做了，她发现砖下面有两袋金子，一袋大，一袋小。
“玛丽你听好，”鬼魂说，“大袋的金子是给你主人的，小袋的给你，你是个无所畏惧的姑娘，应该得到这赏赐。”
说完，鬼魂消失了，它所发出的光也随之熄灭。年轻的女仆只好在黑暗中摸索着回到地面。
三天后，绅士回来了。
“我不在这几天，我母亲的鬼魂来找过你吗，玛丽？”他问。
“来过，主人，”女仆答道，“我们还曾经谈过话，你要是不怕和我一同到地窖里去的话，我会带你去看样东西。”
绅士笑了，说如果她不怕，那么他也不怕。
于是他们点燃一支蜡烛，走了下去。女仆搬开了那些砖。
“这儿有大小两袋金子，主人，大袋是给我的，小袋是给你的。”
“什么？”绅士叫道。他心想，母亲本该留给自己儿子那大袋的金子的。想归想，他还是拿了那袋小的。
从那以后，每逢摆设餐桌，女仆总是把刀叉交放着，这样便防止鬼魂把自己所干的事泄露出来。
但是，绅士还是猜透了事情的原委。过了不久，他便娶了这年轻的女仆。就这样，两袋金子终究还是都到了他手里。每当他喝醉了酒，便打那姑娘，而他又常常喝醉。可这又能怪得了谁呢？这也许是她骗鬼魂的结果。
养老金
——［法国］莫泊桑
一个摩纳哥人杀了人，被判处死刑，但由于费用问题，死刑执行不下去。由死刑改判无期徒刑后，仍然执行不下去。最后，给这个犯人每年六百法郎养老，才算了事。
摩纳哥处在法国和意大利交界处，是地中海的一个小海滨国。许多小镇子都可以夸口说它的人口比摩纳哥全国的人口还要多，这话不为过，摩纳哥举国上下总共只有七千人左右。如果把这个王国的所有土地都平分了，摊到每个人头上还不到一英亩。但是在这个如此小国也有一个真正的国王，国王有宫殿、廷臣、大臣、主教、将军，还有一支军队。
这支军队恐怕是世界上规模最小的，只有６０名士兵。和别处一样，这个小王国也征税：烟草税、酒类税、人头税等等。但是，尽管那里的人们也像别国人民一样抽烟喝酒，可是实在由于人口太少，国王如果不想想别的办法扩大税源，他是无法靠这点税收来养活他自己以及他的廷臣官吏的。这笔收入就来自一个赌轮盘的赌场。人们在这里赌博，不论输赢，老板都要从中取利，留下自己的那份收益以后，须向国王缴纳一大笔钱。他所以能缴纳这么一大笔钱，主要原因在于，这样的赌场，在全欧洲它是惟一的一家。某些德意志的小君主也曾开过这一类的赌场，但几年前都被取缔了。因为这些赌场危害实在太大。一个人先是来碰碰运气，接着他就会把什么都押进去而且输得精光。再接下来，他会铤而走险拿别人的钱来赌，如果再输了，他就会在绝望之中去投河自尽或开枪自杀。因此德国人就不许他们的君主这样收敛钱财。可是并没有人来制止摩纳哥国王这么做，所以他仍然垄断着这个行业。
因此谁要想一“赌”为快，摩纳哥是惟一的去处。当然，按照规矩，国王是会得到一笔钱的。俗话说：“单凭老实劳动，不会有宝石王宫。”摩纳哥国王也知道这是个不体面的营生，可他再也想不出别的办法，而且就是从烟酒方面敛钱也不见得是好事。他就这样过着日子，治理国家，聚敛钱财，像一个真正的国王那样，举行种种觐见仪式，临朝听政，还给自己举行加冕典礼；他奖赏臣工，赦免犯人；他还有自己的检阅仪式、国务会议、法律和法庭。这些都和别的国王一样，只不过规模大小不同而已。
一件让人为难的事发生了，那就是在这块土地不大的国家发生了一起杀人案。这个王国的人民一向是安分守己的，这种事过去从没发生过。法官们隆重地举行了会议，用最公正谨慎的方式审理了这个案子。法官、检察官、陪审团和辩护律师都出了庭，他们彼此反驳刁难，谨慎推测。最后，根据法律判定，犯人应该斩首。到此为止，一切都还算顺利。接着，他们就把判决呈报给了国王，国王审阅了判决，并且批示：“如果这犯人按律当斩，处决就是了。”
难题就在执行上。他们既没有砍头用的断头机，又没有行刑的刽子手。大臣们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决定去信向法国政府求助，请求借给他们一部断头机和一名使用这种机器的专家来处决那个犯人，如果可以，那么所需费用是多少。信发出去了。一个星期之后，收到了回音。法国政府应允他们可以提供一部断头机和一名专家，费用是一万六千法郎。国王看了信，前思后想，总觉得费用太高，接受不了。“那个罪犯值不了这么多呀，”他说，“难道多少便宜点就不成吗？嘿，一万六千法郎，全国每人要摊两法郎还多呢。人民无力承受这个负担，是要造成天怒人怨的。”
于是，国王又召集了一次国务会议来研究对策。会上决定向意大利国王发出一封类似的信。法国政府是共和制的，对国王缺乏应有的敬意，而意大利是君主制国家，也许可以稍微便宜点儿。就这样，信发出去了，并且很快就得到答复。
意大利政府是这样答复的：很愿意帮这个忙，但是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包括旅费在内，总共费用是一万二千法郎。这倒是便宜了点儿，可是看来还是太贵。那个罪犯不应有这么高的身价，而且仍然将从每个人身上抽将近两个法郎的税。于是，又开了一次国务会议，会议需要解决的问题仍是降低费用问题，比方说，难道不能弄个士兵，将就点儿把事儿办了吗？于是召来了将军，问他：“你不能给我们找个士兵把那个人的脑袋砍下来吗？在战争中，他们杀人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实际上，他们受的训练不就是为这个吗？”于是将军给士兵们谈啦，看看有谁愿意干这个活儿。但是士兵们谁也不愿干。“不行，”他们说，“我们只会在战争中杀人，像这种事第一次遇上，我们无法下手。”
这如何是好？大臣们商量来商量去。他们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下设一个委员会，委员会下面再设一个小组委员会。他们最后商量的结果是：把处决改为无期徒刑，这样既可以显示国王的宽大，又可以节约开支。
他们把这个结果对国王一讲，国王欣然同意。现在只有一件事不好办：他们没有囚禁无期徒刑犯人的监狱。他们倒有一间关禁闭用的拘留所，但不是永久性的、建筑坚固的监狱。不过他们总算找到了一个可用的所在，于是把那个犯人关进去，并派了一名看守，既要看住犯人，还得从御膳房里给犯人打饭。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那个犯人给关了一年。有一天，国王审阅他的收支账目，注意到一项新的花销，这就是看管那个犯人的费用，而且这笔开支的数目还不小：要派专人看守，还要管犯人的饭，一年大约要用去六百多法郎。而最糟糕的是，这家伙正年轻力壮，也许还能活上几十年呢。这样一算，问题就严重了。这可不行。于是国王召见了各位大臣，对他们说：
“用这个办法处理这件事是欠考虑的，这个办法太费钱了。”大臣们又举行了会议，商量来商量去，最后有一位说：“按我看，我们得撤掉那名看守。”另一位大臣反驳说：“那样一来，这家伙就会跑掉的。”这一位说：“跑就跑吧，还怕他不跑呢！”于是他们把审议的结果报告给国王，国王同意了。看守撤掉了，大臣们都等着看以后会发生什么情况。结果他们发现，吃饭的时间到了，犯人出来看看，守卫没有了，他就自己到御膳房去打饭。他端了饭回到房中，自己关上门，就不出来了。以后天天如此，可就是没有一丁点儿逃跑的意思。怎么办呢？大臣们又商议了一番。
他们说：“这样吧，我们直接跟他摊牌吧，就说我们不想再关着他了。”于是司法大臣让人把犯人带来。
“你为什么不跑呢？”大臣说，“没有人看着你了。你想到哪儿就可以到哪儿，国王是不会介意的。”
“我相信这一点，”那人回答说，“可我没地方可去呀。叫我怎么办呢？你们给我判了刑，我的名声也完了，现在人家不会理我了。再说，我也干不了活儿。你们这样对待我不公平呀。首先，你们既然判了我死刑，就该把我处决才是，可你们没有这么办，这是第一件，我没有为这个发过牢骚。然后，你们又判我无期徒刑，还派个看守给我打饭。我仍然什么都没有说，可你们又把看守撤了，我只好自己去打饭，对此，我仍然忍了下来。可是现在呢，你们干脆要把我撵走了！这我可接受不了。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想撵我离开这里，绝对办不到。”
这个问题又一次把大臣和国王难住了。无奈之下，大臣们又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各种办法都研讨过了，最后决定给这个罪犯一笔养老金。他们把这个决定报告给了国王。“实在没有办法了，”他们说，“我们总得打发了他才成。”养老金的数目定为每年六百法郎，并且把这个决定通知犯人。
“既然这样，我愿意接受，但你们必须按时把钱给我。要是这样，我可以走了。”
最终问题得到了解决，那个罪犯领到预付给他的三分之一的养老金，离开了这个王国的疆土，这只需坐一刻钟的火车就行。他迁居到国外去了，在国境线那边定居下来。他利用养老金买了一块田地，开始种菜度日，过着很舒服的日子。他总是准时去摩纳哥领养老金，拿到了钱，他就到赌桌上去赌两三个法郎的输赢。有时赢了，有时输了，然后便回到家里去。他安分守己，日子过得挺好。
玩笑
——［法国］莫泊桑
我到朋友家去打猎，却怀疑朋友们准备开我的玩笑， 因此我做了一些预防措施。 但是正是由于这些预防措施，使得男仆把早茶泼到我的脸上。
我是一个喜欢开玩笑的人，我开过别人的玩笑，而别人也开过我的玩笑，下面这个玩笑是我开自己的玩笑。
秋天的时候，我到朋友家里去打猎。而我的这些朋友也是一些爱开玩笑的人，我不愿结交其他人。
我到达的时候，他们像迎接王子那样接待我，这引起了我的怀疑。他们朝天打枪，他们拥抱我，好像等着从我身上得到极大的乐趣似的。我对自己说：“小心，他们好像打着鬼主意。”
吃晚饭的时候，欢乐显现在每个人脸上。我想：“瞧，这些人没有明显的理由却那么高兴，他们一定是策划好了开一个什么玩笑，而这个玩笑一定是开在我身上，我要防备点。”
整个晚上人们都在笑，而且笑得很夸张。我嗅到空气里有一个玩笑，正像豹子嗅到猎物一样。我既不放过一个字，也不放过一个语调、一个手势。我感到一切都是预谋好了的。
天很晚了，该上床休息了，他们把我送到卧室。他们大声冲我喊晚安。我进去，关上门，并且一直站着，一步也没有迈，手里拿着蜡烛。
我听见过道里有笑声和窃窃私语声。显然，他们在暗中监视我。我用目光检查了墙壁、家具、天花板、地板，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地方。我忽然听见门外有人走动，一定是有人从钥匙孔朝里看。
这时，我突然想到：他们是不是要把我的蜡烛弄灭，然后在黑暗中……于是，我把壁炉上所有的蜡烛都点着了。接着我再一次打量周围，但还是一无所获。我迈着大步绕房间走了一圈——没有什么。我走近窗户，百叶窗还开着，我小心翼翼地把它关上，然后放下窗帘，接着我又在窗前放了一把椅子，这就不用害怕有任何东西来自外面了。
最后我小心翼翼地坐下。扶手椅是结实的。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我终于承认自己是可笑的。
当我想要睡觉的时候，我发现我的睡床有可疑之处。于是我采取了自认是绝妙的预防措施。我轻轻地抓住床垫的边缘，然后慢慢地朝我的面前拉。床垫被拉过来了。用同样的办法我又拉来被子、床单。我把所有的这些东西拽到房间的正中央，对着房门。在房间正中央，我重新铺了床，远离这张可疑的床。然后，我把所有的烛火都吹灭，摸着黑回来，钻进被窝里。
在头一小时里我不敢入睡，一听到声音，哪怕是最小的声音也打哆嗦，但终归没有发生什么，于是我睡着了。
我自认睡了很长时间，而且睡得很熟。但突然之间我惊醒了，因为一个沉甸甸的躯体砸到了我的身上。与此同时，我的脸上、脖子上、胸前被浇上一种滚烫的液体。我大叫起来。
砸在我身上的那一大团东西一动也不动，把我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伸出双手，想弄清这团东西是什么物体。我摸到一张脸、一个鼻子。于是，我用尽全身力气，朝这张脸上打了一拳，但我立即换回一阵耳光。我从湿漉漉的被窝里一跃而起，穿着睡衣跑到开着门的过道里。
啊，真令人惊讶！天已经大亮了。朋友们闻声赶来，发现男仆躺在我的床上，神情激动。原来，他在给我端早茶进房间的时候，碰到了我临时搭的床铺，摔倒在我的肚子上，把早茶浇在了我的脸上。
我所防备开在我身上的玩笑，恰恰正是我关上百叶窗和到房间中央睡觉这些预防措施造成的，我开了自己一个玩笑。
真的故事
——［法国］莫泊桑
贵族青年卫仑多与女佣人蔷薇闹出恋情，蔷薇怀孕后，被卫仑多逼迫着嫁给一个狡猾的光棍。卫仑多解脱了，蔷薇却在丈夫、婆婆的虐待下悲惨地死去。
一阵迅疾而狂暴的秋风，在门外的树林中呼号着。无数可怜巴巴依附着大树的枯叶被风吹落，然后扬向云端，漫天飞舞。
那些打猎的人吃完了晚饭，却都没有脱掉他们的长统皮靴，他们满面绯红，兴致勃勃。这些人都是诺曼底省的一些半贵族半乡绅而又半务农的人，家境富豪，身体壮健，气力大得可以击断那些在集市里蹲着的牛的双角。他们在艾巴乡的村长白龙兑尔老板的山场里打了一整天的猎，现在正在那个别墅般的田庄里围着一张大桌子吃东西，田庄的主人就是他们的东道主。他们吼叫着说话，像野物嗥着一般大笑，他们无拘无束地伸长了腿，肘拐撑在桌布上面，眼睛在灯光下面睁得大而有神，身体被一座向天花板吐出血色微光的大火炉烘得火热；他们所谈的都是打猎和猎狗。但是已经酒至半醉的他们，仅是打猎和猎狗的话题已远远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所以他们全体都用眼光去追逐一个用发红的指尖儿托着那些满盛着食物的大盘子的强壮女仆。
忽然，一个喜欢吵闹的姓塞菇尔的汉子——这个人从前本想做教士，现在却成了兽医，给本地附近各户诊治家畜——他高声说：“了不得，白龙兑尔老板，您有一个无可非议的女佣人。”于是一阵哈哈的笑声爆发了。
这时候，一个嗜酒如命的贵族卫仑多先生扯着嗓子说：“我从前和这样一个女孩子有过一段奇异的故事。哼，我应当说给大家听。每次想到她，我就想起一只叫麋儿扎的雌狗，我曾把这只狗卖给了何宋内子爵。但是只要有人放开它，它总要回来，可见它不能离开我。后来我生气了，便央求那位子爵用链子拴住它。后来你们可知道它怎样吗？那个畜生竟忧郁地送了命。不过现在不说它了，还是回到我那女佣人身上吧！”
接下来，卫仑多先生给大家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那时候，我刚二十五岁，还没有成家，住在我在好乡的别墅里。你们知道，在一个人年轻有钱而晚饭后又无事可做的时候，他总会想方设法去找点事来做的。
不久，我认识了一个在戈乡的兑布多先生那里做事的年轻姑娘。白龙兑尔，你应该认识兑布多吧。简而言之，那个小家子女很叫我发狂，为了她，我亲自找到她的雇主，向他提出一件交易。倘若他把他的女佣人让给我，我就把他想了两年的那匹黑马卖给他。兑布多大喜过望，他握着我的手说：“彼此两无异言！卫仑多先生。”交易做成了——那个小女人到我别墅里来了，我则亲自牵了那匹马到戈乡去，作价三百法郎让给了兑布多。
事情顺利得像轮子转圈一样，谁也没有疑虑到什么。仅仅从我说来，蔷薇有点过于爱我；你们知道，那孩子不是那种不三不四的人；她的血脉里大概有些与众不同之处，而凡是和东家闹恋情的女佣人总有点与众不同。
总而言之，她非常崇拜我，这从那些小狗的称呼和种种温存亲热的字眼里可以感觉出来。
在蔷薇来到别墅之初，我自己就盘算过：“这件事顶好是不要维持太久，否则我要上当！”但是我不是容易上当的，我不是那种能轻易就被女人迷得住的人。
末了，当她向我通知说她怀孕了的时候，这简直像是有人在我胸脯上“噼啪”放了两枪。她呢，吻了吻我，笑着，舞着，她发痴了，仿佛高兴得没什么话说。当天我什么话也没有说，但是到了夜晚，我的心里便打起鼓。我想：“事情发生了，但是应当拿出手段来，割断那根线，晚了就不好办了。”你们不知道，那时候，我父母都住在巴仑乡，我姐姐伊士拔侯爵夫人住在罗贝克，离好乡不过十多里路，这是开不得玩笑的。
但是怎样处理这件事呢？倘若她离开我那里，肯定会有人怀疑，有人饶舌；倘若我留下她，不久便会有人看见她的大肚子，我想我不能够这样留下她。
我和我舅舅克勒德邑侯爵谈起这件事，他是一个见多识广的老江湖，我向他征求意见。他泰然答复我：
“应当嫁掉她，好孩子。”
我一下跳起来：
“嫁掉她，舅舅，但嫁给谁？”
他从容地耸着双肩：
“您愿意嫁给谁，这是你的事，不是我的事。一个人只要不笨总可以找得着。”
我把舅舅的话想了七八天之久，后来我对自己说道：
“舅舅的想法是对的。”
后来我开始挖空心思地思索起来。某一天晚上，我和一个在本地做推事的人吃晚饭，他对我说：
“波梅尔老婆子的儿子，新近又闹了一个笑话，他的结局将来肯定不会好。可见，遗传的力量是很大的。”
那个叫波梅尔的老婆子年轻时靠出卖色相生活，一个法郎便可以使她卖掉她的灵魂，她儿子的坏劲儿更可以想像。
我走去找她，并且把事情的前因后果都说了。
我真窘于答复，因为她竟陡然问我：“您对于那个女孩子，能够给她一些什么东西？”那个老婆子真是狡猾，但是我也不笨，我早就预备妥当了。
我在沙司乡附近刚好有三块地，共六亩，那些地本来属于我在好乡的三个庄子。那些庄稼人因嫌其过远，我就收了回来，后来那些庄稼人又来胡闹，我便在每个佃约里免了他们应当缴的鸡鸭之类。这样一来简直算是丢了。所以我那时候便在邻近买了一点儿地，在上面造了一所小房屋，两者共花了我一千五百法郎，所以我算置办了一桩没有花多少钱的小产业。于是我就把这点产业给那女孩子做了陪嫁。
那老婆子还嫌这些产业不够，但是我也不让步，结果我们就不欢而散。
第二天一大早，她的儿子来找我。说到他的面貌我已记不大清楚，但看见他后，我就放心了；因为若是在乡下人之中看来，他并不算坏，不过却像一个很狡猾的人。
他随随便便地谈起那桩事，如同他要买一头母牛似的。等到我们谈好了之后，他要看看那份产业，于是我们便动身去看。那光棍竟叫我在那里足足等了他三个钟头，他量过宽窄，又拾些土块儿在手里打散，俨然像是害怕看错了货色。那房屋的顶还没有盖好，他看后说非盖石板不行，因为这样可以减少修理。
随后他向我说：“你不会只给我几间空房子吧？我希望你把家具也配上。”
我反驳道：
“不行，拿一座田庄给您，已经很不错了。”
他冷笑着说：
“我为一个孩子讨一套家俱，这不算过份吧？”
我不由脸红起来，他说：
“我们可以协商一下：您可以给一张床，一张柜，三把椅子和一套吃饭用的东西，否则我是不会答应的。”
我只好同意了。
于是我们便又上了回家的道儿，他那时竟没有一个字谈到那女孩子身上。但是走了一阵儿，他忽然用一种狡猾而又不怀好意的口气问：
“但是，倘若她死了，这产业又归谁呢？”
我说：
“自然归您。”
他从一大早就想知道的事现在全都知道了，所以他用一种满意的态度同我握手，我们算是谈妥了。
唉！让人头痛的是蔷薇，当我把我的意见告诉她后，她倒在我脚跟前呜咽起来，并且重复地说：“您来给我提议这件事！您！您！”经过了七八天，她始终抗拒，无论我怎样苦劝和怎样哀求。女人真是笨，一旦产生了爱情，她们就什么也不明白了，世上没有可以自恃的聪明，爱情高于一切，一切为的是爱情！
结果，我终于生气了，并且以要推她出去来恐吓。她才慢慢地让步，条件是允许她经常来看我。那一天到了，我亲自引她到教堂里去，敬神和喜酒种种费用都是我出的。总而言之，我漂亮地办了一切的事。随后我告别了，到杜尔乃我哥哥家里住了半年。等我回来的时候，我才知道她每星期必来探听我的消息。到家不到一刻钟，便看见她抱着一个孩子走进来了。看见那小家伙我心里非常难受，你们相信我的话吗？大概我还吻了那孩子。
至于孩子的母亲，简直不忍目睹，她完全变成了一副枯骨，一个影子样的东西了，又老又瘦。婚姻于她真没有好处！我机械地问她：“你日子过得好吗？”
还未说话，她的眼泪就像泉水般涌出来了，她泣不成声地哭着，并高声说：
“我不能够，我不能够丢开您。现在，我情愿死，再不愿活了！”
她发疯似地给我闹了一大阵，我尽力安慰她，并且送她直到栅栏门外。
后来，我听说她的丈夫打她，她的婆婆虐待她，她嫁过去后没过一天好日子。
两天之后，她又来了。她抱住了我，跪在我的面前：
“请您杀了我吧，我不想回去了。”
这完全是麋儿扎要说的话呀，倘若它能够说！
整天的这样闹，渐渐叫我头疼了；我终于又出去躲了半年。等我再次回了家……等我回了家，我才知道她在三个星期前死了，以前，她每逢星期日必定回来……始终像麋儿扎一样。那孩子在她死后八天也死了。
至于那丈夫——狡猾的光棍，却袭承了那笔遗产，仿佛他从此很有运道，现在他做了村里的自治委员。
随后卫仑多先生一面笑一面说：“可以这么说，他的幸运是我造成的。”
末了，那兽医塞茹尔先生端着那盅烧酒送到嘴边，庄重地下了结论：
“不管怎么说，对待这样的女人还是要慎重。”
广告的受害者
——［法国］左拉
克洛德把广告作为自己的生活法典， 他盖房子、买家具以及购置其他用品，都以广告推荐为准。最终，他死在广告推荐的女梦游者手里。
克洛德从一懂事开始，就决定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我的生活计划已经定好了。我只要闭上眼睛接受时代的恩赐。为了跟得上社会的发展，过上文明、现代、幸福的生活，我只消每天早晚看看报纸和广告，准确地按照这些无比崇高的导师指点的去做。这是真正聪明的办法，惟一可能得到幸福的办法。”
从这一天起，克洛德把报纸上登的广告和墙上贴的广告当做他的生活法典，它们变成了帮他解决一切问题的、万无一失的指南。凡是广告上没有大力推荐的，他一定不会去尝试，甚至想都不去想。
可悲的是，恰恰正因为如此，他生活在一个真正的地狱里。
克洛德购置了一块地产，土是从别处运来的，他只能在桩基上盖房子。这所房子是他根据广告上推荐的最新潮方法建造而成的，一刮风就晃悠，一下大雨就漏个不停。
他的壁炉里安装着广告上所谓最先进的去烟器，冒出来的烟可以把人呛死；电铃不管您怎么按，它就是不肯响；厕所是按照一个极好的式样造的，却变成了一个可怕的臭屎坑；抽屉和壁橱门装的是特别的机件，开了关不上，关上了又开不开。
值得一提的是那架自动钢琴，它其实不过是一架糟透了的手摇风琴罢了；还有保险箱，撬不开，烧不着，在一个冬天夜里，被几个贼轻轻松松地背在背上搬走了。
可怜的克洛德，他不光是财产上受到损失，身体上也倍受折磨。
他刚到街上，衣服就裂缝了。这些衣服是刚从那些为处理存货举行大拍卖的公司里买来的。
而他的头发更是经历了一场大变革。他原是想把他的金黄色的头发变成黑色，这又是受他对文明进步的爱好的驱使。他刚用过一种药水，金黄色的头发全部脱光，他兴奋得手舞足蹈。因为照他自己说的，他现在可以涂一种油膏，一定可以使他长出一头比以前的金黄色头发厚两倍的黑发，而这可能吗？
他服用过许许多多种类不同的药品，他原来很强壮，现在变得很瘦弱，一用力就喘气。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广告使他走上了死亡之路。他相信自己有病，他按照广告上开的良方医治自己。他看到每种药品都受到同等的赞扬，他无法确定该服用哪一种，于是为了使疗效更高，他决定同时服用各种药品。
广告更是摧毁了他的智力。他把报纸向他推荐的书籍摆满书架。所采用的分类法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他把一本本书按照价值的高低排列。换一句话说，按照出版商花钱叫人写的那些评论文章的热情程度的高低排列。当代的所有荒谬愚蠢和下流无耻的书籍都集中在那儿，还从来没有人像他收藏这么多无用、庸俗的东西。克洛德很仔细地把介绍他买书的广告贴在每本书的书脊上。
这样一来他每次打开一本书，就可以事先了解他应该按照规定表达的是哪一种感情，是笑还是哭。
一次，克洛德从广告上看到有一个包治各种疑难杂症的女梦游者，于是连忙跑去请她医治他其实没有的毛病。这个女梦游者十分热心，要帮助他返老还童，把回复到十六岁的秘方告诉了他。其实方法也很简单，只要用某种水洗澡，再内服某一种水就行了。
他如获珍宝，急忙按照所授方法去做了，他感觉的确年轻了，年轻得半个钟头以后别人发现他已经死在澡盆里。
克洛德甚至在死了以后，也是广告的受害者。他在遗嘱中嘱咐，他的尸体要放在一口能够很快就起防腐作用的棺材里。这种棺材是一位药剂师新近发明的。可笑的是，棺材刚抬到公墓就裂成两半，这个不幸而又可怜的人的尸体滚到烂泥里，只好和碎棺材板混在一起埋了。
他的坟是用硬质纤维板和人造大理石砌的，第一个冬天的雨水就把它淋坏了，很快就在他的墓穴上变成了一堆没人能叫出名来的破烂。
最后一课
——［法国］都德
这一天，我上学迟到，没想到这是我所能上的最后一堂国文课。 在自己的国土上却要被强迫学习其他语言，国文教师哈墨尔先生怀着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对外寇的强烈义愤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
那天早晨，我上学去晚了，心中非常害怕，因为哈墨尔先生已经告诉过我们，他今天要考问我们分词那一课，而对这一课，我连头一个字也不会。这时，我起了一个念头，与其去挨训，还不如逃学到野外去玩玩。
野外的天气多么暖和！多么晴朗！
树林里传来白头鸟的鸣叫声，锯木厂的后面，黎贝尔草地上，普鲁士军队正在操练着。这一切比那分词规则更吸引我；但我还是努力克服了这个念头，快步朝学校跑去。
经过村政府的时候，我看见很多人围在挂着布告牌的铁栅栏前面正看着什么。这两年来，那些坏消息——吃败仗啦，抽壮丁啦，征用物资啦，还有普鲁士司令部的命令啦，都是在这儿公布的；我边跑边想：
“又出什么事了？”
正当我跑过广场的时候，带着徒弟在那里看布告的铁匠瓦赫特，对着我喊道：
“小家伙，用不着这么急！今天你去多晚也不会迟到了！”
我以为他是在讽刺我，就没有理他，而是气喘吁吁地跑进了哈墨尔先生的小院子。
往常，每当上课的时候，教室里总是一片乱哄哄的景象，那声音在街上都能听得见。课桌开开关关。大家在朗读课文时，为了专心就得把耳朵捂起来，老师则用大戒尺不停地拍着桌子喊道：
“安静一点！”
我本来打算趁乱糟糟的时候，悄悄地溜到我的座位上去。但是，这一天好怪，教室里安安静静的，像星期天的早晨一样。我透过敞开的窗子，看见同学们都整整齐齐地坐在各自的位子上，哈墨尔先生夹着那根可怕的铁戒尺走来走去。我必须要把门打开，在一片肃静中走进去，可以想像，我是多么难堪，多么害怕！
可是，今天的事情却不是那样。哈墨尔先生看见我不但没有生气，还很温和地对我说：
“快坐到你的位子上去吧！我的小弗朗茨，你再不来，我们就不等你了。”
我跨过条凳，马上在自己的课桌前坐下。刚从惊慌中定下神来，就发现我们的老师这天穿着他那件漂亮的绿色常礼服，领口系着折叠得挺精致的大领结，头上戴着刺绣的黑绸小圆帽，这身服装是他在上级来校视察时或学校发奖的日子才穿戴的。此外，整个课堂都弥漫着一种不平常的、庄严的气氛。最使我惊奇的是，在教室的尽头，平日空着的条凳上，还坐满了村子里的人。他们也像我们一样不声不响，其中有霍瑟老头，带着他那顶三角帽，有前任村长，有退职邮差，还有其他一些人。他们都愁容满面；霍瑟老头带来一本边缘都磨破了的旧识字课本，摊开在自己的膝头上，他那副大眼镜横放在书上面。
正当我看了这一切，感到非常纳闷的时候，哈墨尔先生走上讲台，用刚才对我讲话的那种温和而严肃的声音，对大家说：
“我的孩子们，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们上课，从柏林来了命令，今后在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的小学里只准教德文了……新教师明天就到，今天，是你们最后一堂法文课，我请你们专心听讲。”
这几句话对我简直就是晴天霹雳。啊！那些混帐东西，原来他们在村政府前面公布的就是这件事。
这是我最后一堂法文课！
可是我刚刚勉强学会写字！从此，我再也学不到法文了！只能到此为止了！……我这时是多么后悔啊，后悔过去浪费了光阴，后悔自己逃了学去掏鸟窝，到沙亚河上去滑冰！我那几本书，文法书，圣徒传，刚才我还觉得背在书包里那么讨厌，显得那么沉，现在就像老朋友一样，叫我舍不得离开。对哈墨尔先生更是这样。一想到他就要离开这儿，从此再也见不到他了，我就忘记了他以前给我的处罚，忘记了他如何用戒尺打我。
这个可怜的人啊！
原来他是为了上最后一堂课，才穿着漂亮的节日服装。而现在我也明白了，为什么村里的老人今天都坐在教室的后头，这好像是在告诉我们，他们后悔过去到这小学里来得太少了；也好像是为了向我们老师表示感谢，感谢他四十年来勤勤恳恳地为学校服务，也好像是为了对即将离去的祖国表示他们的心意……
我正在想这些事的时候，听见叫我的名字，是轮到我来背书了。只要我能从头到尾把这些分词的规则大声地、清清楚楚地、一字不错地背出来，任何代价我都是肯付的啊！但是刚背头几个字，我就结结巴巴了，我站在座位上左右摇晃，心里难受极了，头也不敢抬。只听见哈墨尔先生对我这样说：
“我不好再责备你了，我的小弗朗茨，你遭到的惩罚已经够了……事情就是这样。我们每天都对自己说：‘算了吧，有的是时间。明天再学也不迟。’但是，你瞧，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唉！过去咱们阿尔萨斯最大的不幸，就是把教育推延到明天。现在，那些人就有权利对我们说：‘怎么，你们自称是法国人，而你们既不会读也不会写法文！’在这件事里，我可怜的弗朗茨，罪责最大的倒不是你，我们都有应该责备自己的地方。
“你们的父母并没有十分坚持让你们好好念书。他们为了多收入几个钱，宁愿把你们送到地里和工厂去。我难道就不该责备我自己么？我不是也常常叫你们放下书本替我浇灌园子？还有，我要是想去钓鱼，不是随随便便就给你们放了假？”
接着，哈墨尔先生谈到法兰西语言，说这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也是最清楚、最严谨的语言，应该在我们中间保住它，永远不要把它忘了。因为，当一个民族沦为奴隶的时候，只要好好保住了自己的语言，就如同掌握了打开自己牢房的钥匙……随后，他拿起一本文法课本，给我们讲了一课。我真奇怪我怎么会理解得那么清楚，他所讲的内容，我都觉得很好懂。我相信，我从来没有这样专心听过讲，而他，也从来没有讲解得这样耐心。简直可以说，这个可怜的人想在他走以前把自己全部的知识都传授给我们，一下子把它们灌输到我们的脑子里去。
讲完了文法，就开始习字。这一天，哈墨尔先生特别为我们准备了崭新的字模，上面用漂亮的花体字写着：“法兰西，阿尔萨斯。法兰西，阿尔萨斯。”我们课桌的三角架上挂着这些字模，就像是许多小国旗在课堂上飘扬。真该好好看看，每个人是多么专心！教室里是多么肃静！除了笔尖在纸上划写的声音外，听不到任何别的声响。这时，有几只金龟子飞进了教室，但谁也不去注意它们，就连那些最小的学生也不例外，他们专心致志地在划他们的横与竖，好像这也是法文……在学校的屋顶上，有一群鸽子在低声咕咕，我一面听着，一面想：
“那些人是不是也要强迫这些鸽子用德国话鸣唱？”
有时，我抬起头来看看，每次都看见哈墨尔先生站在讲台上一动也不动。眼睛死死盯着周围的东西，就像要把这个小校舍都吸进眼睛里带走……请想想！四十年来，他就一直待在这个地方，老是面对着这个庭院和一直没有变样的教室。要说变化，只有那些条凳和课桌因长期使用而变光滑了；还有院子里那棵核桃树也长高了，他亲手栽种的啤酒花现在也爬上了窗子碰到了屋檐。这可怜的人听着他的妹妹在楼上房间里来来去去收拾他们的行李，想着他就要离开眼前的这一切了，他是多么伤心啊！因为他们明天就要动身，离开本乡，一去不复返了。
不过，他还是鼓起了勇气把今天的课教完。习字之后，是历史课；然后，小班学生练习拼音，全体一起诵唱Ｂａ，Ｄｅ，Ｂｉ，Ｂｏ，Ｂｕ。那边，教室的后头，霍瑟老头戴上了眼镜，两手捧着识字课本，也和小孩子们一起拼字母。看得出他也很用心；他的声音由于激动而颤抖，听起来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叫人又想笑又想哭。唉！我将永远记得这最后的一课……
忽然，教堂的钟打了十二点，紧接着响起了午祷的钟声。这时，普鲁士军队操练回来的军号声在窗外响了起来……哈墨尔先生面色惨白，在讲台上站了起来。他在我眼里，从来没有显得这样高大。
“我的朋友们，”他说，“我的朋友们，我，我……”
他的嗓子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他无法说完他那句话。
于是，他转身对着黑板，拿起一支粉笔，使出了全身的力气按着粉笔，用最大的字母写出：法兰西万岁！
写完，他仍站在那里。头靠着墙壁，不说话，用手向我们表示：
“课上完了……去吧。”
艾美儿
——［日本］星新一
酒吧主人精心制造了一个漂亮的女机器人，客人们都很迷恋，其中一个年轻人迷恋得最厉害。他在最后一次请这个机器人喝酒时，下了毒药，没想到却毒死了酒吧内的所有人。
这个女机器人造得非常完美，它具备了一切美女的优点，但多多少少给人一种冷若冰霜之感，但这并不碍事，因为世上不也有冷美人吗？
造出这个女机器人的人是一个酒吧主人。任何一个酒吧主人回到家里，再怎么也不会想喝酒。对他来说，酒是他的生财器材，绝不是拿来自己喝的。喝酒的酒徒使他赚足了钱，又有的是空闲，所以就用来造这机器人，这纯粹是趣味所致。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造出来的美人十分精巧别致，特别是那肌肤的触觉，与真人毫无二致，难以区别出真伪来。猛一看，还真比真人漂亮得多。
但是，这个机器人却有一个很大的缺陷，那就是缺少一个人类的大脑。对于这一点，酒吧主人倒也真的束手无策了。它回答的不过是些很简单的话，而动作也只限于喝酒。
造出了这美人后，他就把它拿来摆到酒吧里。酒吧里当然也有桌椅之类的座位，但是由于缺乏自信，酒吧主人还是把它摆到柜台后面去。
来的客人一看新来个漂亮的女孩，总是要驻足和她谈谈。如果问到的是名字、年龄，她可以毫不含糊地作答，再下去的，就没办法了。尽管这样，她机器人的身份还没有被识破。
“你叫什么名字？”
“艾美儿。”
“今年多大啦？”
“还年轻呢。”
“到底几岁啊？”
“还年轻呢。”
“我问的是到底……”
“还年轻呢。”
到这店里来的客人都具有相当的教养，所以也没人会继续执拗地问下去。
“你的衣服真美。”
“是的，我的衣服很迷人。”
“你喜欢什么？”
“我不知道到底真喜欢什么。”
“你喝不喝白兰地？”
“我喝白兰地。”
令客人们吃惊的是，这个美女无论多少酒都来者不拒，照喝不误，真是一个神秘的漂亮女孩。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到这店里来的客人也逐渐多了起来。他们找艾美儿说说话，也请艾美儿喝酒。
“这些客人里面，你喜欢哪一个？”“我不知道喜欢谁。”“喜不喜欢我？”“我好喜欢你。”“下次有空我们去看电影。”“好嘛，我们就去看电影。”“什么时候去呢？”实在回答不上的时候，马上就传过信号，于是酒吧的主人就会赶到她身边来。
“先生，不要再为难她了，饶过她吧。”
这么一说，多数客人都会苦笑着，识趣而退。
酒吧主人偶尔也会蹲下去，从她脚跟上的塑胶管子里把酒回收，然后再转售出去。
就这样，客人始终没察觉出真相。客人们都认为新来的女孩虽然年轻，倒也稳重，何况从来不喋喋不休地做虚礼，喝了酒也不忙乱。因为这缘故，就愈具吸引力，来的客人也就愈多了。
在这些客人里，有一个年轻人，他被艾美儿迷恋得昏了头，来得最频繁，他心里的爱意就愈变得深了。另一方面，欠账愈来愈可观，终于无法支付，到头来从家里偷钱不成，反被他父亲发现痛骂了一顿。
“记住，从今以后，你不准再去酒吧，这些钱拿去还债，不过记住，没有下次了。”
为了付清欠账，他又来到酒吧。心想：今晚反正是最后一次了，不妨多喝一些。同时也为了要分手，所以也请艾美儿喝了又喝。
“我们以后再不能见面了。”
“以后真不见面了吗？”
“你不伤心？”
“我很伤心。”
“你其实并不真的这样吧？”
“我其实并不真的这样。”
“从没有像你这样冷冰冰的人。”
“从没有像我这样冷冰冰的人吗？”
“我想杀死你。”
“那就杀死我吧。”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包药来，倒入杯子里，然后把它推到艾美儿前面。
“你喝不喝？”
“我喝。”在他注视之下，艾美儿接过那杯酒喝了下去。他对她说了一句：“这是你自己找死！”，掉头走开，背后只听一句“这是我自己找死”。年轻人在向酒吧主人付清了账后，走出了酒吧。外面已是繁星点点，夜已经来了许久。
酒吧主人看着这年轻人离去后，便过来对一些正喝着酒的客人打了一声招呼，说：
“现在我招待各位喝酒，请大家不要客气。”
实际上，在这个时间，能让他用那从塑胶管子里回收过来的酒招待的，也没有多少人了。
“好极了！”
“来吧，来吧！”
客人和店里的人都彼此举杯敬酒。酒吧主人站在柜台后边，也举起杯子喝了一口。
那天夜晚，那家酒吧一直到很晚很晚都不曾打烊。收音机仍然在不停地播放着音乐。然而，这酒吧里再没有喝酒的声音传出来，也不见有人出来。
终于，连收音机也在一声“祝各位晚安”之后，归于沉寂。艾美儿也低声回答一声“晚安”，然后仍然一脸冷若冰霜的样子，似意犹未尽，似渴望与人交谈、喝酒。
某国秘密故事
——［土耳其］阿·涅辛
警察队长让苏铁化装成乞丐执行秘密任务。苏铁在执行任务中发现乞丐要钱很容易。他提出辞呈要当乞丐。哪料到，他正中了队长的计谋。
刚一上班，警察队长就把部下苏铁叫到办公室：“苏铁，有一个非常艰巨而又无尚光荣的任务交给你完成，你想不想接受？”
苏铁两眼紧盯着自己张着嘴的皮鞋尖，不好意思地问：
“队长先生，不知给不给奖金？”
“奖金？噢！当然，如你完成得好，你将会得到三千元奖金。现在竖起你的耳朵好好听着……”警察队长滔滔不绝地交代任务，但此时苏铁却什么也没听进去，他的心早飞到那三千元奖金上去了。看起来三千元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如今物价飞涨，市场上的东西昂贵，这三千元却又不算什么。
队长说：“你不是在美国情报专家杰克·帕维尔的训练班里受过训吗？”苏铁还在想着那三千元，一时没有听清队长的问话，他说：
“啊？”
队长又重复了刚才的问话。
“啊，是的，是的……我在他的训练班里成绩非常不错。”
“所以我才把这个光荣、艰巨的任务交给你。苏铁，你仔细听着，你要巧妙地把自己化装成乞丐，到普孔路一幢粉红色的大楼对面的拐角处行乞，明白了吗？你要从早到晚守在那儿。”
“明白了，队长。化装成乞丐对我来说根本没问题。”
“你要注意观察都是些什么人进出那幢大楼。我每天晚上都等你的报告。”
“明白了，队长。”
苏铁的化装真是出神入化，凡从他前面经过的人都以为他生来就是一个要饭的乞丐。可以这么说，找遍整个国家恐怕也找不到比他更像要饭的了。
就在这天上午，队长装作行人从他前面走过时，朝他扔了五元钱，并悄声地说：
“我真佩服你，如果不事先知道，连我都要把你当成真正的乞丐了。”
苏铁根本没有听清队长在说些什么，他正手忙脚乱地把行人丢给他的零钱塞进口袋。真想不到，在这个贫穷的国家里竟然有这么多善良的、富有同情心的人！那天他盘腿坐在街角，面前铺着一块手帕。不一会儿，手帕上就堆满了零钱。苏铁对此十分震惊，心想：当警察辛辛苦苦为主子卖命，一个月所挣的钱，坐在这儿伸手要上三天饭就可得到。
第二个星期的一天上午，他猛然听到了一个刺耳的声音：
“苏铁，你为什么到现在还不交上一份报告？”
乞丐恐惧地朝队长抬起了头：
“安拉作证……我保证明晚把报告给您送去……仁慈的先生们，可怜可怜穷人吧……队长，您放心，报告我会交上去的……老爷、太太做做好事，可怜可怜我这孤苦伶仃的不幸的穷人吧！……”
队长听了这些使来往行人摸不着头脑的话后说：
“好，我等着你！”
苏铁行乞的时间约有一个月了。一开始，他怎么也没想到会要到这么多的钱。另外，这要饭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那就是自由自在不受人管束，他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不干。苏铁当机立断，一天清晨，他来到队长面前。队长问道：
“苏铁，你干了这么长时间连一份报告都没交过，这回总该交报告了吧！”
“很对，”苏铁说，“给您，队长先生，这是我的报告。”
看了苏铁递上的纸片，队长那张蜡黄脸一下子苍白起来。原来，苏铁递给他的是一张辞职申请书。
“什么意思？”队长说，“你不想干到退休了吗？难道你辛苦这么些年就算白干了？”
“就算白干了吧！”
“像你这样有经验的……”
“好了，队长先生，这没有什么遗憾的，我已决定了。”
队长把手搁在苏铁的肩上，他以多年警察生涯所赋予他的具有敏锐洞察力的双眼，盯住苏铁的眼睛不放，他想弄清楚部下这么做的原因。
“苏铁，你瞒不了我，这里面有文章……”他说。
苏铁迟疑地打量了一下队长，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把当乞丐期间每天讨来的钱数念给队长听。最后他说：
“我是由于您的关系才得到这些钱的，所以把事情的真相告诉您，对别人我是不会说的，但求您一定不要把这个秘密泄露给其他同事。”
队长高兴地望着苏铁说：
“苏铁，你放心，我是不会泄露这个消息的，你也绝对不要走漏风声，这个秘密咱俩知道就行了。实际上，我要你执行的就是这个任务。告诉你，苏铁，我也想在繁华的大街上选一个恰当的地方，执行此项‘任务’。”
黑信
——［捷克斯洛伐克］雅·哈谢克
国王在登基30周年庆典活动中， 意外收到一封辱骂他的黑信。国王大怒，发誓一定要追查到底。接受追查任务的警察局长在半日之内将黑信贴满京城。 半日之后，警察局长却被革职查办。
作为瓦尔杰茨基公国的国王，弗里德里赫此刻非常兴奋，他乘坐马车缓缓前行在同样兴奋的人群中，忽然晴天霹雳似地有一封信飘落到他的膝上，不知是谁扔进来的。
弗里德里赫国王笑眯眯地读信：
“陛下，您是世界上最傻的傻瓜，傻瓜中的傻瓜！”
弗里德里赫国王脸上的笑容一下僵住了。
正如次日报载，国王当时因突感身体不适，于是庆祝盛典立即停止，弗里德里赫国王驾返回宫。国王一回到宫里，便躲进了书房，潜心琢磨那封大逆不道的信。他至少把“陛下，您是世界上最傻的傻瓜，傻瓜中的傻瓜！”字句念了五十多遍，早已经达到背诵的地步了，这才猛然发出一声惊呼：“这个坏蛋连名字也没留！”
他气得在书房里走来走去，边走边唠叨：“陛下，您是世界上最傻的傻瓜，傻瓜中的傻瓜！”
半小时后，国王下令召开国务会议。
“爱卿们，”他颓丧地向他的四位枢密参赞道：“在寡人登基３０周年纪念的今天，不知哪个混蛋将一封黑信投进了寡人所乘的马车。信上说：‘陛下，您是世界上最傻的傻瓜，傻瓜中的傻瓜！’”
四位枢密参赞听完，脸变得苍白起来。男爵卡尔低声说道：
“陛下，那封信不是写给您的吧？”
弗里德里赫国王龙颜大怒。
“爱卿，”他厉声道，“你应该清楚，‘陛下’这个称呼在全国范围内只属于孤家一人，除我之外谁还能、谁还敢号称陛下，这封信上明明写着：‘陛下，您是世界上最傻的傻瓜，傻瓜中的傻瓜！’这当然是写给寡人的啦，我想这一点你们会想明白的。为江山社稷着想，一定要查出那名胆敢冒犯寡人的混蛋，因为其罪如同叛国。现在寡人就把这件案子交给卿等。想必议会也要对寡人深表同情，在明天开会时对于这个竟然不惜冒犯国王的混蛋的无耻勾当加以议处……”
国务会议一直开到深夜。警察局长也参加了这个会议。
在第二天的议会大会上，主席神情庄重地宣读了弗里德里赫国王御笔写的向他的子民呼吁忠诚的一封诏书。议员们赶紧纷纷宣誓，以表明自己对国王的忠诚，尽管他们对发生了什么事还一无所知。
一种莫名的气氛笼罩着大家。警察局长丝毫不敢怠慢，他请求谒见，并且从国家档案库里拿出了那封该死的信。
“局长先生，您如何处理此事？”首相问他。
警察局长搓了搓手，踌躇满志地说：
“暂时还不能告诉您。鄙人的这次侦查定会一鸣惊人！”
那封信被他送进了国家印刷所。中午，京城里就到处贴满了警察局的告示：
“现赏金一千马克捉拿私将写有‘陛下，您是世界上最傻的傻瓜，傻瓜中的傻瓜！’之黑信投入国王马车之歹徒一名。”
结局是不到天黑，全瓦尔杰茨基公国的人便无人不知弗里德里赫国王是世界上最傻的傻瓜，傻瓜中的傻瓜了，而这个愚蠢的警察局长也因办事不力而被革职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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