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几位同好书法之友人一再相邀，几番推迟不得，故只好不揣浅薄，在此与大家妄谈。
为了方便大家了解，我拟从书法流派及其发展简史谈起，以助诸君知其概貌，粗窥书法之历史脉络。
一、五大书体及其流派
书法，顾名思义就是书写文字的规则或方法，用以记录或传递信息，故文字不可不重视。然而，各国的文字，因其产生之年代与认识的不同，故在结构、分布及至章法多不相同；甚至一国文字，因历史变迁之不同，而有不同之形体，故有书体及流派之由来。
古书云“书画同源”，而实际亦如此。以我国汉字为例，即从形象之图画开始的，后来书法成为一门艺术，即是“字如画”或“画如字”，自有它的艺术魅力所在。
自秦汉以来，不少书法名家多为书画大家，甚而融字之法入画，或融画之势入字，颇有开创之大家，故有五体流派之由来。进而述之一一工笔中之人物，其脸或手、或臂、或衣褶，多为玉筋篆的笔法；再者，花卉画中之花、瓣、茎、叶，亦是篆书的笔法，故而线条或流畅柔软，或坚硬如铁，可证以书绘画者也。而绘画之腕力、手势，与书法之力度与技法，亦多有默然相契之处，此为“以画入笔者”之明证也。
若论书体，一般称正、草、隶、篆及行书，共称“五体”。现从发展之次序，首以甲骨文为先，次为钟鼎文、石鼓文、大篆、小篆，以上是“古文”的范畴；而后才有隶、草等体。现简要讲一下它们的历史由来及其流派。
1.古文（1）甲骨文
甲骨文为我国最早的文字形式，是以商代和西周早期（约公元前16～前10世纪）的龟甲、兽骨为载体的文献，此为已知的最早的汉语文献形态。
早期，那些刻在甲骨上的文字曾被称为“契文”、“甲骨刻辞”、“卜辞”或“殷墟文字”，现通称为“甲骨文”。因商、周时期的帝王，凡诸事多用龟甲或兽骨进行占卜，以察吉凶或定国事，后将占卜之结果刻于甲骨之上以便保存，此即为“甲骨文”之由来。
当然，除占卜吉凶外，甲骨文内容涉及面亦广，如天文、历法、气象、地理、封地、世系、家族、人物、官职、征伐、刑狱、农业、田猎、宗教、祭祀、疾病、生育、灾祸等，故甲骨文是研究我国古代一一尤其商代的社会历史、文化及语言文字极为珍贵之资料，已发掘的甲骨文献中的殷商甲骨卜辞，主要是殷墟甲骨。
殷墟甲骨是商代自盘庚迁殷至帝辛（商纣王）270余年间的遗物，大多数出土于河南安阳小屯村或其附近。自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被发现后，大量有字甲骨遭私人滥掘，并为古董家、学者和一些驻中国的外国传教士所收集。1928年秋才由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人员进行科学发掘。
最早编纂甲骨文献的人是江苏丹徒的刘鹗。光绪二十九年（1903），刘鹗在罗振玉的帮助下，编纂并出版了历史上第一部甲骨文集《铁云藏龟》。因此，研究甲骨文早期贡献最大的是金石学家罗振玉。
当时人们尊尚鬼神，遇事占卜，他们把卜辞刻在龟甲和兽骨的平坦面上，涂上红色标示吉利，黑色标示凶险。这些文字皆用刀刻，字体则大字约一寸见方，小字如谷粒，或繁或简，精致非凡。
（2）金文比甲骨文稍晚出现的是金文，金文也叫“钟鼎文”。商、周是青铜器的时代，青铜器的礼器则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钟鼎”常常作为“青铜器”之代名词。金文（或钟鼎文）就是指铸在或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
以内容而言，金文的内容多为当时祀典、赐命、诏书、征战、围猎、盟约等活动（或事件）记录，皆反映当时之社会生活。金文字体整齐遒丽，古朴厚重。相对甲骨文而言，化板滞为流畅，变化多且丰富。以字体而言，金文基本上属籀（大篆）体。
周宣王时所铸之《毛公鼎》，上面的金文极具有代表性，其铭文共32行，共497字，是出土之青铜器铭文中最长者。《毛公鼎》铭文的字体结构严整，遒劲流畅，布局不弛不急，字之位置排列得当，是金文作品中之杰出者。此外，《大盂鼎》铭、《散氏盘》铭亦是金文中难得之作。
古文中除殷墟甲骨较为著名外，钟鼎方面有《孟鼎》、《小盂鼎》、《散氏盘》、《毛公鼎》，乃至《三体石经》中的古文。
（3）篆书“篆”者，依《法书考》解释：“篆者，传也，传其物理，施之无穷。”谓为传递事物的信息或道理，可以传承、延绵，以至无穷。
《说文》云：“篆，引书也。”谓引笔而书，引书成画，积画成形，形以象字之意也。在六书中，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皆以象形为基础而来。故象形字为最早之文字形状，亦是篆字的主要特征，此为其一。
篆书特征之二，是其笔画有转无折，一切转弯之笔画，都成圆转而成，无有方折。
此所谓“篆”为广义的“篆”，泛指秦代与秦代以前的各种字体。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经多次的变化，其历史可分三阶段，即：古文（包括甲骨文、钟鼎文等）、大篆（籀书）和小篆。
大、小二篆，虽出自钟鼎甲骨，但依然为原始字体。唐·孙过庭曾在《书谱》中说过：“篆尚婉而通。”就是说篆书的笔画必须婉转而通顺；所谓通顺，指转弯的笔画没有方折笔势，而成圆转。
秦时，隶书自小篆中出，渐成新的字体，当时还是隶书的初形。至汉代时，隶书渐兴，时为以后，此一时期为隶书成熟期、壮年时期，是隶书当道的典型时期。作为实用文字，二篆逐渐退位让于隶书；但作为书法艺术，仍有名家，如汉相萧何所作，时称“萧籀”。后汉篆书名家中有位名叫曹喜的，时称“篆书之工，收名天下”，史书中说他“喜倾慕李斯笔势，少异于斯而亦称善。”此人喜尤工悬针篆、垂露篆与薤叶篆。
另外，后汉名家还有蔡邕，他是《熹平石经》的书写人，著有《篆势》，史书中说他“蔡邕书采斯喜之法，为古今杂形”。此外，许慎工小篆，师法李斯，笔法奇妙，著有《说文解字》14篇，对后世影响极大，承传了篆（籀）书法度，成为后世学习之圭臬，曾被奉为“楷书正误”的标准。后汉著名篆书遗迹中的《嵩山少室》、《开母庙》和《西岳庙》三石阙，还有汉碑篆额若干种。
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虽楷、行、草等书体均已诞生，而仍不乏篆书名家。如魏时《正始三体石经》上的古文和小篆，可谓汉篆的典型。而《吴禅国山碑》篆法严整，《天发神谶碑》则由转而折、由圆而方，名为篆书，已显隶书之韵意。晋时的《安邱长城阳王君神道碑》，其篆书笔法多方头尖尾，略带挑法。
此外，宋·范哗工草隶，尤善小篆；梁·萧子云：“创造小篆飞白，意趣飘然。”欧阳询评云：“萧侍中飞白，轻浓得中，如蝉其掩素。”另，梁·庚元威善作百体书，并作杂体篆24种，这些亦是篆书名家。
唐代之篆书名家首推李阳冰，史书中说他的篆书“变化开阖，如虎如龙，劲利豪爽，风行雨集”。他自己也说过：“（李）斯翁之后，直至小生，曹喜、蔡邕不足信也。”唐·吕总说他：“李阳冰书若古钗倚物，力有万夫。李斯之后，一人而已。”史书中说他的《乌石山般若台题名》、《处州新驿记》、《缙云城隍庙记》、《丽水忘归台铭》为“阳冰四绝”；另有《李氏三坟记》、《唐公德政颂》，以及“听松”二字，都很有名。
五代两宋时期工篆书者亦不少。较著者为徐铉、徐锴兄弟，世称“二徐”（铉为“大徐”，锴为“小徐”）。兄弟二人皆好李斯小篆，造诣颇深。徐铉遗迹有《篆千文》、《温仁朗碑额》等。徐锴著有《说文解字系传》40卷，《说文解字篆韵谱》5卷。除“二徐”外，较著者尚有郭忠恕、僧人释梦英等。
郭忠恕，字恕先，书中称他“篆法匹徐铉而诮英么”，著有《汉简》一书；作品则有《重修五代汉高祖庙碑》、《怀嵩楼记》等传世。
梦英（僧），衡州人，号宣义，工“玉著篆”，有《千字文》、《夫子庙堂记》、《妙高僧传序》等传世；著作有《篆书偏旁字源》。元代时，篆书成就较大者，如赵孟頫、吾邱衍、周伯琦等人。赵孟頫篆书多见于碑额及墓志铭盖。吾邱衍著有《学古编》、《三十五举》、《周秦石刻音释》、《学古编》、《印式》等专论“篆法”之著作。周伯琦有《李公岩》、《临石鼓文册》等传世，著有《六书正讹》、《说文字原》二书。
明代篆书名家中，以李东阳最为有名，其小篆清劲入妙，卓而超群，自成一家。赵宦光根据《天玺碑》而小变其体，创作草篆，颇具个人特色。程南云、景阳、徐霖、陈淳、王谷祥等人亦是有名之书法家，他们多承宋、元遗风。
清代篆书名家则比前代更多，以清康熙时期的王澍为最为有名，此人篆书谦和朴实，一时顿称“无双”。江声的篆书兼石鼓《国山》之遗意，故成一代名家。清乾隆时的洪亮吉、孙星衍、钱坫、桂馥等亦以篆（籀）书著称，而尤以钱坫为杰出。清嘉庆时期，有名家邓琰（石如）崛起，其篆法出入二李（李斯、李阳冰），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将其推为“神品第一”。清代篆书名家多笃守阳冰之法，邓琰则一改往习，以隶笔而为篆书，对后世影响极大。清道光年间，黄子高篆法俊健，直追邓琰之风。又有何绍基以颜真卿之笔法作篆，圆融茂密、刚劲有力，终成一格。至清末乃有杨沂孙、泗孙兄弟，二人均从《石鼓》入手，参以钟鼎款识，自谓“历劫不磨”。后有吴大澄，所写篆文平整匀净、凝重简炼，中年以后杂以古籀，另辟蹊径，终成高手。吴芷舲则以汉碑篆额、汉印篆法，参以《开母庙》、《国山》、《天发神谶》等碑刻，于邓、钱二家之外独树一帜。
此为篆书演变之脉络，所述或许不全，容后来者补之改之可也！
（4）大篆大篆，起于西周晚年，春秋、战国间通行于秦国，字体与秦篆相近，但字形构形多为重叠；因著录于《史籀篇》，故称“籀文”，籀文是秦统一中国前流行之文字。
《史籀篇》乃用首句为篇名，实非人名。《史籀篇》取多少字已不可知，许慎《说文解字》中举出220余个不同的字。
大篆著名碑帖有《石鼓文》、《秦么敦铭》。李斯小篆著名遗迹有《泰山刻石》。据传《会稽刻石》和《峄山刻石》亦李斯作品，但传世的据说都是宋郑文宝重刻的南唐徐铉幕本。《琅琊台刻石》传为李斯所书。
籀文，又称“石鼓文”，以周宣文时的太史籀所书因而得名。他在原有文字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并刻于石鼓上而得名，石鼓文是流传至今最早的刻石文字，为石刻之祖。
隋唐之际，在天兴县（今陕西省凤翔县）发现了十个石碣，样子像鼓，故起名为“石鼓”，上面的文字也因此而称为“石鼓文”。每个石鼓上都刻着一首六七十字的四言诗，据专家考证，这些石鼓乃春秋末年至战国初年的物品，上面的诗是歌颂秦王的；石鼓文为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
（5）小篆小篆，又名“秦篆”，因相传为秦国丞相李斯所创，故名。小篆为通行于秦代之文字。其字体形体偏长，匀圆齐整，由大篆衍变而来。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称：“秦始皇帝初兼天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今存《琅琊台刻石》、《泰山刻石》残石，即小篆代表作。自李斯以后，唐代李阳冰、五代的徐铉、近人邓石如等皆以篆书见长。
自甲骨文、钟鼎文、大篆发展到春秋战国时，各国删繁就简，各行其令，故文字极不统一。秦灭六国后，秦王采纳丞相李斯之意，进行文字改革，故有六国文字统一之事。据记载，参加统一文字工作的人有赵高、程邈、胡毋敬等。但依《说文解字》收列9353字，所举须要改革的篆文只有225字，所以不能说李斯“创造了”小篆。相传，秦代金、石刻文皆出李斯之手，此为李斯的杰出功绩，其对秦统一文字、简化文字的贡献亦是功德不小。
自周平王于公元前770年东迁洛阳（河南）后，五百余年，经历诸侯兼并的春秋时期和七国争霸的战国时期；语言方面，则出现了“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现象。据史料记载，只“宝”字的写法，当时就有194种不同形态；“眉”字的写法也有104种；“寿”字的写法亦在百种以上。这些异形的文字，有的字体柔婉流动、疏密夸张，有的体势纵长、结构怪异，此为书法艺术新的里程碑。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天下，为了便于统治，故在文字上实行了“书同文字”的政策，“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秦文是沿袭西周的文化传统，在“金文”、“籀文”（大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书体，故秦文又称“秦篆”，后人又用“小篆”称之，以区别于“大篆”。
秦代刻石保存小篆书迹稍多，以秦始皇所立诸石最为重要，《琅琊台刻石》、《泰山石刻》及其拓本残存《始皇廿六年诏》等最能见其真相。
《峄山刻石》是秦篆（即小篆）的代表之作，字的点划均为线条，粗细一致，圆起圆收；字体端庄严谨，有实有虚，疏密得当，显得从容平和，而且刚劲有力，故后人有评云“画如铁石，千钧强弩”。《峄山刻石》的字结构上紧下松，垂脚拉长，有居高临下的俨然之态，似乎读者须仰视而观；在章法上行列整齐，规矩和谐。秦刻石在总体上从容、俨然、强健的艺术风范与当时秦王朝的时代精神是统一的。《峄山刻石》原石被后来三国时期的曹操登山时毁掉了，但留下了碑文。
小篆字体，当以秦刻石为代表。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言：秦始皇曾经在东巡中立了六块碑刻，今所存者仅《泰山石刻》、《琅琊台刻石》两种，秦刻石传为出自李斯之手。
《泰山石刻》为前219年时所刻，原石毁于清乾隆五年（1740），今存十字，其书笔画俭约，结体规矩典雅。
《峄山刻石》今所传者为宋·郑文宝所摹刻，《峄山刻石》翻刻的有很多，而尤以郑氏为最精。以上诸碑是秦篆的典型，其特点是用笔匀净、劲瘦，提笔疾过，圆融峻俨，其笔法又有“玉筋”、“钗骨”之说，所以秦篆又称“玉筋篆”。
2.隶书隶书，又称“隶文”、“隶字”，是我国自有文字以来第二大书体。
因原来用以辅助篆书，故又称“左书”、“佐书”或“佐隶”，此几种叫法随着隶书取代篆书而逐渐不用。
古时，书家多谓隶书是秦·程邈所创，直到近代方才认为隶书是自然演变而来的。隶书从秦代开始，经长期发展、演化，至东汉末年进入成熟期，这时楷书也逐渐出现。东汉末年，钟繇任黄门侍郎之职，他能写隶、楷、行、草诸体，尤善于楷书。他所书之楷体，世称“开创了由隶到楷的新貌”；而此时楷书已渐占统治地位但隶书作为一种书法、一种艺术，仍为世人所喜爱，故能流传至今。
随后，隶体不断地变化发展，其书体之特征为：笔画比篆书复杂而多变，不但有横、直、折、勾，还出现点、戈、撇、捺；笔法是方圆并用，方多于圆；逆锋、藏锋、回锋兼施；行笔是中锋、偏锋都有或同时存在；其笔法的典型特点是有波势、用挑法，即平常所说的“蚕头凤尾”，字的形状也由长而为扁平。
隶书从秦隶到汉隶，最后又过渡到唐隶，其间还经过众说纷纭的“八分”，如后所述。
清代以隶书著称者有郑黼、陈恭尹、顾蔼吉、桂馥、邓琰（石如）、黄易、伊秉绥、陈鸿寿、赵之深、何绍基、俞樾、徐三庚等人；其中，郑黼、陈恭尹、顾蔼吉为专工隶书者；而桂馥、邓琰、黄易、伊秉绶、陈鸿寿、徐三庚等人篆字亦不亚于他们的隶书成就；至于邓琰（石如），虽以篆刻著称，而其所写隶书苍劲浑朴、卓尔超群，所自成一家，是隶书中难得一见之珍品。
（1）秦隶早期的隶书，因初脱胎于小篆，故虽比小篆简洁，但仍保留篆书的较多笔势、笔意，其字多是半篆半隶、浑然一体，用笔变圆为方折，多用中锋圆笔，此时的隶书尚无波、挑，保存了篆字细长的字形，章法参差交错，变化随意而为，不受界格之所局限，如《秦权》、《云梦秦简》或西汉时的碑刻。
（2）汉隶此时的隶书，已是发展成熟的隶书，为隶书的典型时期。一般所谓“隶书”，多指这一时期的隶书。已完全摆脱篆书笔意而成全新之书体，其主要特色为“波磔披拂，形意翩翩”；用笔“藏锋逆入”、“逆入平出”或“翘首举尾，直刺邪掣”，多为“蚕头凤尾”势；笔画有粗有细，轻重相应；字形亦由长方而成方扁。
隶书，以汉隶为主体；汉隶，则以后汉时的隶书为准则。在后汉隶书中，有名的碑刻很多，如《斐岑纪功碑》、《西狭颂》、《夏承碑》、《张迁碑》、《子游残碑》、《鲜于璜碑》、《礼器碑》、《曹全碑》、《熹平石经》、《史晨碑》、《石门颂》、《杨淮表记》、《苍颉庙碑题铭》等，这些碑刻风格不同、笔法互异，按其笔法大致可分“方笔”、“圆笔”两大类；但按其风格、神韵，则可分为五大流派：
①如《乙瑛碑》、《史晨前后碑》、《礼器碑》、《华山庙碑》等属“圆润瘦劲、端整精密”的一派，以“法度谨严、笔意飞动”见称，乃隶法之正宗。
②如《曹全碑》、《孔宙碑》、《孔彪碑》等属“秀丽工整、圆静多姿”的一派，是汉隶中之精品。
③如《张迁碑》、《鲜于璜碑》、《西狭颂》、《衡方碑》等属于“方整宽厚、峻宕雄强”的一派，为隶书中之佳作。
④如《石门颂》、《杨淮表记》、《封龙山颂》、《开通褒斜道石刻》等属“风神纵逸、气势奔放”的一派，亦难得之石刻。以上各碑，除《封龙山颂》外皆为摩崖石刻；而花岗石石质坚硬，颗粒较大，虽无法刻得秀丽严谨、粗细有形，然而恰能体现隶书“飘逸奔放”的风格。
⑤又如《郙阁颂》、《夏承碑》、《君子残石》等属“意态奇古、气度宽阔”的一派，亦是难得一见的书法作品，多为书法家所爱。
3.楷书
楷书，即楷体书法，是从汉末、魏晋时起直至近代广泛通行的书体，是我国第三大书体。
楷书，又称“正书”、“真书”。楷有“楷模”、“法度”、“标式”等义，最初用以称呼书体。晋·卫恒《书势》云：“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所说“楷法”为“八分楷法”，即间乎隶、楷之间的“八分”书体；近世所谓的“楷书”，非指“八分楷法”，乃指脱尽隶笔、隶意的正书楷体，故楷体又称“正书”。从形成的角度讲，钟繇所写的楷字即是“正书”，虽他的字尚有隶书的笔意在，但说楷书起自汉末也是可以的。
楷书之特征有三：其一，笔画端正，结体整齐，工妙在点、画，神韵体现于结体一一楷字多平正齐整、端庄大方、结构严紧，正如宋·苏轼所说，“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故楷书“严整而不失飘扬、犀利刚劲而似飞动”。其二，笔画有规律可求一一如“永字八法”即是习楷之范例，故有规律可寻，即一切楷书的笔画皆可纳于“八法”之中。其三，起止三折笔一一“运笔在中锋”是楷书的典型笔法，运笔中锋，则字多遒润。
楷书的体势和风格流派较多，然就其基本规格而言大同小异。其小异可分为三：一是肥、瘦之分：肥厚者如颜体，瘦挺者如柳体；尚有极瘦者，如瘦金书。二有长、方之别：正方者如褚体，长方者如欧体。三是朴、媚之异，淳朴者如虞体，抚媚者如赵体。
楷书的著名流派，多出现在魏、晋、唐、宋之间，后分为南、北两大体系：
南系楷书的著名流派，首推钟、王，此为魏晋时期楷书开宗立派之主要代表。钟即钟繇，王指二王：“大王”王羲之，“小王”王献之。钟、王的楷书，秀丽挺拔，备尽法度。钟繇的《宣示表》，王羲之的《黄庭经》、《乐毅论》，王献之的《洛神赋十三行》，都是他们的著名墨迹。钟、王之后，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相继于后；其次，又有颜（真卿）、柳（公权）、赵孟頫书法家横空出世，这些书法大家多有自创、终成一家风格。后世所说的“欧体”、“颜体”、“柳体”即是指他们的楷书风格而言。
北系楷书的著名流派源自魏时的碑帖。魏碑，乃是界乎隶、楷之间的一个流派，亦是重要的楷书体系，是书法中珍贵之宝藏。最早以索靖为代表，而后方形成“北系”书法体系。北系楷书的书法遗迹主要是石刻碑铭，且多没有记载书写者姓名，因此北系楷书不是依书法家的风格而定，而是以碑帖名称来区分流派，传世碑帖中，最为有名者有《谷朗碑》、《郑文公碑》（魏）、《张猛龙碑》（魏）、《龙门造像诸品》
（魏）等。另，除魏碑外，尚有少量晋碑及南朝宋、梁时碑，如《爨宝子碑》（东晋）、《爨龙颜碑》（南朝宋时）、《瘗鹤铭》（南朝梁时）、《石门铭》（魏）、《张玄墓志》（魏）。至清代时，有书家阮元首倡碑学，包世臣继之，近人康有为接踵而起，大兴“尊碑卑唐”之风，故而使碑学大盛。
（1）欧体为欧阳询所创，其字正书结构，“易方为长，以就姿媚”、“四面停匀、八方平正”、“书如凌云台，轻重分毫无负”、“笔备众美，翰墨洒落”，此即史书所说欧体之风格，欧体著名碑帖有《九成宫醴泉铭》、《皇甫碑》、《化度寺碑》。
（2）虞体
为虞世南所创，其字偏长，略同于欧体，字形工整齐备、不倾不倚，法遵“二王”（王羲之、王献之），严谨洒脱，如《孔于庙堂碑》。
（3）褚体为褚遂良所创，其书丰润劲炼、清远古雅，用笔方、圆兼容，间含隶意；结体婉畅，用笔多变、中侧兼收、顺逆并用，其书对后世影响极大。著名碑帖有《孟法师碑》、《大字阴符经》、《雁塔圣教序》等。
（4）薛体为薛稷所创，其书得欧、虞、褚、陆之遗风；其师承血脉近于褚遂良。此人用笔纤瘦有力，结字疏通流畅。著名碑帖有《封中岳碑》、《郑敞碑》、《杳冥君铭》等。
（5）颜体为颜真卿所创，其字探源篆隶，楷法谨严，放而不流，拘而不拙，结字方圆，笔法肥劲，如《多宝塔》、《东方画赞》、《勤礼碑》、《麻姑仙坛记》、《颜氏家庙碑》。
（6）柳体法出颜真卿，后独创一格、自成一家，其字笔意瘦挺，体势骨力遒劲、爽利挺秀。著名的碑帖有《玄秘塔碑》、《神策军碑》等；尤其是《神策碑》，可看出柳字与颜字之间的关联或渊源。
（7）赵体为赵孟頫所创，世称“赵体”。其字以“风流、和婉”著称，其书风遒媚秀逸、和婉适中，结体严整、笔法圆熟；著名碑帖有《妙严寺记》、《三门记》、《妙法莲花经》、《信心铭》等。
宋代楷书，首推蔡襄。蔡襄，宋代杰出书法家，“宋代四大家”之一。其书风格意取晋、唐，恪守法度，以神佳为度，讲究古意，书云“端劲高古，容德兼备”，为开启宋代书派主流之代表。蔡襄之字师法蔡邕、崔纾，后崛然独起。初学周越，其字变体出于颜真卿；年轻时，基明劲有力，晚年则回归淳朴恬淡、婉美妍媚；他的大字端庄沉着，小字则秀丽多姿。大楷作品有《洛阳桥记》、《有美堂记》、《昼锦堂记》等；小楷如《茶谱》、《集古录序》等。
宋徽宗赵佶，正书笔势劲逸，初学薛稷，后变其法度，独创一格，自号为“瘦金书”，对后世楷书亦有较大影响。
元代著名书家赵孟頫，善篆、隶、真、行、草书，尤以楷、行书著称于世。
明代楷书较著名者有董其昌，他初学颜、虞，后改钟、王，后终成一家。
清代楷书名流有钱沣、何绍基，其楷法皆学颜真卿。钱沣之字，结体严整，气势雄伟；何绍基之字则体势遒劲，气势流畅，此二人对清代楷法影响较大。
以上为楷书之简要脉络。前文所谈楷书碑帖，多以大楷、中楷为主；而小楷名帖则较少，主要有钟繇的《荐季直表》；王羲之的《东方朔画赞》、《乐毅论》、《黄庭经》、《曹娥碑》；王献之的《洛神赋十三行》；钟绍京的《灵飞经》；赵孟頫的《道德经》；文徵明的《醉翁亭记》、《雪赋·月赋合册》等。
4.草书草书，即草体书法。草为“草创”、“草藁”之意，章草和今草为草书的两大主要流派，代表其发展之两大阶段。
（1）章草章草由隶书演化而来，沿用隶书章法，横画上挑，左右波磔分明。
“笔有方圆，法兼使转”，结体“古雅平正、内涵朴厚”。唐·孙过庭于《书谱》中说，“章务险而便”。唐·张怀瓘在《书断》中说：“此乃存字之梗概，损隶之规矩，纵任奔逸，赴速急就。”可见章草就是隶书过渡到草书之特有形态，或称“隶草”。
章草著名的碑帖有西汉·史游的《急就章》、东汉·张芝的《秋凉平善帖》、东晋·王羲之的《豹奴帖》，西晋·索靖的《出师颂》也是章草精品；另有西晋·陆机的《平复帖》，西晋·索靖的《月仪》、《载奴》帖也颇可观。自今草兴起后，章草势微，传世的有唐·褚遂良的《黄帝阴符经》等。
（2）今草
今草由章草演变而来，此时已完全脱离章草之隶书痕迹，故字更显潇洒、奔放和流畅。今草流派较多，大致可分为三支①小草：唐·孙过庭在《书谱》中说：“草贵流而畅。”故小草特征以“流注、顺畅”为主；运笔多用转法，故字多显“韵媚、婉约”，而法度较为谨严，字字区分，不作连续带笔，意态飞舞奔放、随意流畅。著名碑帖以孙过庭《书谱》为代表，故小草派又称“书谱派”。另有隋·智永《千字文》亦是有名的代表作。
②大草：又名“狂草”，唐·张怀瓘在《书断》中说：“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其隔行。”所以“大草”又名“一笔书”。其特点是于小草笔法之上，进而成为“字字相连、体势连绵”的笔势，其字笔意奔放、变化万千、首尾呼应，故气势贯串一体、融会一如。著名碑帖有张芝的《知汝殊愁帖》，张旭的《肚痛帖》、《古诗四首》，怀素的《自叙帖》、《食鱼帖》，都是大草或狂草的典型作品。
③行草即草书、行书夹杂之字体，其早期形态为“藁书”（即“相闻书”），一般用于尺牍。王愔云：“藁书者，若草非草，草行之际。”故知“藁书”为草书发展之过渡形态，后来发展成草书、行书并用，其特点为“行草夹杂、用笔秀丽，字不连绵但神气贯通”。如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行穰帖》，王献之的《中秋帖》、《送梨帖》即是典型墨迹。
后世草书名家，有宋·苏轼《醉翁亭记》、黄庭坚《诸上座帖》、米芾《草书九帖》、蔡襄《草书二诗帖》，明·祝允明《前后赤壁赋》、文徵明《滕王阁序》等，明末清初的王铎则一反常规、另辟蹊径，后自成一家，其章法影响后世亦大。此等大家于草书上造诣颇高、别具一格，为草书之代表人物。
5.行书
行书，即行体书法，亦名“行押书”，行书从楷书演化而来。唐·张怀瓘云：“务从简易，相间流行。”宋·姜夔《续书谱》云“行出于真”，行书特征是“非真非草”，介乎真、草之间。从楷书到今草，较自然形成了行书。宋代的《宣和书谱》中就有“真几于拘，草几于放，介乎两间者，行书有焉”之语，可知行书之特征。二、历代书法家及其作品前面，我们就五大书体以及它们的流派讲述了一番。接下来，我们再以年代划分，分别讲述一下各个朝代的书法特色，以及同时代的书法名家，并就他们的代表作品略加评述，以增趣味。
1.两汉时期
我国秦汉时期，汉字的变迁更为剧烈也最为复杂，大篆经过省改而创造了小篆，李斯所书《泰山》、《琅琊》、《峄山》等石刻，即是“小篆”典型。另外，隶书发展成熟，草书发展成章草，行书和楷书也亦萌芽。书法家可谓人才辈出，此一时期的书法成就影响后世极为深远。
秦汉书法遗存今天的有帛书、简牍书，还有壁画、陶瓶及碑上的刻字。汉代的石碑艺术在这一期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西汉碑刻虽少，而东汉则有“碑碣云起”之兴盛现象，可见书法在当时的成就。这一时期出现不少好的石碑，如以《张迁》为代表的“方劲古朴类”；以《曹碑》为代表的“飘逸劲秀类”；以《礼器碑》和《前史晨碑》、《后史晨碑》为代表的“端庄凝练类”等著名的碑铭。
至汉时，篆、隶、章草均有成绩，如此时已显露行书、正楷的端倪；而且，由于书法艺术在秦汉时代的昌盛，在这一时期的篆刻作品亦是十分精美的，并出现了各种印章。
（1）史游
史游，西汉元帝时人，官至黄门令。曾解散隶体而求速书，但存字的梗概，损隶书的规矩，但求书写纵任奔逸，而大胆打破隶书书写之章法，因作《急就章》，故后人称其书体为“章草”。因草创而成的字体，故称“草书”。
《急就章》，汉·史游撰。唐·张怀瓘在《书断》中说：“章草者，汉黄门令史游所作也。”王愔说：“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汉俗简惰，渐以行之是也。”
其书自始至终，无一复字。文词雅奥，亦非后世蒙学诸书所可及之。旧时曾有曹寿、崔浩、刘芳、颜之推《注》，今皆不传，唯颜师古《注》一卷存世。后有王应麟补注之，厘为四卷。
《急就章》今本34章，此书不是简单地把许多单字放在一起，而是有意识地加以组织，按姓名、衣服、饮食、器用等分类变成韵语，多数为七字句，这样学童在学习认字的同时还能增长各方面的知识。全书取首句“急就”二字作为篇名，“急就”就是速成的意思。这是一本速成的识字课本，全书共收2016字，没有重复的句子，文辞雅奥，是后世蒙书少能匹及的。
从周秦到汉中叶，可以说是以《史籀篇》为代表的蒙学教材流行时期。从汉中叶到南北朝时期，史游的《急就章》盛行，是当时主要使用的蒙学教材。而“自唐以下，其学渐微”，《急就章》的主流地位渐被新出的《千字文》所替代了。
汉代时期，先合秦代《苍颉》、《爰历》、《博学》等三书为《苍领篇》，作为蒙学教材。后来又有《凡将篇》（司马相如作），《急就章》（史游作）、《元尚篇》（李长作）、《训纂篇》、（扬雄作）等书先后问世；后来又把《苍领篇》、《训纂篇》、《滂熹篇》合为一书，称为《三苍》（也称为《苍领》），这些书都是汉初《苍领篇》的继续和发展，而《苍颉篇》文字又取自《史籀篇》。
颜师古本比皇象碑多63字，而少“齐国”、“山阳”两章，只有32章。王应麟在《艺文志考证》中以为此二章起于东汉，或许最为精确。其注考证广泛，足补师古之缺。别有黄庭坚本、李焘本、朱子越中本等，诸本字句小有异同；但王应麟所注，多从颜（师古）本，以其考证精深，较他家更为有据可证罢。
（2）钟繇钟繇，字元常，颖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东）人。他工于书法，师承曹喜、蔡邕、刘德升，博采众长，融会贯通，各体兼能，尤精于隶书和楷书。
他的书法从学习汉隶入手，但改进了“蚕头凤尾”的写法，使字形更为方正平直、简单易写，点画颇多奇趣，结体茂密修长、飘逸萧疏，已具楷书面貌，他也因此成为汉字由隶入楷的主要代表人物，故后人有奉他为“楷书之祖”者；他与张芝、王羲之齐名，故并称为“钟、张”或“钟、王”，梁武帝萧衍评其书：“如云鹄游天，群鸿戏海，行间茂密，实亦难过。”钟繇的书法真迹早已失传，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都是后世临摹本，《荐季直表》和《宣示表》是摹刻中的佼佼者，从中可以看出钟繇书法的精神与意趣。此二表布局空灵，结体疏朗，字形略扁，带有隶书的痕迹，虽结体、法度尚有不成熟之处，似不如晋、唐楷书那般工整端正，但天真无邪、古朴盎然，自有妙不可言处，故为后人所推崇。
钟繇在书法上下过大苦功，曾自称：“吾精思书学三十年，坐与入语，以指就座边数步之地书之，卧则书于寝具，具为之穿。”可见其矢志于学。相传，有一次他在著名书法家韦诞家中看见一篇蔡邕论笔法的文章，苦求不得，以至到后来“捶胸吐血”，还是曹操用“五灵丹”救活的；等到韦诞死了之后，“繇阴发其冢，始得之，书遂大进”，可见他对书法的执著和专一。他能书写隶、楷、行、草等各种字体，尤其善长楷书，开“由隶到楷”之新面貌。
他的楷字较扁，近似隶书，笔画清劲遒媚，结构茂密，笔画峭薄修长。今存《宣示表》、《荐季直表》、《贺捷表》、《还示帖》、《力命表》、《墓田丙舍》、《调元表》等帖，为晋、唐时的临摹本。
他的书法“丰润有致、刚柔相济，且古雅幽深，备尽法度”，被誉为“秦汉以来，一人而已”，甚至后人奉他为“楷书之祖”。
钟繇的书法主要学曹喜、刘德升和蔡邕；他的正楷书法独步当时，自言“精思学书三十年”；其所作字体，秀美典雅、幽深无际，故能超人一等。
他所处年代正是隶、楷交错变化之时，正如元·袁裒《总论书家》
中所说的那样：“汉魏以降，书虽不同，大抵皆有分隶余风，故其体质高古。”因此，在他的楷书之中带有浓厚的隶书意味。
他的小楷书法，体势微扁，行间茂密，点画厚重朴实，笔法则清幽俊劲、醇古简静，质地淳朴。唐·张怀瓘在《书断》中评他：“真书古雅，道合神明，则元常第一。”又说：“元常真书绝妙，乃过于师，刚柔备焉。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余，秦、汉以来一人而已！”他的书法绝妙无比，后世对他的书法推崇极高。
对于钟繇的书法，历代多有评论，王僧虔说：“钟公之书，谓之尽妙。钟有三体，一曰铭石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世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押书，行书是也。三法皆世人所喜。”唐·张怀瓘称他“真书绝妙，幽书绝妙，古雅有余”。《书法正传》云：“钟繇书法，高古淳朴，超妙入神。”南朝·羊欣在《采古来能书人名》中称：“钟书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押书，相闻者也，三法皆世人之所善。”梁武帝萧衍在《古今书人优劣评》中称其书法如“云鹄游天，群鸿戏海，行间茂密，实亦难过”。
另有《荐季直表》，传为钟繇作品中唯一有墨本传至今之作品。该表书于魏黄初二年（221），时钟繇已七十，内容为推荐旧臣关内侯季直的表奏。此帖笔法“古雅茂密、渊懿错落”，为难得之书法精品，又因刻于石上，故有“自华氏之有刻印，而天下之学钟书者不知有《淳化阁帖》”之誉。
他的真迹已无存世，宋以来法帖中所刻的作品，如《宣示表》、《贺捷表》、《荐季直表》、《力命表》、《墓田帖》等，都是后人临摹之作。
2.魏晋南北朝
（1）王羲之王羲之，东晋杰出书法家，字逸少，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出身贵族，为王旷之子，王导之侄。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人称“王右军”，后辞官隐居于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
工书法，初从卫铄（卫夫人）学书法，后见前代书法名家如李斯、钟繇、蔡邕等人的墨迹，无不用心揣摩，后博采众长，取诸体之精华为己所用；此后，师法张芝、钟繇。他善增损古法，变汉、魏朴质之书风，而创妍美流畅之新体。后世评者以为，其草书“浓纤折衷”，楷书“势巧而形密”，行书则“遒美劲健，富于变化，又不失天然真趣”，故其书为历代学书者之所宗，对后世影响极大，故有“书圣”之誉。
王羲之楷书，小楷代表作有《乐毅论》、《黄庭经》（亦称《换鹅帖》）等；草书的代表作有《十七帖》、《桓公帖》、《朝廷帖》、《宰相帖》、《司徒帖》、《中书帖》、《侍中帖》、《尚书帖》、《司马帖》、《太常司州帖》、《护军帖》、《十一月帖》等。《淳化阁帖》中收有他的书法字帖共计159帖，多为行草夹杂。王羲之行书代表为《兰亭序》、《快雪时晴帖》等，后世刻石者和临摹者很多；宋时刻石多达数百种。其他行书法帖也很多，现将较著名的帖子列目如后：《奉橘帖》、《诸弟帖》、《快雪时晴帖》、《从弟帖》、《丧乱帖》、《曹妹帖》、《二谢帖》、《诸贤子帖》、《频有哀祸帖》、《贤女帖》、《伯熊帖》、《此月帖》、《阮公帖》、《六月帖》、《蔡家帖》、《九月帖》、《家中帖》、《十月帖》、《夫人帖》、《三月帖》、《贤弟帖》、《快雨帖》、《夏日帖》、《平安帖》、《极寒帖》、《奉告帖》、《州民帖》、《小佳帖》、《旧京帖》、《悉佳帖》、《安西帖》、《伯慰帖》、《山阴帖》、《叙慰帖》、《水兴帖》、《廓然帖》、《建安帖》、《遣书帖》、《瞰豆帖》、《省书帖》、《慈颜帖》、《宿昔帖》、《青李来禽帖》。
王羲之有关“书论”的著作不少，传世的有《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书论》、《笔势论》、《用笔赋》、《记白云先生书诀》等。这些“书论”曾载于唐·张彦远的《法书要录》、韦续的《墨薮》，宋·朱长文《墨池编》、陈思《书苑菁华》，明·汪挺《书法粹言》，清·冯武《书法正传》等，影响较大。
《兰亭序》是行书法帖，又名《兰亭宴集序》，为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人集会于山阴（今浙江绍兴），其时与会人等各抒情怀，畅作诗篇，后羲之为作序文是也。《序》中记叙兰亭之美及聚会欢乐之情，以及对生死无常的感慨。
王羲之生前，特别重视《兰亭序》，去世后，由子孙传藏，传至王羲之七世孙智永（僧），因为无嗣，交绍兴永欣寺和尚、弟子辨才手里保存；后到唐太宗李世民手中，唐太宗死时，随葬入唐昭陵；五代时，一名叫温韬的人发掘昭陵而得，致使《兰亭序》真迹不知去向。因此序书法极美，故为历代书家之所推崇，后世誉为“行书第一”。
存世本中，唐摹墨迹以“神龙本”为最著，故称为《兰亭神龙本》。此本幕写精细，笔法、墨气、行款、神韵，都将羲之之笔韵和意境体现得淋漓尽致，为公认的最好摹本。石刻本则首推“定武本”。
《兰亭序》表现了王羲之书法艺术最高境界，此序将作者之气度、胸襟、情愫、感怀皆表现于字里行间，是难得之佳作。古人称王羲之的行草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堪称绝妙之喻。
《快雪时晴帖》为王羲之所书。其帖行书四行，字体流利秀美、灵动潇洒，唐·张怀瓘在《书断》说：“逸少秉真行之要，子敬执行草之权；父之灵和，子之神骏，皆古今之独绝也。”又说他：“右军开凿通津，神模天巧，故能增损古法，裁成今体，进退宪章，耀文含质，推方履度，动必中庸，英气绝伦，妙节孤峙。”
清·乾隆一生酷爱书法，刻意搜求历代书法名品，他对此帖极为珍爱，在帖前题写了“天下无双，古今鲜对。”全帖二十八字，字字珠玑，誉为“二十八骊珠”。他把此帖和王珣的《伯远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号为“晋人三帖”）并藏于养心殿内，并御书匾额“三希堂”，视为稀世瑰宝；乾隆十二年又精选内府所藏魏、晋、唐、宋、元、明书家134家真迹，包括“三希堂”在内，摹刻于石上，命名为《三希堂法帖》。
（2）王献之王献之，东晋杰出书法家，字子敬，小字官奴，王羲之的第七子；官至中书令，曾于病时让族弟王珉代行“中书令”之职，故世称王献之为“王大令”，王珉为“王小令”。
王献之工书法，善楷、行、草、隶各体，尤以行草著名。其书法，在继承张芝、王羲之的基础上另创新法，用笔外拓（开廓），俊迈而带逸气，故有“破体”之称。南朝宋、齐、梁间人多宗其体；唐、宋以来的书家也多受其影响。王献之继承父学，且进一步独创天地，字画秀媚、妙绝时伦，以至与父齐名，人称“二王”。
墨迹著名者，有行书《鸭头丸帖》，小楷《洛神赋十三行》。草书有《玄度帖》、《前告帖》、《吾当帖》、《侍中帖》、《马侍御帖》、《裴员外帖》、《裴九帖》、《崔十九帖》、《八月帖》、《十二月帖》（即《中秋帖》）、《秋冷帖》、《秦中帖》、《数月帖》、《远书帖》、《岁尽帖》等。行书有《诸舍帖》、《东山帖》、《舍内帖》、《黄门帖》、《东园帖》、《李参军帖》、《荐王德祖帖》、《山阴帖》、《冠军帖》、《外甥帖》、《鹅群帖》、《如意帖》、《二十九日帖》、《卫军帖》、《地黄汤帖》等。
《洛神赋》是王献之的小楷代表作品，据说王献之喜好书写《洛神赋》，写了不止一行，而是十三行，故有此书。从《洛神赋十三行》中可看出，王献之的楷书笔法已不带隶意，字形也由横势变为纵势，是完全成熟之楷书作品。
此帖中字，用笔挺拔有力，风格秀美圆润，笔力遒劲有力，气蕴神采飞扬，字体匀称和谐、变化自然。王献之的楷书与其父王羲之相比有所不同：羲之的字含蓄，运用“内撅”手法；而献之的字神采外露，多运用“外拓”手法。其父子二人的字对后代皆产生过深刻影响。
宋·董迨《广川书跋》说：“子敬《洛神赋》，字法端劲，是书家所难。偏旁自见，不相映带；分有主客，趣向严整。与王羲之《黄庭经》、《乐毅论》相比，一反遒紧缜之态，神化为劲直疏秀。”
王献之曾在十五六岁时劝其父亲“宜改体，且法既不定，事贵变通，然古法亦局而执”，可见其对书法之极深感悟。
他的真迹已不复存在，今世所见为南宋·贾似道所刻石本，因石色如碧玉，故称“碧玉十三行”。王献之所书《洛神赋》，体势秀逸俊丽，笔致洒脱自然。清·杨宾在《铁函斋书号》中评为“字之秀劲圆润，行世小楷无出其右”。梁武帝《古今书人优劣评》称“王献之书绝众超群，无人可拟，如河朔少年，皆悉充悦，举体沓拖而不可耐。”
唐·张怀瓘在《书断》中论其行草为：“兴合如孤峰四绝，迥出天外，其峻峭不可量也。尔其雄武神纵，灵姿秀出，威武冲之智，卞庄子之勇，或大鹏抟风，长鲸喷浪，悬崖坠石，惊电遗光。察其所由，则意逸乎笔，未见其止。盖欲夺龙蛇之飞动，掩钟张之神气。”
王献之的字虚和简静、神朗气清、灵秀流美，与文章清虚脱俗的内涵极为和谐，故后人奉《洛神赋十三行》为“小楷之极则”。
他的行书以《鸭头丸帖》为最著，体现了王献之的行书笔法，其行笔如急风骤雨，结体又疏朗有致、顾盼生姿，能寓秀美于奇险之中，是书家之所敬服处。
3.隋唐五代
（1）欧阳询欧阳询，唐初杰出书法家，字信本，乳名“善奴”，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官至太子率更令，世称“欧阳率更”；唐太宗时授“弘文馆学士”。
工书法，初学王羲之，后兼学王献之，所写书法劲险刻厉、刚劲有力，于平正中突显险绝，后风格自成一家，世称“欧体”，对后世影响很大；他与虞世南、褚遂良、薛稷三人并称为“唐初四大家”。
书体碑刻较著名的，楷书有《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碑》、《皇甫碑》、《虞恭公碑》、《温彦博墓志铭》等。行书墨迹有《张翰》、《卜商》、《梦奠》等帖。其文学著作，编有《艺文类聚》100卷行世。
其字正书“易方为长，以就姿媚”、“四面停匀、八方平正”、“书如凌云台，轻重分毫无负”、“笔备众美，翰墨洒落”，此即史书中所说“欧体”风格。
《九成宫醴泉铭》立于唐贞观六年（公元632年），楷书24行，每行49字。此碑用笔方整，且能于方整中见险绝，字画的安排紧凑，匀称，间架开阔稳健。明·陈继儒曾评说：“此帖如深山至人，瘦硬清寒，而神气充腴，能令王者屈膝，非他刻可方驾也。”明·赵涵在《石墨镌华》中称此碑为“正书第一”。
《九成宫醴泉铭》是欧阳询的代表作之一。铭文由魏徵撰，记载了唐太宗在九成宫避暑时发现涌泉的事由，后欧阳询奉敕而书。原碑24行，每行49字，传世最佳拓本是明·李琪旧藏宋拓本。
此碑书法，高华庄重，法度森严，笔画似方似圆，结构布置精严，局部险劲而整体端庄，无紊乱夹杂处，亦无松弛感。唐人评其书为“森森然若武库矛戟”、“有龙蛇战斗之象，云雾轻笼之势”。
元·虞集题此碑时说：“楷书之盛，肇自李唐，若欧、虞、褚、薛尤其著者也。余谓欧公当为三家之冠，盖其同得右军运笔之妙谛。观此帖结构谨严，风神遒劲，于右军之神气骨力两不相悻，实世之珍。但学《兰亭》面而欲换凡骨者，曷其即此为金丹之供！”明·王世贞对此碑亦评云“信本书太伤瘦俭，独《醴泉铭》遒劲之中不失婉润，尤为合尔。”欧阳询书法用笔方整，略带隶意，笔力刚劲。清·包世臣曾说：
“欧字指法沉实，力贯毫端，八方充满，更无假于外力。”故知欧体字强调指力，所写笔画需骨气内含、结实有力，每一笔画需轻重得体、长短适宜，得“中实”之趣方好；其字主笔多向外延伸，显中宫紧密严谨，尤其右边之竖笔，常向上夸张延伸，更显其超人之胆识，这些皆为“欧字”用笔独特之处。
在欧阳询之作品中，《化度寺碑》少其变化之丰，《温彦博墓志铭》逊其温润之势，独此碑寓险峻于平正之中，融丰腴于瘦硬之内，含韵致于法度之外，兼纳南派和雅与北派雄劲。
《九成宫醴泉铭》是欧阳询75岁时的作品，最能代表他的书法水平。《宣和书谱》誉之为“翰墨之冠”；元·赵孟頫说：“清和秀健，古今一人。”
（2）虞世南虞世南，唐书法家，字伯施，越州余姚人，工书法，亲承王羲之七世孙智永传授，妙得其体。所书笔致圆融遒逸，外柔内刚，风神潇洒，骨力遒劲，后开一家之新面貌。唐·张怀瓘在《书断》中称：“其书得大令之宏观，含五方之正气，姿荣秀出，智勇在焉。秀岭危峰，处处间起，行草之际，尤所偏工。及其暮齿，加以遒逸。”与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并称为“唐初四大家”。
他的楷书碑刻有《孔子庙堂碑》、《破邪论》，墨迹有《汝南公主墓志铭》、《左脚帖》、《东观帖》、《醒带帖》、《积时帖》等，另编有《北堂书钞》160卷行世。虞世南其人性喜沉静，清心寡欲，精思读书，博达古今，才情横溢；其笔致圆润遒逸，潇散洒落，有六朝余韵。其书法刚柔并重，骨力遒劲，行笔流畅，继承了王羲之外拓法而别树一帜，其字“积雄劲为内势，化刚柔为一体”，世称“虞体”。
《孔子庙堂碑》即是他的代表作。此碑为虞世南69岁时所书，该碑笔力遒劲，气力内沉，从容向外；点画之间，信手拈来，舒卷自如，如玉树临风、纤尘不染，突显雍容华贵、端庄优美之姿，体现其书论中“冲和”之旨。此碑书法俊朗圆腴，端雅静穆，是初唐碑刻中的杰作，也是历代金石家和书法家公认的“虞书”妙品。宋·黄庭坚有诗云：“孔庙虞书贞观刻，千两黄金那购得。”可见原拓本于北宋时已不多见了，亦可从此处得见此碑之珍贵。
其原碑早已毁没，后世主要有宋元两种翻刻本：一为宋·王彦超摹刻于陕西西安，俗称“陕本”；二为元朝至正年间重刻于山东城武，俗称“城武本”。后至清时，临川李宗瀚得唐石原拓本，世称“唐拓”。现世所见之《孔子庙堂碑》即是以李氏所藏唐拓为底本、缺字以“陕本”补全后合并而成之碑帖。
虞世南除于书法上独树一帜外，且于书论上亦有建功，为唐初有书学理论并影响后世之第一人；他所撰写的《笔髓精》既有对楷书、行书、草书等书体的评述和技法之精要分析，更提出以“冲和”为主的美学见解，精辟而独到，足见其于书法、美学上深思之力。
（3）褚遂良褚遂良，初唐杰出书法家，字登善，钱塘人氏，官至“河南郡公”。大书法家虞世南死后，唐太宗感叹“从此没有人可以与他讨论书法”时，魏徵推荐褚遂良，说他“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王羲之）体”，后太宗下诏召褚遂良为“侍读直学士”。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病危时，命褚遂良和长孙无忌同为“顾命大臣”，辅佐“太子”李治。高宗即位后，封褚遂良为“河南郡公”，后累迁至吏部尚书、尚书右仆射等，位极人臣；此后，因极力反对唐高宗废王皇后而立武则天为“皇后”，被贬官流放至桂林，后再贬至安南，直到去世。
传世书迹有碑刻《伊阙佛龛碑》、《孟法师碑》、《雁塔圣教序》、《房梁公碑》等，行书刻本则有《枯树赋》、《文皇哀册》等。其中，《雁塔圣教序》最有自家之法；在此碑中，他把虞、欧法融为一体，从气韵上看直追王逸少（羲之），但用笔结字、圆润瘦劲之处却是自家笔法。
褚遂良博涉文史，尤工书法。其书初学虞世南，后师法王羲之下笔古雅绝俗，正书丰润流畅，行则变化多姿、气势俊秀。其字对后世书风影响甚大，故世人将他与欧阳询、虞世南、薛稷并称“唐初四大家”。
杜甫有诗句云：“书贵瘦硬方通神。”《雁塔圣教序》表现的正是“瘦硬通神”之韵味。宋·董迨《广川书跋》中亦说：“疏瘦劲练，又似西汉，往往不减铜筩等书，故非后世所能及也。昔逸少所受书法，有谓‘多骨微肉者筋书，多肉微骨者墨猪；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河南（指褚遂良）岂所谓瘦硬通神者邪？”
《雁塔圣教序》碑为褚书中最杰出者，其字圆润瘦劲，笔法娴熟老练；其时，褚遂良已步入老年，故其为唐楷已创出了规范，因而他在字体结构上改变了欧、虞二人的长形字，创造出看似纤瘦，实则劲秀的字体。
（4）颜真卿颜真卿，琅琊临沂（山东临沂）人，字清臣，为我国书法史上的“楷书四大家”之一。曾任平原（今属山东）太守，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公”，世称“颜平原”、“颜太师”、“颜鲁公”。颜真卿在“安禄山之乱”时，固守平原城，为义军盟主，后前往叛将李希烈处劝降时不幸遇害。
颜真卿的书法，初学褚遂良，后请教有“草圣”之誉的张旭，深悟笔法要旨；后参考并运用篆书的笔意来写楷书，以致有所创新，遂变初唐楷书“瘦硬清劲”而为“雄强茂密”，能熔篆、隶、楷、行、草于一炉，有如“折钗股，屋漏痕”，又如“以印印泥，以锥画沙”；其楷书笔力丰满、端庄雄伟，方严正大，朴拙雄浑；且气势森严，颇具法度；行书则“遒劲郁勃、阔达自如”，书风区别于“二王”（王羲之、王献之）和唐初诸书家，因独特之笔法，故世人称其字为“颜体”。
颜真卿的书法既有前贤书体的气韵和法度，又不为古法所缚，后突破唐初楷书成规，自成一体，为“圆笔”之开创者，后人称之为“颜体”，与书法家柳公权并称为“颜筋柳骨”。世人说王羲之是书法中“尚韵”的最高典范，颜真卿则为“尚法”的最高榜样。唐人《书评》论其书：“如荆卿按剑，樊哙拥盾，金刚嗔目，力士挥拳。”可见对其极为推崇。其书风格影响所及，延绵至今。
他的墨迹较多，墨迹中楷书有《自书告身》，行书有《祭侄稿》、《刘中使帖》，碑刻则有《争座位帖》、《多宝塔碑》、《东方画赞》、《颜家庙碑》、《麻姑仙坛记》、《颜勤礼碑》、《中兴颂》、《八关斋记》等；其文章后人辑有《颜鲁公文集》行世。
《祭侄稿》乃颜真卿为祭奠于“安史之乱”中就义的侄子颜季明所作。唐天宝十四年，安禄山谋反，平原太守颜真卿联络其从兄常山太守颜杲卿起兵讨伐叛军。次年正月，叛军攻陷常山，颜杲卿及其少子季明先后遇害。唐肃宗乾元元年，颜真卿命长侄往河北寻得季明首骨而归，于是挥泪写下这篇感人至深、留芳千古的祭文。
《祭侄稿》因是祭文，是颜真卿有感而发的，故笔迹急促、匆忙，涂抹删补处随时可见；纵观全篇，悲愤慷慨之气、苍凉悲壮之情溢于笔端，至“贼臣不救，孤城围逼”时而有百感交集之愤激，故其字于此狂涛倾泻，字形也变得时大时小，行距忽宽忽窄，用墨燥润相间，笔锋藏礴并用；至“呜呼哀哉”时，情感顿达高潮，因而所书随情挥有如忘情，其实是字由心发，神气所注故而宛如天成，整篇皆从内心之流露。
《祭侄稿》为作者情之所致、无意作书，故写得起伏跌宕、神采飞扬，得自然之妙；且以真挚情感运于笔墨，悲壮哀伤注入其间，其字不计工拙、随意无拘，纵笔夜放，血笔交融而一气呵成，故得神来之笔，被后人誉为“天下第二行书”。元·鲜于枢《跋》语谓：“《祭侄稿》，天下行书第二。”元·陈深说：“《祭侄稿》，纵笔浩放，一泻千里；时出遒劲，杂以流丽：或若篆籀，或若镌刻，其妙解处，殆若天造岂非当时注思为文，而于字画无意于工，而反极工耶？”
《祭侄稿》，行草书。“安史之乱”之时，鲁公堂兄颜杲卿任常山郡太守，贼兵进逼，太原节度使拥兵不救，以至城破，颜卿与其子颜季明罹难。故文中有“贼臣不救，孤城围逼，父陷子死，巢倾卵覆”之语；事后鲁公派长侄颜泉明前往善后，仅得卿一足、季明头骨，如是方有此作，时年鲁公五十岁。
元·鲜于枢《跋》：“唐太师鲁公颜真卿书《祭侄季明文稿》，天下行书第二。余家法书第一。”
清·王顼龄《跋》“鲁公忠义光日月。书法冠唐贤。片纸只字，是为传世之宝。况祭侄文尤为忠愤所激发。至性所郁结，岂止笔精墨妙，可以振铄千古者乎”。
《多宝塔碑》，全称《大唐西京千福寺多宝塔感应碑》，天宝十一年四月廿日建，岑勋撰文，颜真卿书丹，徐浩题额，史华刻字，现藏西安碑林，是他继承传统的作品。《书画跋》：“此是鲁公最匀稳书，亦尽秀媚多姿，第微带俗，正是近世撰史家鼻祖。”
（5）柳公权
柳公权，字诚悬，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官至太子太师。工书，尤以楷书闻名。初学王羲之，后师颜真卿、欧阳询，用笔遒健，字体结构俊秀严紧、刚劲有力，尤以骨力胜人一筹，其书对后世影响很大，故后人将他与书法家颜真卿并称为“颜筋柳骨”。
柳公权的楷书，书体开展，中宫密集，重心偏高，而以撇、捺等加以支撑，给人以峻秀之感，法度极为森严；“柳体”起笔、收笔无法则可循，顿挫提按也没有规矩可依；其笔大体均匀，且棱角分明。
柳公权学“颜体”，一变宽博丰润而为紧峭峻秀，化凝重端正为犀利遒健，偏重骨力，给人以“俊俏英伟”之感，故有“颜筋柳骨”之誉。北宋·朱长文《墨池编》中评其书云：“正书及行楷皆妙品之最，草不失能，盖其法出于颜，而加以遒劲丰润，自名一家。”
他博览群书，才华出群，出口成章，对答如流。一次陪文宗到未央宫，轿车刚停，文宗就令他以数十言颂之。公权一视，出口成章，左右逢源，言辞流利优美，无不惊叹。文宗又笑着说：“卿再吟诗三首，称颂太平。”公权毫无难色，慢步高歌，七步三首，文宗感叹地说：“曹子建七步成诗，卿七步诗三首，真乃奇才也。”
柳公权历经了唐朝德、顺、宪、穆、敬、文、武、宣、懿十代皇帝，官至太子太师、紫光禄大夫上柱国、河东郡开国公。咸通六年逝世，享年88岁，葬于耀县阿子乡让义村，墓前有清·乾隆陕西巡抚毕源立碑，上书“唐太子太师河东郡王柳公权墓”。
《神策军碑》是柳公权楷书的代表作之一。此碑结体布局平稳匀整，保留了左紧右舒的传统结构。运笔方回兼施、运用自如；笔画敦厚方正、沉着稳健，表现了柳体楷书浑厚、开阔的典型风格。正如岑宗旦《书评》云：“（柳书）如辕门列兵，森然环卫。”清·孙承泽跋文说：“柳学士所书神策军纪圣德碑，风神整峻，气度温和，是其生平第一妙迹。”
《玄秘塔碑》是柳公权的代表作，其体中宫紧密，四周疏放，笔书向内攒聚，向外辐射，撇高捺低，表现出静中有动的超逸姿态。
其书初学王羲之，后融北碑方笔于楷书，取“欧体”之密瘦硬险峻，又削减“颜体”之肥厚丰满；结体中宫紧缩，四角宽博开张；用笔瘦硬挺劲，骨峻气宏，自成一家，人称“柳体”。
柳公权的书法遒劲俊媚，用笔、结体都有其独到之处。他在用笔方面非常注重法度，讲究“精确千脆、一丝不苟”，尤其对笔画的始末笔端特别注重，方落、圆收，或方圆兼施，以求准确无误。其字短线浑厚有力，长线刚挺有质，似有弹性。挑、钩、折等用笔自如，锋出锐利，有“势不可挡”之态；此外，柳体运笔多用中锋，以腕力行之，故线条纯厚、质朴苍劲，可谓“笔正”之典范。
柳公权的书法尤以楷书为佳，其笔法、结构已达炉火纯青之地步，对当时以及后世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据史书载，当时的公卿大臣家的碑刻墓志如不是“柳体”所书就以为不孝，足见其影响之大。
（6）张旭张旭，唐朝大书法家。字伯高，吴郡（治今江苏苏州）人，官至金吾长史，世称“张长史”。他擅长“狂草”，号称“草圣”。因其为人性格豪放，好饮酒，善写诗，与当时著名诗人李白、贺知章等人交往甚密，人称“酒中八仙”。唐人好以书饰壁，相传张旭往往大醉后呼叫狂走，然后挥笔狂写，故人世呼“张颠”。其草书“行笔如从空掷下，俊逸流畅，焕乎天光，若非人力所为”。意蕴超妙，行笔非凡。
张旭的书法，初学“二王”，端正谨严，规矩至极，传世《郎官石柱记》可见其楷法笔法；然而，最能代表其书法创造性成就的，则是他的狂草作品。其善于生活中观察体悟，据其自称，他的书法是见公主与担夫争道而得其意（大意谓“略甚狭窄而又势在必争，妙在主次揖让之间能违而不犯”（典出唐代李雄《国史补》），从而领悟到书法的结构布白“进退参差有致，张弛迎让有度”的书法意境一一此即所谓“担夫争道”之典故由来。）后观公孙氏舞剑而得其神，自此书艺大进。
张旭，人称“张长史”。其母陆氏为初唐书家陆柬之的侄女，即虞世南的外孙女。陆氏世代以书传业，有称于史。张旭为人洒脱不羁，豁达大度，卓尔不群，才华横溢，学识渊博。与贺知章、张若虚、包融号称“吴中四士”。
《肚痛帖》是张旭狂草的代表作，此帖写得纵横飞扬，精灵跳跃，犹如灵兔奔走，疏狂的笔法使字形结体动荡，但通篇看去却很平稳。
《古诗四帖》以其崭新、高美的形式，巨大的气魄开雄伟壮阔之篇章。高适在《醉后赠张旭》赞云：“兴来书自圣，醉后语尤颠。”杜甫亦云：“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尾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张旭狂草，出乎天性，而力运自发，宛如天成。
欧阳修《集古录》：“旭以草书知名，而《郎官石记》真楷可爱。”丰道生跋：“行笔如从空掷下，俊逸流畅，焕乎天光，若非人力所为。”《宣和书谱》中评说：“其名本以颠草，而至于小楷行草又不减草字之妙，其草字虽然奇怪百出，而求其源流，无一点画不该规矩者。”
他精工楷书、草书，尤以草书著称。他的书法得于“二王”，而又独创新意。楷书《郎官石柱记》，取欧阳询、虞世南，笔法端庄严谨、不失规矩，展现楷书之精妙。
旧时，常熟城内曾建有“草圣祠”，祠内有一副楹联，云：“书道入神明，落纸云烟，今古竞传八法；洒狂称草圣，满堂风雨，岁时宜奠三杯。”可见其书法之精湛。
书法大家颜真卿曾向他请教笔法，怀素继承和发展了他的草法，后以“狂草”得名，对后世影响很大。其草书与李白诗歌、裴旻剑舞并称为“三绝”。
唐·韩愈竭力推崇其书，在《送高闲上人序》中称：“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失，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
张旭狂草，笔墨纵横，然能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宣和书谱》云：“其草字虽奇怪百出，而求其源流，无一点画不该规矩者，或谓张颠不颠是也。”此言或许最为恰当。
其书博大清新，纵逸豪放之处，远超前代，颇具盛唐气象。传世书迹除楷书《郎官石柱记》外，草书有《肚痛帖》、《古诗四帖》等较为著名。
4.宋元时期
（1）蔡襄蔡襄，宋代杰出书法家，“宋四家”之一。字君谟，兴化仙游（今属福建）人，官至端明殿学士，人称“蔡端明”，谥“忠惠”。其书风格意境取法晋、唐，恪守法度；讲究古意，以神气为佳，书谓“端劲高古，容德兼备”，开启宋代书派之主流。
蔡襄为人忠厚正直，知识渊博，他的字“端劲高古，容德兼备”。
《自书诗帖》得鲁公笔法而修于鲁公书，可为楷则。沈括说他善于“以散笔作草书，谓之散草，或曰飞草，其法皆生于飞白，自成一家。”这说明蔡襄虽追求古趣，但不是“泥古不化”的，敢于创新。
其人善书，工正、行、草书，也善章草。书学虞世南、颜真卿，并取法晋人。正楷端庄沉着，行书温淳婉媚，草书参用“飞白”法；与苏轼、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
《东坡题跋》称：“‘蔡君谟独步当世’此为至论。君谟行书第一，小楷第二，草书第三；就其所长而求其所短，大字为小疏也。天资既高，辅以笃学，其独步当世宜哉。”明·陶宗仪《书史会要》云：“君谟工字学，大字矩数尺，小字如毫发，笔力位置，大者不失缜密，小者不失宽绰。”米芾《海岳名言》评其书：“如少年女子体态娇娆，行步缓慢，多饰铅华。”
传世墨迹有《谢赐御书诗》和书札、诗稿等；碑刻有《万安桥记》、《昼锦堂记》等。著有《茶录》、《荔枝谱》，及后人所辑《蔡忠惠公集》等。
蔡襄官至端明殿学士，知杭州事，卒溢“忠惠”。擅篆、籀、楷、隶、行、草等书体，楷书师法颜真卿，结体端严，体格恢宏；行书得晋人风韵，潇洒简逸。论书应注重“神、气、韵”，崇尚古法。他上承唐代书法，下开宋代新风，与苏轼、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蔡襄书法浑厚端庄、淳淡婉美，其正楷端重沉着，行草温淳婉丽。其书法在其生前就受时人推崇备至，极负盛誉，最推崇他书艺的人首数苏东坡、欧阳修。在“宋四家”中，苏轼、黄庭坚、米芾都以行草见长，而蔡襄却以楷书著称。其书法师从褚遂良、颜真卿，兼取晋人法则；其字端正沉着、雄伟遒丽。米芾、苏东坡、黄庭坚、欧阳修对他的书法都十分推崇。
欧阳修说：“自苏子美死后，遂觉笔法中绝。近年君谟独步当世，然谦让不肯主盟。”（《欧阳文忠公集》）许将《蔡襄传》说：“公于书画颇自惜，不妄为人，其断章残稿人悉珍藏，仁宗尤爱称之。”
《自书诗帖》是其行书代表作，整篇神气连贯，笔意温婉清隽，犹有王羲之的《兰亭》遗风。传世墨迹有《茶录》、《牡丹谱》、《与杜长官帖》，石刻《万安桥记》、《昼锦堂记》等；后人辑有《蔡忠惠集》传世。
（2）苏轼苏轼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他与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皆以文学闻名于世，世称“三苏”。他与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又与黄庭坚、米芾、蔡襄被称为最能代表宋代书法成就的书法家，合称为“宋四家”。
元丰二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因有人说他作诗讽刺“新法”，故有“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后被捕下狱，史称此一事件为“乌台诗案”。元祐六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被外放颖州。元祐八年他以“讥刺先朝”罪名，贬为惠州安置，再贬为儋州（今海南省儋县）别驾、昌化军安置。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谥号“文忠”，时年六十四岁（一说虚岁六十六）。
黄庭坚在《山谷题跋》中说：“东坡书如华岳山峰，卓立参昂，虽造物之炉锤，不自知其妙也。余谓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耳。”又说：“至于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者，自当推为第一。”
存世书迹著名者，有《前赤壁赋》、《答谢民师论文帖》、《祭黄几道文》、《黄州寒食诗帖》、《洞庭春色中山松醑两赋合卷》；此外，尚有《一夜帖》、《久上人帖》、《子由梦中诗帖》、《与子厚书》、《天际乌云帖》、《董侯帖》等；碑刻有《丰乐亭记》、《司马温公碑》、《表忠观碑》、《苏子丹碑》（亦称《罗池庙迎送神辞碑》）、《醉翁亭记》等。
另有，《与若虚帖》、《答钱穆父诗帖》、《付颖沙弥二帖》、《遗过于帖》、《次韵秦太虚诗帖》、《与郭廷评书帖》、《与宣猷丈帖》、《渔父破子词帖》、《武昌西诗帖》、《石恪画维摩赞帖》、《鱼枕冠颂帖》、《致道源四帖》等已收入《三希法帖》。苏轼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人称“玉局”、“长公”、“雪堂”，谥“文忠”，眉川（今属四川）人。嘉祐进士，历官翰林学士、端明殿侍读学士、礼部员外郎，至兵部尚书，礼部尚书；苏轼生平喜爱提拔后进，著名诗人和书法家黄庭坚、北宋著名词人秦观等人均出其门下。
《前赤壁赋》将苏轼的旷达胸襟、高洁灵魂及超逸优游的心境体现了出来，故明·董其昌赞扬此书墨法云：“每波画尽处每每有聚墨痕，如黍米珠，恨非石刻所能传耳。”
苏轼的书法，主要是行书和楷书，楷书也含有行书的韵味。其书法初学“二王”，后学李邕、徐浩，中年以后又学颜真卿、杨凝式，继而自成一格。其字特色，以“笔圆韵”胜，即丰肥而有气韵。他曾说过：“作字之法，识浅、见狭、学不足，三者终不能尽妙；我则心、目、手俱得之矣。”
其书集众家之长，开创“刚健婀娜、丰腴圆润”的“苏体”，后启“宋代尚意”的独特风格。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黄庭坚在《山谷题跋》称：“蜀人不能书，而东坡独以翰墨妙天下。”
黄庭坚曾题字云：“东坡道人少时学《兰亭》，故其书姿媚似徐浩；至于酒酣放浪，能忘工拙时，瘦硬字乃似柳诚悬。中年喜学颜鲁公、杨风子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至于笔圜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者自当推为‘第一’。数百年后，必有知余此论者。”其子苏过在《斜川集》中说：“吾先君子，岂以书自名哉。特以其至大至刚之气发于胸中，而应之于手，故不见其有刻画妩媚之工，而端章甫若，有不可犯之色。”
苏轼的著述宏丰，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其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
（3）米芾米芾，一作黻，字元章，号鹿门居士、襄阳漫士、海岳外史，祖籍太原（今属山西），后迁襄阳（今湖北襄樊），世称“米襄阳”；后定居润州（今江苏镇江），徽宗赵佶召为书画学博士，官至礼部员外郎，人称“米南宫”。相传，他爱古好奇，常穿了唐代服装在大街上四处走；又喜爱石头，看见奇石就下拜，呼之为“兄”，因其举止狂放疯颠，故世称“米颠”。
米芾书法成就最大者是行书和草书。他能博取前人所长，用笔俊迈豪放，自谓“刷字”，意谓“运笔迅速而劲挺”，世有“风樯阵马、沉着痛快”之评。黄庭坚说：“元章书如快剑斫阵，强弩射千里，当所穿彻，书家笔势，亦穷于此。”他曾自述云：“善书者只有一笔，我独有八面。”后人更称赏他是“八面出锋”。
他的书法作品，大至诗帖，小至尺犊、题跋都具有“痛快淋漓、奇纵变幻、雄健清新”的特点；“快刀利剑”之气势。传世作品如《蜀素帖》、《苕溪诗》是其书风成熟时得意之作，用笔跌宕起伏，雄健异常，变化多端，为难得之书品。
《宣和书谱·行书六》称：“大抵书效羲之，诗追李白，篆宗史籀，隶法师宜官，晚年出入规矩，深得意外之旨。自谓善书者只得一笔，我独有八面，识者然之。”
曾自负能提笔作小楷，笔笔端谨，字如蝇头，而位置规模，皆若大字，然不肯多写。曾奉诏仿《黄庭》小楷，作周兴嗣《千字》韵语。
他学过很多著名书法家的作品，临摹得十分逼真。据说他曾向朋友借了古书画，临摹后，将真迹和摹本一起交给物主，物主竟无法辨认。有人评说：“善临摹者，千古惟米老一人而已。”其擅画，曾创“米字点”，作《夏雨图》，苍茫沉郁，大雨滂沱，为世所重。
著有《宝晋英光集》、《书史》、《画史》、《砚史》、《海岳名言》、《宝章待访录》等。行书书迹有《多景楼诗》、《苕溪诗》、《蜀素帖》、《拜中岳铭》、《三吴诗帖》、《与景文书帖》、《天马赋》、《方圆庵记》、《三帖卷》、《跋陈摹褚本兰亭》、《李太师帖》、《张权帖》（一称《河事帖》）、《张季明帖》、《伯充台坐帖》、《步辇图题名》、《陈揽帖》、《叔晦帖》、《知府帖》、《春和帖》、《珊瑚帖》、《复官帖》、《诗跋褚摹兰亭》、《紫金帖》、《鹤林甘露帖》等；草书有《元日帖》、《中秋登海岱楼二诗帖》、《论草书帖》、《吾友帖》、《两三日帖》等，亦曾书《千字文》，其《鲁公仙迹记》原在湖州鲁公祠，石佚后已重刻。米芾能诗文，擅书画，精鉴别，好收藏名迹，能以假乱真。他以行草书最著，博取前人所长，用笔俊迈豪放，有“风樯阵马，沉着痛快”之评。
《蜀素帖》笔法苍老凝练，行笔涩劲，沉稳爽利，世有“清雅绝俗，超神入妙”之叹。其书体虽属宋朝简札书风，是“二王”及唐、五代书风的延续，但细察似乎与前人书法无一相似之处，是米芾自家风格的最好体现。明·董其昌跋曰：“米元章此卷，如狮子捉象，以全力赴之，当为生平合作。”
米芾的用笔特点，主要是善于在正侧、偃仰、向背、转折、顿挫中形成“飘逸超迈”的气势以及“沉着痛快”的风格。米芾的书法中常有侧倾的体势，欲左先右，欲扬先抑，都是为了增加跌宕跳跃的风姿、骏快飞扬的神气，以浑厚功底作前提，故而出于天真自然，绝非“矫揉造作”；章法上，重视整休气韵，兼顾细节的完美，成竹在胸，书写过程中随遇而变，独出机巧。
其画山水出自董源，天真发露，不求刻意，多用水墨点染，自谓“信笔作之，多以烟云掩映树石，意似便已”。子友仁继父法有所发展，自称“墨戏”，画史上有“米家山”、“米氏云山”和“米派”之称。
米芾还爱砚。砚为“文房四宝”之一，为书画家必备之物。米芾于砚，素有研究，有《砚史》一书，据说对各种古砚的品样，及端州、歙州等石砚的异同优劣均有详细的辩论，倡言“器以用为功，石理以发墨为上”。其子米友仁书法继承家风，亦为一代书家。
（4）赵孟頫
赵孟頫，元代大书法家。其书风探远源古，力追“二王”，斟酌隋、唐风格，一变而为宋代“习尚”；其用笔流丽圆转、骨力秀劲，呈现出富有个性的娇美风格、自成一家，世称“赵体”。
赵孟頫，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湖州人（今属浙江）。他是宋朝的宗室，宋亡后仕元，深受元世祖和元仁宗的宠遇，被授予各种官职，在政治上相当显赫。但因他是宋宗室而为元朝高官，故颇为宋朝遗民所轻视，且常遭到蒙古贵族中一些人的反对，因而心情矛盾，故他的诗文中常会流露出抑郁之情，并将大量精力用在书画创作中。
书法则工篆书、隶书、真书、行书、草书，各体皆能；早年曾学宋高宗的字，中年后取法“二王”和智永（僧），晚年则师法李邕，兼取颜真卿、米芾之长，最后兼容并包、取众之长，形成了“结体严整、运笔圆熟、姿态妍媚”的“赵体”。
存世书迹甚多。正书有《玄妙观重修三门记》、《妙严寺记》、《信心铭》、《续千字文卷》；小楷有《汲黯传》、《道统源流册》、《道德经》、《道统生神章》；章草有《临急就章》；行书有《洛神赋》、《绝交书》、《临兰亭序》、《临集王书圣教序》、《胆巴碑》、《心赋》、《雪赋》、《湖州妙严寺记》、《归田赋》、《兰亭十三跋》等。此外，所书碑石也不少，其中《张天师神道碑》存北京朝阳门外东岳庙。松江有其《松江宝云寺记》。
在绘画上，无论山水、人物、花鸟、竹石、鞍马，孟頫无所不能；工笔、写意、青绿、水墨，亦无所不精。据说他自五岁起学书，几无间日，直至临死前尚“观书作字”，对书法可谓“情有独钟”。其提出“作画贵有古意”、“云山为师”、“书画本来同”等法度，颇为后人所重。
他善篆、隶、真、行、草书，尤以楷、行书著称于世，《元史·本传》云：“孟頫篆、籀、分、隶、真、行、草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元·鲜于枢《困学斋集》称：“子昂篆，隶、真、行、颠草为当代第一；小楷又为子昂诸书第一。”其书风遒媚俊秀、清雅飘逸，结体严整端庄，笔法圆熟妙丽，世称“赵体”。其与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并称为“楷书四大家”。
赵孟頫所书，尤其擅长楷书和行草。其小楷，书体备极楷则，墨迹如《道德经》等；其大楷，书体法度森严，如《胆巴碑》、《玄妙观重修三门记》等；其行草，书体优美洒脱，墨迹如《洛神赋》、《兰亭十三跋》等，时人有评云“花舞风中，云生眼低”。
浅谈国画
缘起
应诸位同学盛情相邀，于此讲谈国画历史与绘画之技巧，朽人只好勉而为之，权当与大家共学吧！
我国绘画技法堪称“一宝”，与书法并称“双绝”。只是，国画不似西洋画易于保存，多因国画绘制于易碎的纸或绢上。
两汉时期，我国艺术可称谓“大家风范”，但那时的艺术多为壁画，只可观摩，不易携带，不似西洋画之木板或布等材质易于流传。
两汉时期的艺术，材质多是石材或陶瓷、砖瓦，艺术水平极高，但多为笨重之材质，故可遇不可求，临摹亦不易得。
至隋、唐之时，因国富民强、文化兴盛，故艺术成就亦高，我国艺术方至前所未有之顶峰。当时的绘画艺术延续了雕刻之艺术技法，创作作品多以宗教题材、人物肖像画成就最大，亦开“山水画”之先河。
及至宋、元，则为我国绘画艺术之巅峰期，其中尤以山水画为代表，花鸟绘画成就亦不俗。至明代时，绘画作品则以花鸟为卓著。清朝一代，则将山水画发挥到极致，风格倾向写意，虽寄托自然景观之写实，然而重在体现自我之心境，故而流派纷起、大师并出，大有百花齐放之势。
以下，朽人就一些名家或名画加以简述与评析，以供同学欣赏，我们先从隋唐开始讲起。
一、隋唐时期
1.展子虔
展子虔，渤海（今山东阳信）人，是北周末年、隋朝初年的大画家。他曾经历北齐、北周，最后在隋朝担任朝散大夫、帐内都督等职。
展子虔擅长画人物、山水及其他杂画，在绘画技法上几乎无所不能。其对人物的描绘相当细致，喜以色景染面部。他亦善画马，所画之马以神态逼真见长一一如画立马更有足势，若画卧马则腹有腾骧起跃之势，与当时的大画家董伯仁齐名；所绘山水，能就远近，有咫尺千里之势。
他曾在洛阳天女寺、云花寺、长安灵宝寺、崇圣寺等处所绘制佛教壁画，作品有隋朝官本《法华变相图》、《长安车马人物图》、《白麻纸》、《弋猎图》、《南郊图》、《王世充像》、《白描》等六卷，收录入《贞观公私画史》之中；还有《朱买臣覆水图》、《北齐后主幸晋阳图》、《维摩像》等画迹，收录入《历代名画记》中；又有《北极巡海图》、《石勒问道图》等二十余幅，收录入《宣和画谱》中。他传世之作有《授经图》、《游春图》；据称，《游春图》乃我国现存最古之卷轴山水画。2.阎立本《步辇图》所绘之景为唐太宗召见吐蕃使者。画中，太宗威严平和，端坐于宫女所抬的步辇上；红衣虬髯者为宫中执掌礼仪之官员，其后着藏服者即为吐蕃使者。此画的作者阎立本是唐代画家，陕西西安人氏。其父阎毗及其兄阎立德都擅长绘画及建筑。而立本则擅长绘画人物、车马和楼阁，后人有称为“丹青神化”、“冠绝古今”之誉言其传世之作《步辇图》、《历代帝王图》、《萧翼赚兰亭图》的。此画特色在于，画家将人物的仪态与身份、气质与心境刻画得至为鲜明，尤其是衣纹展现圆转、流畅至为突出，人物之五官亦勾画精细。其中，人物的发式与服饰颇具初唐时期之特点。
3、周昉周昉，京兆（今陕西西安）人，唐代画家，字景玄，又字仲朗；出身显贵家庭，先后官越州、宣州长史。此人一生性情直爽、好学不倦，擅长仕女画。初学张萱，后取长而自创；其绘画多为贵族妇女，所画人物多优游闲佚、容貌丰满、衣褶劲简，且色彩柔和艳丽，为当时宫廷贵族、士大夫之所重。后来，唐德宗李适闻其名，诏至章明寺绘画，经月余始成，德宗推为“第一”。他所绘制的、具有华丽优美的“水月观音”像颇具特色，雕塑者多仿效之，世称“周家样”。
其传世作品有《簪花仕女图》、《挥扇仕女图》等。
《簪花仕女图》以四位贵妇人为表现，分“戏犬”、“漫步”、“看花”、“采花”四个情节；而中间穿插一持扇侍女；侍女形象较小以示其身份，与贵妇人形成身份对比；其中人物发型、眉毛及体态都以丰腴肥硕为主，故能体现唐代之审美风尚；勾线流畅、笔画有力，色彩也很艳丽丰富，突显出肌肤之质感和服饰的轻薄感。
4.李思训李思训，成纪（今甘肃天水）人氏，是唐朝皇亲宗室，后官至右武卫大将军，封“彭国公”。他是唐代杰出的书画家，工书法、绘画，尤擅长绘画山水树石，其笔力遒劲、格调细密，喜写“云霞缥缈”之景色，鸟兽草木皆能穷其姿态，亦爱用神仙故事点缀幽曲、寂静之岩岭。他喜以青绿为质、金泥为纹的山水画，作品多富装饰性。
他的绘法技巧源于隋代的展子虔，并继承和发展了六朝以来以“色彩为主”的表现形式，玄宗皇帝曾评其画作为“国朝山水第一，列神品”；明代大画家董其昌更推他为“北宗”山水画之祖。唐代张彦远总结说“山水之变始于吴（道子），成于二李”（李思训、李昭道父子）。其子李昭道亦擅山水，人称其父子为“大、小李将军”。其传世的画作有《山居四皓图》、《江山渔乐图》、《群峰茂林图》等，收录入《宣和画谱》。
《江帆楼阁图》所绘长松秀岭，翠竹掩映，群山层叠，朱廊碧殿，江天阔渺，风帆近流；有着唐朝衣冠者四人；此画融山水树木与人物，既自然又交相辉映，一派春光景象；画中山石用墨线勾勒轮廓，后以绿色渲染，不作皴擦；所画松树以交叉取形，整体则势态葱郁；他用笔工整，山石青绿，着色艳丽，安歧评之为“傅色古艳，笔墨超轶”，表明山水画到这一时代已趋成熟。
5.王维王维，自幼聪颖，据载他九岁即能作诗写文，后成为唐开元、天宝间的著名诗人；其人书法工于草书、隶书，亦熟娴丝竹音律，擅长绘画，乃多才多艺之才子；其青年时便已名享京师，甚得皇族王公之敬重。唐人薛用弱《集异记》就有记载：“王维右丞，年末弱冠，文章得名。性娴音律，妙能琵琶，游历诸贵之间，尤为岐王之所眷重。”
王维对于绘画的贡献有二：一是融诗情于画中，开创了绘画新篇章，延至宋代，形成一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诗情画意”风格。二是突破“金碧山水”之局限，初步奠定我国“水墨山水画”之基础，而至元、明、清三代发展为最重要之绘画形式，故他被后人尊为“文人画南宗之祖”。
此幅《伏生授经图》卷，所绘为汉代的伏生授业的情景，亦是人物肖像画。所绘人物形象逼真、清癯苍老，所用笔法清劲有力。此画无画家之自款，但画上有南宋高宗所题“王维写济南伏生”字样。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接受丞相李斯的建议，而采取了“焚书坑儒”的手段以统治人心，诸多宝贵之书籍顿遭损毁。
伏生，济南人，原为秦博士。据说当时焚书时，伏生冒生命之危保存了《尚书》，汉文帝为求能治《尚书》之人而知伏生，其时年已九十余，不便行使，故汉文帝遣晁错前往受教，得文二十八篇。此画上有南宋高宗题的“王维写济南伏生”字样。
王维崇信佛教，性喜山水，其诗多以山水、田园为内容，所绘物景颇为传神，笔法精深入微；晚年隐居蓝田辋川，过着吟诗作画、谈禅说佛的隐逸生活。此人兼通音乐，工书法，精绘画，擅画平远之景致，喜以“破墨”手法绘制山水松石，北宋苏轼赞其“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其有“不衣文采”之创作理论对后世文人画影响甚大。
6、李昭道李昭道，甘肃天水人，字希俊，唐代著名画家。曾任太原府仓曹、直集贤院等官职，后官至太子中舍。李昭道继承其父李思训之长，亦擅长“青绿山水”的绘画创作，世称“小李将军”。亦擅绘画鸟兽、楼台、人物，并创“海景图”。其画风巧妙精致，虽“豆人寸马”，也画得“须眉毕现”。由于画面繁复，线条纤细，论者亦有“笔力不及思训”之评。主要画作有《海岸图》、《摘瓜图》等作品收录入《宣和画谱》。
《明皇幸蜀图》描绘了“安史之乱”时唐明皇逃往四川避难的情形。画家有意加强了春天山岭间之诗意，于层峦叠嶂描绘飘浮白云，树木亦秀丽动人；此画之妙处在于，人物虽小却分毫可辨，能使观者轻易分辨人物之身份。
我国国画之类别和技法，可分人物、山水、花鸟；其中，人物画是历史上最早形成的画科，早于山水与花鸟。大家皆知西洋画注重造型，而国画注重传神，可谓不注意精确之造型“由来已久”。我国最早创作的人物画，多重人物之刻画，力求逼真、传神，讲求气韵之灵动，形神要兼备，故古代论画著作中称其为“传神论”（顾恺之）。
而分门别类中，人物画又分为道释画、宗教画、仕女画、肖像画、历史故事画等。历代之著名代表画家，有东晋的顾恺之；五代的顾闳中；宋代的李唐；明代的仇英、唐寅；清代的费丹旭等大师。
二、宋元时期
1.夏圭
夏圭，南宋画家，宋宁宗时任画院待诏。初学人物画，后改绘山水；他将范宽、李唐的斧劈皴进一步发展，创立了“拖泥带水皴”；其创作除师法李唐而讲求阳刚之风外，更讲究水墨淋漓、清明透逸的效果，与马远同为“北方山水画派”之杰出代表。宁宗时为画院待诏，赐金带。画人物酝酿墨色如傅粉之色，笔法苍老，墨汁淋漓；所画雪景，全学范宽。画院中人凡画山水的，自李唐以下，无出其右者，与当时大画家马远齐名，故称“马夏”。
他喜以长卷横幅表现情景，而画面变化亦十分复杂，多以线、面或干、湿等手法互用，皴法也十分丰富，故艺术效果极强。其创立的“拖泥带水皴”法，在当时不仅对南宋绘画有所影响，而尤其对后世的“文人画”的表现形式影响更大，且后人在继承其法的基础上，不单用在人物画上，花鸟画中亦被广泛运用。
夏圭的画法多受佛教禅宗影响，故他主张“脱落实相，参悟自然”，趋向“笔简意远，遗貌取神”的效果。充分表现出了虚实和空气感，用笔清劲，简练概括，简劲苍老而墨气明润，给人浑厚朴实、明朗俊秀的印象。明代王履曾赞曰：“粗而不流于俗，细而不流于媚；有清旷超凡之远韵，无猥暗蒙尘之鄙格。”明代大画家董其昌虽对“北宗”山水颇怀偏见，却对夏圭十分折服，说“夏圭师李唐而更加简率，如塑工之所谓减塑者”。
2.米芾米芾所处的时代，正是画院写实派山水画大行其道之时，而他却只想表达心中的“意气”，以天真、癫狂手笔来表现山石的面貌，故能在画面上自由发挥，因他这类举止类同“颠狂”，故人称“米颠”。
米芾能诗文，擅书画，精鉴别；行书、草书得力于王献之，用笔俊迈，世人评为“风樯阵马，沉着痛快”，他与蔡襄、苏轼、黄庭坚合称“宋四家”。米芾画山水，出自董源，天真发露，不求工细，多用水墨点染，自谓“信笔作之，多以烟云掩映树石，意似便已”。其子米友仁亦是画家，师承其画法，自称“墨戏”，画史上称“米家山”、“米氏云山”，因其传承而有“米派”之称。
他亦画梅、松、兰、菊等花卉画，晚年兼画人物，自称“取顾（恺之）高古，不入吴生（道子）一笔”。米芾好模仿名迹，能以假乱真；并以行、草书最著，博取前人所长，用笔俊迈豪放。《宣和书谱》论其书“大抵初效羲之”，自谓“善书者只有一笔，我独有八面”。
他传世作品甚多，主要有《苕溪诗卷》、《蜀素帖》最为著名。
《蜀素帖》为米芾书法精品，为他38岁时所作，其书法苍老凝练、行笔涩劲、沉稳爽利、清雅绝俗，可谓“超神入妙”。其书体为“二王”及唐、五代书风之延续，但与前人书法无一相似之处，是米芾自家风格之明证。明画家董其昌题跋曰：“米元章此卷，如狮子捉象，以全力赴之，当为生平合作。”
3.米友仁米友仁是米芾长子，故人称“小米”，早年即以擅长书画而知名，宋徽宗宣和四年（1122年），应选入掌书学。南渡后官提举两浙西路茶盐公事、兵部侍郎，敷文阁直学士，世称“米敷文”。其为继承家学，少即以书画知名，擅画云山，略变其父之风格成一家之法。所绘画作，多以云烟变灭为法度，而风格看似草成，实则法度森严，自称“墨戏”；且性格耿直、不附时风，自重为珍。善书法，“酷似乃风，亦精鉴赏”，但自有自家风格。
《潇湘奇观》为米友仁所绘山水画之代表作。图绘江边雪山、云雾变幻的奇境；只见浓云翻卷，远山坡脚隐约可见，随云气之游动变化，山形可隐可显。群山重叠起伏，远处峰峦终于出现于白云中；中段主峰耸起，宛如尖峰起伏林木疏密，远近、层次清晰，显露真实；但末段一转山色，隐入淡远之间，体现自然界之造化神奇。
此画作者以“没骨法”取代隋唐北宋以来之“双勾法”，给人以自然美之印象，改变了山水画的形象和表现手法。作品主要运用泼墨法和破墨法，依仗水墨的晕染来塑造形象，很少用线勾勒，浓淡、虚实的墨色，使景致时隐时显，忽明忽晦，朦胧又富变化，故时人谓他“善画无根树，能描朦胧云”。（汤垢《画鉴》）笔与墨之巧妙结合，使得米氏之云山兼具“滋润”与“沉郁”之特色。
山水画，是指以山川河流等自然景观为主体的绘画，其最早只是作为人物画之背景而创作，后独立成一支最能代表国画艺术成就之画种。山水画注重整体构图效果，尤其以位置之摆放、神韵之表达，以及笔墨之浓淡为要点。
就风格之不同，又分水墨山水、青绿山水等小类。历代代表之人物有：唐之李思训；宋之李成、范宽、董源；元之黄公望、吴镇、王蒙、倪瓒；明、清二代之董其昌、王时敏、王鉴、王原祁、石涛、八大山人等名家。
4.赵孟頫赵孟頫，元代书画家、文学家。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水精官道人”，中年曾作孟府，浙江湖州人氏，宋宗室之后裔。宋亡后，隐归乡里闲居。元世祖忽必烈搜访宋朝“遗逸”，经程拒夫荐举，始任兵部郎中，又官至翰林学士承旨，封“魏国公”，谥“文敏”。
赵孟頫精通音乐，善鉴定古物玉器，其中以书法、绘画成就尤高。山水画取法董源、李成；人物、鞍马师法李公麟和唐人；亦工墨竹、花鸟等画，所画风格皆以笔墨圆润苍秀见长，以飞白法画石，以书法用笔写竹，力主变革南宋院体格调，自谓“作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遥追五代、北宋法度、有评论谓“有唐人之致去其纤，有北宋人之雄去其犷”，遂开元代之新画风。
赵亦善诗文，其诗之风格以和婉为色；兼工篆刻，尤以“圆朱文”著称。传世画作有《鹊华秋色图》、《红衣罗汉图》、《幼舆丘壑图》、《秋郊饮马图》、《江村渔乐图》等。
《红衣罗汉图》所绘，身着红色袈裟的罗汉盘腿坐于树下青石之上，左手前伸，神态安详，正在讲授佛法的情景。图中罗汉颇似西竺僧人，据悉他常与西域僧人往来，故能对西域人之神态特征刻画入微；其人物造型取法于唐之阎立本，即以铁线描勾勒，且用笔凝重，苍劲有力，人物形象逼真。
三、明代时期
1.戴进戴进明代画家，号静庵，浙江杭州人。少年时当过金银首饰学徒，后改学绘画，刻苦用功，画艺大进，宣德年间供奉宫廷，因画艺高超而遭妒忌，遂被斥退。后浪迹江湖，以卖画为生。
他擅长山水、人物。其山水画师法马远、夏圭，并取法郭熙、李唐，多是遒劲苍润手法；用笔劲挺方硬，水墨淋漓酣畅，发展了马远、夏圭传统。
人物画师法唐宋传统，兼长工笔、写意；工笔用铁线描和兰叶描；写意从马远变化而来，笔墨简括；花鸟画工笔、写意、没骨诸法皆擅长。人物佛像则能变通运笔、顿挫有力。
其画作在明中期影响较大，追随者甚众，人称“浙派”，遂成明代前期画坛之主将，后世推他为“浙派”创始人。传世之作有《春山积翠图》、《风雨归舟图》、《三顾茅庐图》、《达摩至慧能六代像》、《南屏雅集图》、《归田祝寿图》、《葵石峡蝶图》、《三鹭图》等。2.唐寅此幅《落霞孤鹜图》，是唐寅所绘山水画的代表作。画面表现的是：崇岭峙立，几株柳树亭立，半掩水阁台榭，下临江水；阁中一人独坐眺望，旁有童子侍立。不远处，落霞孤鹜，烟水微茫，故画中景观辽阔优美。
此画技法工整，山石用湿笔点染，故线条流畅，风格潇洒俊秀，突显飘逸；画上自题诗是借王勃之少年得志，来为自己坎坷不平之遭遇而吐不愉。此画风格近于南宋院体，为他盛年得意之作。
唐寅出生于商家，故地位较低。其幼年
即能刻苦学习，11岁显出过人之才，并能写出一手好字。16岁中秀才，29岁参加乡试，获“解元，‘（第一名）。次年，赴京会考，与他同路赶考的江阴地主徐经，因暗中贿赂主考官的家僮而事先得知考题，但事情败露。唐寅亦受牵下狱，遭受凌辱。此后，自负的唐寅对官场产生反感，自此，性格、行为流于不羁，后在好友祝允明规劝下发奋读书，决心以诗文书画终其一生。
唐寅性格狂放不羁，在绘画中则独树一帜，自成一家；其行笔秀润缜密，颇具潇洒清逸之韵味。他的山水画多表现为雄伟险峻、楼阁溪桥、四时朝暮的江山胜景；有时亦描写亭园幽境中文人逸士的悠闲生活。其山水画大幅气势磅礴，小幅清隽潇洒，题材多样。其人物画多写古今仕女或历史典故。其传世的画作有《王蜀宫妓图》、《落霞孤鹜图》、《事茗图》、《看泉听风图》等。
3.陈淳前面讲过山水画，此处再讲一讲花鸟画之特色。花鸟画，亦是国画一大分类。泛指以花卉、鸟、兽等动植物为主体的绘画。此类创作之体裁，产生年代较人物、山水为晚，多讲求精细或趣味，刻画以精巧、传神为主。
画花鸟就表达形式的不同，又分为工笔花鸟及写意花鸟二类。以表现手法而言，国画主要以写意或工笔，或二者兼顾为主，但以讲究意境深远、气韵充实、画面传神为创作手法。以线条勾线传神、着色自然为特点，总以和谐为主旨；另以独特之手法，以印章为点缀，以达平衡、增韵为独创，是为东方绘画之魅力所在，更显完美，此为西洋画之所无。
大写意，即以张条疏散、施墨粗放为特点，削繁为简、遗形取神为手法，创作者多为泼墨粗画。小写意，即以简练归融为特色，多强调笔墨中之情趣，不苟求惟妙惟肖，但求整体气势与着色。工笔，是与写意不同的手法，与写意相反，多求刻画精确，要求工整、细致，乃至细节明确、刻画入微，手法以细腻、准确为度。
陈淳，明朝画家江苏苏州人，字道复，号白阳，又号白阳山人。曾学画于文徵明，后不拘师法；又法米芾、黄公望、王蒙。其山水较文征明疏放开阔，盖学米友仁而致笔迹放纵也。其尤擅长水墨写意花鸟，开明代写意花鸟画之新局面。
4.仇英仇英明代画家，字实父，号十洲，太仓（今属江苏）人，后定居苏州。其出身工匠，后从周臣学画，因文徵明之推赞而知名当时，以卖画为生。
仇英擅画人物，尤长仕女。工于设色，又善水墨、白描，能运用不同笔法表现不同对象。刻画之人物形象，或圆转流利，或劲利有力，皆为精工、妍丽之作，世人有”周昉复起，亦未能过“之评。他的山水画多学赵伯驹、刘松年，所画青绿山水之作，多呈细润而风骨劲峭；亦善绘制花鸟。晚年客居于收藏家项元汴家，摹仿历代名迹，据称”落笔乱真“。
仇英在当时名家周臣门下学画，曾用心临摹古代佳作，因刻苦及天赋不凡，故而技艺大进，成就卓著，因而与沈周、文徵明、唐寅并称”明四家“或”吴门派“。
他所创作的题材很广泛，擅写人物、山水、车船、楼阁、界画等场景；尤擅长于临摹，技法之中，工笔、写意、白描俱佳；画风细腻工整、色彩华丽，取古德之长而又能化为己用、自成一格。
其传世作品有《春夜宴桃李园图》、《柳下眠琴图》、《桃村草堂图》、《剑阁图》、《松溪论画图》和《玉洞仙源图》。
5.董其昌董其昌，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氏，明代著名书画家、书画鉴赏家兼书画理论家。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人称“董华亭”。万历进士，授编修，官至礼部尚书、太子太保，溢“文敏”。
他的书法，先从颜真卿，后学虞世南；再后，又觉唐书不如魏晋，转学钟繇、王羲之，并参以李邕、徐浩、杨凝式等笔意，自谓“于率易中得秀色”，其书法分行布白、疏宕秀逸，颇具个人特色，对明末清初的书风影响很大。
董其昌擅画山水，师法董源、巨然，以元代黄公望、倪瓒为宗，成为集历代画家之大成者。但重写意，不重写实，所画丘壑变化较少，而讲究笔致、墨韵，画格清润明秀、灵静飘逸。论画标榜“士气”，将古代山水画家仿禅宗而分为“南宗”、“北宗”，并推崇“南宗”（如王维者流）为文人画正脉，形成崇“南”贬“北”之己见，其说影响明代以后的画坛；又提倡作画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此调对后世论画亦影响较大。
此人才华俊逸，好谈名理，善鉴别书画。书法出颜真卿，后遍学魏晋唐宋诸名家，并融诸家之长自创风格；其行书古淡潇洒，楷书则有颜真卿之率真韵味，草书植根于王羲之的《争座位》、《祭侄稿》，兼有怀素之圆劲和米芾之跌宕。与邢侗、米万钟、张瑞图合称“明末四大家”，对明末清初书风影响很大。
其书法结体宽绰，取颜真卿之布白而不强作恢弘，取米芾之“奇宕潇散，时出新致，以奇为正，不主故常”，故而笔势潇洒随意。传世之作有《秋兴八景图》、《山庄秋景图》、《昼锦堂图》等。
四、清代时期
1.吴宏及国画之装裱吴宏，（宏，亦作弘）清代著名画家，字远度，号竹史，江西金溪人，长居江宁（今南京）。其人诗书均精，自幼喜爱绘画，笔墨得诸家之长而能出己意、纵横放逸。
方有同学问及国画的装裱，此处再略讲一些国画装裱之相关知识。
由于国画多绘于易于破碎、变形之宣纸或绢物之上，故我国国画均须在背后用纸托裱，以胶、绢、纸等镶边后装上轴杆，以便保存留传。我国绘画装裱技术距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在传统的意义上，国画装裱后才算是一幅完整的作品。
一、立轴：是国画中装裱的一种式样。中间部分叫“画心”（又名“画身”），上面称“天头”，下面称“地脚”。上、下又有“隔水”。装裱尺寸四尺以上的称为“大轴”，俗称“中堂”；特大的称为“大堂”或“大中堂”；三尺以下的画幅称“立轴”。上装天杆，下装轴。有的天头贴“惊燕带”（又称“绶带”），这种格式盛行于北宋宣和年间。“画心”上、下端加镶锦条，称之为“锦眉”。
二、册页：中国书画装裱的一种式样。因画身不大，亦称之为“小品”。有正方形，也有长方形、竖形或横形；有推蓬式、蝴蝶式和经摺式三种；也有裱成单片的，称之为“散装”。一般册页均取双数，少则四开、八开、十开，多则十二开、十六开或二十四开。册页外镶边框，前、后添加副页，上、下加板面。这样，欣赏、携带、保存、收藏就比较方便了。
三、屏条：中国书画装裱的一种式样，由于画身狭长，所以有装裱成屏条形式的。屏条单独的称为“条屏”；四幅并排悬挂的称为“堂屏”或“四季屏”；也有四幅以上乃至十二幅、十六幅的，这些都是成双的完整画面，称为“通景屏”或通屏。四、手卷：也是装裱式样中的一种，也称“长卷”或“图卷”。外面有“包首”，前面有“引首”，中间是作品；紧连作品两边的叫“隔水”，后面有“拖尾”。“包首”的上面贴有“题签”。历代名画如北宋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元代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等，都是手卷的装裱式样。2.石涛石涛是明朝悼僖王朱赞仪的第十世孙；父名朱享嘉，曾于南明隆武时在广西自称“监国”，后为瞿武耜俘杀，其时年尚幼小。他本来是明末皇族，未满十岁家庭惨遭变故，于是削发为僧，四处流浪；他法名叫原济，亦作元济（后人误传为“道济”），号石涛，又号苦瓜和尚、大涤子、清湘陈人等。
他因逃避兵祸，四处流浪，得以遍游名山大川，而悟大自然之奇妙造化；至清康熙时期，其名已传扬四海；他曾两次在扬州为康熙帝接驾，并奉献《海晏河清图》，晚年与王公贵族亦交往较密。
石涛所画山水、兰竹、人物等，讲求创意，构图善于变化，笔墨恣肆，意境新奇，一反当时仿古之风，王原祁评他为“大江以南，当推石涛为第一”。他的画作对扬州画派及近代中国画影响很大；兼工书法和诗，对画论尤有深入研究；所著有《苦瓜和尚画语录》（其手写刻本）名《画谱》较为有名。
其一生遍游名山大川作画写生，为明清时期最富创造性的一代大画家。他作画构图新奇，无论是黄山云烟、江南水墨，还是悬崖峭壁、枯树寒鸦，总能力求新奇，意境清新悠远，尤善用“截取法”以传深邃之境；石涛还讲求气势，故其笔势恣肆、淋漓洒脱而又不拘小疵，有豪放之态，以奔放见胜。
石涛善用墨法，枯湿、浓淡兼融并施，尤喜用湿笔，通过水墨的变化与笔墨的相融，多能表现山川之氤氲气象，或意境深远、厚重之态；有时用墨浓而显墨气淋漓，有时运笔酣畅流利或加方拙之笔，于是方圆结合以显朴实，秀拙相生而露清新。
他擅画山水，主张应细心体察大自然之景观，领会于心而下笔如有神助，笔墨“当随时代”而绘；画山水者应“脱胎于山川”、“搜尽奇峰”，进而“法自我立”，《黄山八胜图》即是其代表作之一。石涛的传世作品有《搜尽奇峰打草稿图》、《黄山八胜图》、《海晏河清图》等。
3.八大山人八大山人原名朱耷，清初著名画家。字雪个，号个山，后更号为个山驴、八大山人等，江西南昌人。他是明朝皇室之后。清初之时隐其姓名，隐居在南昌青云谱道观。
八大山人经历明清之际天翻地覆的时局变化，且自身从皇室沦为逸民，并为避害而出家，可见其饱经苦难；其诗文书画出众，但因家破国亡之故，装聋作哑，从其作品中可略见其心之悲怆。
朱耷擅画水墨花卉禽鸟，笔墨简括凝练、形象夸张、意境深刻；所写山水，画境冷清、枯寂；其水墨画技法对后世写意画影晌很大；他的山水画及花鸟画，多所体现其内心孤寂遁世、清高自赏的风骨和性情品格，丝毫不比他的花鸟画逊色。兼有豪情纵逸的雄健风格、朴茂酣畅的凝重情意和生拙涩秀的奇特韵味，然而虚淡中含意多，蕴涵深刻。
此幅《山水图》亦名《秋林亭子图》，写秋数茅亭、地老天荒之景，笼罩着一派荒凉静寂、无可奈何的气氛，有一种哭笑不得的枯索情味。
八大山人书法成就颇高，致使将其画名掩盖，知者不多。其书法，行楷学王献之的淳朴圆润，并自成一格。其所写书体，以篆书之圆润施于行草，自然起落，以高超的手法将书法的落、起、走、住、叠、围、回等技巧藏蕴其中，且能不着痕迹。古人所谓“藏巧于拙，笔涩生朴”，由此可知八大山人书法之妙，世之少见。
能窥山人之书体全貌的，莫过于《个山小像》中其所题字一一他以篆、隶、章草、行、真等六体书之，可见其功力之深，世间罕见伦比者，可谓集山人书法之大成。其晚年时，书法达其艺术成就之巅，草书亦不再怪异、雄伟，如其所写之《行书四箴》、《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等，平淡无奇、浑若天成，无丝毫修饰，静穆单纯，似超脱凡俗、不着人间烟气，是书家所爱之珍品。
4、邹喆及国画之技法邹喆，清代画家。字方鲁，江苏吴县人。自幼随父亲客游金陵，其画宗法于其父。其山水画稳重而有古气，富简淡清逸、超绝脱俗之情趣，兼长水墨花卉。此画设色清雅，笔墨精练，画面意境清旷，笔墨秀润峭利，至令景物清隽生动、形象逼真。
最近，有同学来问国画技法，余在此略述一些。我国国画的技法自古流传的不少，但常用者或有独特之处归纳如下：
一、十八描：指人物画中衣服褶纹的描绘方法，又有“古今描法一十八”之称。此法在明代·周履靖的《夷门广牍》和江珂玉的《珊瑚网》中有讲述，简称“十八描”一一即高古游丝描（顾恺之）、铁线描、行云流水描、马蝗描（又名“兰叶描”，马和之）、钉头鼠尾描（武洞清）、混描、撅头描（马远、夏圭）、曹衣描（曹不兴）、折芦描（梁楷）、橄榄描（颜辉）、枣核描、柳叶描（吴道子）、竹叶描、战笔水纹描、减笔描（马远、梁楷）、柴笔描、蚯蚓描。
二、双勾：就是用线条勾描物像的轮廓，又名“勾勒”。因其基本是用左右或上下两笔勾描合拢，故又名“双勾”，多用于工笔花鸟画。
三、白描：指用墨线勾描物体而不加色彩的一种手法。唐代的吴道子、北宋的李公麟、元代的赵孟頫等都是白描的高手。
四、皴法：指一种表现山石、树皮纹路的用笔方法。对历代画家根据山石的不同结构、质感、树木的纹理所创造的表现形式，是后人根据前人的经验以及对大自然的体会所总结的不同手法。而历代下来，皴法主要有以下几种：披麻皴（董源、巨然）、直擦皴（关仝、李成）、雨点皴（范宽）、卷云皴（李成、郭熙）、解索皴、牛毛皴、荷叶皴（赵孟頫）、长斧劈柴皴（李唐、马远）、鬼脸皴（荆浩）、拖泥带水皴（米芾）、折带皴（倪瓒）、破网皴（吴伟）。树的皴法有：有鳞皴（松树皮）、绳皴（柏树皮）、文叉麻皮皴（柳树皮）、点擦横皴（梅树皮）、横皴（梧桐树皮）。
五、没骨：指一种不用笔勾、墨画为骨，而直接用色彩涂抹、描绘物体的一种手法。五代黄荃所画花卉，勾勒用笔较细，着色后几乎不见笔迹，遂有“没骨花枝”之称；后来到北宋时期，有画家徐崇嗣学黄荃之手法，所绘花卉更是不加墨线勾线，只用彩色画成，世称“没骨画”，后人将此类画法称之为“没骨法”。
六、泼墨：指将墨泼于纸上后，随其形状画出景物的一种手法。相传唐代的王洽，曾以墨于纸上而画出形神兼顾的画作，遂成绘画的创作方式。后世将用笔水墨饱满、淋漓尽致、气势磅礴的手法称之为“泼墨”。
5.髡残髡残，湖南武陵（今常德）人。字介丘，号石溪，又号白秃，一号壤，自称“残道人”，晚年署名“石道人”；在画坛上与石涯并称“二石”，又与程正揆并称“二溪”。
据说，其母梦僧人入室而孕，因而他年岁稍长，总以为自己前生是僧人，故常思出家。程正揆在《石溪小传》中说髡残“廿岁削发为僧，参学诸方，皆器重之”。髡残自幼爱好绘画，年轻时放弃求取功名，20岁削发为僧，云游名山；30岁时明朝灭亡，他参加了何腾蛟的反清队伍，抗清失败后，避难常德桃花源。
髡残善绘画，尤其精于山水；绘画技法宗法黄公望、王蒙，早期基础出于明代谢时臣，所融之技法可上追元代四大家及北宋之巨然，曾说：“若荆、关、董、巨四者，得其心法惟巨然一人。巨然媲美于前，谓余不可继迹于后。”他习学元代四家以及明代大画家董其昌的画法，同时敢于“变其法以适意”，并以书法入画，不做临摹效颦，此真可见其重情用心、重视笔墨技法之处。
他在艺术上主张抒发个性，敢于创新，反对古板陈旧、墨守陈规，其作品充满质朴的感情，似不假造作、真挚感人，故而风格独特，于当时成就最为突出，对后世影响很大。
髡残的山水画章法稳健，繁杂严密而不堵，郁茂浓厚而不塞，景色不以新奇取胜，而以平凡见其幽深处其善用雄健之秃笔和渴墨，层层皴擦勾染，厚重而不板滞，秃笔而不干枯，是以他的作品具有“奥境奇辟，缅邈幽深、引人入胜”的艺术境界。
他平生喜游历名山大川，对大自然之博大神奇有其独到的领会，后住在南京牛首山幽栖寺。曾自谓平生有三惭愧：“常惭愧这只脚，不曾阅历天下多山；又常惭此两眼钝置，不能读万卷书；又惭两耳，未尝记受智者教诲。”
髡残的性格比较孤僻，书中云他“鲠直若五石弓，寡交识，辄终日不语”。对于禅学，他亦有独到之体悟，能“自证自悟，如狮子独行，不求伴侣者也”。他的画学，在当时已有相当造诣，受到周亮工、龚贤、陈舒、程正揆等人的推崇，因而他在当时的佛教界和艺术界皆有很高的声望。
髡残从事绘画比他人艰难，也付出更多心力，因其一生多受病痛折磨，可能与他早年避兵隐居桃源深处有关，但他从未放逸其心。他尝在《溪山无尽图卷》自题省悟之语，颇为感人。其语云：“大凡天地生人，宜清勤自持，不可懒惰。若当得个懒字，便是懒汉，终无用处。出家人若懒，则佛相不得庄严而千家不能一钵也。神三教同是。残衲时住牛首山房，朝夕焚诵，稍余一刻，必登山选胜，一有所得，随笔作山水画数幅或字一两段，总之不放闲过。所谓静生动，动必做出一番事业，端教作一个人立于天地间无愧。若忽忽不知，惰而不觉，何异于草木！”
张庚在《国朝画征录·髡残传》中有评云“石溪工山水，奥境奇辟，缅邈幽深，引人入胜。笔墨高古，设色精湛，诚元人之胜概也。此种笔法不见于世久矣！”由此可见，髡残之画深得元代四大家之精髓。
6.弘仁弘仁，明末清初画家，僧人，安徽歙县人。俗姓钱，名韬，字六奇；明末诸生（秀才），明亡后出家，法名弘仁，字无智，别名渐江，自号渐江学人，又号渐江僧、无智、梅花老衲。自幼丧父，家贫，事母至孝，一生未娶。
他是明末秀才，明亡后，有志抗清，离歙赴闽，入武夷山为僧，师从古航禅师；云游各地后回歙县，住西郊太平兴国寺和五明寺，经常往来于黄山、雁荡山之间；工诗文、书法，其诗多从家国身世有感而发，其中尤以民族感情至为强烈。其人画风萧散淡泊、简洁冷峭。
他擅画山水，取法宋元诸家，尤喜倪瓒（云林），师其法而用功最多；虽尊师法，但又不拘于师法，并能独自创新，所谓“师法自然，独辟蹊径”可作他艺术生涯的注脚。他的作品多画黄山，构图简洁，山石方折，险峰壁立，奇松倒挂；笔墨秀逸而凝重，意境宏阔亦淡远；其画气势峻伟，先声夺人；其人亦善画梅，绘画多得梅花疏枝淡蕊、冷艳寒香之韵致。
弘仁早年从学孙无修，中年师从萧云从，从宋元各家入手，后来师法“元代四家”，尤崇倪瓒画法，作品中如《清溪雨界》、《秋林图》、《古槎短荻图》等取景清新，多有云林遗意。他对倪瓒十分崇拜，曾于画中题诗云：“迂翁笔墨予家宝，岁岁焚香供作师”，可见其尊重如斯。
弘仁以画黄山而闻名，世人谓“得黄山之真性情”，笔墨苍劲整洁，富秀逸之气，给人以清新之意趣。与石涛、梅清成同为“黄山画派”中的代表人物。查士标在他的山水画题云：“渐公画入武夷而一变，归黄山而一奇。”
弘仁的绘画于当时及后世皆享誉极高，后人将其与髡残、朱耷、石涛合称“清初四高僧”；又与汪之瑞、查士标、孙逸合称为“新安派四大家”，又称“海阳四家”，弘仁居首位。学他画风的有祝昌、高翔、秦涵等人。
张庚在《国朝画征录》中说：“新安画多宗清（倪瓒）者，盖渐师道先路也。”代表作有《乔松羽土图》、《松石图》、《黄山蟠龙松》、《梅屋松泉图》、《黄海松石图》等。
浅谈篆刻
缘起
承蒙诸位抬举，说我于篆刻有所深研，这些话实在过誉。既然诸位对敝人学篆刻的事感兴趣，那么敝人就略述个中简概，以供诸位参考！因我国篆刻艺术源远流长，从头讲起，恐篇幅太长而时间不许，故今日先略讲明代以前的篆刻发展，之后将从明代流派开讲一一因明代以前，篆刻多用于官府，文人士子亦多不涉及；明以后，篆刻方为文人所自习，遂成文化大观。
篆刻，自商周始即应用于政治中，后影响所及更广，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艺术乃至宗教，无不产生过密切联系；且其美术价值极高，故与书法、绘画最终鼎足而立，故不可轻视其艺术特性。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与变革，至明清之际蔚为大观，终成独立之艺术。
篆刻起源，据考起自商周，那时多用于帝王之玺或官府之印。至春秋战国时期，刻印已有私用，间有当着饰物者；因当时小国林立，故篆刻之印因文化之差异而风格各异。
至秦汉时期，篆刻之法更趋成熟，因文化成就所影响一一尤其汉代篆刻，其印面篆文与处理方法，一直为所世篆刻家追求的艺术境界，认为那是篆刻艺术难以逾越的艺术巅峰。
经魏晋南北朝而到隋唐时，因文化的高度发展，故篆刻也呈现出“中兴”气象一一其中尤其是因皇帝的收藏以及用于鉴赏字画之印，因而隋唐时篆刻在继承之上有所发展。
到宋元时期，官印、私印比前代都有所增加，且于此时出现了文人自篆自刻的现象了，后人将元朝王冕视为文人自刻印章之第一人；又因赵孟頫、吾丘衍等文人提出篆刻复古的思想，加之古印谱的汇集与印刷业的发达，因而开文人篆刻之先河。此时的篆刻著作，较有名者如钱选的《钱氏印谱》、赵孟頫的《印史》（一卷）、吾丘衍的《古印式》
（二卷）、吴睿的《汉晋印章图谱》、杨遵的《杨氏集古印谱》、陶宗仪的《古人印式》等，故篆刻至元代时已有长足的发展。
至明代时期，因文彭、何震、苏宣等人的爱好与成就，加上古印谱的印刷与流通，故令篆刻艺术于明朝一代大放异彩，后形成了不少流派；其中，以文彭、何震、苏宣最为杰出。
到清代时，篆刻更是达到空前的发展，其成就几可与汉代比肩。其时主要以汲古、创新为特色，流派纷现，个性分明，且不乏篆刻之大家，令篆刻又达一座新高峰。
以上为篆刻之艺术特点，简述如上，以利综观，详情容后再述。一、明代篆刻前面讲到，篆刻至元代时，已从官印扩充到私印，并出现文人自刻自篆之风。这主要是因为宫廷及民间辑录的古印谱增多；加上大书法家赵孟頫、吾丘衍等人的提倡；又因印刷业的发达，令印谱流传渐广，故篆刻至元代，不但开文人自刻之先河，且开复兴之气象。
明代时期，因印刷之便利、石材多样化，以及印学理论之兴起，于是文人篆刻渐成风气，致使文人流派异军突起，成为明代艺术风景线上一道亮丽的景色。其中，文彭、何震二人被世人认为是明后期最杰出的两大印家，对当时篆刻艺术影响极大。
1.文彭文彭，字寿承，号三桥，长洲（今江苏苏州市）人，书法家文徵明的长子，与弟弟文嘉一起称誉艺坛；曾任两京国子临博士，故世称“文博士”，他是明代中期著名的篆刻家，是明代篆刻史上的先驱者。
文彭曾尝试将青田石作刻印材料，很成功，后被文人广泛采用和传播；又因其身份显赫，又开风气之先河，故后人公认其为明代篆刻之领袖。时人对他评价较高，如朱简云：“德靖之间，吴郡文博士寿承氏崛起，树帜坫坛……自三桥而下，无不人人斯籀，字字秦汉，猗欤盛哉！”可见其影响所及。
据明·王野的评论，文彭的篆刻作品“法虽出入，而以天韵胜”。以其作品观之，其印以安逸清丽为主调，刻意师法汉代，但亦有宋元之遗风。以其书画作品上的钤印考之，后世认为出自文彭之手的，如“文彭之印”（朱、白各一）、“文寿承氏”、“文寿承父”、“寿承氏”、“三桥居士”等；常见者为“寿承氏”、“七十二峰深处”二印。这些印的四周边栏都呈现严重剥蚀状，颇似金石所印效果，而这种洁净的篆法配以古朴边栏的处理方法，成为后世修饰印面技艺之先声。
综观其于篆刻之贡献，可分为二：一是开创以石材刻印，后遂成风气，开辟了石章之先河；二是师法秦汉，摈除宋元之流弊，有承前启后之功绩。他所开创的“吴门派”（亦称“三桥派”），开篆刻流派之端绪，故后人将他视为流派篆刻之开祖。
2.何震何震，字长卿，又字主臣，号雪渔，安徽婺源人（婺源，明清时期属于安徽徽州，现划归江西管辖，明代《徽州府志》、《安徽通志》有记载），明代著名篆刻家，与文彭合称为“文何派”。
何震一生曾游历过江苏、浙江、上海、福建等地，是一位终生靠卖印为生的篆刻家。早年客居南京，曾与文彭探讨六书，终日不休。后来，由友人江道昆（著名文学家，官至兵部左侍郎）引荐，后遍历边塞，因篆艺精到，故而名噪一时；晚年又回到南京，后居承恩精舍，“直至无钱，主僧为之含殓”。
何震一生对篆刻痴迷，而贡献亦大。他的作品多呈苍劲老练、持重稳重之势，用力刚猛，线条犀利，如“云中白鹤”一印即是；其他易见之精品，如“沽酒听渔歌”、“兰雪堂”等印。
他的印颇具秦汉章法，对其作品也推崇倍至，说其“白文如晴霞散绮、玉树临风，朱文如荷花映水、文鸳戏波……莫不各臻其妙，秦汉以后一人而已”。董其昌更有“小玺私印，古人皆用铜玉。刻石盛于近世，非古也；然为之者多名手，文寿承、许元复其最著已。新都何长卿从后起，一以吾乡顾氏《印薮》为师，规规帖帖，如临书摹画，几令文、许两君子无处着脚”之语。
后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辑自刻印而成印谱，取名《何雪渔印选》，开印家汇编自刻印之先河，颇具开拓之精神。时人称他的成就为“近代名手，海人推为第一”，诚实语也。
他后来开创了“雪渔派”，篆刻风格影响当时篆刻界，乃至整个文化艺术界及政治用途，其后延续至明末清初，可见其印影响之大！时人多争相收藏其所篆之印一一“工金石篆刻，海内图书出其手者，争传宝之。生平不刻佳石及镌人氏号，故及今流传尚不乏云”（《徽州府志》，1699）。
3.苏宣苏宣，字尔宣，安徽歙县人，篆刻曾得文彭的传授，但受何震的影响较大。其印中精品有“啸民”、“苏宣之印”、“流风回雪”等，所治之印，篆法自然，刚劲有力，既有何派之猛利，亦掺以自家之平实，故别具一番新气象。
他在晚年总结治印心得时说：“始于摹拟，终于变化，变者愈多，化者愈化，而所谓摹拟者愈工巧焉。”其印与何震的“神而化之”是相承的，故明·吴钧赞叹其印“雄健”，有浑朴豪放之势。苏宣亦曾感慨云：“余于此道，古讨今论，师研友习，点画之偏正，形声之清浊，必极其意法法，逮四十余年，其苦心何如！”
他曾在文彭家设馆，得文彭传授篆法；后纵览秦汉玺印，深得汉印的布白之妙，在朱、白文的处理上充分汲取了斑驳气息，多追求金石气息；因其印古朴苍浑，故名扬海内。因他的篆刻在当时颇有名气，仅次于文、何，时人称他与文彭、何震三家鼎立，曾著有《苏氏印略》，计四卷。4.朱简朱简，明代篆刻家，字修能，号畸臣，后改名闻，安徽修宁人。
其人工诗文，精研古代篆体，师事陈继儒。曾从友人收藏品中看过大量的古印原拓本，后来花了两年时间精心摹刻，编成《印品》二集，对于后人分辨印章真假、考证玺印、深研章法都有极大好处；并首创印学批评，提出篆刻分“神、妙、能、逸”四品，为其独到见解。其印有“董玄宰”、“董其昌”、“陈继儒”、“冯梦祯印”等，可谓其代表作。
其篆刻着重笔意，以切刻石，后自成一家。他曾在《印章要论》中说：“印始于商周，盛于汉，沿于晋，滥觞于六朝，废弛于唐宋，元复变体，亦词曲之于诗，似诗而非诗矣。”“印谱自宣和始，其后王顺伯、颜叔夏、晃克一、姜夔、赵子昂、吾子行、杨宗道、王子弁、叶景修、钱舜举、吴思孟、沈润卿、郎叔宝、朱伯盛，为谱者十数家，谱而谱之，不无遗珠存砾、以鲁为鱼者矣。今上海顾氏以其家所藏铜玉印，暨嘉禾项氏所藏不下四千方，歙人王延年为鉴定出宋元十之二，而以王顺伯、沈润卿等谱合之木刻为《集古印薮》，裒集之功可谓博矣。然而玉石并陈、真赝不分，岂足为印家董狐耶？”可见其涉猎及领悟颇深。
对于篆法，他认为“石鼓文是古今第一篆法，次则峰山碑、诅楚文。商周秦汉款识碑帖印章等字，刻诸金石者，庶几古法犹存，须访旧本观之。其他传写诸书及近人翻刻新本，全失古法，不足信也。”此可谓至论，值得我辈深思！
善诗，与李流芳、赵宦光、陈继儒等交往较密；由于他的广见博闻，故其在印学理论上的造诣颇深，著有《印品》、《印经》、《菌阁藏印》、《修能印谱》行世。
5.汪关汪关，原名东阳，字杲叔，后得一方汉代“汪关”古铜印，遂改名汪关，后更字尹子，安徽歙县人；汪关不仅痴迷收藏，还喜钻研秦汉古玺印章，并潜心摹刻；他的儿子汪泓在其影响下亦爱上刻印。汪关父子开创了一种明快工稳、恬静秀美的印风，深得众人青睐；但因过于痴迷，故得“大痴”、“小痴”之雅号。
汪关父子的印风对后世影响较大。与他们同时代的著名书画家、篆刻家李流芳在《题杲叔印谱》中赞道：“今世以此道行者，自长卿（何震）而后，有苏啸民、陈文叔、朱修能诸人，独杲叔（汪关）独痴，足迹不出海隅，世无知之者。然能淹有汉、宋、元之长，而独行其意于刀笔之外者，不得不推杲叔。吾谓长卿之后，杲叔一人而已。世有知者，当不以吾言为妄也。”可见其于艺术追求之执著不同一般。
汪关治印朴茂稳实，仿汉印神形俱备，他治印，善使冲刀，刀法朴茂稳实，章法一丝不苟，深得汉印神韵，边款亦有功力，为明人追摹汉法之开创者，令当时印坛面目一新，受其影响者有沈世和、林皋等；著有《宝印斋印式》二卷行世。
6.明代印谱
明代时期，文人或篆家汇集古印而辑成谱者众，可谓“蔚然成风”，其中最有影响的当推明万历年间顾从德所汇集之《印薮》（木刻本）一一此谱原拓本名为《集古印谱》，初仅拓20部，“虽好者难睹真容”，在当时影响极大。三年后又作修订，屡经翻版，故流传极广，对当时篆刻的传播与推广有较大的影响。
当时，大部份篆刻家集中在以南京、苏州为中心的江南，故篆刻与文学、书法、绘画交流较密；而不少书画名家也乐于自刻自篆，如文彭、赵宦光、朱简、李流芳等人。由于印学理论在发展中形成了两派意见，即主张复古和反对复古，因而促进了印学理论的进步。而明代的印学著作最为杰出者，当推周应愿的《印说》、朱简的《印品》和徐上达的《印法参同》。《印说》一书所涉甚广，论议中常有精要之言，并对时兴之石章镌刻法总结出六种刀法之害，对后世影响极大；它还于中提出了审美之见解，可算得上是篆刻美学开创性作品。而《印品》一书，是朱简广交印家及收藏家，看过他们收集的古今印章近万枚，共花了14年时间摹刻了自周秦至元明间的各类玺印刻章，并详加评论，而编成《印品》一书，共计五册。《印法参同》一书，是徐上达对篆刻技法与理论的深入和发挥，颇具艺术价值，对明代及清代的印学有极大的贡献。
二、清代篆刻
习书法篆刻，宜从《说文》的篆字入手，隶、楷、行等辅之；书法篆刻作品皆宜作图案观，古人云“七分章法，三分书法”，谓为信然，诚为笃论。于常人所注之字画、笔法、笔力、结构、神韵，乃至某碑某帖某派，吾人皆一致屏除，不刻意用心揣摩，此为自见，不知当否？
篆刻之法，亦应求自然之天趣，刻印亦可用图画的原则，并应注重章法布局。篆刻工具，可用刀尾扁尖而平齐若锥状之刻刀，因锥形之刀仅能刻白文，如以铁笔写字也；扁尖形之刀可刻朱文，终不免雕琢之痕，不若以锥形刀刻白文，能得自然之天趣也。此为敝人之创论，不知当否？敝人写字时，皆依西洋画图案之原则，竭力配置、调和全纸整体之形状，故朽人所写之字，应作一张图案画观之则可矣，决不用心揣摩。不唯写字，刻印也是相同的道理。无论写字、刻印，道理是相通的；而“字如其人”，某人所写之字或刻印，多能表现作者之性格（此乃自然流露，非是故意表示）。体现朽人之字者：平淡、恬静、冲逸之致是也，诸君作参照可也。
篆刻印章起源甚早，据《汉书·祭祀志》载：“自五帝始有书契，至于三王，俗化雕文，诈伪渐兴，始有印玺，以检奸萌。”可见，远在三千七百多年前的殷商时代，便有刻字艺术了。
到了周代，以青铜质为主的“周玺”大为兴起，形状各异，一般分为白文、朱文两种。至秦代，因文字由“籀书”渐演变成篆书，而印之形式亦趋广泛，故印文圆润苍劲，笔势挺拔。
至汉代，篆刻艺术颇为兴盛，所刻之印，史称“汉印”，其字体由小篆演变成“隶篆”。汉印的印制、印纽亦十分精美。西泠八家之一的奚冈曾有“印之宗汉也，如诗文宗唐，字文宗晋”之语，可视为综述。
唐宋之际，印章体制仍以篆书为主。直到明清两代，印人辈出，篆刻便以篆书为基础，而佐以雕刻之法，于印面中表现疏密、离合之形态，篆刻遂由雕镂铭刻转为治印之举。
而尤其是清朝一代，大家辈出，流派纷立，据周亮工的《印人传》记载不下120余人。其中，标新立异者有之，奉行古法者有之，风格及式样层出不穷，致令篆刻之艺蔚为大观。其成就可与汉代媲美，因得力于古物之出土渐多，故有参照、临摹之便，因吸取商周秦汉古印之力，乃有清代之杰出成就。
其中，以程邃、巴慰祖、丁敬、蒋仁、黄易、奚冈、陈豫钟、陈鸿寿、赵之琛、钱松（后八人，后世称为“西泠八家”，亦称“浙派”）最为有名；另有“邓派”代表人物邓石如、吴熙载、徐三庚等，均为篆刻高手。
以下，就其生平及篆刻作品略加讲述，以作借鉴之用。1.程邃程邃，清代著名篆条刻家、画家，字穆倩，号垢区，别号垢道人、江东布衣，安徽歙县人氏。其篆刻风格，于文、何、汪、朱之外，别树一帜，是后期皖派的代表人物，与巴慰祖、胡唐、汪肇龙合称“歙中四家”；善用冲刀，凝重淳厚，为“徽派”主要代表人物。
其刻印，精研汉法而能自见笔意，故时人多宗之。为人博雅好结纳，亦精于医。其篆刻取法秦汉，玺印，白文运刀如笔，凝重有力；朱文喜用大篆作印文，章法整齐，风格古拙浑朴，边款刻字不多，但凝练深厚，开清代篆刻中皖派先河。
程邃治印，初宗文、何，然时印学界多为文、何所拘，陈陈相因，久无生气。程邃能继朱简之后，力求变法，以古籀、钟鼎文入印，尤其是尽收秦汉朱文印之特点长处，出以离奇错落之手法别立门户，开创皖派新局面。周亮工《印人传》称：“黄山程穆倩邃以诗文书画奔走天下，偶然作印，乃力变文、何旧习，世翕然之。”其印如“程邃之印”，章法严谨、风格古朴；又如“穆倩”一印，颇似古印，有秦汉之韵。综观其传世印作，可知其章法严谨，篆法苍润渊秀。以冲刀代笔，运刀取法汪关，而凝重则过之，能够充分表达笔意。
2.巴慰祖巴慰祖，字隽堂、晋堂，号予籍，又号子安、莲舫，歙县渔梁人。
其家为经商世家，家庭中曾出巴廷梅、巴慰祖、巴树谷、巴树烜、巴光荣四代五位篆刻家；其中，巴慰祖从小就爱好刻印，自谓“慰糠秕小生，粗涉篆籀，读书之暇，铁笔时操，金石之癖，略同嗜痂”。
巴慰祖爱好颇多，且无所不学，故多才多能。他家中所藏法书、名画、金石文字、钟鼎铭文很多，故自小养成摹印练字之习。巴慰祖与程邃、胡唐、汪肇龙同列为“歙四家”，为光大徽派篆刻艺术贡献非小；与汪肇龙、胡唐二人相比，巴慰祖声誉最隆。
他临摹的天赋颇高，喜欢仿制古器物，并能如旧器相似，有精于鉴赏者亦不能辨伪的。其篆刻浸淫秦汉印章，旁及钟鼎款识，功力颇深。早期印作趋于雅妍细润、端整纯正，晚期印风则趋于浑朴、古拙。汪肇龙、巴慰祖、胡唐三人中，以巴慰祖声誉最隆，交游也广。
巴慰祖的外甥胡唐，在舅舅的影响和带动下，也酷爱篆刻。由于巴慰祖嗜好刻印，所以二子及孙子、外甥亦好印，以致不能安心经商，到了晚年而家道中落，后以作书、篆刻为生；晚年虽然并不富有，但并没有影响其追求篆刻之境界，后以篆印独特而声名流传。
其篆刻风格，简洁和谐，于平和中得见厚重，疏朗中不失平稳，如“下里巴人”、“大书典簿”。
（一）浙派：3.丁敬
丁敬，清代杰出篆刻家。字敬身，号钝丁，别号龙泓山人，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人。
丁敬出身于商贾之家，生平矢志向学，工诗文，善书法、绘画，尤究心于金石、碑版文字的探源考异。篆刻宗法秦汉，能得其神韵，能吸取秦汉以及前人刻印之长为己所用。他强调刀法的重要性，主张用刀要突出笔意。擅长以切刀法刻印，苍劲质朴，别树一帜，开创“浙派”，世称“浙派鼻祖”，为“西泠八大家”之首。
他酷爱篆刻，吸取秦、汉印篆和前人长处，又常探寻西湖群山、寺庙、塔幢、碑铭等石刻铭文，亲临摹拓，不惜重金购得铜石器铭和印谱珍本，精心研习，因此技法大进。兼工诗书画，诗文造句奇崛，尤擅长诗，与金农齐名。所辑《武林金石录》，为广搜博采西湖金石文字汇集而成，凡碑铭、题刻、摩崖、金石铭文等搜罗殆尽，有珍贵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他还曾参与了汪启淑所辑《飞鸿堂印谱》的厘订和篆刻。
其印“炳文”，印风尚流于妍媚，无古朴之态；“上下钓鱼山人”一印也是这类风格；而“玉几翁”一印，线条朴实，刀法浑厚，初具“浙派”之姿；“两湖三竺万壑千岩”一印有脱尘之韵，可见其修养；“徐观海印”则显非凡气势，印文结构齐整，刀法节冲并用，故另有一番风味。4.蒋仁蒋仁，原名泰，字阶平，后来因得“蒋仁”古铜印，极为欣赏，遂改名为蒋仁，号山堂，别号吉罗居士、女床山民，浙江仁和（杭州）人。蒋仁家境贫寒，一生与妻女过着超然尘俗的简朴生活。书法师颜真卿、孙过庭、杨凝式诸家，擅长行楷书。蒋仁篆刻非常佩服丁敬，师其法，并能以拙朴见长，并有所创新。
其作品于苍劲中甚得古意，另具天趣。所刻行书边款，得颜体书法之神，苍浑自然，别有韵致。其一生性情耿直，不轻易为人执刀落笔，故流传的作品不多。他的篆刻曾被彭超升进士评为“当代第一”，蒋仁的《吉罗居士印谱》中只收录了二十六方印。
他对篆刻有较深之体悟，曾总结云：“文可与画竹，胸有成竹，浓淡疏密，随手写去，自尔成局，其神理自足也。作印亦然，一印到手，意兴俱至，下笔立就，神韵皆妙，可入高人之目，方为能手。不然，直俗工耳。”其常见之印，有“丁敬身印”、“无地不乐”、“蒋山堂印”等。
5.黄易黄易，号小松，钱塘人。出身于金石世家，父亲黄树谷，工隶书，博通金石，故自幼承习家学，后因家贫故游历在外，后官至山东济宁府同知。
黄易能作诗着文，尤精于作词，而以金石书画名传于世。一生酷爱金石，在济宁府任间，广泛搜罗、保护碑刻，把所收金石碑铭三千多种，后汇考辑录成《小蓬莱阁金石文字》一书，其中一半左右为前人所未见；此外，还收藏有历代古印、钱币、刀、鼎、炉、镜等数百种，并一一作了考释。其金石收藏品之多，甲于当时，故各方酷爱古玩金石的人都请黄易示其所收古物，被人称为“文艺金石巨家”，有《小蓬莱阁金石文字》、《小蓬莱阁诗集》、《秋景庵印谱》等著述行世。
他还善书，工隶，其书风格沉着有致，精于博古，在古隶法中参杂以钟鼎铭文，更现古朴雅厚。其篆刻作品，风格醇厚儒雅，为继承秦汉之优良传统。又精研六书摹印，为丁敬之高足，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誉，与丁敬并称“丁黄”。后人何元锡曾将二人印稿合辑成《丁黄印谱》。
其篆刻师法丁敬，兼及宋元诸家，并有所创新，其工风稳生动，时人对他评价颇高。他的“一笑百虑忘”印，章法平中有奇，为成熟之白文印，刀法相继丁敬之风；而“乔木世臣”为朱文印，字体结构严谨，形态饱满，刀法胆大而手法精细，线条雄劲，故整方印显得十分大度。
6.奚冈奚冈，初名钢，字铁生，一字纯章，号箩龛，别署渚生、蒙泉外史、蒙道士、奚道士、野蝶子、散木居士，钱塘人。他还工书法，9岁即能隶书，后楷、行、草、篆、隶，无一不精，亦以绘画名于当时。其篆刻，宗法秦汉，为“浙派”名家。“蒙泉外史”为白文印，寓拙于巧，为取汉印平正、浑朴之法，用切刀所刻，章法分布以字画多少而定大小，但整体浑若天成。“龙尾山房”一印为奚冈朱文印的代表作，此印笔画多用弧线，弯曲成形，与常见的直线朱文印不同，故能独树一帜。印文用虚实相生的手法作似断非断之状，且边栏亦是虚实相间，显得内部饱满，外部相应，为其炉火纯青之作品。
7.陈豫钟陈豫钟，字浚仪，号秋堂，浙江杭州人，清代书法篆刻家，“西泠八家”之一。他喜好收藏金石文字，又精于墨拓，收集拓本数百种，为其学习、创作之基石。
工篆刻，早年师法文彭、何震，后学丁敬，作品工整秀致，边款尤为秀丽。精于小篆籀文，兼及秦汉印章。阮元任浙江督学时铸的文庙大钟和铭文，便是陈豫钟摹仿古文勾勒的，端整壮丽，极受赞赏。他爱好收集金石文字，积卷数百，见到名画佳砚，不惜重金收购，尤其爱好古铜印。并能书画，他的书法得李阳冰法，遒劲挺拔、苍雅圆劲，为时人所喜爱。曾辑录《古今画人传》、《求是斋集》等著作行世。
他刻的“竹影庵”一印为朱文印，印文似汉代篆文，章法布局奇妙，因“竹”字笔画较少，故他将左下角边栏凿断，与右上角对应相呼，使布局平衡。
“振衣千仞”一印为白文印，线条刀迹显然，结字趋方，但各异其趣，风格秀丽文静，工稳而不失流动，为陈氏代表作。
8.陈鸿寿陈鸿寿，清代著名书法篆刻家，“西泠八家”之一。字子恭，号曼生，别号种榆道人，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在篆刻上，他继承了丁敬、蒋仁、黄易、奚冈等人的风格。其篆书略带草书意味，喜用切刀，运刀犹如雷霆万钧，给人以苍茫浑厚、爽利奔放之感，使“浙派”面貌为之一新。他的风格对后世影响较深，与陈豫钟齐名，世称“二陈”。
他还善书，隶书奇绝，自成一体；行书亦清雅不俗。蒋宝龄在《墨林今话》中评他为：“曼生酷嗜摩崖碑版，行楷古雅有法度，篆刻得之款识为多，精严古宕，人莫能及。”除此，陈鸿寿擅长竹刻，山水、花卉、兰竹，博学能诗，还善制作和识别茶具，公余之际常识别砂质，创作新样，自制铭句镌刻器上，曾风行一时，人称“曼生壶”。著有《桑连理馆诗集》、《种榆仙馆印谱》等行世。
他所刻的“琴书诗画巢”一印，线条浑厚、苍劲，切刀痕迹显见，为浙派典型的朱文印风格；此印看似信手拈来，实则有法可循。而“南芗书画”一印，篆书笔法平稳，虽是仿汉印之作，但刀法从浙派中来，有稳如泰山之感。虽边栏破损任之，但全印却反呈苍劲浑朴之气势，这非得要有娴熟之刀法和深厚之功力不可，于此可见他的成就。
9.赵之琛赵之琛，清代著名的篆刻家，字次闲，号献父，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一生布衣，多才多艺，工诗文、书画，精通金石文字，尤其工篆刻，为“西泠八家”之一。
他的篆刻，初得陈豫钟传授，兼师黄易、奚冈、陈鸿寿。早年篆刻章法长方，善用冲刀，笔画如锯齿；后用切玉法，笔画纤细方折；边款以行楷书为之，笔画生辣细劲；晚年刀法和章法已无太大变化，多承师法。他生性嗜古，长于金石文字，阮元所著《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中的古器文字，多半出自于他的手摹。他的印文结构不但秀美，且善于应变，用刀爽朗挺拔，楷书印款秀劲涩辣；其印作，曾得过陈鸿寿的推崇与赞许。印谱有《补罗迦室印谱》，著有《补罗迦室印集》行世。他所刻印以切玉法驱刀最为有名，如“长乐无极老复丁”、“三碑乡里旧人家”二印即是仿汉切玉法，章法自然、清秀瘦劲，可见其所长。10.钱松钱松，清代书法、篆刻家，初名松如，字叔盖，号耐青，浙江杭州人。擅作山水、花卉；工书，他的隶书、行书功力深厚，为时所重。篆刻则得力于汉印，据称他曾手摹汉印二千方，赵之琛见后惊叹道：“此丁、黄后一人，前明文、何诸家不及也。”他的一生见闻广博，故于章法显出与众不同，并时出新意；刀法在总结前人经验之上，自创出一种切中带削的新刀法，立体感强，富于韵味。后，严荄将他与胡震的作品合编为《钱胡印谱》，亦有人将他个人作品汇辑成册，取名《铁庐印谱》。
他的刀法继承浙派风格，章法则取汉印结构，如“陈老莲”、“胡鼻山人宋绍圣后十二丁丑生”二印，一白一朱皆是，可见其学浙派之造诣功深。他用刀多是碎刀细切浅刻，温朴中而显浑厚，颇得汉印之意蕴，时人评誉甚高。赵之谦曾说：“汉铜印妙处，不在斑驳，而在浑厚；学浑厚则全恃腕力，石性脆，刀所到处应手辄落，愈拙愈古，看似平平无奇，而殊不易貌。此事与予同志者，杭州钱叔盖一人而已。”
（二）邓派：11.邓石如
邓石如，清代著名书法家、篆刻家，原名琰，字石如，又名顽伯，号完白山人，又号完白、古浣子、游笈道人、凤水渔长、龙山樵长等，安徽怀宁人。
因家庭贫困，邓石如曾以砍柴卖饼维持生计，暇时随父亲学习书法和篆刻，甚工。后游寿州，入梅缪府中为客。梅氏家中有很多金石文字，因得以观赏历代吉金石刻，每日晨起即研墨，至夜分墨尽乃就寝，历时八年，艺乃大成，四体书功力极深，曹文植称之为“我（清）朝第一”。
他的篆刻得力于书法，篆法以“二李”（李斯、李冰阳）为宗，而纵横捭阖之妙则得力于史籀，间以隶意，故其印线条浑厚天成，体势奔放飘逸。朱文印取宋元章汉，白文印则以汉印为主，印风茂密多姿，章法疏密相应，刀路平实缓和。邓石如还开创了“以汉碑入汉印”的先例，弟子吴让之誉为“独有千古”。赵之谦对邓石如也是极为推崇，称邓石如“字画疏处可走马，密处不可通风，即印林无等等咒”。
“江流有声，断岸千尺”一印是其代表作品，章法奇妙，文印俱佳，结构和谐，为邓氏难得一见之精品。“笔歌墨舞”、“意与古会”二印，笔意流畅，线条婉约，亦颇具正气。
其篆刻，刀法苍劲浑朴，婀娜多姿，冲破时人只取法秦汉铄印之局限，世称“邓派”，亦又称“皖派”者。风格所及，影响了包世臣、吴让之、赵之谦、吴咨、胡澍、徐三庚等人，是杰出之篆刻家。他的原石流传极少，存世有《完白山人篆刻偶成》、《完白山人印谱》、《邓石如印存》等。
12.吴熙载吴熙载，清代著名书画家、篆刻家，原名廷，字让之，亦作攘之，别号还有让翁、晚学生、晚学居士、言甫、言庵、方竹丈人等，江苏仪征人。
自小博学多能，善作四体书，恪守师法，尤精篆、隶，功力深厚，温婉圆润，收放有度。擅长金石考证，精通文字学。师事邓石如的学生包世臣，算是邓石如的再传弟子。
篆刻师法邓石如，以汉篆治印。对邓石如的篆刻，吴让之更在继承之上有所创造，故章法上更趋稳健、精练，刀法更加圆转、流畅，从而将邓石如“以笔意见胜”的风格推向高峰。
他的刀法运转自然，坚挺得势，较能表达笔意，晚年作品更入化境，对当代中、日印坛影响较大。著有《通鉴地理今释》、《师慎轩印谱》、《晋铜鼓斋印存》、《吴熙载篆刻》等。晚清印人如徐三庚、赵之谦、吴昌硕等也都比较重视他的作品。
“足吾所好玩而老焉”一印，得邓石如章法之精髓，布局疏密天成，文字方圆互参，笔画舒展，虚实相生。
“砚山鉴藏石墨”一印也是吴熙载朱文印的代表作品。此印貌似无奇，排得均匀整齐，印文能显舒展开张之势，这得力他的秀挺书法。
“攘之手摹汉魏六朝”一印，印文排列自然，书体浑朴，繁简平衡，笔画转折自然得力于刻刀之轻灵，为以刀当笔之作品。
“吴熙载字攘之”印分三行，细线界隔，刀法畅达，线条圆劲且又浑穆，是创造性学习汉印的典范制作。
13.徐三庚徐三庚，清代著名书法、篆刻家，字辛谷，号袖海，浙江上虞人。此人兼通书法、篆刻、竹刻，并精古玩，多才多艺。他的篆刻，早年曾追摹元明印风，后攻汉印，并学邓石如、吴让之等人；对陈鸿寿、赵之深等人风格深有研究；四十岁后参以汉篆、汉印结体及《天发神谶碑》意趣神采，颇见功力，风格飘逸、疏密有致，后自成一家，其印风有“吴带当风”之誉。
他的“徐三庚印”、“上于父”及“图鉴斋”等印，笔画圆润，字体浑朴，颇有汉印遗风。他运刀熟练，不加修饰，其行楷边款，刀法劲猛，自然得势，不失名家风范。
14.清代印谱明代之时，印谱汇集已然成风，印学理论亦是发达，尤其是顾从德所汇集之《印薮》《谱原拓本名为《集古印谱》），对明清印学流派之兴起，贡献颇大。
明代晚期，有张灏辑录当时印人篆刻之印计二千余方，谱成名为《学山堂印谱》，录作者五十余人；到清康熙年间，有周亮工辑藏印一千五百余方，汇集成谱，名为《赖古堂印谱》，计百二十余人，此二谱对所世影响亦大。
另有丁敬的《武林金石录》、汪启淑的《飞鸿堂印谱》、蒋仁的《吉罗居士印谱》、黄易的《秋景庵印谱》、何元锡的《丁黄印谱》、陈豫钟的《求是斋印集》、陈鸿寿的《种榆仙馆印谱》以及邓石如的《完白山人印谱》等印谱，对后世影响亦非小，尤其是各大流派之印人必看之印谱。
清代之篆刻风行，除汇集印谱外，为印人立传亦是清朝所创之举，著名者有清·周亮工的《赖古堂别集·印人传》（三卷，亦名《印人传》）、清·汪启淑的《飞鸿堂印人传》（八卷，亦名《续印人传》）、黄易的《小蓬莱阁金石文字》、冯承辉的《历朝印识》和《国朝印识》等，为印人了解篆刻提供诸多方便，以功不少。
谈写字的方法
我到闽南这边来，已经有十年之久了。前几年冬天的时候，我也常到南普陀寺来，看到大殿、观音殿及两廊旁边的栏杆上，排列了很多很多的花。尤其正在过年的时候，更是多得很，多得很。
其中有一种名叫“一品红”（闽南人称为圣诞花，其顶端之叶均作红色，学名为EuphorbiaPulcherrima）的，颜色非常鲜明，非常好看，可以说是南国特有的一种风味，特有的色彩。每当残冬过去，春天快到来的时候，把它摆出来，好像是迎春的样子，而气象的确也为之一新。
我于去年冬天到这里来，心中本来预料着，以为可以看到许多的“一品红”了。岂知一到的时候，空空洞洞，所看到的，尽是其他的花草，因而感到很伤心。为什么？以前那么多的“一品红”，现在到哪里去了呢？找来找去，找了很久，只在那新功德楼的地方，发现了三棵，都是憔悴不堪，颜色不大鲜明很怨惨的样子。也没有什么人要去赏玩了。于是使我联想到佛教养正院：过去的时候，也曾经有很光荣的历史，像那些“一品红”一样，欣欣向荣，有无限的生机。可是现在，则有些衰败的气象了。
养正院开办已经三年了，这期间，自然有很多可纪念的史迹。可是观察其未来，则替它悲观，前途很不堪设想。我现在在南普陀这里，还可以看到养正院的招牌，下一次再来的时候，恐怕看不到了。这一次，也许可以说是我“最后的演讲”。
一
这一次所要讲的，是这里几位学生的意思一一要我来讲关于写字的方法。
我想写字这一回事，是在家人的事；出家人讲究写字有什么意思呢？所以，这一次讲写字的方法，我觉得很不对。因为出家人假如只会写字，其他的学问一点也不知道，尤其不懂得佛法，那可以说是佛门的败类。须知出家人不懂得佛法，只会写字，那是可耻的。出家人唯一的本分，就是要懂得佛法，要研究佛法。不过，出家人并不是绝对不可以讲究写字的，但不可用全副精神。出家人固应对于佛法全力研究，而于有空的时候，写写字也未尝不可。写字如果写到了有个样子，能写对子、中堂来送与人，以作弘法的一种工具，也不是无益的。
倘然只能写得几个好字，若不专心学佛法，虽然人家赞美他的字写得怎样得好，那不过是“人以字传”而已。我觉得：出家人字虽然写得不好，若是很有道德，那么他的字是很珍贵的，结果都是能够“字以人传”。如果对于佛法没有研究，而且没有道德，纵能写得很好的字，这种人在佛教中是无足轻重的了。他的人本来是不足传的。即能“人以字传”一一这是一桩可耻的事，就是在家人也是很可耻的。
今天虽然名为讲写字的方法，其实我的本意是要劝诸位来学佛法的。因为大家有了行持，能够研究佛法，才可利用闲暇时间，来谈谈写字的法子。
关于写字的源流、派别，以及笔法、章法、用墨……古人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而且有很多的书可以参考，我不必多讲。现在我只就个人关于写字的心得及经验，随便来说一说。
诸位写字的成绩很不错。但是每天每个人只限定写一张，而且只有一个样子，这是不对的。每天练习写字的时候，应该将篆书、大楷、中楷、小楷四个样子，都要多多地写与练习。如果没有时间，关于中楷可以略掉；至于其他的字样，是缺一不可的。且要多多地练习才对。
我有一点意见，要贡献给诸位。下面所说的几种方法，我认为是很重要的。
二
我对于发心学字的人，总是劝他们先由篆字学起。为什么呢？有几种理由：
（一）可以顺便研究《说文》，对于文字学，便可以有一点常识了。因为一个字一个字都有它的来源，并不是凭空虚构的，关于一笔一划，都不能随随便便乱写的。若不学篆书，不研究《说文》，对于字学及文字的起源就不能明白一一简直可以说是不认得字啊！所以写字若由篆书入手，不但写字会进步，而且也很有兴味的。
（二）能写篆字以后，再学楷书，写字时一笔一划，也就不会写错的了。我以前看到养正院几位学生所抄写的稿子，写错的字很多很多。
要晓得：写错了字，是很可耻的一一这正如学英文的人一样，不能把字母拼错一个。若拼错了字，人家怎么认识呢？写错了我们自己的汉文字，更是不可以的。我们若先学会了篆书，再写楷字时，那就可以免掉很多错误。此外，写篆字也可以为写隶书、楷书、行书的基础。学会了篆字之后，对于写隶书、楷书、行书就都很容易一一因为篆书是各种写字的根本。
若要写篆字的话，可先参看《说文》这一类的书。有一部清人吴大澂的《说文部首》，那是不可缺少的。因为这部书很好，便于初学，如果要学写字的话，先研究这一部书最好。
既然要发心学写字的话，除了写篆字而外，还有大楷、中楷、小楷，这几样都应当写。我以前小孩子的时候，都通通写过的。至于要学一尺、二尺的字，有一个很简便的方法：那就可用大砖来写，平常把四块大砖拼合起来，做成桌子的样子，而且用架子架起来，也可当桌子用；要学写大字，却很方便，而且一物可供两用了。
大笔怎样得到呢？可用麻扎起来做大笔，要写时，就可以任意挥毫。大砖在南方也许不多，这里倒有一个方法可以替代：就是用水门汀拼起来成为桌子。而用麻来写字，都是一样的。这样一来，既可练习写字，而纸及笔，也就经济得多了。
篆书、隶书乃至行书都要写，样样都要学才好；一切碑帖也都要读，至少要浏览一下才可以。照以上的方法学了一个时期以后，才可专写一种或专写一体。这是由博而约的方法。
三
至于用笔呢？算起来有很多种，如羊毫、狼毫、兔毫等。普通是用羊毫、紫毫及狼毫亦可用，并不限定哪一种。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写大字须用大笔，千万不可用小笔！用小的笔写大字，那是很错误的。宁可用大笔写小字，不可以用小笔写大字。
还有纸的问题。市上所售的油光纸是很便宜的，但太光滑很难写。若用本地所产的粗纸，就无此毛病的了。我的意思：高年级的同学可用粗纸，低年级的可用油光纸。
此地所用的有格子的纸，是不大适合的，和我们从前的九宫格的纸不同。以我的习惯而论，我用九宫格的方法，就不是这个样子。
若用这种格子的纸，写起字来，是很方便的，这样一来，每个字都是有规矩绳墨可守的。如写大楷时，两线相交的地方，成了一个十字形，就不致上下左右不相对称了。要晓得：写字总不能随随便便。每个字的地位要很正，要不偏左不偏右，不上不下，要有一定的标准。因为线有中心点，初学时注意此线，则写起来，自然会适中很“落位”了。
平常写字时，写这个字，眼睛专看这个字，其余的字就不管，这也是不对的。因为上面的字，与下面的字都有关系的一一即全部分的字，不论上下左右，都须连贯才可以。这一点很要紧，须十分注意。不可以只管写一个字，其余的一切不去管它。因为写字要使全体都能够配合，不能单就每个字去看的。
再有一点须注意的：当我们写字的时候，切不可倚在桌上，须使腕高高地悬起来，才可以运用如意。
写中楷悬腕固好，假如肘部要倚着，那也无妨。至于小楷，则可以倚在桌上，不必悬腕的。
四
以上所说的，是写字的初步法门。现在顺便讲讲关于写对联、中堂、横披、条幅的方法。
我们写对联或中堂，就所写的一幅字而论，是应该有章法的。普通的一幅中堂，论起优劣来，有几种要素需注意的。现在估量其应得的分数如下：
章法：五十分字：三十五分墨色：五分印章：十分就以上四种要素合起来，总分数可以算一百分。其中并没有平均的分数。我觉得其差异及分配法，当照上面所分配的样子才可以。
一般人认为每个字都很要紧，然而依照上面的记分，只有三十五分。大家也许要怀疑，为什么章法反而分数占多数呢？就章法本身而论，它之所以占着重要的原因，理由很简单，在艺术上有所谓三原则。即：
（一）统一
（二）变化
（三）整齐
这在西洋绘画方面被认为是很重要的。我便借来用在此地，以批评一幅字的好坏。我们随便写一张字，无论中堂或对联，普通将字排起来，或横或直，首先要能够统一：字与字之间，彼此必须相联络、互相关系才好。但是单指统一也不能的，呆板也是不可以的，须当变化才好。若变化得太厉害，乱七八糟，当然不好看。所以必须注意彼此互相联络、互相关系才可以。
就写字的章法而论大略如此。说起来虽很简单，却不是一蹴而就的。这需要经验的，多多地练习，多看古人的书法以及碑帖，养成赏鉴艺术的眼光，自己能常去体认，从经验中体会出来，然后才可以慢慢地养成并有所成就。
所谓墨色要怎样才可以？即质料要好，而墨色要光亮才对。还有印章盖坏了，也是不可以的。盖的地方要位置设中，很落位才对。所谓印章，当然要刻得好；印章上的字须写得好。至于印色，也当然要好的。盖用时，可以盖一颗、两颗。印章有圆的、方的、大的、小的不一，且有种种的区别。如何区别及使用呢？那就要于写字之后再注意盖用，因为它也可以补救写字时章法的不足。
五
以上所说的，是关于写字的基本法则。可当作一种规矩及准绳讲，不过是一种呆板的方法而已。
写字最好的方法是怎样？用哪一种的方法才可以达到顶好顶好的呢？我想诸位一定很热心地要问。
我想了又想，觉得想要写好字，还是要多多地练习，多看碑，多看帖才对，那就自然可以写得好了。诸位或者要说，这是普通的方法，假如要达到最高的境界需如何呢？我没有办法再回答。曾记得《法华经》有云：“是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我便借用这句子，只改了一个字，那就是“是字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了。因为世间上无论哪一种艺术，都是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的。
即以写字来说，也是要非思量分别，才可以写得好的。同时要离开思量分别，才可以鉴赏艺术，才能达到艺术的最上乘的境界。
记得古来有一位禅宗的大师，有一次人家请他上堂说法，当时台下的听众很多，他登台后默默地坐了一会儿，以后即说：“说法已毕。”便下堂了。所以，今天就写字而论，讲到这里，我也只好说“谈写字已毕”了。
假如诸位用一张白纸
（完全是白的），没有写上一个字，送给教你们写字的法师看，那么他一定说：“善哉善哉！写得好，写得好！”诸位听了我所讲的以后，要明白我的意思一一学佛法最为要紧。如果佛法学得好，字也可以写得好的。不久，会泉法师要在妙释寺讲《维摩经》，诸位有空的时候，要去听讲，要注意研究。经典要多多地参考，才能懂得佛法。
我觉得最上乘的字或最上乘的艺术，在于从学佛法中得来。要从佛法中研究出来，才能达到最上乘的地步。所以，诸位若学佛法有一分的深入，那么字也会有一分的进步。能十分地去学佛法，写字也可以十分地取得进步。
今天所说得已经很够了。奉劝诸位：以后要勤求佛法，深研佛法。
歌词
祖国歌上下数千年，一脉延，文明莫与肩。纵横数万里，膏腴地，独享天然利。国是世界最古国，民是亚洲大国民。乌乎大国民，乌乎，唯我大国民！幸生珍世界，琳琅十倍增声价。
我将骑狮越昆仑，驾鹤飞渡太平洋，谁与我仗剑挥刀？乌乎大国民，谁与我鼓吹庆升平！
大中华万岁、万岁、万岁，赤县膏腴神明裔。地大物博，相生相养，建国五干余岁。振衣昆仑之巅，濯足扶桑之漪；山川灵秀所钟，人物光荣永垂。猗欤哉，伟欤哉，仁风翔九畿；猗欤哉，伟欤哉，威灵振四夷！万岁、万岁、万万岁！
我的国
（一）
东海东，波涛万丈红。朝日丽天，云霞齐捧，五洲惟我中央中。二十世纪谁称雄，请看赫赫神明种。我的国，我的国，我的国万岁，万岁万万岁。
（二）
昆仑峰，缥缈千寻耸。明月天心，乘星环拱，五洲惟找中央中。二十世纪谁称雄，请看赫赫神明种。我的国，我的国，我的国万岁，万岁万万岁。
忆儿时春去秋来，岁月如流，游子伤漂泊。回忆儿时，家居嬉戏，光景宛如昨。茅屋三椽，老梅一树，树底迷藏捉。高枝啼鸟，小川游鱼，曾把闲情托。儿时欢乐，斯乐不可作，儿时欢乐，斯乐不可作。
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留别（二部合唱）满斟绿醑留君住，莫匆匆归去！三分春色二分愁，更一分风雨。花开花落都来几许，且高歌休诉！不知来岁牡丹时，再相逢何处！
春郊赛跑
跑！跑！跑！
看是谁先到。杨柳青青，桃花带笑，万物皆春，男儿年少。跑！跑！跑！跑！跑！锦标夺得了。
春游曲（三部合唱）春风吹面薄于纱，春人妆束淡于画。游春人在画中行，万花飞舞春人下。梨花淡白菜花黄，柳花委地芥花香。莺啼陌上人归去，花外疏钟送夕阳。
早秋十里明湖一叶舟，城南烟月水西楼。
几许秋容娇欲流，隔着垂杨柳。远山明净眉尖瘦，闲云飘忽罗纹绉。天末凉风送早秋，秋花点点头。
秋夜
日落西山，一片罗云隐去。万种情怀，安排何处？却妆出嫦娥，玉宇琼楼缓步。天高气清，满庭风露。问耿耿银河，有谁引渡。四壁凉蛩，如来相语。尽遣了闲愁，聊共月华小住。如此良宵，人生难遇！
寒蝉吟罢，蓦然萤火飞流。夜凉如水，月挂帘钩。爱星河皎洁，今宵雨敛云收。虫吟侑酒，扫尽闲愁。听一枝长笛，有谁人倚楼。天涯万里，情思悠悠。好安排枕簟，独寻睡乡优游。金风飒飒，底事悲秋？
悲秋西风乍起黄叶飘，日夕疏林杪。花事匆匆，梦影迢迢，零落凭谁吊。镜里朱颜，愁边白发，光阴暗催人老。
纵有千金，纵有千金，千金难买年少。
冬一帘月影黄昏后，疏林掩映梅花瘦。墙角嫣红点点肥，山茶开几枝。小阁明窗好伴侣，水仙凌波淡无语。领头不改青葱葱，犹有后凋松。
莺喜春来日暖风和，园林花放新莺啼。喜春来日暖风和，园林花放新莺啼。听花音清音百啭，呖呖呖呖。听花间清音百转，呖呖呖呖。
呖，呖呖呖呖呖呖，呖呖呖。
梦
哀游子茕茕其无依兮，在天之涯。惟长夜漫漫而独寐兮，时恍惚以魂驰。梦偃卧摇篮以啼笑兮，似婴儿时。母食我甘饹与粉饵兮，父衣我以彩衣。
哀游子怆怆而自怜兮，吊形影悲。惟长夜漫漫而独寐兮，时恍惚以魂驰。梦挥泪出门辞父母兮，叹生别离。父语我眠食宜珍重兮，母语我以早归。
月落乌啼，梦影依稀，往事知不知？泪半生哀乐之长逝兮，感亲之恩其永垂。
月仰碧空明明，朗月悬太清。瞰下界扰扰，尘欲迷中道！
惟愿灵光普万方，荡涤垢滓扬芬芳。虚渺无极，圣洁神秘，灵光常仰望！惟愿灵光普万方，荡涤垢滓扬芬芳。虚渺无极，圣洁神秘，灵光常仰望！仰碧空明明，朗月悬太清。瞰下界暗暗，世路多愁叹！
惟愿灵光普万方，拔除痛苦散清凉。虚渺无极，圣洁神秘，灵光常仰望！惟愿灵光普万方，拔除痛苦散清凉。虚渺无极，圣洁神秘，灵光常仰望！
落花纷，纷，纷，纷，纷，纷……惟落花委地无言兮，化作泥尘；寂，寂，寂，寂，寂，寂……何春光长逝不归兮，永绝消息。忆春风之日暄，芳菲菲以争妍。
既乘荣以发秀，倏节易而时迁，春残。览落红之辞枝兮，伤花事其阑珊，已矣！春秋其代序以递嬗兮，俯念迟暮。荣枯不须臾，盛衰有常数！人生之浮华若朝露兮，泉壤兴衰；朱华易消歇，青春不再来。
采莲（三部合唱）采莲复采莲，莲花莲叶何蹁跹！露华如珠月如水，十五十六清光圆。采莲复采莲，莲花莲叶何蹁跹！
归燕（四部合唱）几日东风过寒食，秋来花事已阑珊。疏林寂寂双燕飞，低徊软语语呢喃。呢喃，呢喃，雕梁春去梦如烟，绿芜庭院罢歌弦。鸟衣门巷捐秋扇，树杪斜阳淡欲眠。天涯芳草离亭晚，不如归去归故山。故山隐约苍漫漫。呢喃，呢喃，不如归去归故山。
长逝
看今朝树色青青，
奈明朝落叶凋零。看今朝花开灼灼，奈明朝落红漂泊。惟春与秋其代序兮，感岁月之不居。老冉冉以将至，伤青春其长逝。
清凉歌五首
（一）清凉清凉月，月到天心光明殊皎洁。今唱清凉歌，心地光明一笑呵。清凉风，凉风解愠暑气已无踪。今唱清凉歌，热恼消除万物和。清凉水，清水一渠涤荡诸污秽。今唱清凉歌，身心无垢乐如何。清凉，清凉，无上究竟真常。
（二）山色近观山色苍然青，其色如蓝。远观山色郁然翠，如蓝成靛。山色非变，山色如故，目力有长短，山近渐远，易青为翠。自远渐近，易翠为青。时常更换，是山缘会。幻想现前，非幻翠幻，而青亦幻。是幻，是幻，万法皆然。
（三）花香庭中百合花开，昼有香，香淡如，入夜来，香乃烈。鼻观是一，何以昼夜浓淡有殊别。白昼众喧动，纷纷俗务萦。目视色，俗务萦。目视色，耳听声，鼻观之力，分于耳目丧其灵。心清闻妙香，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古训好参详。
（四）世梦却来观世间，犹如梦中事。人生自少而壮，自壮而老。俄入胞胎，俄出胞胎，又入又出无穷已。生不知来，死不知去，蒙蒙然，冥冥然，千生万劫不自知。非真梦欤。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今贪名利，梯山航海，岂必枕上尔。庄生梦蝴蝶，孔子梦周公，梦时固是梦，醒时何作梦。旷大劫来，一时一刻皆梦中。破尽无明，大觉能仁，如是乃为梦醒汉，如是乃名无上尊。
（五）观心世间学问义理浅，头绪多似易而反难。出世学问义理深，线索一虽难而似易，线索为何，现在一念心性应寻觅。试观心性，在内欤，在外欤，在中间欤，过去欤，现在欤，或未来欤，长短方圆欤，青黄赤白欤，觅心了不可得，便悟自性真常。是应直下信入，未可错下承当。试观心性，内外中间，过去现在未来，长短方圆，青黄赤白。
挽歌月落乌啼，梦影依稀，往事知不知？
泊半生哀乐之长逝兮，感亲之恩其永垂。
化身化身恒河沙数，发大音声。尔时千佛出世，瑞霭氤氲。欢喜欢喜人天，梦醒兮不知年。翻倒四大海水，众生皆仙。
人与自然界（三部合唱）严冬风雪擢贞干，逢春依旧郁苍苍。吾人心志宜坚强，历尽艰辛不磨灭，惟天降福俾尔昌！浮云掩星星无光，云开光彩逾芒芒。吾人心志宜坚强，历尽艰辛不磨灭，惟天降福俾尔昌！
爱爱河万年终不涸，来无源头去无谷。滔滔圣贤与英雄，天地毁时无终穷。愿我爱国家，愿国家爱我。
愿国家爱我，灵魂不死者我。
婚姻祝辞
《诗》三百，《关雎》第一，伦理重婚姻。夫妇制定家族成，进化首人群。天演界，雌雄淘汰，权力要平分。遮莫说男尊女卑，同是一般国民。
厦门市第一届运动会会歌禾山苍苍，鹭水荡荡，国旗遍飘扬！健儿身手，各显所长，大家图自强。你看那，外来敌，多么猖狂！请大家想想，请大家想想，切莫再仿徨。请大家，在领袖领导之下，把国事担当。到那时，饮黄龙，为民族争光；到那时，饮黄龙，为民族争光！
悲智颂
己巳十月，重游思明，书奉闽南佛学院诸仁者
有悲无智，是曰凡夫。悲智具足，乃名菩萨。我观仁等，悲心深切。当更精进，勤求智慧。智慧之基，曰戒曰定。如是三学，次第应修。先持净戒，并习禅定。乃得真实，甚深智慧。依此智慧，方能利生。犹如莲华，不着于水。断诸分别，舍诸执着。如实观察，一切诸法。心意柔软，言音净妙。以无碍眼，等视众生。具修一切，难行苦行。是为成就，菩萨之道。我与仁等，多生同行。今得聚会，生大欢喜。不揆肤受，辄述所见。倘契幽怀，愿垂玄察。
大华严寺沙门慧幢撰。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