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凤坡

    1945年3月间，重庆金融界发生了一起轰动全国的黄金储蓄舞弊案件。当时，我正担任重庆地方法院的检察官，这个案件就是我经手侦查提起公诉的。现仅就记忆所及，把内幕情况做一简略叙述。

    抗战后期，国民党政府为摆脱财政金融困境，向美国大量借款，用途之一是开办黄金储蓄，借以收回法币，稳定物价。承办此项业务的机构为：中央银行、中央信托局、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等。

    所谓黄金储蓄，就是将现款存入办理此项业务的银行，到期后可持据兑换黄金。规定每存入法币2万元即可兑取黄金一两，即每两黄金按法币2万元计算。

    1945年3月，国民党政府决定提高黄金储蓄的价格，由每两2万元提到35000元，自3月29日开始实行。这个决定是3月28日财政部长俞鸿钧召集中央银行、中央信托局、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负责人会议上宣布的。散会时，已过各银行下班时间。但重庆各公私银行、银号、大公司、大企业获得消息后，认为发财的时机到了，于是，官商串通，勾结舞弊，在3月28日夜间，匆匆忙忙，通宵达旦地办理黄金储蓄业务，甚至到了第二天天亮，还写头一天的日期。一夜之间，毕竟短促，不易筹到大量现款，就利用国家银行的空头支票、空头银行转账书和公私银行滥发的本票代替现款购存。

    据统计，那天夜间购存黄金储蓄的有四五十家私营银行、银号，数十家大公司、大企业，至于官僚富商、银行职员乘机营私的更不计其数。每户多者二三千两，少者也在四五十两。一夜之间售出数字已在万两黄金以上。

    第二天，这一丑闻传遍全市，报章登载，街谈巷议，舆论群起攻击。财政部长俞鸿钧不得不召集部内人员，到承办此项业务的行局查账，列出了购存户的字号及负责人名单，最后以一件简单公函连同查账的简略名单，送到了法院。既未指明那天开会泄露机密消息的人，也未说出那夜官商勾结，通宵购存黄金储蓄的详细事实。

    案件分给我办理，一开始就感觉非常棘手。我想，事态如此严重，舆论攻击如此厉害，案件一定要慎重认真地办理，否则舆论攻击的目标转移到法院，不仅影响了法院的声誉，也影响了个人的前程。但这一案件是国民党政府内部的丑事，涉及达官显贵们升官发财的切身利益，岂能任人痛揭疮疤？案子送到法院后，司法行政部长谢冠生马上通过首席检察官（检察长）李师源带话给我说，这件案子要审慎地办理，不可太扩大，得让步就让步，免得影响了大家做官。侦查的情况要随时向他报告，由他签呈意见，然后提起公诉。当时法律规定，检察官公诉犯罪人不受长官的干涉，其实全是欺人之语，实际中如何行得通呢？我只得秉承谢的旨意，开始了例行的侦查程序，到承办此项业务的行局查阅账簿和购存黄金储蓄的单据存根，调阅有关卷宗。随后分别传讯了各行局的负责人，拟将其中情节严重、证据确凿者先行提起公诉，其余大多数人从缓办理。但是长官方面不予通过，结果，一再减少提起公诉的人数，案内重要人物多已除外。

    例如，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杜月笙，原系上海青洪帮头子，抗战时期在重庆商界、金融界亦相当有势力，经常与官方勾结，违法舞弊，囤积倒把，这时又利用黄金储蓄提价的机会，以通商银行名义购存了大量黄金储蓄，希图再发横财。事后因舆论攻击甚烈，风声紧急，竟乘飞机逃到安徽屯溪藏匿。财政部对他也是格外关照，在送案名单上故意将其姓名隐去，而诿罪于通商银行总经理杨管北。在财政部以公函将名单送至法院后，有一名叫倪继文的人（曾任重庆法院法官，当时已改业律师并兼任社会部专员）来法院探问名单上有无杜的名字。他说这是杜的徒弟、社会部司长陆京士托他探问的。杜月笙敢于在案件发生后潜逃，并指示徒弟探听消息，而财政部又故为偏袒，且当时重庆至安徽屯溪的水陆交通均已断绝，只可能乘军用飞机前往，这些，都足见杜的神通广大，有恃无恐。

    再如中央信托局长钟谔，他不是孔祥熙的亲信，原是交通系的人，因交通系在重庆尚有一部分势力，他又诿脱责任于中央信托局业务处，所以长官们主张对他从缓办理。另外，参加黄金储蓄增价会议的人，除已经查出泄露消息者外，其余的人不再继续追究；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经理暂免追究；私营银行、企业负责人绝大多数也暂从缓处理。

    最后确定提起公诉的是些什么人呢？中央银行是泄露黄金储蓄增价消息的主要单位，业务局长郭景琨为孔祥熙的亲信，孔既已下台赴美，树倒猢狲散，于是，郭就因泄露机密消息被提起公诉。中央信托局是舞弊最严重的单位，业务处经理王华和主任张博全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信托局某女职员（名字记不起了），大学毕业后任职不久，家里有小孩，生活不富裕，看见他人购存黄金储蓄，有的几千两，有的几百两，自己眼红了，也想乘机图利，于是竭力设法筹款，购买不过数两，结果竟堕法网，达官贵人有钱有势，舞弊发财，却逍遥法外，事之不平，莫过于此。通商银行董事长杜月笙既已远扬，总经理杨管北不否认以通商名义购存黄金储蓄，企图非法利益，当然负有罪责。浙江财阀经营的某大公司（名字记不起了）竟购存了黄金储蓄3000两之巨，总经理李某也要负罪责。另外，尚有交通银行主办此项业务的三人被予以追诉。记得被提起公诉者十人左右。在对外发表消息和起诉书末尾处都说明此案仍在调查中，一俟证据调查明确，再另案提起公诉。其实，这不过是掩人耳目罢了，如果没有人追究，法院也不会再过问了。

    案件提起公诉后，由重庆地方法院庭长纪元、龚遵一先后担任审判。在审讯期中，正逢世界局势发生巨大变化，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国民党的政府机关急于复员迁回南京，流亡四川的人们也急于还乡。抗战胜利，人们都怀着一种非常愉快的心情，所以对于这个严重的舞弊案都淡漠了。乘此大好机会，法院确定了公审日期，大约是1945年10月里的一天。那天，旁听席上坐得满满的，被告人都请了一些名律师代为辩护，如沙千里、戴修钻，还有端木恺等等。审判开始后，先由检察官陈述起诉理由，继由审判长讯问被告和证人，提示证据，被告人答辩，最后由辩护律师陈述辩护理由。审判时间约六七小时之久。然后宣告辩论终结，定期宣判。

    后来的宣判结果，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为首的郭景琨和王华仅判有期徒刑三年半，其余的人也都是二三年的轻刑。按当时法律规定，贪污罪应判十年以上徒刑，此案的判决何以能如此之轻呢？因为法院替他们想了许多办法开脱，说什么“犯罪情节可怜”啦，什么是“帮助犯罪”啦，等等。但被告仍然表示不服。声请上诉。检察官为了应付舆论，又表示判得太轻，声明理由，送上级法院解决。在1946年我离开重庆时，此案还未解决。但照法律规定，上级法院也只能从轻不能再加重了。一件轰动全国的舞弊案竟这样祸首逍遥、重罪轻判而从此烟消雾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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