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造福人类

    非常高兴又一次与你们见面，刚才你们领导已经从爱因斯坦讲起，这触发了我的灵感。爱因斯坦无疑是20世纪最伟大的自然科学家，另一方面，也是一个伟大的人文主义者，爱因斯坦是一个真正的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他作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开辟了物理学、自然哲学的一个新时代、他的人格、他的理想、他的业绩，对世界历史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这一点，大家可能耳熟能详了。但是，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他的形象，可能在我们心目中并不那么清晰。

    他早就明白宣言：一个科学家如果没有人文精神，就有可能制造杀人的武器，成为杀人的罪犯。在这一点上他的朋友——海森堡就走上了相反的道路，海森堡走到希特勒那边去了，为希特勒制造原子弹，幸亏没有造成，要不然可真是人类的悲剧。海森堡也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Werner Heisenberg，1901—1976），31岁就获得了诺贝尔奖。他在青年时代非常崇拜爱因斯坦，奉爱因斯坦为自己的学术思想导师在量子力学出现以后，海森堡不顾爱因斯坦的反对，毅然加“哥本哈根学派”，他提出的测不准原理，终于成为物理学界所公认的量子力学正统在科学上，海森堡有一种“吾爱吾师，更爱真理”的精神。但是，在人文精神上，他却屈服于形势的压力，他很怯懦，居然违背科学家的良心，为希特勒效劳。也许他有身不由己的苦衷。1937年纳粹的反犹太运动升温，矛头指向海森堡，说他的学术是“犹太物理学”、“白色犹太人”，是叛徒，应该去集中营经过了长达一年的审查，后被宣告无罪，从此海森堡为了撇清自己，成为原子弹计划的负责人。对此海森堡辩解说：“官方的口号是利用物理学为战争服务，我们的口号是利用战争为物理学服务。”这样的话恐怕骗鬼都不会相信。其实，海森堡对原子弹后果是清楚的。1941年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人类有一天会认识到，我们实际上拥有足以摧毁整个地球的能力。因此我们很可能会将自己带向世界末日。”海森堡的悲剧说明，科学家和一般平头百姓不同，平头百姓犯错误，影响很有限，而成就卓越的科学家犯错误，就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成为历史的罪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不止一个国家的科学家在进行制造原子弹的试验，有一位科学家，甚至把自己的实验室给炸掉了。希特勒知道这种武器威力巨大，组织了一大批科学家，在阿尔卑斯山脉底下进行试验。这件事情被一个意大利的科学家费米知道了。费米并不是犹太人，但是他的夫人是犹太人，他流亡到了美国。他非常紧张地跑到美国海军部。为什么是海军部？因为海军部的钱最多。费米的英语就像我们广东人讲普通话一样，讲得不三不四，而美国海军部也不懂这个原子弹有多厉害，对什么链式反应，原子能量释放的理论更是一窍不通，费米的英语讲得磕磕巴巴，还夹着一些意大利的单词，连机灵的参谋军官都听得稀里糊涂，但是美国海军部的那些官僚们还是很有礼貌向他道谢，请他“继续努力”，把他敷衍走了。费米就觉得非常痛苦、非常无奈、非常愤怒，非常义无反顾。但是，他人微言轻，没人理他。这时，恰好有一个匈牙利青年科学家叫作西拉德。此人曾经是爱因斯坦的学生。他找到了爱因斯坦。让爱因斯坦以他伟大的影响上书罗斯福总统，让美国尽早制造原子弹。爱因斯坦起初还很犹豫，他说：

    “大自然把原子能禁锢着，我们有权利把它释放出来，用它去杀人吗？”

    西拉德说：“我们是为了自卫，为了对付德国法西斯制造原子弹。”

    “但是，如果在我们制造出原子弹之前，德国法西斯已经完蛋了呢？”

    “那就把炸弹封存起来，永不使用。”

    “能保证做到这一点吗？”

    西拉德太年轻了，后来的事情证明西拉德的确太天真、太幼稚了。当然这是后话当时爱因斯坦就写了信给罗斯福。西拉德很会找门路，他找到了罗斯福总统的好朋友经济学博士萨克斯。博士终于见到了总统。那是1939年10月1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萨克斯向总统朗读了爱因斯坦的信听完了爱因斯坦的信，总统的眉宇之间流露出一丝倦怠和厌烦。萨克斯很会察言观色，一看苗头不对，就撤退，说再见总统可能觉得有点抱歉：那明天早上，你来和我一起用早餐，我们再谈。

    罗斯福是美国一个非常伟大、非常英明的总统，是美国唯一一个连任了四届（三任半）的总统。罗斯福或许是听不懂，或者是由于其他原因，就是没有理爱因斯坦。我现在分析罗斯福没有理爱因斯坦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个是罗斯福毕竟不是一个科学家，他不知道原子弹有多厉害，他想象不出来，他缺乏科学的想象力。也许他以为科学家像诗人一样讲话都有点耸人听闻；第二个原因，我想更实际一点，造原子弹要花多少钱呢？我想诸位不知道，我具体也不知道要花多少钱，但是我根据一个电影资料推算出来那个钱是不得了的一美国爆炸了两颗原子弹，迫使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苏联就感到紧张，斯大林就决定造原子弹。于是他把科学家从前线召回来，组织了一个小组，来设计原子弹制造的许多方案、程序以及做种种的预算。我看到一个资料，当这个科学家向苏联的共产党政治局汇报说，如何制造原子弹，制造原子弹技术问题，方案都弄好了一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欢欣鼓舞只有一个政治局委员，想到一个问题：钱！他就非常小心谨慎地、非常胆怯地问了一句：“要花多少钱？”这个科学家想了一下：“具体的多少钱我现在不好能说，但是我做了一个估计，大概相当于我们刚刚过去的这场战争的全部费用的两倍。”

    你们要知道，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了一千多万人，光列宁格勒被围了十八个月就饿死了好几十万人，一直到德国法西斯毁灭了以后，我看茅盾的《苏联见闻录》中说，苏联的老百姓，一个人一天只能发四百克的面包也就是八两面包。这一场仗打下来就穷到这样的程度。据说苏联有五分之四的家庭都死了人，在这种情况下，要再拿两倍的钱来制造原子弹，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吓坏了，一个个都不敢吭声了，都愣住了！就在这时候，一个小个子的政治局委员站起来，拍拍科学家的肩膀说：“我支持你。”此人的名字叫做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笑声）这个斯大林的气魄是很大的。我估计当爱因斯坦第一次跟罗斯福建议制造原子弹的时候，原子弹的厉害罗斯福可能想象出来了，但是一算账，这个钱要花得海了去了，于是就没理爱因斯坦。

    这个萨克斯和罗斯福是非常要好的，互相是可以用小名来称呼的，可以说是哥们儿，用文雅的语言来讲就是密友。他觉得要说服罗斯福用这样直截了当的话语不一定奏效。他同到旅馆以后，就一直坐在小公园里的长椅子上，等他想好主意以后，天已经亮了这就是说，一夜没有睡觉早上来到罗斯福面前，总统略带一点讥讽的语气说：“你有什么高招呀？”萨克斯说：“我来讲一个故事吧”罗斯福表示愿意听这个故事这是样的：“当拿破仑横扫欧洲的时候，威震欧洲大陆，只有英国他没有办法，要打英国就必须得有海军，得自舰队，英国是海上的霸主，法国跟英国打起来不一定占便宜。来了一个美国人叫富尔顿，他把蒸汽机装备的轮船模型给拿破仑看，拿破仑那时已经是皇帝了，问：‘你这是什么意思’？富尔顿说‘如果拿我的蒸汽轮船来装备你的舰队，不用挂帆，不管刮什么风，都能横渡英占利海峡，一定能打败英国’。拿破仑一看是美国人，骄傲的法国人认为美国人是野蛮人，充满了冒险家、骗子、异教徒等等，而且没有文化，没有历史拿破仑不大相信他，就把他打发走了，结果拿破仑的海军跟英国的海军打仗……”

    罗斯福打断他的话说：“可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并不想做拿破仑。”

    “可是柏林那个冒险家却是野心勃勃，要征服全世界呢！刚才那个小故事，有人认为不过是一个趣闻，但是，一位英国历史学家却认为，如果当时拿破仑慎重考虑一下，19世纪的历史，也许完全不同了”总统终于领悟了让人拿来一瓶拿破仑时代的白兰地，举杯说：“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应该跑在纳粹德国前面，否则他们会把我们炸得粉碎是吗？”

    于是，罗斯福决定集中一大批最优秀的科学家，当然包括相当的财力，来组织了一个计划——“曼哈顿计划”，进行制造原子弹的试验。在盟军欧洲诺曼底登陆之后，美国人有点担忧，不敢过分快速进军，怕希特勒已经有了原子弹，狗急跳墙。在盟军的先头部队中就有一个科学家小组，专门检查德国的原子弹制造状况。直到在阿尔卑斯山脉的地下实验室中，找到柏林的文件，由于财政紧张，停止原子弹的实验，才放心大胆地进军。在等到原子弹造成了以后，已经到1945年。德国法西斯已经失败了，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也已经完蛋了，只剩下日本法西斯这只瓮中之鳖？这个时候要不要再用原子弹，就发生了争论。美国从破译的密电中获悉日本准备投降，鹰派的政客就觉得非得用不可，不用，就白浪费了，好像是苏联打赢了一样，因为是苏联首先攻克柏林的！再加上苏联出兵关东（中国东北），已经箭在弦上了。更重要的是，杜鲁门觉得日本投降以后，和苏联的冲突不可避免，他要用原子弹的威力，给斯大林一个印象：美国不是那么好碰的。爱因斯坦和他所代表着人类良知的人文主义者，就非常反对，说：“日本法西斯其实肯定是要失败了，就不要用了，一炸下去就是人类的灾难。”但是爱因斯坦的话，他们听不进去。鹰派占了上风，当时就决定丢两个。其实，也只能丢两个，因为一共造了三个，第一个已经在试验中用掉了。

    在这里面还有一个插曲，本来决定是要炸日本的东京啊什么的大城市，炸它的要害，炸它个痛快！但是，美国人还是有点儿人文精神、人道主义的。他们在炸德国的时候，教堂是不炸的。我参观过法兰克福的历史纪念馆，在二战期间那个城市被炸成一片废墟，只剩下城市边缘上的几个教堂的塔尖。现在我们到德国去旅游，还能见到欧洲最伟大的科隆大教堂。这当然可能是因为美国飞行员大都是基督教徒。当美国空军开始准备轰炸日本本土时，东京等等的大城市都是目标这就急坏了一个中国人，梁思成，梁启超的儿子，林徽因的丈夫，他是一个建筑学家，古建筑家，生怕美国飞机炸到日本一个文化古城——奈良。他居然赶到美军设在重庆的指挥部，向布良森上校陈述保护奈良古城的重要性，古建筑一炸就没有了，不可再生，千万不能炸，还递交了一份关于奈良城中古建筑的图纸。对于一般人来说，这的确是难以想象的。日本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和痛苦，他有痛切的体验，加之，他的妻子林徽因的弟弟，作为中国空军的驾驶员，在和日本飞机作战的过程中壮烈牺牲，国仇家恨，他完全可能为日本国土遭到轰炸感到兴奋、但是，他却没有选择仇恨，而是以理性战胜仇恨。战争之后，在大轰炸中幸免的奈良，因其保存完好的古代建筑，被评为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在获得这个称号的30周年纪念的那一天，日本的《朝日新闻》上，登载一篇文章《日本古都恩人梁思成氏》。

    话再回到原子弹轰炸上来，美国的军方炸了广岛不过瘾。日本政府还在顽抗，天皇御前两派还在论战。美国人就决定再丢一个，丢到什么地方？（听众：长崎。）不，原来决定的不是长崎，在一个叫作小仓的地方。当时的天气预报没有现在这么先进，丢原子弹也不像现在用导弹去丢，而是用飞机载过去，往地下一看：糟糕，云雾一团，只好回头，经过长崎，这个地方云雾中有一个空洞，钻了进去，咚！一下丢下去了。这在《杜鲁门回忆录》里有官方的记载。

    这个时候，爱因斯坦就非常的痛苦。报纸上一方面，出现了“广岛已成焦土”“长崎已成死城”这样的标题，另一方面又出现了爱因斯坦——“原子弹之父”的文章。原子能量的释放正是他的E=MC²为原子弹奠定了理论基础。有一本爱因斯坦的传记，这样写他听到原子弹爆炸时的感觉：

    轰隆一场巨响，天空出现了一个大火球，它比一千个太阳还亮，它向世人活生生地展现了爱因斯坦的伟大公式，然而，在爱因斯坦的想象中却出现了另一幅图景：这一千个太阳，没有给人世间带来温暖和光明，却在世界上投下了一千个阴影。他的心被一只巨手抓住了，那只手即使在他入睡的时候，都会不时地扭动。

    爱因斯坦的痛苦在一片胜利的欢呼声中没有得到解脱，事情已经这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久就结束了。由于对美国政府的这种野蛮残暴行为强烈的反对，他受到了中央情报局的调查、监视，甚至于迫害。

    和海森堡相比，爱因斯坦作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和伟大的人文主义者表现出了完整的人格，他应该享受到人文精神的最高荣誉、拥有这种人格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一个完整的人，这一点，应该成为我们培养科学家的最高理念。

    我觉得这是我们目前的教育所忽略的，我们的教育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把人的思想教育放在很重要的地位，所谓政治挂帅，但是由于思想教育的僵化，思想教育的脱离实际，把思想教育政治化、泛政治化，只要政治上在当时认为是正确的，什么卑鄙的事情都可以堂而皇之地干出来，以至于弄得思想教育变成了什么？变成了我们一种痛苦的回忆，你们大概这方面痛苦的回忆比较少，我的这种痛苦的回忆就太多了。

    我在这里以爱因斯坦为例，强调科学家的人格修养，可能把问题简单化，因为科学家的人格是多种多样的既有像爱因斯坦这样的，有甚至比爱因斯坦更加光辉的布鲁诺那样的，坚持“日心说”，宁死不屈，最后被烧死在罗马的鲜花广场上，也有像哥白尼那样的，比较善于保全自己的，他的“日心说”在他生前不出版，到死后出版！还有一种比较折中的，就是伽利略，他最后作了一个违心的检讨，就像我们当年“反右派”、“文革”时期作检讨一样。当然，他的思想已经流传下来了，当然，从人文精神上来说档次就差一点我上午到你们南京的总统府去参观，我看到蒋介石的一份检讨，蒋介石1927年北伐战争胜利了，党内斗争斗来斗去，叫他下野，他就写了一份辞职书，他说，我能力有限，弄到现在，主义不能实行，老百姓还在受苦，同志们，先生们，我很惭愧，我不能再当国民革军军总司令了，我辞职实际上他是假的，是假检讨，以退为进他这种假检讨，今天看起来，骗鬼的，很好笑，很虚伪，但是，对他们那种搞政治的人来说，根本就无所谓。当然，我们也作过假检讨，可能在性质上是不一样的。当然最好不要检讨。

    在“反右派”期间，我有一个密友，后来当了右派了，他四年级，就分配了，就要走了！临走的时候跟我讲了一句话，让我毛骨悚然，终生难忘，他说：“让我们学会自私吧！”就是说，寻求安全的办法很简单，就是干脆自私，不要脸，不要讲什么真理不真理不要管国家的命运，不要管胡风是不是反革命，也不要管斯大林是不是暴君，也不要管右派要不要反，不管今天还是同学，明天突然变成敌人，这些都不要管，不要心里不安，只要学会自私就行。这句话太简单了，但是可惜的是我老做不到。因此，我后来就不断地碰钉子，以至于我大学毕业以后留在北大了，做研究生，有人觉得我不可靠，就把我改为助教，改为助教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可以调动，不到一年就从北大把我发配福建华侨大学去了。你们的情况和我们不同，作为一个学者，作为一个科学家，不用像蒋介石那样假检讨，也不要像我们当年那样被迫自私。我觉得，直到今天，我们在人文这方面的教育是不够的，我们忽略了人类整个的精神宝库，像爱因斯坦那样的，像诺贝尔那样的精神。诺贝尔知道无炯火药发明出来可能很可怕，他自己的实验室就炸了，差一点丢了一条老命中。他想：这个如果用来战争，用来打仗岂不是也就违背了科学良心了，后来就在诺贝尔奖里加了一个和平奖、他意思就是说：我的科学是为了和平服务的，不是为战争服务的。但是结果很糟糕，历史的发展不是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最后火药和原子能一样，还是被用在战争上，成为大规模杀伤性的武器，这是科学家所不能控制的，但是，这并不妨碍诺贝尔的精神活在我们心里，作为人格理想很值得我们去追求。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对于人类这种献身于科学，献身于人类美好和进步的精神传统，理解得比较肤浅，比较不够。一个真正的科学家，他对自己的国家、民族、人民，对自己的祖国应该负有一种不可推卸的使命。现在有一种盲目崇拜西方的思潮，这一点可能无可厚非，因为人家先进嘛，社会发展的水平高嘛！但是，光崇拜人家这些东西，是比较表面的。人家为什么有这么高的水平呢？同样是欧洲，为什么法国和德国就不太一样？法国还是二战的战胜国呢。为什么一到暑假，法国的工人就跑到德国去打工呢？就是因为德国的工资是法国的双倍嘛！

    可要知道，德国早先，主要是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它是战败国，好穷困啊！主要工业区，一片废墟，没有东西吃。德国的经济学家就冒着危险到弗莱堡开了一个地下会议，得出共识、弗莱堡学派的共识，既不能是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也不能是美国式的自由市场经济，而应是社会市场经济。这个社会经济政策最初并不被看好，德国被打败了以后，德国是一片瓦砾，饥饿得不得了，没饭吃，我看过德国的一个作家的回忆录：当时，他要去上班，才有工资可拿，帝国马克贬值的没人要，大家都在街上闲逛。一天只在中午发两片面包，这个作家不敢一次把它吃掉，因为已经是冬天了，吃了，当时肚子是饱了一下，但到了下午四点半，他要回家，要到公交车站去，可那两片面包，可能早已消化了，他就有可能走不到公共汽车站，就饿得走不动了，回不去家，他的办公室又没有暖气，就有可能冻死在那里。在饥饿的逼迫下，北欧的美女，只要一杯咖啡，就跟黑人大兵去睡觉了。盟军提出问题，“这样下去，谁来养活德国人”？美国曾经派了一个经济代表团到德国考察，得出的结论是很悲观的：五年以后德国丁厂可以给每个德国人生产一双袜子，十年以后可以给每个德国人生产一件衬衫。德国完全陷入了绝境，盟军就决定进行经济改革。通知苏联占领区一起改，但是苏联人不干。英美战区就先改。按弗莱堡学派的原则，社会市场经济的原则，保护弱者，对有钱人进行限制，对德国的帝国马克贬值90%，对3000马克以上的存款只给你5%。这样一来，四个月以后德国的工厂就复活了，五年以后也就是1950年，德国复兴了，1955年德国经济就开始起飞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德国就变成欧洲的工厂。1990年德国成了欧洲经济的领头羊，工人工资比战胜国法国的工人还高一倍。很多浪漫的法国人宁愿到德国做一些德国人不愿意做的比如巧克力流水线上的苦差事。更为突出的是，德国没有工人运动，没有罢工，德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德国的安宁，都是遵循弗莱堡经济学派主张的结果、1950年选总统，第一任总统是阿登纳，他就是弗莱堡学派的传人，他被称为是德国经济复兴之父。

    二、毁灭地球

    德国的弗莱馒经济学家家真是令人赞叹，在希特勒统治还甚嚣尘上的时候，他们关切的并不是自己如何活命，而是希特勒垮台以后德国的经济向何处去，要走什么样的道路、在希特勒的特务统治下，盖世太保是非常野蛮的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偷偷溜到弗莱堡，秘密举行了会议，得出了一个结论：不能走苏联计划经济的道路，苏联模式的经济，中央集权的模式，没有市场竞争，没有竞争力；也不能走美国的道路，它完全是市场制，也不行，两极分化，穷的穷，富的富我到美国以后就觉得美国跟德国、跟欧洲差别很大：虽然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最有活力的国家，但有一个是突出的问题，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无家可归的人，美国英语有一个词叫homeless，就是无家可归，无论是纽约、旧金山还是华盛顿，黑人、甚至有白人，没有房子住，没事就坐在大街两旁的椅子、公同的椅子上、地铁门口，或是商场门口，他们就呆呆地坐在那里，无家可归。为什么呢？绝对的自由竞争，有竞争力的上去了，没有竞争力的，黑人，就让这一部分人先穷着吧，国家对他们也有救济，给他们食品券，不给他们钱，是怕他们拿去吸毒，拿了食品券可以到市场换到吃的，一百多美元食品券，可以吃饱但是不管你的住房钱，住房很贵，像纽约这样的大城市要一千多美元，小城市，最起码也要两百多美元，结果就造成一种奇怪的现象：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却有那么多无家可归的人到处乱睡，躺在校园里的都有，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全世界第一流的大学，就有一个排球场被无家可归的人占住，就赖着不走，怎么办？美国是个自由主义国家，学校曾经把他们赶走，但他们又回来了，最后就让他们在那儿算了但是，在德国就没有这样的问题，法律规定，每个人都有住房权，每人十几平方米一还规定，到一定的时候，要粉刷，不然就违法了我初到德国去租房，就有过周折为了省钱，我和一个留学生共租一间，遭到房东的拒绝，我们本以为，这是民族歧视，后来才知道，十多平方米的房子两个人住是违法的最后，找到一个神父，请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很同情我们，马马虎虎同意了。但是，提出一个要求：不得两个人的头同时出现窗口，以免被警察发现，惹出麻烦。

    这体现了弗莱堡学派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第一个是，强调市场有竞争第二个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首先就说要保护弱者，它规定了童工、女工、残疾者有最低工资限量其次，就是保险，比如医疗保险是强迫的一有许多可笑的事。有一个人，因为车祸，性功能可能受到一定的损害，其结果是伟哥的费用都可以报销。最后，就是对失业的要救济，90年代，我在西德的时候，联邦德国的法律规定失业的工人要拿70%的工资。这样不是有可能养活懒汉吗？是呀，不但可能，而且有那么一些。我住在马克思的家乡——特里尔，花园一样的小城在市里的公园门口，每天有几个懒汉，什么也不干，早上来了，脚边一排啤酒瓶，谈天说地到晚上，啤酒瓶空了，就回去了第二天再来好像是上班拿失业救济金的人，时常接到通知，有什么工作了，你愿意去干吗？甚至介绍到美国去工作，在我们国家，不是大家头打破了往里挤吗？在德国不然，相当一部分，不干，理由是，美国的假期，比德国少社会市场经济的原则就是，哪怕明知会产生一些人，没有自尊心，就让他那么过吧。反正大多数人不会这样。

    现在我们回到弗莱堡学派，我们不能满足于对德国的知识分子的万分钦佩，现在是轮到我们中国知识分子，代表最先进生产力的知识分子，代表先进文化的知识分子，要想出办法来，针对中国的国情我们该怎么办？问题很多呀，贫富两极分化的可能啊，拆迁征地中的不公和官商勾结啊，环境恶化啊，贪污这种社会公害还未能得到有效的抑制啊，每年几百万青年人的就业啊，医疗费太贵啊，大学学费太贵啊，这些都要很高的智慧。许多社会问题，不解决，就会增加不稳定因素。只有我们设计出非常好的方案——既能保证效率，又能有高度的社会公平，使得下岗的人能够再就业，才能稳定发展。

    我们面临这样一个新的时代，这是一个恩格斯所说的，需要巨人也能产生巨人的时代，起码应该有中国的弗荣堡学派出现，有中国的“爱因斯坦”出现，既要有人格力量，又要有非常高的创造水平，让我们伟大的中华文明走向真正的复兴。当然，我们中国也不是没有这样的人，比如，经济学界的孙冶芳、顾准，这些人所遭受的苦难比弗莱堡学派的人十，要严酷得多、这些人的事迹大家比较熟悉，今天就不讲了、但是，不管爱因斯坦、阿登纳，还是孙冶芳、顾准有多么大的差异，但是在一点上，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做学术不完全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一种使命，为了这种使命，可以奉献、牺牲，所以我们今天一方面要讲个人的利益，同时也不要忘记要讲一点使命、讲一点理想、讲一点公平，同时有的时候要做一点小小的牺牲，没有一点牺牲精神的人，只知道为自己生活的人，说得严格一点，就不太像人（掌声）最近我有一个研究生被派到宁夏去，支援宁夏的教育，去一个比较穷的地方，连自来水都没有，要跑到井里去打水。她一听就哭了，我就感到非常惊讶，我就安慰她说：“你不要哭，这样的锻炼对学会做人，是必要的。”她说：“如果是你的女儿，你会不会叫她去？”我说：“那是肯定的，一定叫她去”体验艰苦的生活是人生必要的一课。人过得太舒服了，精神就可能退化了。你们不像我们那样体验过长期的饥饿，我生下来是1936年，第二年1937年，日本人来了，逃到农村，没有干饭吃，只有稀饭，活到六岁，还不知道什么是玩具，也不知道什么是水果、糖果，刚刚端起饭碗来，一声“来了”！意思是日本鬼子来了，放下饭碗，又逃。这样的生活使我日后变得坚韧和有毅力？我说，你应该知道，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父母，我们的民族就是从这样的苦水里生长起来的、我1960年大学毕业，一个月的粮食定量就是27斤，最痛苦的事就是一进食堂就得算这一顿吃几两，多吃一两下顿就得少吃一两，要不然，总有一天就没饭吃，这种生活你该体验一下，然后你才会切切实实地感到，负有使命，就是吃苦体验一下，人的精神才会完整。这个女孩子后来还是去支教了，后来还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老师非常感谢您，我来以后他们非常喜欢我，我也很喜欢他们，我们整天在一起很开心，除了工资比较低，我觉得他们很可爱。”

    讲到这里，我想起来一件事，从1994年以来关于中国的前途问题，世界上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都是西方人，或者是生活在西方的中国人发动的，他们都很为中国人担心，怕中国人没有饭吃，中国经济、金融会崩溃，等等。他们替中国居安思危，怕中国垮台，他们很悲观，希望我们和他们一样悲观、他们可能是好心，好人，但是，我们却不想和他们一样悲观。时间关系，我只讲第一次。那是1994年美国有一位先生，美国的经济研究所的布朗教授，他提出来：中国现在的人口太多了，而且农业人口那么多，生产力又那么低。人口在不断地增长，耕地又在不断地减少。一旦中国人不能养活自己了，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养活他们。中国人会把全世界的存粮通通买光他说得有鼻子有眼的，很可怕，还有统计数字。但到五年以后，2000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1993、1994年我们国家总是歉收，产生了粮食危机，国家的粮食库存要到八百亿斤左右才能以丰补歉，我们国家太辽阔了，不是这儿有灾害就是那儿有灾害但是非常奇怪，从1994年以来到现在到了今天，2002年、事情出乎我们的意料，一方面是大量的农村年轻人口都跑掉了，起码有一亿左右，都跑到城市里打工了，家里都是老人，田还种得好好的，粮食还很多，我们的余粮是五千亿斤。这又造成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粮食储存困难，一方面是粮食价格太低，从八十块一百斤降到六十块一百斤，最低的时候，降到四十多块一百斤，这也成了国家的包袱、政府的包袱，这个现实，很雄辩地否定了洋大人的忧虑，他们的人道主义，现在显得多余了。我们凭的是什么呢？粮食生产效率的提高。除了其他原因以外，有一个人的名字，我们是不能忘记的那就是水稻专家袁隆平他杂交稻的选育成功开辟了水稻增产的新途径，被国外专家惊呼为“奇迹稻”、“冲击波”虽然早在1926年美国就报道了水稻杂种优势，1968年日本又实现了三系配套，但他们都没有跨越应用于生产的鸿沟，袁隆平自豪地说，似乎造物者情有独钟——留给中国人去跨越。以他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近年来经过不懈探索，成功找到了形态改良、提高杂种优势水平、借助分子技术等三个成功技术路线，使得超级杂交水稻的增产计划在中国成为现实我国杂交水稻育种研究走在世界前列，已于2004年、比计划提前1年实现了亩产800公斤的目标，正在实施第三期亩产900公斤的增产研究计划。目前全国籼稻种植面积已逾3.2亿亩，其中杂交籼稻已占80%以上，中国水稻产量正跃上一个新台阶。现在令我们很安慰的是，那位布朗先生已经不但不和我们争论了，可能也不那么悲观了。这种人，我们没有和他争论的必要，我们只要有一个袁隆平，站在他面前，什么话都不讲，就够他脸红的了（热烈的掌声）我说了这么多，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不能光为自己活着，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确需要有一点使命感，需要一点自我牺牲精神，需要一点儿吃苦的自觉，需要考虑一下自己的人格理想蓝图！

    演讲结束！谢谢大家！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