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党的基本路线是决定全局的。关系革命和建设的成败
党的基本路线是关系全局、指导全局、决定全局的。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指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1937年在《矛盾论》这篇巨著中，他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上深刻指出：“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后来在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他又告诫全党同志，必须紧紧掌握党的总路线，指出：“如果真正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党是否有一条正确的基本路线，关系到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兴衰成败。党的基本路线正确，我们的事业就发展、就前进；党的基本路线错了，我们的事业就遭受挫折和失败。我们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先后制定并执行的几条基本路线（简称为总路线）及其实践，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我们党还没有形成完整的革命总路线以前，革命一再受挫。后来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国情作了系统的调查研究，科学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在此基础上正确地估量了各阶级的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明确了革命的对象和任务，制定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的基本路线，并领导全党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这条基本路线，从而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在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我们党把马列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制定了“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通过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指引我们取得了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性胜利，使占世界人口近1／4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
1958年，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制定并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犯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严重错误，使人民生活受到很大影响。
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提出了一条完全脱离中国国情的、错误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基本路线。这条路线的基本错误，是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还存在着资产阶级，还存在着整个社会范围内的阶级对抗，因而，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它给党和人民带来了严重的挫折和灾难。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确定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相结合提出来的，是亿万人民在实践中得出的最为宝贵的经验，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
历史证明，一条正确路线的产生，决不是轻而易举的。制定革命和建设的正确路线的过程，实质上是认识和掌握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规律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曲折的，道路是不平坦的，既包含着胜利，也包含着挫折。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正确路线，是经过二十多年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比较才形成的。党的十三大制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同样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二、党的基本路线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完善和发展，十四年的实践证明了它的正确性
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理论指导下形成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它奠定了基础并在以后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我们党领导和支持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冲破了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的束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一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为确立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开通了道路，创造了思想前提。接着，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我们党就果断地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左”的错误方针，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伟大战略决策。这是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对此，邓小平同志多次进行了阐述，指出，“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指出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强调现代化建设的任务虽然是多方面的，但“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这就为党的基本路线的核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奠定了基础。
在作出工作中心转移的决策的同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又提出了改革开放的要求。全会公报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三中全会以后，在党中央的部署下，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在农村蓬勃发展起来。接着党中央先后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推动改革在我国全面展开。在作出改革决策的同时，三中全会还明确提出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的要求。1980年8月，邓小平同志在同外宾谈话中说：“吸收外国资金、外国技术，甚至包括外国在中国建厂，可以作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补充。”并指出这些东西“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它“本身并没有阶级性”。后来党的十二大重申了对外开放、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方针。不久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又进一步明确指出：“经济上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是正确的，要长期坚持。”从而奠定了党的基本路线的一个基本点——改革开放的基础。
在拨乱反正过程中，针对当时出现的错误思潮，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3月党的理论务虚会上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旗帜鲜明地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路线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就奠定了党的基本路线的另一基本点——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
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篇讲话中，邓小平同志还明确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从而鲜明地提出了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要求。接着，在1979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叶剑英同志明确提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是我们要实现的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和重要条件。在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中，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这就明确地提出了“两个文明”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的思想，为党的基本路线确立“富强、民主、文明”三位一体的奋斗目标打好了基础。
1987年，在召开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们党明确地、全面地概括和阐发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这是这次代表大会的主要历史功绩之一。从此以后，党的基本路线以它更加完备的形态，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展现在全党面前，成为指导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
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证明党的这条基本路线是正确的。这一时期，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快，综合国力增强最多，人民群众得到实惠最为充分的时期，也是中国在国际上影响最大的时期。
20世纪80年代，我们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赢得了国民经济的全面高涨，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90年同1980年相比，我国农业总产值增长84．6％，平均每年增长6．3％。粮食总产量先后登上了3．5亿吨和4亿吨两个台阶，1990年达到4．35亿吨。棉花、油料、肉类、水产品等农副产品也都大幅度增加。与此同时，农村经济结构发生明显变化，非农产业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由1980年的31．1％提高到1990年的54．6％。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吸纳农村劳动力9000多万人，促进了农村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迅速发展。十年间，我国工业总产值增长2．3倍，平均每年增长12．6％。尤其是1984年改革重点转入城市以后，工业发展速度大大加快，1984—1988年5年内共创造工业总产值6万多亿元，平均每年增长21．7％，使得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台阶。十年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77万亿元，超过了30年的总和，一大批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重点项目建成投产。十年间，我国对外经济往来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进出口贸易总额由381亿美元增加到1154亿美元，增长2倍以上，其中出口总额由181亿美元增加到621亿美元，增长2．4．倍。同时吸收外商直接投资190亿美元，兴办外商投资企业2万多家。这是我国对外开放的一项重大成果。十年间，由于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按可比价格计算，居民平均消费水平1990年比1978年提高1．2倍，平均每年提高6．5％。人均住房面积，1990同1978年相比，城市从3．6平方米上升到7平方米，农村从8．1平方米上升到18．5平方米。人均储蓄存款余额，1980年只有40元，1990年则达到615元。全国绝大多数地区解决了温饱问题，开始向小康过渡。
20世纪80年代，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国力有了很大增强。1990年同1980年相比，国民生产总值由4170亿元增加到17400亿元，增长1．36倍，平均每年增长9％，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8％的速度。也高于美国3．0％、日本4．3％、法国2．5％、英国2．2％的速度。在一系列重要产品产量上，我们已缩小了同美国的差距：粮食产量1950年美国比我国高15％，1986年我国比美国高4％；棉花产量同期由美国比我国高2．14倍变为我国比美国高66％；猪牛羊肉产量同期由美国比我国高2倍变为我国比美国高8％；钢产量1950年美国比我国高143倍，1987年美国只比我国高0．56倍；煤产量同期由美国比我国高10．8倍变为我国比美国高11．8％；水泥产量由美国比我国高26倍变为我国比美国高1．7倍；化肥产量1950年美国比我国高264倍，1985年美国只比我国高0．37倍。现在，我国钢、发电量、化学纤维已由世界第6位上升到第4位，有色金属由第7位上升到第4位，原煤、粮食、棉花、布匹已跃居世界首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第8个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第3个能源生产大国和核大国，综合国力上升到世界第6位。
对于我国取得的上述成就，许多国际知名人士给予高度评价。就连《大失败》一书的作者、顽固坚持反共、反社会主义立场的布热津斯基，也不得不承认我国三中全会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1991年秋季，他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文章说：“在10年至20年内，远东安全很可能会因为一个更强大的中国的兴起而发生戏剧性的变化。”“倘若目前的趋势继续发展下去，那么到2010年中国与美国、欧共体及日本共同成为世界四大经济力量。也许它在世界事务中的政治和军事影响会更早一点地为世人所知。”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还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在国际、国内重大事变中能够经得起考验的重要原因，这也充分证明了它的正确性。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的因素。东欧为什么演变？苏联为什么解体？根本原因是没有一条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路线。而在这一风云变幻中，中国所以能够保持政治稳定、社会稳定、长治久安，根本原因是我们有一条正确的基本路线。中国1989年春夏之交也发生了严重的政治风波，而我们所以能够顺利平息它，就因为我们的路线对，人民赞成和拥护。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南巡重要谈话中指出的：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他总结国内外经验，得出结论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因此，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经验都证明，我们党的基本路线是正确的，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
三、全面准确地把握党的基本路线。防止“左”、右两种错误倾向对党的基本路线的干扰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包括了党的根本任务、奋斗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政治保证、基本途径、必备条件、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等多方面的内容。这条路线告诉我们：第一，党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奋斗目标的核心力量，全国各族人民是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奋斗目标的依靠力量；第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这条路线的主要内容，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个最基本的问题，它集中回答了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奋斗目标的根本道路问题；第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发扬自力更生和艰苦创业的精神，这是实现奋斗目标的必备条件；第四，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我们“三位一体”的奋斗目标，也是党的基本路线的归宿。这一目标实际上包括了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的要求。只有全面实现奋斗目标，社会主义才能获得全面地进步。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个最基本的问题，是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
首先，“一个中心”，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的基本路线的实质。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原理告诉我们，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社会主义尤其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有赖于经济基础的建立并服务于经济基础，因此，经济建设带有根本性质。同时，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唯一办法，就是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正是基于上述基本理论和基本国情，邓小平多次强调了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1979年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篇重要讲话中，他说：“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面对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1980年2月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他明确指出，党的政治路线“不管怎样表述，实质是搞四个现代化，最主要的是搞经济建设，发展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因此，全面准确的把握党的基本路线，一定要牢固树立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就是说，只有这“一个中心”，没有“两个中心”。民主政治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反对和平演变、反对腐败现象都很重要，但它们不能成为中心，更不能以阶级斗争作为中心。
其次，“两个基本点”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一个是立国之本，一个是强国之路，二者缺一不可，共同服务于“一个中心”。“一个中心”离不开“两个基本点”，“两个基本点”也离不开“一个中心”，它们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有着各自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第一，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搞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是资本主义现代化。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为经济建设提供强有力地政治保证，使经济建设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健康发展。因此，“一个中心”离不开四项基本原则这个基本点。我们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够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最大限度地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反映现代化社会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为我所用，发展、壮大我们自己的经济实力。因此，“一个中心”也离不开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离不开这个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第二，我们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必须以强大的物质基础做后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社会主义老是穷，就缺乏说服力和吸引力，就难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最根本的体现就在于它能够创造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否则，还叫什么社会主义。因此，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离不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我们坚持改革开放，是因为改革开放是我们的强国之路，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内在要求。只有改革开放，才能为经济建设不断注入动力和活力，才能为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开辟广阔的天地。改革开放本身就是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离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改革开放就失去了任何意义，就难以存在和发展下去。第三，“两个基本点”都是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的，都是为了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服务和被服务的关系绝不能颠倒。
再次，两个基本点之间也是相互贯通、相互依存的关系，二者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邓小平同志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四大报告指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我们的改革开放所以能够健康发展，就在于它是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在统一性，集中的表现在：一方面，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开放赋予四项基本原则以新的时代内容；另一方面，四项基本原则保证着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为改革开放提供理论指导和政治保证。二者的目标都是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里关键在于：一是要把社会主义看成不断改革和发展的社会，不能看成凝固不变的僵化的东西。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是人民群众自己创造的。改革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指的是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完善，它并不改变社会主义的性质；改革作为对存在弊端的原有体制的一场革命，指的是对基本制度实现形式的体制的根本变革，而具体体制并不存在姓“资”姓“社”的问题。我们只有把基本制度和作为其实现形式的体制区分开来，既看到二者的相互联系，又看到二者的不同，才能把改革开放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有机地统一起来。只有对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僵化的旧体制进行根本的改造，搞不断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才能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社会主义制度才会更具有吸引力，资产阶级自由化市场才会日益缩小，人民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才会更加坚定。二是要把握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质是保障人民群众更好地当家作主，真正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而改革开放在政治领域的任务，就是要改革存在弊端的原有政治体制，以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更好地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积极性、创造性。这样，既为改革开放创造了一个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保证了改革开放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又通过改革开放增强了国家的实力，使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基础更加巩固。三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所处的环境和肩负的任务有了很大变化，党的思想、政治、组织、作风建设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我们既要坚持党的领导，又要改善党的领导。特别是要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加强党对改革开放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和指导。党既要经得起执政的考验，又要经得起改革开放的考验，越是改革开放，越要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只有通过改革开放，使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幸福，党的威望才会越来越高，党的领导地位才会越来越巩固，人民群众才会更加信赖和拥护党的领导。四是要把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结合起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行动的指南，不是僵化的教条。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改革和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课题，将马克思主义在各个方面不断推向前进，马克思主义才会有生命力，才能对改革开放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从而真正做到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总之，只有全面准确地理解党的基本路线，抓住基本路线的主要内容和实质，正确认识“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的相互关系，以及“两个基本点”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正确地全面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
为了更好地把握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在党内特别是领导干部中要排除来自“左”、右两方面的干扰，但主要是防“左”。
“左”和右都给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带来过严重危害，“左”和右都会葬送社会主义。从党的历史看，民主革命时期的三次“左”倾，特别是王明的“左”倾错误，使我们的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损失90％，使白区的党组织损失了100％，迫使中央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建国以后，从1957年到1978年我们吃亏都是“左”。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使我国国民经济遭受了巨大损失。特别是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和国家蒙受了更加严重的灾难，仅经济上就减少国民收入达6000多亿人民币。“左”的错误整整耽误了我们20年的宝贵时间，使我们失掉了一个极好的发展机遇。民主革命时期，我们也出现过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和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错误。特别是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导致第一次大革命惨败，使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陷入血泊之中。进入社会主义时期，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曾数次向党发动进攻，企图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出现于1989年春夏之交的动乱和北京地区的反革命暴乱，由于党内个别主要负责同志缺乏清醒的认识，不能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予以处置，曾使社会主义的共和国濒临极其危险的境地。事实充分说明，“左”和右都会葬送社会主义。从国际共运的教训看，东欧的剧变、苏联的解体，人们对右葬送社会主义看得比较清楚，而对“左”葬送社会主义似乎不甚理解。其实，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发生演变和解体，是从长期“左”的极端跳到右的极端的恶果。它的现实内因是右，即搞所谓“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放弃四项基本原则：而历史的内因则是“左”，即长期以来搞阶级斗争扩大化，推行中央控制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思想僵化，经济搞不上去，因而，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和提高。至于罗马尼亚政权的垮台，从历史到现实都能从“左”的方面找到内因。因此，国际共运的经验也充分说明，“左”和右都会葬送社会主义。
当前，妨碍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主要倾向是“左”，要在警惕右的同时，把重点放在反“左”上。（1）从“左”的历史原因看，我国脱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经济十分落后，是小生产众多的国家。小生产者的经济地位，决定了它好走极端，容易狂热，容易搞唯意志论。这种思想根深蒂固，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并长期起作用。
（2）从“左”在党的历史上的影响看，它出现的次数最多，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的时间最长。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中，从1957年起长达20年出现的错误，主要的都是“左”。因此，“左”的影响深度和广度及纠正的难度都是很大的，具有顽固性。（3）从“左”的表现特征看，它带有革命色彩，拿大帽子吓唬人，好像越“左”越革命，容易被一些人所接受，具有欺骗性。加之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里，在指导思想上强调反右，不注意纠“左”，甚至认为社会主义时期只能反“右”，不能反“左”，说右是立场问题，“左”是方法问题，右是跪着降，“左”是站着斗，这就模糊了“左”和右的划分，使相当一些人为了保护自己，宁“左”勿右，造成“左”的错误不易纠正。（4）从“左”的现实表现看，它是我们探索新的改革开放道路、突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模式和观念的主要阻力。
它的主要表现是：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上，停留在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的甚至扭曲的认识上，停留在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正确的思想上。它的一个突出反映是“恐资病”，认为改革开放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市场就是“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等等。（5）从国际共运的形势看，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处于低潮。在这种情况下，容易滋长“左”的情绪，助长“左”的倾向。因此，提出主要防“左”，有很大的现实性和针对性。
“左”和右都是背离党的基本路线的。“左”的实质是否认改革开放，甚至用“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影响和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右的实质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制造政治动乱。在思想方法上，“左”和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理论和实际相脱离为特征的，都是搞的主观主义、形而上学，违背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因而，也就违背了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论基础。在立场上由于“左”和右都违背了党的基本路线，因而也就不可能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愿望，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左”和右虽然出发点不同，但在结果上却是相同和相通的，它们最终走到了一起。
我们反对的“左”和右在现阶段，指的就是偏离党的基本路线的错误思潮或政治倾向，而不是把思想认识和工作实践中任何不同意见以至偏差，都随意说成是政治倾向上的“左”和右。我们提出要防“左”，正如十四大报告指出的，“目的在于使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深刻吸取历史教训，密切结合当前实际，联系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提高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解放思想，同心同德，把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搞上去”。
四、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
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关键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同时要坚持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的统一不动摇。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由于没有能够清醒对待国际国内某些事件，有过离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严重教训。1956年党的八大曾确认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问的矛盾”，提出要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是，由于没有能够正确对待国际国内的某些事件，偏离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重新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直到发动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使党的工作中心的转移推迟了20年，给党和国家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通过拨乱反正，废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实现了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逐步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在这十四年中，我们遇到国际国内的不少风波，国内外都有人对我们能否坚持基本路线，持观望态度。但由于邓小平同志和党中央能够以清醒的头脑把握局势，应付变局，正确地处理这些问题，我们党始终没有动摇坚持基本路线的决心。
1984年，我们党针对当时的情况，提出反对思想战线搞精神污染的任务，有人担心我们的政策会不会变，小平同志坚定地说：“我们要向世界说明，我们现在制定的这些方针、政策、战略，谁也变不了。为什么？实践证明它是正确的，改变了，国家要受损失，人民要受损失，所以人民不会赞成。”1987年初，少数人闹事，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党内人事有变动，一些人又议论纷纷，怀疑党的路线、政策会不会变。针对这种情况，小平同志又说：“世界上有些议论，说中国会不会因此而改变既定的方针、政策。不会的。搞了八年了，既然是行之有放的方针政策，为什么要改变？”“我们要用事实证明这个‘不变’。”1989年我国发生的风波和近两年的国际剧变，给人们的震动，是多年来的其他事件所不能比拟的，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小平同志又坚定地说，党的十三大概括了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没有错。我们要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基本路线、基本方针、政策都不变。新的领导班子要有改革开放的形象。今年年初，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又反复指出，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谁想变也变不了。说过来说过去，就是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不变。从上述冷静、郑重的回答中，我们可以深刻体会到，邓小平所具有的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超人的政治智慧。他对党的基本路线的坚定性，是建立在对国内外历史经验深刻总结的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实践证明”、“行之有效”和“人民赞成”这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厚基础之上的。正如他在十二大开幕词中说的，“和八大的时候比较，现在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刻得多了，经验丰富得多了，贯彻执行我们的正确方针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大大加强了”。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我们有了八大一次会议以后没有清醒对待国际国内某些事件而离开经济建设中心的教训，又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能够清醒地对待国内外各种事件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变的经验，党的确更加成熟了。党能够驾驭各种复杂局势，能够站稳脚跟，顶住压力，经受住风浪的考验，始终不渝地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进。
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归根到底要从理论的深层次上解决问题，对基本路线达到理论的认识。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毛泽东也说：“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我们要提高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必须从理论上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一）要正确认识中国国情，这是我们正确认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问题的基本依据，是制定正确的路线、政策以引导革命和建设走向胜利的前提条件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特点，亦即中国社会的特殊国情，这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只有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正是由于毛泽东同志科学地分析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特点，深刻认识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和联系，逐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找到了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才形成和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及一系列战略和策略，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正是基于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政治、文化现实状况的科学分析，才提出并确定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并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制定了具有根本指导意义的指导方针，领导我们党取得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可见，只有正确认识中国国情，才能从本质上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的根本依据，懂得我们为什么只能实行现在的政策而不能实行别的政策的原因和道理，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提高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二）要正确把握我国的社会性质和所处阶段
党的十三大提出了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这一理论科学地回答了我国的社会性质和所处阶段。从社会性质来讲，我国是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而不是什么别的社会历史阶段；从发展程度来讲，由于我国生产力的落后，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是不成熟、不完善的社会主义，它既不同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尚未奠定的过渡时期，又不同于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更不同于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这个初级阶段从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的时间。这个阶段的经济、政治、文化实际状况，决定了我们必须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能像过去那样盲目追求大、公、纯，急于“铲除资产阶级法权”，“消灭资本主义残余”，超阶段向共产主义过渡。因此，党的基本路线要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长期坚持下去，不能动摇；而这种不动摇的信念，正是建立在对我国社会性质的特殊性和初级阶段的必然性、长期性的认识基础上的。
（三）要正确把握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其他各类矛盾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指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的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必须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压到一切的中心任务”，这是解决国内国际问题的基础和最主要的条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并且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对此，我们应该保持应有的警觉，不能麻痹大意。但是，阶级斗争毕竟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处理阶级斗争这类矛盾，一定要服从于我国经济建设这个大局，而这类问题的最终解决，则根本有赖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解决。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壮大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充分显示出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才会最后失去市场，和平演变的威胁才能最后解除。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就是根据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制定的，并为解决这个主要矛盾确立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因此，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就要坚持主要矛盾不动摇，承认主要矛盾所起的领导的、决定的作用，正确处理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等其他矛盾的关系，在实际工作中自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四）要准确把握和分析国际国内形势
正确地估量主、客观形势是我们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主要依据之一。如果不能全面准确的估量形势，只看到不利因素看不到有利因素，只看到支流看不到主流，只看到暂时曲折看不到发展的总趋势，就会动摇、冲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很难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当前，从国内来看，由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我国社会生产力获得新的解放，安定团结局面不断得到巩固，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正在向小康迈进。我国经济建设上了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上了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年初的南巡重要谈话，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给我们展示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理想的壮丽前景。在国际上，虽然世界正处于大变动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处于低潮，资本主义尚有发展的余地，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世界要和平，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经济要繁荣，生活要提高，是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从当今世界的现实出发，将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同世界的发展联接在一起，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总之，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既有挑战，更有机遇，是我们加快发展的好时机。我们应该有历史的责任感和时代的紧迫感，像邓小平同志强调的那样，抓住这个机遇，思想更解放一点，改革开放的胆子更大一点，建设的步子更快一点，使我国经济发展每过几年上一个新台阶，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断发挥出来。这样做，才是真正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综上所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在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导下形成的；是科学地总结建国几十年实践经验、特别是14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经验的创造性科学成果；是中国人民为寻求民族复兴的道路而作出的最伟大的历史选择。它竖管100年，横管多方面，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理论纲领、政治纲领和行动纲领。只要我们紧紧地聚集在这面伟大纲领的旗帜下，百折不挠的奋斗下去，九十年代我们就能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新经济体制，实现全国人民达到小康水平的第二步发展目标；再经过20年努力，到建党100周年的时候，在各方面形成一套更加成熟和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基础上，到下世纪中叶建国100周年的时候，达到第三步发展目标，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深信，党的这一宏伟目标，一定会达到，而且一定能够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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