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站在历史制高点，以史为鉴。进一步提高对反腐倡廉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
腐败，不是一个一般性的问题，而是阻碍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惰性力，是中外历代统治阶级的一种共生现象。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统治阶级大都是在腐败中垮台的，几乎没有一个逃脱“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的下场。更具绝妙讽刺的是，那些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王朝的更替，都是在“明镜高悬”、“清正廉明”的牌匾下扮演出了一幕幕以权谋私、花天酒地、荒淫腐败、与民为敌、可耻覆灭的历史丑剧。纵然有铁面无私、执法如山的这“青天”、那“青天”，也不能挽救其灭亡的历史命运。中国近代的清朝政府更成为丧权辱国、苟且蝇营、腐败不堪的典型。国民党统治者也不例外。难怪连蒋介石都哀叹：“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这样颓唐腐败。”杜聿明也曾叹息：“国民党不是败在共产党的枪下，而是败在自己内部的腐败上。”可见历朝统治阶级的崩毁、灭亡，尽管原因很多，但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其内部的腐败和其阶级本质，加速了’它们灭亡的进程。它们都没有逃脱兴盛——腐败——灭亡的历史周期率。这给后来人留下了永恒的思考主题。
中国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在进入北京后失败的历史，曾成为后来人鉴察自己的一面镜子，并引出了人们的诸多思考。对此，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中用十分复杂和沉重的心情写道：“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都使李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进了北京以后，李自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极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夹降官，搜刮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仅仅派了几千兵去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却屯积在京城里面享乐。尽管平时的军令是怎样严，在大家都陶醉的时候，竟弄得刘将军‘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掠抢民财者也’（《甲申传信录》）。而且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绑了来，追求吴三桂的爱姬陈圆圆，‘不得，拷掠酷甚’（《北略》卷二十《吴三桂请兵始末》；虽然得到了陈圆圆，而终于把吴三桂逼反了的，却也就是这位刘将军，这关系实在并非浅显。”“就这样在京城里忙了足足一个月，到吴三桂已经降清，并诱引异族入关之后，4月19日才由李自成出征，仓惶而去，仓惶而败，仓惶而返。在这期间留守京都的丞相牛金星是怎样的生活呢？‘大轿门棍，洒金扇上贴内阁字，玉带袍圆领，往来拜客，遍请同乡’（《甲申传信录》），太平宰相的风度俨然矣。”“这无论怎么说都是一场悲剧。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剧的主人，而从李岩方面来看，悲剧的意义尤其深刻。”历史的确是一面镜子，无论在任何社会历史条件下，都应该在这面宝镜面前照一照自己的行为，以备忘腐败导致的可悲结局。
剥削阶级政权、农民阶级的政权都因腐败而覆灭，那么无产阶级建立的政权是否就会永固呢？现实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垮台？除了其他原因之外，腐败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没有几个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谷。唯有中国，历史把她推向了社会主义中流砥柱的地位。但是西方敌对势力一刻也没有放弃从内部瓦解中国。他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总是寄托在中国第三代或第四代人身上。他们希望共产党内部腐败，以便为他们搞和平演变提供土壤和温床。这一严重的问题，应该引起每一个中国共产党人的高度警觉，绝对不能麻痹大意，掉以轻心。当今世界上以经济、科技、人才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与较量已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如果我们背上的腐败这块毒瘤不除，就会带来一系列问题，甚至造成千古遗恨。“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这既是自然规律，也是社会规律。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应该通晓历史规律，警惕腐败，防患于未然。
早在1945年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等在延安访问期间，向毛泽东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如何才能跳出中国历史上兴衰治乱周期率、不重蹈历代统治阶级灭亡之覆辙的疑问时，毛泽东胸有成竹、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不敢松懈。只有人民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同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全国解放前夕，他就告诫全党：“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胜利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因此，“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这里，毛泽东同志既指出了防治腐败的艰巨性和反腐倡廉的重要性，又提出了如何反腐败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惩治腐败，加强廉政建设，始终作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点来抓，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腐败问题并没有因此而敛迹，而且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还不断地滋长、蔓延着，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对此，邓小平同志感慨地说：腐败这场风来得很猛啊！“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要忧国、忧民、忧党啊！”并指出：“我们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上也强调指出：“我们讲忧患意识，首先要忧党啊！”这些慨叹，都是中央领导看到了我们党内腐败现象的严重性之后发出的肺腑之言。古人云：奸者，国之敌也；贪者，国之贼也。贪贿害民，朋党误国。“物必自腐而后虫生”。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一棵参天大树，纵然强大的风暴很难从外部把它摧倒，但是最怕其体内发生质变，蛀虫从内里把它蛀空。我们党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她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质决定了我们党是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但是，腐败不除，必然威胁党的生存，必然阻碍国家的兴盛和民族的发展。因此，我们要把一蚁之穴，会溃千里长堤作为惩治腐败的醒世恒言，要“居安思危”，“安不忘危”。要确实看到腐败的危害性和危险性，要真正树立起忧患意识，以史为镜，深知替兴得失，进一步提高对反腐倡廉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从而真正站在历史的制高点，扎扎实实地搞好廉政建设。
二、要正确认识腐败的现状。不断提高反腐倡廉的自觉性和历史责任感
我们党和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忽视消极腐败现象直接危害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直接危害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严重侵蚀着我们党的肌体的事实。现在，有那么一部分党员、干部已经堕落成了腐败分子。从已经揭露出来的大量问题看，消极腐败现象已向多方面发展，已由表及里、向纵深发展。其主要表现和特征是：
1．政治上，滥用职权，以权谋私，搞官僚主义。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没有制约的权力是最大的腐败，是最危险的腐败。而政治权力上的腐败，必然导致其他方面的腐败。封建社会，皇位、皇权、皇帝，可谓三位一体。皇权系于皇帝一身，是没有任何制约的。因而封建社会的腐败，总是从政治权力开始的，即总是从皇权开始腐败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搞的是民主政治，实行集体领导，对于人民给予的权力，是有制约的，但问题的关键是监督制约机制还不够得力和健全。这样，一方面会使一些品质不好的人也能够掌握一定的权力，进而滥用权力；另一方面，即使是一些素质比较好的人掌握了一定的权力，由于其权力得不到很好制约，也就使权力逐渐变质了。
滥用权力，是官僚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邓小平曾尖锐地批评了“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官僚主义的种种表现，进而深刻地揭露丁政汾腐败的种种特征。周恩来同志早在1963年曾对官僚主义的各种表现特征进行了入表入里的分析批判，共列举了20种罪状。其中几种罪状就是：“图享受，怕艰苦；好伸手，走后门；一人做官，全家享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请客送礼，置装置私；苦乐不均，内外不一。……官越做越大，脾气越来越坏，生活要求越来越高，房子越大越好，装饰越贵越好，供应越多越好，……假公济私，移私作公；监守自盗，执法犯法；多吃多占，不退不还；……目无组织，任用私人，结党营私，互相包庇，封建关系，派别利益；个人超越一切，小公损害大公；……革命意志衰退，政治生活蜕化，靠老资格，摆官架子，大吃大喝，好逸恶劳，游山玩水，走马观花……。”时间已经过去32年了，但官僚主义的这些消极腐败现象仍然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还大量存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2．经济上，贪污受贿，挪用多占，搞“分光吃尽”。政治上的腐败和经济上的腐败，既有区别，又有很大的联系，可以说，二者几乎是一对孪生子。有些腐败现象，如行贿受贿，完全可以说是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腐败的三料货。周总理和邓小平在揭露和批判官僚主义时，实质上对于腐败在经济上和其他方面的表现，一同给予了严厉和无情地鞭笞。近年来，经济上的腐败，在我国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经济腐败问题，来势之猛，扩散之快，人数之多，数额之大，性质之严重，实属建国以来所罕见。就党内而言，1982至1988年的7年间，全国共处分党员879167人，平均每年处分125595人。从错误性质看，有经济问题的210625人，占受处分党员总数的23．9％；以权谋私的41877人，占4．77％。1982年至1988年全国纪检系统因经济等问题处分的党员中各类干部的比例分别为：省军级干部342人，地师级的4296人，县团级的36494人，区营级的102487人，一般党员干部246737人。19889F至1992年底，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案件214318件，其中万元以上的大案49122件；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的95818人；追缴赃款赃物计人民币25．3亿元以上。93年和94年经济问题仍然突出。经济腐败，是党员及党员干部腐败的一个重要方面。从建国初期的刘青山、张子善到新时期出现的农业部原离休干部李田民，中共太原市委原副书记仝云，成都铁路局原局长杨国辉，海南行政区原组织部长林姚森等老干部，都是因经济上搞腐败而倒台的。还有蜕化变质的新生的一代：中共河南汝州市委原副书记、市长徐中河，湖北省计委原处长王占清，国家经委进出口局原副处长叶之枫，国家外经部外贸局原副处长何山等中青年干部，基本上都是因经济问题而下水的。震惊中外的王宝森贪污受贿案，可以说是更具危害性和危险性的经济和政治腐败的典型。其实又何止是上述这些腐败问题和腐败分子呢？
3．生活上，奢侈享乐，挥霍公款，追求腐朽的生活方式。其表现：一是乱搞两性关系，道德败坏。1985年至1988年，全国受党纪处分的县团级以上干部13200人。其中乱搞男女关系的1659人，占受处分的县团级以上干部总数的12．57％，高于其他问题的处理数。二是铺张浪费，屡禁不止，愈演愈烈。据有关资料统计：1988年前7个月，机关、企事业花费在请客送礼上的费用达368．3亿元，比1987年同期增长了19．8％，高出当年的教育和城市建设事业费27亿元。1992年请客送礼费猛增到1000多亿元人民币，1993年仅上半年就已超过1100多亿元。“生之者有时，用之者亡度”，国家之财，何尽之有？这些严重的铺张浪费现象，是多么奢侈的消极腐败现象啊！三是利用公款大吃大喝，由来已久。每桌饭从以前的几十元、几百元，发展到现在的上千元、上万元，甚至十几万元。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党派和政府为教育它的官员如何吃饭而像我们这样花费心血和精力。此风不刹，遗害无穷。戒奢尚俭是富国之道，亟待我们从之。四是看黄色录相，用公款到高档娱乐厅进行玩乐。
4．工作上的疲软症和精神上的颓废。一些共产党员和干部，玩物丧志，昏昏然，饱食终日，无所用心。1982年至1988年党员中参与赌博经查处的就有42316人，占受处分党员面的4．81％。近年来，有的干部竟然发展到利用公款进行赌博。有的党员、干部精神空虚，参与封建迷信活动。有些工作上患得患失，吊儿郎当，不务正业，无精打采，却是围着裙子转、盘子转、盅子转的“英雄”，在群众中造成极为不良的影响。
5．行业上的不正之风极为普遍。如果没有关系，没有权势，没有钱物，就“门难进，人难见，事难办”。吃、拿、卡、要，利用职权和行业垄断，无偿占用别人钱物等等。有的机关凭借权力和各种名义为本部门充作小金库或搞福利而无偿占用企业的资金；有的机关及工作人员利用职权无偿占用企业交通工具、通讯设备、音像设备以及其他高档贵重物品；有的为谋取本部门的利益向企业索要赞助，等等。更可悲之处是企业、基层单位受了这种不正之风的侵害，还不敢向上反映，宁可吃哑巴亏，也不愿招来更大的麻烦。这实际上助长了行业不正之风的横行无阻。
6．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三乱”之风盛行不衰。这是消极腐败的又一典型表现形式。“三乱”现象和行业不正之风在表现形式上有区别，又有联系，二者往往结伴而行。“三乱”现象一般都是有关单位和部门利用手中的职权，首先制订出既不合理又不合法的收费项目，然后“名正言顺”地向下级或群众或企业收取钱物，具有公开性；而行业不正之风在表现形式上则具有隐蔽性和半公开性，一般都是地下交易。“三乱”现象发生的主体是“公家”、“集体”，个人的成份小，而行业不正之风发生的主体既有“公家”，又有个人。其实二者的目的都是搜刮民脂民膏，为己所用，都是本位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翻版，其结果都会扰乱社会经济秩序，都会践踏党和国家的法令制度，都会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据有关部门统计，1992年全国清理出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116万项。全国治理“三乱”领导小组1992年12月17日给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治理‘三乱’工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全国年收费、罚款、集资摊派总金额约760多亿元。其中属于“三乱”的资金数额约150多亿元，占整个收费、罚款、集资摊派总额的20％左右。“三乱”现象的背后委实掩盖着诸多复杂、尖锐而深刻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它带给广大人民群众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沉重负担，更为重要的是破坏了党群关系，损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7．走私贩私。这是消极腐败的又一重要表现。它对我国的民族工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破坏和危害极大。1993年7月29日，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给中央《关于严厉打击走私犯罪活动的报告》中指出：近年来，走私犯罪活动愈演愈烈，其猖獗程度比1982年时严重，而且呈发展蔓延之势。特别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参与走私活动，使走私犯罪气焰更加嚣张。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地方党政领导搞地方保护主义，不仅不严格执行国家的法律和政策，而且不顾法纪继续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走私采取某种行政保护措施，放纵甚至支持走私犯罪活动。走私物品已从过去的洋杂货发展到成批的洋烟及电视机、录相机、汽车等高档消费品。同时还走私国家的珍贵文物等等。走私大案值高达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元。有些严重的走私地区，甚至在一些执法人员荷枪实弹的保护下，运载私货的大型外轮直接驶入未设关的港口码头卸货等等。加之，由于有关行政执法部门搞以罚代刑，以税代刑，对构成走私犯罪的案件不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普遍存在着打击不力的现象。致使走私贩私达到十分猖獗的地步。
8．弄虚作假，虚报浮夸，瞒上欺下。许多工作中的水份实在太多，有的搞形式主义，摆花架子，图虚名等等。由于作风不实，在许多方面已经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埋下了在短期内无法克服的隐患。
上述消极腐败现象虽然不是在党内占上风，只是局部的问题，但情况是够严重的了，足以发人深省了。对此我们再一点都不敢掉以轻心了，再一点都不能让其继续下去了，也绝对不能采取叶公好龙的态度对待。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对于消极腐败现象，我们必须动真格，敢于碰硬，绝对不能让那些腐败分子横行社会，祸国殃民了。要切实采取一切可以采用的最强硬的措施，下大决心，花大气力，抓好反腐倡廉工作。各级党委和政府，每一个党员，都应该对此树立起高度的自觉性和历史责任感。
三、反腐倡廉必须采取一切行之有效的措施，真抓实干
1．加强组织领导，依靠广大群众，形成反对腐败的强大攻势。要把反腐败斗争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真正获得实效，取信于民，必须要进一步强化对这项工作的组织领导，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群策群力，形成反对腐败的大环境和大气候。要对揭露腐败的人进行法律保护，逐步形成人人敢于和善于揭露腐败现象的好风气，使腐败无法遮掩，没有市场。要做到这些，不但要提高各级领导的认识，也要提高全体人民的认识。现在，有相当一些人在思想上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腐败“没治”、“不可避免”，或者认为，腐败是搞市场经济所必须付出的“成本”和“代价”等等，因此对反腐败采取消极应付态度，或者失去信心。这些观点和看法都是十分错误的。我们必须进一步提高各级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认识，使大家都懂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是接受宏观调控的经济，不是无法无天，为所欲为。腐败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腐败是剥削阶级腐朽思想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沉渣泛起，是社会新旧体制转型时期冒出来的一种怪胎。从而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和加强领导的前提下，形成全党、全民和全社会反对腐败的强大攻势，把反腐败斗争不断引向深入。
2．要执法如山，敢于碰硬，狠抓对大案要案的查处。目前，在反腐败斗争中，执法不严、不敢碰硬的现象仍然比较普遍，对于大案要案的查处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主要是办案阻力很大，查处工作不够平衡，处理偏轻，打击不力，揭挖不深等。有些腐败问题隐藏得很深，很复杂，这就增加了办案的难度。现在，有一些腐败分子，地位高，权力大，有的甚至是这种或那种光荣称号的获得者，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因此，要把反腐败斗争深入下去，就必须透过各种假象，善于揭露各种腐败分子的本质。而一经查出，就要铁面无私，敢于碰硬，坚决依法办案。要千方百计排除各种干扰，特别是对于那些危害性大、影响面宽、群众反映强烈的大案要案，更要一查到底，查个水落石出。只要是腐败分子，不管是谁，也不管其地位有多高、权力有多大，不管有什么头衔，不管隐藏得多么深，都要坚决查办。从而真正起到杀一儆百的震慑教育作用，充分体现出党和政府惩治腐败的决心，捍卫法律的尊严。
3．领导干部要带头反腐倡廉，成为遵纪守法的典范。腐败之势蔓延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由于一些身居要职的人带头搞腐败，甚至在一些人的包庇纵容下，集体搞腐败。一些大案要案查不下去的主要原因，同样也是一些身居要职的人从中插手，设置各种障碍。这样搞的结果，更留下上行下效的后遗症，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诸葛亮有句至理名言：“屋漏在下，止至在上。”因此，反腐倡廉必须从党的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自身抓起。“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廉则吏不敢慢，公则民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欲身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之声。”只要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能够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率先垂范，自觉地过好权力关、金钱关、美女关、荣誉关，站在河边不湿鞋，出污泥而不染，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么，消极腐败现象就会在党的高级干部群没有市场，下边出现了腐败问题，也容易解决。这样，全党和全国人民就会跟着学，党风和社会风气就会逐步得到好转。
党的高级干部和一切领导干部除了严于律己、洁身自好外，还必须对自己的亲属严加管教。北宋仁宗年间的包拯，曾给自己家人订出了极其严格的家训，规定“后世子孙仕官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仰洪刊石，竖于堂屋东壁，以昭后世。”在封建礼教下，一个人活着不能归家，死后不得葬进祖坟，就是一种莫大的耻辱。这是何等严格的惩罚？封建社会清明的士大夫尚能如此，更何况我们共产党人呢？共产党的干部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的下属，更应修身、齐家，更应加强道德内约，通过道德内约、道德理想，防范腐败。
4．下决心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健全和强化一系列监督制约机制。要从民主法制建设人手，全方位加强廉政建设。中国的现代化大业要得以实现，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要得以建立和完善，政治上要经常保持清明，不深化党和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不行，没有一套科学的制度作保证不行。腐败之风所以蔓延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制度不完善，有漏洞，使腐败分子有机可乘。邓小平同志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可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健全法制，加强制度建设是反腐倡廉的一个重要保证。为此，要尽快制订出《反贪污贿赂法》、《监督法》，并实施好《个人财产申报法》等，形成一系列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并把它真正落到实处。总之，要通过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来防范腐败现象，来约束党员干部的行为，并对违犯法律规定的行为予以严厉地制裁；要大力加强社会监督，通过整个社会有组织的、科学的监督系统，如群众举报监督、新闻舆论监督、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监督、人民政协的监督、立法、司法和其他机关的监督等等，来防范和消除腐败现象。同时还要严格实行党内的监督，充分发挥各级纪检部门、行政检察部门的监督功能，充分发挥党内规章、政府法规、地方法规和专门法规的效能，进行综合治理。
5．要突出抓好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三大建设。党的思想建设抓好了，就可以从思想上防范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对党的入侵。党的组织建设抓好了，就可以有效清除腐败分子，纯洁组织。反对腐败关键要从党内和干部队伍内部动手术。小平同志讲：“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组织建设是反腐倡廉的关键环节。反腐倡廉说到底，最关键的还是要有高素质的干部。要突出抓好党的作风建设。党风问题，仍然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腐败在党的作风方面，有更突出的反映。为此，要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有效地抵制官僚主义等各种消极腐败现象。需要指出的是，在我们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相当困难。这种情况导致了我们党在消极腐败现象侵入自己的肌体时，缺乏免疫力。我们的全体党员和领导干部，都要改变和校正认识，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改正错的，重新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锐利武器，敢于和善于揭露党内矛盾，从而有效地防止消极腐败现象对党的肌体的入侵。
6、要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方针。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高度发展是反腐倡廉的最根本的保证。因此，一方面要全力以赴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要努力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使二者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和提高。只有物质极大丰富了，全体国民的综合素质提高了，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立了，才能从根本上清除消极腐败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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