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垮台的原因很多，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观察。从表层来看，对苏联社会的各种矛盾处理不当，对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工作的领导失误，特别是政治上的专制和经济上的畸型化等等，都是导致苏共垮台的原因。这其中有不少经验教训可以总结，但这些问题多少都还可以用政策失误、方法不当、缺乏经验来作解释。如果说党自身肌体是健康的、坚强的，党还保持着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党还有很强的凝聚力，仅有工作的失误，还有改正的机会，也不至于垮台。如果党的肌体长期患有沉疴，又不思救治，涣散无力，在人民群众中威信扫地，那就非垮台不可。可以说，苏共不仅被国内外的反共势力所搞垮，还被她一直代表的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所抛弃。而这后一点，是导致苏共亡党的决定性因素和根本原因。用“三个代表”思想衡量苏共丧失政权和垮台的原因，则是以严重畸型化的经济取代了先进的社会生产力，以僵化的教条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取代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以官僚特权阶层的利益取代了苏联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最终导致了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恶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中苏两大政党的历史命运如此天壤之别，不能不让人感慨和深思。
第一个问题：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说明，是否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执政的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问题。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也就是要不断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实质是人的解放和发展，其中心是摆正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关键是坚持经济建设的基础和中心地位。
1．不失时机地变革同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就必须在革命的主客观条件成熟的时候不失时机地夺取政权，这是改造旧的生产关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要的政治前提。但生产关系的变革必须同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相适应，既不能滞后，也不能超前。这个问题在历史上一直存在争论。十月革命时，孟什维克及普列汉诺夫等人就认为布尔什维克不该夺取政权，因为俄国的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实现社会主义的程度。列宁回答说，实现社会主义需要有经济文化前提，但是，我们可以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列宁是对的。当时布尔什维克不夺取政权，就谈不上改造旧的生产关系，社会经济就无法发展，俄国就无法前进。例如，当时除了布尔什维克以外，其他政党就无意或无力解决经济发展中最为迫切的土地问题。
问题出在夺取政权之后如何实行生产关系的变革。苏联的错误是太快太急，超前了，即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急于变革所有制。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里，如何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这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难题。列宁在探索中提出了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取得了显著成效。实践证明，新经济政策是农业个体经济向集体经济逐步过渡的有效途径。但是，在苏联工业化开始之后，斯大林没有从实际出发，只是为解决国家急需粮食问题，断然放弃新经济政策，采用行政强制手段，开展全盘集体化运动，违背自愿的原则，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实现公有化。斯大林在领导苏联建立公有制过程中，不强调生产关系的变革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过早地提出要消灭私人经济乃至个体经济，实行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就当时苏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来看，这种做法是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没有充分发挥个体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历史作用。尤其是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急于变革生产关系的错误，一直延续很长时间没有改正。例如，原来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即1928至1933年）中规定，到1933年，农业中的公有制经济（包括国营农场）的播种面积所占比重将达到17．5％。但是，在斯大林高速度实行农业集体化思想的影响下，苏联从1929年秋开始掀起“左”的“全盘集体化”运动高潮。1930年初的联共（布）中央全会大大加快了这一步伐。实际上到1933年，农业集体农庄“已经把60％以上的农户联合起来，并拥有了农民耕地总面积的70％以上”。又如，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是一种低级形式，必须随时准备向全民所有制这种高级形式过渡。他在1952年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提出，集体农庄所有制，现在“已在开始阻碍我国生产力的强大发展”。我们现在的任务是，“把集体农庄所有制逐渐变成全民所有制”等。这种急于过渡，追求一大二公，使生产关系超越了生产力发展水平，阻碍了生产力发展，给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留下了后遗症。经过全盘集体化的大潮之后，1933年马、牛、羊、猪总数比1929年分别下降50％、43．2％、65．5％、41．6％。
2．适时地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对不发达国家搞社会主义有一个重要思想：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西方国家。这里自然包含着利用政治力量搞好经济建设之意，但其工作重心是经济则是显而易见的。
革命胜利后党的政治任务和国家的专政职能依然存在。因为国内外还有十分尖锐的阶级斗争，即使是解决好经济任务本身也需要正确的政治方向作保证。但是，“物无美恶，过则为灾”。如果脱离经济任务去搞政治、搞阶级斗争，甚至“以阶级斗争为纲”，脱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企图单凭政权的力量来搞社会主义，其结果只能搞出“贫穷的社会主义”，不受百姓欢迎的社会主义，没有生命力的社会主义。在这种社会主义之下，生产力得不到解放和发展，民主受到损害和破坏，广大人民群众得不到真正的解放。早在1928年，斯大林就认为：“随着我们的进展，资本主义分子的反抗将加强起来，阶级斗争将更加尖锐。”后来不断地发挥这一思想，把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看作是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规律。他甚至在宣布苏联实现了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说：“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多，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凶恶，他们愈要采取更尖锐的斗争形式，他们愈要危害苏维埃国家，他们愈要抓紧最绝望的斗争手段来作最后的挣扎。”阶级斗争扩大化，就是以这种理论指导政策的结果。1936年一1939年问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大清洗运动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突出表现。在这场运动中大批无辜党、政、军优秀领导人和著名的知识分子以至普通干部和群众遭到了残酷的镇压和迫害，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遭到粗暴的破坏和践踏。这种无情的迫害也涉及到很多少数民族。在卫国战争期间和战后初期对十几个少数民族的集体迫迁和对波罗的海沿岸三国数万少数民族的流放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3．及时推进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正确处理改革、稳定、发展三者的关系
正确处理改革、稳定和发展三者关系是中国改革的领导者高超的领导艺术的重要体现，是中国改革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实践说明，只有通过改革解决社会矛盾、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才能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稳定，才能有社会经济的发展。相对的社会政治稳定是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人民群众所需要的正常的社会环境。没有稳定，改革可能翻车，发展无从谈起。而发展则是改革顺利推行和造成稳定社会环境的最重要的基础，社会稳定离不开经济的发展，改革如果导致经济停滞和滑坡就可能陷入泥潭。苏联近半个世纪的改革史尤其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证明了这一点。
从本质上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斯大林以急风暴雨的方式建立的苏联模式有五大特征：第一，超高速工业化或超高速经济军事化、强制农业全盘集体化和政治大清洗三大运动是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支柱；第二，以个人迷信为核心的中央高度集权和领袖专断；第三，以扩军备战、领土扩张为主要内容的国家统制经济；第四，以闭关锁国为主的对外战略原则；第五，以“世界革命”为掩护，强行推广被认为社会主义惟一标准的苏联模式并大肆侵占别国领土，肆无忌惮地在别国建立苏联的势力范围。斯大林时期形成的这种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在一开始的时候是和苏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基本相适应的，和当时苏联人民的思想文化状况也是基本相适应的。但20世纪50年代之后，仍然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强制性的指令性计划，使农业生产日益落后，从而严重地阻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政治上缺乏民主，破坏法制的现象非但没有得到改进和制止，反而随着个人崇拜的发展而不断加剧。显然，如果不对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改革，苏联的发展就会停滞不前，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就难以继续发挥。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进行了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收效不大，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苏联领导人在社会主义理论方面的一些传统观念没有打破，对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价值规律、商品货币和市场的作用等问题的看法，还停留在30年代的水平上，尤其是把产品经济看成是社会主义本质属性，把国家计划当作管理国民经济的惟一手段，正是这种理论观点上的局限性使他们不能从根本上触动已经运行了几十年的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这种认识上的局限性，实际上也是一种历史局限性。因为人们的正确思想总是从实践中来的，马克思主义也总是从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起来的。
同样，苏联的政治体制改革缺乏正确的指导思想。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在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没有取得多少进展，但与斯大林时期相比，在国家的政治生活方面还是注入了一些新的东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社会主义民主，加强了社会主义法制。但是，这个时期政治体制改革总的来说实际动作不多。从采取的各项措施来看，改革的矛盾性和反复性远远超过经济体制改革。有些措施只是形式上的，在实际上并未得到很好的执行。有些措施宣布以后，不久就废止了。如关于干部任期制的决定在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上通过以后，到1966年苏共二十三大时就把有关的具体规定都取消了，只留下领导干部要有新陈代谢这一笼统的原则。出现这类情况的原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改革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例如，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揭露和批判就是如此，应当说，提出这个问题并设法采取相应措施克服这种现象是有积极意义的。问题在于对个人崇拜及其产生的根源不作正确的、历史的分析，对斯大林功过缺乏全面的、公正的评价，把错误全部归于斯大林个人的品质。因此，既丑化了斯大林，为全盘否定斯大林开了道，又不能正确地总结历史的教训，特别是不能把出现个人崇拜与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联系起来，从这里也就不难找到为什么斯大林的继任者们在批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之后，又搞起了对自己的个人崇拜的原因。
至于所谓的“全民党”、“全民国家”概念的提出，也同样说明当时的政治体制改革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这两个概念是赫鲁晓夫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提出来的，后来勃列日涅夫又继承了这一理论，只是作了某些小的修正。这两个概念是与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相对立的，但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导致了否定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丢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分析的观点与方法，从而造成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混乱。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转向导致苏共解散、苏联解体。从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到1988年6月，是苏联改革的初期阶段。这一阶段尽管已经出现了一些错误倾向，但是改革仍然是在社会主义范围内进行的。如1985年4月23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加速”发展战略，说共产党的使命是“领导全民争取加速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运动”。在1986年2月苏共二十七大上，他针对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社会的僵化停滞状态以及相应的教条主义理论，提出“完善社会主义”的改革纲领。在1988年6月以后苏联的改革方向发生了转变，在其“加速”发展战略碰壁后，就转向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在1988年6月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通过决议宣称：“进行根本的政治体制改革今天己提到了首要的地位，”并提出所谓的“公开性、民主化、社会多元化”三项倡议，对内揭露“黑暗面”，贬低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损害共产党形象，对外则向西方靠拢，并效仿西方政治体制模式，转移权力中心，实行总统制；也正是在所谓的“三项倡议”的鼓动下，1989年12月24日，苏联第二届人民代表会通过决议，认为过去（1940年）将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并入苏联版图是非法的，现在三国独立是合法的。随后，苏联国内其他地区民族危机如即将喷发的火山。在1990年7月的苏共二十八大上，戈尔巴乔夫又公开举起“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旗帜，抛弃科学社会主义而改宗民主社会主义，正式取消苏共的领导地位，实行多党制。戈尔巴乔夫还通过支持东欧国家党内那些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领导人推行政治多元化、多党制、召开圆桌会议，拱手让出政权。同时，他又千方百计地把那些不按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办事的领导人搞下台，以此去推动和影响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和劳动党改旗易帜成为社会党、社会民主党或民主社会党，以致最终酿成了东欧剧变和苏共解散、苏联解体。
4．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劳动者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生产目的，正确处理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
上述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斯大林把它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问题提出来的。这里涉及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军工与民用，即“导弹”与“面包”、“大炮”与“黄油”的关系问题。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大国，长期处于西方帝国主义的包围威胁之下，为了国家安全用相当一部分力量去搞军工、军事科研是无可厚非的。苏联曾经给予各国革命以实际的支援也是不能否认的。但后来在“国际主义”和“世界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争霸全球，搞国民经济准军事化，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它造成军费负担过重，农、轻、重比例长期失调，权力过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难以改变，人民生活的提高受到很大的限制。邓小平说得好：苏联发展不起来，是因为它背负的军费包袱太沉重。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这个包袱迫使它不得不搞“贫穷的社会主义”。苏联用于军费和国防工业的支出到底有多少，连苏联领导人都说不清楚。因为，第一，苏联在这方面的支出常常隐蔽在其他项目支出中，完全没有透明度可言；第二，军队和国防工业的经费随时短缺，随时可以挪用；第三，凡是军民两用的费用一律打在民用费用里。总之，苏联发展的是高度军事化的畸形经济。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联进入与美国军备竞赛的高峰期。仅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1972年的十年间，苏联的战略核武器就增加了7倍，形成与美国大体相等的核武库。此后，苏联继续发展核武器，在数量上超过了美国。而在常规武器方面苏联一贯对美国保持着优势地位。怪不得1998年时任俄罗斯外长的普里马科夫说：“我们有过一个巨大的脓肿：以某种形式同军工生产有联系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到了70％，”（俄新社1998年4月13日俄文播发）这是什么概念？苏联人均国民收入最高时达到6000美元，但是其中有70％是吃不得、穿不得的核武器和导弹。1990年戈尔巴乔夫说，苏联的军事支出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30％，而戈尔巴乔夫的首席翻译也说：“实际数字高达国民生产总值的30％，或者还要高。”西方按美国标准推算，苏联仅仅为了制造导弹，花费了令人难以置信的6000亿美元，大约5000家军工厂为制造导弹而服务。苏联学者阿尔巴托夫说，80年代苏联经济仅相当于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50％～60％，但用于国防工业的费用却高达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的12％一13％（美国为6．5％）。国防开支占国家预算的40％—50％（美国为25％一27％）。著名的苏联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说，苏联直接或者间接用于军事目的的支出不少于国家预算的50％。由于制度体制的不同，苏美两国的军事支出所产生的社会效应也截然不同。苏联实行的是部门封闭式严格保密研发制，军工与民用毫无缘分。这是苏联的行政命令体制决定的，难以改变。而美国实行的则是高科技军工产品公开招标制，只有最终成果严格保密，企业研发过程的中间成果可以随时推向市场。以计算机技术为例，苏联并不落后于美国多少，但是它的计算机一味向超大型快速运转提升，连同中间成果在内，整个研制过程严格保密。而美国企业则有权随时推出中间成果。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虽然没能成功，却带动了80～90年代的信息产业革命，使得美国经济、技术一直遥遥领先。早在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个人电脑（PC机）就已经成了大众普及品，而苏联的名牌大学直到90年代初，连个人电脑为何物尚不了解。
5．必须在社会经济发展问题上有正确的决策
苏联某些时期经济建设搞得不尽人意，首要原因常常不在于有没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问题往往出在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决策的失误。主要表现为：由于急于建成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便不顾国情制定赶超战略和脱离实际的高指标，为了实现这些指标，便自上而下地层层搞强迫命令。下层只好以浮夸风、弄虚作假来对付。其结果是给经济建设和人民群众带来灾难。
俄国是一个封建制度占主导、农民占人口多数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肯定不是“一蹴而就”的。向新经济政策转变以后，列宁在其晚年著作《论合作社》一文中看到了这一点。他指出，完成新经济政策是几代人、几十年的事业。这在当年认为社会主义是无商品、无货币、无市场经济的思潮占主导的时代里，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认识。但是，从斯大林开始，苏共历届领导人却放弃了列宁的科学观点，陷入了现代“左”倾空想社会主义的泥坑里而不能自拔。他们这样做的最大危害，是把科学社会主义庸俗化了，一再地败坏科学社会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吸引力。1936年12月25日，即苏联刚刚脱离生活必需品票证制度不久，就宣布：“我们已经基本实现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1939年3月10日，斯大林更是“前进”一步，宣布：“我们还要前进，向共产主义前进。”勃列日涅夫似乎“后退”了一步，提出苏联已经“建立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下一步该是“向着共产主义‘过渡’了”。安德罗波夫似乎又“后退”了一步，提出苏联是“站在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起点”上。最后戈尔巴乔夫由于前任们提出的种种目标都一一落空了，干脆放弃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探索，转而接受了西方社会民主主义，导致了苏联和苏共的解体和垮台。
苏联经济建设在长期“左”的教条主义、急于过渡的思想影响下，超越了发展阶段，脱离了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其他的错误和失误，如政治经济体制问题，所有制问题，分配问题，只搞计划经济而排斥市场经济问题，以及在路线、方针和政策等方面的错误和失误都是由这个总的“左”的指导思想派生出来的。由于面临特殊的历史条件，苏联在经济建设方面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忽视了轻工业的发展，特别是忽视农业的发展，结果一方面是重工业的高速发展；另一方面是轻工业和农业的停滞不前，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优先发展重工业并不为错，但重工业的发展必须与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同时并举，用牺牲轻工业和农业的办法来发展重工业，必然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不顾及人们现实的物质文化需要，不考虑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长期靠牺牲人民生活的办法去搞积累和求发展，降低了社会主义的威信，削弱了社会主义的吸引力，致使人们对党及党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渐渐失去信心。
第二个问题：如果说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硬件”，那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则是“软件”。“硬件”、“软件”缺一不可。要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必须做到“三个正确对待”，即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民族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这三种文化相互交融又相互冲突，但其相互关系主要的倾向是融合。是互相吸取。而斗争、冲突是融合过程中相伴相生的不可避免的现象。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说明。在多种文化相互交融、冲突、互相激荡的大潮中，要使党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必须坚决消除和克服教条化的思想垄断、文化专制主义、对外扩张主义、皇权主义、排外主义和文化孤立主义。
1．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消除教条主义的恶劣影响
所谓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回答实践中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为什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是因为它正确。因为人类社会古往今来，还没有哪一个学说能够像马克思主义这样，在诞生后的一百五十多年间，引起人类社会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要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各种文化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正确、具有强大生命力，正是因为它能正确处理同其他文化的关系。列宁说得好，“马克思主义这一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列宁在这里同时指出，只有在此基础上，按照这个方向，才能发展“真正无产阶级的文化”而不要去“臆造自己的特殊文化”。
从苏东剧变的教训看，前苏东国家执政党在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的主要错误倾向，先是极左，后又走向极右，背离、放弃马克思主义原则最终导致苏东的剧变。而这种右的倾向的产生则是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神圣化的结果。与其说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不如说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化”，然后使苏共和其他党把斯大林神化。把斯大林的言论教条化，甚至把它当成棍棒和绳索，以实行思想垄断和文化专制主义，这就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的停滞、僵化、萎缩，逐步丧失战斗力，最后在咄咄逼人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面前失去思想理论阵地。
由于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苏共理论研究也陷入混乱、畸形。僵化的理论、实用主义和犬儒主义的理论研究方式给苏共和苏联社会带来了极坏的影响。
列宁去逝后，苏联政界、理论界一方面不断出现违背马列主义的观点，另一方面，又对马列主义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把科学的、生气勃勃的、富有战斗性的马列主义变成封闭的、僵硬的、脱离实际的教条。例如，在社会矛盾问题上，一味强调斯大林提出的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完全适合”，不承认矛盾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直至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对抗性矛盾的著名学者布里科等人仍遭到压制，《哲学问题》杂志也因此而受到处理。这样，在社会矛盾问题上理论的僵化，掩盖了苏联社会客观存在的大量尖锐矛盾，使矛盾和问题得不到合理的解释和解决。在市场作用问题上，存在着三起三落的过程，一直未能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实际上就是维护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产品经济模式，其结果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停顿。在民族理论问题上，一直存在着简单化、教条化的倾向，直接、间接的鼓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在对现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认识上，对时代的估计，对资本主义自我调整能力的认识也出现了严重偏差。另外不少理论工作者在具体的理论研究中缺乏原创性、现实感、思辨性，理论研究浮在表面，满足于虚假的繁荣，喜欢做表面文章。苏联哲学曾在苏联的国家意识形态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苏联社会和政治变化的缩影和晴雨表。但苏联哲学研究长期被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所困扰，缺乏生机和创造性。从一定意义上讲，苏联后期出现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泛滥成灾，正是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惩罚。
在思想宣传工作中，通过形式主义和实用主义、教条主义垄断真理和意识形态。一方面理论成为剪裁现实和实践的僵化的标尺；另一方面领导人对待理论持形而上学的态度，理论不经意就沦落为对自己实践活动的辩护和对敌方行为的攻击，表面上看来战斗力特强，实际上离开了一言堂的护身符就不堪一击。实用主义和教条主义这对“孪生兄弟”，相辅相成，逐渐埋葬了苏联模式的理想感召力。这主要表现在：
首先，苏共党的思想工作中存在严重的形式主义。从形式上看，苏共相当重视对党员进行马列主义教育。从斯大林执政以来，苏共逐渐建立了一套相当系统的马列主义书本知识教育体系。高等学校学生必修三门马列主义基本课（苏共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在社会上对党员、团员、工人设有一套业余的马列主义和党的政治教育体系，每年在这种教育体系中学习的人达数于万之众。然而由于缺乏正确的思想路线，苏共思想工作偏重灌输马列主义基本知识，严重脱离实际，效果并不好。在斯大林执政时期，苏共思想工作中的形式主义，曾发展到荒谬地步。他们曾经给一些自然科学的学派和学科贴上阶级的标签。例如，他们把生物学中的摩尔根学派（基因遗传说学派，现代生物系统工程学的理论基础）看成资产阶级的，把战后兴起的新学科“控制论”看成“伪科学”。20世纪80年代初，苏联已经出现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的征兆，但苏共没有对面临的严峻形势作出客观的分析，指出摆脱危机的道路，寻求社会主义的复兴，相反却逃避现实，继续在全党宣传苏联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成就，按抽象的理论原则宣传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无可置疑的优越性”。一场猛烈的风暴即将袭来，而苏共领导人却缺乏认识和思想准备，听不到“盛世危言”的声音。
其次，苏共丢掉了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作风。斯大林执政以来，苏共不重视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工作。联共（布）第17次代表大会以后，斯大林仅去基层视察过一次。莫洛托夫一次也没有去过基层考察。赫鲁晓夫不调查研究却经常轻率地作出重大决策。最典型的当属勃列日涅夫。据翻阅过勃列日涅夫档案的历史学家沃尔科戈夫说，勃留下的个人档案主要是他生前在记事本或日历纸上写下的大量记事的便条之类的材料，每张便条上写一二行至五六行字不等，一般都无标点符号，而且有些党内的人名往往拼写错误。在这批数量相当大的材料中未发现勃提过什么创见，或出现过什么思想火花。勃在世时，苏联出版了9大本《勃列日涅夫文集》，这些文件都是他的写作班子为他写的。他晚年出版的获得了“列宁文学奖”的几本回忆录，也都是专门组织作家和记者为他写的。他的一切讲话、报告，甚至简单的致词，都要别人起草。
再次，苏共很多干部思想中存在着明显的“守旧”性和“惰性”。党的干部长期习惯于背诵马列主义的书本知识，机械地贯彻上级的指示，缺乏主动地研究现实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创造精神。当党面临改革的历史任务时党内改革的阻力特别大。这样，苏共不仅给右翼激进派以攻击的口实，而且也严重地脱离了迫切要求改革的人民群众，尤其是脱离了青年一代。前苏联《真理报》主编阿法纳西耶夫曾是苏共报告“起草班子”的重要成员。他在《（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一书中回忆说，为勃列日涅夫起草文件，并不要求有什么“新思想”，更不要说有什么“独到的思想”了。只要你善于把那些早已陈旧、无人感兴趣的思想换上新的形式，找到新的表达方式，应当说就已经体现出十分卓越的“创造性”了。“我们就这样一天一天地、一周一周地、一月一月地写作、炮制、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还指出：“为他人起草某种东西，在‘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上勉为其难地从自己的头脑里挤出一些词、句子和段落，这项工作虽然十分光荣，但却也令人极为头痛和疲惫。”因为“当你看到、感到美好的理想、崇高的言词和信誓旦旦的许诺与事实不符，你就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痛苦”。
由于以上情况，人民群众对苏共领导宣传的这一套，早已不相信了。对勃列日涅夫等苏共领导人作出的提高人民生活的许诺长期不兑现越来越不满，对苏共领导和他们给人们描绘的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前景，逐渐失去信心。以往占主流的、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的价值观丧失了。对电视、广播、报刊上发表的苏共领导人讲话、文章，群众抱着十分怀疑和冷漠的态度。宣传机器反复讲的那些空话、大话、假话，与群众切身感受到的，和同西方国家对比中看到的反差，使广大群众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丧失了，信仰危机出现。直到戈尔巴乔夫当权时，面对科学技术革命对世界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发生很大变化，国内日益出现的众多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党的首脑却拿不出什么能够把群众联合起来的富有成效的新思想，依然是一些陈腐的教条，既不解决实际问题，也不被人民群众接受。当西方形形色色的哲学、经济学各学派的思想渗入苏联社会，党只能拿出毫无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教条进行无效的抵挡，结果固有的意识形态防线全面崩溃。正如邓小平所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苏东的教训告诉我们，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个开放的体系，当成是发展的理论，善于吸取和借鉴其他政治思想流派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善于研究和回答现实世界中的新问题，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自己，马克思主义才有强大的生命力。
2．正确对待民族传统文化，消除“左”的政策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破坏
马克思主义只有同各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有生命力。这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问题。传统文化包含着封建性的、落后性的、甚至腐朽性的糟粕，需要分析、批判、改造、继承。
苏共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有得有失。列宁主义——布尔什维主义、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就包含着俄国传统文化中诸如探寻有别于西方的俄国独特道路的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坚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公有意识、平等互助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等俄罗斯优秀的传统文化。这正是俄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惊天动地的伟大业绩的深刻原因之一。但他们没有注意消除和克服沙皇的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的对外扩张主义以及个人崇拜、皇权主义的影响。在这种条件下形成的文化专制主义和斯大林的个人专权，便成为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的致命弊端。
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文化异常落后，城乡居民多数是文盲和半文盲，在少数民族中尤为严重。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无论是在经济建设还是民主政治建设上，都遇到了由于文化落后而带来的一系列困难。所以，列宁在晚年提出了“文化革命”这一概念，作为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的纲领。重视文化建设，提出在文化领域里实现一场革命，这是列宁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它反映了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性。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从斯大林时期开始，苏共背离了列宁的正确思路，在文化领域长期执行极“左”路线，一是过分强调文化领域中的阶级斗争，把文化高度政治化，把思想文化领域中不同学术观点的分歧、不同艺术形式和风格的探索都视为阶级矛盾或阶级斗争的反映，采取清洗和镇压手段来处置。二是缺乏应有的包容力和宽容心，一味追求社会主义文化的纯洁性，拒绝学习借鉴和吸收人类所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三是割裂文化的先进性与群众性、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辩证关系，忽视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层次性和丰富性。这样做的结果造成苏联社会文化园地百花凋零，思想领域千人一腔万人一面，艺术创作内容雷同，形式单一，人民群众现实的精神文化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人们不仅要忍受物质匮乏的痛苦，还要承受精神饥渴的折磨。
文化专制还表现在民族问题上。1922年列宁决定使用“苏联”这个没有任何民族标记的国名是为了有利于铲除大俄罗斯主义。但是实践证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民族矛盾，不仅未克服，而且具有很多新的表现形式。比如在经济更加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也急于消灭资本主义，强行推广农业集体化。大小权力都集中到中央，深深地损害了各民族的自治权，使得苏联这一联邦制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实为单一制国家。在20世纪40年代卫国战争期间，有十几个少数民族由于“通敌”罪名被迫实行大迁徙。同时，又把俄罗斯族大量移民到各少数民族地区“掺砂子”，这是对各少数民族的不信任。在文化专制主义体制下，在各民族学校普及俄文俄语，以此作为苏联各民族共同语言文字，因而压制了各民族语言文字的发展。对于敢提不同意见的民族干部乱批乱扣“狭隘民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帽子。在任命使用干部时歧视民族干部，当然，有一部分民族干部也享有高薪特权，被列入特殊利益集团，用以控制少数民族。尤其是1940年斯大林采取与法西斯德国签订密约瓜分东欧和策动革命的办法，把波罗的海沿岸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以及原属罗马尼亚的摩尔达维亚，兼并到苏联，在这四国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并要他们加入苏联。这种大俄罗斯主义的对外扩张，为后来苏联的解体埋下了定时炸弹。
苏共实行文化专制，还使得原来生机勃勃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变成了凭借强权维持垄断地位的思想化石。僵化的意识形态完全丧失了思想上、政治上的敏锐性。对于暗中滋长的民族主义和宗教意识毫无警惕，更没有能力与之进行实质性对话和思想交锋。官方媒体、教科书上的说教与现实生活完全脱节，系统地培养和持续地强化着说假话和两面派的社会风气。各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领导人一日之间就变成了民族主义的旗手，足以说明僵化的意识形态是何等的虚伪与无能。美国朝野的“宪法爱国主义”共识使“民族熔炉”至今保持着同化与多元化的均衡与活力。苏联官方的意识形态一元化却导致了联盟的分崩离析与民族分离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的猛烈反弹。崇尚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正在高奏“全球化”的凯歌，高扬国际主义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却无法在一国之内维持统一市场。绝对不能低估文化专制在人心瓦解、国家瓦解、经济体系瓦解上的作用。
因此，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同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并不矛盾。如果离开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基去构建先进文化，这种“先进文化”就可能成为无本之木。
3．正确对待外国文化成果，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地吸取外国的优秀文化成果
外国文化主要是指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西方国家文化成果当然也包括其优秀的文化和腐朽的文化两方面。正确的态度是学习和吸收前者，抵制和拒绝后者。
在这个问题上，列宁是很清醒的。他把是否吸取西方文明成果当成社会主义能否实现的不可缺少的条件。而斯大林领导时期的苏联在对内搞文化专制主义的同时，对西方文化则搞关门主义、排外主义，把它同社会主义文化对立起来，否认二者除了对立和斗争的一面之外，还存在着应该互相交流和借鉴、吸取的一面。其理论根据是日丹诺夫提出的现代是“资产阶级文化腐朽和瓦解的时代”这一口号。理论上的全盘否定，导致实践中对外国科学文化乱贴阶级标签，把西方国家科学文化中出现的新理论、新学说，如系统论、控制论以及生物学、心理学中的某些理论不加分析地斥之为唯心主义的“伪科学”。政治学、社会学在社会主义文化阵地上也无一席之地。一个时期，苏联科学家几乎不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在“左”的文化观念中，凡西方的文化就是“姓资”的，凡是“姓资”的就是腐朽没落的。于是否定和拒绝西方的文化成果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这种自我封闭的结果，堵塞了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发展进步的道路，从而使社会的发展在某些领域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大道。在经济体制方面的突出表现便是长期对市场经济采取批判和排斥的态度。在政治体制上的一大表现是背弃权力制衡原则，搞个人专权，留下使社会主义遭到严重挫伤的大量冤案。
因此，我们既要抵制和批判西方文化中消极、腐败的东西，又要在解决这些问题时不能回到排外主义、文化孤立主义的路子上去。在文化建设问题上，我们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在全球化条件下各种文化互相交融、冲突、互相激荡的大潮中，传统文化应该有海纳百川的气度。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当然需要警惕、防范；但也必须看到，包括政治文化在内的外国优秀文化也是一股“活水”，而不是“祸水”。
第三个问题：共产党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其落脚点是实现、发展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党的宗旨、本质特征和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也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它体现了维护党自身的先进性和社会基础广泛性的统一。苏共亡党的原因很多。但根本原因和决定性的因素便是被她一直代表的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所抛弃。所以，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执政的共产党保持执政地位的根本保证。从总结历史教训来看。前苏东国家执政党丧权亡党，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党长期脱离了群众，在关键时刻人民群众的大多数对共产党不投赞成票。
1．严重脱离群众，违背人民的利益，必然垮台
作为苏共掘墓人的叶利钦，1989年3月是以89．44％的压倒多数票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的。也就是说，他是在选区绝大多数老百姓的拥护下，击败了苏共的正式候选人。在他宣布退党后，又以压倒多数的优势当选俄罗斯联邦总统。
1991年的“8·19”事件是苏共挽狂澜于既倒、“避免自己走向灾难深渊的最后尝试”，可惜，在生死存亡的关头，苏共未能得到人民、包括2000多万苏共党员的积极响应，军队也拒绝执行命令，甚至发生倒戈。事变失败后，苏联解体，苏共解散，其财产被没收。令人震惊的是，查封者不仅没有遇到任何有组织的反抗，在有关的历史档案中，也没有发现当时哪里有工人、职员、苏共党员们自发地集合起来，去保卫自己的区委、市委和州委，或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的记载。而就在同一世纪的初年，群众革命的浪潮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卷走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时代，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十月革命前夕，苏共曾骄傲地赢得了两个压倒多数：一个是人民用选票把60％的苏维埃代表席位交给了布尔什维克，另一个是在反动统治的支柱——旧军队中，布尔什维克党也赢得了绝大多数的支持。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这两个全俄最大城市的每5名士兵中，就有4名拥护布尔什维克党，于是临时政府就到了众叛亲离的末日。据说，当时派出一支500人的精干队伍就可以攻占起义的大本营斯莫尔尼宫。然而，临时政府连这样一支军队也派不出来。我们在《列宁在十月》这部历史巨片中看到的场景，是历史的真实记录：当起义队伍像潮水一般地涌进东宫大门时，只有为数寥寥的士官生做螳臂挡车式的无效抵抗。还有中国观众熟悉的《列宁在一九一八》，也真实地再现了党的领袖同人民群众水乳交融的关系：列宁遇刺后，发疯的人群几乎要把刺客撕成碎片；忍饥挨饿的工人焦灼不安地等待着列宁病情公告……这些过目难忘的画面，同73年之后年富力强的戈尔巴乔夫黯然离去时人们所表现的惊人冷漠，反差多么鲜明！苏共创业时的辉煌和谢幕时的凄凉，其原因必须从她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变化中去寻找。
首先，斯大林时代“人民公仆”逐步蜕变。曾有人说，布尔什维克是靠三个口号上台的：和平、土地、面包。这三个口号加在一起，反映了参加二月革命后的工农群众的基本的、也是迫切的要求，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却以所谓国家利益来拒绝下层人民的“狭隘利益”，于是，群众纷纷转到了布尔什维克一边。正是靠着这种支持和信任，苏共所执掌的力量微弱的新政权才能在国内反革命势力和14国武装干涉的围剿中站稳脚跟、巩固阵地、发展壮大。也正是靠着这种支持和信任，苏共才能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封锁中独立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而且用历史上最短的时间，达到西方国家用了整整一个时代才实现的工业化。
十月革命初期，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在危急形势下也有过一些失误，如无偿征集余粮引起农民暴动，肃反扩大化伤害了知识阶层，还有在白军逼近时枪决沙皇全家损害了红色政权形象……但作为心底无私、襟怀坦白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一旦发现错误，就坚决纠正，最有名的就是他用新经济政策取代军事共产主义，为苏俄经济的复兴奠定了基础。列宁还十分注意发挥党员的模范作用和防止执政党脱离群众。1919年，在给动员上前线的共产党员的手册中有这样一句在俄罗斯大地上广泛流传的话：“共产党员的称号要担负很多义务，但是只给他一项特权——最先为革命而战。”1922年召开的俄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特别作出规定，要求对党的干部“个人发财企图必须无情地加以制止”，绝不允许把入党看作向人民谋取地位、待遇的手段。
斯大林为苏联的发展特别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但遗憾的是，他没有完整地贯彻列宁的这些重要思想，而是把一些特殊形势下的临时性措施固定下来，并在有的方面走向极端。
比如，革命胜利后列宁从尽快接管地方政权考虑，不得不采取干部委任制，而斯大林却把委任制作为任用干部的唯一方式。这种自上而下的任命制和变相任命制，不仅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而且，由于被选拔的干部只需对上负责，不用对下负责；只怕领导批评不怕群众反对，必然使人们逐渐失去共产党掌权之初的那种“主人翁”感。
再如，列宁强调党的思想统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斯大林则把“思想统一”引申到不允许党员对党的具体政策有任何不同看法。其实，早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就有苏共领导人提出要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改革计划工作，使国民经济平衡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农村也出现要求把核算单位从生产队下放到作业组，并自负盈亏，使个人劳动和物质利益挂钩的提议。这些都是当时苏共从事经济工作和农村工作的基层干部反映的，也是符合生产发展要求的正确意见，令人痛心的是，提出的正确意见未被采纳，而提出意见的苏共干部，还因此获罪。
还有，受当时环境的限制，列宁不能不较多强调民主集中制的集中方面，这是必要的，但也带来隐患。列宁在晚年，已经有所察觉，他逝世前讲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防止“人民公仆”蜕变成“人民的主人”，如何加强对党和国家权力的监督。而斯大林却由权力高度集中，走向个人专断和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就严重地窒息了民主空气，损害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特别是在随之而来的“大清洗”中，错整了苏联各民族大批的优秀儿女。这期间共有多少人被害，现在还不得而知，但总之数字十分惊人。这不仅给苏联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很大危害，并产生了社会上、道义上和心理上的严重后果。苏共在当时还使用了残酷的体罚和肉刑，大搞逼供信，殃及亲友，造成无数冤案和人人自危的社会气氛……后来的苏联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不能说与“大清洗”的后遗症无关。而今天的民主派也正是通过不断渲染这段历史来吓唬老百姓，利用人们对回到“斯大林专制时代”的担心，和今天的俄共争夺选民。可以这样讲，苏共党群关系的巨大裂痕，正是从斯大林时代开始的。
其次，特权、腐败使苏共渐失人心。斯大林逝世后，苏共为大清洗的受害者平反昭雪，但在政治经济体制上，并没有脱离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因此，尽管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使苏联人民的生活福利和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有了重大的改善和进步，但领导集团脱离群众的倾向不但未得到纠正，而且有所发展。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把平均主义当做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因贡献大小和责任不同存在待遇上的差别是正常的。十月革命初期，流传着一个动人的故事：粮食人民委员（相当于粮食部部长）瞿鲁巴因饥饿而晕倒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在饥荒时期，瞿鲁巴拥有调拨几百万甚至几千万普特粮食的权力，但是，他却没有从中留下能填饱自己肚子的一小口粮食。他的崇高品质使在场所有的人无不动容。列宁得知后，亲自倡议在格拉诺夫斯基大街为病弱的国家机关人员设立“疗养食堂”，目的是要把这作为在饥荒年代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员承受超负荷工作重压的必要措施。这种做法，人民群众是完全能够理解和接受的。可是，苏联经济形势好转后，“疗养食堂”没有取消，反而逐渐演变为苏共干部的特殊食品配给和其他方面的一些待遇。起初，这类待遇还只限于少数高级领导人范围，差别也不悬殊，还比较正常。但随着党政机关的不断扩大，配给面越来越宽，标准也越来越高。当高层和中层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相比有越来越多的各种福利时，“向上爬”的官位意识也必然随之强化。搞到后来，苏共的特殊待遇甚至蜕变为特权，并向社会其他阶层保密，这就意味着党和国家的管理机关，开始把自己和人民隔离开来了。
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雷日科夫曾引用过一句很有哲理的话：“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时就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变成一种乐趣时，那么一切也就完了。”到了勃列日涅夫晚年，其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在“稳定”干部上。一个是稳定权力，不断颁布各种条例、规定。这些条例、规定，很多都和人民的要求无关，而是为了使官僚阶层日益膨胀的利益要求，进一步固定化、规范化、制度化，使他们感恩戴德，成为当时领导集团的坚定拥护者。另一个就是稳定队伍，尽量提拔一些亲信，目的主要是为了防止别人再用当年赶赫鲁晓夫下台的办法来对付他本人。而下面的干部也需要勃列日涅夫这样“爱护干部”的领袖在台上，以维护自身的权力和利益。上下之间便形成了一种具有特殊利益、却与群众越来越疏远的“共同体”。
在这种情况下腐败必然盛行，而反腐败斗争却很难开展下去。例如乌兹别克老百姓给苏共中央写了大量的信，反映种种营私舞弊和违法乱纪问题。这些信苏共中央都转到了乌兹别克共和国党中央，要求进行调查。但得到的回答却是“查无实据”，或是已作了处理。然而，人们还是不断地往莫斯科写信，甚至反映他们遭到了打击报复。1980年至1983年短短4年时间里，苏共中央收到来自乌兹别克的这种信件，就有几万封。
提拔亲信和保官的组织路线，导致大批庸人进入和滞留在领导层，造成党的总体决策能力下降。而脱离人民，无视群众利益，则使党进一步失去了作出正确判断的基础。和美国搞军备竞赛，用核导弹代替黄油，必然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招致群众不满。特别是入侵阿富汗的战争打了整整10年，苏军年轻士兵死伤人数高达3万人，千万个失去了儿子的家庭，只能把苦难归咎于当时的政权。
另外还有一个不能不谈到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一旦出现理论和实践的不一致，人民的承受能力远远低于其他社会制度。就拿平等问题来说，资本主义国家尽管也讲“主权在民”，但在经济生活中，资本主义公开宣布的却是股同权同的金钱平等，小股东和大股东之间、老板和雇员之间，是没有平等可言的。而在苏联，人们从小就被告知自己生活在工人国家，没有剥削和压迫，苏维埃国家公民人人平等，苏维埃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公仆。所以，人们对于社会平等的渴求就更强烈，对官僚特权阶层的出现和腐败行为就更敏感也更反感。
而苏共领导层一边讲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边却由“公仆”们随意作出损害人民利益的决定。一边批判西方资本主义腐朽的生活方式，限制人们接触西方社会；一边又把从特供商店低价购买进口名牌商品和把子女送到西方留学，作为自己的特权。这必然增强苏联群众的逆反心理，以至认为其所有的说教都是虚伪的，搞到后来，甚至危及到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根本信仰。党的领导人也因此威信扫地，成为民众嘲讽、唾弃的对象。所以，没有什么比这种言行不一，比这种对自己和对人民的双重标准，使领导层更失去群众信任的了。
在这种情况下，以“敢于抨击特权”、呼吁“坚持社会公正原则”而闻名的叶利钦，自然成了众望所归的“反腐败英雄”。他在1987年10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被解除政治局候补委员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职务，反而为他戴上了殉难者的金色光环，大大提高了他在群众中的号召力。后来他能以压倒多数当选苏联人民代表和俄罗斯总统，以及在“8·19”事件中，那样多的莫斯科人站出来保卫“白宫”，就是因为他们认定，苏共领导集团急欲除掉的叶利钦，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
由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建立起来的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随着群众各种不满的积累，苏联人民对党和政府的感情由亲到疏，由热到冷，出现越来越大的裂痕。尽管人心的流失和涣散在一定时期内还是无形的，还处于潜伏状态，或者说领导层虽然有些了解但不认为有多大危险，但实际上，危险已在节日游行时满街漂亮的标语口号和欢呼声的背后潜滋暗长着。当这种党和人民“坚不可摧的团结”只剩下徒有其表的躯壳，而内部却已锈蚀斑斑时，一遇“地震”，大厦便会轰然倒塌。这在某些东欧国家的剧变——前苏联剧变的预演时表现得尤为明显。其中最血腥的场景之一，便是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枪决。而当时的罗马尼亚共产党是东欧人数比例最高的共产党之一，全国每6人中就有1个共产党员。
一位曾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参加过罗共最后一次党代会的老同志说，齐奥塞斯库在全会上作报告时，被全体起立的代表们雷鸣般的掌声打断达数十次之多。面对这种众志成城的激动人心的场景，谁能想得到那么快就会祸起萧墙？谁能想得到，当他们夫妇逃亡时，竟没有一人施以援手！任人惟亲、作风腐败和好大喜功，造成严重脱离群众。每年高达39％的积累率，使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早已潜伏着尖锐的社会矛盾。因此剧变一旦发生，人心向背顿时显现，罗共组织也顷刻瓦解。
邓小平同志说过：“东欧的事情对我们来说并不感到意外，迟早要出现的。东欧的问题首先出在内部。”苏共也是同样。中央党校苏共史专家王长江同志曾在苏联解体前不久在苏联社会科学院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仍然能够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而认为代表党的官僚、代表干部、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5％。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苏联人民并不认为共产党是他们利益的代表。在这种情况下，人民乃至普通党员自然不会再有当年保卫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祖国那种政治热情和奋不顾身的精神，对苏共的垮台冷眼旁观，甚至出现在她的对立营垒中，都是不奇怪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苏联党群关系的首先解体，才导致了苏共和苏联解体的悲剧。
掌权之后由于脱离群众而丧失政权的教训，对于任何真正的共产党人应该是刻骨铭心的。原因何在？共产党在执政以前靠什么取得广大群众的同情和支持？那时党处于无权地位，靠的就是党的方针政策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党的政策正确与否，完全是由人民群众来检验来认可的。你不可能强迫老百姓接受你的主张，更不可能用枪杆子把群众驱赶到党的旗帜下。你离开群众就一事无成。鱼水关系就是这样形成的。革命胜利了，权力在握了，有的人骄傲了、懒惰了，自以为一贯正确，甚至滥用权力压制和扼杀不同意见。群众怕你了，开始言不由衷了。苏共的悲剧就从这里拉开序幕。
2．党要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关键要有一个好的体制和机制作保证
马克思主义者搞革命，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其政治上的目标在于消除寄生和缠绕在社会肌体上的官僚机构和官僚阶层，使人民群众在政治上获得解放。革命胜利后的实践很快告诉人们，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不能没有一个从事特殊职业——社会和国家管理的阶层。为防止这个阶层谋取特权和私利，就必须有一套法律化的民主制度和体制，即民主选举制度、罢免制度和监督制度。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最基本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问题。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苏共陷入腐败泥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还是要从体制上找原因，借用邓小平同志所讲的：“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
从苏联的国体和根本制度上看，它的每一部宪法都标明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生产资料则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当然不是假的，是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但是，由于政体的缺陷以及对这种缺陷的不自觉甚至有意识的视而不见、见而不改、改而不良，使得苏联并不能像列宁在革命前设想的那样，人人当“官”，人人参与国家的管理，从而从根本上铲除官僚制度；实际上在很长的时间里只能是党代表人民管理国家。这就存在着一个专门从事特殊职业——从事管理工作的阶层。由于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公有化，由于共产党对社会一切领域实行严格的管理和领导，这个阶层比社会主义以前的官僚阶层更加庞大，而且越来越庞大。如何防止这个阶层以权谋私、滥用权力呢？这需要一套具体的有操作性的体制和制度。但是，苏联在这方面恰恰存在致命的缺陷。在选举制度方面长期流于形式，不管是党内选举，还是苏维埃代表的选举、社会团体的选举，常常有名无实，实际上是委任制，监督制度和机制十分薄弱，这就难以保证人民的代表、党政干部甚至群众组织的领导人真正对人民负责，接受人民的监督。他们真正关心的是掌握干部人事大权的顶头上司对自己的态度和看法。于是，巴结上司，漠视百姓，便成为这种体制下的官场常态，而老百姓对于以权谋私、仗势欺人的劣吏们则往往无可奈何，敢怒不敢言。于是，一些庸人、奸人和恶人便心安理得地活跃在社会主义的政治舞台上。至于党的高层领导，特别是有权威的最高领导人，他们处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几乎不受任何监督和制约，这是苏共丧失群众基础的政治体制上的原因。
苏共在缺乏有效制约的权力和金钱的迷宫面前，逐渐失去了警惕性和免疫力，没有找到一套行之有效的拒腐防变机制，在官僚主义的侵蚀和集权制的庇护下，越来越腐败，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在群众的不满、失望、冷漠、抗议的逻辑发展中腐败变质，一步步走向自我毁灭。苏共高度集中的包括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干部任命制在内的体制，未能适应时代的转换和改革的要求，在内部运行机制上出现了结构性危机，形成一种体制性障碍。列宁在世时，已敏锐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也进行过一些改革尝试和努力，但由于他过早去世而成为憾事。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把高度集中的体制强化到极致，问题也接踵而至。如果说赫鲁晓夫是一个有探索病原的主观愿望却摸不准脉搏的大夫的话，那么勃列日涅夫则是一个庸医，给苏共那套锈迹斑斑的结构和运行机制蒙上了一层缓和的外衣，而且又赶上大发石油财的时机，更无变革的动力。契尔年科和安德罗波夫只是过渡性人物，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但时间在悄悄地流逝，问题像地下的溶岩，急剧地积聚。不触动苏联体制是历届苏联领导人在位的前提。苏联领导人展示自己才能和作为的历史空间和时间极为有限。他们即使看到了体制的缺点和毛病，也只能对之进行修修补补而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它。在70多年漫长的时间里，苏联体制（包括党的体制）没有造就出能够解决自己体制问题的人。这可以说是苏联体制的最大悲剧之一。健全的体制标志是它有自生和更新的能力，它能够解决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困难，其中也包括不把那种不能解决体制自身问题的人推上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岗位。即使由于历史的误会，这样的人担任了国家和党的最高领导人，这个体制也能制止他的恣意妄为和滥用权力，直到将他赶下台。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或多或少地窥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宣称进行“根本革新”，但操作的指导思想、方法、步骤、方针都有致命的弱点，捅的漏子越来越大，局面越来越失控，最后在西方的一片赞美声中，苏共陷入绝境。
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阿克顿说过：权力有腐败的趋势，绝对的权力滋生绝对的腐败。因此，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决不能高估了权力行使者的才能和道德的成熟程度。尤其是对于一些品德不高尚、情操不纯正的人来说，不是仅仅通过教育和下面的批评帮助就能解决问题的。长期以来，苏共的监察部门无法对党的各级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实行切实有效而全面的监督，使权力失去了制约。从表面和形式上看，苏共的监察机构一直存在。1981年苏联各级人民监督委员会就有4600个，人民监督员达到了1000万人。但是，纵观苏共监督机构的历史，就会发现不少问题。一是党的监察机构的权力弱化，缺乏独立性。如果被监督者领导着监督者来监督自己，监督者笼罩在被监督者的权势之下，效果可想而知。于是，人们所期望的清明廉洁的政治就只有寄托于当政者的民主素养和道德良心，但这往往靠不住。二是党的监察机构被扭曲，一度成为清除不同意见、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
所以，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执政的共产党巩固执政地位的根本保证。离开这个问题去谈防止“和平演变”，“保证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简直就是隔靴搔痒。近些年来，我们党对党群关系的认识有重大的发展，十三届六中全会曾专门作出了“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其中有一句话说得好：我们党做什么事都要看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高兴不高兴。这无疑是以巨大的代价换来的真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党群关系确实与改革开放前有显著的不同。当然，把认识变成实践，变成有政治体制和工作机制的保证还需一个长过程。从终极意义而言，人民权利是党和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权力的源泉，前者乃后者之逻辑起点和终点。国家权力是双刃之剑。这就决定了既要限制国家权力的扩展和滥用，又要保证其权力合理合法地行使。毋庸讳言，我国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权力的行使存在相当突出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这不仅影响了公共权力的正常行使，影响了主体权利的实现，而且非正常地加剧了个人、社会和国家互相之间的冲突，助长了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滋生，恶化了党群关系。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改革和完善相关制度和机制，围绕政府机构改革，以精简机构、转变职能为目标，撤销不必要的执法机关，精减过于臃肿的执法机构、调整职权；以民主、公开、公正、高效为目标，健全和完善权力行使程序；以提高素质、加强管理为目标，建立和完善各项行使国家管理职能的规范和机制，形成一批职业化的、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人民管理国家的代理人；以加强监督为目标，健全和完善权力之间的制约、监督机制和外部社会监督机制，从而有效防止人民公仆的蜕变，防止形成与人民群众对立的利益集团。
结论：
一、我们党为什么没有重蹈苏共覆辙？应该说，中国共产党也出现过严重危机，那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无尽无休的阶级斗争，使人和人的关系失去了往日的信任和温暖，大批好人不仅受到严重的精神摧残，有的甚至遭受了法西斯式的迫害和封建式的株连；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百业凋零，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农民在多次被“割资本主义尾巴”之后，接近赤贫的境地；城市职工在很低的消费水平上徘徊，多少家庭三代人同住一间房子，新婚夫妇被迫分居男女宿舍。人们在发问：难道这就是社会主义？然而在广播里、报纸上仍然是“形势一片大好，越来越好”。被强奸的民意由不满走向愤怒，终于在1976年清明节爆发。正是这种天怒人怨的民心向背，加速了“四人帮”的覆灭。但是，为什么中国的这种爆炸性冲突，没有像前苏联、前东欧国家那样迫使中国共产党下台，也没有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这同样既要从历史的大背景，也要从我们党与人民的关系去考察。
应该说，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从康有为到孙中山等我国无数民主先驱者终生奋斗的目标，但这些努力无一例外地都失败了。人们向往的西方大国竟公然支持中国的封建军阀来扼杀资产阶级革命。中国爱国者是在屡屡碰壁后才发现，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资本主义道路想走也走不通。
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是其他任何国家、任何政党不能相比的。
1．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进行了22年的革命武装斗争。这还不包括大革命失败前以共产党人为骨干的东征战争和北伐战争，也不包括建国后的抗美援朝战争。这一革命战争历时之久，规模之大，都是世界史上罕见的。仅大革命失败后的一年时间里，全国就有30多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的血流在一起，而人民并没有被反革命的屠杀所吓倒，许多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是他们用身家性命掩护下来的；许多共产党领导人和革命将领的遗孤，是他们抚养成人的。党和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感情是无法分离的。
2．共产党员为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战斗在前，牺牲在前，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1937年抗战开始时，全国只有4万党员，而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期间牺牲和失踪的共产党员，已10倍于此，真正是九死一生啊。全国解放前夕党员发展到了300万，但仅全国有名可查的共产党员烈士就有370万人。这就是说，绝大多数共产党员没有等到五星红旗升起的那一天。
3．解放后，人民的生活、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共产党的干部使人民第一次了解到什么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社会，什么是人民政府和人民的勤务员。还有人民军队、人民警察、人民法院、人民银行……尽管他们有缺点，但他们与旧社会的那些贪官污吏相比无疑让人耳目一新。而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也作为党的三大作风之一一直保持了下来。
4．“文化大革命”时期尽管我们党犯了严重错误，但人民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对党的看法。他们认为“四人帮”一伙不能代表党，党的绝大多数领导人，仍然是经受过战火考验的深受人民爱戴的革命家。人民也亲眼看到了我们党在拨乱反正时所表现出的巨大勇气和无私态度。因此，即使是那些在1957年被错划右派、经受了20多年不公正待遇的人，对党也没有任何怨言，而是重新焕发活力，投身于新的工作。
5．最重要的是，以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选择和坚持了一条实行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道路，使中国实现了空前的大发展，并使人民群众不断从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进一步增进了人民对党的拥护和信任。
这就是中国为什么没有走前苏联东欧道路的基本答案。
二、“三个代表”思想的深层含义和伟大意义。
我们党的坚不可摧，就在于和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就在于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对党的这一生命线的认识，是渗透在他们的血液和灵魂中的。陈毅元帅曾写过一首著名的诗叫《手莫伸》。他是功高德重的开国元勋之一，但诗中没有任何“豪言壮语”。他承认自己是凡人，凡人有的种种弱点自己也都有：“岂不爱权位，权位高高耸山岳。岂不爱粉黛，爱河饮尽犹饥渴。岂不爱拥戴，颂歌盈耳神仙乐”。他不否认权力、地位、美色、赞颂都有诱惑力，但他的结论也绝不含糊，那就是“若无人民岂能活？”“来自人民莫作恶”。这正是他不被十里洋场的金钱美女所迷惑，不被非常年代的权势邪恶所压倒的高风亮节的精神支柱。
如今，党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及党员、干部队伍的构成情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党员、干部队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精髓的理解和运用，对现代科学技术和管理知识的学习和掌握，以及他们的眼界和开拓进取创新的精神，都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正是这样一支向“四化”迈进的党员干部队伍，在以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带领群众艰苦奋战，使近20年成为中国历史上发展最快、人民生活改善最大的时期，从没有任何政党能如此造福于中国人民，这是我们时代的主流，也是举世公认的事实。
而另一方面，长期的执政地位和物质条件的改善，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不能不警惕的因素。那就是“铁打江山五十年”，有些人没有了危机感、威胁感，也没有了脱离群众的危险感。经济的长期繁荣，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先富阶层消费方式的刺激，使追求享乐、拜金主义的倾向在增长，干部队伍良莠不齐的情况也更突出。有的干部对党的传统本来就知之不多，胆子却很大，跑官要官的方法更歪门邪道，群众观念却越来越淡薄，甚至个别出身贫苦的高级领导干部也忘了自己来自人民。如胡长清从小放牛、砍柴、种田。而成克杰14岁时还不会说汉语。作为从穷苦乡村走出来的农家子弟，到走上重要的领导岗位，他们最不应该忘记父老乡亲对自己的嘱托和期望，但却没有经受住改革开放的考验，堕落为人民的罪人。
苏共的历史悲剧告诉我们，困难不可怕，挫折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心的流失。不久前，江泽民同志在谈到20世纪90年代一些长期执政的党丧失政权的教训时做了一个十分精辟的总结：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与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今天，中国人民的绝大多数对我们党是信任和拥护的。但是，如果党内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继续蔓延，就会造成越来越多的群众和党离心离德。发展下去，亡党亡国的危险也同样存在。如今，建国已经五十多年了，亲眼目睹过新旧社会两重天的多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而今天中国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这种对比的经历。他们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亲身感受而不是通过历史课本，来认识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干部。要说对比，他们更会用自己身边那些党员领导干部的言和行来进行对比，看谁说的是真话，谁说的是假话；哪些是真做，哪些是做样子。同经历过旧社会苦难的前辈们相比，他们的感恩思想更少，而民主和平等的诉求更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所接触的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所作所为，会直接影响他们对我们党和我们这个社会制度的看法。
同样，建党已经80多年了，经历过革命战火考验的一代绝大多数都退出了政治舞台。如果说，人们对过去的领导者还有一种“打天下、坐天下”的传统观念上的认可，那么现在的领导者则已不可能再靠这些了。那么人民凭什么继续信赖我们呢？只能靠一点，就是实践证明，我们党仍然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代表者，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者，而且，这种代表性是任何其他政党或组织不可替代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群众的衷心拥戴，也才可能带领广大群众完成中国新世纪的伟大进军。
这也是江泽民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用最大的篇幅阐述“三个代表”思想的深层含义和伟大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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