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马克思主义认为，帮助落后民族的发展、进步和繁荣，是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条件之一。这个问题，革命导师在他们创立并发展了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中，早就有过深刻的论述。一八八三年，恩格斯在为《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写的一篇序言中指出：“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可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恩格斯这段话概括起来就是：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里说的解放全人类，当然包括解放各民族在内。这是我们处理民族问题的出发点和根本指导思想。
解放前，由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和迫害，我国少数民族长期处于十分落后的状态，基本上处于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各种经济形态中。当时，大约有三十多个少数民族、三千万人口的地区是封建地主经济占主导地位，约有四百万人口的民族地区处于封建农奴制的发展阶段；大小凉山约一百万人口的彝族地区处于奴隶制的社会经济形态；有十多个少数民族，约七十万人口的地区，还保留着原始公社的残余。解放后，我国各民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推翻了帝国主义压迫的同时，胜利地进行了民主改革，废除了民族压迫制度，并通过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少数民族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超越了一个或几个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阶段，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就从根本上推翻了民族压迫和民族剥削，为各民族的平等发展奠定了基础。这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事件。
各民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无产阶级在民族解放方面取得的决定性胜利，但这还并不等于无产阶级在民族解放方面所肩负的历史任务的最终完成。这是因为，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还依然存在，正如恩格斯所说：在社会主义社会，民族平等“不应当仅仅是表面的，不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领域实行”。无产阶级必须为消灭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问事实上的不平等而斗争，必须大力发展各民族，特别是发展少数民族的经济和文化事业，帮助他们赶上比较发达的民族。这是无产阶级在民族问题上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和伟大任务。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比帮助少数民族摆脱民族剥削和压迫还要艰巨。
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和文化，关键是发展教育和科技，这是解决事实上不平等，促进民族繁荣的根本途径。我国少数民族只占全国人口的6％，但居住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62．5％。那里资源十分丰富，拥有全国畜牧草原面积的89．6％，森林面积的37．8％，林木蓄积量的46％，水力资源蕴藏量的52．3％，铁矿储量84亿吨，石油5亿吨。仅少数民族地区居住比较集中的西北五省区中，煤炭、水能资源的储量都居全国第二位，草原面积约占全国草原的40％。全国五大牧区，西北就有三个。甘肃金川的镍保有储量仅次于加拿大，居世界第二位。青海的矿产资源达50多种，其中有十种居全国首位。宁夏的石膏在全国名列前矛。这些都足以说明少数民族地区开发的经济价值和在祖国四化建设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三十多年来，少数民族和汉族人民一道为这些地区的资源开发和繁荣祖国经济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少数民族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显著的提高。但这些地区的落后面貌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少数民族的智力资源还没有充分地开发出来，宽阔的土地面积也还没有充分地利用起来，丰富的资源也没有充分地挖掘出来。少数民族同汉族，边远地区同沿海内地在许多方面的差距还很大。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当然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教育与科技的落后则是一个根本的原因。
世界上许多国家开发落后地区的事实证明，开发这些地区，除了依靠政策以外，最重要的是要发展教育和科学技术。苏联西伯利亚地区的居民基本上是少数民族，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十月革命后，苏联大力发展西伯利亚的牧场、土地、森林、天然气、石油、有色金属等，派遗大量的科技人员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教育和普及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后又在西伯利亚建立了仅次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科学分院，指导西伯利亚的工农业生产，使这个地区逐步繁荣起来。到1980年，西伯利亚的国民收入已经占了全国的10％。美国在1860年以后，向比较落后的西部地区大力推广新式农业机械技术和农业耕作技术，开展农业科学教育，如成立农学院和农业科研机构，设置农业教育广播节目等，使西部地区的农业迅速发展，到1880年，西部地区的小麦出口量比1867年增加60％多，出口的农产品的总值也增加了近两倍。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落后地区经济开发中的成功经验，也说明了教育与科学技术的重要性。现在，我国提出1990年要把经济建设的着重点转移到大西北来。实现这一战略转变，就必须把发展少数民族的教育和科技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这样，才能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繁荣，并通过这种繁荣，进而实现整个中华民族的振兴。
（二）
为什么说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和科技是具有战略性的措施呢？
首先，是由发展民族经济的需要所决定的。经济是基础，经济建设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胡耀邦同志曾指出，少数民族工作要把发展经济的观点放在第一位。而发展经济，必须一靠党的政策，二靠教育和科技。教育是人的智力开发，人又是生产力最活跃的和决定性的因素。没有具有现代化智力的人，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化经济。同时，科学技术本身就是生产力，它在未应用于生产领域之前，是作为一种知识存在着，但是它可以转化成人的劳动技能，可以转化成先进的生产工具，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开发、利用和创造劳动对象。教育和科技上不去，就谈不上少数民族经济的迅速发展。
事实证明，少数民族地区一旦掌握了知识和科学技术，生产就会成倍增长。如内蒙古镶黄旗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科技人员的帮助下，推广以草定畜的先进办法，改变了过去牲畜“夏跑、秋肥、冬瘦、春死”的状况，经济效益不断提高。1980年到1982年，全旗平均每年出栏牲畜90000多头，比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二十一年平均年出栏牲畜数提高26％。每百亩草场提供的肉、毛、奶分别比1978年多39．7斤、4．3斤和50．4斤，产草量比过去增长了4倍。但是，从总体上看，少数民族经济建设中，科学技术的成份和智力成份普遍都比较低，很多潜力还没有挖掘出来。如西北地区的资源就没有被很好地利用起来。有的原料产品就地加工，消耗大，成本高，质量次，经济效益极差。还有许多产品因缺乏技术，不能加工，只能作为原料被调走。不仅如此，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丰富物产，由于缺乏科学知识和技术，相当一部分被白白地浪费掉了。如朝鲜族聚居的长白山区，每年采伐原木至少在200万立方米以上，约有100万立方米的枝丫材可加工制作刨花板、细木工板、配合胶合板贴面等。每四立方米枝丫材出成品一立方米，总计可出板材30多万立方米，价值近两亿元。但由于加工技术太差，能力太小，每年收入不到1000万元。这说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要腾飞，教育、科学必须先行。只有这样，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促进民族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其次，是为更好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要求。民族区域自治，是我们党正确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这项政策使我国少数民族能够在自己的聚居区内建立地方自治，行施自治权力，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遵循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根据当地的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自主地解决当地政治、经济、文化事业中的问题。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求民族地区广大干部和群众深刻理解和领会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深刻认识当地的实际情况，并且能够把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同当地的实际结合起来，提出和解决符合本地区本民族实际情况的具体措施和办法，来发展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没有现代科学知识和技术，没有现代管理知识，没有必要的理论水平和对当地实际情况的深刻了解，要很好地行使自治权力，使自治地区的民族是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赶上甚至超过先进民族，是根本不可能的。
目前，在我省少数民族中，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科学技术，具有现代管理水平和领导水平的民族干部很少，广大少数民族干部群众的文化知识水平普遍比较低。这种情况对很好地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很不利。我们必须通过大力发展民族教育和科技，培养出民族自治所需要的各种各样的人才来，使少数民族在自治地方真正当家作主，学会用自己的脚走路。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各族人民的积极性，巩固和发展民族团结，保障民族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
第三，为培养一支符合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民族干部队伍所要求。大力培养民族干部是做好民族工作的关键。毛泽东同志曾指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大力培养一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忠实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密切联系民族群众，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各种业务能力的民族干部队伍，更是当务之急。
解放以来，我国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方面花了很大气力，在全国已经培养了80多万优秀的民族干部。但是少数民族干部还只占全国干部总数的4．8％，低于6％的人口比例。我省临夏州少数民族占全州总人口的52％，而少数民族干部仅占全州干部总数的26．7％；甘南州少数民族占全州总人口的50％，而少数民族干部仅占全州干部总数的28．9％。少数民族科技干部更少。甘南州民族科技干部占同类干部的17％；临夏州民族科技干部占同类干部的19％。这种情况说明，培养一支符合现代化要求的民族干部队伍十分迫切。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其根本措施就是发展民族教育和科技事业。
第四，为少数民族地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要求。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突出特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是用共产主义思想武装人们的头脑，培养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共产主义新人。共产主义世界观是在总结人类创造的全部优秀科学文化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要掌握共产主义世界观，没有科学文化知识是根本不可能的。列宁说：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武装自己，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又说：“只要在我国存在文盲现象，那就很难谈得上政治教育……不识字只能有流言蜚语、传闻偏见，而没有政治”。现在，我国人民的文化水平还比较低，全国具有大学生文化水平的人仅占人口总数的0．6％，还有占人口总数23．5％的文盲、半文盲。这种情况在文化教育比较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更为严重。因此，要在少数民族地区加强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必须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和科技，使广大少数民族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逐步改善落后的风俗习惯，克服旧的意识和思想，树立起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同时，还要大力加强文化建设。发展和繁荣民族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图书以及医疗卫生等文化事业，培养大批少数民族自己的科学家、艺术家、工程师、医师、法律学家、等各行各业的各方面人才，改变少数民族文化人才缺乏的状况，建立起一支民族文化工作队伍，推动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
综上所述，只有充分发展少数民族的教育和科技，才能促进少数民族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发展和繁荣，逐步消灭民族间事实上存在的不平等，使少数民族地区赶上比较发达的汉族地区，使全国各族人民并肩前进。我们必须从战略的高度来充分认识发展民族教育和科技的意义，任何忽视或者轻视这项工作的观点和态度都是错误的。
（三）
三十多年以来，全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科学与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水平提高较快。少数民族自己的知识分子和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才日益增加。全国625万自然科学工作者中，除己有51万人在西藏、新疆、宁夏、青海、内蒙、甘肃、云南、贵州、黑龙江等省区的少数民族边远地区工作外，国家为少数民族还培养了专门人才，少数民族大学生人数也逐年增加：1952年这方面的人才为0．29万人，1957年为1．61万人，1965年为2．19万人，1978年为3．60万人，1982年为5．34万人。他们绝大多数活跃在本民族地区的各条战线上，为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贡献。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已经成为科技或学术领域中独当一面的骨干。随着教育与科技的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也越来越快。1981年，全国各民族自治地方工农业总产值达到416．7亿元，比1952年增长了6倍多，平均每年增长8．8％，高出同时期全国8．1％的平均增长速度。整个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以我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解放前这里几乎是单一的畜牧业经济结构，只有极少的一点手工业。经过几十年的建设之后，现在农、林、副业已占到整个国民经济的35％，地方民族工业占15％，经济布局越来越合理。这些都与教育和科技的发展是分不开的。
但是，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和科技事业的发展还存在一些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并提出相应措施，加以解决。这些问题，概括起来，可以从认识上、政策上和实际工作三个方面来说明。
从认识方面来说，有的同志自觉不自觉地还存在着大汉族主义和民族歧视的陈腐观念，看不到少数民族的发展与汉族发展的互补性。不重视民族地区的文化发展和科技发展的需要；有的同志把支援少数民族地区当作一种施舍或负担，看不到少数民族繁荣发达的战略意义；还有的同志感到对少数民族地区投资多、收益少，把钱白白丢掉花不来，不如用来发展汉族地区。诸如此类的错误认识还有许多。这都不利于民族平等、团结和祖国的统一。应该看到，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一般比较落后，这一方面是由于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地处偏远，交通不便，远离中国和世界的发达地区；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历史上长期的民族压迫，主要是汉族的反动统治阶级残酷压迫和剥削少数民族的结果。建国以后，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以及帮助下，我国少数民族在短短十几年中废除了极其落后的社会制度、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为在我国实现事实上的民族平等提供了根本前提。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也由于“左”的错误一度产生的严重影响，尤其是林彪、“四人帮”的破坏，使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已经缩小了的差距又扩大了，给党在民族地区的工作带来很大的损害。在当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在党的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大力发展生产力，使经济文化有一个大提高，就成为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间的事实上不平等的关键。因此，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和科技事业的投资，包括高出汉族地区的某些项目的投资都是十分必要的。问题不在于我们投资多少，而在于如何使这些投资得到合理的、科学的、有计划的使用，提高其直接的和间接的经济效益。
从政策方面来说，党关于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根本方针早已确定。这有力地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繁荣与发展。但是，也还有一些具体的方针政策需要研究和制定。以智力支边问题为例，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与科技人才的数量和分布密度大大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包括全部民族自治县在内的边远地区的县，占全国县的三分之一，但仅有占全国八分之一的科技人员在那里工作。所以，向少数民族地区输送科技人员和各类专业人员还是一项紧迫的任务。我们可以在政策上，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一些有利于科技成果和科技人才向少数民族地区流动的措施。可以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较高的浮动工资制和地区津贴制；在人事制度上可以作一些改进，简化手续，既有利于长期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同志，也有利于短期在那里工作的同志，力争使科技力量较多地进入少数民族地区。但是，汉族地区向少数民族地区输送人才与培养少数民族自己的人才两方面，重点应该是后者。汉族先进地区支援的人才在数量上总是有限的，而且进入少数民族地区之后需要一个熟悉适应的过程，而少数民族自己的科技人员，熟悉环境，熟悉本民族历史、民族习惯和民族生产状况，更容易发挥事半功倍的作用。在具体推广和应用先进科学技术的过程中，也可以作出一些有利于科学技术成果直接运用于少数民族地区的规定和措施，比如，可以搞一些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经济联合体，实行科技成果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有偿转让等等。只要各种政策切实可行，落到实处，少数民族地区缺乏人才的问题，是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得到缓和，进而加以解决的。
从实际工作方面来说，也有许多问题值得研究解决：（1）适当增加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经费，适应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目前，少数民族的教育事业在整个发展水平上还低于汉族地区。据1982年统计，在我省的总人口中，汉族占92．08％，少数民族占7．92％，但在新录取的大学生中，汉族新生占94．64％，少数民族新生占5．36％；每万人中有新生数，汉族为2．8人，少数民族为1．8人；其中每万人中达到录取分数线的汉族为2．78人，少数民族只有0．55人。另据统计，我省学龄儿童入学率为80．58％，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2．58％；而我省十九个少数民族县的学龄儿童入学率仅为60％，又比全省水平低20．58％。这都说明，少数民族地区的普及教育水平还落后于汉族地区。据了解，这种情况的出现，除历史上的原因之外，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经费不足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国家每年拨给少数民族地区的补助费有12亿多元，但用于文化教育事业方面的很少。我省临夏回族自治州1982年统计，全州各类学校危房面积达58600平方米，占校房总面积的13．6％，缺桌凳40000多套，都因经费紧缺，使问题长期不能解决。这种情况在全国各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具有普遍性。从我省具体情况来看，民族地区的教育费用应占财政总支出的25％左右，才能适应于教育事业的发展需要。（2）正确处理宗教与学校教育的关系，发挥宗教人士在普及教育中的作用。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落实，对巩固少数民族地区的安定团结，调动广大信教群众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有些地区，宗教信仰和科学文化教育之间出现了一些矛盾，甚至出现了宗教干扰学校教育的情况。有的地方擅自开办了经文学校，有大批学龄儿童弃学念经。1981年3月，我省临夏自治州广河县弃学念经儿童近6000人，占学龄儿童总数的38．8％，临夏全县入学儿童12000人，人经文学校念经儿童却达14000人。因此，正确处理宗教信仰与科学文化教育的关系，是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普及教育的一个重要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在于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宗教与教育分离的原则。同时，要加强对宗教界人士的思想政治工作，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和守法教育，并注意发挥宗教界进步开明人士的作用，把他们变成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普及教育事业发展的一股力量。我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康乐县抓紧对宗教界人士的政治思想教育，使一些宗教界人士比较充分地认识到了普及中小学教育对民族繁荣的重要意义，通过他们给信教群众大讲孩子上学受教育的好处，有的阿旬带头送自己的子女人学，一些清真寺作出了学龄儿童不得弃学念经的规定，对促进少数民族的教育普及起到了良好作用。全县少数民族儿童的入学率由1981年的37．8％，上升到1982年的49．12％，净增11．32％；少数民族在校小学生数也由1981年的4851人增加到1982年的6067人。这种作法在信教群众多的少数民族地区很有借鉴作用。（3）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提高科学技术成果的使用效益。在少数民族地区使用科学技术成果，必须从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分轻重缓急，有步骤、有计划地引进科技成果。首先，要考虑到某些科学技术成果的引进能否使少数民族收到经济上明显的效益。我省甘南州制革工艺落后于全国工艺先进地区。一张牛皮的收购价20元左右，运到上海可剥四层皮，制四双半皮鞋，价值180元，甘南州只能剥两层皮做两双皮鞋，价值80元，相差100元。临夏回族自治州盛产蚕豆，但蚕豆加工工业很不发达，绝大部分蚕豆只作为一种原料出口或外销。一斤蚕豆以原料出售，价格仅值0．38—0．45元。四川某县买了这些蚕豆之后，把一斤蚕豆加工成三斤豆酱，又以每斤0．80元的卖价转售甘肃，价值2元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科技工作者就应该把这种不用花很大力量的制革、制豆酱的工艺技术引进民族地区，使群众的生产劳动成果获得较大的经济效益。这类科学技术并不复杂，也容易引进，还可以使少数民族的人民群众直接受益，开阔眼界，增强使用科学技术的迫切感。其次，要根据少数民族地区生产发展的特点和规模，进行科学的预测，作好科学技术发展的长远战略安排，逐步地把一些现代科学技术如草原生态学、生物遗传工程、牧区经济管理学等逐步引进草原建设和牧区建设，不断改良草原和牧区的生态环境，保持动植物生态的良性循环，为发展现代化畜牧业大生产创造条件。在引进科学技术时，也应该把国内对先进科学技术使用的方法一起引进，如可以在具有广阔经济空间的少数民族地区搞科研和生产的专业化协作，搞现代科技理论研究与推广应用一体化等等，推动草原和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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