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里斯·切尔登采夫的新书开头是六行诗，作者不知何故称其为十四行诗？其后是对闻名遐迩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生平的矫揉造作、杂乱无章的描述。”
“车尔尼雪夫斯基，作者说，是‘一位和蔼可亲的神职人员’的儿子（却未提及他何时何地出生）；他修完神学院的课程，在他父亲结束了圣洁的、连涅克拉索夫也从中受到启示的一生，去世之后，这位年轻人的母亲送他去圣彼得堡深造。他在那里立即，说穿了是在车站上，结识了当时人称‘观念塑造者’的皮萨列夫和别林斯基。小伙子进入大学，致力于技术发明，学习异常刻苦，并且开始了第一次谈情说爱的不平凡经历，恋人柳博芙·叶戈罗芙娜·洛巴切夫斯基，用自己对艺术的热爱感染了他。在因为某桩风流韵事与巴甫洛夫斯克的某位官员发生冲突以后，他被迫返回萨拉托夫，在那里向他未来的新娘求婚，不久便娶她为妻。”
“他回到莫斯科，致力于哲学研究，写了不少东西（小说《我们该做什么？》），与当时的杰出作家建立友谊。渐渐地，他在别人劝诱下参与革命工作，在一次闹得不可开交的会议上，同杜勃罗留波夫和大名鼎鼎、当时还很年轻的巴甫洛夫教授一起发言。会后他被迫离开了俄罗斯寻求避难。他在伦敦住了一阵，与赫尔岑合作，后来又返回俄国，随即被当局逮捕。他们指控车尔尼雪夫斯基策划暗杀亚历山大二世，遂判处他死刑，并当众将其处死。”
“这便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平概略，本来一切都很正常，要不是作者认为有必要在叙述之上添加大量毫无必要而又混淆视听的细节，以及各种围绕五花八门的主题的冗长的题外话。尤其糟糕的是，在已经描写了绞刑场面、让他的主人公死去以后，他意犹未尽，用了更多不堪卒读的篇幅，反复揣测最后的结局会怎么样。‘倘若——倘若车尔尼雪夫斯基，比方说，没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
“作者使用的语言与俄语没什么共同之处。他喜欢生造词语。他偏爱冗长复杂的句子，诸如：‘命运整理（？）他们预计（？）研究者的需要（？）’！或者他将庄重但不太符合语法的箴言塞入他的人物嘴里，像‘诗人自己为他的诗选择题材，大众无权引导他的灵感’。”
几乎与这篇妙趣横生的评论同时问世的，是一位名叫克里斯托弗·莫托斯的先生在巴黎发表的评论——它激起济娜的满腔怒火，以至于打那以后只要稍稍提及这个名字，她便两眼圆睁鼻孔扩张。
“提到一位新的年轻作者时（莫托斯不动声色地写道），当事人通常生出一种尴尬的心情：我会不会把他惹恼，会不会伤害他，因为一句过于‘轻率’的议论？在我看来，在此刻谈及的例子里没有理由这样担心。戈杜诺夫·切尔登采夫是一位新手，不假，但又是一位自信心极强的新手，要想激怒他恐非易事。我不知道他的书是否预示了未来的‘成就’，但假使这是一个开端的话，也不能被称为一个令人欣慰的开端。”
“且容我对此加以描述。严格地说，戈杜诺夫·切尔登采夫的努力是否值得称道完全不重要。某人写得好，某人写得糟，而在路的尽头恭候每个人的是主题，谁也回避不了。我想，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问题。评论家或读者首先感兴趣的是一本书的‘艺术’质量或天赋的精确等级，那样的黄金时代已经无可挽回地消逝了。我们的流亡文学——我说的是真正的、‘毋庸置疑’的文学，品位纯正的人明白我的意思——已经变得更简单、更严肃、更干瘪，以损害艺术为代价，不过或许，作为补偿它创造了（在齐普奥里奇和鲍里斯·巴尔斯基的某些诗里以及科里多诺夫的散文里……）如此的悲音，如此的音乐以及如此‘无望’的超凡魅力，因此实际上被莱蒙托夫称做‘世间的单调乐曲’的东西不值得人们为之惋惜。”
写一本有关六十年代某位社会名流的书，这个念头本身不含任何应受指摘的成分。作者坐下来写它——很好；它出版了——很好。比那蹩脚的书不也出来了么？但是作者通常的情绪，他进行‘思考’的气氛使你心里充满古怪而讨厌的忧虑。我不打算探讨这个问题。时下这样一本书的问世到底有多恰当？毕竟，谁也不能禁止一位作家写他喜欢写的东西！不过依我之见——有这种感觉的并非仅有我一人——在戈杜诺夫·切尔登采夫的书的深处蕴藏着某种本质上极不得体的东西，某种不和谐的、唐突的东西……他有权，当然（虽说即便这点也可以怀疑），对‘六十年代的人’持这种或那种态度。但在‘驳斥’他们的同时，他势必会唤起任何一位敏感读者的惊诧和憎恶。这一切是多么不相干！多么不合时宜！让我解释我的意思。这一毫无趣味的活动正是在此刻、正是在今天开展，这一事实本身是对某种重要而苦涩的、突突直跳的东西的公然侮慢。它在我们时代的地下墓室里渐渐成熟。哦，不消说，‘六十年代的人’，尤其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他们的文学评论里也有许多错误和荒谬之处。谁没有犯下这种罪？这是不是一桩大罪，说到底？不过在他们批评的总‘音调’里却透露出某种真理——这种真理，无论怎样看似有悖常情，已经接近我们，为我们所理解。正是在此刻，正是在今天。我们现在谈的既不是他们对受贿者的抨击，也不是妇女解放……那些自然不是重点！我以为我会得到人们的正确理解（在一个人能够被理解的范围内），假使我说在某种关键的、绝对可靠的意义上他们的需要跟我们的不谋而合。哦，我知道，我们比他们当时更敏感、更理智、声音更悦耳。我们的终极目标——在那黑亮的天幕下生活受这个目标的驱使源源不断地流动——不单是‘公社’或‘推翻暴君’。不过对于我们，跟对于他们一样，涅克拉索夫和莱蒙托夫，尤其后者，跟普希金相比离我们更近。我只举这个最简单的例子，因为它将很快阐明我们跟他们的——密切关系——如果不是亲缘关系的话。那种冷漠，那种矫揉造作，那种‘不负责任’的特性，被他们在普希金诗歌的某一部分中察觉，我们同样也能感知。你可以反驳说我们更聪明，悟性更强——是的，这我赞成。不过说到底这个问题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唯理主义”无关（或者别林斯基的，或者杜勃罗留波夫的，名字与日期并不重要），而是涉及这个事实，那时跟目前一样，思想进步人士懂得单纯的‘艺术’和‘里拉’并不是一种充足的精神食粮。我们作为他们高雅而疲惫的后裔，也需要某种首先符合人性的东西，需要对灵魂至关重要的价值观念。这种‘功利主义’或许比他们的高尚，但在某些方面甚至比他们所推崇的功利主义更为紧迫。
“我已经偏离了我文章的主题。不过有时，作者反而能够更精确更可靠地表达他的观点，通过‘在主题附近’徘徊——在它肥沃的周边地区……事实上，对任何一本书的评论都是令人难堪、不得要领的。何况，我们感兴趣的不是作者完成他的‘任务’的方式，或者甚至‘任务’本身，而仅仅是作者对它的态度。”
“我再补充一点：它们是否真有必要，这些深入历史王国的观光旅行，带着它们程式化的龃龉和故作积极的生活方式？谁愿意了解车尔尼雪夫斯基跟女人的关系？在我们这个苦涩脆弱、苦行禁欲的时代，没有一席之地留给这种恶作剧式的研究，因为这种无聊的文学——无论如何，并不是没有一种倨傲放肆的意味——注定会引起即便是态度最温和的读者的反感。”
在这之后，各种评论纷至沓来。布拉格大学的阿努钦教授（一位社会知名人士，一个品行纯洁、出类拔萃、具有极大勇气的人物。正是这位阿努钦教授，在一九二二年被驱逐出俄国之前，当几个手持左轮手枪，身穿皮夹克的家伙上门逮捕他，却又对他收藏的古钱币发生兴趣，带走他的动作慢下来时，他指着自己的手表平静地说：“先生们，历史是不容耽搁的。”）在巴黎出版的一份侨民期刊上登出了一篇对《车尔尼雪夫斯基传》的详细评论。
“去年（他写道），波恩大学的奥托·莱德雷尔教授出版了一本引人注目的书——《三暴君》（神秘的亚历山大，冷酷的尼古拉，昏聩的尼古拉）。在对人类精神自由的高度热爱以及对压制者的刻骨仇恨的驱使下，莱德雷尔博士在他的一些评论里有失偏颇——丝毫不考虑，例如，强有力地突出王冠象征的俄罗斯人的民族主义热情。但是极度的热情甚至盲目，在揭露罪恶的过程中得到的理解和宽恕的程度，始终超过微不足道的对公众认为客观上好的东西的嘲弄——无论这种嘲弄如何巧妙。然而，正是这第二条路，尖刻而又折中的道路，已经被戈杜诺夫·切尔登采夫先生选中，用在他对N. G.车尔尼雪夫斯基生平和著述的诠释中。”
“作者无疑已经以其特有的方式对他的题材了如指掌，同样毋庸置疑的是，他的文字显露出才气——他提出一些见解，这些见解的并列，无疑是很有见地的。但是有了这一切他的书却令人厌恶。让我们心平气和地审视这一观感。”
“作者选择了一个时代并且挑出其中一位代表人物。但是作者是否吃透了‘时代’的概念？没有。首先人们从他身上绝对感受不到那种时间划分的意识，缺了它历史就变成彩斑的任意旋转，变成一种印象派风格的图画，上面有一个头朝下、脚朝上行走的人物，顶着自然界里并不存在的绿天。但是这种手段（糟蹋了，顺便提一下，讨论中的这部作品的任何学术价值，尽管它标榜自己渊博）并不构成作者的主要失误。他的主要失误在于他描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方式。”
“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诗歌问题的理解抵不上现今一位年轻的唯美主义者，这完全无关紧要。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的哲学观念里对戈杜诺夫·切尔登采夫先生所热衷的那些超自然的微妙之处敬而远之，这完全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无论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艺术及科学的观点可能是什么，它们都代表那个时代最进步人士的世界观，而且与社会观的发展、与它强烈而有益的推动力联系紧密。正是从这一方面，从这个唯一的、真实的角度看，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体系具有的重要意义远远超出那些毫无根据的争论的意义——这些争论与六十年代毫无关联，被戈杜诺夫·切尔登采夫先生用来蓄意嘲弄他的主人公。”
“但他嘲弄的不仅仅是他的主人公，他同样嘲弄他的读者。在研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权威人物中作者列出一个子虚乌有的人物，并且假装对他曲意逢迎。我们不澄清这个事实，难道还能有别的做法吗？在某种意义上如果不可能宽恕，至少可能理解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揶揄。倘若戈杜诺夫·切尔登采夫先生热烈支持那些遭到车尔尼雪夫斯基抨击的人，它将至少是一种观点。读者读这本书时，将对作者有失偏颇的写法不断做出调整，以期探明真相。然而很遗憾，对于戈杜诺夫·切尔登采夫先生而言，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调整，观点‘无处不在又无处可觅’；不仅如此，一旦读者刚刚走下一个句子的必经之路，以为他至少已经驶入一片宁静的水域，驶入一个思想王国，里面的思想兴许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相左，但显然与作者不谋而合——因而可以权作读者做出判断、接受指导的基础——作者给他一阵突如其来的刺激，敲掉他身子下面那根想象的支柱，致使他再一次意识不到戈杜诺夫·切尔登采夫在他反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战役中站在哪一边。是站在为艺术而艺术的拥护者一边呢，还是站在政府一边？抑或站在不为读者所了解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其他一些敌人一边？就对主人公的奚落而言，作者在这里超越了所有的界限。没有一个细节过于可恶，以致遭到他的鄙视。他兴许会回答说所有这些细节都将在年轻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日记’中找到。不过它们各得其所，在它们合适的环境里，按照正确的顺序和角度，置身于其他许多价值更高的思想感情之间。但正是这些作者已经捞出并放在一起，仿佛某人已经试图再现一个人的形象，凭借精心搜集他梳下的发丝、剪下的指甲以及身体的排泄物。”
“换言之，作者在整本书里处处嘲笑自由俄罗斯最纯洁最无畏的儿子——更不用说顺便踢几脚，作为他对进步的俄国思想家的报偿。在我们的意识里，对他们的尊敬是他们历史唯物主义本质的一个内在的部分。他的书完全游离于俄罗斯文学的人道主义传统之外，因而游离于整个文学之外，书中没有事实的虚假（如果排除已经提及的杜撰的‘斯特兰诺柳布斯基’，两三个可疑的事实以及几处笔误），但它包含的那种‘事实’却比偏见最深的谎言还糟，因为此类事实与那种崇高纯洁的真相势不两立（丧失后者就等于剥夺历史上被伟大的希腊人称为‘取向’的东西），那种真相是俄国社会思想中不可剥夺的珍宝之一。如今，感谢上帝，人们不再用篝火焚烧书籍了。不过坦白地说，假使这种习俗依然存在，戈杜诺夫·切尔登采夫先生的书将无可非议地首先被我们选中，作为广场上取暖的燃料。”
此后孔切耶夫在文学年刊《灯塔》上发表了他的看法。开头他描绘了一场侵略或地震发生时的一幅逃难图，逃难者随身带走所有他们能找到的东西，有个人硬是吃力地捧着嵌在画框里的大幅肖像，上面是一位早已被他忘却的亲戚。“这幅肖像，”孔切耶夫写道，“对于俄国知识界而言正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化身，被流亡者自发地、但却偶然地带到国外，连同其他更有用的物品。”孔切耶夫这样解释费奥多尔·康斯坦丁诺维奇作品的问世引起的迷惘：“某人陡然没收了这幅肖像。”接下来，在一劳永逸地完成了对意识形态本质的思考，并着手将此书作为一件艺术品加以审视之后，孔切耶夫开始以一种动听的腔调为它唱赞歌，致使费奥多尔在读这篇评论时，觉得自己的面孔周围正在形成一圈炽热的光环，血管里涌动着水银。此文以这样一段结尾：“唉！在移民当中我们很难凑拢一打人，能够领悟这篇妙趣横生、独领风骚的文章的激情与魅力。我本来会坚持认为你在今天的俄国甚至找不到一个它的知音，倘若不是凑巧知道存在两位这样的人物的话，一位住在涅瓦河北岸，另一位在遥远的西伯利亚的某个流放地。”
君主主义的喉舌《王权》用了寥寥数行去评论《车尔尼雪夫斯基传》，指出剥去“布尔什维主义的一位意识形态导师”的伪装的意义和价值已被作者庸俗的自由化大大减弱，他动辄完全倒向他那可怜而又恶毒的主人公一边，只要长期受难的沙皇最终将他安全地隐藏起来……“总之，”评论家彼得·列夫琴科补充道，“我们必须立即停止围绕对谁都不感兴趣的‘纯洁的人’来描写‘沙皇统治时期’的所谓暴虐。红色共济会只会为戈杜诺夫·切尔登采夫伯爵的作品欢欣鼓舞。令人惋惜的是，享有这种名望的人竟然参与吹捧‘社会理想’，其实它们早已沦为廉价的偶像。”
柏林的共产主义俄文报纸《起来！》（这类报纸无一例外地被瓦西列夫的《格兹塔报》称为“马屁精”），载文纪念车尔尼雪夫斯基百年诞辰。文章得出这一结论：“他们还在我们尊敬的侨民身上大做文章；一个叫戈杜诺夫·切尔登采夫的，虚张声势、轻率鲁莽地匆匆炮制出一本小册子——为此他曾在当地到处搜集素材——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传》为题抛出他那无耻的毁谤。布拉格的一位教授之类的人物迫不及待地声称这部作品是‘天才的、一丝不苟的’，每个人都乐呵呵地随声附和。文章笔力遒劲，在其内在风格方面无异于瓦西列夫的领导们的《布尔什维主义气数将尽》。”
最后的挖苦尤为有趣，因为瓦西列夫坚决反对在自己的《格兹塔报》上引用费奥多尔书中的任何只言片语，坦率地告诉他（其实对方并没有问）要不是看在过去跟他交情不薄的分上，他一定会发表一篇文笔犀利的评论——把《车尔尼雪夫斯基传》的作者“驳得体无完肤”。总之，围绕此书的流言蜚语甚嚣尘上，从而促进了它的发行。与此同时，虽然屡受攻击，戈杜诺夫－切尔登采夫反倒很快名声大噪，凌驾于各种批评意见的喧嚣之上，完整地看见每一个人，目光炽热坚定。可是有一个人的观点费奥多尔却再也捉摸不透。亚历山大·雅科夫列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已经在本书出版前夕去世。
当法国思想家德拉朗德在某人葬礼上被问及他为何不脱帽致敬时，他答道：“我在等待死神带头这样做。”这当中缺少一种玄奥的豪侠风度，不过死神应得的也不能再多。恐惧酿成神圣的敬畏，神圣的敬畏竖起一座献祭的圣坛，欠身施礼的恐惧向它念一篇祷文。宗教与人在天国的状态，跟数学与人在尘世的状态具有相同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仅仅是游戏规则而已。相信上帝与相信数字：当地的真理与位置的真理。我知道，死亡本身与来世的地形毫无关联，因为门只是房子的出口，而不是它环境的一部分，比如一棵树或一座山。人们总得出门，“但我认为，门就是一个洞，一件木匠活儿。”（见德拉朗德的《关于影子的演讲》第四十五页。）另一方面，人脑习以为常的“道路”的可怜形象（人生作为一种旅行）是一个愚蠢的幻觉：我们哪儿也不去，我们就坐在家中。来世始终包围着我们，根本不是某次朝圣的终点。在我们世俗的住宅里，窗户被镜子取代。门呢，始终紧闭，直到某个特定的时刻。然而空气钻进缝隙。“对于我们待在家里的意识而言，那些环境终将随着尸身的解体呈现在我们眼前，而我们将来理解它们以后得到的最清晰的概念，便是把灵魂从尸身的眼窝中拯救出来，以及我们转化为一只完整自由的眼睛，从而能够同时看清各个方向。或者换句话说：一种超感觉的眼光，洞悉在我们的精神参与陪伴下的世界。”（同上，第四十六页。）不过所有这些只是象征——一旦受到头脑的仔细审视便成为其负担的象征……
有没有可能更简单地理解，以一种令灵魂更加满意的方式，而无需借助于这位高雅的无神论者，同样无需借助于普遍的信仰？因为宗教本身含有一套自带出口的可疑的设施，损毁了宗教启示的价值。倘若心灵贫困者进入天国，我想象得出那是多么快乐。我在人间已经看够了他们。其他还有谁能组成天国的人口？一群尖声叫嚷的兴奋的布道家，邋遢的修道士，许许多多面颊红润、目光近视的家伙，多少是新教徒的产物——让人厌烦透顶！我现在高烧发到第四天，书再也读不下去了。奇怪——我在那之前曾经认为雅沙一直在我身旁，认为我已经学会跟鬼魂交流。可是此刻，在我大概就要咽气之际，这种对鬼魂的信任似乎成了世俗的东西，与最低级的世俗感觉有关，跟发现天堂般的美洲没有任何联系。
不知怎地变简单了。不知怎地变简单了。不知怎地立刻！一次努力——我将理解一切。寻找上帝：任何猎犬对主子的渴盼。给我一位主人，我将跪在他的一双大脚下。所有这些都是世俗的。父亲，校长，教区长，董事长，沙皇，上帝。数字，数字——人们巴不得觅到最大的数字，这样其他一切都能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意义，同时爬到什么地方。不成，那样的话你最终会陷入密封的死胡同——所有一切都不再有趣。
不用说，我即将离开人世。这后面的钳子，这刺骨的疼痛是再清楚不过的了。死神从身后偷偷袭来，抓住你的两侧。滑稽的是，我琢磨了一辈子死亡，如果说我算活过的话，也只是生活在我从没本事读过的一本书的页边空白处。那么他是谁呢？哦，几年前在基辅……啊呀，他叫什么名字？他会取出一本图书馆的书，一本他读不懂的外文书，在上面做些记录后随便摊在那儿，这样借书者便会暗想：他懂葡萄牙语，阿拉姆语[262]。我做了同样的事。幸福，悲哀——页边上的感叹号，对内容却一窍不通。一桩蛮好的事情。
离开生命的子宫是极其痛苦的事。出生时死一般的恐怖。出生的孩子能感受到母亲的痛苦和折磨。我可怜的小雅沙！真是不可思议，我在临终之际离他越来越远，照理应该正好相反——应该渐渐靠近……他吐出的第一个词儿是“苍蝇”。随即警察打来电话：速来认尸。我现在将怎样离他而去呢？在这些房间里……没有人会被他缠住……因为她不会注意……可怜的姑娘。多少钱？五千八……加上另外一笔钱……总共是，让我想想……后来呢？大卫兴许能帮忙——但也许不能。
……总之，生命里从来就是一无所有，除了做好准备接受一次检查——就这样还是没有人能为此做好准备。“死亡对人对螨来说同样可怕。”我的朋友都将经历死亡吗？不可思议！《古老的历史》：我和桑德拉在雅沙死前去看的一部电影的名字。
哦，不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行。她可以随心所欲地持续谈论这个话题。她不是昨天还谈到它的吗？抑或多年以前？不行，他们不能带我去任何一家医院。我就躺在这儿。我住够了医院。住院意味着等不到出院人又会发疯。不，我就待在这儿。扭转一个人的想法真够难的：就像搬动原木一样。我觉得自己病得太重，死不了。
“他这本书写的是什么，桑德拉？喂，告诉我，你应当记得！我们曾经谈过一次。写的是一位牧师——不是？唉，你从来没有……任何事……糟糕，难了……”
此后他难得开腔，陷入一种迷离恍惚的状态。费奥多尔被准许走进他的房间，事后永远记得他凹陷的脸颊上的胡茬，他的秃脑壳上晦暗的光影，长了厚厚一层灰色湿疹的手像只龙虾似的在床单上蠕动。他在第二天去世，但是咽气前神志清醒了片刻，诉说自己身上的疼痛，然后发出感慨（由于百叶窗拉下的缘故，屋里光线黯淡）：“真是胡扯。人死后当然一无所有。”他叹了口气，听着窗外流水滴答滴答的声音，用异常清晰的声音重复道：“一无所有。就像天在下雨这个事实一样明确。”
与此同时，窗外春天的阳光正在屋顶的瓦片上嬉戏，天上万里无云，如梦似幻，令人悠然神往，楼上的房客正在她的阳台边上浇花，水不断淌下来，发出滴滴答答的声响。
坐落在恺撒大道拐角的殡葬店橱窗里展出了一种旨在引诱顾客的（诚如餐厅会展出铂尔曼酒店的模型）微型火葬场的内部：一个微型布道坛前的几排微型木椅，上面坐着一只只微型玩偶，跟弯曲的小指同样大小；前面稍远处，你可以凭借被主人举到脸前的那块一平方英寸的手帕认出那个小寡妇。模型所具的德式诱惑一直令费奥多尔忍俊不禁，因此现在走进一个真正的火葬场不免心里作呕，店里几盆月桂的枝叶下面一副装着真尸的真棺材，在笨重的管风琴音乐声中垂直下降，进入地下的示范区，而后直接送进焚尸炉。车尔尼雪夫斯基夫人没拿手帕，而是一动不动、端端正正地坐着，她的眼睛隔着黑色绉丝面纱闪闪发亮。朋友和熟人的脸上露出在这类情形下常见的表情：伴随着颈部肌肉紧绷的一阵眼眸的转动。恰尔斯基律师真诚地擤着鼻子；瓦西列夫，身为公众人物多次见识过葬礼，小心翼翼地仿效教区牧师的停顿（亚历山大·雅科夫列维奇竟然在最后一刻成为一名新教徒）。克恩工程师若无其事地用他夹鼻镜的镜片反射亮光。戈里亚伊诺夫屡屡帮助他那臃肿的脖颈摆脱衣领的束缚，但是没有放肆到清喉咙的地步。曾经登门拜访过车尔尼雪夫斯基夫妇的女士全都坐在一起。作家们也都坐在一起——利希涅夫斯基、沙赫玛托夫和西林。还有许多费奥多尔不认识的人——比如，一位装束整洁、蓄着金黄色短须、嘴唇红得反常的先生（似乎是死者的一位表兄）。还有一些德国人，将高顶黑色的大礼帽置于自己膝头，乖巧地坐在后排。
仪式即将结束时，在场的哀悼者，根据火葬场葬礼司仪的安排，照理应该依次走到死者遗孀的身旁，说一两句表示哀悼的话，但是费奥多尔打定主意避开这个场面，溜到外面的大街上。一切都是潮湿温暖，而且不知何故赤裸裸、亮晶晶的。在点缀着嫩草的黑乎乎的足球场上，穿着运动短裤的女士们正在做健身操。火葬场闪亮的灰色古塔胶穹顶后面，可以看见一座清真寺的绿松石色的塔楼。在广场另一侧熠熠生辉的是一座白色的帕斯科万式教堂的绿色穹顶，刚刚从拐角的住宅群中崛起，而且由于建筑学的伪装色的缘故，颇有几分卓然超群的味道。在公园入口处旁边的一座平台上，两尊制作粗劣的拳击手铜像，也是最近竖立的，最后凝固的姿态与拳击术那种互相补偿的和谐毫无共同之处。没有镇定自若、蹲伏迎战、肌肉浑圆的优雅魅力，而是两名赤条条的士兵在澡堂里擦身子。几棵树后面一片空地上放飞的一只风筝，成为蓝天上一个高而小的红色菱形。既惊又恼的费奥多尔，发现自己无法将思想集中在那个人的形象上。那人刚刚化为骨灰，消失殆尽。他尽量集中思绪，默默地想象他们活生生的交往尚存的余温，可是他的灵魂却拒绝挪动，躺在那儿，睡眼紧闭，满足于它的囚笼。《李尔王》中那句断断续续的台词，全部由五个“永不”组成——是他唯一能想到的。“如此说来我永远见不到他了。”他自言自语、缺乏创意地说。但是这一轻微的刺激骤然中断，而没有代替他的灵魂。他竭力思考死亡，但又揣想那绵软的天空，一侧镶着一朵长长的白云，浑似一片狭长的洁白柔软的脂油，本来会像一片火腿，倘若蓝变成粉红的话。他试图想象亚历山大·雅科夫列维奇超越生活角落的某种拓展——但同时又情不自禁地发现，隔着正教会教堂附近的一家熨洗作坊的窗户，一个伙计利用魔鬼般狂热的劲头和过量的蒸汽，仿佛置身地狱，正在折磨一条平整的裤子。他想向亚历山大·雅科夫列维奇坦白什么，至少忏悔几句，为了他脑中转瞬即逝的那个残忍阴险的念头（关于谋划以自己那本书作为一份他意想不到的讨嫌的礼物）。霎时间他回想起一件庸俗的琐事：西奥果列夫一次在偶有所感时说：“每当我的好朋友离世时，我总是认为他们将在那上面做些什么来改善我在这里的命运，嗬，嗬，嗬！”他处于一种烦恼迷惘的精神状态，他对此感到费解，正如周围的一切全都让他感到费解一样，从天空到沿着霍亨索伦大街畅通的铁轨（雅沙曾经沿着它走向死亡）隆隆前行的黄色电车。但是渐渐地，他对自己的愠怒消失了，怀着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仿佛他的灵魂不归他管，而是由某个知晓灵魂全部意义的人负责。他觉得这一团散乱的思绪，也类似于其他一切——春日的接缝和稀松，空气中的褶裥，嘈杂的声音里的那些针头线脑——只不过是一件精美织物的反面，其正面缓缓形成他肉眼所看不见的一幅幅活跃的情景。
他发现自己就在拳击手的铜像旁。在他们周遭的花坛里，轻轻荡漾着染上黑斑的暗淡的三色堇（面部与查理·卓别林稍稍相似）。他坐在一张他曾跟济娜夜里共同坐过一两回的长椅上——因为最近一种躁动不安已经携着他们超越了那条阴暗宁谧的小巷的界限，他俩起初曾经寻求它的庇护。附近有一个女人在织毛衣，她身边的一个小孩，从帽顶的一颗绒球直到脚上的鞋襻，全身裹在淡蓝色的毛里，正在用一辆玩具坦克熨长椅。一只只麻雀在灌木丛中叽叽喳喳，时不时地合伙向草皮、雕像发起袭击。从杨树芽蕾上飘来一股湿热的气息，远离广场的穹隆形火葬场，此刻露出一副吃干抹净后的餍足的神态。费奥多尔能够看见远方几个渺小的人影正在消散……他甚至能辨认出有人正领着亚历山德拉·雅科芙列芙娜走向一辆玩具轿车（明天他得拜访她），和她的一群朋友聚集在电车站。他瞧见他们有一刻被停下来的电车遮住。而后，不知谁变了个戏法，遮挡物一移开，他们便没了人影。
费奥多尔正打算步行回家，忽闻身后一个口齿不清的声音在叫他：说话人是西林，《古老的深渊》（含有《约伯记》[263]的一段引语）的作者，该书赢得了流亡评论家们极大的同情。（“主啊，我们的圣父！沿着百老汇大街，在美元狂乱的摩擦声中，高等娼妓和商人冒着劈里啪啦的雨点，推推搡搡，倒在地上，气喘吁吁，追逐那头金牛犊[264]。它用力挤出一条路，身子撞在两排摩天大楼之间的墙壁上，继而将它那张瘦脸转向电光闪闪的天空，发出凄厉的长嚎。在巴黎，在一家下等酒吧，有个叫拉雪兹的老头子，一度曾是航空事业的先驱，如今却沦为衰朽的流浪汉，将一名年老的妓女‘羊脂球’踩在皮鞋底下。天哪，怎么了——从莫斯科的一间地下室里走出一名杀手，蹲在一个狗窝旁，开始哄一只毛发蓬乱的狗崽子。小东西，他一迭声地说，小东西……在伦敦，贵族们和夫人们跳起苏格兰舞，品尝着鸡尾酒，不停地朝舞台上瞟，一个大块头黑人已经将他那位金发对手一拳打倒在十八世纪拳击台边的地毯上。在北极的冰雪中，探险家埃里克森坐在一只空空的肥皂箱上神色黯然地思忖：北极，或者不是北极……伊万·切尔维亚科夫小心翼翼地修剪他仅有的一条长裤上的流苏。主啊，你为何纵容这一切？”）西林是个体格壮实的汉子，剃了个微微发红的板寸头，脸上总是胡子拉碴的，戴一副大眼镜，镜片后面，如同在两只鱼缸里，一双透明的小眼睛游移不定——它们不能产生任何视觉印象。他和弥尔顿一样瞎，和贝多芬一样聋，而且是个傻瓜。由于丧失观察能力而自得其乐（于是对周围世界茫然无知——完全叫不出任何东西的名字）是俄国普通的文人学士身上常有的一种本性，仿佛仁慈的命运女神拒绝将感知能力赐给平庸之辈，以免他们随心所欲地混淆视听。当然，凑巧的是，这种愚昧无知的人有一盏自己的灯在心里闪烁——更不用说在那些已知的情形中，由于喜欢惊人的调整和替代的善变的本性，这样一盏心灵之灯异常明亮——足以引起脸色最红润的天才的妒忌。不过即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不知何故经常想起白天亮着灯的那间房子。
费奥多尔眼下跟西林一起穿过公园时，从这个有趣的念头中获得了无私的乐趣：现在陪伴他的是一个既聋又哑、鼻孔堵塞，却对这种现状满不在乎的人，尽管他有时乐于天真地感叹知识分子跟自然之间的脱节：最近利希涅夫斯基提到西林曾约他见面谈动物园的事情，聊了一个钟头后，当利希涅夫斯基漫不经心地将西林的注意力吸引到笼中的一只鬣狗上时……他才恍然大悟，原来西林几乎不知道人们把动物关在动物园里，他朝笼子瞟了一眼，机械地说：“是的，我们这号人对动物了解得不够。”旋又继续讨论生命中最让他牵肠挂肚的事：俄国作协理事会的活动和组织。眼下他处于极度激动的状态，因为“某件大事已经到了紧要关头”。
理事会主席是格奥尔基·伊万诺维奇·瓦西列夫，这样安排当然是有充分的理由的：他在前俄时期的声望，他多年的编辑活动，最重要的是——使他声名远播的那种不容改变、几乎令人生畏的诚实。另一方面，他的坏脾气，争辩时的不留情面，以及（虽说有从事公务的丰富经历）对人的全然无知，不仅丝毫无损于这种诚实，反而赋予它一种独特的魅力。西林的不满并不针对他，而是针对理事会的其余五名成员，首先因为他们中没有一人（附带提一下，他们的人数占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是职业作家，其次因为其中三人（包括会计和副主席），即便不是怀有偏见的西林认定的无赖，至少也是行事忸怩但不乏技巧的喜阴的家伙。一段时间以来，一个相当滑稽（费奥多尔的观点）、极端无耻（西林的术语）的事件出在理事会的基金上。每次会员申请贷款或补助时（两者之间的差别大约相当于九十九年租期和永久所有权之间的差别），他得追查到这些基金，而它们，只要当事者稍稍做出赶上它们的努力，就变得出人意料地轻灵缥缈，似乎它们一直等距离地位于分别由会计和两名理事代表的三个点之间。致使追查复杂化的是这样的事实：迄今为止瓦西列夫跟其他三位理事一直保持着互不搭话的关系，甚至拒绝与他们书面交流，发展到最近先由自己垫钱分配贷款和补助，再让其他人从理事会拿钱还他。拖到最后钱总能零零星星地拿到，但这些钱通常是会计跟一个局外人借的，结果这一笔笔现金业务从未引起基金幽灵似的状态的改变。特别频繁地恳求补助的新会员们显然开始变得惴惴不安。下月将召开全体会议，西林为会议起草了一份采取果断行动的方案。
“有段时间，”他说着，和费奥多尔一起大步走在公园的小径上，自动循着它那巧妙、不显眼、蜿蜒的线路，“有段时间，我们作协理事会的所有成员都是极受尊崇的人物，比如波乔尔阿金、伊万·卢任、齐兰诺乌，可惜有些死了，有些在巴黎。不知怎的，古尔曼悄悄混进来，而后渐渐拉入他的同伙。对这个三人小帮派来说，规规矩矩的正派人的消极参与——我没别的意思——是指特别迟钝的克恩和戈里亚伊诺夫，是一个很方便的掩护，一种伪装。另外古尔曼与格奥尔基·伊万诺维奇的紧张关系也确保了后者的无所作为。应该为这一切承担责任的正是我们，作协理事会成员。若不是因为我们的散漫，疏忽，组织不力，对理事会心不在焉的态度以及社会工作方面明显的不切实际，古尔曼和他的同伙决不至于年复一年地选他们自己或是跟他们情投意合的人，现在得结束这一局面。按惯例他们的名单将在下次选举时流通……不过我们到时候会提出自己的人选，清一色的职业作家：主席是瓦西列夫，副主席是格兹，理事会成员有利希涅夫斯基、沙赫玛托夫、弗拉基米罗夫、你和我。然后我们将重组审计委员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别伦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已经脱离了尘世。”
“哦，别，求求你，”费奥多尔说（顺便称赞西林给死亡下的定义），“别把我算上。我过去从来没有、将来也不会参加任何委员会。”
“闭嘴！”西林嚷着，皱紧双眉，“那不公平。”
“恰恰相反，非常公平。再说——要是我当上委员，那只能是阴差阳错。说真的，孔切耶夫让出这一切是对的。”
“孔切耶夫！”西林愤怒地说，“孔切耶夫是个一点本事也没有的手艺人，只晓得单干，对公众利益没有丝毫兴趣。不过你应该关心理事会的命运，只要你——恕我直言——跟它借钱。”
“问题就在这儿。假使我当上委员，就不可能把补助留给我自己。”
“瞎扯。为什么不能呢？这是一道完全合法的程序。你只需起身去一趟卫生间——就能暂时成为一名普通会员，可以这么说，让你的同事讨论你的请求。所有这些是你刚刚想到的无用的借口。”
“你的新小说进展如何？”费奥多尔问道，“差不多写完了吧？”
“我们此刻不是在谈我的小说。我郑重其事地要求你表示同意。我们需要新鲜血液。这份名单我已经和利希涅夫斯基斟酌过多次。”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费奥多尔说，“我不想干傻事。”
“嗯，要是你把履行你的公共义务说成干傻事……”
“要是我当上委员那当然是干傻事，因此我出于对职责的尊重予以拒绝。”
“真可悲，”西林说，“难道非得让罗斯季斯拉夫·斯特兰尼代替你不可？”
“当然！太棒了！我崇拜罗斯季斯拉夫。”
“其实我已经为他保留了审计委员会的位置。还有比施，不用说……不过务必请你用心想一下。这不是一桩小事。我们将对这帮无赖发起一场正规战。我正在起草一篇到时候肯定让他们坐不住的发言稿。你再考虑一下，你还有整整一个月呢。”
在那个月里，费奥多尔出版了他的书，发表了两三篇短评，去出席了全体会议，喜滋滋地觉得他在那儿将发现不止一个怀有敌意的读者。会议照例在一家门面挺大的咖啡店的二楼举行。他进场时人全都到齐了。一个手脚异常麻利、眼神缥缈的男招待正在端上啤酒和咖啡。会员们坐在一张张茶几旁。富有创造性的作家们组成一个紧密的团体，人们已经能够听见沙赫玛托夫那底气十足的“嗨、嗨”声，因为侍者上错了他点的饮料。店堂后部一张长桌后面坐着理事会成员：高大魁梧、特别沮丧的瓦西列夫，戈里亚伊诺夫和克恩工程师坐在他右边。克恩的主要兴趣在涡轮机上，不过他曾经与亚历山大·勃洛克以及前政府某部门的一位前官员有过一段交情；戈里亚伊诺夫能够奇迹般地背诵《智力的悲哀》以及伊凡雷帝[265]与立陶宛大使的对话（他曾经惟妙惟肖地用波兰腔模仿过一回），他们有自己的冷静特性，跟三个心术不正的同事已绝交多时。在这三人当中，古尔曼是个胖子，秃脑壳的一半被一个咖啡色胎记占据，厚实倾斜的肩膀，微微泛紫的唇上露出一丝鄙夷愠怒。他和文学的缘分仅限于跟某个提供技术指导的德国书商之间短暂且纯粹商业性的联系；他个性的主题，他存在的要旨，是投机——他尤其留意苏维埃汇票。他身旁坐着一位个头偏矮但体格健壮、精力充沛的律师，下巴向外突出，右眼闪烁着贪婪的光芒，左眼天生是半闭的，嘴里一整副金属假牙——一个警觉且暴躁的人，可以说是一个自行其是的恃强凌弱者，总是向人们发起挑战，要求进行仲裁。当我向他挑战时，他拒绝了，摆出冷酷的决斗者的疾言厉色的派头。古尔曼的另一个朋友，肌肉松弛、肤色灰暗，恹恹无力，戴着仿角质镜架，整副尊容酷似一只神态安详的蟾蜍，只有一种需要——独处于一块湿地的绝对的宁静之中。他在某时某地写过几篇有关经济问题的短评，虽说惯于恶语中伤的利希涅夫斯基就连这也矢口否认，赌咒发誓地说他唯一的文学成就是革命以前写给敖德萨一家报社编辑的一封信，他在信中愤慨地否认他跟一个与他同名的恶人有任何关系，孰料此人原来是他的亲戚，继而变成形貌酷似他的人，最后竟是他自己，仿佛毛细现象不可逆转的法则在这里起了作用。
费奥多尔坐在小说家沙赫玛托夫和弗拉基米罗夫之间，身旁一扇宽大窗户后面的夜幕隐约闪烁着潮湿晦暗的微光，那是被照亮的两种色调（柏林式的想象力不能再有任何扩展）的标牌——臭氧蓝和波尔图红——隆隆作响的电气火车，里面一节节车厢被迅速清晰地照亮，沿着一条高架铁路疾驰而过。紧挨下面的拱门，几辆吱吱嘎嘎、缓缓蠕动的电车似乎在不停地互相碰撞，却找不到一个空子。
与此同时，理事会主席已经起身提议选举一名会议主席。从不同的座位上传来声音：“克拉耶维奇，我们推选克拉耶维奇……”于是克拉耶维奇教授（跟物理学教材的作者没有任何亲戚关系——他是国际法教授），一个表情多变、瘦骨嶙峋的老头儿，穿着羊毛背心和未扣上纽扣的夹克，倏地蹿上远得出奇的主席台，左手插进裤兜，右手捏着夹鼻镜细绳末梢甩来甩去。他在瓦西列夫和古尔曼之间坐下（古尔曼满面愁容地慢慢将香烟捻进琥珀色烟嘴），旋又起身，宣布会议开始。
不知道，费奥多尔暗忖，一边斜觑弗拉基米罗夫，不知道他是否读过我的书？弗拉基米罗夫放下杯子，瞅着费奥多尔，不过一声未吭。他在夹克里面穿了一件英国运动衫，三角形领口镶着一道黑橙两色的阔边。从前额两侧往后渐趋稀疏的头发使他的前额显得更宽，大鼻子的鼻骨很硬，灰黄的牙齿在他微微翘起的上唇下面闪着令人作呕的光，眼神透露出机智和淡漠。他似乎曾就读于英国的一所大学并且时时炫耀一种假英国派头。二十九岁那年他已是两部小说的作者——小说以清晰透彻、敏捷有力的风格著称——这触怒了费奥多尔，正因为他觉得自己与弗拉基米罗夫有些相仿。作为一个交谈者，弗拉基米罗夫平淡无味到极点。人们指责他荒谬、傲慢、冷淡，不善于用和缓的口吻进行气氛融洽的探讨——但他们也这样议论孔切耶夫和费奥多尔本人，对于任何一个其思想居住在私宅而不是营房或酒馆的人都是如此。
同样选出一位秘书以后，克拉耶维奇教授提议全体与会者起立哀悼协会的两位已故会员。在这丧失活力的五秒钟里，被逐出集体的侍者扫视着一张张桌子，忘了他刚用托盘端来的火腿三明治是谁点的。每个人都尽可能地站着，古尔曼，比方说，垂下花斑色秃脑壳，掌心朝天地将一只手摊在桌上，仿佛他刚刚掷出一粒骰子，为自己的失手惊得瞠目结舌。
“喂！这儿！”沙赫玛托夫嚷道，他始终在眼巴巴地期待那一刻——侍者赶紧竖起食指（他想起来了），步履轻盈地溜到他身边，当啷一声将盘子放在仿大理石桌上。沙赫玛托夫随即开始切三明治，手中的刀叉呈十字形相交；盘子边上一团黄色芥末中，和平常一样，露出一只黄色羊角。沙赫玛托夫那张拿破仑一世似的谦恭的脸，一绺向鬓角倾斜的铁青色发丝，在此享用美食之际尤其让费奥多尔感兴趣。他身旁坐着《格兹塔报》的讽刺作家，喝着柠檬茶，本人犹如柠檬一般，眉毛凄惨地蹙成拱形。他的笔名叫Foma Mur[266]，据他称，这个名字含有“整整一部法国小说（女人，爱情），一页英国文学（托马斯·莫尔），以及稍许犹太教的不可知论（使徒托马斯）”之意。西林正对着一只烟灰缸上削铅笔，他为费奥多尔拒绝“出现”在选举名单上憋了一肚子火。出席会议的还有下列作家：罗斯季斯拉夫·斯特兰尼——一个面目狰狞的人，汗毛浓密的手腕上套了一只手镯；头发乌亮、肌肤如羊皮纸般苍白的女诗人安娜·阿普捷卡里；一位剧评家——一个皮包骨头、异常沉默的小伙子，身上有一种难以捉摸的气质，令人想起俄国四十年代用达盖尔银版法[267]拍的照片；和蔼的比施，他的目光慈父般地滞留在费奥多尔身上，后者竖着半只耳朵听作协会长的报告，已经将目光从比施、利希涅夫斯基、西林以及其他作家身上转向出席会议的大多数人。他们当中有若干名新闻工作者，比如年迈的斯图皮申，他的调羹正执著于一块楔形咖啡巧克力蛋糕，许多记者，另外还有独坐一隅、天晓得凭什么获准入场的柳博芙·马尔科芙娜，夹鼻镜后面隐隐露出怯意。总之有不少被西林刻薄地称为“外来分子”的人：仪表堂堂的恰尔斯基律师，一向抖个不停的白皙的手上捏着当晚的第四支雪茄；一个身材矮小、满面络腮胡子的批发商，曾经在一家崩得派[268]的报纸上刊登过一则讣闻；一位举止斯文、面色苍白的老头，正在品尝一点苹果酱，已经热诚地履行了他身为教堂唱诗班领唱的职责；一个神秘莫测的壮汉，隐居在柏林郊区的松林里，有人说是在洞穴里，在那里编纂了一本苏维埃轶事集；一群自成一派的无赖，自以为是的失败者；一个乐呵呵的年轻人，经济能力及社会地位均不为人所知（“一个苏维埃间谍”，西林简单地、愤懑地说）；另一位女士——某人的前任秘书；女士的丈夫——一位著名出版商的兄弟。从醉意蒙眬、目光滞钝的粗鄙懒汉，他写的带有威胁意味的神秘诗文还没有哪一家报纸同意登载，到身子小得不堪入目、几乎可以任人携带的律师波希金[269]，跟人交谈时把“我放”（I put）读作“我方”（I pot），“坐垫”（cushion）读作“锉垫”（coshion），仿佛是在为他的名字确立一套说辞，所有这些人，在西林看来，损害了作协的尊严，都应被立即驱逐出去。
“现在，”瓦西列夫在读完报告后说，“我提请会议代表注意，我将辞去作协会长一职并且无意谋求连任。”
他坐了下来。一股寒意贯穿全场。在悲怆的重压下，古尔曼合拢沉甸甸的眼皮，一列电动火车像滚球似的从一根低音琴弦上滑过。
“下面是……”克拉耶维奇教授说着，将夹鼻镜举到眼前细瞧会议议程，“财务主管的报告。有请。”
古尔曼的富有活力的邻座，即刻使用一种咄咄逼人的腔调，一只好眼睛闪闪发光，同时用力扭歪塞满宝贝的嘴唇，开始读起来……一个个数字像火花似的喷射，金属般刺耳的词的跳动……“进入本年度”……“记账”……“查账”……与此同时，西林开始在烟盒背面草草记着什么，再加起来，扬扬得意地跟利希涅夫斯基互递眼色。
念到最后，财务主管啪哒一声闭拢嘴唇，台下稍远处审计委员会的一位委员已经起身，一名格鲁吉亚的社会主义者，满脸痘痕，黑发亮似鞋油，简单列举了他的几点好印象。在这之后西林要求发言，场上立刻透出一点让人既喜又忧，同时有些出格的迹象。
他的发言首先抓住新年慈善舞会的开支大得不可思议的事实，古尔曼想进行辩解……会议主席拿铅笔对准西林，问他是否已经讲完。“让他说完，别打断他！”沙赫玛托夫从座位上嚷道——主席的铅笔像巨蟒舌头似的微微颤动，瞄准沙赫玛托夫，继而转向西林。西林欠欠身，坐了下去。古尔曼吃力地站起来，鄙夷而无奈地怀着压在心头的悲戚，开始发言……可是西林很快截断他的话头，克拉耶维奇抓起摇铃。古尔曼讲完，财务主管随即要求发言，不过西林已经站起来继续说道：“股票交易所这位尊敬的先生的解释……”主席鸣铃请他克制些，威胁将不允许他发言。西林再度欠身致意，说他只有一个问题：协会的基金，按照财务主管的说法，共计三千零七十六马克十五芬尼，他能否当场见到这笔钱？
“讲得好！”沙赫玛托夫吼了一声——这位理事会最没魅力的委员、神秘的诗人，狂笑，鼓掌，差点从椅子上跌下来。财务主管脸上渐渐失去血色，最后变成一片惨白的雪光，开始喋喋不休地唠叨起来……就在他的发言被难以招架的听众的叫嚷声打断之际，一个叫舍夫的身体单薄、下巴光溜、模样有点像红发印第安人的家伙离开角落，橡胶底运动鞋悄悄走向委员会办公桌，红拳头突然往桌上重重一擂，连摇铃也跟着跳了一下。“他在撒谎！”他怒吼一声，返回座位。
四下里骤然炸开锅，西林如梦方醒，一时叫苦不迭，原来还有另一帮人图谋篡权——也就是一向被忽视的那群人，包括诗人、红发印第安人、满脸络腮胡子的小矮子和几个衣衫不整、精神错乱的家伙。其中一个当即读起那张委员会成员候选人名单，上面的人选没有一个能被人接受。由于有三方参战，这场战斗出现了新的转折点，场面相当混乱。诸如“黑心商人”“你不配参加决斗”“你已经被彻底打垮了”之类的表达比比皆是。就连比施也开了腔，试图掩没喷涌而出的有辱人格的话语。但是由于他的风格天生晦涩费解，谁也搞不懂他在说什么，直到他坐下来解释说他完全赞同前面一位发言者的观点。古尔曼忙于拨弄自己的烟嘴，单靠鼻孔表示了下嘲讽。瓦西列夫离开他的座位，退到角落佯装读报纸。利希涅夫斯基一番压倒性的发言主要针对那位如安详的癞蛤蟆般的常务理事，后者只是摊了摊手，朝古尔曼和财务主管投去无奈的一瞥，他俩竭力回避他的目光。最后，神秘诗人站起来，身子颤巍巍地歪向一侧，汗津津、粗糙的脸上露出一丝大有希望的微笑，开始长篇大论。这当儿主席气鼓鼓地鸣铃宣布暂时休会，随后是预定的选举。西林匆匆走到瓦西列夫身边，开始对他苦苦相劝，费奥多尔则顿觉无聊，赶紧找到自己的雨衣，出门走上大街。
他生自己的气：想不到为了这种荒唐的消遣竟然不惜牺牲与济娜夜间幽会的恒星！即刻见到她的欲望以它似非而是的不可能性折磨着他：倘若她不是睡在距他床头六码开外的地方，跟她接触就便当多了。一列客车横贯整条高架铁路：坐在第一节车厢灯火明亮的窗前的一个女人开始打的呵欠被另一个女人完成——在最后一节车厢里。费奥多尔·康斯坦丁诺维奇沿着通向电车站的黝黑而喧嚣的马路漫步。一家音乐厅的霓虹灯招牌上的字母呈阶梯状垂直排列，它们齐刷刷地熄灭后，灯光再度往上攀爬：巴比伦语的哪个词儿终将抵达天宇？……代表一万亿种事物的一个复合名：diamon dimluna lilithlilasa fiery violent violet[270]等等——还有许许多多！或许他该试着打个电话？他兜里只有十分钱，他得做出决定：打电话意味着他无论如何都不能乘坐电车，但是打电话找不到人，就是说，没有跟济娜本人直接通话（通过她母亲找她不合规矩）然后步行回家，这有点太丢面子了。我得冒个险。他走进一家啤酒屋，拨了号码，转瞬间一切全都泡了汤！他拨的是一个错误的号码，那位总是跟西奥果列夫夫妇联系的姓氏不明的俄罗斯人一直期待的正是这个号码。那又怎样——他只得步行回家，换了鲍里斯·伊万诺维奇就会这样说。
在下一个拐角，他的临近触动了一贯在此巡逻的妓女们身上玩偶似的机关。她们当中的一个甚至试图摆出一副在商店橱窗旁留连忘返的姿势，想想真是可悲，这些金色人体模型上的粉红紧身胸衣她已烂熟于心，烂熟于心……“亲爱的，”另一个说着，露出一丝探询的微笑。薄薄一层星幕下的夜晚是温暖的。他步速极快地走着，夜间醉人的空气使他裸露在外的脑袋感到轻便——再往前，当他走过花园之际，迎面飘来丁香花的幻影、枝叶的暗影以及草地上弥漫着的赤裸迷人的香气。
他身上燥热，额头滚烫，等到最后轻轻地咔哒一声关上房门，他发现自己待在黑暗的过道里。济娜房门上方的不透明玻璃浑似一片明晃耀眼的大海。她准是躺在床上看书，他想。但就在他驻足凝视这块神秘莫测的玻璃的当儿，她咳嗽起来，一阵窸窸窣窣之后，灯随即熄灭。多么荒唐的折磨。走进去，进去……谁会知道呢？她母亲和继父那样的人会像农民那样睡得全然不省人事。济娜的小心审慎：她绝不会因听见指甲的轻轻叩击就开门。不过她知道我正站在漆黑的过道里几乎透不过气来。近几个月，这禁屋已经变成一种痼疾，一种负担，他自己的一部分，但已被充气密封：夜晚的气胸。
他又站了一阵——然后踮着脚尖偷偷溜进他的房间。总而言之，法国人的情绪。女人，爱情。睡眠，睡眠——春天的沉重全无才华可言。控制自己：修士的双关语。下一个是什么？我们究竟在等什么？无论如何我都不愿找一个更好的妻子。可我果真需要一个妻子吗？“把那把里拉挪开，我没有地方转身……”不，我永远不会听见她说这话——这是关键。
几天之后，简单地甚或有些愚蠢地，有人示意用某种方法解决一个难题，可是这个难题似乎过于复杂，致使人们不禁寻思它的结构是否有误。鲍里斯·伊万诺维奇，他的事业在最近几年每况愈下，却出乎意料地获得由柏林一家公司提供的一个相当体面的驻哥本哈根的代表的职务。在截至七月一日的未来两个月内，他得搬到那里至少住一年，或许是永远，如果诸事顺遂的话。玛丽安娜·尼古拉芙娜因为某种缘故喜爱柏林（熟悉的常去之地，再好不过的卫生设备——虽说她自己邋遢得要命），为离开它愀然不乐。然而一想到等着她的是生活的改善，她的忧戚便烟消云散。于是两人谈妥从七月起济娜独自留在柏林，继续为特劳姆工作，直到西奥果列夫在哥本哈根“替她谋得一份工作”，“一听到召唤”济娜便动身去那里（说穿了，那是西奥果列夫夫妇的想法——济娜拿定的主意跟它截然不同）。剩下的便是公寓问题。西奥果列夫夫妇不愿把它卖掉，于是他们开始寻找租户。他们找到了这样的人。一个商业前景远大的德国小伙子，由他的未婚妻陪同——一个相貌平平、未施粉黛、穿一件绿色外套、在家庭事务上自有主见的姑娘——前来查看公寓。餐室、卧室、厨房，躺在床上的费奥多尔让他们感到满意。不过，德国小伙子打算从八月份才开始入住，因此在西奥果列夫夫妇离开后，济娜和她的房客能够在这儿再呆一个月。他们一天一天地数着日子：五十、四十九、三十、二十五——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相貌：一个蜂窠，树上的一只喜鹊，一位骑士的轮廓，一个年轻人。自春天以来，他俩的夜间幽会超出了起初那条街的范围（街灯、酸橙、栅栏），现在他们不知停歇的漫游带着他们沿不断扩展的圈子进入城市遥远的、常新的角落。眼下是运河上的一座桥，继而是公园里攀附在格子棚架上的一片灌木丛。公园后面一盏盏灯疾驰而过，接着是几堆影影绰绰的垃圾之间一条未铺砌的街道，上面停着几辆黑魆魆的运货车，临了是一些白天不可能被发现的怪异的拱廊。迁徙前习惯的改变；亢奋；肩胛里一阵令人倦怠的痛楚。
报上预测刚刚开始的夏天会异常炎热，好日子连成一条长长的虚线，当中时不时插入一场雷雨。上午，济娜被办公室里臭烘烘的热气弄得萎靡不振单是哈梅克夹克腋窝处的汗渍就够受的了……何况还有打字员们像蜡一样熔化的脖颈、复写纸黏糊糊的黑色呢？费奥多尔打算在格鲁内瓦尔德度过整个白天，放弃授课，竭力不去考虑拖了很久的房租。他以前从来没有在七点起床，那样似乎太可怕了——但是此时在生活新的光辉里（其中不知怎地融合了他渐趋成熟的天赋，对新任务的预感，以及与济娜共享的完整幸福的临近），他体验到一种直接的乐趣，从这些早起的快捷和轻松中，从动作的那种干脆利落中，从三秒钟穿戴完毕的理想的单纯中：衬衫，长裤，光脚上的帆布胶底运动鞋——之后他将一块旅行毛毯夹在腋下，里面裹着他的游泳裤，穿过走廊时将一只橘子和一块三明治揣进兜里，匆匆奔下楼梯。
一块边角翘起的擦鞋垫使门处于敞开的状态，看门人正在用力掸掉垫子上的灰，方法是将它往无辜的酸橙树身上猛掼：我做错了什么？凭什么这么对我？沥青仍然在房子的深蓝色阴影里。人行道上闪烁着一只狗的第一堆新鲜粪便。从昨天起就停在维修店外的黑色柩车，此时小心地驶出大门外，拐进阒无人迹的街道。车里，在玻璃后面和仿真的白玫瑰中间，躺着的不是一具棺材，而是一辆脚踏车：谁的？为什么？乳品店已经开门，但是懒惰的烟店老板仍在酣睡。阳光在街右侧形形色色的物体上嬉戏，宛如一只喜鹊正啄食明晃耀眼的颗粒。街的尽头与铁路宽阔的沟壑相交，这里，从跨越信号架的右侧陡然冒出一团机车的烟雾，在铁肋上面碰得粉碎，稍后复又变成白色，赫然耸现于另一侧，波涛般地从林木隙缝间流走。这之后穿过信号架，费奥多尔跟以往一样心里乐滋滋的，因为铁路两侧陡坡美妙的诗意，因为它们的自由和多样化的本性：洋槐和黄华柳丛生，野草，蜜蜂，蝴蝶——所有这些孤寂而无忧地生活在恶劣的环境里，与煤灰比邻而居，煤灰在下面五股铁轨之间微微闪着光亮，快乐地远离上面的城市侧面布景，远离一座座老房子起皱剥落的墙壁。这些老房子在早晨的阳光下烘烤它们文有刺青的脊背。信号架过去，小公园附近，两名上了年纪的邮政员工，完成了对邮票自动出售机的检查，忽然变得顽皮起来，蹑手蹑脚地走出茉莉花丛，一个尾随另一个，一个模仿另一个的姿势，走向第三者。他双目紧闭，在工作日开始前坐在长椅上进行谦卑而短暂的放松——为的是拿花儿轻触自己的鼻子。我应该将夏天清晨赏给我的所有这些礼物置于何处——只奖给我一人？将它们贮存起来，用在未来的书中？当即将它们用作素材，提供给一本实用手册：《怎样才能幸福？》？抑或深入下去，直至事物的底层，理解隐藏在这一切后面的东西——在枝叶的嬉戏、闪耀、浓厚的绿色油彩后面？因为确实有什么东西！我想表达谢意却又无人可谢。捐赠物品的单子已经拟出：一万天——捐赠者不为人知。
他继续前行，走过铁轨，走过银行家别墅里幽邃的花园，连同洞室的阴影，黄杨树，缀满水珠的常青藤和草坪。榆树和酸橙树中间已经出现了第一批松树，比格伦沃尔德松林更早长出枝芽（或者，正好相反：落在后面？）。面包房的一名伙计经过他身边时响亮地吹着口哨，从（上坡）三轮车踏板上高高立起。一辆洒水车缓缓行进，发出一阵潮湿的嘶嘶声——轮子上的一头巨鲸慷慨地浇灌沥青路面。某人夹着一只公文包，一把推开漆成朱红色的花园大门，动身前往某个不知名的办事处。费奥多尔跟着他出现在大街上（同样是那条霍亨索伦大街，他们在街头烧死了可怜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维奇），公文包就是在那儿追赶一辆电车的，包上的锁闪闪发光。现在离树林不远，他加快脚步，已经感到太阳炽热的面罩正蒙在他那仰起的脸上。栅栏上一道道尖木桩从他身边一闪而过，所见之物因而沾上许多斑点。昨天的空地上正在建造一座小型别墅，由于天空正透过未来窗户的缝隙朝里窥探，由于牛蒡和阳光利用施工的缓慢让自己舒适地待在尚未完工的白墙里，这一切便获得了废墟发人幽思的气质，恰似“某时”一词，既为往昔又为将来服务。朝费奥多尔走来一位年轻的姑娘，手拿一瓶牛奶。她跟济娜有些相像——或者不如说含有一丁点那种魅力，既特殊又隐晦，在许多姑娘身上都找得到，但在济娜身上表现得尤为充分。因此她们都与济娜有着某种神秘的亲缘关系，这一点只有他知道，尽管他完全不能确切地说明此种亲缘关系的征象，这种关系之外的女人只能激起他痛苦的憎恶。此刻，他回眸打量她，瞥见她那早已为他熟知且难以捉摸、倏忽间永远消失的金色轮廓。他有一刻感到无望的欲念的影响，这种欲念的所有迷人和可贵之处在于它的不可遏制。哦，廉价的刺激是多么平庸邪恶，切莫用口头禅“我的类型”来引诱我。不是那个，不是那个，而是那以外的什么东西。释义总是有限的，但是我继续竭力追求遥远。我超越了障碍（词汇的、感官的、世界的），寻觅广阔无垠的境界，所有、所有的线索都在那里相交。
在大街尽头，松林的绿色边缘进入视线，连同一座刚刚落成的凉亭华丽而俗气的柱廊（在亭子正厅里可以发现各种类型的厕所——男人的、女人的、儿童的）。穿过它，根据当地勒诺特们[271]的设计——你得继续前行，以便首先进入一个新建的假山庭院，阿尔卑斯山的植被点缀在几条几何形的小径旁，它们充作——仍旧按照相同的设计——松林的一个令人赏心悦目的入口。然而费奥多尔往左拐，避开了进口：那条路近些。松林依然开阔的边缘绵延不绝地沿着一条汽车道延伸，但是下一步对于城市元老而言却是不可避免的：用绵延不绝的栅栏将这整个自由通道围起来，以使门厅成为不可或缺的进口（从最贴近字面、最基本的意义上说）。我为你造出这个观赏物，可你不感兴趣。所以现在对不起：它既具观赏性又有强制性。不过（借助于一个思维跳跃复又返回：f3—g1[272]）原先的境况几乎是再好不过的了，当年这片林子——如今已经退却，如今簇拥在湖周围（和我们一样，我们在告别毛茸茸的祖先时，仅仅保留了沿岸植被）——曾经一直延伸到现在这座城市的心脏，一群吵吵嚷嚷、自命不凡的乌合之众骑马奔驰在它的荒野里，带着号角、猎狗以及受雇拍打树丛以惊起猎物的人。
我所见到的林子依然充满活力，枝叶繁茂，鸟儿很多，有金黄鹂、鸽子和松鸦。一只两翼急速起伏的乌鸦飞过。一只红头啄木鸟正朝着松树的树干笃笃笃地敲击。有时我想，它鸣叫时是在模仿它自己的敲击，因此听起来格外响亮动情（为了雌鸟的缘故）；事实上，自然界中没有什么比她那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突发的巧妙骗术更神圣迷人：于是树林里的一只蚂蚱（启动它的微型引擎，却从来不能驱使它前进：嘶格-嘶格-嘶格，骤然打住），已经纵身跳到地上，旋即重新调整姿势，通过偏转身子，使他黑色斑纹的方向与落地针叶（或者与它们的阴影！）的方向相符。不过当心：我想要回忆父亲写过的话：“在近距离——无论多近——观察的过程中，注意提防我们的理智——那个一向跑在前头的饶舌的恶人怂恿我们做出种种解释，而后这些解释开始难以觉察地影响观察的过程并对其加以歪曲：结果工具的阴影落在真相之上。”
把你的手给我，亲爱的读者，让我们一起走进树林吧。看！首先——在林中空地的一片片大蓟、荨麻或千屈菜之间，你将发现各种废旧杂物，有时甚至是一块边缘参差不齐、弹簧生锈断裂的床垫。切莫鄙视它！这儿是一片幽暗矮小的冷杉树丛，我在里面曾经发现一个坑，是由躺在它旁边的那头畜生在咽气之前精心细致地刨出的：一只口鼻细长、岁数不大的狗，含有狼的血统，身子蜷成一条优雅绝伦的弧线，爪与爪相叠。现在出现的是几个光秃秃的小山丘，底部没有灌木丛——只有一层厚厚的褐色松针，铺在过于简单的松树下，几棵树之间绷了一张帆布吊床，上面堆满某人松弛倦怠的肉体——一只废弃灯罩的金属丝骨架也在这儿，躺在地上。再往前，我们来到一块不毛之地，四周环绕着刺槐，那边滚烫发黏的灰色沙地上坐着一个女人，身穿内衣，一双可怖的裸腿伸出来，正在织补一只长袜，有一个孩子在她附近爬来爬去，胯下被地上的灰蹭得乌黑。你从这儿还能瞅见那条大街以及疾驶而过的汽车散热器的闪光。不过你只需稍许深入一些，林子便能重申自己的权威，松树变得更加高贵，苔藓在脚下吱吱作响，某个流浪汉总是在这里熟睡，一张报纸盖在他脸上：哲人喜欢苔藓胜于玫瑰。这是几天前一架小飞机坠落的确切地点：某人早晨带着女儿在晴空中翱翔，欢喜过头，操纵杆失灵，随着一阵刺耳的尖啸和轰然爆裂，飞机径直栽进树林。很遗憾我来得实在太迟。他们已经抓紧时间清理了残骸，两名骑警正缓缓地骑着马朝那条路走去——不过莽撞致死的印痕依然可见，一棵松树让一只机翼全身刮了个遍。牵着狗散步的建筑师正在向一个保姆和她照看的孩子解释发生的事情。但几天之后所有的痕迹全消失了（只留下松树上的一块黄色伤疤），在毫不知情的状态下，一个老头儿和他的老太婆就是在这儿面对面进行并不复杂的体育锻炼——她穿着紧身胸衣，他穿一条衬裤。
再往前，景色变得十分美妙：松树已经进入枝叶繁茂的状态，在它们微呈粉红、覆满鳞片的躯干之间，矮矮的花楸的柔软叶片和橡树的茁壮葱郁将林间太阳的光束分割成一只栩栩如生的花斑动物。在一株橡树稠密的深处，当你从下面朝它凝望时，阴影笼罩的和阳光照亮的叶片的重叠，墨绿的和光灿夺目的翡翠，恍若一幅七巧板图案，它们的波纹状边缘严严实实地拼在一起。在这些叶片上，时而任阳光抚摸它那黄褐色的柔软身段，时而紧紧地闭拢双翼，栖息着一只钩蛱蝶，斑驳暗淡的蝶翼底面有一个白色括号；受到人身上汗味的引诱，蓦然起飞，落在我赤裸的胸脯上。在我仰起的脸庞之上更高的地方，青松的树巅和躯干参与了阴影之间复杂的互换，它们的叶子使我想起在清澈的水里轻轻摇曳的水藻。倘若我把头再往后仰一点，使后面的草（从这个仰起的视角看去，绿到难以言传的地步，从远古直到如今）仿佛正在朝下成长为空虚透明的光。我体验到的情绪，类似于曾经飞上一个星球（具有不同的引力，不同的密度以及对意识的不同强调）的某个人必然获得的强烈感受——尤其是当一家人外出散步上下颠倒走过身边时，他们跨的每一步变成一种奇怪的、有弹性的颠簸，一个以高弧线抛出的球似乎正在降落——越来越慢——坠入一个令人目眩的深渊。
如果谁再继续下去——不是朝松林漫无际涯地延伸的左边，不是朝右边，那里有一片幼小的白桦矮林新近天真地散发着俄国气息，将松林阻断。松林重新变得稀疏，失去了它的林下灌木丛，零星散布在多沙的斜坡上，坡脚宽阔的湖面浮现在一道道光柱里。太阳变化多端地映照对面的湖岸，以一朵云为起点，整幅天幕似乎已经关闭，犹如一只蓝色巨眼，转瞬间复又缓缓张开，一侧的湖岸总是落后于另一侧，在逐渐暗淡和发亮的过程中。对面其实没有沙土边界，所有的树全都朝着下面茂密的苇丛倾斜，而在高一些的地方，我们可以发现炽热和干燥的土坡上长满红花草、酢浆草和大戟，周边镶有橡树和山毛榉浓重的墨绿，战战兢兢地一直延伸到下面那些潮湿的洞穴，其中一个是雅沙·车尔尼雪夫斯基开枪自杀的地点。
早晨我步入这个松林世界，凭借自己的努力拔高了它的形象，使其超出那些拙劣的礼拜日印象（废纸造成的垃圾，一群野餐者），从中产生了伯林纳[273]“关于格鲁内瓦尔德”的构想。在这些炎热的夏季工作日里，我走到它的南端，走进它的深处，走向荒芜隐蔽的地点。我感到无比喜悦，仿佛这是一个远古时期的天堂，离阿伽门农大街两英里。来到一个我喜欢的偏僻处，它利用灌木丛提供的庇护魔术般地把自由流动的阳光聚拢到一起。我剥光衣服，仰卧在一小块地毯上，不需要的行李箱枕在脑后。多亏覆盖我周身的日光（只有我的眼睛、手掌以及眼睛周围射线般的皱纹保持了它们的自然色调），我觉得自己是一名运动员，一个泰山，一个亚当，你喜欢的任何一个人，唯独不是一个赤身裸体的城市居民。由裸身引起的尴尬程度，通常取决于我们是否意识到自身这种毫无防备的白，它与周围世界的各种颜色早已失去联系，也因此发现自己与周围世界之间有一种人为的不和谐。好在太阳的影响弥补了这一缺陷，使我们在裸身的权利方面与自然界保持平等，古铜色的躯体再也不会蒙受耻辱。这一切听起来像是一篇针对裸体主义的宣传手册——但是一个人亲历的真相不应受到指责，如果它与某个可怜的家伙借用的真相恰好相符的话。
太阳缓缓下沉。它大而光滑的舌头舔遍我的全身。我渐渐觉得自己正在变得滚烫而又透明，周身遍布火焰，自己仅仅存在于火焰存在的范围内。正如一本书转变为一个带有异国情调的习语一样，我被转变为太阳。瘦削的、怕冷的、冬季的费奥多尔·戈杜诺夫·切尔登采夫眼下与我相距遥远，仿佛我已经将他流放到雅库茨克省一样。他是我的一个毫无生气的翻版。我自个儿的我，写书的这一位，热爱词汇、颜色、心灵的烟火、巧克力和济娜的这一位——不知何故已经解体融化。在光的力量使它变得清澈透明以后，又将它与夏天树林的微微闪光混为一体，连同林子的软缎似的松针和碧绿的树叶，连同在旅行毛毯经过美化、色泽最明艳的羊毛上到处乱窜的蚂蚁，连同鸟儿，气息，荨麻的灼热呼吸和阳光晒暖的青草受精似的味儿。也连同蓝天上嗡嗡飞过的一架架高高的飞机，机身上似乎薄薄地覆盖着尘雾、苍穹的蓝色精髓。飞机略带蓝色，正如一条鱼在水里是湿的一样。
一个人可能会那样完全融化。费奥多尔从地上直起身子，坐在原处。汗珠汇成的一股小溪淌下他那汗毛剃尽的胸脯，流入由肚脐眼充当的贮液槽。他平坦的腹部闪耀着珍珠母的褐色光泽。在他阴部几小撮微微发亮的鬈毛上方，一只离群的蚂蚁正在紧张不安地往前爬。他的胫部闪耀着亮光。松针陷入他的脚趾间。他用游泳裤擦擦剪得短短的平头，黏糊糊的颈背和脖子。一只脊背拱起的松鼠蹿过草皮，从一棵树溜到另一棵树上，沿着一条波浪式、几近笨拙的路线。矮小的橡树，年长的灌木，一片小小的流云，丝毫没有污损夏日的面貌，摸索着缓缓经过太阳旁边。
他站起来，走了一步——蓦然间一片薄薄阴影的没有重量的爪子落在他的左肩。走出第二步后它又从肩头滑落。费奥多尔察看了太阳的位置，将自己的旅行地毯朝旁边拖了一两码，以免遭到树叶阴影的暗中偷袭。光着身子游来荡去给他带来惊喜——他腰胯附近的自由更是使他乐不可支。他躺在灌木丛中，谛听虫子的颤音和鸟儿的啁啾声。一只鹪鹩像耗子似的爬过矮小橡树的叶簇；一只沙蜂低低地飞过，挟着麻木的毛虫。他刚才瞅见的那只松鼠贴着树的表皮往上爬，发出一阵痉挛似的刮擦声，附近什么地方响起女孩子似的声音。他在一个阴影的图案中停下来，它沿着他的胳膊静止不动，但却在身体左半边两肋之间有节奏地突突颤动。一只矮墩墩的金色小蝴蝶，饰有两个黑色的逗号，落在一片橡树叶子上，微微张开它那倾斜的双翅，像一只金色蝇子似的蓦然飞走。正如在林区岁月经常发生的情形一样，尤其是当费奥多尔瞥见熟悉的蝴蝶时，他想象父亲在其他林子里的孤寂——巨大的，无限遥远的。相形之下眼前这个林子只能算是灌木丛，一截树墩，废物。然而他却体验到某种东西，类似于铺展在地图上的那种亚洲式的自由，类似于他父亲徒步漫游的精神。这里最难以置信的是，尽管享有自由，尽管享有蓊郁的草木和幸福的、阳光斑驳的幽暗阴影，他父亲还是离开了人世。
各种声音听起来近，旋又往后退去。一只不被觉察地停在他腿部的马蝇用喙蜇了他一下。苔藓，草皮，沙土，全都以各自的方式与他的光脚底板进行交流，太阳和树阴以各自的方式抚摸他滚烫光滑的肌肤。他的神志因为无限制的热量而变得敏锐，同时又受到林间邂逅的可能性的撩拨。他宁可损寿一年，甚至一闰年，只要让济娜待在这儿——或者是她的任何一支伴舞队。
他重新躺下，复又起身。他心里怦怦乱跳，倾听诡秘的、隐隐透出指望的喧噪。接着，仅仅套上游泳裤，将旅行地毯和衣裳藏在一簇灌木丛里，他转身走开，在环湖的树林里随意闲逛。
到处——这在工作日很少见——露出或多或少的橘黄色身体。他避免趋前细看，唯恐对方从潘[274]变为潘趣[275]。不过有时，在一只书包对面，在倚在树干上的一辆闪亮的脚踏车旁边，一位孤零零的美女懒散地摊开手足躺在地上，她的双腿裸露到胯部，看上去像麂皮一样柔软，两只胳膊肘朝后翘起，腋毛在日照下微微闪着亮光。诱惑之箭还没来得及嗖的一声飞来将他穿透，他就发现，不远处与圆心等距的三个点，形成一个迷人的三角形。围绕谁的战利品？树干之间可以看见三个互不相识、一动不动的猎手：两个年轻人（一个俯卧，一个侧躺），另一个上了年纪，没穿外衣，衬衫袖子上套着臂章，稳稳地坐在草地上，纹丝不动，永无止境，眼里露出哀怨而克制的目光。看样子这三双瞄向同一地点的眼睛终将借助于阳光，在那位可怜的德国少女的黑色紧身游泳裤上烧出一个洞，她始终没有抬起她那糊满油膏的眼睑。
他往下走到湖畔的沙滩上，在鼎沸的嘈杂声中，他精心编造的、似有魔法护佑的结构裂为碎片，他厌恶地瞧见皱巴巴、变形的，被人生的东北风吹成畸形、几乎全裸或者说多少有点衣物的——后者更加骇人——游泳者的躯体（小资产者，游手好闲的工人）在肮脏的灰沙上挪动。在湖畔公路与狭窄的湖口平行的地方，湖口被一排木桩隔在外面，它们支撑着松垂的电线看上去饱受折磨的残余部分，木桩旁边的位置尤其受到湖畔常客的青睐——一方面因为可以方便地悬挂裤子，将背带套在上面即可（内衣裤搁在灰扑扑的荨麻上）；一方面因为人背后的那道栅栏带来的朦胧的安全感。
老头们的布满浓密汗毛和肿胀血管的灰色双腿；平脚板；皮肤如玉米的黄褐色外衣；肥猪似的粉红色大肚子；身子潮湿、哆哆嗦嗦、肤色苍白、嗓音喑哑的少年；圆球似的乳房；肥厚的臀部；松弛的大腿；微蓝的水痘；鸡皮疙瘩；两腿向外弯曲的姑娘长满小脓胞的肩胛；肌肉发达的小流氓结实健壮的脖颈和臀部；满意的脸上无望的、不信神灵的空虚茫然；嬉耍；狂笑；聒耳的溅泼声——凡此种种，形成了那种享有声誉的德国人的好脾性的典范，它能在任何一刻轻而易举地变成疯狂的喧嚣。在这一切之上，尤其是在星期天拥挤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时，一股令人难忘的气味占据了统治地位：灰尘、汗水、水中黏液、肮脏的内衣裤、被风干的贫困的气味，被风干、烟熏、罐装、一美分一片的灵魂的气味。不过湖本身，凭借对岸鲜绿的树丛以及湖中心的一片微微荡漾的波光，保持了它自己的尊严。
选中掩映在香蒲丛中的一条僻静的小溪以后，费奥多尔下水游起来。水的温暖的黑暗裹住了他，太阳的光斑在他眼前闪耀。他游了很久，半小时，五小时，二十四小时，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终于，六月二十八日下午三点钟光景，他出水走上对岸。
走出湖边的菠菜地，他即刻发现自己来到一片小树林里，他从这儿爬上一个晒得滚烫的山坡，赶紧在阳光下晒干身子。他右边是一个长满灌木丛和刺藤的山谷。今天，正如他每回来时一样，费奥多尔往下走进那个一向吸引他的山谷，仿佛他不知何故为那个陌生小伙子的死感到内疚，他在此处开枪自杀——正是此处。他想起亚历山德拉·雅科芙列芙娜过去常来这儿，用她那双戴着黑手套的小手有目的地拨开灌木丛……当时他不认识她，不可能看见那幅情景——但是根据她对自己多次来此地的叙述，他觉得准是这个情形。对什么东西搜索一番，草叶的沙沙声，又戳又捣的雨伞，明亮生辉的眼眸，随着阵阵啜泣不住翕动的嘴唇。他想起今年春天他见到她的情景——最后一次——在她丈夫去世以后，想起那些令他不知所措的奇怪感受，当时他正在凝眸注视她低垂的面孔和那种超凡脱俗的眯眼蹙额的表情，仿佛他俩平素从未谋面，眼下他正从她脸上捕捉她与已故丈夫的相似之处，他的死通过某种隐匿至今、令人悲郁的血缘关系表现在脸上。次日她动身去里加的亲戚家，她的面颊，有关她儿子的故事，她家里的文学晚会，以及亚历山大·雅科夫列维奇的精神病——刑期已满的这一切——此时出于自愿卷成一团来到终点，恰似一个生活包袱，横着打上结，将被长期保留，但永远不可能被我们懒惰成性、一再耽搁、薄情寡义的双手解开。他惶惶不安地生出一个决不允许它深藏并迷失在他灵魂储藏间的角落里的欲望，一个利用所有这一切的欲望，用于他本身，用于他的来世，用于他的真相，以利于它按照一种新的方式迅速成长。有一种方式——唯一的方式。
他登上另一个山坡，在坡顶一条复又往下斜的小径旁，坐在一株橡树下的长椅上的，是一位肩膀浑圆、一身黑色西服的年轻人。他肯定热得吃不消，赤身裸体的费奥多尔暗想。坐着的人抬起头张望……太阳转过来，用摄影师的一个微妙的手势略略抬起他的面庞，一张没有血色的脸，两只间距过宽、近视的灰眼睛。在他浆硬的衣领（在俄国一度被称为“狗的喜悦”）的两个尖角之间和松弛的领带结之上是一枚闪闪发光的衬衫饰纽。
“你让太阳晒得这么黑，”孔切耶夫说，“这样不会对你有什么好处。请问，你的衣裳呢？”
“在那儿，”费奥多尔说，“在对岸，树林里。”
“它们保不准会给谁偷走，”孔切耶夫说，“有句谚语不无道理：慷慨大方的俄罗斯人，扒窃有术的普鲁士人。”
费奥多尔坐下来说：“根本没有这句谚语。顺便问一下，你可知道咱俩在什么地方？那几片黑刺莓灌木丛过去，那下面，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家的男孩，那个诗人开枪自杀的地方。”
“哦，是这儿吗？”孔切耶夫的话音里不含特别的兴趣，“你知道，他的奥尔嘉刚刚嫁给一位皮货商，去了美国。跟普希金的奥尔嘉嫁给的那位持矛轻骑兵不完全是一个类型，但仍然……”
“难道你不觉得热吗？”费奥多尔问道。
“一点儿都不热。我胸部发虚，总是手脚冰凉。当然，谁要是坐在一个赤条条的汉子身边，他的身体意识到世上存在着男式服装商店，却仿佛失去了知觉。另一方面，我以为任何脑力劳动对于在这种一丝不挂的状态下的你来说都是断然不可能的。”
“这一点说得好，”费奥多尔咧嘴笑着说，“一个人似乎生活得更加肤浅——在他自己皮肤的表面……”
“言之有理。你唯一关心的是巡查自己的身体，同时追随太阳的踪迹。不过思想喜欢帷幔和暗箱。阳光的好处在于其提高了阴影的价值。一座不设狱卒的监狱，一个没有园丁的花园——这是我心目中理想的安排。告诉我，你有没有读过我对你的书的评论？”
“读过。”费奥多尔答道，一边注视着一只尺蠖蛾的幼虫察看两位作家之间相隔几英寸。“我确实读过。我原先打算给你写一封感谢信——你知道，用动人的笔触提到你文章中的过誉之处及其他内容——稍后又觉得这样做会把让人难以忍受的人类气息引入自由观点的范畴。更何况——如果我写出一本好书，我应该感谢自己而不是你，正如你得为欣赏书中的精彩之处感谢你自己而不是我一样——难道不对吗？倘若我们开始互相鞠躬致意，那么，一旦我俩当中谁停下来，另一个会觉得挺不是滋味，继而愤然离去。”
“我没有料到你说出这些不言自明的实话。”孔切耶夫微微一笑，“不错，你说的全都在理。我一生中有一回，只有一回，感谢一位评论家，他的反应是：‘嗯，我真的喜欢你的书！’‘真的’这两个字让我一辈子清醒。顺便提一下，关于你，我想说的话还没有统统说出来呢……你为并不存在的缺陷受到这样的批评，使我永远不想翻来覆去地念叨那些在我看来再明显不过的毛病了。此外，在你的下一部作品中，要么你改掉它们，要么它们将发展成纯粹属于你自己的独特的长处，就像胚胎上的一点变为一只眼睛。你是动物学家，对吧？”
“在某种程度上——一名业余研究者。不过这些缺陷是什么？不晓得它们与我所知道的是否一致。”
“第一，对词汇的极度信任。为了阐述必要的思想，偶尔将它偷运进来。句子也许挺出色，但仍然依靠走私，而且是无缘无故的走私，因为合法的道路是畅通的。不过你的走私者利用一种晦涩的文体为掩护，带着各种复杂的雕琢痕迹，任意进口那些免税商品。第二，在原始素材的加工中有些笨拙。你好像吃不准是该把你自己的风格强加给昔日的讲话和事件，还是凸显它们自己的风格。我花工夫将你书中的一两段与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的背景进行对照，全集肯定是你用过的同一版本，因为我发现纸页间有你的烟灰。第三，你有时将模仿诗人提升到写真主义的水准上，使其实际上成为一种严肃认真的思想，但在这个层面上它顿时踉踉跄跄，堕入一种你自己的癖性，而不是对一种癖性的模仿，尽管它恰好是你正在嘲弄的那种东西——仿佛某人正在模仿一位演员懒洋洋地朗读莎剧，一时间被剧情吸引，开始一本正经地发出洪亮的声音，不料无意中读错了一行。第四，我们从你的一两个转折中觉察到某种若非自动便是机械的成分，表明你正在发挥你自身的优势，并且走上一条你发现的坦途。在其中一段，譬如，单单一个双关语便用做这样一种转折。第五，也是最后一点，你有时说的话主要是为了刺痛你的同龄人，但是任何一个女人都可以告诉你，没有哪样东西能像一枚发夹那样轻易丢失——更不用提时尚之风突然转向能让发夹成为废物。想想有多少锐利的小玩意儿被发掘出来，没有哪位考古学家能说出它们到底派上什么用场！真正的作家应该忽略各类读者，除了将来的读者，因为到那时他们仅仅是映现在时间里的作者。这几点，我想，概括了我对你的批评意见，总而言之它们微不足道。它们完全被你成就的光辉所掩盖——关于这一点我可以多谈一些。”
“哦，那就不怎么有趣喽。”费奥多尔说道，他在对方发表长篇大论（屠格涅夫、冈察洛夫、萨利阿斯公爵、格里戈罗维奇以及博博雷金曾经写下这样的字眼）时带着赞同的神态频频颔首。“你对我的缺点做出了非常出色的诊断，”他继续说，“它们与我对自己的批评意见不谋而合，尽管我无疑是把它们按照不同的顺序排列——某几点是并列的，而其他几点进一步细分。不过除了你在我书中发现的缺陷，我还意识到至少另外三点——它们也许是最要紧的。只是我永远不会告诉你而已——它们也不会出现在我的下一本书里。你现在想谈谈你的诗吗？”
“不，谢谢你，还是不谈的好，”孔切耶夫怯怯地说，“我有理由相信你喜欢我的作品，可是我本能地讨厌谈到它。小时候，睡觉前我总要念一大段晦涩费解的祷文，是由我母亲——一位虔诚但很不幸的女人教给我的（她当然会说这两点互相矛盾，但即便如此幸福也确实没披上修女的面纱）。我记得这段祷文，持续念了好几年，几乎直到长成一个小伙子为止，不过有一天我仔细琢磨它的意义，理解了所有的词儿——刚刚理解便忘得干干净净，似乎破坏了一种无望复原的魔力。我觉得我的诗也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形——倘若我试图使它们合乎理性，便会在一瞬间丧失写诗的能力。我晓得你很久以前用词汇和意义使你的诗讹误迭出——你现在几乎不再继续写诗了。你太富有，太贪婪。缪斯的魅力在于她的贫穷。”
“你知道，说来也怪，”费奥多尔说道，“大概三年前，我曾想象过与你就这些话题展开一场极为生动的对话——你知道实际交谈居然与它有些相似！尽管你无疑是在不知羞耻地讨好我，使尽浑身解数。我与你素不相识却对你十分了解的事实带给我的幸福真是难以置信，因为这意味着世上有些结合完全不取决于牢靠的友谊，愚蠢的嗜好或‘时代精神’，也不取决于诗人们那些神秘的组织或学会，一打紧密团结的平庸之辈在那儿依靠他们的共同努力‘发光发热’。”
“不管怎样我想提醒你，”孔切耶夫坦率地说，“不要因为我们的相似之处而忘乎所以。你我在许多方面大相径庭，我们有不同的兴趣，不同的习惯。譬如，你的费特，我就不能忍受，另一方面我又是《双重人格》和《群魔》的作者[276]的忠实崇拜者，你却对他不屑一顾……你身上有很多我不喜欢的东西——你的圣彼得堡风格，身为法国人的污点，你的新伏尔泰主义以及对福楼拜的癖好。我发现，恕我直言，你淫秽放荡的裸体实在不堪入目。不过话说回来，虽然有这些保留，这样说兴许不无道理，在某个地方——不是这儿而是在另一个高度，顺便说一下，你对视角的看法甚至比我还要模糊——在我们人生边缘的某个地方，十分遥远，非常神秘，难以言传，我们之间正在形成一条相当神圣的纽带。不过也许你感觉并说出这一切是因为我称赞你出版的书的缘故——这种情况也会发生，你知道的。”
“是的，我知道。我考虑过这一点。尤其因为我曾经妒忌你的声誉。不过凭良心说——”
“声誉？”孔切耶夫打断他的话，“别逗我发笑了。谁知道我的诗？一千，一千五，顶多两千个有些灵性的侨民，其中百分之九十的人不理解它们。三百万流浪者中的两千个！那是一般的成就，谈不上声誉。将来或许我能获取补偿，不过得过很久，普希金那首《纪念碑》中的通古斯人[277]和卡尔梅克人[278]才会开始争夺我的《交流》，芬兰人在一旁羡慕地观看。”
“可是还有一种令人欣慰的感觉，”费奥多尔若有所思地说，“可以靠传承的力量获得。有朝一日，就在此地，在这个湖畔、这株橡树下，一位来访的空想者坐定，想象你我一度坐在这里的情形，这种假设对你来说难道不是很有趣吗？”
“那位历史学家会干巴巴地告诉他，我们从来没有在一起散过步，我们几乎素不相识。如果我们确实见过面，也仅仅是谈论一些日常琐事。”
“不过且试试看！试着体验那种奇怪的、将来的、怀旧的兴奋……灵魂上的所有汗毛根根直竖！终止我们半开化的时间观念大抵是一桩好事。当人们谈论地球将在一万亿年内凝固，万物将不复存在，除非我们的印刷车间及时迁往另一个邻近的星球时，我觉得格外舒心。或者有关永恒的蠢话：已经有这么多时间拨给宇宙，它的末日本该已经到了，正如不可能在一小段时间内设想有绵延不绝的行军队伍的路上会躺着一枚完整的鸡蛋。我们将时间混同于一种成长的感觉是我们本身的局限引起的结果，它永远处于眼前的层次，意味着它在往昔积水的深渊和未来缥缈的深渊之间不断地上升。生存因而是未来朝向往昔的一种永恒的转变——一个大致捉摸不定的过程——只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物质形变的一种反映。在这些情况下，理解世界的尝试沦为理解被我们自己故意弄得无法理解的事物的一种企图。敏锐的思想达到的荒唐程度只是它属于人类的一种自然且通用的标志，努力获得一个答案无异于要求鸡汤发出格格声。我所发现的最诱人的理论——世上没有时间，万物都如一道光圈似的位于我们的混沌之外的眼前——只是一个虚无且有限的假设，正如所有其他理论一样。‘等你长大后便会明白。’这是我所知道的至理名言。如果再补充说自然界创造天下万物时将一切视为成双成对（哦，这种无法逃避、受到诅咒的配对：马——牛，猫——狗，耗子——老鼠，跳蚤——臭虫），活的躯体结构的对称性是双重世界旋转的结果（一个旋转了足够长时间的顶端兴许将开始生活、成长并繁衍），在我们竭力追求不对称、追求不平等时，我能察觉渴望真正自由的一声嚎叫，挣脱圆周的一种欲望……”
“先生，报纸上登了，明天肯定会下雨。”年轻的德国人终于开了腔，此人紧傍费奥多尔坐在长椅上，在他眼里酷似孔切耶夫！
又是想象——不过真可惜！我甚至替他虚构了一位已故母亲以便诱捕现实……为什么和他的谈话从来不能发展成为现实，挣脱束缚冲向现实？或者这是一种现实，不需要其他更好的东西……鉴于一次真正的交谈只能使人理想破灭——伴以结结巴巴的叙述，吞吞吐吐、支支吾吾的揶揄，以及小词的残骸？
“云层将要到来。”那位填补孔切耶夫的德国人继续说，同时指着西边天空冉冉升起的一朵胸脯丰满的云。（一名学生，极有可能。也许富于哲学家或音乐家的气质。此时雅沙的朋友在哪里？他几乎不可能来这里。）
“大约四点钟到。”他补充了一句，作为对费奥多尔问题的回答，一边拿起手杖，起身离开长椅。他那黝暗、伛偻的身影沿着阴影笼罩的小径渐渐远去。（兴许是一位诗人？毕竟，德国准有诗人，孱弱的诗人，土生土长的诗人——然而终究不是屠夫。或者仅是肉食的一道配菜？）
他懒得游回对岸，慢悠悠地走在湖边的小径上。在一面宽阔的沙土斜坡浸入湖水的地方，担惊受怕的松树支撑着浮动的堤坝，裸露出根部。还有几个人，下边的一片草地上躺着三具赤裸裸的尸体，白色的、粉红的、褐色的，恰似太阳行动之下的三种样品。再往前，沿着湖泊的弯曲部分，是一条蜿蜒泥泞的小径，下面暗得近黑的土沾在他的光脚板上，使他身心爽快。他重又爬上一座覆满松针的斜坡，穿过光影斑驳的树林朝他的秘密藏身处走去。一切都是欢快的、悲凄的、明亮的、幽暗的——他不想回家，可是现在已经到时候了。有一刻他躺在一棵老树旁，依稀觉得它曾经向他点头示意。“让你看一样有趣的东西。”一支小曲在林间响起，随即进入视线、疾速而行的是五位修女，黑衣衫白头巾——这支小曲，吟唱者半似女生，半似天使，久久萦绕在她们周围。第一位和第二位边走边俯身拔一朵羞答答的花儿（费奥多尔肉眼看不见，虽说他躺在近旁），然后敏捷地将其捋直，同时拔高到与其他花儿平齐的位置，凭借一个田园诗般的手势（拇指和食指触摸的一瞬间，其他手指优雅地弯曲），伴着节奏将这朵鬼花加在一束幽灵似的花中——浑似舞台上的场景。这一切事物中包含多少技艺，魅力和技艺又有怎样的无限性，什么样的一位导演隐匿在松树后面，一切计算得多么巧妙。她们稍稍偏离秩序地行走，然后又恢复正常的排列，前面三个后面两个，后面的一个短促地格格傻笑（典型的修道院式的幽默感），因为倏忽间前面一个有点儿兴奋过度，双手几乎是在一个无比美妙的音符上乱拨一通。歌声渐远渐弱，而另一只肩膀依然微倾，手指寻觅一根草茎。不过后者，仅仅摇了摇，继续在阳光下闪烁……以前这个发生在何处——什么曾经挺直腰肢开始摇曳？现在她们全都从林间离去，穿着缀有纽扣的布鞋。几个半身赤裸的小男孩，佯装在草丛中找一只球，粗鲁呆板地重复一小段她们的歌（用的是音乐家所说的“小丑吟唱副歌”的腔调）。为它配备了怎样的服装布景和道具！有多少劳动投入这轻松短暂的场景，投入这机敏熟练的横越，什么样的肌肉裹在那看似厚重的黑布下面，代人祈求的祷告结束之后将换上质地轻薄的芭蕾舞长裙！
一朵云挡住了太阳，树林里的光线飘忽不定，渐渐变得越来越暗。费奥多尔走到他留下衣裳的那片隙地。拨开一簇向来体贴入微地掩蔽它们的灌木，他在下面的洞里仅仅寻见一只帆布胶底运动鞋。他的旅行毛毯、衬衫和长裤都已消失。有一则故事，大意是一位不小心从车窗失落一只手套的旅客赶紧抛出它的伴侣，这样发现它们的人至少能有完整的一双。照目前的情况，窃贼的行径正好与之相反。那双破烂不堪的运动鞋兴许对他无甚用处，不过为了取笑受害者，他拆散了这一对。此外，还在鞋里留下一张报纸的残片，上面有一个铅笔签名——“非常感谢”。
费奥多尔四下信步闲逛，没有发现任何人、任何东西。那件衬衫领边袖口已经磨损，丢了他并不在乎，只是他有些心疼那块彩格呢旅行毛毯（大老远地从俄国买来）和最近刚买的那条优质法兰绒长裤。跟长裤一起遭窃的有二十马克，两天前取出来的，多少应付一部分房租。另外丢失的还有一小截铅笔，一块手帕，一串钥匙。最糟糕的兴许是后者。如果家里正好没人，十有八九会是这样，那就不可能进入公寓。
一朵云的边缘开始燃烧，发出耀眼的光芒，太阳跃出云层。它释放出无比炽热、带来福祉的能量，致使费奥多尔忘记自己的烦恼，躺在苔藓上仰望第二个硕大无朋的雪白的巨物渐渐临近，它一边前进一边吞噬蓝色。太阳平稳地滚进云团，它的适于葬礼的烈焰边缘在它滑过白色积云之际不停地颤抖和爆裂。接着，它找到一条出路，首先射出三道光线，继而扩展，使眼睛里充斥着斑驳的火花，同时开始排斥眼睛（于是无论你将目光投向何方，都有多米诺骨牌的图形从眼前掠过）。随着光线变强或变弱，树林里的所有阴影呼吸着，上下起伏。
偶然让他略感宽慰的是这样的事实：由于西奥果列夫明天要离开此地去丹麦，因此会多出一串钥匙——意味着他可以对他那串钥匙的丢失只字不提。离开，离开，离开！他想象着最近两个月他不断想象的事情——开始（明晚！）与济娜的充实生活——那种放松，那种满足。与此同时，一团裹住太阳的云，膨胀，扩展，带着隆起的青绿色筋络，孕育雷电的根部一个火烧火燎的疥疮。它那笨拙臃肿的庞大身躯巍然矗立，拥抱他、天空和树。接受这种压力似乎是人无法承受的一种怪异的喜悦。一缕轻风掠过他的胸脯，他的激情缓缓消退。空气变得昏暗窒闷，应该立刻赶回家。他重新在灌木丛下摸索一阵，耸耸肩膀，收紧行李箱上的皮带——动身踏上归途。
当他离开树林开始横穿马路时，光脚板底下柏油的黏性给他一种愉悦的新奇感。走在人行道上也挺有趣。梦境的轻浮。一个头戴黑毡帽的上了年纪的行人，停下脚步，回头目送他走远，吐出一句粗鲁的议论。随即，作为幸运的补偿，一位双目失明的男子，膝上搁着一架六角手风琴，背倚一堵石壁而坐，小声嘟囔着乞求施舍，挤出不规则的乐声，似乎这样没什么不妥（这很怪，不过——他明明听出我光着脚）。两名上学的男孩朝这位赤身裸体的行人大声嚷嚷，同时骑着车经过他身边，紧贴着一辆有轨电车的屁股。一群麻雀返回两道车轨之间的草皮，它们刚刚给哐啷哐啷的黄色电车吓得魂飞魄散。雨滴开始坠落，好像什么人正将一枚银币贴在他身体的不同部位上。一位年轻的警察离开一个书报摊，来到他面前。
“不准你这样在市内走来走去。”他说着，两眼直勾勾地盯着费奥多尔的肚脐。
“我的东西全给人偷了。”费奥多尔简单地解释说。
“不可能发生这种事。”警察说。
“是不可能，不过它确实发生了。”费奥多尔点点头说（几个过路行人已经在他们身边停下脚步，倾听这场对话）。
“无论你是否遭劫，不准你赤身裸体地在大街上乱走。”警察说，平添了几分愠怒。
“是这理，不过我总得走到出租车站吧——不是吗？”
“这副模样不行。”
“很遗憾我无法化成烟或变出一套衣裳来。”
“告诉你，不准你这样走来走去。”警察说。（“闻所未闻的恬不知耻。”从后面传来什么人粗声大气的评论。）
“要是那样的话，”费奥多尔说，“就得劳驾你替我叫一辆出租车，我待在这儿。”
“裸身站立也是不允许的。”警察说。
“那我脱掉短裤，模仿一尊塑像？”费奥多尔提议道。
警察掏出笔记本，猛地将铅笔拔出笔套，一失手铅笔落在人行道上。某个工匠谦卑地俯身将它拾起。
“姓名？地址？”警察怒气冲冲地问。
“费奥多尔·戈杜诺夫·切尔登采夫伯爵。”费奥多尔答道。
“不准耍花招，告诉我你的姓名。”警察大声咆哮。
另一名警察来到现场，警衔高他一级，询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的衣裳在树林里给人偷了。”费奥多尔耐心解答，蓦地觉得自己被雨淋得全身透湿。一两个行人在一道凉棚的掩蔽下跑起来，一个紧挨他的胳膊肘站着的老太太撑起雨伞，险些剜出他的一只眼珠子。
“谁偷的？”警察小队长问道。
“不知道，再说，我也不在乎，”费奥多尔说，“眼下我想回家，却被你们扣押在这儿。”
雨骤然变急，扫过柏油路。它的整个表面仿佛布满蹦蹦跳跳的小蜡烛。两个警察（被雨水淋皱涂黑）大概已将暴雨视为一种环境，它使游泳裤变得即便不适宜、至少也是可接受的。年轻一些的警察再次企图获得费奥多尔的住址，可是他的上司却挥挥手。他们两人稍稍加快均匀的步速，从一家杂货店的凉棚下转身离去。闪亮生辉的费奥多尔·康斯坦丁诺维奇迅速穿过哗哗泼洒的雨水，拐一个弯，飞快地钻进一辆轿车。
到家后吩咐司机在门外等候，他摁响晚上八点前自动开启前门的门铃，匆匆奔上楼梯。他被玛丽安娜·尼古拉芙娜迎进客厅。里面全是人和杂物：西奥果列夫穿着衬衫，两个伙计正在捣鼓一只木箱（里面看样子是一台收音机），一位面容清秀的女帽设计师，身旁放着一只帽盒，一卷电线，一堆从洗衣房取回的内衣裤……
“你疯了！”玛丽安娜·尼古拉芙娜嚷道。
“看在上帝的分上替我付出租车费。”费奥多尔说着，扭动他冰冷的身子穿过在场的人和杂物——临了，跨过几只行李箱组成的屏障，磕磕绊绊地走进自己的房间。
那天晚上他们聚在一起吃晚餐，稍后将到的有卡萨特金夫妇，波罗的海男爵，其他一两位……餐桌上费奥多尔将他的不幸遭遇添枝加叶地叙述了一番。西奥果列夫开怀大笑，玛丽安娜·尼古拉芙娜想了解（不无缘由地）那条长裤里有多少现金。济娜只是耸耸肩，用异乎寻常的坦率口吻敦促费奥多尔喝些伏特加，显然担心他着凉感冒。
“嘿——我们的最后一晚！”鲍里斯·伊万诺维奇说着，心满意足地笑了一阵。“祝你好运，先生。有人几天前告诉我，你快速写完一篇恶语中伤彼得拉舍夫斯基的文章。难能可贵。我说，老婆，那儿还有一瓶，我们喝了没啥意思，还是给卡萨特金两口子吧。”
“……这么说你打算继续做孤儿，”他继续说，同时开始对付意大利色拉，带着十足的醉意狼吞虎咽，“照我看我们的济娜伊达·奥斯卡洛芙娜不会很好地照顾你。嗯，公主？”
“……是的，就是这么回事，我亲爱的老兄，意想不到遇背运，国王如今成下人。我从不认为命运之神会朝我展颜微笑——但愿交好运[279]，但愿交好运。唉，去年冬天我反复琢磨该怎么办。勒紧裤腰带呢，还是拿玛丽安娜·尼古拉芙娜卖几个钱？你我同住了一年半的时间，我说这话请勿介意。明天我们分手——兴许永无重逢之日。人受命运捉弄。今朝逍遥快活，明朝得过且过。”
晚餐结束，济娜下楼开门迎进房客之后，费奥多尔悄无声息地退回自己的房间，风雨为那里的一切注入了活力。他虚掩上那扇竖铰链窗，但是片刻之后黑夜说：“不可。”它带着一种天真的执拗劲儿，暗中不屑一顾的神气，撞击着进入屋里。“我十分欣慰地获悉塔妮娅生了一个小姑娘，我真为你和她感到高兴。几天以前我给塔妮娅写了一封抒情诗般的长信，不过我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因为上面的地址写错了。我写的不是‘122’，而是其他数字，不假思索地，正如我以前曾经做过的那样，我不知道这为何发生。那个地址你写过不知多少遍，丝毫不爽，忽然你犹豫起来，你仔细注视它，发现自己对它没把握，它似乎变陌生了——真奇怪……你知道，就像看一个简单的词儿，比方说‘天花板’，看着看着就像‘干花板’或‘天化板’，直到最后变得完全陌生，野蛮，恍若‘大花阪’或‘天笔返’。[280]我以为有朝一日整个人生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不管怎样，但愿塔妮娅得到的一切都是愉快的，绿色的，犹如莱希诺的夏季。明天我的房东夫妇要出远门，我高兴得不知所措。不知所措——一种令人无比快慰的情形，犹如在屋顶上过夜。我将在阿伽门农大街再待一个月，然后搬到别处。我不知道结果会怎样。顺带说一句，我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传》非常畅销。究竟是谁告诉你布宁说过它的好话？此时它们在我看来已经像是古代历史，我写书时的殚精竭虑，那一次次的心潮澎湃，对钢笔的维修护理——眼下我空空荡荡，干干净净，准备接纳新的房客。你瞧，格鲁内瓦尔德的太阳把我晒得像吉卜赛人一样黑。某样东西正开始成形——我考虑写一部传统小说，带有某些‘模式’的爱情，命运，对话……”
门忽然打开。济娜探进半个身子，顾不得松开门把手，将什么东西掼在他的书桌上。
“把这钱付给房东。”她说。她觑了他一眼，旋即消失。
他摊开那张钞票。两百马克。这个数目似乎很庞大，但是瞬间的计算表明它仅够付上两个月的欠账——八十加八十，三十五马克用于下个月，从现在开始不包伙。但是当他凝神寻思时，一切都变得莫名其妙，上个月他没吃过一顿午餐，不过另一方面他顿顿都能吃到比较丰盛的晚餐。此外他还在那段时间捐献了十（抑或十五）马克。他还欠着打电话的钱，以及其他一两笔微不足道的款项，诸如今天的出租车车费。解决这个难题超出他的能力，使他感到厌烦。他把钱塞到一本词典下面。
“……带有对大自然的描写。我很高兴你正在重读我写的东西，不过现在到了忘掉它的时候——它不过是一篇习作，一次尝试，学校放假前的一篇小品文。我一直非常惦念你，也许（我重复一遍，我不知道它将怎样……）我打算来巴黎看你。总之明天我将遗弃这个国家，像头痛一样实难忍耐的国家。这里的一切在我眼里面目可憎，与我格格不入。这里一部关于乱伦或某一垃圾题材的小说，某个卖弄辞藻、使人恶心、伪装野蛮的战争故事被视为文学之巅。这里其实没有文学，而且此种状况由来已久，这里拨开那极为单调、极为民主的沉闷压抑——又是伪装——的浓雾，出现在你眼前的是同样破旧的长统靴和钢盔。在这里的文学中，我们民族被强加的‘社会意图’已经被社会机遇取代——等等，等等……我可以继续写很多——有趣的是，五十年前每个拎着皮箱的俄罗斯思想家曾草草记下相同的内容——一个再明显不过、以致变得甚至陈腐乏味的指控。早些时候，另一方面，在上个世纪中期的黄金岁月，天哪，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小小的舒适宜人的德国’——砖砌的村舍，孩子们去上学，农民不用棍子打他的马……别急，他自有一套折磨它的德国方式。在一个温暖的隐蔽处，用烧红的烙铁。是的，我早应离开，但由于某些个人环境（更不用提我在这个国家美妙的独居与周围冷冰冰的世界之间绝妙有益的反差。你知道，寒冷的国家的住宅比我们温暖的南方住宅，绝缘保暖性能较好），不过就连这些个人环境也能出现这样一个转折，以致我也许将很快离开这个禁锢人的国度。我们何时重返俄国呢？何等愚蠢的矫情、何等贪婪的呻吟将由怀着天真愿望的我们传达给俄罗斯民众！不过我们的思乡病不是历史造成的——仅仅是人性使然——怎么才能向他们解释呢？这事对我当然要比对另一个住在俄国以外的人容易，因为我断定自己将重返俄国。首先由于我带走了开启她的钥匙，其次由于，无论何时，一二百年间——我将生活在我的书里——或者至少是在某位研究者的脚注里。此刻你萌生一个历史性的希冀，一个文学性暨历史性的希冀……‘我渴盼不朽的声望——甚至渴盼它的世俗的阴影！’今天我给你写滔滔不绝的废话（滔滔不绝的思绪），因为我健康愉快——此外，所有这些都与塔妮娅的孩子有某种间接的联系。”
“你询问的文学评论杂志名为《灯塔》。这本杂志我手头没有，不过我想你可以在任何一家俄文书店找到。奥列格叔叔没来信。他什么时候寄出的？大概你记错了。好吧，就这样。多保重，拥抱你。夜晚，雨水悄然而落——它已经发觉它夜间的韵律，现在能持续到永恒的境界。”
他听见客厅里充满宾客出门的杂沓声响，听见某人的雨伞落地，被济娜召唤的电梯轰鸣着缓慢上行，然后停下来。一切复归寂静。费奥多尔走进餐室，西奥果列夫坐在桌边敲最后几只核桃，半边腮帮子在用力咀嚼，玛丽安娜·尼古拉芙娜在收拾桌子。她那胖乎乎的暗红色脸蛋，泛着光泽的鼻翼，紫色的眉毛，杏黄色头发在剃净的肥厚颈背上变成粗糙的蓝色，她蔚蓝的眼珠连同被睫毛膏玷污的眼角，将它的凝视短暂浸入壶底浑浊的渗流，她的戒指，她的深红色胸针，她肩膀上饰以花卉图案的方形披巾——所有这些加在一起构成了一幅质地粗糙但用浓艳色调信笔涂抹的图画，风格多少有些平庸。她戴上眼镜，取出一张写有数字的纸，这时费奥多尔问自己欠她多少钱。闻听此言西奥果列夫惊讶地蹙起眉毛。他早已断定他们将无法再从他们的房客那儿拿到一个子儿。本质上他是一个仁慈和蔼的人，昨天还建议妻子不要硬逼费奥多尔，而是过一两个星期从哥本哈根写信给他，扬言要跟他亲戚联系。结完账，费奥多尔从两百马克中留下三个半马克，转身回房睡觉。在过道里他遇见从楼下返回的济娜。“怎么样？”她问，将一只手指摁在开关上——一个半是询问、半是催促的感叹号，意思相当于：“你要从这儿过吗？我正要关掉这儿的灯，快点呀。”她裸露的臂膀上的凹痕，穿着天鹅绒拖鞋、裹着浅色丝绸的双脚，低垂的脸蛋。黑暗。
他上了床，开始枕着淅沥的雨声入眠。正如介于知觉与睡眠之间的一贯的情形，各种言辞的拒绝带着光芒和清脆的声响，强行闯入。“那个基督徒的夜晚的清脆响亮、喀嚓喀嚓的咀嚼，上方是一颗金黄色的星”……他谛听片刻，渴望聚拢它们，利用它们同时形成自己的思想：亚斯纳亚波利亚纳[281]消逝的光线，普希金之死，遥远的俄国……然而由于这不起作用，韵律的效果进一步扩展：“一颗正在坠落的星，一块正在巡游的橄榄石，一名飞行员的化身……”他的头脑越来越低地陷入鳄鱼般皱裂的头韵的地狱，陷入词语在阴间的合作性组织。通过它们荒谬的聚积，枕套上的一枚圆纽扣硌着他的脸颊。他翻过身，在漆黑的背景下，赤身裸体的人们跑进格鲁内瓦尔德湖，一个被灯光映亮的花押字，状若纤毛虫，循着对角线轻盈地滑向他眼睑下方视野的最高角落。他脑袋里某一扇紧闭的门后，他握住门把手正要转身离去。他的思想开始与某人讨论一个复杂且重要的秘密。然而门敞开一分钟，显示出他们的话题是椅子、桌子、马厩。霎时间，在渐趋浓密的雾团里，通过理智的最后一道收费口，传来一只电话铃的银色的战栗，费奥多尔翻身俯卧，下坠……战栗滞留在他指间，仿佛一根荨麻戳了他一下。在客厅里，济娜已经将听筒放回黑盒子，站立不动，看样子吓得不轻。“有关你的事情，”她压低嗓音说，“你以前的房东施托博伊夫人。她想让你赶紧过去，有人在她住的地方等你，快点。”他套上一条法兰绒长裤，气喘吁吁地走上大街。柏林每年这时候总有某种与圣彼得堡的白夜相仿的东西：天空灰暗而清澈，一座座房屋滑过身边，浑似肥皂泡映出的幻景。几个夜班工人已经破坏了街角的人行道，行人得缓缓走过一块块石板之间的狭窄通道，每人在入口领到一盏小灯，走到出口时得将它挂在拧入一根柱子的铁钩上或者干脆搁在人行道上的空牛奶瓶旁。放下灯后，他急急跑过几条昏暗无光的街道，某件难以置信、仿佛喜从天降的预感在他的心头激荡，幸福和恐惧像雪花一般混杂着簌簌落在他的心坎上。黑暗中，一群戴着墨镜的盲童成双结对地走出一座学校大楼，经过他身边。他们晚上学习（他们就读的学校为了节俭陷入黑暗，白天容纳眼睛看得见的孩子），陪伴他们的牧师酷似莱希诺乡村学校的校长贝奇科夫。倚着一根灯柱，耷拉着毛发蓬乱的脑袋，裹在条纹灯笼裤里一双镰刀似的腿呈八字形张开，双手插进裤兜，站在那儿的是一个枯瘦的醉汉，仿佛刚刚走下一份破旧的俄罗斯讽刺画报的纸页。俄文书店依然亮着灯——他们向夜间出租车司机供应书刊。隔着黄色的不透明玻璃，他发现了米沙·别列佐夫斯基的轮廓，他正将皮特里[282]的黑色地图册递给什么人。晚上工作肯定很辛苦！他刚到达他先前常去的地方，激情便重新开始鞭打他。他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卷成一捆的旅行毛毯沉甸甸地压着他的手臂——他得加快，可又想不起街道的布局，灰黑的夜晚使一切混沌不清，像在一张底片上一样改变黑暗与明亮两部分之间的关系。没有人可以问路，每个人都睡觉了。前面赫然出现一棵杨树，后面是一座高大的教堂，一扇紫红色窗户分隔为若干个色彩绚丽的菱形。教堂里面在举行一场晚礼拜，一位身着丧服、眼镜和鼻梁间塞了棉球的老太太急着登上台阶。他找到自己的街道，不巧它尽头的一根柱子上一只戴了长手套的手，指示行人应从邮局所在的另一端进入，因为在这一端已经为明天的喜庆活动准备了一堆彩旗。不过他担心在兜圈子的过程中错过它，还有邮局——那是后话——倘若母亲尚未收到电报的话。他的目光匆匆掠过布告牌，电话亭，一个头发拳曲的掷弹兵，瞥见熟悉的住宅，几个工人已经将一块狭长的红地毯铺在人行道上，从门口一直延伸到路缘石，过去每逢举行舞会的夜晚，他们在位于涅瓦河堤畔的住宅门前也是这样。他匆匆跑上楼梯，施托博伊夫人随即将他迎进门。她满面红光，套着一件医院的白大褂——她曾经行过医。“千万别太激动，”她说，“快去你自己的房间，等在那儿。你得做好一切准备。”她以颤抖的嗓音补充道，一边把他推进他原以为今生永远不会走入的房间。他抓住她的胳膊肘，一时无法自持，但是被她扭动身子挣脱了。“有一个人来见你，”施托博伊夫人说，“他在休息……稍等片刻。”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房间的格局就像他一直住着的样子：壁纸上同样的天鹅和百合，天花板上装饰着同样美丽的西藏蝴蝶（比如那是一只贝蒂灰蝶）[283]。期待，敬畏，幸福的霜冻，阵阵啜泣，令人眼花缭乱的激情，他站在屋子当中动弹不得，倾听并注视着门口。他知道须臾间谁将进入房间，为自己曾经怀疑他的归来而感到吃惊：疑虑此刻在他仿佛具有一个智残者愚钝的偏执，一个野蛮人的怀疑，一个浑噩无知者的自鸣得意。他的心脏即将迸裂，浑似一个临刑前的犯人。不过同时这死刑又如此富有情趣，使得生命在它面前黯然失色，他不能理解他惯常体验的厌恶，尽管在仓猝构成的梦里，他曾唤起如今正出现在现实生活中的东西。霎时间，门剧烈颤动起来（另一扇遥远的门已经在它后面什么地方敞开），他听见一阵熟悉的脚步声，一种室内摩洛哥皮革踩出的低沉的声音。悄然无声但用惊人的力气将门骤然推开，门槛上站着他的父亲。他头戴一顶镶上金边的船形帽，身穿粗纺厚呢夹克，两只胸兜里分别揣着烟盒和放大镜。他的褐色面颊，两道清晰的沟纹从鼻翼两侧往下延伸，刮得异常光溜。下颌的一撮黑色山羊胡子里的灰色杂须像盐粒似的微微闪亮。他的两眼从密如蛛网的皱纹中间露出诚挚憨厚的笑意。可是费奥多尔站在那儿，无法挪动一步。他父亲嘀咕了一句，然而声音极低，不可能听出任何意思，尽管当事人约略知道此话与他的归来有关，无损、完整、真实、具有人性。即便如此，要靠近他还是挺可怕，以至于费奥多尔觉得只要进来的这个人朝他移动，他便会即刻殒命。后屋的什么地方回荡着他母亲的告诫性的痴狂笑声，而他父亲则发出软柔的咂咂声，嘴唇几乎没有翕动，和他过去做决定或在书页间寻觅什么时一样……然后他重新开腔——这重新意味着一切正常且简单，意味着这是真正的复活，意味着它不可能是别样，此外，意味着他满足于他的捕获物，他的回归，他儿子的那本有关他的书。最终一切变得容易起来，透进一束光，他父亲满怀喜悦地张开双臂。发出一声哀叹一声悲泣，费奥多尔朝他父亲跨出一步，在由棉夹克、大手和平整的胡髭柔软的刺戳凝聚而成的感觉里，涌起一股令人欣喜若狂、充满活力、如在天堂的巨大暖流，他的冰冷的心脏在里面消融。
起初，某某在某某之上的叠置，以及上升的、突突颤动的浅色条纹实在让人费解，犹如被遗忘的语言的单词与被拆下的引擎的零部件。这种毫无意义的交错纠结使他周身掠过一阵痛苦的寒战：我已经从坟墓里苏醒过来，在月亮上，在昏暗肮脏、虚无缥缈的地牢里。不过他脑中某个念头一转，定下神来，忙不迭地描绘真相——他明白此刻他正凝视着一扇半开的窗户，凝视窗前的一张桌子：这是与理智缔结的条约——描绘世俗习惯的戏剧效果和临时物质的装束。他将脑袋埋入枕头，试图抑制一种难以捉摸的感觉——温暖，奇妙，阐明一切。不过他做的新梦是一部缺乏创意的选辑，将白天生活的残存部分拼凑在一起，使它们与之相称。
早晨阴霾密布，颇有凉意，院子里的沥青表层上有几个灰黑色的水坑，你可以听见拍打地毯的单调难听的声音。西奥果列夫夫妇已经打点好行装。济娜已经去上班，约好在沃特兰德与她母亲一起吃午餐。幸好她们没有提议费奥多尔与她们共进午餐——相反，玛丽安娜·尼古拉芙娜，在她为穿着晨衣坐在一旁的他热咖啡的当儿，被公寓里临时露营地似的气氛弄得窘迫不安，提醒他贮藏室里留了一些午餐吃的意大利沙拉和咸肉。他们偶然发现，原来那个刚刚误拿了他们号码的倒霉的人儿，昨晚已经打来一个电话：这回他极为不安，真出了什么事——某桩仍然不为人知的事情。
鲍里斯·伊万诺维奇第十次将一双装有鞋楦的鞋子从一只旅行包挪进另一只，鞋子纤尘不染、油光闪亮。他对穿在脚上的东西总是特别挑剔。
然后他俩穿戴整齐地出了门，这时费奥多尔开始刮脸，开始进行颇有成效的长时间连续几次沐浴，剪脚指甲——顶顶惬意的是摸到一个紧贴的拐角下面，喀嚓！剪下的指甲迸满整个浴室。看门人敲门但无法进入，因为西奥果列夫夫妇用那把美国锁锁住了客厅门，而且费奥多尔的钥匙永远不见了。隔着信箱，啪哒一声弄响活动遮板，邮差扔进贝尔格莱德[284]的报纸《为了沙皇与宗教》，这是鲍里斯·伊万诺维奇订的，后来有人塞入（使其像船一样两头翘起）介绍一家新开张的理发店的广告传单。十一点半从楼梯上传来响亮的狗吠声以及阿尔萨斯狼狗狂躁不安地下楼的声音，此时它被人领着出去遛一圈。他手拿一把梳子走上阳台，看看天空是否正在放晴，可是尽管现在没下雨，天空依然是毫无指望的病态的白色——无法相信昨天人们还能够睡在树林里。西奥果列夫夫妇的卧室里凌乱散布着废纸片，一只衣箱敞开着——顶端一件梨状橡胶制品躺在一条薄薄的毛巾上。一个走街串巷的大胡子来到院子里，带着铙钹，一面鼓，一根萨克斯管——演奏着金属般的乐曲，伴随着美妙的旋律，牵着一只套上红色紧身衣的猴子——一只脚轻敲地面，同时发出丁零当啷的声音——然而没能够盖过雨点般抽打支架上的毯子的声音。谨慎地推开房门，费奥多尔参观济娜的屋子，这里他以前从未来过，怀着一种有幸搬进此屋的古怪感觉，他久久打量着轻快地滴答作响的闹钟，插在玻璃杯中、根茎上缀满水泡的玫瑰花，夜里变成床的长沙发，以及晾在暖气片上的长统袜。他吃了一口东西，坐在桌前，拿钢笔蘸一下墨水，冲着一张白纸发怔。西奥果列夫夫妇回来，看门人过来，玛丽安娜·尼古拉芙娜摔坏一瓶香水——他仍然坐在桌前俯看那张怒视他的白纸，直到西奥果列夫夫妇准备动身去车站时才回过神来。火车还有两小时才开，可是火车站离这儿很远。“我得说实话——我情愿在鸡叫时赶到那里。”西奥果列夫愉快地说着，一边捏牢衬衫袖口，以便套上大衣。费奥多尔试图帮助他（对方发出一声礼貌的惊呼，仅仅穿进一半便羞怯地躲开，蓦地射进角落里，蜷缩成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驼子）。随后他去向玛丽安娜·尼古拉芙娜告别，后者脸上露出一副奇怪地变化了的表情（仿佛她正在失去光泽，同时耐心地摆弄镜中的映像），正站在穿衣镜前戴上一顶配有蓝色面纱的蓝帽子。转瞬间，费奥多尔莫名其妙地替她感到惋惜，思索片刻之后，他主动提出去停车处叫一辆出租车。“好的，谢谢。”玛丽安娜·尼古拉芙娜说着，慌乱地奔向沙发去取手套。
谁知停车处没有一辆出租车，所有的车都已租出，结果他只得穿过广场四下寻找。当他终于乘车赶到公寓时，西奥果列夫夫妇已经自个儿提着衣箱下楼（“笨重的行李”已经在前一天托运），站在门口了。
“嗯，上帝保佑您。”玛丽安娜·尼古拉芙娜说着，用古塔胶似的嘴唇吻了吻他的额头。
“萨洛茨卡，萨洛茨卡，记住给我们发一份电报！”西奥列果夫模仿诗文作者鲍里斯嚷着，挥挥手，车子拐了个弯，一溜烟驶远了。
永别了，费奥多尔如释重负地想道，吹着口哨走上楼梯。
在这儿他才想起他无法进入公寓。掀起铜质邮箱活动遮板，凑近看到客厅地板上星星一样摊开的一串钥匙时，他尤其心烦：玛丽安娜·尼古拉芙娜随手锁上门后把钥匙朝后挪了挪。他以远比他刚才上楼时慢得多的速度走下楼梯。他知道济娜正打算从上班的地方去车站：鉴于火车将在两小时后离站，乘公共汽车得花一小时，她（和钥匙）将在三小时之后返回。街上风很大，一片灰暗。他没有地方可去，他从不单独进酒馆或咖啡店，他对它们深恶痛绝。他衣兜里有三点五马克。他买了些香烟，由于跟济娜见面的恼人的需要（眼下对他没有任何束缚）确实正在剥夺街上、天空中和空气里的所有光线和知觉，他匆匆赶到公共汽车势必停靠的拐角。他脚穿一双拖鞋，身上是一套老掉牙的皱巴巴的礼服，胸前斑斑点点，裤子上缺了一粒纽扣，膝盖鼓鼓囊囊，臀部有一块他母亲缝缀的补丁，这些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烦恼。他那晒得黝黑的肤色以及衬衫上敞开的领口赋予他一种我行我素的愉快感觉。
今天是某个法定假日。住宅的窗户外面悬挂着三种旗子：黑黄红三色旗、黑白红三色旗以及单纯的红旗；每一种意味着什么东西，最滑稽的是，这种东西能够激发某人内心的骄傲或憎恨。有大旗有小旗，缚在短旗杆或长旗杆上，只是这种公民兴奋之情的展现没有给城市增添任何魅力。在陶恩齐恩大街，他乘坐的汽车遭到一列情绪低落的游行队伍的拦截。缠着黑色裹腿的警察乘坐一辆缓缓行驶的卡车殿后，在那些旗帜当中有一面绣着一句俄文题词，上面有两个错误：serp（镰刀）被误写成serb，molot（锤子）被误写成molt。他蓦然想起俄国的官方假日，身穿下摆很长的大衣的士兵，对坚挺的下颌的膜拜，巨大的标语牌上一句叫嚣着、用滥了的套语，裹着列宁的衣帽，在愚蠢的喧嚣、无聊乏味的定音鼓声、取悦奴隶的壮观场面中夹杂着廉价真理的短促尖叫。那就是无休止的、在其尽兴时愈发丑陋怪异的霍登广场加冕典礼[285]的一次重演，连同免费赠送的糖袋——瞧瞧它们的容量（此刻比先前大出许多）——还有组织得豪华气派的死尸迁葬……哦，让一切成为过去，被人遗忘。两百年后一位雄心勃勃的失败者将把他的失意再度发泄在一个憧憬美好生活的傻瓜身上（倘若我的王国不来的话，在那个王国人人严守内心的秘密，没有平等但也没有当权者——可如果你不需要它，我既不坚持也不在乎）。
波茨坦广场总是被城市建设搞得面目全非（哦，那些旧时明信片上的它，一切都是那么宽敞，敞篷四轮马车夫神情愉快，腰带束紧的女士们的裙裾在尘土里拖曳——不过还有同样的胖乎乎的卖花姑娘）。菩提树下假冒的巴黎人。这条街后面几条商业街的狭窄。桥梁，游艇，海鸥。二等、三等、一百等旅馆的死眼睛。再行驶几分钟，终于到达车站。
他瞥见身穿原色哔叽呢衣、头戴小白帽的济娜正跑上台阶。她跑的时候，用两只粉红色的胳膊捂住两肋，腋下夹着手提包。他赶上她，搂住她的半个身子，她转过脑袋，露出他们幽会时她一向用来迎接他的温柔朦胧的微笑和悲喜交集的目光。“听着，”她说，语气有些慌乱，“我迟到了，咱们快跑吧。”可他回答说他已经跟他们说过再见，宁愿在外面等她。
低垂的太阳歇在屋顶后面，似乎已经从遮蔽天幕其余部分的云层里坠落（但是这些云此刻非常柔软，游离在外，仿佛是用正在融化的波浪形曲线绘在淡绿色天花板上的）。那儿，在那条狭缝里，天空正在燃烧，对面的一扇窗户和几个金属字母镶上了古铜色的光辉。一个搬运工颀长的身影，推着一辆独轮车的身影，被那片阴影吞噬但在拐弯处又清晰地凸出，形成一个尖锐的角度。
“我们会想你的，济娜，”玛丽安娜·尼古拉芙娜隔着车窗说，“可是无论如何你得在八月份去度假——兴许你能永远留在那儿呢。”
“我想不会的，”济娜说道，“哦，对了，我今天把我的钥匙给了你。别把它们带走，拜托。”
“我把钥匙留在客厅里……鲍里斯的钥匙在书桌里……没关系，戈杜诺夫会让你进门的。”玛丽安娜·尼古拉芙娜宽慰地补充道。
“哦，哦。但愿一切顺利，”鲍里斯·伊万诺维奇在他妻子浑圆的肩膀后面说着，两只眼睛滴溜溜地转。“嗯，津卡，津卡[286]，你只管过来骑自行车，痛饮牛奶——那种生活可真带劲！”
火车一阵颤抖，开始徐徐移动。
玛丽安娜·尼古拉芙娜长时间不停地挥手。西奥果列夫像乌龟似的缩回脑袋（已经坐下来，兴许还发出一声俄式嘟哝）。
她蹦蹦跳跳地跑下台阶——她的包此刻吊在她的手指上，当她奔向费奥多尔时，夕阳的余晖使一缕古铜色的光晕在她的眸子里欢快地跳荡。他俩热烈地亲吻，仿佛长期别离以后她从远方刚刚赶到这里。
“我们现在去吃点晚饭吧，”她说着，挽起他的一只胳膊，“你肯定饿坏了。”
他点点头。该怎样解释呢？为什么有这种奇怪的尴尬——而不是我孜孜以求的令人狂喜的那种任我尽情倾诉的自由？看样子我已经对她失去作用，或者无法使我自己和她，那个从前的她，适应这种自由。
“你怎么啦——你好像有点不舒服？”沉默片刻之后，她打量着他说（他俩正朝公共汽车站走去）。
“跟那个‘开心鬼’鲍里斯分手挺让人难受。”他答道，想知道一个笑话能否缓解她的精神压力。
“大概是昨天的恶作剧闹的吧。”济娜说着，微微一笑，他从她的嗓音里捕捉到一丝神经高度紧张的语气，以其特有的方式类似于他自己的窘迫，就这样强调并加剧了这种窘迫。
“胡说。雨挺暖和的。我觉得很舒服。”
一辆汽车辘辘驶来，他俩登上车。费奥多尔用手掌上的钱买了两张票。济娜说道：“我明天才能领到薪水，因此眼下我只有两个马克。你手上有多少钱？”
“一点点。你给的那两百马克我只留下三点五马克，而且已经让我花掉一半多了。”
“不过我们吃晚饭的钱够了。”济娜说。
“你是不是特别想下馆子？我并不太想。”
“别介意，那你得受点委屈喽。现在健康的家庭烹调大体上已经不时兴了。我连一只煎蛋卷都不会做。我们应该琢磨怎样对付这些事情。不过眼下我知道一个很好的地方。”
几分钟的沉默。街灯和商店橱窗开始发出亮光。这种未成熟的光使街道看上去皱巴巴、灰蒙蒙的，不过天幕显得明亮而宽阔，日暮时分的碎云被装饰成一只火烈鸟。
“瞧，照片洗出来了。”
他从她冰冷的手上拿过照片。济娜站在她办公室门口的大街上，双腿紧紧并拢，一棵酸橙树躯干的阴影横贯人行道，犹如低垂在她眼前的一根吊杆。济娜侧身坐在窗台上，冠冕似的一圈阳光环绕着她的脑袋。济娜在工作，照片拍得很差，面部黝黑。不过为弥补这点，那部气派的打字机被置于前景醒目的位置，托架杆上闪烁着一丝光亮。
她把照片塞进包内，掏出电车票，将其插入塑料票夹，又掏出一面小镜子，对着它一阵端详，露出前排牙齿当中的补牙，把镜子放回包里，喀哒一声合上包，放到膝上，瞧瞧自己的一侧肩膀，拂去上面的一小撮绒毛，戴上手套，脑袋转向窗户——连续不停地做着这一切，五官处于运动状态，眨着眼睛，不停地咬和吮吸双颊的内壁。然而此刻她一动不动地坐着，挪开视线，白皙的脖颈上的道道青筋绷得紧紧的，戴着手套的双手搁在手提包泛着光泽的皮面上。
勃兰登堡门的狭道。
车子驶过波茨坦广场，就在他们接近运河之际，一位高颧骨、上了年纪的女士（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她），胳膊下夹着一只两眼暴突、浑身乱颤的小狗，忙不迭地冲向出口，摇摇晃晃的，像是在跟幽灵搏斗。济娜抬起头，朝她投去天使般的迅疾一瞥。
“你认出她了吗？”她问。“她是洛伦茨。我寻思她恨透了我，因为我从来不给她打电话。一个极其浅薄的女人，真的。”
“你脸上有一块脏斑，”费奥多尔说，“小心别碰到它。”
又是手提包，手帕，镜子。
“咱们得赶紧下车，”少顷她说，“你怎么啦？”
“没什么。我赞成。你愿意下，我们就下。”
“下吧。”两站过后她说，捏住他的胳膊肘，因为车子的颠簸重新坐下，终于起身，像捞鱼似的拖起她的手提包。
街灯已经有了足够的亮度，天空光线黯淡。街上驶过一辆满载年轻人的卡车，他们结束了某项以市民身份胡作非为的活动，挥舞着乱七八糟的东西，乱嚷一气。一个硕大的长方形花坛加上邻近的一条小径构成了一个没有长树的公园，公园正中是一片盛开的玫瑰花。公园对面一家餐馆（六张小桌）敞开的狭小场地和人行道被顶端覆盖着白色矮牵牛花的一道白色屏障隔开。
他们身旁一头公猪和一头母猪正在进食，招待的黑指甲浸入调味汁。昨天，一片生了疮的嘴唇贴着我的啤酒杯的金边……淡淡的愁雾笼罩着济娜——她的面颊，她眯缝着的双眼，她喉部的凹陷处，她脆弱的锁骨。她的惆怅又因为她香烟淡淡的烟雾平添了几分。行人曳足而行的脚步声似乎打破了越发浓重的黑暗。
刹那间，在袒露的夜空，高高地……
“瞧，”他说，“多美哟！”
一枚镶有三粒红宝石的胸针轻盈地掠过黑色的天鹅绒面——实在太高，甚至连引擎的声音也听不见。
她微微一笑，双唇微启，朝天空仰视。
“今晚？”他问道，也把目光投向天空。
只是在此刻，他刚刚进入他曾经向自己预示的多种感情的序列，便一本正经地想象他们将如何悄悄摆脱两人幽会时渐渐成为习惯的一种束缚，即便这种束缚是基于某种矫揉造作，某有煞有介事。眼下似乎不可思议的是，在那四百五十五天当中的任何一个日子里，她和他为什么没有干脆搬出西奥果列夫的公寓住到一起。不过同时，他在头脑基本清醒的状态下，知道这个表面上的障碍仅仅是一个借口，仅仅是命运的一种惹人注目的手段，它匆匆筑起第一道现成的屏障，以便同时从事需要进展迟缓、重要且复杂的秘事，而这种迟缓似乎取决于自然的阻碍。
潜心思索命运的手段（在这个白色的、被照亮的狭小场地里，在济娜金色的周围，在矮牵牛花被切割的光辉背后温暖而凹陷的黑暗的参与下），他终于发现了一个线索，一个隐匿的灵魂，一个为他那部几乎尚未考虑过的“小说”想出的点子。他在昨日给他母亲写的信中对此已简略提及，仿佛它真是他的幸福的最好、最正常的表达——同时还在一个更加通俗的版本里对它加以表达。借助于这些事物：空气的轻柔，街灯下三片翡翠色酸橙树叶，冰冷的啤酒，马铃薯泥的月亮火山，模糊的语言，脚步声，云朵碎片间的星辰……
“我想做一件事，”他说，“这件事类似于命运为我俩做的工作。想想看，命运怎样在大约三年半之前开始着手……撮合我们的第一次尝试是多么粗糙与沉重！比方说那次搬运家具，我从中窥见命运某种炫耀的成分，某种‘不遗余力’的成分，因为将洛伦茨一家和他们的所有行李物品搬进我刚刚租下一个房间的公寓是多么费事！这个主意不够巧妙：试图通过洛伦茨的妻子安排我俩见面。为加速事情进展，命运领来罗曼诺夫，他打电话邀请我去他住处参加一个聚会。但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命运出了一个纰漏：媒介选得不对。我讨厌罗曼诺夫，于是得到一个相反的结果。由于他的缘故我开始回避洛伦茨夫妇的一位熟人——于是整个笨重的结构遭到毁灭，命运手上只剩下一辆家具搬运车，花销也没有收回呢。”
“当心，”济娜说，“这番批评可能会惹她生气，促使她实施报复。”
“耐心听下去。命运进行了第二次尝试，这回比较简单，但是成功的把握更大，因为我需要现钱，本该抓住别人提供的工作——帮助一位素不相识的俄国姑娘翻译一些文件，但是这一回又没有奏效。首先因为恰尔斯基律师原来也是一位不合适的中间人，其次因为我不喜欢从事将俄文译成德文的工作——于是它再度受挫。最后，在这次失败之后，命运决定不再冒险，而将我安置在你住的地方。她没有选择第一位来人作为中间人，而是选择了我们所喜欢的积极张罗此事、同时不容我回避的人。在最后一刻，的确，发生了一个故障，把一切都搞砸了。由于她的仓促——抑或吝啬，命运没有让你在我上门时露面。当然，在与你继父聊了五分钟之后——命运不小心把他放出囚笼——我决定不要这个我从他身后瞥见的毫无吸引力的房间。接着，命运计穷智短，无法当即让你露面，只能向我展示椅子上你那件稍稍发蓝的舞会礼服，作为最后一次绝望的努力。说也奇怪，我自个儿说不出是怎么回事，反正这次努力获得了成功，我可以想象命运肯定发出了一声如释重负的叹息。”
“不过那不是我的衣裳，是我侄女拉伊萨的——她心眼挺好可是样子太丑——我寻思她把衣裳留给我，是想让我拆掉上面的什么，或者把什么缝上去。”
“不过那还是挺有心计的。真是足智多谋！自然界和艺术中最有魅力的事物建立在欺骗的基础上。喏，你知道——它始于一阵不顾后果的冲动，以绝妙的点睛告终。那不就是一部杰出小说的情节吗？多么出色的主题！只是它一定得通过浓密的生活逐渐积聚，并且被这种生活掩盖、包围——我的生活，我的职业激情和职业烦恼。”
“不错，可是那样的结果是一部将好朋友统统处决的自传。”
“嗯，我们不妨假设我如此调整、歪曲混淆、重新咀嚼再吐出一切，加上自个儿的调味品，使这些东西充满我自己，致使这部自传只剩下尘埃——当然，是那种使天气呈现最深的橘黄色的尘埃。我目前不会写它，我得花很长时间准备，兴许得好几年……不管怎样，我将先做别的事情。我打算用自己的风格翻译一位法国哲人的某部作品，以便实行对词语的绝对专政，因为在我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传》里，它们还在闹着要选举。”
“那真是妙不可言，”济娜说，“我非常喜欢它。我觉得你是一位前所未有的伟大作家，俄罗斯一定会苦苦思念你——在她为时过晚地恢复理智之后……不过你爱我吗？”
“我现在说的其实就是一种爱情宣言。”费奥多尔答道。
“‘一种’还不够。你知道我有时可能会为了你难受到发狂的地步。不过总的看来这不算什么，我准备勇敢地面对这种情况。”
她微微一笑，睁大眼睛，眉毛上扬，身子在座椅上稍稍后倾，开始在自己的面颊和鼻子上扑粉。
“哦，我必须告诉你——真了不起——他有一个著名的段落，我想我能一口气背下来。所以别打断我，一段基本符合原意的翻译：从前有一个人——他像一位真正的基督徒那样生活。他做了大量好事，有时通过语言，有时通过行为，有时通过沉默。他节制饮食。他喝山谷里的泉水（这很好，对吧？）。他培养静思和审慎的精神。他过着一种纯粹的、艰难的、明智的生活。可是当他意识到死亡将临时，他没有考虑死，没有流下悔悟和悲哀地辞别人世的泪水，没有请僧侣和身穿黑衣的公证人上门，而是邀请客人出席一场盛宴，包括杂耍艺人、男演员、诗人、一群舞女、快活的托伦伯格学生和一位来自塔甫洛巴那的旅行者。在美妙悦耳的诗篇、面具和音乐中，他喝光一杯酒后死去，脸上浮现出一丝无忧无虑的微笑……太棒了，对吧？如果哪天非死不可，我希望就像他那样死去。”
“只是得去掉舞女。”济娜说。
“咦，那只不过是快活同伴的一个象征……也许现在我们可以走了？”
“我们得付账，”济娜说，“叫他过来。”
付完账他们还剩下八芬尼，包括一两天前她从人行道上拾起的那枚发黑的硬币。它将带来好运。他俩沿着大街往前走去，他觉得一阵战栗倏地掠过脊背，重新感到那种精神上的束缚，不过此刻换了一种不同的、懒洋洋的形式。这是一段通往公寓的二十分钟慢行。空气，黑暗，开花的椴树发出的甜蜜的芳香，在他胸腔底部产生了一种吸吮引起的痛楚。这股芳香在一棵棵椴树间逐渐消散，正被一缕黑色的新鲜气息所取代。接着，在另一片天宇下面，将再度聚集一块令人窒息的乌云。济娜会说，同时收紧鼻孔：“哦，闻闻这股味儿。”黑暗中那股气息将再度消散，代之以浓郁的蜜香。它今晚真会发生吗？它现在真会发生吗？极乐狂喜的沉重和威胁。当我与你一道步行之际，走得如此缓慢，我扶着你的肩膀，周围的一切轻微晃漾，我的脑袋嗡嗡作响，我觉得自己正拖着双腿。我左边的拖鞋已经脱落，我们在薄雾中爬行，游荡，缩小——此刻我们几乎完全消融……有朝一日我俩将想起这一切——椴树，墙上的阴影，一只鬈毛狗的未修剪的爪子敲击黑夜的石板路。还有那颗星星，那颗星星。这儿是广场，黑暗的教堂和它的钟面闪烁的黄光。这儿，在街拐角，是公寓。
别了，我的书！像凡人的眼睛一样，想象之眼终有合上的那一天。奥涅金将站起身——他的缔造者却已走远。然而耳朵无法作别音乐，听任故事渐渐消逝。命运之弦将继续颤动。没有什么可以妨碍圣者存在，尽管我已收尾：我的世界的影子逾越了书页，如次日的晨霾一般青灰——这也不是收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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