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孙子曰：兵者（1），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2）。

    故经之以五事（4），校之以计而索其情4：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5）。地者，高下、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6）。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7）。凡此五者，将莫不闻（8）。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9）？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

    将听吾计（10），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计利以听（11），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12）也。

    兵者，诡道也（14）。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14），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15），不可先传也。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16），得算多也（17）；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注释】

    （1）兵：本义为兵械，后引申为兵士、军队，这里指战争。

    （2）察：考察，研究。

    （3）五事：指道、天、地、将、法。经，指分析。

    （4）校：通“较”，比较；计，指“七计”；情，指情况。

    （5）阴阳：指昼夜等天时气象的变化；寒暑，指气温的不同；时制即为“时节”，指四季时令的更替。

    （6）智、信、仁、勇、严：指将帅的智谋，赏罚有信，爱抚士卒，勇敢果断，军纪严明等。

    （7）曲制：指军队组织编制方面制度；官道，指各级将吏的职责区分、统辖制度；主用，军用物资的管理。

    （8）闻：知道，了解。

    （9）孰：谁，这里指哪一方。

    （10）将：作为“听”的助词，意为如果听从我的计谋。

    （11）通“已”。听，听从，采纳。

    （12）权谋，应变之意。

    （13）诡诈，奇诡。

    （14）挑逗，激怒。

    （15）高超的境界。

    （16）古时兴师前，要在庙堂里举行军事会议，谋算作战计划，叫“庙算”。

    （17）计数用的筹码，这里指胜利的条件。

    【译文】

    孙子说：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它关系到民众的生死，国家的存亡，不可不认真考察，仔细研究。

    因此，军事家们首先要从五个方面进行仔细的比较分析，来探求了解敌我双方的真实情况。这五个方面，一是政治，二是天时，三是地利，四是将才，五是法制。所谓政治，就是要让民众认同拥护君主的意愿，使得他们能够为君主而生，为君主而死，而不畏惧危险。所谓天时，就是指昼夜晴晦、寒冷酷热、四时节气的变化。所谓地利，就是指征途的远近、地势的险峻或平坦、作战区域的广阔或狭窄、地形对于攻守的益处或弊害。所谓将才，就是说将帅要具备足智多谋、赏罚有信、爱抚部属、勇敢坚毅、严于律己等品质。所谓法制，就是指军队组织体制的建设，各级将吏的管理，军需物资的掌管。以上五个方面，身为将帅者不能不了解。充分了解这些情况，就能打胜仗。不了解这些情况，就不能打胜仗。所以必须通过对双方七种情况的比较，来求得对战争情势的认识：哪一方君主政治清明？哪一方将帅更有才能？哪一方拥有天时地利？哪一方能够贯彻法令？哪一方武器装备精良？哪一方士卒训练有素？哪一方赏罚公正严明？我们根据这一切，就可以判断谁负谁胜。

    若能听从我的计谋，指挥作战就一定会取胜，我就留下。若不能听从我的计谋，指挥作战就必败无疑，我就告辞离去。筹划的方略已被采纳，还要设法造成一种态势，用来辅佐战略计划的实现。所谓态势，即依凭有利于己的条件，采取灵活机动的应变措施，掌握战场的主动权。

    用兵打仗是一种诡诈奇谲的行为，因此必须做到：能打，却装作不能打；要打，却装做不想打。明明要向近处，却装做要向远处；实际要向远处，却装做要向近处；敌人贪利，就用小利引诱他；敌人混乱，就乘机攻取他；敌人力量充实，就注意防备他；敌人兵卒强锐，就暂时避其锋芒；敌人暴躁易怒，就设法挑逗扰乱他；敌人卑怯谨慎，就设法离间分化他。要在敌人没有防备处发动进攻，在敌人意料不到时采取行动。所有这些，正是军事家指挥艺术的奥妙精髓，是不可预先传授说明的。

    凡在开战之前就预计能够取胜的，是因为筹划周密，胜利条件充分；凡在开战之前就预计到不能取胜的，是因为筹划不周，胜利条件缺乏。筹划周密、条件充分的就能取胜，筹划不周、条件缺乏的就无法取胜，更何况不作筹划、毫无条件呢？我们依据这些因素来观察分析，那么胜负的结果也就显而易见了。

    战争啊，是不该轻易动用的人间凶器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古人说，兵者，乃是人间凶器，不得已而用之。

    不知有多少人懂得这句话的沉重。只知道，人们很喜欢谈兵。

    这么干着实潇洒：古人挥麈谈兵，儒雅十足，一派清高气象；到了今天，人们更是喜欢哥儿几个聚在一起，在酒酣耳热之际诉诸言语与想象，把人类史上所有发生过的大战重打上一遍，于七嘴八舌之间论证各种战略战术上的可能性，“如果拿破仑的北方军团能及时出现”，“如果希特勒的闪电突击没有成功”，“如果当年拿下台湾”……无数“如果”如果真的实现，世界版图无疑是应该重新划分的。无怪古人说，“天发杀机，移星易宿，地发杀机，龙蛇起陆，人发杀机，天地反复”。

    人们论战，并不仅仅满足对历史的蹂躏，当代也颇有可让人发挥的大好机会。君不见，当某大国开进占领国时，举国百姓万人空巷，围聚在荧光屏前，听某位军事专家就战术角度摇头晃脑、评首论足，其指点江山、运筹帷幄之态可圈可点。

    向来书生好谈兵，只要他们不掌军权，就算在想象中踏平庐山炸毁地球，也都无伤大雅，敬请随意。不过，若是他们得到了将想象化为现实的机会，噩梦也便开始了。

    战国时的赵括，谈兵法滔滔不绝，天下莫能当，怎么看都像是百年不遇的兵法奇才，他几乎迷住了整个赵国，连赵王也在内，只除了他的父亲名将赵奢。赵奢早已把话撂在那了：“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兵法是生死之道，而自己的天才儿子却毫无对杀伐应有的一份尊重，心态未免太过轻松了。

    结局已然妇孺皆知，就是这个纸上谈兵的赵括，在赵秦长平之战中惨败，四十余万赵国降卒被全部坑杀，只留下年幼者二百四十余人，作为心理战术震慑赵人之心。

    这一战，几乎所有的赵国普通家庭都失去亲人，母亲失去儿子，妻子失去丈夫，婴儿失去父亲。这页历史几乎是被血浸透的（捎带一句，此战中赵括并非一般人所想的那么脓包，他亲率赵兵冲击秦阵，秦军万弩齐发，赵括身中数十箭，犹呼向前，力战而死，这就是他本人谢罪的方式。可见赵括虽然幼稚，却仍是条汉子，应怪罪的确实是那位迷信天才少年的混账赵王）。

    再者如三国时的书生贾诩，为了保自己一命，几乎将整个东汉毁掉。

    当时董卓败亡，部下李傕、郭汜打算散伙，同为部下的贾诩急忙说，要是弃众单走，一个亭长就能抓住你们，倒不如召集所有部下，进攻长安，为董公报仇。要能成事，就借国家名义征讨天下；要是实在不行，再走也不晚。

    他这一计，促使李、郭合围长安城，城陷后“放兵掠长安老少，杀之悉尽，死者狼籍”。从此中央政府威信丧失殆尽，各地诸侯再也不把皇帝当回事儿。之后关东大乱，豪杰并起，东汉元气大伤，再未恢复。

    动荡与死亡的年代就此开始，乱世肇端，生灵涂炭，这一切却只不过是因为一个叫“贾诩”的人想活下去，他当初献计的动机是这样的：同样作为董卓的党羽，自己这个文弱书生若想在乱世之中全身保命，只能让有刀有力的人先冲上去，战火一起，死多少人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死的人不是自己。

    不仅仅是书生意气妄动刀兵，还有一些人，生来就带着杀伐之气，就像战争之神在人间的代理人，人们称他们为英雄。

    成吉思汗算得一个，他扬言，青草覆盖的地方都要成为他的牧马之地；而作为一个男子汉，最大乐事莫过于压服乱众和战胜敌人，将他们斩草除根，夺取他们所有的一切。他的一生都在致力于将自己的话进行到底，乐此不疲。于是，蒙古铁蹄踏遍伏尔加河两岸，欧洲人被吓得心惊胆战，他们的嘴里从此多了一个词——“黄祸”。

    以“武”为谥号的汉武帝刘彻，派李广利率（14万铁甲出征大宛，归来者仅剩万余，十几万生灵，只换回几匹出汗如血的怪马。

    梁启超说：“英雄，乃不祥之物也！”每个英雄都喜兵、喜战，一世功绩下都流着鲜血，累着白骨。喜兵，喜战，结果就是历史的日程上排满了战争，就像毛泽东词云：“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凡战必伤。

    流了太多的血，终有觉悟的人。

    宋太祖赵匡胤，出身军人世家，前半生搏击沙场，靠着军队的拥戴登上帝位。然而终其一生，他都对军队、对战争，对穷兵黩武、开疆扩土心存余悸，不愿再动干戈，惹来无边杀戮。

    “英雄到老皆皈佛，宿将还山不论兵”，老帅们封存记忆、再不言战，为的只是洗净浑身的杀意与血气，图得个下辈子清风朗月，远离刀兵。

    所以孙子长叹，战争啊，就是流血，就是国家存亡，就是生民涂炭，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啊。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不可不察也。”这就是战争，虽是简单道来，却足以触动人的灵魂。孙子提出的“察”字，是要让人看到战争的残酷，尊重生命的可贵，体认天地的仁心。这毕竟牵扯到生与死，兵锋一动，人命就贱了，战争所抹杀的是生而为人的尊严。

    那么，甘受欺凌，永不言战？就像鸦片战争期间两广总督叶名琛的“不战不和不降不逃不死”的“不”字主义？未免将“兵圣”孙子看得忒小了。

    “兵者，不得已而用之。”这也就意味着可以用高明的本事掌握火候，把事态的趋势控制在“不得已”那一刻到来之前。

    什么样的本事？“圣”者眼力，“阴”谋手法。

    “圣”，指的是能预见事态发展的方向，有这个本事的人，就是俗称的“圣人”。有圣者的眼力，就能提前看出征兆，避免危难的发生。实际上，在国家利益的争夺中，不必每一次胜负都必须动用武力，通常只是在策略层面上互争高下，彼此交锋的是有预见性的头脑，而不是刀兵。纵观历史，有无数的战争被悄悄化解，并没有真正打响。只不过，人们通常只注视那些站在战争风头上的勇士，而忽略了领着世人避开噩梦、无惊无险地走向坦途的智者们。这就好比下围棋，如果开局大势已定，就不必拼死拼活地提子争夺，自然有人主动中盘认输了。

    “阴”，是指暗地里行事，为人所不易察觉。战争惊天动地，绽放血火，人们都能看到，这是显性，属“阳”谋；而“阴”谋，则是另一种力量，无声无色，却能起到同样的作用。

    比如汉解白登之围，刘邦被匈奴大军围困，正面出击必然是血战惨淡收场，而陈平用剑走偏锋的法子，直接送美女图给单于的妻子，刺激她劝说单于退兵，结果解围。从一定意义上讲，这幅美女图，效果不亚于数十万汉兵的支援。

    战国时代，齐田单攻燕国聊城一年有余，士卒死伤惨重而聊城不下，于是奇士鲁仲连写了一封《遗燕将书》给守将，守将接信一读，先大哭后大笑，之后自杀，于是城池陷落。他的一封信，就有如此力量。

    再比如，过去国与国之间用军队打来打去，为的是什么呢？不过是两个字，利益。而当今，纯用经济手段，却比纯用武力得到的更多。

    运用“阴”谋，舍弃刀剑，在暗中将潜在的危险化解，就可以避免锋芒毕露的争战，不会再有“不得已”的事情发生，其中的生命也就得到了保全，或者，至少在得到最大利益的同时，承受尽可能少的伤亡。

    这一原则并不只适用于战场，人生亦如一场战争，不过战场转移到了官场、商场、情场、职场，这种战争没有硝烟，却不一定不流血，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凶险之处不下于刀剑加身。在这里，战争有另一个名号：“竞争”。

    面对你自己的人生，关乎自身“生死存亡”的竞争，孙子说得极对，“不可不察”。

    这个“察”，是培养出一种能够洞彻人生的“战争观”。首先，尽量“不争”，先知先觉，避免卷入战争，人的精力有限，可能的话，要避免作战。人际间的“不争”就是收敛锋芒，和气浑融，以减少人与人交往的阻力，减少那些不必投入的“战争”。

    人与人会有战争，无非是因为彼此锋芒太露，所以交锋。一个人的才智过露，会令他人产生忧心和震慑的感觉，油然而生出一种距离感，或产生回避、逃遁等心理意识，甚至成为你的阻力，成为你的破坏者。在这时，战争就开始了。

    所以，学会“不争”就要敛尽锋芒，就要平淡。

    有哲人说过，做人做到位，必然是平淡。智慧和才情到了，向来表现为一种淡味。古人说过，唯独淡味才是真味，才可以味之无极。比如吃东西，一种味道非常鲜浓的食物，是不可能吃得太多的，像烈酒，像浓咖啡。但是清茶，素菜，这样一种比较清淡的东西才接近人生真味，才可以味之无极，永远不会腻味的。如果真正懂得了欣赏这种淡，能够品味到这淡之美的话，便表明了一种成熟。如果仅仅限于欣赏那种夸张的、强烈的、锋芒毕露的美，恐怕还多少有点幼稚。

    另外，“不争”同时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争”，一种高明的“争”，以“不争为争”。以功利角度来看，“不争”，反而能得到更多的东西。

    “不争”在人际间的实践手法是“德”：人要懂得施德于人。德者，得也。给别人越多，自己得到的也就越多，根本不必多此一举地再去争夺。这便是更高明、更有效的方法。在商业上的“有钱大家赚”，在人际上的“多个朋友多条路”，就都是这种思维的体现。很多时候，借别人一步走，都相当于为自己多埋伏一招后棋。

    若是真的到了“不得不战”的地步，却也无妨。出家人是很讲“不争”的，却也认为，尽管杀生是罪恶，然而杀死一个人便可以拯救许多人的话，杀一人便是功德。孙子也同样认为，战争是国家的大事。战争虽然会使国家军民伤亡，如果战争是为了“国家安全”而使天下安宁，进行战争便是国家必须的大事。这样的义战，应当进行。

    重要的是，作为人，应当学会冲突和竞争的学问，如果学得够高明，在保全自己的同时，甚至连对手也可以保全，让双方的损失降到最低底线，这同样也是一种“仁”心。

    洞彻战争的公式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计。

    战场上随时有可能天地改易、风云失色。每一场战争都有着无限种可能的变数，有着鬼神不测之机。

    然而，孙子却提出了一个能够计算战争胜败几率的公式，看似普通却又相当实用，足以将千头万绪的战争直接简化为数值，只要将其中的要素代入，便可以洞彻战争的结局。

    这个公式就是“五事七计”，这十二种因素综合起来，决定了战争命运。“五事七计”，就是把道、天、地、将、法作为决定战争胜利的五种基本元素，并从国君、将帅、天地、法令、实力、训练、赏罚七个实际方面进行研究，从而预算出战争胜利的可能性。

    先看五种基本元素：道、天、地、将、法。

    “道”，一般称为君道，指的是是否能得民心，高明的君道，可以让民众与君主的意愿一致，君主是头脑，民众是手臂，头脑想到哪，手臂就指向哪。

    历史中有两种君道。一种是“王”道，另一种是“霸”道。圣王的治道是通过道德指示和教化，霸主的治道是通过暴力的强迫。“王”道的作用在于德，“霸”道的作用在于力。

    两者之中自然“王道”为高，君主的想法，如春风化雨，无形中变成了老百姓的行动，不温不火，毫无掺杂暴力的生硬，其中奥妙无穷。老子《道德经》云：“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意思是说，最好的统御者，人民群众不感到有他的存在；其次，人民群众亲近和赞美他；再其次，人民群众畏惧他；再其次，人民群众轻侮他。老子在这里讲述了统治或领导优劣的四个层次，或者说也是四种境界。老子推崇第一个境界，用他在同一章里的话来讲，就在于其“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就是说，领导者悠悠然不轻易发号施令，事情办成功了，老百姓都说“这是我们自动自发做的”。

    用“霸道”的，火气太重，即使成事，也根基不稳。千古一帝秦始皇，以铁血手腕征服天下，成就“六王毕，四海一”的大一统气象，然而普天下的民心却也被逼到了即将崩断的临界点，所以他本人一朝身死，偌大的秦王朝也便在眨眼间瓦解风化，二世而亡。

    孟子对此有个说法：“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就是说，“仁”这个名义，不管“王道”“霸道”是都要用到的，如果用暴力去运用，让人不敢不服，就叫“霸”道；若用德行去教化，让人心悦诚服，才叫“王”道。

    孟子还说，王道并无奥妙，也不难。有一次齐宣王看见一头牛被人牵去作祭祀，他不忍看牛害怕的样子，就命令用羊替换它。于是孟子对宣王说，这就是他的“仁心”，只要他能够把它推广到人事上，就是行“王道”。宣王说自己的修养不行，因为他既贪财又好色。孟子则说，人人贪财好色，这是人性的共同欲望。君王如果清楚了解自己的欲望，进而去了解他的所有人民的欲望，并采取措施尽可能满足这些欲望，这样就能让人民欢喜，得到民心，这就是“王道”。

    “王道”简单说来就是将心比心，把人性的理念变成可操作的东西，由了解自己入手去了解人性，掌握人的行动趋势，知晓天下之人心所向，进而得人心，得天下。这便是先征服自己，再征服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是人间正道，也是理想状态下最为高明的道。

    所谓“天”“地”，指战争的自然环境，就是天时地利。天时，就是指昼夜晴晦、寒冷酷热、四时节气的变化；地利，就是指征途的远近、地势的险峻或平坦、作战区域的广阔或狭窄、地形对于攻守的益处或弊害。

    在古代有“冬夏不兴师”的讲究，就是因为天时不大方便，气候严寒，粮食紧缺。比如赤壁之战中，曹操在寒冬用兵，所以周瑜据此判断曹军战马缺乏饲料，是败因之一。而东汉马援进攻五溪蛮，则因盛夏士卒多染疾疫而失败。至于地利，石达开兵败大渡河是个好例子。当时他率主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宁远，取小道进至大渡河畔的紫打地，准备渡河北上。然而清军已经在北岸布防，并买通了大渡河南岸的土司，截断了东西通道。当时，雨季到来，大渡河水陡涨，水势湍急。北岸又有清军阻击，石达开部几次渡河未成。后以重金向当地土司买路，也被拒绝。石达开进退无路，粮弹告罄，完全陷入绝境，兵败身死。

    所谓“将”，讲的是军队的统帅问题。贤能的将帅是国家的辅弼，辅弼得周全国家就强盛，辅弼得欠缺国家就衰弱，“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什么样的将帅才算得上是“国之辅”呢？《孙子兵法》指出，“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所谓“智”就是智慧，多谋敢断，具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信”就是诚信，言出如山，赏罚分明；“仁”就是爱人如己，珍惜生命，能与部属患难与共；“勇”就是果敢，锐意进取；“严”就是威严，严明法纪。一头狮子率领的一群绵羊能够打败一头绵羊率领的一群狮子，一个好将领对于一个军队来说在某种角度上起到决定性作用，也是评估一场战役的胜负与否的重要因素。

    被誉为智慧化身的诸葛亮，羽扇轻摇，便从当时的兵凶战危中凭空造出一个蜀国来。其人善观大势，坚持联孙吴抗曹魏，致蜀汉得与魏、吴鼎立；善于治军，强调为将明纪、治军严法，赏罚严明；用兵谨慎，避实击虚，奇正相依；重视后勤，常年派官兵千余整修都江堰，确保军粮生产；注重革新军械、装具，创制一发十矢连弩和适应山区运输的“木牛”、“流马”，改进钢刀，增强了蜀军战斗力；好兵法，推演阵法作“八阵图”，为后世传扬。有这样一位统帅相助，天生好命的刘备无异于得到百万精兵。

    所谓“法”指的是军队管理和组织的基本章法。军中之“法”就是军纪，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纪律是保证战争能够继续下去的保障，也是战争能够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真正的纪律，能造就一支可怕的军队。

    二战后，蒙哥马利将军在被询问是否对中国发动战争时，曾坚决地说：“对于我们来说，铁的纪律就是决不可以攻打中国，因为中国所拥有的战争中最可怕的，不是武器和人数众多的军队，而是中国军人铁的纪律！”

    至于如何运用“法”，则不离“刑”、“赏”两种基本手法，据说这是法家用来控制天下的“二柄”，只要抓住这两个把手，就可以顺顺当当地驾驭整个天下的子民。

    这就是包括“道、天、地、将、法”的“五事”，而“七计”，也是从“五事”中化出来的，就是根据“五事”，进行七方面的具体比较，以预算战争结果。这七个方面指的是：哪一方君主更清明，哪一方将帅更有才能，哪一方拥有更好的天时地利，哪一方法令能贯彻执行，哪一方武器装备精良，哪一方士卒训练有素，哪一方奖罚公正严明。

    在楚汉战争爆发前，僻处汉中、巴蜀一隅的刘邦处于战略上的劣势地位，怎样扭转与项羽对峙中的战略地位，逐鹿中原把天下的统治权收为己有，是最令刘邦头痛的事情。面对着敌众我寡的战势，刘邦可谓无计可施，甚至是抓耳挠腮。这个时候韩信为刘邦计算出这场将要发生军事战斗的得失利弊，韩信指出：项羽虽然“勇悍仁强”，但他的“勇”，乃是只知道打打杀杀的匹夫之勇；他的“仁”，乃是婆婆妈妈的“妇人之仁”；他的“强”是暴力之“强”，所谓大智者不以武力取胜。刘邦听了韩信的计算后豁然开朗，之后他采用了韩信的策略，“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一举攻占了关中。这是“五事七计”预算公式绝好的一次成功案例。

    （1944年，为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盟军计划发起代号为“霸王行动”的诺曼底登陆战役。为实施此次战役，盟军组织了一支空前的登陆力量，计有舰艇5000多艘，飞机5000余架，登陆部队（150万人。为有效地组织好这支庞大的军事力量，确保登陆战役的成功，盟军最高统帅部在拟定计划时，除对双方基本情况作了比较外，还考虑到部队登陆后，盟军的增援速度是否能胜过德军的增援速度。盟军4）7个师全部上陆需要约一周的时间，在这一周内德军可能有多少援军，来自何方，距战场多远，怎样牵制敌军和阻敌增援等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分析，确立了一系列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措施，最终取得了登陆战役的全胜。

    在“人生战役”中，包括天时、地利在内的“五事七计”依然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各行各业的激烈竞争中，聪明的人都会利用环境，从而分析出环境对于自身的影响。在择业的时候，对自己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们可以通过“七计”的比较，遵照孙子那千年不变的定律计算出利弊来，哪一个利大于弊，哪一个弊大于利，通过对“五事七计”的分析，得到正确的判断。

    不过，即使“五事七计”的公式中各项因素都已经满足，这也并不代表事情已然尘埃落定，仍需要设法营造出一种只对你有利的趋势，让对方缚手缚脚，施展不得，以辅佐战略计划的实现。否则仍会有不可知的变数，致使对方不能完全落入你的算计中。

    对此，日本“剑圣”宫本武藏有着很好的理论，他的克敌要诀就在于不让对手有抬头的机会，这叫“压枕”，而且要使用包括“眼神”、“身体”、“意志”“环境”在内的一切手段，在短兵相接的瞬间，为自己造出一种君临天下、胜负已定的气势，使对手怯场、犹豫，甚至痉挛得拿不住剑，就在这刹那间给予致命一击，则一切了断。

    学晓诡道与算术

    ——兵者，诡道也……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无算乎。

    兵者，诡道也。

    何谓诡道？是相对于“正道”来说的。

    古代有讲究堂堂之阵、正正之旗的战法，在作战之前先要宣战，约好地点，摆好阵势，彼此用兵来往冲撞，纯以战力取胜。就像西方骑士的公平决斗，架好长矛，划好了线，定好距离，喊开始，双方驭马往一起撞，谁被撞下来谁输，这号称是上帝的旨意。

    这样的战法史有名例：高明的有齐鲁长勺之战，素食主义者曹刿算好了“一鼓作气，再衰三竭”的作战节奏，以此打垮齐军；也有很糟糕的，比如标榜对敌“仁义”的宋襄公，竟认认真真去行使那套“不鼓不成列”的蠢猪式战法。

    于是，就有聪明人觉得这里面的智慧含量太少，玩起来未免不大过瘾，便开始改良兵法，变通得多了：时间不定，地点不定，战场流动性增大，作战内容成为一流机密，手法上也出现了诸如奇袭、迂回、包围、伏击、侧击等种种战法。总之，就是所谓的“兵不厌诈”，力求尽可能地欺瞒敌手。

    这便是诡道的由来，从此，军事便演绎为艺术。

    诡道的原则很简单：“诡道者，不守常也。”就是不拘常理，不落俗套，非常规、非常法、非常形；不断变化、不断超越、不依成法，“以无法为有法，以无限为有限”。

    孙子提出的“诡道十二法”实是人类计谋的精华所在：

    “能而示之不能”，就是瞒天过海的手段，是掩饰自己的战备。

    “用而示之不用”，假痴不癫，加上施行苦肉计，令对方轻视自己，作出错误的决断。

    “近而示之远”，调虎离山，调动敌人离开其有利位置，逆转双方的主动与被动态势。

    “远而示之近”，就是暗渡陈仓的手段，是偷袭、突袭的准备。

    “利而诱之”，如欲取之，姑先与之，或者用小败诱敌深入，或者围点打援，总之是调动对手，牵着他进入迷阵。

    “乱而取之”，周密部署，我整敌乱，我快敌慢，好混水摸鱼，各个击破。

    “实而备之”，敌人强盛求战，我退避保全，等其发生变化，我再猝然而至，这是“忍”的好处。

    “强而避之”，敌人强大，阵脚周密不露破绽。我金蝉脱壳，再期求战，浪费敌方的军力、时间，这是以退为进的骚扰战术。

    “怒而挠之”，激怒敌人上下将士，使其丧失冷静和统一指挥的控制力，与利诱所不同的是，这一手段是利用对方精神力方面的弱点，同时还要持续刺激，使其保持稳定的、“气昏了头”的状态。

    “卑而骄之”，面对保持平常心的对手，要使用一切手段麻痹对方，刺激对方，令其骄傲自大，失去自身的节奏，我方才好以逸待劳，就是所谓“骄兵计”，此计一旦得手，纵使敌将保持冷静，敌人的部众因为智慧不足也会上当，敌国的元首和公众因为不了解实际情况，也会对敌方统帅施加压力。

    “佚而劳之”，疲兵计，加剧对方体力和精神力的消耗，减弱其战斗力和应变力。

    “亲而离之”，从内部破坏敌人的团结，使上下离心，或拆散其非常好的组合，使我方得以分而治之。

    一言以蔽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这就是“诡道十二法”的精髓。

    运使诡道，需要高明的算计能力，这叫做“算术”。

    “算”在古代指计数用的筹码，算法历来同兵家有着不解之缘。在流行于后汉的《孙子算术》、明代的《算术统宗》中，甚至把一次不定方程解法的命题也称为“孙子数物题”、“韩信点兵”、“鬼谷数”，算计的事物从牛羊、口粮直到人事、阴阳，可见万物皆入算计之中。

    关于算计孙子有话：“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就是要进行“庙算”，在兴师作战前，先在庙堂（朝廷）举行会议，作战略决策。也就是俗称的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麦克阿瑟则说，战争失败的历史可以用两个字概括：太晚——了解潜在敌人的致命目的太晚，认识到致命的危险太晚，准备太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太晚，支持自己的朋友太晚。麦克阿瑟是一个靠直觉和灵感打仗的将军，他在这里非常直观地说出了“庙算不胜”在战争中带来的被动——应该整合在己方制胜因素里的各种条件，如果错失，则必将导致不利形势和败局。

    战争在实质上就是双方算计能力之间的较量，在兵法家眼中，偌大的战场不过像个棋盘，自己要做的，就是开启头脑的运算能力，找到好的排列组合，用有限的棋子，组成无限的“形”，使整体发出的力，大于局部力量的“和数”。

    以楚汉战争为例，刘邦手下有着一流的智囊团：韩信、萧何、张良，这三个各自领域的人杰，再加上陈平、郦食其等人，远远胜过项羽，而项羽有一个足智多谋的范增还不能完全信任。双方拥有高级计算能力的头脑，在数量上差异过大，这就决定了最终战局“乌江自刎”的走向。在现代战争中，算计的作用更为明显。各国的军队虽然在精简，分工却是越来越细致，对军事、政治、外交、情报、民族、环境等问题都要仔细算计，作为参考纳入最高决策。

    多算胜，少算不胜，如条件允许，要尽可能将自己的、敌手的情况最大限度地纳入算计之中，以立于不败之地。比如田忌的上、中、下三等马，在孙膑的算法下就出了彩，发挥了“非凡马”的作用，这是将本用于军阵的算法用于日常，实在是狮子搏兔，牛刀割鸡了。

    另外，“术中有数”，在算术中也要考虑各种变数，不应该只是一厢情愿的认为事情一定按照事先计算好的情形发展。随着时代的发展，有越来越多的知识为人掌握，这同时也给人一种错觉——只要学习了某门知识，就可以在该领域运筹帷幄、算无遗策了。然而，很多事情并不像计算机操作那样，输入固定的代码就会出现相同的结论，往往还有诸多客观的因素要考虑，并根据具体的实施者和受事者以及环境的不同有所不同。“机不可设，设则不中”，设想好种种可能，再一一制定出对策，是过于理想化了。实际事务中的种种变数，往往出乎意料，很少有机会可以做出所谓的“万全之策”。

    要解决这样的问题，除了随机应变之外，还有一个对策是让计划尽可能的简单，步骤越少越好，减少未知因素的干扰；同时，进行计算应在事理之中、人情之内。也就是把握敌人的心理，让敌人察觉不到你的计划，或者自以为察觉到你的计划，让敌人自以为事情发展尽在掌握，这样的心态，对你来说是最为妙不可言的。

    计篇是孙子对战争的总体认识，是总揽全书的纲要。孙子从最宏观的角度讲述了战争辩证原则：战争是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必须深以谋划，慎重对待。主张通过对敌我双方现有客观条件的考察比较，充分发挥战争指导者的主观能动性，积极“造势”以确保己方在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克敌制胜，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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