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孙子

    所汲汲追求的用兵艺术的最高境界，也是全篇的核心思想。

    【原文】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1）之善者也；不战而屈（2）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故上兵伐谋（3），其次伐交（4），其次伐兵（5），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修橹辒（6），具器械（7），三月而后成。距堙（8），又三月而后已。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9），杀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10），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

    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11），不若则能避之（12）。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13）。

    夫将者，国之辅也（14），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15）。故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16）：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17）。不知三军之事，而同（18）三军之政（19）者，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20），而同三军之任（21），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22）。

    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23），将能而君不御者胜（24）。此五者，知胜之道也。

    故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25）；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注释】

    （1）善：好，高明之意。

    （2）屈：屈服，意为使敌屈服。

    （3）伐谋：伐，攻打。全句意为以计谋而胜过敌人。

    （4）交：这里指外交手段。

    （5）其次伐兵：以武力战胜敌人是次一等。

    （6）橹辒：即古代攻城用的四轮车。

    （7）具器械：准备攻城用具。具，准备。

    （8）堙：指土山。

    （9）蚁附之：指士兵像蚂蚁一样爬梯攻城。

    （10）非战：指不用交战的方法。

    （11）通“钝”，这里指疲惫、受挫的意思。

    （12）脱离，摆脱。

    （13）避免与敌交战。

    （14）这里是坚持的含义。

    （15）辅助，这里指助手。原意为辅木。

    （16）间隙，漏洞。

    （17）危害，贻害。

    （18）縻军：縻，制约；縻军，束缚军队。

    （19）同：共同，这里指参与、干涉。

    （20）政：这里指军队的行政。

    （21）权：权变，权谋。

    （22）任：任用、责任，这里有调度军队，指挥军队之意。

    （23）乱军引胜：宋梅尧臣注“引胜”为“自去其胜”，即自取灭亡。

    （24）虞：《国语·晋语》中注云“备也”，指准备。

    （25）御：驾御、牵制、制约的意思。

    （26）殆：危险，失败。

    【译文】

    孙子说：凡用兵打仗的法则，使敌国完整地降服是上策，击破它就次一等；使敌军全军降服是上策，击溃它就次一等；使敌人全旅降服是上策，击溃它就次一等；使敌人全卒降服是上策，击溃它就次一等；使敌人全伍降服是上策，击溃它就次一等。因此，百战百胜，还不算是高明中最高明的，只有不用战争就使敌军屈服的，才算是高明中最高明的。

    所以，用兵的上策是以谋略胜敌，其次是通过外交手段取胜，再次是使用武力战胜敌人，最下策是攻城。攻城的办法是不得已的。制造攻城的大盾和四轮车，准备攻城器械，要三个月才能完成；构筑攻城用的土山，又要三个月才能完成。将帅不胜其忿怒，驱使士卒们像蚂蚁一样去爬梯攻城。士卒伤亡了三分之一，可是城还是攻不下来，这就是攻城带来的灾难。所以善于指挥战争的人，使敌军屈服不是靠硬打，夺取敌人的城堡不是靠硬攻，毁灭敌人的国家不是靠久战。一定要用全胜的计谋来取胜于天下。这样军队不至于疲惫受挫，而胜利可以圆满取得，这就是谋划进攻的法则。

    所以，用兵的法则是：有十倍于敌的兵力就包围敌人，有五倍于敌的兵力就进攻敌人；有两倍于敌的兵力就设法分散敌人；有与敌相等的兵力就要设法战胜敌人。兵力比敌人少就要设法摆脱敌人，实力比敌人弱就要避免与敌决战。所以弱小的军队如果只知坚守硬拼，就会成为强大敌人的俘虏。

    将帅好比是国家的辅木，将帅和国家的关系如同辅车相依。如果相依无间，国家一定强盛；如果相依有隙，国家一定衰弱。国君可能不利于军队的情况有三种：不了解军队不可以前进而硬叫它前进；不了解军队不可以撤退而硬叫它撤退，这叫做束缚军队。不懂得军队的内部事物而干预军队行政，将士就会迷惑不解；不懂得用兵的权谋而干预军队的指挥，将士就会产生疑虑。军队既迷惑又疑虑，各诸侯国乘隙进攻的灾难就会临头，这就是所谓自乱军心，自取败亡。

    所以，有五种情况可以预见到胜利：知道什么情况下可以打，什么情况下不可以打的，能胜利；懂得根据兵力多少而采取不同战法的，能胜利；官兵有共同欲望，上下同心的，能胜利；以有准备对待没有准备的，能胜利；将帅有指挥才能而国君不加以牵制的，能胜利。这五条，是预知胜利的方法。

    所以说，了解敌人，了解自己，百战都不会失败；不了解敌人而了解自己，胜败的可能各半；不了解敌人，也不了解自己，那就会每战必败。

    “不战之战”最是高明

    ——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不战之战”，是极为高明的战法。

    这要先从战争的属性说起。

    战争属于一种政治手段，是为了解决对于资源、势力、生存的争夺，然而，这种争夺，在通常状态下是通过其他政治手段来解决的，比如经济、权谋、外交，如果动用了战争工具，就已经沦为下乘了。

    从某种角度说，战争其实就是其他政治手段宣告失败的一种副产品，正因为手法不够高明，无法用其他方式解决问题，所以最后才只能用战争这种相对笨拙而不够有效率的法子来解决。如果用经济上、外交上、权谋上的手段在一开始便解决问题，那么，战争便成了一种不必要的东西，随之而来的毁灭与破坏，就更显得毫无意义了。

    这便是“不战之战”的真义，在理论上，本就不需要战争。善战者不战，是在战争发动之前便已经把问题处理完毕，自然外人看不到战争。

    摒弃战争、确保周全、双赢共惠是最高的战略准则，兴兵作战、刀兵相见、你死我活是战略上的下策。兵书《尉缭子》指出：“战再胜，当一败。”在战场上取得了两次胜利其损失相当于打了一次败仗，强调百战百胜不算高明，不战而胜才算高明。

    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念，在西方有一个很好的注脚：“胸前挂满勋章的将军不是优秀的将军。”东方西方，此心同，此理同，整个世界的战争心法，在高处殊途同归了。

    “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在这“三伐一攻”中，政治斗争、外交斗争是放在军事斗争前面的。兵不血刃而达到目的，以“谋”为攻，用阴谋权术、政治手腕、经济制裁来代替将要在战场上大量消耗的生命、鲜血，无疑成本是要小得多的。运气好的话，甚至可以达成“全胜”的境地。《说文解字》中曰：“纯玉曰全。”无瑕的纯玉，象征着完美，保全，不动干戈，不流血。

    战国时期，秦、晋联军寻衅前来攻打郑，将郑国国都围得水泄不通，国君郑伯见彼此的实力实在不成正比，眼看就有亡国的危险，便请动了隐居民间的高人烛之武。

    烛之武在夜间悄悄来到秦营拜见秦伯，他分析说：“秦、晋包围郑，郑自然无还手之力，肯定亡国。但郑亡了，对秦又有什么好处呢？从国土上看，秦国与郑国之间隔着一个晋国，将来即使您分得郑国的领土，因为离得太远，需要耗费几倍的人力物力才能守住。晋国就没有这个问题，近水楼台，通过攻打郑，它可以迅速强大起来，实力就超过你们秦国了，而依晋国的侵略性看来，你们的前景恐怕不大乐观……如果秦留下郑，郑人将成为秦在中原的战略伙伴，不仅对秦无害，还可以牵制晋的扩张，保持秦的强势。再说秦不是早已经被晋出卖过吗？当年晋许诺给您焦、瑕两地，但他们却立即食言，自己在那里设置了堡垒，就是要防备秦的。将来晋消灭郑以后，下一个目标就肯定是你们秦了！您现在不是在为对手的利益卖命吗？您考虑考虑吧！”

    秦伯被烛之武说中利害。于是，秦和郑反而结成了针对晋的攻守同盟。晋国自然只好放弃攻打郑的企图。烛之武凭借析理论辩，巧妙离间了秦晋关系，完美达成了“不战而胜”。

    这种比得上攻城利器的“谋”，在古代叫做纵横术，专门有一批人在刻苦钻研，学成出师的往往有着“一怒而诸侯惧，安居则天下息”的本事，算得上人中之龙。他们能把握住时代的脉搏，在瞬息万变的事态中找到最关键的一点，然后轻轻一拨，以促使事态和时局向积极的、成功的方面转化，或转危为安，或易亡为存。

    诸葛亮便是这样的佼佼者，他在家闲来拄杖观鱼，便轻易化去魏王的五路大军，保证新生的蜀国安然无恙。

    刘备被火烧连营七百里，连病带气死于白帝城后，魏主曹丕发挥“痛打落水狗”的精神，用了司马懿五路进兵的建议。当那个看似白痴实乃假装糊涂的后主前去质问诸葛亮的时候，他才泄漏天机：“马超被羌人认为是神威天将，我已派人去让他坚守西平关，埋伏了四路奇兵，这一路不必担忧了。我命魏延带一军南下，布好疑兵阵，蛮兵多疑，必定不敢进，这一路也不用忧虑了。李严和孟达有生死之交，我回成都时，已写了一封书信，作为李严的亲笔信，派人送给孟达，孟达必然推病不出，这一路也不用忧虑了。阳平关地势险峻，我命赵云坚守不出，曹真没办法攻破，不久也会退兵，第四路也不必担忧。我还密调关兴、张苞各领兵三万，驻扎在紧要之处，作为各路救应，以保万全。孙权只有四路获胜时，他才会出兵。现派邓芝出使东吴，陈说利害便可。”

    谈笑间把五路大军视同儿戏，竟随手化解。

    雍正帝胤禛，也是深谙“不战”心法的个中高手。

    胤禛信奉禅宗，而在谋取皇位的方面，也显得清净无为、韬光养晦。他的心腹戴铎，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为他谋划：

    “处英明之父子也，不露其长，恐其见弃；过露其长，恐其见疑，此其所以为难。处众多之手足也，此有好竽，彼有好瑟，此有所争，彼有所胜，此其所以为难。其诸王阿哥之中，俱当以大度包容，使有才者不为忌，无才者以为靠。”

    戴铎提出的策略是——对父皇要诚孝：适当展露才华。不露才华，英明之父皇瞧不上；过露所长，同样会引起父皇疑忌。对兄弟要友爱：大度包容，和睦相待。对事对人都要平和忍让：能和则和，能结则结，能忍则忍，能容则容。使有才能的人不忌恨你，没有才能的人把你当做依靠。

    雍正帝按部就班，一一行去。在对皇太子的废立上，他不明确表态，窥测风向，暗藏心机。他对皇八弟允禩集团，既不附从，也不作对。他佯听父言，“安静守分”，虔心佛法，广结善缘。他对父皇表示忠孝，又尽力友善兄弟，并交好朝廷诸臣。对其同母所生的皇十四弟允禵，却不去交结，听任其同皇八弟允禩结党，“常将冷眼观螃蟹”，看尽了皇太子党和皇八子党争得鱼死网破的笑话。

    雍正的“不战”得到了什么样的回报呢？看看今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遗诏》便知，上面清清楚楚写着：“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很像我本人），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

    将帅能力的尽情发挥

    ——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

    做将帅的，若想将一身本事尽情发挥出来，博个“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则不仅要本人努力，还要得到“上”与“下”的助力。

    首先看“上”：

    “将能而君不御”，所谓“不御”，就是知人善任，用而不疑，放手发挥他们的才能，不去束缚他们的手脚。

    喜欢御将的“君”们有个心理因素，就是只相信自己，不相信别人，甚至把自己看做是救世主。有了这种心理，就必然御不当御，从而影响事业的发展。

    拿沙皇亚力山大一世来说，他对军事一窍不通，却又摆出一副军事专家的架子。他听不进元帅们的合理意见，自以为是地瞎指挥一通，结果导致了1805年俄法战争的惨败，自己也几乎送命。

    1805年，俄奥两国皇帝在接到法军胆怯，不敢与俄奥联军在奥斯特里茨会战的报告后，立即批准了奥军顾问魏罗特制订的作战计划：联军放弃普拉岑高地，开往法军集结的原野，从右边包抄，在迂回运动中重创法军，并将其围困在布尔诺城内，切断其通往维也纳的退路。12月2日拂晓，亚历山大一世就像参加检阅一样地身穿华丽的军装，兴致勃勃带着几名侍卫武官前往普拉岑高地，视察即将撤出的阵地，前去包围法军的部队。上午八时左右，俄奥联军开始行动，主动分批撤出。浓雾散去之后，拿破仑突然命令集结在原野的法军全线出击，去占领这场战役的关键之地——普拉岑高地。俄奥联军的元帅们试图把部队留在高地以抵御法军的袭击。亚历山大十分气愤地厉声责问：“为什么不前进？”亚历山大手下的一个元帅答道：“我们等各路纵队全部集结后，再开始行动。”亚历山大怒斥道：“我们不是在皇宫广场上，只有在那里，才应该等部队都到齐后再开始检阅。”无奈，俄奥联军只得被迫前进。原先拟定的迂回运动失败了。拿破仑随即占领了已经撤空的普拉岑高地。一个小时后，俄奥联军便溃不成军。亚历山大趁乱仓皇逃命。

    需要注意的是，孙子讲的是“将能”而不御，将“不能”就不要去用；不用，也就无需去“御”。所以，这里首要的是知人善任，有了这个前提，就应用而不疑，如此，则可拱手而治。

    战国时期魏国大臣乐羊率领大军攻打中山国，因乐羊之子舒是中山国重臣，故朝中对乐羊是否能尽心尽力为国效忠议论颇多。当乐羊根据实际情况对中山国用围而不打的战术、一连几月按兵不动时，弹劾乐羊的奏章雪片一样飞到了魏文侯手上。魏文侯对乐羊深信不疑，不仅派专使远道去犒劳乐羊，而且大兴土木为乐羊建了一座别墅。终于，乐羊按计划攻克了中山国，得胜回朝。魏文侯为乐羊庆功，并将弹劾的奏章作为了礼物送给乐羊。乐羊是幸运的，如果没有国君的充分信任，不仅中山国之战不能取胜，而自己的性命也难保。魏文侯是高明的。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也不横加干涉指挥，正所谓“将能而君不御者，胜”。

    同时，做将帅的也要有人辅佐。俗话说“众人拾柴火焰高”，一个人的智力毕竟是有限的，而众人之智无穷。即“王者帅师，必有股肱羽翼，以成威神”。国无智谋之士不强，君无智谋之士不立，事无智谋之士不成，兵无智谋之士不胜。

    提到辅佐，可以用古代的“幕府”为佐证。

    古代将帅带兵出征，治无常处，以幕为府，故称“幕府”。自清朝起，一概称此类幕僚为“师爷”。一般师爷至少须攻读3年“幕学”，并须具有分析策划的能力、提供计谋的心机与撰拟官方文字的功底。师爷在幕府中为幕主或出谋划策，参与机要；或起草文告，代拟奏疏；或处理案卷，裁行批复；或奉命出使，联络官场。凡此等等，不一而足。

    官僚们遇事总要征询和善于采纳幕友的意见。中国古代历史上很多重要的举措和重大的胜利，都是幕友们的点子。如三国时代，曹操听从幕友荀彧的劝告迎汉献帝到许昌，从而获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优势；又如元末之时，朱元璋问幕友李善长曰：“四方战斗，何时定平？”李善长劝他效仿汉高祖刘邦的作风，“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寥寥数语便给朱元璋指明了成帝业的方向。

    曾国藩也是深谙其中三昧之人，一生致力结交、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其幕府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有“神州第一幕府”之称。

    曾国藩幕府，在当时是人才的大本营，汇集了全国的精英，出谋划策者有郭嵩焘、左宗棠、陈士杰、李鸿章、李鸿裔、薛福成；治政务者有李宗羲、洪汝奎、赵烈文、倪文蔚等；治水师者有彭玉麟和杨载福；治陆军者有李元度、唐训方、吴坤修等；吴敏树、莫友之、陈艾等均为文士游幕；李善兰、徐寿、华蘅芳、冯浚光、陈兰彬和容闳则尽心竭力于自强事业。全国八大总督中，直隶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李瀚章等，皆出其帐下。

    有这样的幕府，省却幕主多少心力，何愁大事不成。

    知己知彼，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话大有意思。

    首先这话非常通俗，谁都能懂。知己知彼，把情况都了解了，自然事情就可以轻松解决了——这太像一句废话。

    可这话又殊不简单。

    首先，这是个思维方式也可以说是眼光的问题。尽管人人皆懂，但遇事时却很难想起来用。在二战德法战争中，法国人便花了眼，没能掂出自己的分量。他们的艾仑赛元帅声称，德国军队的所有将领“在一战中没有一个曾经做过比上尉更好的职位，这是德军的一大弱点”。结果，法军在德国大举进攻之下丢盔弃甲，溃不成军。而指挥德军凯旋进军的，正是法军将领所轻视的小人物——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上德军队伍中的少尉、中尉们。

    真正的“知己知彼”，代表着一种冷静而客观的审视态度，“己”和“彼”都是审视的对象，要抛除一切因“以己观物”而带来的负面情绪，如耶稣所说过的，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

    其实，“知己”这种修养功夫也有着很强的功利意义，自古以来，凡成大业者，莫不擅长于此。“知己”的手段通常是反省，孔子早已说过，“吾日三省吾身”，在反省中，可以悟到自己失败的教训和不完美的根源，并能全力以赴去改变，人便会在“知己”中清醒，在“知己”中明辨，在“知己”中变得睿智，成长为智者。犹太人习惯于在周六长时间反省，而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商人。

    所以，静心反省，正视自己，既是一个人修身养德必备的基本功之一，又是增强人之生存实力的一条重要途径。

    这很像儒家治世心法中的“内明外用”。“知己”，便是“内明”，向内观心，明了自己。知道自己的斤两，以之为准绳，之后就可将外界的人与事一并纳入“自心”这杆秤称量，知道好坏了；“知彼”，就是“外用”，“彼”就是自我之外的整个世界。把“知己”时悟到的道理用到客观世界上，去知人知事，从而去“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生民谋个不错的福利待遇。

    其次，知道这种“知己知彼”的方法论，但并不代表就可以轻易地“知己知彼”了，如何去“知”，要运用哪些手法，通过哪些途径，这才是重中之重。

    比方老鼠谋划对付猫，毫无疑问，最好的办法是给猫脖子上挂个铃铛。这样，猫走到哪里，铃铛响到哪里，老鼠们就可以根据铃声来躲避猫了。主意妙极，可是，怎么去挂呢？这才是重点。

    在实际的战争以及人生中，“知己知彼”有着各种手法的妙用：

    就“知彼”这一点而言，日本人做得够到位。上世纪末，伦敦国际商业风险公司的一位高级研究人员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人天性就有搜集、窃取情报的狂热，这是世界其他民族所不及的。而这种狂热民族性发挥到国际的商场上，就成了日本商业纵横天下的有力武器。过去人们只知道研究日本人经济的成功，却很少研究这种成功同它对别国经济技术情报不择手段地窃取之间的关系。其实，整个日本就像一个‘情报吸尘器’，人们对它研究愈多，就愈会感到‘情报吸尘器’的日本比‘经济动物’的日本更可怕。”

    在东京市郊万贷坪的一片密林里，有一幢周围被顶带尖刺、高近3米钢栅栏围着的26层灰色高楼，这是日本情报厅专门处理来自世界各地情报的“海外综合情报科”。楼顶一口口锅形天线和伸向宇宙的触丝，昼夜不停地把从天空接收和捕获到的信息送入下面的“环球信息监听室”，又把那里发出的“指令”送往世界各地。

    美国中央情报局1993年曾在一份秘密调研报告中估计，日本官方每年“根据各种需要派出专门从事情报搜集的间谍约有近万人次，各大企业、公司和9大商社派驻海外的1000多个办事处的一项主要使命是搜集经济与技术情报”。另外，日本“还大量雇用当地人员为它从事一切有价值的信息搜集活动”，“它们能够出得起高价，因而也经常能得到有价值的东西”。这些负有“特殊使命”的日本人，照相机、摄像机不离手，见什么拍什么，见什么要什么，然后再迅速地发往东京总部。

    “海外综合情报科”的“情报分析室”则昼夜不停地及时对这些“信息”进行分析、筛选，然后分急缓两种，按政治、经济、军事、商业、贸易等分类，有的马上送给政、军首脑，有的送给政府部门或企业，就是这种“吸尘器”式的情报体制，为日本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日本剑圣宫本武藏，更是通晓“知己知彼”的武学大家，从实战手法来看，他已将这一原则运用至化境：

    宫本武藏原先只是一名不为人知的武士，而吉刚家族的清十郎则是当时武术界公认的盟主。为了使自己一举成名，宫本武藏直接向清十郎提出挑战，要求决斗。

    决斗前，武藏详尽地了解了清十郎的个性、癖好及剑术刀法，作了极为周密的准备。

    双方交手时，武藏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从容。当清十郎拔出利剑、摆出姿势后，武藏却若无其事地倒提着剑身，直向清十郎进逼。清十郎见状，大惑不解，疑云丛生。趁清十郎愣神的机会，武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向对方，清十郎应声而倒。

    为了雪耻复仇，吉刚家族再度以清十郎之子又七郎的名义，要求与宫本武藏决斗，地点就定在一乘寺下坡路的一棵松树旁。宫本武藏接受了挑战，同时指定决斗时间在破晓时分，以便作充分的准备。然后，他立即动身前往约定的地点，仔细察看周围的地形，亲身感受一乘寺一带在深夜、破晓及太阳升起时光线的不同变化，暗暗地潜伏了下来。

    临近破晓时分，吉刚家族动用了大批人马，在一乘寺的各处要害关口设下埋伏，静候武藏来临。他们想凭借自己人多势众，给武藏来一个突然袭击。宫本武藏与人决斗时一向要比约定时间晚些时间才现身，乘对方因久候而产生焦虑心情时，来个后发制人。但这回武藏却一反常态，早早地藏下身来，而且选择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地点。

    天刚破晓，吉刚家族的老人牵出年幼的又七郎，让他顺坡而下。只见宫本武藏忽然从松树边的杂草丛中一跃而出，一刀砍下了幼童的脑袋，并顺手把周围所及的敌人砍杀净尽。而此时此刻，吉刚家族的杀手大多都聚集在下坡的松树边，等到他们从惊骇中清醒过来时，武藏早已消失在黑暗之中。

    另外，近年来引起瞩目的经济学“博弈论”也是个很有趣的“知己知彼”的例子。它所分析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比赛者或参与者，选择能够共同影响每一个参加者的行动或战略的方式。

    该理论的指导思想是：假设你的对手在研究你的策略和追求最大利益的时候，你如何选择最有利的对策。该理论的基本准则是把自己的战略建立在假定对手会在竞争中采取最佳方案的基础上。

    “博弈论”选择战略的关键在于，博弈者要对自身和对手的目标进行预测，决不能忽略对手可能与你采取相同的战略的可能性。在经济领域或其他方面博弈时，要能推测出你的对手会作出什么样的最佳选择，然后找出使本方利益最大化的战略。而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对手会作出弱智或者疏忽的判断。

    “博弈论”的一个著名命题就是“囚犯的选择”：假定有一个罪犯落网了，他和自己的同伙被分别关押，排除了串供的可能。审讯人员告诉他：在他们落网的团伙成员中，首先招供的那个人，会获得异常宽大的处理，而顽抗到底的人会被加重刑律。这时该囚犯就会面临这样的难题：他的同伙会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出卖大家？如果同伙越多，该囚犯的压力就会越大，因为同伙们选择招供而自救的可能就会越大。而该囚犯自己的顽抗，却是要建立在同伙们都选择对自己并不有利，而对他人有利的方案（顽抗）的基础上的。因此，这名囚犯此刻的最佳选择，就是快速招供，而抢在同伙们招供之前。

    “博弈论”的理论，暗合了孙子兵法中料敌决胜、知己知彼的思维方式：想击败对手，就要推测出他是如何策划击败你的，因而你一定要调整自己的行动，所以理论上的最佳方案，也许并非你最佳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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