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文学革命论”的一个主要论点，就如《逼上梁山》所说：

    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只是“活文学”随时起来替代了“死文学”的历史。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须另换新的，活的，就是“文学革命”（《建设理论集》，9页）。

    凡向来旧文学的一切弊病，如骈偶，如用典，如烂调套语，如摹仿古人，——都可以用一个新工具扫的干干净净……旧文学该推倒的种种毛病——雕琢，阿谀，陈腐，铺张，迂晦，艰涩——也都可以用这一把斧头砍的干干净净（《建设理论集》，19页）。

    所以胡适的重要工作是整理出这个“工具”在文学史上的发展之迹，建立以“民间文学”为骨干的文学史观。

    作为“工具”而言，这些民间的“白话”的文学，确实能够成为学习的楷模；但在“内容”方面，胡适就没有办法具体讲清楚。《文学改良刍议》所列八项主张，只有“须言之有物”一项属于内容方面，但亦只标出作品须有“高远之思想”、“真挚之情感”两个空洞的口号（《胡适文存》1卷6页）。再将这两个内容的要求套到他提倡的“工具”上面时，就会发觉两者并不能丝丝入扣。因为“高远之思想”和“真挚之情感”本是传统知识分子的理想中物，与人民大众喜见乐闻的消闲娱乐有一定的差距。胡适在题为《中国文学过去与来路》的演讲中论及民间文学的几个“缺陷”：

    因为这些是民间细微的故事，如婆婆虐待媳妇啰，丈夫和妻子吵了架啰……那些题目、材料，都是本地风光，变来变去，都是很简单的，如五七言诗、词曲等也是极简单不复杂的，这是因为匹夫匹妇、旷男怨女思想的简单和体裁的幼稚的原故，来源不高明，这也是一个极大的缺陷。第三缺陷为传染，如民间浅薄的荒唐的迷信的思想互相传染是（《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195-196页）。

    在评价通俗文学作品时，胡适也免不了上智下愚之分。例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分评北方和南方小说时说：

    北方的评话小说可以算是民间的文学……著书的人多半没有什么深刻的见解，也没有什么浓挚的经验。他们有口才，有技术，但没有学问。他们的小说，确能与一般的人生出交涉了，可惜没有我，所以只能成一种平民的消闲文学……南方的讽刺小说便不同了。他们的著者都是文人，往往是有思想有经验的文人……思想见解的方面，南方的几部重要小说都含有讽刺的作用，都可以算是“社会问题的小说”。他们既能为人，又能有我（68）。

    《逼上梁山》中又引述他给任鸿隽的信说：

    高腔京调未尝不可成为第一流文学……适以为但有第一流文人肯用高腔京调著作，便可使京调高腔成第一流文学。病在文人胆小不敢用之耳。元人作曲可以取仕宦，下之亦可谋生，故名士如高则诚关汉卿之流皆肯作曲作杂剧。今之高腔京调皆不文不学之戏子为之，宜其不能佳矣。此则高腔京调之不幸也（《建设理论集》，2页）。

    即是说，民间文学的高水准作品，也需要“文士”的参与。事实上，无论有没有文人参与，通俗作品的消闲目的与胡适等知识分子唤醒国民、启导民智的理想始终有距离；所以钱玄同在赞成“文学革命”之余，曾提出：

    从青年良好读物上面着想，实在可以说，中国小说没有一部好的，没有一部应该读的……中国今日以前的小说，都该退到历史的地位（《答胡适之》，《建设理论集》，88页）。

    胡适认为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是“当时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建设理论集·导言》，29页）。这篇宣言说：

    中国文学中，人的文学，本来极少，从儒教出来的文章，几乎都不合格（《建设理论集》，196页）。

    周作人在篇中又举出十类“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文学作品，认为“统应该排斥”，其中就包括胡适推崇的《西游记》、《水浒传》、《七侠五义》等（《建设理论集》，196-197页）。胡适也同意这个讲法，他说：

    我们一面夸赞这些旧小说的文学工具（白话），一面也不能不承认他们的思想内容实在不高明，够不上“人的文学”。用这个新标准去评估中国古今的文学，真正站得住脚的作品就很少了（《建设理论集·导言》，3页）。

    “庙堂文学”被推倒了，“平民文学”的内容又过不了“人的文学”这一关，中国文学的发展，还有什么凭借呢？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里，有一段“破坏”力很强的评论：他检讨过历代中国文学之后，发觉“中国文学的方法实在不完备，不够作我们的模范”，以下就有这一大段批评：

    即以体裁而论，散文只有短篇，没有布置周密、论理精严、首尾不懈的长篇；韵文只有抒情诗，绝少纪事诗，长篇诗更不曾有过；戏本更在幼稚时代，但略能纪事掉文，全不懂结构；小说好的，只不过三四部，这三四部之中，还有许多疵病；至于最精采的“短篇小说”，“独幕戏”，更没有了。若从材料一方面看来，中国文学更没有做模范的价值，才子佳人、封王挂帅的小说；风花雪月、涂脂抹粉的诗；不能说理、不能言情的“古文”；学这个、学那个的一切文学：这些文字，简直无一毫材料可说。至于布局一方面，除了几首实在好的诗之外，几乎没有一篇东西当得“布局”两个字！——所以我说，从文学方法一方面看去，中国的文学实在不够给我们作模范（《胡适文存》1卷7-71页）。

    胡适觉得不论“体裁”、“材料”，以至“布局”，中国文学都极度不足，那么，新文学运动应该朝哪一个方向发展呢？钱玄同的意见是：

    从今日以后，要讲有价值的小说，第一步是译，第二步是新做（《答胡适之》，《建设理论集》，88页）。

    周作人则认为：

    还须介绍译述外国的著作，扩大读者的精神，眼里看见了世界的人类，养成人的道德，实现人的生活（《人的文学》，《建设理论集》，199页）。

    而胡适更耐心解说他的“建设性”的主张：

    西洋的文学方法，比我们的文学，实在完备得多，高明得多，不可不取例。即以散文而论，我们的古文家至多比得上英国的倍根（Bacn）和法国的孟太恩（Mntaigne）；至于像柏拉图（Plat）的“主客体”，赫胥黎（Huxley）等的科学文字，包士威尔（Bswell）和莫烈（Mrley）等的长篇传记，弥儿（Mill）、弗林克令（Franklin）、吉朋（Gibbn）等的“自传”，太恩（Taine）和白克儿（Buckle）等的史论……都是中国从不曾梦见过的体裁。更以戏剧而论，二千五百年前的希腊戏曲，一切结构的工夫、描写的工夫，高出元曲何止十倍。近代的萧士比亚（Shakespeare）和莫逆尔（Mlière）更不用说了。最近六十年来，欧洲的散文戏本，千变万化，远胜古代，体裁也更发达了；最重要的，如“问题戏”，专研究社会的种种重要问题；“象征戏”（Symblic Drama），专以美术的手段作的“意在言外”的戏本；“心理戏”，专描写种种复杂的心境，作极精密的解剖；“讽刺戏”，用嬉笑怒骂的文章，达愤世救世的苦心……更以小说而论，那材料之精确，体裁之完备，命意之高超，描写之工切，心理解剖之细密，社会问题讨论之透切……真是美不胜收。至于近百年新创的“短篇小说”，真如芥子里面藏着大千世界；真如百炼的精金，曲折委婉，无所不可；真可说是开千古未有的创局，掘百世不竭的宝藏。——以上所说，大旨只在约略表示西洋文学方法的完备。因为西洋文学真有许多可给我们作模范的好处，所以我说：我们如果真要研究文学的方法，不可不赶紧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胡适文存》1卷71-72页）。

    胡适在《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中提到“文学进化观念”的多层意义，其中之一是：

    一种文学的进化，每经过一个时代，往往带着前一个时代留下的许多无用的纪念品；这种纪念品在早先的幼稚时代本来是很有用的，后来渐渐的可以用不着他们了，但是因为人类守旧的惰性，故仍旧保存这些过去时代的纪念品。在社会学上，这种纪念品叫做“遗形物”（Vestiges r Rudiments）。

    另一层意义是：

    一种文学有时进化到一个地位，便停住不进步了；直到他与别种文学相接触，有了比较，无形之中受了影响，或是有意的吸收别人的长处，方才再继续有进步。

    虽然他讨论的是戏剧问题，但这两层意义大概也合乎他对中国传统文学的看法。传统文学大部分都是他眼中的“遗形物”，而改进的途径，则有赖与西方文学比较，接受其影响了：

    大凡一国的文化最忌的是“老性”；“老性”是“暮气”，一犯了这种死症，几乎无药可医；百死之中，止有一条生路：赶快用打针法，打一些新鲜的“少年血性”进去，或者还可望却老还童的功效。现在的中国文学已到了暮气攻心、奄奄断气的时候！赶紧灌下西方的“少年血性汤”，还恐怕已经太迟了；不料这位病人家中的不肖子孙还要禁止医生，不许他下药，说道，“中国人何必吃外国药！”……哼！（《胡适文存》1卷148-156页）

    从这段文字就可以看到胡适的救亡意识是如何的浓重。诚如胡适所言，“不肖子孙”的冥顽不灵、盲目排外，确是不可原谅；不过，万一善心的医生诊断有偏差，所下的针药不尽切用，那又如何呢？在这里如何以西药治中病的中西比较文学的具体问题不必细论，我们要注意的是其中的危机感、恐惧感；中国文学种种不如人的想法不见得就带来了谦虚承纳的心态；胡适及其友侪对传统文学的排斥态度或者不下于“不肖子孙”的拒用西药。他们将自身猛力地抽离于传统，带来的就是传统与现代的对立、文化意识的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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