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自辩

    ……

    巴金

    最近在《粉饰，歪曲，铁一般的事实》这题目下我的两篇作品被列在“第三种人”的创作之林而身受了左翼批评家的解剖刀。

    对于这个，我并不愤怒，因为那解剖者似乎没有恶意，而且他并不像别的一些批评家那样从一篇作品里面引出了几句对话就拿来代表作者的思想而加以攻击。

    但这样我也并不能够承认这批评就是正当的。因为这批评是来自一个政党的立场，而我的政治主张和这政党的主张就不是一致。在这种情形下面，我当然可以得着“用政治上的术语讲是错误，用艺术上的术语讲是失败”这个罪名，而且被加上“人道主义、安那其主义”这头衔。

    对于这个，我也不抱怨，但可惜的是那批评者没有指出我的作品中“所发挥的人道主义、安那其主义的观点”是什么。诚然我不必否认我是一个安那其主义者，（虽然我觉得我还不配，）可是我的作品的立场常常不一定就与安那其主义相合，《海底梦》里的确只表现了“对于自由、正义以及一切的合理的东西的渴望”。《罪与罚》里暴露了司法制度下面的种种丑态，根本给法律一个致命的打击。这自然不能说是纯正安那其主义的立场，并且在表现方面我常常无意地流露了小资产阶级的意识。这是我的缺点，我觉得是应该克服的。但这克服却和左翼批评家所说的不同，因为我并不相信辩证法的唯物论。

    谷非先生将人道主义与安那其主义并列，把二者同时加在我的作品上，而且还有一些左翼批评家以及拾他们的唾余来写读后感者之流，也拿人道主义、虚无主义、安那其主义来解释我的作品。然而他却没有说明这人道主义究竟是十九世纪社会运动中的Humanitarisme（十九世纪中西欧许多卓越的社会主义者都常被人称为人道主义者），抑或是近年来左翼理论家笔下的人道主义；如是后者则它与安那其主义或我的作品都无关系。（同样虚无主义无论是巧尔里雪夫斯基、毕沙列夫所提倡的虚无主义，或司恃普尼克所实行的恐怖主义，也都与左翼批评家所加于我的虚无主义不同。）他们因为断定人道主义（他们所解释的）、虚无主义（他们所解释的）和安那其主义是同样的东西，同时又从别的地方知道（或者猜想）一个作者是安那其主义者，于是就把这作者的一切作品冠上那三个头衔，就如他们先拿出一个政治纲领的模子，然后把一切被批评的作品拿来试放在这模子里面，看是否相合。全合的自然就是全好，合一部分或不合的就该遭他们摈弃，对于构成一个作品的艺术上的诸条件，他们是一点也不曾顾念到的，这是他们的一贯的态度。

    这样，谷非先生就把我的两篇作品放在那个模子里面了。结果当然是不合，因为他已经预先断定了我的政治主张是不同于他们的。不合的作品当然应该摈弃。于是在批评《罪与罚》时他就说我“向刑事法庭要求公道”。

    事实上我的忠实的读者会知道我根本反对在“公道”的假面下的阶级的裁判。《罪与罚》这题目是很明显的，并且那事实的确是一件“铁一般的事实”，这“一个片断的现象”，就可以暗示出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存在。而谷非先生却完全主观地说它是“……心理描写”，又说作者多少受了主观的歪曲。

    《海底梦》是一个寓言，写的时候正是我的心情陷于绝望的时期，所以带了深的忧郁性，但是结尾却被一个明显的希望掩盖了。我自己当时的挣扎也是很苦痛的。

    “没有悲哀没有回忆，我只有快乐，我只有希望。”

    “过去的阴影死了，一切的苦难都跟着死了。我还活着，活着来翻开我的生活的新的一页，来达到那最后的胜利！”

    这是沉闷的悲观情调么？

    自然在《海底梦》里我也犯了一些错误。譬如谷非先生说我“把女主人公写成了一个救苦救难的基督，把她的杨写成了一个基督的基督”，这虽然是他“过甚其辞”，但我也得承认一半。这原因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是我在表现方面常常无意地流露了小资产阶级的意识。

    这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克服，当然是必要的，但也不是容易的事，因为我常常会为我的小资产阶级的生活环境所限制。这一点我不否认。

    最后谷非先生劝我“和新兴阶级的主观能够有比现在较好的接近”，这好意的劝告似乎是应该接受的，但是我也应该问一句：这所谓新兴阶级是单指在一党独裁制（或者如他们所说一阶级独裁制）下面卓绝地完成了五年计划的苏联的工农阶级呢，抑还是并指在C．N．T．指导下面与玛西亚专制勇敢地斗争的西班牙一百三十多万的无产阶级和在F．0．R．A．指导下面与白色恐怖艰苦地战斗的阿根廷无产阶级。后者和前者所要求的政治纲领似乎是两样的。如果谷非先生是单指前者而摈弃后者，那么对于他的好意的劝告，我就只得恭敬地壁谢了。因为我不妨明显地说我的政治纲领是和后者的一致的。

    载《现代》2卷5期（1933年3月出版）

    大水中

    ……

    曹聚仁

    民国二十年八月间，汉口的大水够惊人了；那恫心怵目的灾情占每张报纸的大篇幅，洪水纪初民给泛滥巨波所磨难的情况，重复现在我们的眼前。在那样情况中，我收到友人一封来信，说：“此间的水是天满野地涨来，风浪并不怎样大；天一晴明，白茫茫一片，颇有诗意；在月明星稀之下，尤其是动人。波浪上几只小船划来了，管弦之声，微风吹送过来，还夹些男女的哗笑声和猜拳的声音，几乎每天每晚都有这种船往来着；据说其中都是些有身分的人以及卖笑的娼妇”。近月又满纸都是汉口大水的记载，我偶从《大公报》的一角，看见另一段通信：“……武汉这许多天堤防危急的关头，每天只见江边成千成万看水的群众。住家公司，努力的只在大批买进煤米菜蔬油盐；每家的门前窗口，各用麻袋黄土水泥堵住，大家都打算的是别人全淹没了，我自己如何能舒适地过活着；因此几处险工，都凑不齐人去做。因为私家以高价购买麻袋黄土，把公用的防救必需品价格都提高了，甚至像麻袋几乎缺货，想起来真痛心。至于有钱的有闲的依旧打牌听戏，上电影院，无忧无虑，照样的快乐”。

    从这两段通信，我们可以看出危难关头所表见的二种国民性。在洪波巨浪上可以有赏月喝酒的闲情，这别致的风雅，值得我们吟味。古来本有“隔岸观火”的说法，相间了一段距离，别人家破人亡，全不关自己的痛痒；火焰愈大，愈值得美丽，愈值得鉴赏。“白茫茫”这境况，平日也难得遇到；似乎不好辜负这良辰美景，乃伴着美人及时遨游，做第一等雅事。这些保持相间的一段距离的人们，社会有什么事故，国家有什么急难，和他们全不相干；他们看待一切，等于看待洪波巨浪，尽有享乐的余裕。明朝末年，流寇转徒于陕豫川鄂之间，千里为墟，江南一带，庭院间小型的昆曲班，非常流行。许多才子，如阮大铖，就自己写戏，叫自己的歌伎演奏。清兵破了扬州，淮泗一带完全失守，明福王在南京正征歌选舞，过佚乐的生活。“家国具亡谁管得，满街都说叫天儿”原是“国家将亡”的一种特征。

    明代沿海一带，被倭寇扰乱了百多年。所谓倭寇，其实可笑得很，有时不过一二百人，有时不过八九十人。可是流转焚掠屠杀，动辄千万人，牵连了几省几州。那时，十个倭寇中，三个是外来的，七个是汉奸。而逢府逢县，倭寇所过，大家都挂起顺民的旗子来。由倭寇派人管理各家的土地财产，女儿媳妇的嫁娶也要听于倭寇所指派的汉奸。我从史籍上，第一次看见明代老百姓对倭寇称顺民，其后满洲人入关，英人陷定海，英法联军攻天津，八国进北京，“顺民旗”成为国难期中应有的点缀，不足为怪了。顺民哲学，就是努力自己买进煤米菜蔬油盐，用麻袋堵住自己的窗口，打算别人全淹没，而自己能舒适地过活着。虽说麻袋不用以堵张公堤的决口，单堵自己的窗口是没有用的，但汉口市民都这么做，岂非国家将亡的另一特征？

    洪水 刘岘 作

    （载第1卷第10期）

    大水，在某一点看来是天灾，在另一点看来正是人祸。明代自万历以来，历经八十多年的水旱饥馑，至李自成兵逼北京，崇祯王自缢煤山告一大团圆。而吕坤在万历年间，对神宗皇帝预言过：“今天下之乱象已形，而乱势未动；天下之人乱心已萌而乱人未昌；今之政皆播乱机使之动，助乱人使之倡者也”。果然在崇祯即位那年，便照预言实现了。“大水”以周期出现，若当作“天祸中国”，以无可奈何的态度忽略过去，这情形是可虑的。崇祯也是一心一意想把天下弄好的，可是他已经太迟了；魏忠贤所种的到他手里来开花结果了。

    自然在“乘浪赏月”、“家门窗口填麻袋”以外，也还有写《无家别》、《石壕吏》一类的杜甫，只不知哓哓之音，听的能够不头痛吗？

    载第2卷第10期（1935年8月5日出版）

    在热波里喘息

    ……

    郁达夫

    因为还有许多未完的稿子想做，所以在一个月前，就定下了独身北上的计划。但一直到六月底止，上海的天气真也凉爽得可爱，因此一捱两捱，就捱到了七月。直至七月中旬将到，而忽然一变，上海竟变成了天天在百度以上的灼热地狱了。在这样的热波里浸着，便吐一口气都觉得累赘，还哪里有心想上车雇马，放心旅行呢？所以这几日来，只在小小的寄寓里，脱光了衣服，醉酒酣卧和看书。

    第一部看的，是谷崎润一郎的《食蓼之虫》。三数年来，和谷崎的笔墨，疏远得也很长久了。这一次得到了春阳堂发行的这一册小本小说，真使我寝食俱忘，很快乐地消磨了一个午后和半夜的炎热的时季。文笔的浑圆纯熟，本就是这一位作家的特技，而心理的刻画、周围环境的描摹、老人趣味和江户末期文化心理的分析，则自我认识谷崎，读他的作品以来，从没有见到比这一部《食蓼之虫》更完美的结晶品过。这一部书，以我看来，非但是谷崎一生的杰作，大约在日本的全部文学作品里，总也可以列入到十名以内的地位中去的。我很希望中国的爱读谷崎氏的作品者，马上能够把它翻译出来，来丰富丰富我们中国的翻译文学。

    至于这书的内容背景，当然是和他的让妻给友，有点关系的。可是这些实感，并不是使这书所以成为伟大的中心点，即使离开了关于个人的生活关系和趣味来看，它也必然地是日本文学中的一篇美丽谐整的宝石样的东西。

    第二部看的，是柳无忌、无非、无垢兄妹三人合作的《菩提珠》小品集，作者们都还不过是二十岁内外的妙龄儿郎，文笔的幼稚，一看就可以看出。可是这幼稚，却是《随园诗话》里所说的不失其赤子之心的诗人的幼稚，读到了她们的话，则自以为阅世较深、年事稍长的我们，也不禁会张口微笑起来，笑纳她们的同小孩子似的憨态。譬如看见了日本人的厚重的木屐，便想教他们走得轻些，免得生活在地球这面的她哥哥的头上，会感到木屐的践踏，这岂不是不失其赤子之心的诗人的幼稚么？

    第三部看的，是《现代》杂志的编者，施蛰存君的《将军的头》。以史实来写小说，是我在十几年前就想做而未成的工作，现在看到了这四篇东西，我觉得我的理想，却终于被施君来实践了。曾读过我的那篇《历史小说论》的人，或者会记得我之所以想以史实来写小说的原因，历史小说的优点，就在可以以自己的思想，移植到古代的人的脑里去。施君的四篇东西，都是很巧妙地运用着这一个特点的。尤其是《将军的头》的神话似的结束，和《石秀》的变态地感到性欲满足的两处地方，使我感到了意外的喜悦。

    天时若再热一点起来，说不定看书会更看得多一点，也说不定会勉强出发，上北国去过它一个残夏和初秋。但这一周间，我的唯一的消暑的方法，却只在睡觉和读书，而读过的那三部书的意见，已约略说出在上面了。

    一九三二年七月十九日

    载《现代》1卷5期（1932年9月出版）

    一九三五一六

    ……

    夏振黄

    新年号的文章实在还是旧年写的，所以并无“新”话，只谈“旧”事。

    却说旧年十二月十四日驻防上海的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举行大规模的演习，当然是演习“巷战”啦。据报载，出动士兵共约三千，铁甲车坦克车二十余台，“防线”一直伸张到苏州河以南，大马路也在哨兵战以内了，至于北四川路一带，当然更是紧张，街车转角处都有“机关枪阵地”，拿了步枪和手提机关枪的士兵摆著“预备放”的姿势，目不旁瞬，正好像“敌人”就在前面。

    本来日本军演习是常有的事。但平常都在夜间“演习”，独此次却在上午六时至十一时，因而不知就里的市民分外觉得骇然而已。当天的《大美晚报》的记载就有了“宛然昔年战时惨象”的话语。这一句话，倒也老实。可是十五日的日文《上海日报》就跳起来说《大美晚报》这种话是“煽动中伤”。

    在下蜷伏沪西，即使“北头”炮声隆隆，要不是东北风，老实也听不见，何况乎“演习”？虽然当晚看见了《大美晚报》的记载，却因一则未尝目睹“昔年战时惨象”，二则知道“演习”已经完毕，所以一眼瞥过，心里却想著此时“霓红光”下，北四川路大概依然是“神秘之街”。

    这年头儿，神经麻木，“火烧眉毛顾眼前”的主儿，想来决不止区区一个，犯不著“神经过敏”呀！

    然而“神经过敏”“深谋远虑”的，却也大有人在。一位住在闸北区的朋友就匆匆忙忙跑来找我，要我代他留意西区有没有相当的住宅了。

    “哈哈，人家演习，你何必三年前蛇咬了一口，于今见条草绳还怕？”在下满不在乎地对他说。

    不料这位朋友立刻眉毛打了百十个结，没口叫道：“你，你，你忘了再过半个月就是一九三五年么？这，这，一九三五，是世界危机爆发的一年！”

    在下一听这话，就知道这位朋友的“书呆子”脾气发作了，不好跟他多说。要是一说下去，开了他的话门子，他那“上下五千年，纵横三万里”，“疯疯颠颠”的话儿，在下也不能抄出来跟读者见面，没的倒耽误了我交稿的时期。于是“嗯嗯”地就散了。

    可是经他这么一“缠”，在下猛可地想起了三个月前读过的一篇“理想的预言式”的小说来了。登在什么刊物上，在下已经忘了。只记得是那时新出第一期的一种图画与文字的刊物。是哪一位作家的手笔呢？这倒记得，因为这一位作家是文武全才。他写过一厚本的《大上海的毁灭》。这是他在“昔年战后”写的。当时为的在下也还“神经过敏”，一见书名——《大上海的毁灭》，心头就是砰的一跳，立刻买了来三天工夫读完。然而——然而——真真万分抱歉，后来在下就以为这位作家不该“黑嘴老鸦”似的，尽说些扫兴的话。事隔两年，我们不是依然“安居乐业”？并且后来又有人告诉在下：即使大上海真真“毁灭”了，照那位作家的身份地位说，也得“人为的”地“乐观”。这样的“批评”，在下不想妄赞一词。可是我倒又怪爱这位作家的“Naivety”起来了。我觉得他常常在笔尖“流露出他的衷心话”来。不是他以前也有过两篇著作很说了些由衷的老实话么？

    “Naivety”（译了出来吧，省得人家不懂，又疑心我是在骂人了；这字就是“天真爽直”的意义）无论是何人的，总可爱。因此在下偶然在报摊上看见什么新刊上有他的大作，我就买了回来。这偶然的结果，就是上面所说的那篇“理想的预言式”的小说，记得题目是《一九三六年一上海》。

    可也作怪，这位作家忒也“黑嘴老鸦”似的！好像为的“昔年之战”没有把“大上海”真个“毁灭”了似的，他这里又在“预言”“一九三六年”“上海”之必灭了！他说，不，他这样假想著：“果然，震动世界的一九三六年是来到了！”（这一句，在下老是忘记不了。）日俄在北满大战的结果，日方伤亡数十万，一个重师团在海拉尔全灭，俄方的重爆击机轰炸旅顺，日本军部中广播出来的狮子吼是“非常时到来了！”而同时，又知道美国海军主力艇集中檀香岛，英国巡洋艇队通过苏彝士运河向香港新加坡来。美英俄联合攻打日本了。东京国防会议上，就决定了陆军从前线退却——由大兴安岭前线退守吉林边境，而海军立即开始其“出如脱兔”的行动——占领上海。这上海的大激战，首尾约四星期，日海空军以全力猛扑；最初是英美军死守苏州河，后来是“三日三夜”的黄浦江中海战，英美海军全灭，空军全灭；日军的毒瓦斯弹就同毒龙喷焰似的，最毒的芥气——黄十字雾在静安寺路一带滚滚而来，于是终于英美的上海驻防军在巨量牺牲以后惨败了。日本军完成了上海占领。然而上海市也变成了一堆瓦砾。苏州河上几座大桥是在开战的时候就由英美军炸断以阻敌军前进的；公共租界大建筑都被飞机掷炸弹轰倒，大火烧尽了民房，甚至于宝山全县照耀如同白画。于是日本军就控制了长江一带的资源地，（自然也控制了华北，）并据此资源准备与英美俄联军再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此正式启幕了！

    读者，可不要认真，这是“理想”（在下真不知道应该用“理想”二字呢，或是用“假想”，总之，不是真的就算了），是一种“预言”。上海现在还是好好的，长江以及华北自然也都是好好的。旧年十二月十四日不过是“演习”！

    至于这篇“预言”小说，灵不灵呢？那不但抄书人的区区未便代负责任，就是原作者也不好叫他负责。要是准灵的话，在下一定背起包裹，犯不着赖在这里受惊吓。所以“神经过敏”的朋友请尽管放心罢！

    不过即使只是“小说家言”，在下总觉得那位作家太“黑嘴老鸦”似的，一开口就讨人惹厌。你看他说成了世界第二次大战还只来个“序幕”，倒先教我们中国去了一大半，真是“不祥之言”。何况人家又是“喧宾夺主”，又是“如人无人之境”，真真太扫兴了，即使命定不得不如此，这当儿做小说也极不该这么说，（这么没有人为的乐观）可不是么？

    因此，在下先前虽然很爱他那么一点Naivety，(说起来，他这最近的假想小说也还是一百二十分的Naivety)可是现在倒当真有点怀疑他患著“老鸦病”，一开口就是不吉利！难道是什么叫得震天响的“一九三五，一九三六的危机”把他弄昏了么？幸而在下的朋友——托我找西区房子的朋友，不大看什么刊物的，不然，岂不害他愁得只想变成了乌龟么？

    不过，话也得说回来，当它《山海经》读，原也不碍事。在下为此抄了大意来给大家欣赏。倘使有人看了后在“新年”里做恶梦，请千万莫怪！

    载第1卷第8期（1935年1月5日出版）

    腌肉与不朽之作

    ……

    杨藻章

    中国旧文人的思想，一向是被儒教所统治着，儒教中人以立功、立德、立言为人生三不朽之盛事。著作是属于立言一类的。所以自来从事著作者，都以“垂不朽”为目的，无论作一文一诗，都希望能保存永久，给千秋万世的人读，像腌肉一样，经久而可吃。

    可是，腌肉之所以会不朽者，因为是浸透了盐质之故，所以著作要不朽，也须浸透了儒教的思想。一文一诗，都须不背乎儒教的教义——古圣先王之道，然后始能久传，否则如杨墨之流，虽有著作，而因不合儒教教义，被孟子指为“邪说异端”，大骂了一通，便不得传世，或虽传也如无盐之生肉，不能与腌肉争久的。汉武帝崇儒术，黜百家，便是因百家立言不合儒教，自取速朽，活该！

    所以“最高学府”中国文学系的老教授（其实应该称为国学或国粹大师）们，常常训诫诸生，不可将作品在报纸或杂志上发表，因为这些刊物上的文字，大都是邪说异端，浅薄鄙俗，如春花秋叶，随生随落，毫无价值的东西。他们主张文学不可染胡适之的时髦病，（因为他们仅知道胡适之是提倡新文学的）须以古人的经、史、子、集为模范。人必闭户读史，皓首穷经，到得学邃功深，然后发为文章，形诸吟咏；文以载道，诗以言志，典雅纯正，有物有则，虽千金不能易一字，然后“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才算得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云。这真是制造腌肉文学的古传秘法，没有程度考进最高学府的青年们，是无亲聆这种雅教的福气。

    不过，经验告诉我们，能经久藏的腌肉固然可吃，不能经久的生肉也是可吃的。新鲜的生肉烹制起来，往往比腌肉来得甘美而有滋养身体之功；奸商将死牛烂马的肉加盐制成腌肉出卖，倒反害人的卫生。况且腌肉的不朽，仅是在一定时间内的事，陈年的“道地云南火腿”也会生蛆发臭的。同样，古人的不朽之著作也不会永远不朽。譬如两千多年来儒家的《圣经贤传》，到今日便已不合时代的需要，使人读之思想腐化，像吃了蛆臭时腌肉要生病一样了。

    由此可见著作之有价值与否，须视其是否合于时代的需要，朽不朽倒没有什么关系。报纸杂志上的一切文字，人们每每随看随弃，自是一种速朽之作了。但它们能使人们认识时代，汲取新知，（自然，那些“谨遵功令”，借新文体以宣传旧思想的刊物不在此例，）虽然不能传世不朽，而其对于人类社会仍是有价值的。所以这些刊物，被视为现代社会一种启迪民智、传播文化、推进时代的利器，虽然速朽，功用却大。设使现代的作家，尽要以著作垂不朽，那便没有谁肯干这种文化工作了。时代是不停的转变，文化是不断地进化的，今年所谓新的理论，也许明年便旧了，如果一切刊物上的文字都能不朽，万古长新，那么人类的发展岂不就停滞了吗？因为中国的文化老是落伍在时代的后面，遂使儒家的著作能不朽两千多年，这便是一个明证。

    古人不轻易发表著作，我想是与印刷术不发达，出版困难这件事有关系的。在印刷术日趋于简捷的现代，欧美各文明国家的学者文人，都尽量的发表作品，每一国中，每天都有很多的新书出版，但每书再版一次，往往都有修改，在本月万人传诵的新书，也许到次月便成旧书了。因为各种学术思想，日新月异，一本书也不过是代表一人一时的研究所得，以贡献于社会，供大众的讨论，聊尽推进文化的力而已，朽与不朽，全由时代文化行程去决定作品的命运，作者本身是无自主权的。若果一个人，希望他的著作一出，便成“千古定论”，那无异是希望社会永无进步，人类都永远愚蠢，只有他一人永远聪明，这是“汪二麻子起不下良之心”，该打屁股！

    十八世纪牛顿发明三大定律，他的《物理学》可谓不朽之作了，但至现代爱因斯坦发明《相对论》后，牛顿的书便有点朽了。卢梭的《民约论》曾经激起法国人的革命思想，可谓不朽之作了，但至现代的政治学，社会科学发达后，《民约论》也渐渐的朽起来。达尔文《物种原始》中有一部分的理论，已被现代的生物学所摇动了。这些原被称为不朽的著作，在现代我们固然还能见其原书，但恐怕在以后的某世纪，人们只能从历史书上见其“存目”了，也许有个“存目”都被人忘却了的时代。

    我记得曾在欧阳修的文集里见着一段关于宋朝皇家藏书的记载。大意说，他有一次检秘阁的藏书，见有几万卷霉烂的书籍，其书名与作者的名字都是不经闻见的，伸手去翻看，纸页触指而坏。这些能藏在秘阁的书，可知原是不朽之作，但竟然连博学的欧公都不曾读过，可见世界上原无不朽之作，不过朽的时间有早迟罢了。古来名山中，正不知朽了多少著作！

    然而时至今日，中国的文化已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而蟠据最高学府的“皋比”的冬烘大师们，还在教青年们为不朽之古典文学，做几篇骈体文，凑几首“选体诗”，还要自视如鸿宝，不屑于发表，（其实便是发表出来也没有人要领教）而要留下来同古人的经、史、子、集同垂不朽。不知所谓占的也者，早已成了生蛆的腌肉，将要完全被抛在新时代的潮流中卷去了。儒教已变成一口“老古板棺材”，连冬烘大师们本身都已被装进去一同腐朽了。至于腐化青年作的“假古董”文学，则是死牛烂马肚里的心肝五脏，还没有拿出来便已朽成一团，还希望什么不朽？

    世界上仿佛没有不朽的东西。顽铁在空气里要因氧化而朽，顽石在空气里要因风化而朽，若要勉强指出不朽的东西，怕只有冬烘大师们的顽固的精神吧！

    载《现代》3卷4期（1933年8月出版）

    不敢求甚解

    ……

    杜宣

    读书有时往往使人愈读愈糊涂，难怪陶渊明要说“读书不求甚解”，我深觉这话大有道理。不过陶先生究竟是晋朝的人，将这话拿到现在来用似乎还嫌不够，若是在“求”字上面加一个“敢”字，改成“读书不敢求甚解”，则倒是当今的至理名言了，每个人都可以引为座右铭。因为现在读书，都不能求解，有的因一求解，反更不得其解，有的因一求解，倒遭灾祸了。譬如读报吧，翻开来一看，在用头号字标题的消息上，就常常记载着某巨名匪首在某地被某军生擒，甚至于登出一张面目模糊的照片在消息后面，这谁不相信是真的照片呢。但不打自招，稍待一二日又可在同一报纸的同一地位上看到有这刚被生擒的匪首率领匪众若干人图陷某城的消息。不特此也，再过一些时又可看到这匪首阵亡的捷报，再过一些时这阵亡的匪首又率领匪众他窜了。这时而“生擒”，时而“图陷”，时而“阵亡”，时而“他窜”，究竟是什么道理呢？假若要“求甚解”的话，那或许就一辈子也解不通，即使一旦豁然贯通了，知道匪首并非可以拔出汗毛吹成许多化身的孙悟空，然而这还是只有装作不解的好。因为现在正是一个不能让人们面着真实和说着真实的时代。所以许多聪明的人都“不敢求甚解”了。但在有些人的心中却是雪亮的，故意要使他不解的事情倒反特别解得很通，于是这解与不解便没有什么问题，而只剩下一个以后的“敢”字了。

    载《杂文》第3号（1935年9月20日出版）

    当心拆台

    ……

    林默涵[本文发表时署名默涵。]

    旧戏园子的戏台两旁，往往挂着这样一副对子：“戏场小天地，人生大舞台。”这是说：人世间的一切，都无非一出戏而已，犯不着那么认真，倒不如看看戏，嗑嗑南瓜子，今朝有酒今朝醉。但当老爷太太们从戏园子出来，和黄包车夫还起价钱来，却是锱铢必计，多给一个铜板也舍不得，可见真把人生当作戏的人其实是少得很的。

    朱光潜先生最近发表一篇文章《看戏与演戏——两种人生理想》（《文学杂志》第二卷第二期），看题目就知道，朱先生也是把人生当作戏的，不过他把人分成了两类，一类是演戏的，一类是看戏的。他说：“生来爱看戏底以看为人生归宿，生来爱演戏底以演为人生归宿。双方各有乐趣，各有人生的实现……”哪一种是看戏的人，哪一种是演戏的人呢？照他说，像耶稣、陶渊明……这类人便是看戏人，像秦始皇、拿破仑、希特勒……这类人便是演戏人。

    把世事人生都当作戏，这是那些以旷达自许的名士们常常这样表示的。这种观点对不对，且不去管它，实在说来，这也不过是他们的一个幌子而已。他们何尝不知道，真的生活并不是戏，所以，遇到跟他们的实际利益相关的事情时，算盘就打得比谁都精了。我所怀疑的，是世界上果真有这样截然不同的两种人：一种是专门演戏，一种是专门看戏的吗？戏园子里的看客，可以说是专门看戏的罢，但假如说戏剧是人生的镜子，那末，戏台上的人物，有许多怕正是台下看客的影子。为了宣扬他的理想，耶稣终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何尝是一个旁观的看戏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仿佛真是一个默玩人生的看戏者了，但要能这样“悠然自得”，至少得每天无须上餐愁下餐，因此必须有点官俸的积蓄或地租的收入。他既然做过官，或者向佃户收过租，就显然是和人间的纷争有着纠葛，不是什么纯粹的观戏者了。

    然而，朱光潜先生更重要的意思，是在告诉人们，人生来有演戏的和看戏的之别，而他所谓的演戏人，显然主要的是指那些当权得势的“治人者”，如古之秦始皇和今之希特勒之流。那么，好吧，就让他们去演戏吧，反正他们生来是演戏给人看的；至于我们呢？就静静的站在一旁看戏吧，反正我们生来是看人家演戏的。朱先生举了一个亚历山大皇帝访问犬儒派哲学家达阿杰尼斯(Diogenes)的例子来证明这两种人是天生的“分工”，是“各有乐趣”的。当亚历山大见到静坐在木桶里默想的达阿杰尼斯，就说道：“我是亚历山大帝，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忙吗？”达阿杰尼斯回答：“只请你走开些，不要挡着太阳光。”亚历山大觉得这犬儒很可羡慕，向人说：“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我很愿做达阿杰尼斯。”朱光潜先生大赞亚历山大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因为他见到做达阿杰尼斯的好处。但其实，这不过是亚历山大的一句空话而已，他依然住在他的豪华的宫殿里，决不坐到木桶里去。而契诃夫不是在一篇小说里嘲笑达阿杰尼斯吗？说他幸好是住在暖和的希腊，假如他到寒冷的俄国去，他就要在木桶里呆不住了。

    让演戏的人专演戏，让看戏的人只看戏，互不相犯，各得其乐，这样就自然“天下太平”了。显然的，看戏的人永远只能坐在台下看，决不能跳上台去“越俎代庖”，据朱先生说，“这是一件前生注定丝毫不能改动的事”。既然如此，一切变革的企图和活动，不全是多事吗？治国平天下，原是那些帝王将相们的伟业，我们只有张着嘴巴坐在台下看的份儿，几曾见看戏的人跳到台上去演戏呢？这就是了！朱先生的真意原来在这里。

    至于朱先生自己呢？他很谦虚，自认也是一个袖手旁观的人。但我们记得，不久以前他才“荣升”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监察委员”，袍笏登场，走马上任，那末，即使不是戏中的主角，也该不是扛旗子跑龙套的脚色吧，自然更不是看戏人。我们且来看看朱老板的“演艺”吧。可是，要知道，时代到底不同了，即使老百姓真是“看客”吧，他们的眼光也已经提得很高，“台上群玉班，台下全走散”，是恐怕没有这么客气了，被你们的丑剧激怒了的“看客”，说不定还要把你们的台板都掀掉呢！老实说，我真替朱老板捏一把汗。

    十一月七日

    载《野草丛刊6·能言鹦鹉毒于蛇》（1947年12月出版）

    食在广州

    ……

    秦似[本文发表时署名水味。]

    据近期《自由》的内幕新闻载：张发奎交代之后，居家闷闷不乐，有人问他将否出洋，他说什么地方也不去，服侍老婆大人最好。言下似乎不胜牢骚云。

    按广州“复员”之时，曾有一首民谣流行，末两句日：“烧错了爆仗，迎错了老张。”老张早知如此，也该叹“搭错了牌楼，迎错了国舅”了。

    “服侍”别人的下场如此，怪不得恍然大悟，“最好还是服侍老婆大人”。

    但“什么地方都不去”，恐怕最少还有一个原因——舍不得中国菜。如果要像民国二十三年在伦敦时一样，不吃面包，和太太合作买菜烧饭，也未尝不可，但欧洲的鱼肉，对于下野的阔人，比中国究竟要吝啬得多了。

    “食在广州”，此间乐，老张不走矣！

    载《野草丛刊7·天下大变》（1948年1月出版）

    时代的束缚

    ……

    韩侍桁[桁本文发表时署名“侍桁”。]

    超时代的文学是不存在的，因为根本没有作家是能够超时代的。但我们时常却说某一个作家，他的思想是远远地超越其时代，这，我们的意思只是，在这一个作家的思想中，是存在着一种较其时代更为前进的思想的成分，而在大体上他的思想还是严格地属于他的时代的。而且我们也时常说，某一种文艺品，是具有永恒的价值，在任何时代之下都不失掉它的光辉，而事实上也的确是有着更伟大的作品，经过了几许时代的淘汰，却还在享受着人类的热烈欢迎。不过，这种作品的长存，并非因为它是有着怎样超时代的要素，反之，那是由强烈的时代的精神和艺术的完整之适当地调和而成。

    自然，在文学史上常有那曾经风行于某一个时代的时髦的作品，一经时代的变迁，便渐渐减低着它的价值，而至被湮没了。无需远求，在我们的新文学史中也便有着这样的例子：那在十年前曾以强调的感伤主义深刻地感动了多数的青年的郁达夫先生的《沉沦》，试问现今尚有哪个青年读着它而受感动？然而，《沉沦》无论是显示出怎样艺术的幼稚，它是有价值的，在历史上是有价值的，因为它既在某一个时代上发生了作用，那时代的意义便赋与了它的艺术的价值。

    时代的教训是伟大的，它在每一个作家的心上深深地打着一个烙印，它在不知不觉之间，便完全领导了你，支配了你。它成为一种伟大的力，使你不敢反抗它，背叛了它。你将看见一个整个的时代的人心的厌弃。它束缚着你的情感，它驾驭着你的思想，而且它甚至给你预备好你的创作的外形。

    然而，一个时代的思潮总是复杂的，包有多面性，你越是生活在其间，越是感着难于把握住它的中心的精神。但时代之声，像是凶狂的海潮似地，将时时地响在你的耳边，告诉对于作为一个作家的你，这时代是在要求什么，这时代的最大多数的人们在要求什么。如果你不是一个关在象牙塔里的艺术游戏者，如果你不是思想顽固的传统的保守者，那么你作为一个作家，你就应该听一听你的时代的要求。

    的确的，这要求是一种束缚，每当你一拿起笔来，它对于你便成为一种威吓。你想发泄你自己的情感，可是它叫你抑制，你想放纵你自己空虚的幻想，可是它把铁一般的现实摆在你的面前；虽然笔是握在你自己的手里，而你会感到在冥冥中有一种更大的力支配着你。倘若你固执地反抗这种冥冥的力，完全信任着自我的发展，马上在你的周围，就有无数的群众愤怒地狂叫着：“放下你的笔，放下你的笔吧，我们不需要你！”

    在历史上，我们看见无数曾经一时流行的作家，是被这种海潮似的声音叫倒了，而且在现今也有无数的作家是为这叫声所包围，请不要相信他们在表面上的平静与不关心，他们在内心里是在感到可耻的侮辱的，他们就在目前将被这凶暴的怒吼所消灭。

    作为一个忠实的作家，是无所惧于这种时代的声籁，反之是应当把这看成如一个小舟的舵。虽然它在我们的发展上给以苛刻的束缚，而这束缚是有益的，它教给我们怎样站在群众的先头，而成为一个勇敢的战士。

    载《现代》5卷2期（1934年6月出版）

    父亲奖

    ……

    秦似[本文发表时署名土根。]

    “父亲节”有人赠摄“合家欢”，并且征求儿女最多的父亲，合格者有奖。

    据说爸爸们应征颇踊跃，“奖品”也发表了——免费赠阅某报一年云云。这，就不易明白：儿女多奖份报给他有什么用？除非那份报等于面包或米，但若是面包或米，恐怕连赏给“儿女最少”的爸爸也殊属难办了。

    我毫无非难这家报纸的意思，不过由此可见，“父亲节”之类题目，即使做做广告也会弄到牛头不对马嘴的，它顶多是“极富东方色彩”的愚蠢笑料而已。

    载复刊号（1946年10月出版）

    强奸妈妈之说

    ……

    秦似

    昆明学生的血迹，渐渐淡下来了，但一拿起“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那本薄薄的小册子，就仍然仿佛置身在鲜秾的血泊中，至少我有这感觉。

    翻翻这书，使人知道当时虐杀学生，某些教授也帮了点手脚的，栽赃诬陷，百出不穷，最妙是其中一位迫学生去参加反苏巡行，在众人前痛哭流涕打譬喻说：“中华民国是我们的妈妈，苏联侵占东北，就是强奸我们妈妈，做儿子的能不反抗么？妈妈被强奸，我不能够说下去了，否则我要滴下眼泪来！”

    这位儿子，不消说是伟大的，可惜“苏联占领东北”只在反苏行列叫嚣里持续了几分钟，另一种外兵却在北平天津长住久居下来，这些自命为儿子的，想不到竟不但缄默，还把来“奸”的认做“干爸”，忙着铺床叠被去了。

    说起“干爸”。又叫我们想起不久之前，这一派教授的宣扬“大地政治学”，名噪天下，罗森堡虽然上了绞架，他在中国的应声虫却入京做官了。尽管容仪表表，口讲洋文，搬这弄那，这种人学问道德，都不怎么值钱。倒是那些莘莘学子十分厚道，他们还把指挥刀下的英雄尊之为“吾师”而“爱”之，这还不够有礼吗？Gentlemen！[Gentlemen：先生们，绅士们。]

    载新二号（1946年11月出版）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