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店

    ……

    蒲絫

    一

    书店，有人认为是推行文化的先锋，也有人以为只是牟利的奸商的一种。平心而论，虽是两极端的批评，却都可以算得中肯。孔云亭《桃花扇传奇》第廿九出借书商蔡益所口里唱的曲子道：

    堂名二酉，万卷牙签求售；何物充栋汗牛？混了书香、铜臭、

    贾儒、商秀。怕遇着秦皇大搜。（《凤凰阁》）

    书和铜，香和臭，贾和儒，商和秀，把这几种不能混合的成分，混合在一起，这就是所谓书店。

    然而，在许多旧式的书店里面，上自老板，下至擦水烟筒、倒尿瓶的学生，简直有辨不出书之为香，铜之为臭的，他们对于书，只知道哪种好销，可以赚钱，哪种不销，不能赚钱，和绸缎店倌的对于绸缎，咸鲞店倌的对于碱鲞，毫无异致。在新式书店里面，这一类的人也还不少。我曾听得某书店老板说：“书无所谓好坏。好销的便是好书，不好销的便是坏书。”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书店老板曾对他的伙计们说：“只要在白纸上印了黑字，我都有方法推销出去。”在他的鼻孔里，当然更无所谓香臭了！

    二

    今年是“不景气”的年头，什么事都到了“尖锐化”，书店“尖锐化”的表现，无过于一折书的大倾销。定价一元的书，只卖一角，硬绷一点的买客，还可再打一个九折或八折。据说，批发价已经跌到一折六扣了。倘使你从腰包里掏出一张五元的钞票，就可以得到这么一大捆，非雇了黄包车不能带回家去。“便宜呀，便宜呀！”买书的人都这样嚷着。有人想，书价这样便宜，几乎连买纸张还不够，做老板的岂不蚀杀老本？然而听熟于此道的人说起，虽然卖的这样便宜，书店老板还可以得到三分钱的厚利。所以现在有一位大老板，已经豫备二十万资本，专门做这项一折书的生意。在闸北买了大块地皮，造起不少房子，再添上许多印书机，预备打倒一切的旧书店。

    更有许多人想，一折书卖的这样便宜，还可以赚钱，大家都竞争着做，那些实价发售的书店，岂不是要大发其财么？为什么还有许多书店天天喊着亏本，甚至于要接二连三的关门呢？这叫做“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否则，卖五香豆为什么也要内行呢？

    三

    从前中国的书店，卖的都是木版书。书的来源，有些是宋元明旧椠，有些向人家租了家藏版来印。资本较大的，自己也刻几幅小说戏曲一类的木版，互相交换贩卖。到了石印法和洋纸输入中国，印刷便利，成本减轻，许多书店，都利用了新法来印，于是时文课艺，医卜星相，小说戏曲，经史子集，多变成了石印的本子。起初还注意到校对的仔细，字迹的清楚，纸墨的精良，定价也比较的贵。到后来为的专门注重在“铜臭”，便“江河日下”，把成本竭力的减轻。到了现在，一提起石印书，在我们的观念中，好像只是一些黄黄的油光纸，错误讹夺连篇的文字，模糊细小的字迹，松松的一捏就散的装订那种册子。无论哪一个人都觉得要头痛的。

    但是，成本虽然减低，定价却还是照旧。一部六本或八本的《三国演义》，不过角数钱的成本，他的定价可以八九角或一块多。有些自以为懂的一点的买客，问他有多少折扣，他可以告诉你九折或八折。再三的论价，用七折或六折，买定了，以为是大大的便宜。其实还不止对折转弯的赚头。如果这些书统从印的店家门口卖出去，钱固然赚的很多，生意却不会很大。生意的推广，完全靠一班客帮，就是内地各处的贩卖商人。因为内地很少印刷机关，所以这些书都要到上海来批发。所以旧式书店老板的唯一本领，就是熟悉客帮。客帮的走水先生到了上海，大概都住有一定的客栈。你要贩书，用不着跑上书店的门去，只要一落客栈，就会被许多书店的跑街伙计攒住，或者从茶会上找到你。那时这位走水先生便非常之忙，今天某家请你吃饭，明天某家请你听戏，后天又是某家请你上堂子，弄的你花天酒地，应接不暇。等到你吃也吃腻了，玩也玩厌了才问起你这回要配些什么货。你如果觉得吃的他太多，把配货单送给他，他就如获至宝般带回去，明天便整大捆整大包送上门来。里边有你所要的书，也有你所不要的书。问他折扣，四折三折随你去做，说明钱带的不多，要挂一点账，节边年底也随你的便。只要你肯把书带回去便是“婆婆万福”了。

    四

    这种石印的旧书，都是无所谓版权的，无论哪一家都可以印。但在同业里面，也有一种不成文的行规，就是这一家印了这部书，别家便不作行再印，要印也须得到人家的允许，否则就要受同业的排挤。所以各家所印的书，大多数是各不相同。倘使需要别家的书的时候，也不必用钱去买，可以用同价值的书互相交换。书店的大小，就是用版子的多少来分别。

    书店里面，用不着什么编辑员，只有几个缮写员和贩卖的伙计，薪水也都很小。但里面却有一种极好的调剂法。就是几个小伙计，可以拼起股子来印一两本旧书。本钱挂在账上，赚来的钱大家分派。所以旧式书店的伙计，正薪虽少，外快却是很多。

    五

    从废科举兴学校之后，才有新式的书店发生。买了新的书稿，或聘请了专员编成新书，别家不准翻印，这是比较新近的事情。到了版权法颁布，新书店有了一重法律的保障，便一天一天的加。新书店的成本当然不及从前的低，定价却也不能过高，但折扣却不像旧式书店的滥。因为只有独门出入，所以对于客帮，也不必像旧式书店那样的迁就。可是，一本新书的销售，决不会从出版的书店直接便到读者的手里，不能不经过那贩卖人的手。一般的读者，便从这里吃了大大的亏。

    普通新书的定价，大体为成本的四倍；就是成本二角五分的一本书，那定价总在一元左右。倘使每本书都从书店直接卖给读者，书店的赢利，当然很可观。但因为有贩卖人的存在，便发生了问题。普通对于贩卖人的折扣，大约从八折到六折，也有对折以下的，完全依了书店做生意手腕和看了贩卖人生意的大小而定。倘使平均作七折计算，定价一元的书，出版家所得到的还有七角。可是中国的幅员太阔了，一家上海书店的书，可以北至蒙古东三省，西至新疆西藏，南至南洋诸岛，无论哪一家大书店，都不能在这样广大的区域内，于各城市镇遍设分店，势不得不靠贩卖人给你去推销。贩卖人除了从折扣里取的利益外，最重要的条件是赊账。因为他们决没有这么大的资本，用现钞向你买了书去，搁在店中，再一本一本的卖出去。现在书的种类又多，销行不销行全不一定，万一用现钞买了来卖不出去，岂不大蚀其本？所以书店的放账，是不能避免的。一年做五十万元生意的书店，大概总有三十万元以上的放账。最好的年岁，这放账至多到年底可以收回一半，像近一两年能够收起两三成，已经算是很好，甚至于不到一成的也有。因此放了账几乎等于送脱，不放账便没有生意可做。现在，让我们把新书店的利益来计算一下：

    假定有定价一元的书一千本，成本为贰百五十元，其中一成，直接卖给读者，收回一百元。还有九成，用七折批发出去，本来可收得六百三十元，如果作为对折收进，可得三百十五元，共收回四百十五元。除著作人版税一百五十元，净得二百六十五元。那么，本店对于这部书的纯利，便只有十五元。这一千本书全数达到读者的手里，那读者所出的钱，总数却是一千元。如果一部书只销一版，书店怕只有蚀本的份儿。

    有人想，这样看来，贩卖人的赚钱，不是比出版家的来得大吗？其实也不尽然。他们虽然享有了三成或四成的折扣，但里面有水脚运费，有汇水，有利息，有开销，有时也须打一点折扣卖出甚至也仍然有放账，所赚的纯利，也不过和出版家相仿。至于欠账，也不一定卖出了不还，实实在在也还有许多存货卖不出去，叫他们怎么还起？何况也有放账呢？

    六

    新书店最大的生产，要算教科书。别的书买不买随读者的自由，教科书却是由学校强迫着读者去买的。所以，教科书生意，为一般新书店竞争的目标。但是，在近来，教育衰颓，学生减少，生意已经不及从前，竞争却反比从前剧烈。小学书六折，中学书八折，已成为公开的折扣。批发价再是五折六折，另加回佣，这样，利益不会再厚。放账方面，却比普通书更大。这欠账的人，不一定是直接的贩卖人，却往往是采用教科书的学校。近来几乎无论哪一省的教育官厅，没有不欠官立学校的教育经费。内地有许多官立学校，往往要靠了书店才能开学。就是学校对于学生，在学费中带收教科图书费，而一面却向书店欠账。书店为贪图生意，不能不放。有时候校长撤换了，书店便放了倒账。

    教科书最怕的，便是教育部变更新学制。学制一变，从前印成几千万几百万本的旧书，立刻变成废纸，只能切碎去包花生米。听说去年有某大书店，受了这学制变更的影响，几乎弄得关门。所以非有大资本的书店，都不敢冒这编印教科书的危险。

    七

    照目前的情势，书店几乎已经到了末路。旧式书店，在从前固然很赚钱。但一到折扣日低，放账日多，便也没有办法。从这里想谋出路的，便是一折书。但这种生意，非有大资本不可。他们的纸张，一定便是一两千吨，每种书的印数，起码总是几万。一方面凭藉市面不景气的赐与，排版印刷装订的工价都减到了极度，所以虽只一折，还可赚钱。而且因为折扣太低的缘故，可以少放账。然而油光纸石印的旧式书店，却因此受了极大的影响，因为这些一折书比起那些旧式石印书来，便印刷清楚，纸张好看，定价又是低廉，脱手来得容易，贩卖商人自然趋之若鹜。

    一折书的盛行，对于从前那些油光纸石印的读者，是很有利益的。倘使某大老板的计划成功，把那些石印书店完全打倒，而一折的成例，可以永久维持下去，并且使买书的人个个都知道这一类的书都是照定价一折，不上那些贩卖的人高抬折扣的当，未始不是中国读书界的一大革命。然而，谁也不敢这样乐观。

    八

    一折书不但影响全部的石印旧式书店，连新书店也受了大大的打击。新书的定价实在太贵，虽是爱读新书的人，因为“囊中少有钱”，随便买一本一折书，也不妨过一过瘾。而且那势力也会逐渐侵入到新书里去。侵入的路大约也有三条：第一是完全的翻版。不管你的著作权有没有注册，他们翻印了再说。好在中国的法律，是不会有极重大的威严的，无论怎样打官司，被翻印的花了许多钱，费了许多事，结果翻印人也不至于吃怎么大亏。所以翻印的自然乐得翻印。第二是变相的翻版。对于新出的集子，可以来一个选集，近来什么短篇小说选、小品文选、日记文选等等，已经非常流行，将来都会变成一折书。这样，在读者方面固然得到便宜，著作人方面却未免要吃大亏。第三就是印售一折书的店家，从一些倒闭的新书店收买了若干种陈旧或低级的新书版权，也一样作一折书来卖。

    九

    在现在，新书业的挣扎，不出两条路：一条便是极力吸收函购客户，使读书的人直接向出版家购买，这只要看近来各书店函购广告的竞登，就可以参透那里面的消息。倘使读者都养成了函购的习惯，将来也许会使书价减低。但这事也所谓有利必有弊。最重大的，就是许多滑头的书店，把一本毫无价值的书，取一个漂亮的书名再登一个天花乱坠的广告，一买到手里，却是一个大大的失望。甚至于收到了钱，不把书寄给你，一封信两封信去催，永远如石沉大海，也是常有的事情。所以各书店的吸收函购政策，近来虽然比较发展，却决不能因此消灭中间贩卖人。新近交通部举办各地邮局免汇购书法，也可以算得一个进步。但此举也不见得会十分发达。第一，因为邮局经手的折扣还要八折，而买客却须十足付出还要加邮汇费，比直接函购更贵。第二，邮局里只备一本书目，不能把书目里所有的书都备一本在邮局里任人翻阅。如果能把这两点改良，我想贩卖书店或者会被邮局打倒，减轻书价便利读者的希望也不难达到。

    十

    新书业的还有一条出路，便是发售预约。这也是直接买卖的一种，而且在书店方面预先收到钱，不会有欠账的危险，在读者方面也可以得到便宜，可说是两利。但这事必须有信用的大书店才可作，而且只限于价值较大的书。

    向来没有知名度的书店，发售预约，老练一点的人，决不会理他，否则也往往会使你上当。至于一二元或数角的书，既不能登广告，送样书，使读者先明白书里面的内容，自然不会有人来预约。

    这几年来，各大书店都有几部几百元或数十元的预约书，往往第一部的预约才截止，接着便来第二部的预约。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中国的文化大大的发展，骨子里却实在只是暴露着书业的不景气，竭力在吸收现款。有些大书店，听说欠出的预约书款，有一百几十万元之多，要把第一次的预约书印出去，还清欠款，势不能不再发售第二种预约。所以起初是为了吸收现款而发售预约，现在却为了要还清欠款而发售预约，欠款永没有还清的日子，预约便也永没有断绝的日子。把大书店建筑在预约上，这是何等的可怕！

    然而，预约却是决不能永远发售下去的。第一是大部书会得有出完的日子；大部的旧书只是有数的几种，大部的新书又不是一年半载可以杂凑而成。所以有的只能把印过的书，变换了方式一印再印，有的把出版了十年的零星旧书，集起来作为丛书，甚至有的已经在登报征求出版计划了。这都是预约发售不下去的预告！第二是预约的购买者也会得财穷力竭，不会得一批一批的继续买你的预约，替你拨还债款的。

    现在的预约户大约不外几种：一种是图书馆或学校，提出一二百元的经费，买部把本数很多的书来装装场面。第二种是民脂民膏刮得较多的军人大官僚和那从前交易所里投机发迹的商人，本来并不会看书，懂得什么书籍的好坏，不过为了要假充斯文，装饰他们新造的客厅或书房，便拿出几百块几买几部新印的古书来摆样子，其实等于“皇帝的新衣”，即使里面都是白纸，只要把书根印得好，也是一样的。至于真正想读的穷酸，即使偶尔看到广告，也不过讨一本样本去当作屠门的大嚼罢了。

    第一种预约书的顾客，本来只有一点有限的经费，决不会永久光顾；至于第二种的顾客，有了几部作装饰品也已经很够，决不会像书呆子的对书发生兴味。即使新顾客不无产生，也不会很多。所以预约书纵使可以川流不息的出下去，预约的客户也要逐渐的减少，何况不能川流不息的呢？

    十一

    这样说来，中国的书店，不是已走到绝路，不必等到“秦皇大搜”，早可以关门大吉了吗？“盛极必衰，剥极必复”，这是中国人认为必然的定理，也许到了“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时候，会得现出“柳暗花明又一村”来的。但据我的意见，一定要低折扣，滥放账的书业旧方法消灭，书店才能存立，一定要有真能决定书籍内容好坏，肯替读者谋利益的人来经营书业，书店才能繁荣。如果专从吮吸读者的鲜血着眼，是决不能站脚的。

    载第19期（1935年1月5日出版）

    巴黎的旧书摊

    ……

    陆侃如

    了一写信来，问我可曾享过巴黎的艳福。不错，巴黎是个以风流浪漫著称的都市；而且正如凤举先生所说，那些香艳地方的主顾，大都是法国以外的人。可惜我对此向来是外行，虽然夜深归寓时，从所谓Numero rouge旁边经过，耳畔也常飘来一声轻软的Viens，joli garconl可是我也只有加紧往前走，没有T．C．那么大胆的去问津。大概是“他生未卜此生休”了。

    然而巴黎也自有它可留恋处。使我留恋的，既不是徐志摩所谓“鲜艳的肉”，也不是叔存先生所赏识的自Notre-Dame以至Champs-Eysees一带的景色，而是拉丁区的书铺。

    所谓拉丁区者，是指Seine河南岸，St. Michel大街两旁，现在的第五第六两区。这一带学校林立，而书铺也集中在此。有规模较大的Hachette与Larousse，有专卖科学书的Masson，有专卖社会科学书的Alcan，有专卖左倾书EditionS.I，还有以八折九折来专拉中国学生做主雇的Sicard和Rodstein，以及专卖巴黎大学讲义的……或专卖裸体照片的……书铺，形形色色，无一不有。

    我所最喜欢走的，还不是这些书铺，而是旧书摊。拉le街旁安搭彩棚，棚内是一切杂耍，而临时的旧书摊占其半。“书节”并没杂耍，但各书店不论新旧照例对于买满二十法郎的雇客加送赠品。这些时候，大概是拉丁区中最热闹的时

    旧书摊中所卖的，大都是文学史学方面的书，科学书较少，也有带卖旧邮票或古钱者。旧书较新书自然便宜得多，例如一部Balzac的全集，新者至少须一千法郎，但我买的一部旧的却不到二百法郎。便宜的程度各家并不一致。Guizot的《法国史》，价自五十法郎至一百五十法郎不等。我却偶然遇到一部只值二三十法郎，装订还是很讲究的。有时新书一经转卖，也可便宜许多，如Larousse六厚册的《二十世纪字典》，那是现存法文字典中之最佳者。去年年底才出齐，自然难在旧书摊上找。但是价实在太贵了（几乎等于一部毛边纸《四部丛刊》的预约价），我便托几家熟铺子去尝试找找看。不到几星期，居然找到一个人愿意出售，卖价只有原来的一半。

    我乱买旧书的结果，不但自己手头常常弄的很拮据，而且还贻害别人。第一受累的是房东。他原来给我一架四层的书橱，后来他又给我添了一架八层的。然而还是不够，我也不好意思再破费他了，便检一部分放在床底下。因此又妨害了茶房，每天他来收拾房子时感到非常的不方便。最后还有沅君。每逢她在家煮菜，派我上街买面包时，我一溜烟又拐到旧书摊里去了，恨得沅君直叫：Abas Las bouguins！

    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五日，于巴黎

    载第10期（1934年8月20日出版）

    东京的旧书铺和旧书摊

    ……

    看过了第十期《人间世》陆侃如先生的《巴黎的旧书摊》，我不禁有感，所以也想来饶舌，把东京的旧书事业，只限于我所见到的来写一写。

    许多人共认为东京是个极神秘的都市，这话的确说得不错。大正十二年它也曾显过威风，地震后不知损失了若干，坍塌了多少地方，到现在仅仅十几年而又安然的建设起来，我们不得不佩服他们。如今的东京已非其真面目，较之从前又繁华得许多了，仍然是世界三大都市之一，而今人口已增加到五百万余人了。在这伟大的东京里不知包括了多少浪漫的地方，如跳舞场、咖啡店等。可惜我未曾涉足到那些地方，颇觉遗憾，可是旧书铺却是我的好友。

    东京的旧书事业也很发达，书铺和书摊的设立颇也不少，旧书铺以神田本乡两区为最多，盖因学校之多所致也。譬如神田之明治大学、专修大学，和本乡之帝国大学、第一高等（自然还有很多，这只是举例而已）。因此很能影响于旧书铺，到现在已有一惊人的数目了。所谓Second hand书以此地为最多。

    人各有嗜好，也是因为人的性情不同之故也，我的嗜好却是逛书铺，每日饭宁可不吃，而书铺却不可不逛。一年来如一日，可谓逛书铺成癖者也。不过逛时不见得准买，而不逛便又觉得不好过。

    东京之中国人以神田区为最多，颇似美国之唐人街无一时没有不看见中国人的，本乡区的中国人却也不见得少。这两区的旧书铺特别的发达，在东京手屈一指，颇似北平之琉璃厂，上海之城隍庙等地。逛书铺者并非我一人，志同道合者不在少数，无论是飞着雪花或是下雨的日子，总是有逛书铺者的足迹。日本学生尤甚，有些时不见他们上学，而在旧书铺里却时常看见他们。

    逛旧书铺为的找便宜书固然也是一理，不过有的却是希冀着在书铺中发现点什么绝版的书籍，或是新书铺不能找到的也许会在旧书铺中找到。人们普通都怀着这两种心理，拥挤在书铺里争先恐后的在翻阅着书，唯恐被别人捷足先登抢去似的。其中有一特点，就是老板能忍耐的把每本书都标上价格，普通是标在书外，不过书内有时也许会有的。此点甚佳，给一些穷购书者一大方便，大概是穷人都有这种心理，手中若没有充足的钱就不敢爽然的闯进书铺，但是有些人既没钱而想过过买书瘾，看看书的钱价，这来却是绝穷朋友们增加了不少的勇气。

    各书铺都拥有很多的书，无论是世界各国的旧书都有点，有的卖教科书，有的卖文学书，有的卖史地书，有的卖工业书……英文书、法文书、日文书、俄文书……形形色色一无不有，有时还能找到刚出版不久的新书，书虽新而当旧书卖了，不可不谓奇迹，因此便宜了一些购者。逛书铺也得凭个人的运气好坏，若不幸却能一无所获，不过大致都能满意，至少也能过一过瘾。我逛书铺的方法是一家连一家的，把一条街逛完为止。这样的不知消磨了我多少的功夫。有时也能买到很便宜，或是理想中的书。据我所知道便宜的书有：《哈代(Thomas Hardv)全集》皮本的八十元，《托尔斯泰英译全集》十五元，《屠格涅夫英译全集》十元，旧版《韦勃斯特大字典》四元……日本古版书也很多，专有几家卖中国四书五经，《杜甫诗大全》，《李白诗大全》之类的书，版本虽佳，而讨价过昂。我不敢领教。

    老板大半都有付笑脸，任凭你翻阅，不买也没关系，绝对没有我国老板施行那种加以白眼法，来对待看而不买的顾客；这地方的老板大概都是很客气的招待顾客，并且还能给顾客一种任意阅览的权利。还有是不讨虚价，决不像那令人胆寒的神田洋服店，那样讨虚价法。的确是购者的幸福。

    每逢新年光临的时候，东京各地方特别的热闹起来，就是各旧书铺也同时举行大减价，有些铺子是摆出来一堆减价的书，而且家家都贴着“岁末大卖出”，“四割引大安卖”等的字样，还有是在“图书祭”时也减价，也有“福引大安卖”，既便宜而又能抽签得奖。便宜两字都印在各人的心上，于是都想点买书而得奖。大概有许多人都期待这种减价的时期吧！平常的时候，各书铺前也有极便宜的书，一堆一堆地摆在前面。或是标的“十钱均一”的字样。

    夜市在东京很流行的，当着太阳落下去，渐渐的沉入黑的境地，一些书贩子便沿街摆起摊子了。这些都是旧书摊，无论神田区、银座、日本桥、浅草等地，无一处没有，全都是按着一定的次序，沿着街道摆摊，大约每天由下午五点钟起到十二点为止。因为书摊太多的关系，也发生不景气的现象，各摊上差不多都标着：“大安卖”，“十钱均一”，“廿钱均一”的字样，有些书较比旧书铺还便宜，所以招来不少的顾客，在严寒的晚上仍有许多人缩着头徘徊在这街上，也有些人站在书摊前翻着书，都希望以最低的价格获得贵重的书籍。希望在各人的心中，像是寻找黄金似的。

    给我一个极深刻的印象，就是日本人不像中国人那样善于藏书，许多人是爱买新书，只过过手，看看便转卖出去了。这样便宜了一些穷购书者，他们都省点钱，买同样的书，只是时间关系罢了。若要有忍耐的心无论什么刚出版的新书，大半总会在旧书铺或旧书摊中获得的。

    普通的日本人看书只为看书而已，并没有什么过分的企图，更不见得看书是为做文学家或是得名望。学生看书也许是有些奢望，不过下女（女仆）等，她们却不一定有过分的要求吧！总是忙里偷闲的在看书，看书者既多而书业便也特别的发达起来了，因此旧书事业也随着发达了吧！

    总之无论是旧书铺或旧书摊里，逛的人很多，大家像是怀着一颗神秘的心，静悄的注意在书上，有时翻上瘾来，简直不肯走去，几乎要把书看完为止；而老板们却安然若无其事的，也不加以阻拦，更不加以白眼，像这种景况岂不都变成公共图书馆了么？没钱买书逛书铺或书摊也好，能够天天站在那儿偷偷的看点，日久了或者能在揩油中得点真实的学问；并且又能消磨时间，免得把钱花到不相干的事上。如此何乐而不为呢！

    载第37期（1935年10月5日出版）

    红葫芦随笔（节录）

    ……

    毕树棠

    《思庵闲笔》，常熟严虞惇撰，述明末南北世乱之际教坊奇骗故事三篇，皆以罗二娘、罗小凤二妓主之，文情极趣，而尤以第三篇记蒋老一事为特妙。此等文言白描之笔，后世小说作者都学不到，今日白话而至欧化，笔调别兴，去此尤远矣。此文初收入缪荃荪所辑之《烟画东堂小品》，后转载于有正书局出版之《小说时报》，及录入“香艳丛书”第二集及“说库”，则改名《艳囮》。

    《醒名花》，题：《墨憨斋新编绣像醒名花》，有墨憨斋主人序，应为明人之作，惟文中有云：“这事在明末年间”字样，则是清人口吻，孙楷第所辑之《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定为清人伪托之作，当无疑义。全书十六回，文字清浅，故事极无意味，余读一回，即废然置之。唯是书流传似很少，刻板尚佳，而墨印不精，在才子佳人小说中，可添此一种，亦或可贵欤。

    松江雷，别号颠公，缪荃荪之门人也。著《小说丛谈》，载于二十年前扫叶山坊出版之《文艺杂志》，体例与蒋瑞藻氏之《小说考证》相同，且有为蒋氏所未采及者，其博览可知。而近人之言小说史者，皆不及雷氏，亦奇矣。又著有《蓉城闲话》若干则，将鸦片之掌故，搜罗殆尽，《懒窝笔记》辑近代书林之琐史，皆极有参考价值。且好为滑稽文字，闻曾办一滑稽杂志，惜未之见，盖亦今日所谓“幽默”之流欤。

    有常燕生者，著《故都赋》，登载于三年前之《大公报》，内有句云：“横一榻之乌烟，聚八圈之雀技，哼一马西凉之调，斗五经魁首之杯。”其笔颇趣。此言昔日故都之繁华，其实今之边城，情景亦复如是，燕雀处堂，正不知祸之将至也。

    《孽海花》第十九回，写大刀王二在京津道上劫去长江万里图，就店壁上留下字道：“王二王二，杀人如儿戏。空际纵横一把刀，专削人间不平气。有图曰长江，王二挟之飞出窗。还之孤儿寡妇手，看彼笑脸开双双。笑脸双开，王二快哉！回鞭直指长安道，半壁街上秋风哀。”全书里的诗很多，我却只爱这一个歌。后文第二十五回，王二又到龚府送鹤求书，盗徒倒真个有些风雅了。在其他小说书中，如此笔墨，尚属罕见，宋江之反诗，不足称也。

    民国十六年阴历五月初三日，海宁王国维投昆明湖自杀，十七日在全浙会馆开追悼会，吊者甚众，挽词多不得体，惟梁启超一联云：“其学以通方知类为宗，不仅奇字译鞮创通龟契；一死明行已有耻之义，莫将凡情恩怨猜疑鹓雏。”语最中肯。罗振玉联云：“故人慷慨多奇节；书卷消磨绝可怜。”亦可谓知言。盖王氏一生博学深思，情理透彻，决非一般无聊遗老之所怀抱，如柯劭忞联云：“臣义不再辱；天鉴此孤忠。”真相去远矣。

    王国维著《两浙古刊本考》序，将《京本通俗小说》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列入元椠本中，鲁迅《拾零集》中引证其说，刘文典著《三余朼记》又考证《宣和遗事》为元人所作，然此三书固久已定为宋人之作矣。余独有疑者，即向来作考证者，皆泥守成法，就官衔帝讳及书铺等做依据，而不能成铁证，如鲁迅与刘文典二氏之所反拨者，已甚明矣。王国维言，此数书体例略同，余就文章之风格言之，则大有不同，且或可觇其产生之先后也。此类平话是用语体，初用描写，盖甚粗简，如取经诗话当为最古，其次《五代平话》与《宣和遗事》等讲史犹多与文体相杂，今日读之，其语多不通顺，而《京本通俗小说》则宛然与明代之平话相通矣，故余独疑《京本通俗小说》非宋人之作。其次，除“拗相公”一篇外，其余皆高宗南渡以后之故事，此点颇可注意。宋朝江山半路上被金人占去一半，偏安的后半局又为元人所收拾，被异族一剪二灭，亡国之恨，隐于民间。试读元人曲文，个个有一股牢骚之气，便是明证。民间作品，“我宋”字样本存于心，袭称官衔，无非怀旧耳。惟叶印“金虏海陵王荒淫”一篇，则确为南宋之作，不单有“我朝端平皇帝”字样，即文章格调，亦与《宣和遗事》相通。然此篇之作，已在南宋之末，端平到亡国只有四十余年，此篇写成，已离元朝不远。其余诸篇，产生或更晚，或意为元时之作，亦未可知。况缪氏跋语，只证为影元人写本，则宋本之有无，正是疑问也。

    载第25期（1937年3月5日出版）

    北平旧书肆

    ……

    商鸿逵

    我记得在《人间世》某期上读过一篇《书店》，觉得写的很好，很在行，只是所写多偏于上海新式书店，这截止到现在还不失为中国旧文化中心的北平城里那些“旧书肆”，却也蕴藏有不少“奥妙”，趁今日闲暇也写它一写。

    北平的旧书肆区，在老年，就我所知，有一厂二寺，厂即琉璃厂，它是具有几百年历史的，迄今未衰，“厂肆”二字在中国藏书史上至少是免不了要提提的一个名词吧。二寺即慈仁寺与隆福寺，，慈仁寺（今名报国寺，在宣武门外）在清初颇兴旺，顺康间人笔记中常见述及，如今却是连一些书影儿也没有的了；隆福寺起初只是些书摊，每逢会期，赶来摊卖，现在发展的也不下二十家店肆了，其中还有几家规模够大的。记得去年南方某书店来北平采购旧书，先到隆福寺，进入一家，骤睹琳琅满目，便拣选了些。又进一家，又买了些，顷刻用去数千元，后来又到琉璃厂，见藏书之多且十倍于隆福寺，未见大买，囊资已尽，遂赞叹叫绝而返。

    过去书中谈及厂肆等地方的很多，专记的有李文藻《琉璃厂书肆记》，缪荃孙《后记》，叶德辉《买书行》等，以繁不引，只叶氏《书林清话》上有几句话：“吾官京曹时，士大夫犹有乾嘉余韵，每于退值或休务日，群集于厂肆，至日斜多挟数破帙驱车而归。”这种余韵，今日犹有，什么考究版本的鉴赏家，爱往旧书堆里钻的大学教授，附庸风雅的买书者，侨居我邦，研究所谓“汉学”的洋人等等，都算是厂肆的长期主顾。

    书肆主人，以往都是江西金溪籍，兼有江浙籍，盖皆南人也。到现在却多换了别地方人了。这里面怎样一个衍递，不甚了了，或谓，在先之南人，多为进京会试、名落孙山的举子，赧颜归里，便思作生意，旁的生意不会作，只好卖书，念书人卖书算最接近的一行了。可是，虽然作生意，究系“由儒而贾”，难免要带点“酸狂气”，对于奉承，自然差忒。偏巧一般买书的达官贵人又好“奉承”这个调调，纯生意人于是便大得手了，主顾一到，装烟倒茶，躬出揖人，一味周旋，再加上他们的“负苦耐劳”精神，渐渐便夺去江西人之席。就我所知，某书肆主人背包袱时，每串大宅第，常当人面从袋中取食黄梁窝，询以故，则诉曰：“卖书能有多大赚头？不得不吃这个！”如是，人怜其苦，便不与他争值了。这套把戏，酸狂举子，怎么能扮得来！

    说到作生意方法，旧书肆与新书出版家又大不相同。新书是要拉些有名作家作后台，旧书却全靠采访所得。大一些的书肆，差不多常年要派人到各省各县去收买，性质颇近古董商，有时虽一无所得，有时可获利无算，像那部哄传一时的《金瓶梅词话》，在山西买来时才数十元，一转手便卖了数百元，再转到购主便千数百元了。

    近年的刻版书价总都算涨，原刻或刻得精一点的都贵的了不得，宋元版不谈，即小说戏曲之类，一部《贯华堂水浒》就要五六十元，《清晖阁牡丹亭还魂记》非百元莫办。去冬我见着一部《十二律昆腔谱及京腔谱》想买，开口便索价四百，近年更有人搜罗淫词小说，两本《旧刊肉蒲团》也值二十元了。

    书价的涨落也看风头，胡适之先生谈了谈“传记文学”谈到汪辉祖的《病榻梦痕录》，《梦痕录》立刻涨价，林语堂先生表表袁中郎，《中郎集》又涨起。

    县志近年价也大涨，大概是先有某国欲考索中国风土地理而采买，随着我们也感觉这个重要而争买，一部偏僻不经见的县志，论本头也须一二十元。前天一书贾向我说，要有一部《香河县志》（属河北）能卖八十元。

    “禁书”也了不得，载在禁书目录的书，不消说是卖大价了，即现在还在禁的那部《清史稿》，原定价百元，现售至四五百元，书是不管好坏，一禁便贵。

    传钞作假，更是旧书肆的拿手活，遇到罕见的书，不管刻本抄本，他们能用染制好了的旧样丝栏纸誊写上几部，有时会当“传抄未刻本”卖，一捆子烂卷残稿，他们能描改挖补，装帧什袭，杜撰个名目，充“稿本”去骗卖。前年有书贾持一旧纸影印《玉台新咏》，冒称明刊到某图书馆求售，结果，居然被欺，用重价收下。

    卖书还须有一种手腕，是攀交名流，要名流作甚呢，名流能替介绍主顾，凭他一言，书既可留，价且多给，名流也乐得接近他们，一来能借着多见些好书，长长见识，二来，高明些的书贾，他那点“横通”工夫，却真也“颇有可以补博雅名流所不及者”（章实斋语）。原来旧书主顾，尤其好讲究点“版片”的，常离不开这些：规模大些的图书馆，中或外，或中外组织的学术团体，少数有力的收藏家，这些，非是名流在那儿主持，也和他有关连有友谊。

    这般书贾的记忆力也特好，谁已有何书，谁尚阙何书，谁欲觅何书，谁不收何书，胸中都有个大概，他在收买时固早在留意，拿来时你也定会十九中肯。

    截至今日止，旧书肆生意，总算不恶，不过，今而后，便不敢说了，图书馆以连续的收买，普通些的都有了，外邦人因金价跌落，搜罗之勇，也大不似从前，私人收藏家又越来越少，——最欢迎的自然是私人收藏，因私人资财的持久无把握，子弟的优劣无把握，无论到哪个无把握时，书便会“流通”出来。图书馆藏书却是“一人侯门深似海”，永远不得再与“市”见，图书馆拍卖藏书，机会总少吧！这么一来，所谓“珍籍”，能经过书肆人之手者日稀，生意也便日稀了。

    一般新出版家的影印旧书，也给打击非小，有了影印精版的，谁还肯买劣刻的，商务印书馆印了各省通志，通志只好落价，中华书局印了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谁还肯化五百元买那集成局两羼纸的匾字本？

    以我看来，旧书肆今后若想发展，还须另寻途径。

    载第29期（1935年6月5日出版）

    藏书票之话

    ……

    叶灵凤

    一 所谓藏书票

    翻开中国的线装书，在第一页上，大都总盖着一颗图章，一般的是平日所用的私章，考究一点的便要作“某某藏书”或“某某珍藏”。所谓藏书票，在西洋，便等于中国的这种藏书印。

    藏书票Book-plate，也可称作Ex Libris，是一张小小的纸片，印着图案花纹以及姓名，用来贴在书籍的里页，表明物主的所有权，这本书是属于谁的。藏书票上通常所用的文字，大都是上面用拉丁文(Ex Libris，某人所藏书籍之一之意），下面便印自己的名字或名字的缩写，但也有不用Ex Libris，而在自己的名字后面写着His Book或Her Book的。不过大都总是用Ex Libris，所以Ex Libris这字到现在已经衍成了藏书票的专用词。

    因为有了藏书印作着很好的说明的例子，我想，对于西洋这种同一意义的藏书票，是无须乎再要怎样解说的。除非是对于书籍根本就厌恶的人，否则对于自己所有的书籍，总是想好好的保存，不愿意失散的。虽然钤了一颗图章，贴了一张藏书票，未能定然的保证这册书的不失散，但是至少可以使拿去这册书的人不时想起这究竟是属于谁的。此外，藏书票的本身，正和印章的镌刻一样，另有着它自身的艺术上的趣味。书籍的珍爱者，对于这种能增加他宝藏的光辉的装饰物，难怪要以同样的心情去珍视着。

    二 藏书票小史

    在欧洲，藏书票的应用，差不多同印本书籍是同时出现的。在这以前，流行的大半是抄本或原稿，抄写极精，而装饰也极美丽，仅有王室僧院或贵族世家才有能力收藏这种珍贵的稿本。收藏者用着极瑰丽精致的绘工，在封面上绘着自己家系的纹章和爵位。

    这种在抄本上绘着自己的家系纹章和爵位的风气，实在就是藏书票的滥觞。

    藏书票的发源是在欧洲，而欧洲各国发现藏书票最早的是德国。根据研究藏书票的权威，柏林的华涅克(Friedrich Wamecke)的著述所载，世界最古的一张藏书票，是一幅木刻，刻着一位天使捧了一块盾牌，盾牌上刻着代表某一国世胄的花纹。这张藏书票是发现在一位叫做伯兰顿保(Hildebranh Brandenburg)的人，捐给伯克斯恒地方某一个僧院的书籍上的。根据这僧院所藏的文件的记载，书籍是于一四八零年所捐，所以这张藏书票的制作年月至迟也不会后于一四八零年。

    虽然在更早的时候，欧洲已经有了使用藏书票的记载，但是正式的，能揭下来的单张藏书票实物的发现，到目前为止，最古的却只好扔推这一张。

    其他各国，法国现存最古的一张藏书票是一五二九年，多尔布朗希(Jean Bertaud de la Tour-Bolanche)的。英国是一五七四年，培根(Sir Nicdolas Bacon)捐给剑桥大学的书籍上所贴的一张。其次，荷兰有一张藏书票是一五九七年，意大利有一张是一六二二年。美国所发现的最古藏书票则是一六七九年，威廉氏(Jahn Williams)的一张。

    叙述藏书票的历史，无论从哪一方面，总应该从德国开始。这不仅因为世界最古藏书票的发现是在德国，更因为在欧洲其他各国尚未流行的时候，德国的藏书家已经大大的在使用着藏书票，而且从装饰艺术上讲，也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峰。德国的木刻艺术大师丢勒(Albrecht Dorer1471-1528)，据可靠的记载，在当时至少曾动手刻过六张藏书票，此外更供给了不少的藏书票的构图。其他的艺术家，如克莱纳琪(Lucas Cranach)、荷尔宾(Huns Holbein)以及所谓Little Masters的一群，都有很精美的制作流传到现在。德国藏书票画家的浓重的装饰风格，不仅在他本国继续的被保持着，而且还影响了其他各国藏书票的作风。虽然有一时期，在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初年，意大利和法兰西风的Rococo式的藏书票曾风靡一时，现代自由主义的构图也侵入了藏书票的画面，可是德国的严肃装饰风的藏书票仍在流行着。

    藏书票在法国的藏书界中，一直到十七世纪中叶才开始流行。在这以前，法国的藏书家喜欢将个人的私章很华丽的烫在藏书的封面上，因此藏书票完全等于多余的了；一直到十七世纪过了一半，藏书票才活跃的流行起来，而且制作都极精致。此外，也是从这时候起，Ex Libris这字才从法国开始，第一次被用作藏书票的替代词。

    在英国，藏书票的兴替是完全受着邻邦法国支配的。除了培根的那一张外，正式的英国藏书票，一直到十七世纪末年，发现的都极有限；而且构图也简单，丝毫没有德国藏书票那一种繁复的作风。一直到十九世纪，英国的藏书票差不多总流行着一种平稳的单纯的风格。花纹是对称的，构图总是四周是涡卷形的橡树或葡萄叶，当中一面盾牌，上面绘着家世的纹章，顶上一件胄甲盔帽，在反覆的飘带中写着物主的姓名和Motto。这风气，一直到晚近才渐渐的变动了。现在所流行的是整齐的书籍的行列，或者是书斋的缩影，在其中写着藏书者姓名的缩写。

    藏书票在美国是流行得很晚的。虽然在十七世纪也有一两张发现，但是那仅是一张纸上印着藏书者的姓名而已。简陋之极，说不上装饰艺术的趣味。一直到十八世纪开始，美国才有正式的藏书票出现，不过那些仍仅是追随于英国风格之后的作品而已。那时的藏书票制作家，用着同一的构图，仅仅加以细小的更动，或者完全不更动，便供给另一个藏书票家的需要。所以现在所发现的十八世纪的美国藏书票，时常会有姓名不同而构图完全相同的事。美国藏书票风格的变动，是在独立战争以后。激于爱国的热忱，国旗和象征的鹰，以及代表十三州的星形，都开始应用到藏书票上。留传到现在的一张华盛顿的藏书票，便是在一顶王冠之上雄立看一只“美国鹰”。

    美国藏书票的应用虽然落后，但是因着金元的势力，目前的美国藏书票在艺术上虽然还不能并美法国和德国，但是在普及和数量上，美国已经超过了她的先进诸国。

    在其他的欧洲各国，如意大利、西班牙、荷兰。过去的藏书票差不多总受着邻邦法德的支配，没有独特的风格。不过最近，因着木刻艺术的复兴，北欧诸国已经产生了许多强劲的藏书票画家，只是沉重的德国装饰风格，仍旧没有完全摆脱而已。

    藏书票流传到日本，那还是明治初年的事。日本第一张纯西洋风的藏书票应用，是明治五年东京书籍馆（现在的上野图书馆）的一张，铜版蚀雕，两旁英日文并列，上面用了一句英文的Motto：“The pen mightier than the Sword。”不过，正式的将藏书票介绍给日本藏书家的，那还是明治三十三年十月份的诗歌杂志《明星》创刊号上，有一篇详细的关于藏书票说明和使用的文字。从那时候起，日本好奇的藏书家也舍弃了过去的藏书印不用，在自己所收藏的洋书上开始贴起藏书票来。最初还是纯粹模仿西洋的风格，逐渐的，利用着日本固有的木刻技术，印刷色的专长，棉质的纸张，目前的日本藏书票已经开辟了一个纯然和西洋异趣的独特的东洋风格了。

    三 藏书票的制作

    藏书票的发达是和个人藏书热同时并进的。根本对于书籍没有爱恋的人，是无须乎所谓藏书票的。反之，珍爱着自己所藏的每一本书的爱书者，对于这能表扬收藏者的个性而守护着他的宝藏的小小的装饰物，是不肯忽视的。在这里，对于中国的爱书家，我以同嗜的资格，很乐意的将它介绍给他们。

    所谓藏书票，普通的纸形大部是二寸多阔，三寸多长的长方形，但也有用圆的正方的或三角形，如邮票之不一定是长方形的一样。制版大都用铜版或锌版，从前是用蚀雕，但我觉得最适宜的是用木刻。一般是白纸黑印，但也可用彩色纸或套印二三度色的。纸质要比较和软，以便贴到书上不致脱落。

    和印章一样，一颗名手镌刻的印章，用着精良的印泥，钤到书上能在纸上活跃，能增加书的身分；同样，一张图案高雅的藏书票贴到书页上也能显出相衬的光辉。反之，一张构图庸俗，印刷恶劣的藏书票不仅使一册干净的书籍有西子蒙不洁之感，而且更暴露了主人对于艺术趣味的低级。因此，一张藏书票的图案，色彩和姓名的配置，是整个藏书票的灵魂所系。

    在从前，藏书票的应用，与其说是装饰书籍或守护书籍，不如说是用来夸耀自己的门阀。爵位的纹章，家系的图谱，顽固的贵族藏书家对于藏书票的制作，仅是注意在怎样表现自己的华贵而已。但是这不是藏书票真正的意义。一张典型的藏书票应该在明显的地方写出藏书者的名姓，图案的运用也要能代表主人的性格、嗜好和环境，同时，更不能忽视装饰的意味。

    一般的藏书票所用的图案大都是时计、灯火、枭鸟、女生人体、骷髅等，或表示智慧和时间的种种象征的图像，但也有将自己的画像，或者自己所爱的作家的书名，或者书斋的景像，以及自己所特别爱好的物件，构作图案来应用的。至于最近，藏书票图案材料的运用正和他构图的发展一格，已经到了极端自由发展的地步。一切新奇的构图，一切新的物件如飞机、大炮等等也都运用来了。

    一位优秀的藏书票构图家，不仅要注意自己艺术和装饰趣味充分的运用，同时更应注意到怎样表现委托者的人格和个性。

    对于中国的藏书家，藏书票的制作应该注意到东方趣味的保持，固有的古代图案的运用，如汉画石刻或各种铜器上的花纹，都不妨利用，能独创的发扬自己的个性当然更好。文字不妨纯用中文，写着：“某某藏书”或“某某所藏”等等。

    当然，中国的藏书家假使在他的藏书票上，和过去的已有许多藏书印一样，要写出“某氏图书，子子孙孙永宝之”，或“传家一卷帝王书”等等的名句，那当然也是各人的自由。

    藏书票的贴付位置，大都是贴在封面的里页正中，但也有贴在角上的。

    日本藏书票 18世纪法国藏书票

    英国藏书票 本文八者叶灵风藏书票

    四 余话

    最后，我要讲到关于藏书票的搜集了。这样一张小小的纸片，也会有人发狂一样的忘去了他原来的作用，搜集起来作为一样独立的收藏品。关于这种嗜好的解释，我想，凡是知道有人用着怎样的精神和财力在收集着渺小的邮票，对于藏书票的收集，我想可以是不用解释的了。我们不必说藏书票的收集，对于印刷术的进退，藏书的兴替，装饰艺术的沿革，甚而至于整个文化史都有相当的联系。仅仅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制作而加以鉴赏，纵然不是一种相当有益的事，但是至少也是一种很有趣味的嗜好。

    由于这样的一种搜集热，在欧美，甚至在日本，都有一种藏书票协会的组织，用来为藏书家制作藏书票，或者作会员交换收集藏书票的机关，而且有各种专门的杂志在发行着。

    所谓藏书家或爱书家，当然不一定要坐拥万卷；仅是有一种书，仅是有一卷书，而这一种一卷书，能使他对于你精神上发生联系，作为一种人生中的静默的伴侣，那你已经是一位很富有的藏书家了。

    关于藏书票的介绍，这大约是第一篇文字。我并不是想在现在的这样时代，来提倡这种书物方面的小趣味，只是因为自己素来爱好书，更爱好这种装饰风的点缀，便信笔这样的写了。不过，读者中假如也有人见猎心喜的，我当然也不拒绝一点帮助。

    一九三三·十一月

    载《现代》4卷2期（1933年12月出版）

    北平的说书

    ……

    闻国新

    前在《太白》读到叶圣陶先生的《说书》那一刹那间自己好像又退回了二十年的时光，仿佛是紧紧地依傍在父亲的肩头，迎着冬夜里虎虎的狂风，向门口挂着洋灯、玻璃上写着红色的“灯下开书”四个字的书馆走去的情景。

    那时候的北平的确没有现在这么繁华，全城没有一条中国人自制的洋灰马路，汽车的总数不足一百辆。最厉害是夜间的黑暗世界，只有壁墙上每隔数十步悬挂着一个的四角玻璃灯，火焰摇摇不定，这里那里颤动着忽长忽短的行人的影子。从这样的环境走进那明灯亮烛的书馆中，扑面是温暖的空气，比较起来真是雪地冰天之间的一所避寒的胜地呢。

    我还记得我们常去听书的那家书馆，字号是四路居。

    我曾经听过许多种的“大书”和“小书”，但以《聊斋》一种给我的印象最深。说书人的姿态，快要到“卖关子”时候那种剑拔弩张的紧张神气，这些都永久存留在我的脑膜上。连有些故事的内容如《田七郎》、《云萝公主》等等，如今大略还都想得起来。

    说书的规矩是无论大书小书，都说三个月，按旧历算一天也不多，一天也不少。有的书馆是白天晚晌两场，说书的人不同，所说的书也不一样，目的当然为的是多一点吸收听众。白天的我始终没有正式听过，至于路过那里偶而一驻足却是常有的事。晚上的都是从下午七点钟开始十点钟截止。但若遇见一个有名的说书人，或是所说的是书中最精彩最热闹的一段时，你还得早去。否则便没有你的座位，瘾大的只能站在玻璃窗外遥遥领略而已。

    书场中代卖清茶，也和听京戏一样，是一边品着旗枪的滋味，一边品着说书的滋味的。据说，最初原是以吃茶为主，听书为副。但现在没附设书场的茶馆，生意是颇称萧条的了。

    说书人所占的位置大半是在壁墙的前面，长桌头里匀出一块见方丈把的地方，只一只小桌，桌上有给说书人预备润嗓音的茗碗，和一块长方形木橛，仿佛是从前衙门里审问官司的“惊堂木”一样。这是“卖关子”时不可缺少的工具。还有一只小凳，是给说书人说到一个节目时休息用的。

    所谓“卖关子”便是一回书说到惊险处，引起听众急于想知道下文是怎么回事的心理，却忽然顿住了不说的意思。譬如：《儿女英雄传》，叙十三妹弹打恶僧，说到“三儿将刀只一划，便听哎哟一声，红光迸现，鲜血直流……”完了，“惊堂木”一响，说书人脸上带着昂然的表情坐下来喝茶了。究竟安公子死了不曾？这逼迫你非听下去不可。

    在这时候，茶馆中另外有一个专管敛钱的伙计提着小藤菠落沿着听众的行列进行，他把小菠落递到你的面前，这必须要投进几个铜板去才行。这种钱名为“书钱”，一晚上照卖关子的回数的多寡约可敛上十几次。至于茶钱，有限得很，临走时搁在桌上就可以了。

    谈到说书人本身，他们也自有一个团体，团结得非常坚固，外来人是很难插入的。他们也讲“辈数”，而且一个师傅自有一个传授。照目下的情形可分为两派，一派以“文”字排行最老，海文泉便是这一派的首领，他的拿手是《永庆升平》，手眼身法步，无一不佳。看他讲到二马争功的时节，拳打脚踢中，字字清脆，似乎真有柳麻子说《水浒》到武松打店，觉堂中酒瓮都振振有声的样子。一派以“杰”字最占势力，如王杰魁、李杰恩都是此中佼佼者。另外还有一个独树一帜的品正三，以《说唐》说得最好。据说他对于这种本领完全是自纂出来的。他在清季还是个正三品的头衔。民国成立，混得没落子了，才隐去了真名实姓的。

    在中国过去第一流的小说除了《红楼梦》和《金瓶梅》两书之外，其余都被装入这一班说书人的嘴里，有枝添叶，更生龙活虎地传布到一般下层社会的民众里去，使他们得到不少人生的经验。他们的势力远在许多处公家设立的民众讲演所之上！

    十一月廿三日，于北平

    载第1卷第7期（1934年12月20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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