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收藏既无收藏家或收藏爱好者们那种目的性系统性，也不是一种具有收藏癖好的人，见了自己喜爱的东西就据为私有，收藏起来慢慢享用。前者的收藏具有文化思想方面的价值，意义不凡，后者只有实用价值，是一种物欲的表露。我的收藏居于两者之间，不如前者那么的专一有意义，又比后者要高明许多。我的收藏有点随意性，自得其乐而已。

    我爱书，见了好书就购买之，买不到就向在出版社工作的朋友索要之，几十年下来，我书房里整面墙到顶可竖放两排书的书架都满了，还有装不下的就用纸箱装了放在别处。这是我最用心的收藏，投资最多，目的性最强，也最爱惜。其中有些重要书的收藏，每本书都可写篇书话的。我收藏有两只袖章，一只是1966年我16岁，当红卫兵串连到北京，参加毛主席接见戴过的红袖章；一只是我为勤劳一辈子抚养我们兄妹7人长大，58岁去世的母亲送葬时戴过的黑袖章。前者纪念那个难忘的年代，后者纪念我的农民母亲。我收藏有武汉卷烟厂的一组烟盒。那年他们请我为他们的卷烟厂写几句诗而送来做样子的。我诗写了，看那纸烟盒印刷很漂亮，就夹在本子里了，如今市面上再见不到这种几十年前印的烟盒了。我收藏了少数几个现代名画家名书法家的字画，但不是我蓄意去谋得的，是一种机缘所获。我想我如果成心去谋求字画，我的收藏一定比现在丰富多了。在我收藏的字画中，有一幅最后去世的辛亥革命老人喻育之写的字，那时他有103岁。他是真正的辛亥革命最后一位老人。我收藏有徐迟先生送给我的一把扇子，那是七十年代末，我在《长江文艺》当诗歌编辑，随徐迟、黄声笑从武汉坐轮船沿江而上去三峡。当时徐迟先生辅导黄声笑写作长诗《站起来的长江主人》第二部。徐迟先生带的一把白纸折扇，两边扇面上他用蝇头小楷写满了隽永优美充满了哲思的语录体文字。从长江上回来，徐迟先生将这把扇子送我了。我后来读先生翻译的《瓦尔登湖》，才知扇子上的文字是从书中摘出的。我还收藏有1983年1月湖北省青年创作会议的出席证，出席证背面写着我的名字和519号房间。我当然也收藏着1991年8月我参加全国青年作家代表大会的出席证、1996年12月出席中国作协代表大会的出席证。说句实话，我有几件收藏品是无意之间留下来的，没有刻意追求。这些东西的意义只对自己而言，自娱自乐吧！

    我最后要说的一件收藏却有点特殊，其物可称为长江的浪渣。是的，我收藏着一片长江浪渣。

    1998年8月上旬，长江洪水肆虐，举国上下关注，党和国家领导人亲临抗洪前线，百万军民奋力拼战，保护家园。湖北正处抗洪中心，8月1日嘉鱼县簰洲湾倒口，随即公安县孟溪大垸倒口，荆江分洪区随时准备分洪，数十万灾民栖居在帐篷之中。我随几位搞摄影画画的人组成一个班子，到了长江防汛最危险的地段荆江大堤。荆江大堤遍布抗洪军民，我们在大堤上采访，感受那沸腾的场面和艰苦的保堤战斗，浑浊的江水自上游汹涌而来，江面变得宽阔无比，原来布满江滩的防浪林只露几片绿枝叶在江面，江水与荆江大堤几乎持平，筑在堤上的子堤，像是用编织袋土包垒起来的碉堡。江浪一阵阵扑向子堤，像张着牙齿啃咬着子堤。拥到子堤边的江水上，浮着许多的渣滓，叫浪渣。这时我在浪渣中间发现了我的收藏品。我弯腰伸手从江里把它捞了起来，它很轻，木质的，形状如一颗拔出的牙齿，还带着牙根。不过这牙齿长约半尺，宽约三寸，厚约两寸，顶端有凹槽，如牙槽一般。这是一颗惟妙惟肖的牙齿。这又是一片浪渣，它是一截木头，在长江里经过多少时日的冲激淘洗，而变成这副摸样呢？我手捧长江浪渣，伫立子堤之上，朝长江上游眺望，又有几处垸子倒口，那些来不及或根本不可能搬走的物资交付波浪了，波浪把这些东卷走，而让它们变成了浪渣。我手上捧的这颗牙齿形状的木头，或许是某幢房屋的檩子，或许是某个家庭的木蔸子坐凳。不管它原来是什么，它被岁月被长江变成了浪渣。浑浊的江浪还在汹涌地啃咬着荆江大堤，大堤挺胸迎上了波浪，击得波浪碎沫纷飞。我突然想，我手上捧着的这片浪渣，是江浪的牙齿，是的，是牙齿，我拔掉了长江啃咬大堤的一颗牙齿。1998年的长江大抗洪，终以人类的胜利而结束。

    而我，从抗洪前线带回了一片浪渣，带回了长江的牙齿。记得在从荆江回武汉的车上，那几个画画的摄影的同事看到了我的浪渣，觉得造型不错，提出用东西跟我交换。因几个人都想要，就有人提出拍卖竞价，我报出了一个起拍的价码，他们就都不敢应声了。他们知道我是不会转让的，君子不夺人所爱，所以他们也就没有再开口了。

    如今，这片长江的浪渣还在我的书房里摆着，成为我杂七杂八的收藏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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