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初，我作为省委路线教育工作队队员，到了鄂西北房县羊峪公社新农村大队，搞“路线教育”，我住在一位姓任的老人家里。初来乍到，村里人对我们很热情，但我能感觉到那热情是表面的，而他们内心里对我们这些从省里来的专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人是戒备着的。现在想起来，不论当时工作队其他同志是否执行“极左路线”“割资本主义尾巴”，但我这个刚大学毕业不久而且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人，对那一套是不积极的。我当时心里是对山里那些农民父兄的同情，我觉得在感情上与他们有割舍不断的关系。房东任老头，那是像我劳动在武昌县乡下的老父亲一样的老实、善良、勤劳的农民啊！看看村里社员过的什么日子：他们吃包谷糁土豆片煮红薯藤，有时还断顿；老人穿的破布连筋的衣裳无所谓，连年轻媳妇与姑娘们都穿的是补丁摞补丁的衣服，他们没钱，他们太苦；十几岁的男孩光着屁股放羊，没钱上学。这样的地方，你还割什么资本主义的尾巴，从哪里割？驻新农村大队的工作队员都是省文化局系统的，没有什么很左的人，大家看到眼前的现实后，与我的想法一样，都没有认真地去批资本主义，而是尽力地为社员们干点有益的事。慢慢地，社员们对我们的心理戒备去掉了，对工作队员有了真正的热情，我从此感受到了山村对我们的一片真情。
房东任老头的老伴去世多年，他又当爹又当妈地抚养大了儿女，他能缝补衣衫，还可纳鞋底绣袜底打毛线，他把自己变成了个既是男人又是女人的家长，他一年四季拼命干活。我住在他家，他把我当儿子一样对待，经常悄悄告诫我，村里哪个人好，可信，哪个人不好，要提防。天气冷了，他给我住的房间送来一个火盆，火盆里燃着的他自己用柴火焖的土炭。看着老人大冬天穿着单薄的衣衫冷得瑟缩的身子，我把火盆端给他，他不要，说：“你们从城里来，这山里的冬天是第一次经历，我们不怕冷，冻惯了的。”工作队员晚上经常开各种会议，有时开得很晚。当散会后我走出屋子，就看见任老头蹲在屋角墙根下抽旱烟，他提着一盏马灯，在等我。他等了多久？看着他在夜风中瘦弱的身子，提着马灯领我走那崎岖的山路回家，我的心热了，我的眼泪流出来了。父亲，这不就是我的父亲么！在任老头家里住了一年，我感受到了家的温暖。他的女儿、他的儿媳妇、他的做木匠的儿子都把我当成了家庭的成员。一年，我的衣服脏了他们洗，衣服破了他们补，任老头的三个小孙女，喊我刘叔叔喊得甜甜的。离开他们家回城时，我们都眼泪汪汪的。山里穷，没什么可送，他们炕了一口袋土豆片，让我背回武汉。我回城后，与未婚妻咀嚼着土豆片，细细品尝山里人给我的甘甜和深情。
新农村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任志成，是个很精干很有能力的农村基层干部，现在据说调到房县某局当了副局长。有一次，我突然发高烧上吐下泻，把几个正开会的人吓坏了。任志成当时二话没说，背起我就往公社跑。山里的小路坎坷，任志成跑了一会儿，累得满脸通红大汗直淌。我当时虽说高烧，但头脑还是清醒的。我说志成，放下我，我自己走，你这样要累坏的。任志成只顾气喘吁吁地跑，坚决不放下我。跑了三里多路，到了一条河边。到公社旁通县城的公路，必须要过这条河。河有30多米宽，平时水浅，过河的山民踏着石磴子走过去，河上既没有桥，又没有渡船。任志成背着我到了河边，正逢河里涨水，深浊的河水有米把深。没有其他办法可想，任志成连鞋袜都没有顾及脱，背着我踏进水里，趟着水把我送到对岸，他的下半身全部湿透了。任志成终于把我背到羊峪公社，先向在公社开会的工作队领导打了个招呼，然后在公路边拦了一辆拖拉机，把我送到房县医院。任志成在此之前，曾与我为对一个社员的看法而争吵过一次，但他在我病重之时的尽心尽力，充分表现出了山里人的真情与胸怀来。我住医院后，工作队领导和大队干部都到县城里看过我。有一天，一个胖胖的姑娘找到我的病房，花布袋里装满了几十个鸡蛋。她是新农村七队队长的女儿王秀枝。王秀枝又是七队铁姑娘队的队长，曾领导七队的七八个姑娘在山地农田建设中立下了功劳。王秀枝是步行了80余里路，从村里到县城来看我的。王秀枝说：“刘同志，这鸡蛋都是我挨家挨户买的，新鲜呢。你补养一下身体吧！”看到我消瘦下来的脸，看到我正躺在病床上打吊针的模样，她的眼睛红了。后来王秀枝饭也没顾得吃，又步行80余里路回到村里。从县城到羊峪公社有班车，但车票要一块多钱。那时一块多钱对于山里农民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哩！王秀枝为我买的几十个鸡蛋，那是一个女孩积攒了多久的体己钱啊！她可能准备用这钱去买一块花布做一件花罩衣的。哪个女孩不爱美，美对于70年代的山里女孩来说，其追求的可能就是一件花罩衣红围巾，甚至一双尼龙袜子。可王秀枝却将她筹谋很久的美的向往给我买了鸡蛋，来回步行160多里路送到县城医院。山里的那个小妹妹，已是中年的大哥哥还记得你的那份淳朴而真挚且纯洁的深情啊！
我在新农村大队吃了一年的派饭。那是经过“10年浩劫”刚粉碎“四人帮”不久的年代，山村“大病未愈”，还十分的贫困。社员每月人平口粮才20多斤，且多是杂粮，大米白面很少。工作队员吃派饭，每户供一天，轮流来。我们每吃一顿饭给半斤粮票1角2分钱。社员们为了准备好工作队员的派饭，都要提前借米借面，把放在坛子里准备换油盐钱的鸡蛋拿出来，把吊在屋梁上烟熏火烤只有过年过节才吃一点的熏肉切一块下来。一早，供饭的社员家就派人到房东家喊我过去吃饭。到了家屋前，男主人在门口热情地迎着，然后女主人就把饭菜端上桌子，男主人就陪着我吃饭。女主人一直在灶屋里候着，随时准备给我盛饭。孩子们不见了，大人把他们打发开了。桌上的饭菜谈不上丰盛，但就是这简单的饭菜，主人也是尽了他最大的努力，也是倾注了他的一片真情！我可敬可爱的山村父老，你们用简单的饭菜养了我一年，但你们的真情却养了我几十年！我最难忘的一次吃派饭，是那天到一家很困难的社员家吃饭。本来队长看他家孩子多太困难，没安排到他家吃饭。他不依，找到队长说：“我也是贫下中农，为什么不让工作队员到我家吃饭？”队长见他认真就答应了。那天我到他家吃饭，他在饭桌前乐呵呵地陪着我，让我多吃菜。桌上是土豆片、炒鸡蛋，主食是面饼子。这家孩子多，但这天一个孩子都没见着。我刚刚开始吃，一种感觉使我扭头朝大门口一望。我看到这家的小儿子，正扒在门边伸出脑袋瞪眼望着桌子上的面饼，孩子的眼神一刹那刻在我的脑海里永久难忘。那是一种渴盼的眼光，那是一种很久没见过面饼很希望尝尝面饼的眼光。孩子见我扭头，忙将小脑袋收回去，藏到大门外了。我当时心里很难受，我吃得不多，但我装着吃得很饱，我放下粮票和钱赶快告别了主人。我想多剩下些面饼和鸡蛋让孩子们尝一点吧！而那孩子的眼光令我灵魂震动直到如今。事后听别的社员讲，这家为了供我一天的派饭，女主人特意翻过一座大山回娘家找孩子舅家借了白面和鸡蛋回来。啊，我可敬可爱的父老，那派饭是你们全部的真情，没有一点假啊！
回武汉之后，我心里一直想着要写点什么东西，来记录我在房县的感受和我对那个山村的一份爱，歌颂我的父老乡亲。1981年，我终于写出了组诗《我忆念的山村》，我写了房东、写了大妮子、写了派饭。这组诗倾注了我的一片真情。诗在《长江文艺》发表后，感动了很多读者，时任《诗刊》主编的湖北籍诗人邹荻帆立即将这组诗在《诗刊》转载。1981年—1982年度评奖时，担任评委的徐迟老师对我说，所有参评的诗，他只投了我这组诗一票。我很快收到由严辰、邹荻帆、柯岩、邵燕祥联合签名的获奖证书。我后来以《我忆念的山村》为名出版我的第一本诗集时，徐迟老师亲自作序，再次在序中论及这组诗。
30多年过去了，那个山村一直在我心中，山村里乡亲们对我的一片真情一直在我心中。是山村给我的那片真情使我写出了真诗，是父老乡亲的爱令我写出了《我忆念的山村》。
啊，鄂西北那个山村，我永久的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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