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队缺少编写节目的人，我就成了他们的笔杆子。我给他们写三句半、对口词、鱼鼓、道情以及各种唱词，还写过小剧本。
那年是建国20周年。武昌县文化馆经常发些演唱材料下来，都是油印刻写的。看到这一堆油印本本，我灵机一动，就写了一首唱词，题目是《亿万人民庆国庆》，寄给了武昌县文化馆。我现在还记得开头两句：红旗飘飘映彩云，亿万人民庆国庆。
骑着绿色自行车的乡邮员来了，递给我一个卷成圆筒的邮件，我急忙拆开，是一本带着油墨香的《武昌文艺》，油印的，是红黄绿几色纸装订成的32开小册子，我的名字和我写的《亿万人民庆国庆》赫然醒目地印在上面。
那一瞬间的心情到现在我都不知怎么形容，我也不想很准确地去形容了。总之我当时在路边站了好久好久。这是破天荒的事情。我从这一本油印的小册子中似乎看到了我的未来，看到了我努力的方向。
那时在乡下干活是很累很累的，但从此以后我竟不觉得怎么累了。
我成了作者（那时不敢想作家，能当个作者就了不得了）啦，武昌县文化馆寄了张“工农兵业余作者登记表”来，我填了，大队还盖了章，我是记录在案的工农兵作者了，我觉得很了不起。
我到县城里，找到了县文化馆，见到了何星老师。
何星老师招待我吃饭，晚上让我和他一起睡一张大床，他对我很热情很友好很支持。我永远记得这位在文化馆默默无闻地工作了许多年的何星老师。后来从武昌县出来好几位作者，提起何星老师，都缅怀不已。
我的第一篇作品是何星老师发表的。我不赞同有的人今天说起自己第一篇作品时那种不屑的神情，我们应该永远记住发表我们第一篇作品的刊物和编辑。即使你把你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扔进了废书箱，你也应该记住；即使你将来成了托尔斯泰，也不应该否定自己的第一个脚印。
我的第一篇，第二篇，第三篇，以至好多篇作品，都是何星发表的，因为《武昌文艺》就他一个人编，一个人刻印，他是武昌县文化馆的创作辅导干部。何星老师给在乡下的我寄书寄稿纸，这书这稿纸对于我意义重大，督促着我不停地读书不停地写作。我只要到了县城，就找何星老师，和他抵足而眠，作彻夜长谈。
何星是武汉人，中等个，瘦，戴副白框眼镜，一介文弱书生相。他本来是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大学生，未毕业就随社教工作团下了乡，后来就留在了武昌县工作，大学也没有上完。何星的一家人都在武汉，只他一人住在武昌县文化馆的一间小屋里。
何星老师后来死了，死的时候才四十来岁。他害什么病死的，我一直没打听清楚，因为当时我在武汉上了大学。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何星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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