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李君的打扮像城镇人。在中学里，我们同班，他穿的衣服使我们这些乡下到县城上学的孩子感到稀奇。比如他穿的制服长裤，前后都开口子安拉链，穿的时候不认反正，拉屎时，把屁股后面的拉链拉开，连裤带都不用解。李君曾在厕所里为我们表演过，很有些味道。
李君长得很排场，个子高高的，五官端正，会打乒乓球，是左撇子。李君的姐姐长得很漂亮，他弟弟却不怎么样，脸有些歪。有年暑假我到他家玩过，没看见他父亲。他母亲已有些老了，还抽香烟。我当时对抽烟的女人印象很不好。
李君其实是很愿意跟我好的，只是我们不是一路人。他的衣服穿得那么好，我是个乡下人，穿的粗布衣，我觉得不配与他好，就疏远他。“文化革命”开始后，我回乡下家里为生产队放牛，李君还在学校里捍卫红色政权，他抓革命我促生产，我和他并不对立。
李君所在的组织有强大的对立派，两派都只承认自己是革命派，指斥对方是保守派，辩论多日无结果。两派都抢了些枪及其他武器，于是就修起了工事，对峙日久，最后就打起来了。
那一场武斗在我们县“文革”史上应该有重笔记载，双方各出动了数百人，乒乒乓乓地开火，打了一天一夜。最后互有伤亡，各自收兵，双方再次处于相持阶段。
我们学校即李君这一派的死了两个同学，都是高一的学生。其中有一个我认识，并且非常的佩服。他能在三夹板上用刀雕刻各种各样的毛泽东头像，然后涂上油墨印在纸上，很像的。可这么个聪明人却被一颗子弹击中了头颅。死的另一个学生我不太熟，据说家是农村的，很苦，死的时候穿的衣服有不少破洞。
两人光荣牺牲后，活着的同学痛哭流涕，悲痛欲绝。据说有两个女同学趴在尸体上吻着，哭得昏了过去，战友的情谊真深。
李君和另两个伙伴没哭，他们是男子汉，男人有泪不轻弹。仇恨在他们心中生根，他们咬紧牙关，只有一个愿望：为战友报仇，血债要用血来还！
当天夜里，李君和两个伙伴携了手枪和手榴弹，悄悄地摸到对立派的防地，抓了一个人回来。他们把俘虏关在一间空教室里，连夜审问。俘虏说：我不是他们的人，我是城关公社七一大队的会计，我是到县城来买东西的。你们抓错了人，放了我吧！
审问的人说：赶快给老子承认，你在那里担任什么职务？是不是个探子？
那人说不是的不是的，这真冤枉。他跪在地上，请求放了他回家，他家里人正等得着急哩！
审问的人说他不老实交代，就用皮带抽，用洋镐把敲脚踝骨，把那人的两个脚踝骨都敲碎了。那人发出惨绝的呼救，很是怕人。
要在平时，李君他们三个中学生决不会这么残酷的。当时，他们正在失去战友的悲痛之中，仇恨使得他们红了眼，昏了头，失了人性。那人越是喊叫，他们就越是把那入朝死里打，为他们的战友报仇。终于，那人不叫了。
他们决定处理了那人，于是将那人拖到大操场的草地上。已是深夜了，四周都没人。他们把那人扔在地上后，就将带在身上的手榴弹解下来，一共八颗，全都绑在那人身上。手榴弹绑好了，盖子都揭开，用一根长绳子系住那八只拉环。牵着绳子，他们退到操场边的一个小山包后趴下，再猛一拉绳子。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八颗手榴弹一起爆炸，那个俘虏，一个无辜的大队会计被炸成了碎片。
他们说这是坐土飞机。
报了仇，他们就睡觉了。
后来成立“革委会”时，李君等三人都被抓到牢里关起来，一直关到前两年才放出来。李君说，炸那个人，主意不是他出的，导火索不是他拉的，但手榴弹是他绑的。三个人那时都只有十六岁，不放怎么办呢？
我从省城回家，长途汽车就在小镇停靠。我偶尔碰到李君，现在完全是个大汉子了，络腮胡子，油腻腻的蓝布工作服，驾驶着省属农场的一部大卡车。几次见他，都是剃只光葫芦头，不蓄发，不知是不是在坐牢时养成的习惯，光头大约舒服些。遗憾的是，他每次见了我，总是把大卡车呼地一声开走了，我们一直没说上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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