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要从事文学这个苦难的职业？最近我常常想这个问题。
文学确实是一个苦难的职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谁选择了文学，谁就选择了不幸的命运，谁就将自己作为祭品，毫无保留地为缪斯之神献上。我们热泪涟涟地看到，在崎岖的文学小路上，横七竖八地躺倒着许多的失败者，而又有许多命定的失败者，又向这条小道上拥来。哦，请问这是为什么？
哦，可怜的、悲壮的、堂吉诃德式的你们（包括我），为什么要走向它呢？会有成功吗？不会有的！即便有短暂的荣耀，瞬间的鲜花与欢呼，那也只是过眼烟云而已。你不记得匈牙利诗人裴多菲那悲凉的吟唱：希望是什么？是娟妓！它对谁都蛊惑，将一切都给予，待到你牺牲了最宝贵的东西——青春，它就抛弃你。
曾经有过一个大成功者叫鲁迅。然而，鲁迅先生将他手中的手术刀换成一管叫“大小由之”的毛笔。究竟值不值得，还待商榷。可敬的先生想用他手中的笔来疗救社会，那么，社会得到疗救了吗？今天的人类较之鲁迅笔下的人类，大约走得更远。另一个成功者是小说家赵树理（周涛在一篇文章中称赵树理是中国最朴素的小说家，我十分同意他的话）。然而，赵树理在晚年的时候，突然对他的创作产生深深的怀疑。据说他想用他的稿费，在家乡开一个化工厂，生产化肥，直接为父老乡亲们服务。
这正是我这一段时间的思考。在思考的途中，我眼馋地望着街上那些开大排档的人、那些开出租车的人、那些小学教师、那些胸前象征性地别一支钢笔的干部。我想：我本来可以成为他们的，可是，我现在成了一个鳖脚的写作者。
这种思考再递进一步，我最新的一些思考才是本文的主题，而且它恰好有助于回答“眺望”这个命题。而这种思考，是由于去年在罗布泊北沿见到一匹倒毙的马，继而又联想到海明威作品中，那乞力马扎罗山山顶的狮子而想透的。
一些年前我读过一本海明威的小说。小说的扉页上有一段奇隆的话。
那话说，在非洲最高的山——乞力马扎罗山的山顶，雪线以上的地方，有一头狮子的冻僵了的尸体。这只狮子，它离群索居来到这又高又冷，既没有食物，也寻找不来友情的山上干什么来了？没有人能作出解释。
好一个“没有人能作出解释”！这谜语一般的话音里隐藏着某种悲剧式的神秘。读了这段话，我当时不甚了了。直到去年，我在从鲁克沁小道进人罗布泊的道路途中，在库鲁克塔格山北面的黑戈壁上，见到一匹倒毙的马时，我才突然间了然有悟。
那马躺倒在距罗布泊约一百多公里的地方，已经成为一堆白骨。它是谁？它是为什么事情到这死亡之地来的？它是因何而死的？这些我们都无从知道。它的头朝向罗布泊方向，尾甩向库鲁克塔格山。四周是茫茫的戈壁，没有一滴水，没有任何生命。孤独的行旅者啊，可怜的、悲壮的行旅者啊，它到这罗布泊荒漠中干什么来了？我在这一堆累累白骨的旁边伫立良久：是的，没有人能作出解释。
如果要为这头狮子和这匹马作出解释的话，那么我想说，这是命运使然，使命使然。族类中的一部分，它们注定要离群索居，走上这宿命的道路的。正如我没有成为一个商人，没有成为一个出租车司机，而偏偏要费力地握起这支蘸水笔一样。
怀着一种宗教般的感情，带着一颗基督般的爱心，我写下以上的文字。
为曾经从事和正在从事并即将从事这个职业者的动机注解，为伟大的鲁迅和杰出的赵树理注解，并且回答本文开始时的那个命意。
我感到通过上面那一段盘旋之后，我现在站在了一个高处——精神的高处，来眺望下一个世纪的文学，来回答下一个世纪的作家当具备哪些素质这个问题。
那结论就是——我觉得未来的作家，正应该是这种“海明威的狮子”或者“罗布泊的马”。
他们将背起沉重的文学十字架，走人人类精神的荒原，走上人类精神的高处，去开拓和改造。“坟那边是什么？哦，没有人去过。那么让我去看一看”（鲁迅《过客》）。
我渴望伟大古典精神的复苏，我渴望古希腊文学的那种悲剧感和崇高感，能重新注人我们的文学精神。眼下，在消解崇高和非英雄化思潮的影响下，我们的文学已经在油滑和庸俗的道路上，越滑越远了。
我在《北京文学》不久前的一期上《对中国文坛深深的失望》一文中说过这么一段话：“19世纪的经典作家们几乎都是些人类精神的教父，而20世纪的作家为了能从满地的垃圾中寻找到一点残羹剩炙，不惜把自己降格为苍蝇。”允许我把这句话在这里再重复一遍。
末了，我还想起苏联作家帕乌斯托夫斯基的一段话，顺便也抄在下面，作为结束：“是什么东西迫使作家从事这种高尚的，但有时又是异常艰苦的劳动呢？首先是心灵的震撼，是良心的声音。不允许一个作家在这种工地上像荒花一样虚度一生，而不把洋溢在他心中的那种庞杂的感情慷慨地献给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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