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在接到伯父去世的电话时，我那一刻的想法。
这想法像诗。而我在那一刻也真想把它写成一首诗。我在那一刻知道了：我们家族这根斑驳古老的大树，又有一片老叶凋零在2000年冬天的风中了。
我的父辈老弟兄三个，是倒着走的：先是叔父，在十二年前去世；接着是父亲，在八年前去世；接着是伯父，在我接电话的这个时候去世。三个男性去世了，三个女性则还活在人间。她们是我的三妈、我的母亲和我的大妈。她们如今按老百姓的叫法，叫“寡妇”；按文化人的叫法，叫“遗婿”。她们如今虽然还苟延残喘地活在人世，但已经如风中老叶了，哪一阵风中说下来，就会下来了。尤其是我的母亲，光今年就住了几次医院，硬是我咬紧牙关，用自己一点菲薄的稿费在支撑着她。
高村是渭河平原上一个古老的村庄。高氏一族是什么时候在这渭河畔上居住，并世代繁衍，最后形成如今这两千多口人丁的大村子的呢？据说很古老了，但古老到什么年代，却无从查考。我曾经查过《临撞县志》，县志对域内村庄的记述，最早的只到明末清初，这使我很失望。但是它对所有的村庄，只从那时才注意到，才开始记述。因此我也没有办法，不过这倒也好，空白为我提供了想象的空间。
当黄河象出没的年代，渭河平原还是一片沼泽。当七千年前半坡人筑穴而居的年代，渭河平原仍是一片沼泽。半坡人手执钓鱼竿，望着这沼泽出神。后来大禹治水，疏通河道，渭水泄人黄河，黄河泄人大海，于是八百里渭河川裸露了出来，成为沃野，于是人类一群一群地，携家带口，从山上和源上下来，在这平原上居住。
高氏一族也许就是从那个时候，在这块冲积平原上定居的。换言之，高村这个同姓村子，也许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形成的。
渭河平原上几乎所有的村子，也都是这样形成的。它们几乎都是一姓人家组成的一个村子。比如高村旁边的是安村，安村的旁边是季村，等等。有时四个村子，像四枚棋子一样地布成一个大村，人们便把它们连起来叫，比如“樊胡刘赵”，等等。有些村子，给姓氏之前加上一些奇怪的称谓，比如“母猪李也”、“石灰刘也”、“皂张王也”、“湾李马也”等等。这些称谓世世代代口口相传，直到今天，实属难得。想来，这些称谓也许与主人们从事的职业有关，也许与居住地方的地理环境有关。
其实所有的我们称“村”的这个字眼，在当地土语中都称“也”。比如“高也”、“安也”等等。只是在形成书面文字时，“也”字才写成“村”字。这个文字上的变通也不是从今日始，我看县志，县志上清朝年间就这样写了。
叫成“高也”、“安也”等等，给村子平添了一种古老、安详的气息。说起字来，其实在关中农村，有许多挂在老百姓口头上的古字雅字，如果哪一个有心人能深人民间，将它记录下来，加以研究，将会是一项抢救工程的。中国汉字，经过打磨后虽然规范了，但是变得光滑起来，失去了表现细微感情的能力。每一次我回到高村，和乡党们拉呱儿，他们在表达那些极为困难的话题时的准确性和分寸感，都叫我极为惊讶，感慨他们是名副其实的语言大师。
在几千年的岁月更替中，这些同姓村子都表现了高度的纯粹性和排他性。只此一姓，只此一族，绝不允许杂姓进人。
到建国那一年，高村这个大村子，还是人人姓高，绝无杂姓。这些高姓都是一族，以我家而论，在五服之内的，大约有十几户；五服之外的，离得近些的，亦有十几户人；其余多数人家，隔朝隔代，离得远了，但是细细算来，还是“五百年前是一家”。村上的“班辈”，细细排列，各安其位，绝不马虎。
第一个进人高村的外姓人家姓王。老王是高村唯一的一户地主家的长工，好像和这地主还沾一点亲戚。“土改”时，老王分得了地主的几亩土地，这样，老王也就成了高村的第一户外姓。老王是个木匠，人缘好，记得我爷爷的棺木就是老王给打的。
第二个进人高村的外姓人家姓赵。老赵是一个从河南来的铁匠。起先，他搭了个铁匠棚，在村外，风箱响着，铁锤丁冬，为村上人打割麦的镰刀、做饭的菜刀。其实搭棚子暂时居住的时候，老赵已经思谋着怎样正式进人这个村子了。机会终于来了，老赵的工棚里传来了婴儿哭声，他老婆一胎生下两个女娃。于是老赵将一个女娃送给了当时的生产队长，算是结下一门干亲。尔后，生产队长召开社员大会，吵吵闹闹一阵后，终于将赵铁匠这户人家接纳人高村，但是提出下不为例。
高村依着渭河。渭河是一条古老的河流。因为渭河，而有了漫长的甘肃河西走廊，而有了丰饶的八百里渭河平原，而有了十三朝帝王之都古长安。高村就扒在这个渭河的南沿上，它距渭河人黄处大约有三十公里。
用“扒”这字眼很传神。的确，千百年来，高村就像平原上一种叫“扒地龙”的野草一样，紧紧地扒在渭河老崖上，历经年谨，历经战乱，风风雨雨，纹丝不动。
有一句老话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渭河也是这样，河流以三十年为一个摆动的频率。茫茫渭河滩，宽窄约有八里，号称“十里渭河滩”。河流这一段子，是南崩，一片又一片的崖崩进了河里，又在河对面造出平滩。三十年过去了，它停止了往南崩，又开始往北崩，于是南边的滩地就显露出来了。
两岸的人们，不知从哪个时代起，通过打官司，定下了“以河为界”这个种地范围。因此，哪边的滩地多一些的时候，哪边的日子就好过一些。滩地没有了，水逼到老崖了，这边的人就只好精耕细作老崖上面一点可怜的土地，然后眼巴巴地等着河再往过崩。
我出生的那个年代，河流还在对面“母猪李也”的那个老崖底下，但是已经开始气势汹汹地往过“崩”了。每遇一场河水，就会往过崩好深的一截子。那时的地还是自己的，爷爷叫了一帮人，火速地将滩里长的榆树伐下来，运回屋里，防止被崩在了河里。这砍下的榆树后来盖了两间安间房。由于我的出生和房的建成在同一个时间，所以我的名字里面有一个“建”字，而“群”字则是我们这个班辈的人后面都挂着的一个字。
河流在我出生的十年后，终于不可遏制地逼到了高村的老崖下。有好些户人家的房子还被崩进了河里，不得不把庄子往后迁。河流从此也再没有往回崩，原因是政府从老火车路上拉来了许多的石头，造起了护堤工程。几十年又过去了，高村的人只好眼巴巴地看着河流永远地在自家门前打转了。
我见过渭河发的最大的一次水，是在1960年。河水涨得齐了两岸的老崖，十里渭河滩白茫茫一片。河中间漂着从上游漂下来的房屋、牛、树木、古船等等。河水很急，这些漂浮物箭一样地从眼前驶过。有时，在漂浮物上会趴着一个活人。活人大声地喊着“救命的爷哪！”“救命的爷哪！”，声音凄厉、绝望，令人惊心。但是，就是高村水性最好的人，也不敢下河去救的。
每逢渭河涨水，地下水的水位就会上升，高村的井，水便变成浑的了。河水涨得越大，井里的水位会越高。而在渭河的老崖上，每逢涨水，岸上便会趴着许多的人，大家侧着脑袋，向河心瞄。如果河心是鼓的，那说明水还在继续涨，如果河心是凹的，那说明水已经在塌了，不必紧张了。
而在不发河水的日子里，渭河则显得平静、衰弱，像一条无名无姓的河流一样容易被人忽视。
高村有一个渡口，这个渡口就叫“高家渡”。一条破船，拴在老崖底下。老崖上修一个斜坡，过往的客官，从这里坐船，月肖公的篙一点，一阵工夫，船就到对岸了。
写下“高家渡”这几个字眼时，我突然明白了，在代代相传的口头语言中，“高也”这两个字，并不是指的“高村”，而是指的“高家”。换言之，“也”是“家”字的意思。以此类推，别的张也、王也、李也、赵也的“也”，也都是“家”的意思。例如，李先念将军过渭河时走的是“胡也滩”，这“胡也滩”应当是“胡家滩”。
从我家距离渭河渡口，不多不少恰好是一百米距离。爷爷给家门口的老槐树底下，支了个茶摊，招待过往的人。爷爷的茶摊是免费的，纯属公益性质。茶叶是那种又苦又涩的“老胡叶子”，水是渭河里的水，烧水的柴火是叔父从坟地里刨下的几个柏树疙瘩。在我的记忆中，那时的爷爷已经衰老。
爷爷此举纯粹是出于一种虚荣心的需要，他希望听到几句赞美他的顺耳的话。当然，爷爷此项善举也有一点实惠。那些灌了一肚子茶水的客官，在动身乘船前，都要对着爷爷搁在墙角的那个尿缸，轰轰隆隆地一阵大尿。这尿水可以壮地，而用它来泼蛰伏期的麦苗最好。从这个意义上讲，爷爷把每个过往客官，都看作一架他的制造尿素的机器。
爷爷不是高村的人，他的老家在渭河上游二十华里的新丰镇。我的老爷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类似这种情况，在延续香火这个问题上，通常有两种做法：一种是给女儿招一个上门女婿，一种是从最亲的亲戚那里要一个孩子过来顶门。千百年来，这两种做法都在用着，它们保持了这户人家香火不灭，高村这个村子人丁兴旺，而最重要的，保持了这个村子永远是一个同姓村落的戒律。
我的老爷选择了后者，他从他的舅家要了一个男孩过来顶门，这男孩就是我的爷爷。
在我的印象中，顶门过来的爷爷从来没有融人高村，没有融人关中平原这个农业社会。对这个村子，他始终是一个外人，而在我的感觉中，他仿佛是从刀光剑影的鸿门宴上走失的一个士兵。
爷爷干过许多事情。据说他当过货郎提，就是提着一副担子，担子里有些日用杂品，手里拿个拨郎棍，走村串户的那种。爷爷据说还抽大烟，老爷手里的一副家业，因为爷爷抽大烟，于是便败落了。这个败落因祸得福，这个家在“土改”时被定为贫农。
爷爷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故事有两个。
一件是，1961年、1962年困难时期，爷爷吃了油渣以后，APT不下，他蹲在东墙角，痛苦地呻吟着，快要死了。于是，我卷起袖子，将手伸进爷爷的屁股里去掏。掏出的屎又干又硬又黑，像是黑色橡胶。正掏着，突然听见爷爷的屁股像拉警报器一样，放了个响亮的屁，伴着响屁，水龙头一样的稀屎夺路而出，喷了我一头一脑。
一件是，有一次爷爷上街去，晌午刚过，便牵回来一只羊。羊是母羊。爷爷对着这只母羊，开始说他的发家梦。那一阵子，不知道怎么回事，羊特别的贵，一只母羊要卖一千多块，一只公羊也卖七八百块，而一只羊羔的价也在几百块以上。爷爷说这只羊是个便宜，他只花了一百六十五块钱，而且是赊账。正当全家跟着爷爷一起高兴的时候，上街的人回来了，说今天街上羊市大跌，一只羊只卖十多块钱，一只羊羔只卖五毛钱。全家听了，开始声讨爷爷，问这羊到底是不是从街上买的。爷爷这时才坦白说，他还没有走到街上，是从路旁一户人家的圈里买的。这件事将这个贫困的家庭害苦了。羊债是直到社教那一年，父亲才用他的工资还清的。而那母羊后来虽然产了两只羔，但是一只羊羔五角钱，也没有什么意思，于是爷爷拿了一只羊羔，给了那户养公羊的人家，算是配种费；另一只羊羔，则在我的堂姐出嫁的时候，让她牵走，算是陪嫁。
前面说了，高村是一个同姓同族的北方氏族村落，在某一户人家没有子嗣的时候，便用“招亲”和“顶门”这两样形式来维持种族的不灭和姓氏的纯粹性；但是，它“欺生”，这种“招亲”和“顶门”过来的角色，他在生存斗争中，都要承受着比别人更多的艰难。
在很久很久以前，爷爷在老爷去世以后，大约正是不能承受这家族之间的倾轧和欺侮了，于是萌生了带领全家出走的念头。
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
行文至此，我发现我正进人这个北方家族的秘史部分。
那一年黄河花园口决口，成千上万的河南人离乡背井，向大西北流浪。当时的国民党行政院给一个叫黄龙山的瘟疫和地方病流行区设了一个垦区，收养这些难民。高家渡这地方，正是难民前往黄龙山的许多道路中的一条。
政府给渭河边上的老崖上，支了一长溜大铁锅，锅里熬着能照见人影的玉米粥。每一个难民都可以从这里得到一老碗玉米粥，填一填自己饿瘪了的肚子。
在川流不息的逃难队伍中，有个五岁的河南女孩。这饥饿的女孩，突然看见老崖上有一个九岁的高村的男孩，手里正拿着一块白摸吃。女孩跑过去，一把将这块白摸抢了下来。男孩在后面追，女孩在前面跑，眼看快要追上了。这时路边恰好有一摊牛粪，于是女孩将摸一把塞进了牛粪里，又用脚在上面踩了踩。男孩跑过来，屹跳在牛粪跟前，瞅了半天，摇摇头走了。男孩走后，女孩把摸从牛粪里刨出来，吃起来。
这个故事是我苦命的母亲给我讲的，讲这些故事时她的眼里饱含着泪水。许多年以后，我才恍然大悟，明白那女孩就是我的母亲顾兰子，而那男孩则是我的父亲。
老崖上发生的那一幕，爷爷看在了眼里。他将那女孩，以及那户逃难的人家，请到自己家里，用最好的吃食招待了他们一顿饭。尔后，推起独轮车，带领全家，混杂在这逃荒人群中，渡过渭河，北上黄龙山。
而在黄龙山，河南的这一家人全部死于当地的一种叫“克山病”的地方病，只留下那小女孩。黄龙山托孤，河南人将这小女孩托付给高家收养。这女孩先做童养媳，再做正式的妻子，再后来，成为我的母亲。
那时我的大伯已经婚娶，膝下有一男一女。他留在了高村的家中，看守家院和田产，支撑着这一片支离破碎的天空。
大伯先被国民党拉壮丁。逃跑回来以后，便扛着一支快枪，成为这块地面上有名的刀客。据说，他的枪法准极了，渭河里发大水，对面河滩上，有一只野羊探头探脑地在河边饮水，大伯蹲在这边老崖上，瞄上一阵，一扣扳机，那只黄羊应声倒下。老崖边上站着的人，一声喝彩。据说，大伯扛着枪，在田地里走着，地畔上有个野兔。刀客们的拿枪，叫“扛”，即像一只扁担一样横担在肩上，两只手则举起来，抓住枪的两头。见了这野兔，大伯将枪仍然横担在肩上，只是腰身稍微地斜一斜，然后一扣扳机，枪响处，野兔蹦了两蹦，死了。
爷爷是个极好面子的人，对他的这个成了土匪的儿子，自然异常恼怒。后来有一次，大伯去黄龙山见爷爷，爷爷用牛皮僵绳溅着水，将大伯饱打一顿，又罚大伯在地上跪了一夜。临了，大伯说，你们走了，留下我一个人支撑家业，如今，你不欺侮人，你就得被人欺侮。一句话，说得爷爷语塞，也就不再管大伯了。
大伯后来成为共产党。他成了共产党之后干得最辉煌的一件事情，是掩护李先念将军过渭河。李先念是从高村上游五里一个叫“胡也滩”的地方过的。那一刻，威名远播的我大伯，正抱着一挺轻机枪，趴在渭河南沿的芦苇丛里掩护。
李先念是安然地过去了，但这事给大伯一家带来了灾难。
事情过去以后，国民党兵来高村抓我的大伯。大伯当时正在家中，听见外边枪响，大伯钻进了炕洞里，然后又从烟囱里爬出，跑了。国民党见抓不着我大伯，就把我大妈吊在家门口那棵歪脖子老槐树下，活活打死。
这棵老槐树我少年时还见过。爷爷就是在这棵槐树的阴凉底下，支个茶摊的。这树后来被三叔伐了，做了大门，而今这槐木的大门，还在我家的门上安着。
伯父则在渭河下游五里的一个村庄，和地主家的一个小老婆好上了。
后来家乡解放，伯父在县上给县长当了一阵保镖以后，嫌麻烦，弃了公职回家当农民。他没有回高村，而是径直去了下游那个村庄。打土豪、分田地，他说，我不要田来不要地，将地主的小老婆分给我吧！这样，他在下游的那个村庄落户，我则有了一个新的大妈。
我不知道我的这个故事里，有多少真实的成分在内。家族里的老人偶尔会不经意地说出几句，于是我东逮几句，西逮几句，便构成这个完整的故事了。
伯父在世的时期，我多次说过，我要到他的家里住一段时间，带一个录音机，听他讲那些家族故事。我说，光把这些故事不加任何修饰地写出来，就是一段世纪史——我的家族的世纪史和渭河平原的世纪史。伯父后来也一直期待我回去，他还捎话说，如果我再不回来，他就将那些一个又一个的家族秘密，带进棺材里去了。
他果然将那些都带进了棺材！
我因此而不能原谅自己！
家乡解放后，爷爷便依然推着独轮车，领着全家从黄龙山回到了高村。
我的母亲告诉我，回来的时候，路上到处都是土匪。爷爷把独轮车的把手钻空，从而把家里所有的积蓄，塞进把手里，再用木楔子楔紧，这样，才免遭打劫的。
父亲从黄龙山径直去陕北延安，参加了革命。叔父则随爷爷回到高村，现在由他来支撑高门这一方天空了。我们知道了，伯父他去下游的一个村庄落户。
他们老弟兄三个，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一大堆故事。
而由这三个人形成的这户人家的三个分支，我的一大堆的堂兄堂姐堂弟堂妹们，也都有着他们的故事。
如果有一天我动笔写我的家族传奇，上面的叙述会是一个提纲式的东西。如果有一天我因为身体或别的什么原因而没有来得及写，就去世了的话，上面的勾画就算我对这个家族的一点交代了。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千字，但是聊胜于无吧！
2000年冬天的一个最冷的日子，我出西安城，顺渭河而下，来到距西安八十华里的我的家乡。
那片三角洲地面正是一片肃杀景象。我驱车穿过我在前面提到的那些所有的村子，最后来到渭河下游的那个伯父的小村。“死对死者是一种解脱，死对生者亦是一种解脱！”我为伯父上香时，这样说，并且用这句话，希望前来奔丧的人们节哀。作为这个家族中一个重要的男人，我的年龄、我的身份，都要求我这样说。
伯父的死亡为近亲们提供了一次聚会的机会。这样，我见到了许多的亲人。老的都像老树叶一样在摇摇欲坠，年轻的一代则像韭菜一样一茬一茬地生长起来。我们围着火炉平静地谈着，谈下一个死去的又会是谁。
这就是我对渭河平原一个同姓村落的描写。我写了它的起源、它的地理位置、它的生活方式、它几千年来香火延续的办法。为了能更深人地描写，我还带领读者如此深人地走进了一个家族的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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