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我皆有来历-我和西班牙作家玩东方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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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班牙作家代表团一行七人,由中国文联派员陪同,北外一名西班牙研究生充当翻译,来到西安。他们提出要和陕西作家对话,这样我们也就凑了七八个人,赶到客人下榻的皇城宾馆。一张长方形的桌子上,营垒分明,双方分宾主坐定。

    一开始气氛就闹得有点紧张。西班牙作家首先介绍了他们的人,计有某主席、某著名作家、某著名剧作家等等。陕西方面也是这么个介绍法,不同的是,在介绍时,增加了一项,比如某某人获过某某奖,某某获过某某获之类。

    大约这奖项说得有点多,而介绍者又面露得意之色的原因吧,那位瘦瘦的,大约七十岁以上高龄的西班牙作协主席有些不高兴了。他有些不礼貌地打断了介绍,说获奖这一项就免了吧。因为在西班牙,光文学奖这一项,就有几千种,每个西班牙公民,只要你有一点小钱,且有这个嗜好,都可以自己设个奖,玩一把热闹。

    这位主席还说,在西班牙,衡量一件作品是否重要,那要看他的书的印数。他还拿自己作例子说,他的书印数高达二百万册,所以他是目前活着的西班牙最重要的作家。

    我在一旁,这时有些不高兴。尽管我对介绍者那样絮絮叨叨地介绍获奖,觉得有些小家子气,且对中国文坛的评奖,到底有多大的公而已。

    从麟德殿往南,一里路远的地方,有一片低洼地,据说那里就是当年大明宫的太液池,唐明皇与杨贵妃这一对风流宝贝,夜夜泛舟的地方,低洼地的中间有一个土包,这是当年的湖心亭了。

    武则天和太平公主的电视剧正在疯演,这些或真或虚的事情都发生在大明宫里。这里说一句题外的话,武则天戴发修行当尼姑的那个感业寺,在大明宫正西约四十华里处,位于汉长安城的围墙外边。那地方我几年前去的时候是感业寺小学,而今西安市据说已将小学迁出,要重修感业寺。以大明宫与感业寺的距离,当年李治与武媚娘幽会一次,算上来回的路程,算上缠绵的时间,一次恐怕得一天的时间了。音,就叫成“阿房宫”了。

    那演出过许多历史大剧的未央宫,如今也像阿房宫一样,从地面上彻底消失。阿房宫还留下一个土包,可以让后人凭吊和啼嘘,未央宫则什么也没有了,它如今成了一片农民的庄稼地。

    考古工作者用洛阳铲往地下钻,钻出这未央宫的位置。然后又顺着那想象着的围墙,栽了一圈柏树。用此来警告当地农民,地表三尺之下不准动土。

    我是在一个黄昏的时候,来这遗址凭吊未央宫的。在靠近道路的这一边,栽的是那种婀娜多姿的垂柳。垂柳蓬松的头发、细而弯曲的腰身,让我想起这宫中曾出过一个叫“赵飞燕”的美人,并生出“岁月更迭,美人成灰,香魂今夜落谁家”的啃叹。

    韩信大将军就是在未央宫被吕后杀死的。刘邦找了个托辞避开了,于是吕后开始杀韩信。由于汉刘家当年拜韩信为将时,曾经许下个“天不见血,地不见血,铁器不见血”的承诺,所以吕后杀韩信时,天上盖着瞒天网,地上铺着遮地毡,那捅向韩信的,则是一把木刀。秦腔古老唱本中,有这出戏,“天上”、“地下”那两句话,是唱本里的词儿。

    说起大明宫,我家就在大明宫的遗址上。现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从阳台上望去,东边不远的地方就是大明宫的正殿麟德殿。此刻它正沐浴在一片春天的阳光中。

    大明宫仅存的遗址,就是这座麟德殿。麟德殿实际上也已经被烧毁,是今人从劫后余灰中,刨出当年用来垫柱子的石础,才令今人想象出当年大殿的规模。这石础如今裸露在地面上。据说日本人要出资修这麟德殿,因为日本人一直固执地认为,光艳千年的肥女人杨贵妃并没有在马党坡前自缴,而是乘俘浮于海,东渡日本去了。

    大明宫除这个麟德殿外,剩下的地方也都是庄稼地。因为三尺之下不准动土,这地方起不成建筑,所以也只能年年种一斗薄收的庄稼正性,也保留看法;但是,现在看到西班牙作家如此轻蔑中国作家,于是打断了该主席的话。

    我说,区区二百万册,在中国,是个稍微有实力的作家都可以达到的印数,至于那些重要的作家,他们的印数可能达到千万册以上。比如今天在座的省文联主席李若冰先生,他的((柴达木手记》当年几乎成为一代人的教科书,中国有十亿人,你说这印量该有多大呀!还有过世的柳青的《创业史》、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它们的印数都该在千万册以上的。

    我这话说的有根有据,把主席先生给呛住了。他面露不悦之色,张了张口,不再说话。

    既然这次对话的主旨是中国文学与西班牙文学的交流,那么接下来双方介绍各自国家的文学和对对方国家文学的了解。叫人吃惊的是,西班牙作家对中国文学的了解,几乎等于零。在座的,他们不知道任何一位中国当代作家,而对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史,他们仅仅知道一个叫李白的诗人,和他的“床前明月光”。

    我们则对他们知之甚多。我们中一位年轻作家,甚至能将当代西班牙的几位重要作家,悉数点来。

    我那天带了几本书,作为礼物送给客人。那是一本叫《古道天机》的长篇,在小说中,我塑造了一位陕北高原上的骑士式人物张家山的形象。在书的题记中,我写道:“这是一个大智慧,一个大幽默,一个额头上印着悲剧印记的人。他令人想起西班牙苍凉高原上那个堂吉诃德的形象。只是较之堂吉诃德的年代,我们的张家山已经没有马可代步了,所以他的深口布鞋上沾满了泥土。”

    我以堂吉诃德这个话题开头,接着谈到美国现代文学之父华盛顿·欧文描写西班牙的《阿尔罕伯拉》、法国作家梅里美以西班牙为背景的小说《卡门》,以此作为我对西班牙文学,对那个遥远国度的敬意。

    正当我谈到卡门的形象是我最喜欢的文学形象时,席间的那位唯一的西班牙女作家,一位身穿红色夹克,风姿绰约,大约年龄四十岁上下的女性,突然尖叫起来:“我就是卡门!我就是卡门!”说完这话后,她过来热烈地拥抱我。我有些架不住,赶紧坐下来,点上烟。

    原来她也叫卡门。在西班牙,大约叫“卡门”的姑娘很多。

    翻译介绍说,这个卡门也是二位作家。除了作家的身份外,她还是在座的西班牙作协主席的夫人。听了这话,我瞅了一眼作协主席,看到他的脸色很难看,于是我决心再逗一逗这老头。

    作协主席的名牌半袖衫的口袋上,整整齐齐地别了四支笔。我故作仰慕状。我问主席,这些笔是干什么用的。见我问话,作协主席来了兴奋。他拔出第一支笔来说,这是签字笔,为读者签名时用的。接着又抽出第二支笔,说这是航空笔,飞机上用的。接着又抽出第三支笔,说这是铅笔,写小说时打草稿用的。最后抽出第四支笔,说这是誊写稿件时用的。

    我决心玩一回幽默。我先卖个关子。我介绍说中国有位相声大师叫侯宝林,侯老先生已经过世。生前,他说过许多相声段子,其中有个段子就是关于胸前别四支钢笔的故事。

    侯宝林说,在我们中国,那些胸前别一支钢笔的人,通常是小学生,这一支钢笔表示他已经开始学文化了;那些胸前别两支钢笔的人,通常是中学生,两支钢笔表示他已经相当的有文化了;那些胸前别三支钢笔的则是大学生,是大有文化了。那么,胸前别四支钢笔的人是什么人呢?

    见主席先生正在洗耳恭听,脸上一副洋洋自得的样子,于是我稍作停顿,说,在我们中国,胸前别四支钢笔的人,通常是修理钢笔的。请翻译——

    当翻译将我的话翻译过去以后,那位作协主席则颓然地坐在那里,脸上的光彩消失了。半天,他说:“在我们西班牙,修理钢笔这个职业已经早就没有了。大家都富有,钢笔用坏以后,顺手就扔掉了!”

    主席可能平日在西班牙是个职高位显、养尊处优的人物,平日大概很少有人敢和他这样开玩笑。我见主席脸上有些挂不住,有些尴尬,于是赶快解释说,侯老先生这是东方大智慧、东方大幽默,纯粹是逗人一笑,主席先生千方不要介意。

    主席见我这么说,脸色和缓起来。不过,他显然是对我心存芥蒂的。记得那次吃完饭,送西班牙作家上车时,主席早早地钻进了车里,甚至和我礼节性的握手都没有。他大约觉得自己的尊严受到了侵犯,尤其是在年轻的卡门面前。

    我的话显然起到了作用。他们觉得遇到了对手,刚才那种君临天下的坐姿消失了。那位鼓掌最凶的西班牙作家,还隔着桌子给我递过来一只雪茄。“古巴雪茄!”我说。“古巴雪茄!”他点点头。

    下来我说,中国作家对西班牙文学知之甚多,这说明中国作家的谦虚和广纳百川的胸怀,那么,西班牙作家对中国知之甚少,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了,欧洲中心论在作祟。欧美文化以强势的姿态出现,视别人的地区的文化为边缘文化;并且在冷战结束以后,悄没声息地在完成着它的文化侵略。

    我的话引起了中国作家的共鸣,同时甚至引起了西班牙作家的共鸣。西班牙作家说,处在欧洲边缘的他们,同样地也感受到了这种文化侵略的来势汹汹,他们其实也一直为保卫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而努力着。他们还举影视为例,说国家对美国好莱坞影片的进口,采取限制制度,以发展本国的影视业。

    至于文学,西班牙是怎样扶持的呢?主席说,西班牙大约有两万个图书馆,如果有好书,重要的书,但是销量不行,那么,将由国家出资,买上两万册,分送到各地图书馆去。这样既帮助了作家,又扶持了严肃文学。

    话题后来又转到了所谓的“宝贝系列”上,大约是因为畅销书这个话题,令在座的人想起了那些“上海宝贝”、“广州宝贝”这一类型的书。西班牙作家说,在他们西班牙,目下也正流行这一类文学,且在年轻人中销量颇大。西班牙将这种文学称为“潮湿文学”。为什么叫“潮湿文学”呢?他们说,这种书只能用一只手捧着读,另一只手则腾出来去干事情,一会儿工夫,下身就潮湿了,所以叫“潮湿文学”。

    对于“宝贝文学”或“潮湿文学”,我则没有那么刻薄。我说我前一阵子见到过上海的棉棉,我以前辈作家的口吻又创池说:“每一朵鲜花都有开放的权利,至于这花开的大与小,艳与素,那是另外的问题。”

    在对话中还响起一次掌声,那掌声是缘我而引起的。

    那位一直没有说话的西班牙剧作家,突然冷不丁地提出一个问题。他问,你们中国是怎样培养作家的?这话问得突然,也叫人不好回答。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想问文联、作协这些机构,作家班、文学院这些机构对业余作者的发现和培养问题,但是我故作不知,这样回答他——

    我说,我们中国天津有一位大作家叫孙犁,他说过一句天才的话:作家是生活本身培养的!请翻译——

    当翻译将我的话翻译过去,西班牙作家齐声鼓掌。而那位剧作家,从此以后,脸色通红,局促不安,再没有说一句话。

    当然,我们中那一位剧作家,也说了一句傻话。他问,在你们西班牙,剧作家是由剧院发工资,还是国家发工资。这话一出,西班牙作家不依不饶了。他们说,通常,是剧作家在自己家里造好剧本,然后去找剧院自荐。而最多的情形是,剧作家自己搭一个班子,依照剧本选演员,然后把剧本搬上舞台。

    我得承认,这些西班牙作家都是他们国家的重量级作家,这从谈吐中你能立刻感觉出来。因此那天确实是一次势均力敌的对话,对话结束后,我感到自己比写一篇文章还要累。而我的那些谈锋所向,赢得了西班牙作家的尊敬,叫他们记住了西安这地方而不敢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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