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还有三种人在抽烟：一种是黑人，一种是穷人，一种是愚蠢的人。我就属于这三种人之列。我没有想到过戒烟。鲁迅先生说，生命是我自己的，所以我不妨大步地向前走去。前面是荆棘，是险滩，是坟墓，都由我负责。先生说这话，是不是针对抽烟而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先生的早逝，与他的肺病，与他的抽烟有关系。我翻开《鲁迅全集》，那些暴烈的、作生命之呐喊的文字，其间总蒙着一股浓浓的雪茄味。

    我有三十年的烟龄，而大量的抽烟，是从二十年前开始的。二十年前我在一家报社开始当文艺编辑，前面一个陕南人，教会了我喝茶；后面一个陕北人，每次他抽烟，都敬我一支来。前后夹攻，穷酸文人的这些烟茶的毛病，我从此惯下了。

    记得写《遥远的白房子》这个中篇时，每天晚上，我给自己的桌前放两包烟，什么时候烟抽完了，搁笔。两包烟产生的效益是五千字，我用一个星期，完成了这个三万五千字的小说。小说写完后，我发觉自己已经成了个嗜烟如命的人了。

    抽烟最凶的是写长篇《最后一个匈奴》的一年零十天中。烟从早上抽起，几乎不灭，一直到晚上。我那些日子像一架失控的航天器、一个白痴，全身心都沉浸在一种麻木和癫狂中，抽烟这件事其实成了一种休息和分散注意力的形式。写作的途中，我突然感到还有一件事情要做。是什么事情呢？我想了半天，想起是抽烟，于是将手向桌上摸去。这时我才发现，上一支烟刚刚抽完，烟头还在烟灰缸上冒烟。

    烟使你的大脑麻木和麻醉（正如咖啡使巴尔扎克兴奋一样，他的尸体解剖证明，咖啡因已经深人地渗人了他的骨头里），这样思维中便有一种“删繁就简三秋树”的感觉。你的思维从大处着眼，生活和阅历在烟雾腾腾中升华为艺术。麻木的大脑还可以使你放开胆量，向艺术的高度直逼，古人说“事到临头须大胆”，正是说的这状态。

    我写《最后一个匈奴》写了一年零十天，保守地估计，以每天三盒烟计算，共抽了一百二十多条烟。这真是一个可怕的数字。它们是怎么毒害我的身体的，我不知道。从钱上计算，这一百多条烟就是一万多块钱。人说，抽烟的人一生要抽掉一副棺材，而对我来说，它该是许多副棺材了。

    我《最后一个匈奴》的稿费一共两万四千块钱。抽烟抽了一万多，打官司（有人要对号人座）赔了一万多，等于什么也没有。不过艺术家呕心沥血的劳动，原本也不是为了那些。从去年到今年，随着年事渐长，来日不多，我已经越来越彻悟到艺术创造于我来说，是一种宿命和使命的驱使了。

    这四五年我抽烟抽得少了，这主要是得力于朋友的劝告。每天从三盒降为两盒。不过提起笔来，所有的劝告便成为耳边风了。我写作是一种全身心的投人，灭此朝食，每一篇都当作自己的遗嘱来写。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生命是我自己的，所以我不妨大步地向前走去。

    从江南回来，到今天整一个月，我计算了一下，自己一共买了六条烟，一条烟是十盒，一个月是三十天，二三得六，恰好，我每天是两盒。

    等到什么时候，我不写作了，我也就不抽烟了。我保证能做到这一点。而且，我坚决地不允许我的儿子抽烟，也不希望他将来从事写作这个行当。世界上有那么多提供饱暖的行当，为什么要从事这个不幸的职业呢？要成为像我这样不幸的人呢？

    我的父亲五年前死于肺气肿，抽烟即是病因之主要原因。在葬埋他的时候，我给他的枕边放了两盒烟。这是一个烟民对另一个烟民的最后的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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