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妖》构思于一八八八年。契诃夫当初着眼于戏剧的文学性，说：“如果这个剧本具有文学的意义，我就心满意足了。”（见一八八八年十月二十四日信）一八八九年写成《林妖》之后，他又把这个剧本定位为“长篇小说式的喜剧”。（见一八八九年九月三十日信）戏剧界的有关人士读过这个剧本之后，也有“像戏剧小说，而不是戏剧作品”的批评意见。一八八九年底契诃夫把这个剧本交给一家私营剧院，首演在一八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剧本公演之后，反应平平，契诃夫就把《林妖》搁置了起来。大概过了七八年之后，契诃夫痛下决心，对《林妖》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修改，不仅重写了第四幕，还删去了几个人物，改变了几个人物的姓名，剧名也成了《万尼亚舅舅》。所以，契诃夫的研究者得到一个共识：《林妖》是《万尼亚舅舅》的前身，把《林妖》与《万尼亚舅舅》进行对比研究，也成了研究契诃夫戏剧的一个内容。
现在先来看一下，《林妖》与《万尼亚舅舅》的异同：
《林妖》里谢列勃里雅可夫教授，教授夫人叶莲娜·安德列耶芙娜，教授前妻的女儿索尼娅，以及教授前妻母亲玛丽雅·瓦西里耶芙娜的姓名都原封不动地留在了《万尼亚舅舅》里。《林妖》里的沃依尼茨基，在《万尼亚舅舅》里保留了这个姓，但改了名和父名，而《林妖》里的赫鲁舒夫医生到《万尼亚舅舅》里成了阿斯特罗夫医生。但阿斯特罗夫医生和赫鲁舒夫医生所持的信念是一致的。“人身上的一切都应该是美丽的，无论是面孔，还是衣裳，还是心灵，还是思想。”这句名言，在《林妖》里是通过赫鲁舒夫医生之口说出，在《万尼亚舅舅》中则通过阿斯特罗夫医生之口说出。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林妖》里赫鲁舒夫一段关于森林的长篇独白，被契诃夫完全搬用到了《万尼亚舅舅》的阿斯特罗夫医生的独白里——
“所有的俄罗斯森林在斧头下呻吟，几十亿树木遭到毁灭，野兽和鸟类也要失去栖身之地，河流在涸竭，美丽的风景将永远消失，而这全因为懒惰的人不肯弯一弯腰，从地底下掘取燃料。只有丧失理智的野人，才会在自己的火炉里把这美丽烧掉，才会去毁灭我们无法再造的东西。人是富于理智和创造力的，理应去增加他们需要的财富，然而，到现在为止，人没有去创造，反而去破坏。森林越来越少，河流涸竭，野兽绝迹，气候恶化，土地一天天地变得贫瘠和难看。您现在用嘲讽的眼神看着我，我所说的一切在您看来是很陈旧的，没有意义的。但当我走过那些被我从伐木的斧头下救出的农村的森林，或者当我听到由我亲手栽种的树林发出美妙的音响的时候，我便意识到，气候似乎也受到我的支配了，而如果一千年之后人们将幸福，那么在这幸福中也有我一份微小的贡献。当我栽下一棵白桦树，然后看到它怎样地慢慢变绿，怎样地在风中摆动，我的心就充满着自豪，因为我意识到，我是在帮助上帝创造世界。”
契诃夫把这一大段独白移植到《万尼亚舅舅》之后，只是删去了独白的最后一句——“因为我意识到，我是在帮助上帝创造世界。”
这段写于一八八九年的呼吁保卫大自然的长篇独白，也可能是我们能够读到的最早的由作家发出的保护生态环境的呼唤，而那些区别于日常生活用语的抒情台词的运用，也是契诃夫有意识地加强戏剧的文学性的一种手法，我们在《林妖》之后契诃夫的所有多幕剧作品中，都可能找到这样的文学性很强的抒情独白。
两个剧本第二幕的结尾也完全一样，而这个结尾是深得评论家们赞赏的。
从《林妖》到《万尼亚舅舅》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强化了在《林妖》中已见端倪而在《万尼亚舅舅》中变得越加明晰的“为偶像白白牺牲青春”的题旨。《林妖》里的沃依尼茨基有一段感叹自己青春虚度的独白：“马上就要来一场大雨，大自然里的一切都会精神抖擞起来，呼吸也变得更轻快。但只有我一个人，是不会被这场雷雨抖擞起精神来的。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有一个想法，就像一个小鬼压迫着我，我的生活无可挽回地丧失了，我没有过去，我的过去愚蠢地耗费在区区小事上，而我的现在又荒唐得可怕。”《万尼亚舅舅》里保留了这段原有台词，但又进一步加写了一段沃依尼茨基直接抨击谢列勃里雅可夫的台词：“我受了多大的欺骗！我曾经把这个教授，这个痛风病患者奉若神明，为他像牛一样地劳作过！……我曾经为他，为他的科学成就感到骄傲，我陶醉在他的事业里！他所写的一切，所说的一切，我都以为是天才的……上帝，可现在呢？现在他退休了，现在他生活的结局一目了然：他没有留下一页著作，他是无名之辈，他等于零！是个肥皂泡！而我受骗了……”
由于有了这样的意义上的深化，契诃夫也在人物关系、戏剧情节和戏剧冲突的走向上随之作了变动：把一直钟情于索尼娅的赫鲁舒夫医生改成知道索尼娅对自己有意但不想报以相同感情的阿斯特罗夫医生。把沃依尼茨基在《林妖》第三幕结尾的自杀身死，改为沃依尼茨基的枪击教授未遂。这样也导致了第四幕的完全重写，把《林妖》第四幕的“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喜剧性结局，改为《万尼亚舅舅》的沃依尼茨基继续为教授效力的痛苦无奈。而正是由于这样的不把人与环境的悲剧性轻易消解的坚持，使得《万尼亚舅舅》从思想性到艺术性都有了质的进步。我把《林妖》翻译出来的动机，除了完成把所有契诃夫剧作都译介出来的夙愿之外，是想让中国的剧作家们了解到契诃夫在一百年前提供的一个很有启发性的戏剧经验——把一个普通的戏剧佳作修改成非凡的戏剧杰作的戏剧经验。
《林妖》也没有被人遗忘。俄罗斯出版的规模较大的《契诃夫文集》都收有此剧，也不时能看到它被搬上舞台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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