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的时代条件和外部环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创立有着独特的时代条件，同时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才在特定历史时期得以发展。时代条件既有客观方面的，也有主观努力方面的，共同促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立的时代背景。同时，国际上外部大环境也影响和促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诞生。总之一句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时代的产物，是历史的必然。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的时代条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立的时代条件包括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等方面，认真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立的条件，对于我们更好地历史性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1、客观条件
第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教训。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以后，开始了对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在对社会主义进行长期建设的过程中，党中央提出了许多正确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原则。但是，这些正确的理论原则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而是在实践中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偏离。致使社会主义建设在初始阶段遭到了很大挫折。反右扩大化，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重大的历史性偏离社会主义建设，促使社会主义在最初的建设过程中积累了经验的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这些历史教训包括经济上不能追求纯而又纯的公有制，不能只强调计划经济而否定和忽视市场对经济建设的作用；不能靠变革生产关系来促进经济发展，而应该大力发展生产力。政治上不能靠政治运动来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要靠法制和民主，要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作用，形成党领导下的政治合作体制；思想文化上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积极贯彻和落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政策，形成团结奋进的生动局面。这些历史经验和教训，为后来邓小平同志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提纲了新的思路。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面临许多现实的问题。国家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物资产品短缺，人民生活水平低，文化生活单调，基本的生活用品得不到满足。这种局面促使人们开始思考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因此，一阵思想解放思潮喷薄而出，这就是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90]这条思想路线，为新时期改革开放扫清了思想障碍，从而促使人们反思“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91]的基本问题。
第二，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想一旦扭转，很多问题便会迎刃而解。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后，改革开放便先在农村展开。农村改革的启动是从“包产到户”开始的。“包产到户”是农村打破大锅饭、改变平均主义的自发行动。当时这一好的生产模式得到了中央的认可和肯定，从而得以在全国推广，最后以党和国家基本制度的形式稳定下来。这一重要举措成了中国全面改革开放的先声。
改革在农村奠定基础后，接着在城市也逐步展开。城市改革是伴随着对计划经济的调整而逐步展开的。理论上我们走过了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从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经济制度到建立、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实践的改革从东部向中部，从中部向西部也逐渐展开。城市的改革在企业上下了很大功夫。同时不断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党政关系，推动改革不断向深层次发展。
改革同时伴随着开放进行。开放也经历了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过程。先是搞经济特区，继而开放沿海城市，接着搞经济开发区，最后由沿海沿江向内地全面铺开。改革与开放是相伴而行的。改革为开放提供了动力，开放为改革创造了环境。改革开放对中国的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改革开放积累了许多重要的经验，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实践经验。
第三，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伴随科技革命的不断进行，世界经济飞速发展。当我们打开国门，看到外面世界巨大变化的时候，我国与国外许多国家的差距已经十分巨大。时代变化很快。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国门一打开，日本电器迅速登陆中国市场，对中国产生很大的影响。同时，中国周边的国家和地区也发展迅速，形成明显差别的是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如果我们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别能够找到原因和理由的话，那么与我们情形类似的四小龙的发展和崛起，便不好提出有说服力的理由。“落后就不能生存。”[92]这逐渐形成了共识。改变落后面貌的办法，就是改革开放。不断改革开放，不断发展生产力，才是中国的出路。
随着科技革命的兴起，世界经济的日新月异，时代的主题也在发生新的变化。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中逐步意识到，战争是对经济发展的重大威胁，就逐渐改变战争思维和冷战思维，开始向和平的道路转向。同时，社会主义阵营也由于长期的体制僵化，经济发展缓慢，各种压力大而不断调整思路。逐渐走向改革的同时也在调整对外政策，也逐渐向和平的思路转变。和平与发展代替了战争与革命的思维，成为了时代主题。时代主题的变化促进了国家政策的转变，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成了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2、主观条件
首先，邓小平的个人品质。邓小平同志是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战略家，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卓越领导人。邓小平同志曲折而丰富的革命经历，身经百战的战争历程，使其形成了鲜明的革命风格和卓越的个人品质。邓小平同志不畏艰难，意志坚定，思想敏锐，热爱人民，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长期的革命和斗争考验，锻造了邓小平同志坚强的品格。这种品格里面，包含着明确的目的性和方向性，那就是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了中国人民的幸福安康而工作。“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这饱含深情的告白蕴含着邓小平同志一心为国为民的真情。“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为人民而工作是邓小平一切行动的最高目的和方向，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以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作为最高准则。正是邓小平同志这种坚忍不拔的意志和毅力，这种为国为民的高尚情操，逐步形成了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内容，不断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其次，邓小平的远见卓识。邓小平同志完全具有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他在艰苦环境中度过了许多岁月。对未来充满了信心。曾经“三落三起”，百折不挠。他以超越常人的远见卓识，带领中国人民开创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同志善于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善于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总是走在时代的最前列。他倡导要借鉴别国经验，但是不能照搬别国模式，要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实际，进行创造性开拓性的改革。他从我国的实际出发，从当代世界的实际出发，总结新的工作和实践经验，创造新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以超人的远见卓识，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富裕小康的道路。邓小平同志还善于以全局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和世界的发展，以超前的思维特点来观察和处理国际国内问题。这主要表现在邓小平同志往往在关键时刻，能够以非凡的胆识和超常的勇气，对具体问题作出果断而正确的决策，在不利的国际国内环境中杀出一条血路。凭着这种远见卓识，邓小平同志为中国人民开创了一条通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为中国的未来展现了光明的前景。
（二）开启改革开放的外部环境
1、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世界政治经济科技形势。20世纪70年代末期，世界政治经济科技呈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形势。从70年代开始，国际形势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由于第三次科技浪潮的兴起，带动了整个世界政治经济科技等形势的新变化。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世界各国间的经济政治文化间的交流日趋加强。各国间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程度明显加强，世界经济出现了一体化、全球化的明显趋势。政治上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由于长期争霸世界，进行世界范围内的军备竞赛，导致他们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二者竞争的结果，是谁也消灭不了谁，处于一种势均力敌的状态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美苏两国都不敢轻易在世界范围内挑起战争，都力争避免争端，使世界向着和平的局势发展。到70年代末，美苏争霸趋缓，各国都忙于发展本国生产力和发展本国经济，提高本国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国力。此时，资本主义国家因为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到来，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矛盾趋缓，呈现繁荣稳定发展的良好态势，相反，社会主义国家由于长期体制僵化，生产力发展缓慢，经济上出现困难，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世界政治经济科技新变化以及美苏争霸格局的新变化，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发展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局部暂时困难，为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改革开放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2、20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与美国、苏联的关系变化。上世纪70年代，世界上对中国影响重大的国家就是美国和苏联。中国与这两个国家的关系，直接影响到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和国际上的对外交往。中美关系直接影响中国的国内事务。上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开始出现缓和与改善。这是这一时期令全世界瞩目的重大变化和历史事件。中美两国领导人从各自国家利益出发，不断改变两国相互敌视的态度，改变互不接触的政策，开始了两国关系的实质性变化。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双方领导人经过直接会谈，于1972年2月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中美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这是两国关系新变化的显著标志。尼克松访华后，中美两国建立了直接联系的渠道，关系不断向前发展，这直接推动和促进了中美关系的发展和改善。1979年中美两国发表上海建交联合公报，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建立了外交关系。邓小平副总理应邀访美，推动了中美关系的进一步改善。从此，中美两国由对抗走向全方位接触和多方面合作的历史进程。中美建立和实现良好的外交关系，为中国的国内改革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上世纪70年代，中苏关系变得紧张。这种紧张，既促进了中美发展外交关系，也为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便利条件。60年代末70年代初，苏联在加紧同美国全球争霸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压力和军事部署。70年代，苏联从北、西、南三个方面对中国形成包围之势。中苏举行了边界谈判，但毫无进展，中苏两国同盟关系破裂。整个70年代，中苏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中。中苏关系恶化，促使中国思考改变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同时，减弱和消解了苏联对中国的各种影响，中国开始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思考自己的建设和发展问题。这无疑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的顺利提出和实施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机遇。
3、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兴起的改革浪潮。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困难重重，为了摆脱困境，各国逐渐走上改革道路，苏东改革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启了思路，提供了借鉴。70年代，苏联东欧国家经济增长近乎停滞，经济增长率逐渐下降，这表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不能适应集约型经济的发展，推动苏联东欧国家提出改革传统体制的问题。当时，世界上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对苏联模式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改革浪潮。匈牙利是这次改革浪潮的主力。早在1956年匈牙利就进行了改革现有社会主义体制的探索，可惜遭到了苏联的激烈反对而不能顺利进行。1956年波匈事件后，匈牙利继续谨慎地探索改革，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终于找到了一种新的管理体制，这种新体制，既不同于苏联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也不同于南斯拉夫分权的市场经济，而是把计划指导和市场调节结合起来，既保持国家在宏观经济方面的调节和控制作用，又发挥微观经济组织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一时期，捷克斯洛伐克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进行了改革探索。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都程度不同的遭到了苏联的反对。但是，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所形成的浪潮，也给探索中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在这种改革浪潮的影响和带动下，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和探索也就成了情理之中的事情。
二、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继往开来、承上启下的过程中逐步提出、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继往开来，就是在全面总结毛泽东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继承发展，开拓创新，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立，也是新时期在不断探索社会主义的新的实践中逐步完成的。这个承上启下的过程，最初的提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后来我们党把它归结为邓小平理论。正是邓小平通过邓小平理论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后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的经验与教训
无论就优点、成绩和经验上讲，还是就缺点、失误与教训方面来说，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进行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都有很多值得总结的宝贵经验。从1956年到1976年，毛泽东一直致力于艰辛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并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邓小平针对评价历史人物时曾经指出：“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93]因此，恰当地分析和总结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客观地评价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及其经验教训，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分必要。正是在对毛泽东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经验和教训进行全面总结的基础上，邓小平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1949年以后毛泽东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开始启动。由于各种原因，这些最初的探索既有好的经验和成绩，也有失误与教训。就成绩和经验上讲，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还是有很多值得总结的。
首先，在政治上，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解放前夕，毛泽东同志就提出要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各级政权。建国前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各民主党派共同参与下起草并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是一部人民民主的建国纲领，起到了临时宪法的作用。《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用普选的方法产生的、真正民主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了这个共同的政治思想基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顺利建立，有力地保证了建国初期的战争顺利进行，经济形势迅速转变，人民生活不断得到改善，社会稳定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逐步得以解决。新中国最终建立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样的政权既能保障对人民的民主，又能保证对敌人的有效专政，还能团结社会各党派、各阶层的人民广泛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共同搞好国家建设。
其次，在经济上，基本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国家工业体系。建国初期，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下，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建立了我国的工业体系。新中国是在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破烂摊子的基础上开始进行恢复和建设的。1953年毛泽东同志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了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94]“总路线是照耀一切工作的灯塔。”[95]在这条总路线的指引下，仅仅用了短短几年的时间，到1956年就胜利地完成了对所有制的改造任务，基本上建立起了崭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苏联的帮助下，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经济方面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国民经济总量大幅度增长，社会总产值和国内生产总值也大幅度增加。另外工业生产也快速增长。与此同时，农业、商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等方面也取得了重大成就，得到了很大发展。在迅速医治战争创伤、经济获得较大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比以前有了较大改善。
再次，在科技文教方面，毛泽东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也取得了骄人的业绩。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浪潮，新中国的科技、文化和教育事业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为了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此为指导，新中国的科技、教育、文化等事业迅速发展，科技教育从建国时的几乎空白，全国大多数人都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迅速发展成为具有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和庞大的知识分子队伍，并掌握了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一定的先进科学技术。我国实施的“两弹一星”工程创造了非凡的业绩，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战略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两弹一星”研制、发射的成功实践表明新中国科技取得了重大发展，科技走到了世界前列。
最后，在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上，毛泽东带来党和人民坚持走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由于苏联斯大林模式的弊端还没有充分显现出来，由于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威望和权威，由于世界上只有一个比较成熟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中国也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总体上照搬了苏联的斯大林模式。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发展，毛泽东同志开始明显感到斯大林模式存在着很大的弊端。于是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要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要以苏联和别国经验为鉴戒，走自己的、符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在中国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照抄、照搬苏联的那一套，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基础上，走中国独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正是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明确中国的发展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要坚持发展生产力，中国的建设才取得了政治、经济、文化、科教等方面的巨大成就，才为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2、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失误及教训。恩格斯曾经指出：“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的快。”[96]毛泽东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宝贵的经验，我们在看到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的优点和成就的同时，还要看到这段时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也存在很多的缺点、失误及教训。由于种种原因，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存在的失误和教训也不少，值得我们好好总结。正是在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才带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了质的飞跃。概括起来说，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政治、经济、社会主义道路等方面的失误表现在：
首先，在政治上，政治运动接连不断，严重影响了国家建设和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发挥。建国后，从“三反五反”到反右斗争扩大化、再到文化大革命，国内政治斗争形势日渐变得激烈，最后发展到整个国家政治秩序的混乱、经济建设的崩溃以及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无序，给国家建设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造成了很大的不良影响。
其次，在经济上，良好的“一化三改”没有得到很好的坚持，一大二公、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等严重影响了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超越阶段、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改变生产关系来推进发展，不但没有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适得其反，却造成了不好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加强经济建设，才能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才能不断增强综合国力。这种靠变革生产关系来促进发展的办法，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因此，要坚持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加强经济建设。
再次，在文化教育方面主要表现在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上。“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最后，在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上，对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没有准确把握。建国后，我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没有搞清楚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些基本问题。不但如此，我们对整个国家及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方位也没有完全搞清楚。这样的认识水平，表现在经济上就是超越阶段，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等，表现在政治就是不断变革生产关系，试图通过改变生产关系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带来的是“文化大革命”的全面混乱，严重影响了国家的民主法制建设和安定团结局面的形成。
为此，邓小平同志在思考和探索新时期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首先把握的是思想上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政治上提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同时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良好的思想理论基础；经济上在理论与实践发展中不断开拓前进。首先确立社会主义建设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基本经济制度也从单纯的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转变。这样，逐步探索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二）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伟大实践
1、经济改革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基本的国情是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很不发达，文化落后，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这就决定了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起点低，实现现代化的时间比较长。因而这就注定中国的改革道路是一条渐进式的道路。中国经济改革是从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逐步确定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不断推进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了一条渐进式的改革开放道路。具体做法是由点到面、由下而上、由外促内、由双轨到并轨，不断实践、认识、再实践的稳步推进的改革方式。
我国的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是从每一个农户开始的。农村改革先从安徽、四川两省拉开序幕。以安徽省凤阳县19户农民“包产到户”为发端，逐步改变了过去“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营体制。凤阳县19户农民包产到户一年，粮食产量从原来的3万多斤猛增到12万多斤，不但第一次向国家交了公粮，而且还归还了以往欠下的贷款。在当时激烈斗争的复杂局面下，邓小平同志认为可以试。邓小平指出：“‘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97]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意见，在总结安徽、四川两省经验的基础上，1980年9月中央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这样，“包产到户”就正式作为一种农业生产的形式在全国推广开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迅速地解放了长期被压抑的农村生产力，成为我国农村改革的关节点和突破口。
城市改革也是从一个个企业、一个个城市开始的，逐步经历了一个探索的过程。1978年10月，四川省对宁江机床厂等6个企业进行扩权试点，拉开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四川把试点单位扩大到100家。1979年5月，国家经委、财政部等6个部门在京、津、沪选择首钢等8个企业进行改革试点。同时，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各省也自定了试点单位。1979年7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进一步扩大试验的范围。1984年5月，又发布《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逐步向国营工业企业放权。在对企业进行试点的基础上，又在湖北沙市和江苏常州进行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在重庆进行大城市改革的试验。这些局部的、探索性的改革，为从1984年起的全面改革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道路。
对外开放是从创办经济特区开始，逐渐走向全方位开放的。1979年初，习仲勋同志提出广东应拿出一个地方来率先对外开放。广东省委研究后提出，先在深圳、珠海试办特区，希望中央放权。邓小平首先表示赞成，建议中央批准广东的要求。1979年2月，中央批转了广东、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决定先在深圳、珠海试办经济特区，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建立后，取得了高速发展，呈现出一派兴旺景象。邓小平同志1984年初视察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特区后高兴地为深圳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98]此后，我国又开放了沿海14个城市，又相继开放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漳厦泉三角区，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兴办海南大特区，开放浦东，逐渐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有重点的对外开放的格局。
正是由于中央采取了由点到面、逐步推进的方式，增强了改革过程的可逆性和可调性。试验成功了就推广，不成功就调整，局部的损失不会影响大局的稳定，不会造成大的震荡。正如小平同志所说：“我们农村改革之所以见效，就是因为给农民更多的自主权，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现在我们把这个经验运用到各行各业，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99]“我们最大的试验是经济体制改革。改革先从农村开始，农村见了成效，们才有勇气进行城市的改革。城市改革实际上是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这是要冒很大风险的。”[100]“由于城市改革的复杂性，可能会出些差错。但这影响不了大局，我们是走一步看一步，有不妥当的地方，改过来就是了。”[101]从1978年吹响改革的第一声号角到1992年以后改革的整体配套、全面推进，中央妥善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使我国的国民经济在改革中保持了健康、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
2、政治建设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全方位的综合体系。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从改革开放初期就与经济、文化等方面等改革一起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也是循序渐进式的，从开始的强调法律法规的重要性，到加强法制建设、提倡依法治国，再到强调强调民主化、法制化，倡导民主法制和民主政治，最后要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并最终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发展政治文明。
改革开放初期，政治建设面临艰巨到任务。如何通过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来促进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同时在稳定和发展中加强民主政治建设，这是摆在当时党和国家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同样，没有民主，就不是社会主义。为此，在进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政策的初期，在过去政治体制的基础上，党和国家提出要加强法律法规建设，要逐步实现国家管理的法制化、民主化，进而实现依法治国。
依法治国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如何保障和实现对于广大人民的民主，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道路，需要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努力，共同探索。对于民主，古今中外的理解和认识差别巨大。民主在本意上是指“多数人的统治”，但是在阶级社会里，所谓民主，是在统治阶级内部按照相对多数人的意志处理政务和管理国家和社会。就全社会来讲，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尽管实行全民直接选举，但是这其中真正起作用的却是金钱和资本，所以这种民主在本质上仍然是少数人的民主。与此恰恰相反，社会主义民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从全社会来说则是大多数人的民主。
在我国，“人民群众”是指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领导、拥护人民民主专政的爱国公民。人民群众享有广泛的民主。因此，我国民主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民主。在人民群众内部，我们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从而按照相应制度对全社会进行民主管理。这种民主管理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最终形成的将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所谓文明，就是人类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漫长历史进程中所取得的成果的具体体现，是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积极成果。文明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等各种具体文明形式。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成果就是物质文明，改造社会和人的精神层面的积极成果就是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同，政治文明则是一个内涵丰富多元，内容错综复杂的结构体系。政治文明主要是指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和水平，是人类在政治实践中形成的文明成果。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历史进程，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全面建设的社会历史进程。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包括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在内的整个社会生活的全面建设。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者之间具有内在的辩证统一关系。物质文明是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物质基础，构成人类文明的基础内容，物质文明的发展程度决定着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程度；政怡文明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政治和法律保障，提供正确的政治方向、良好的政治环境和可靠的制度保障；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构成人类文明的上层建筑内容，并且共同物质文明的发展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总之，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者之间是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相互协调的关系。没有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就没有社会的全面进步，就没有国家的长治久安，也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102]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具体体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三者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统一关系。坚持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党的领导地位是血与火的考验和改革开放的考验的必然结果，是历史的必然，是人民的选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依法治国都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离开党的领导这个政治核心，不但人民当家作主和人民民主无法得到实现，而且依法治国和法制建设的正确政治方向也不会得到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人民当家作主是党的先进性的要求和体现。推进党的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是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权利实现的重要途径。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权利实现的重要制度保障。依法治国有利于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有利于保证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的全面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是我们的事业取得胜利的力量源泉和重要政治保证。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是在党的领导下，维护人民主人翁地位的过程和保证人民实现当家作主的过程。所以，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三者的有机统一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指明了方向。
3、文化发展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这是党在总结我国文化发展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方针和政策，符合文化发展的规律，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指明了正确的方向。要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要坚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共同建设，全面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决定着我国文化事业的性质和方向。”[103]这是新时期对我国文化建设工作的新总结、新概括，是指导我们文化建设的重要思想。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是建设先进文化的重要方面。1980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104]那么，什么是精神文明呢？“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105]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者是形成人类社会的四个基本因素，四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者当中，文化是灵魂，没有文化就等于没有灵魂，而精神文明建设是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面。精神文明建设能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精神文明建设会促使社会主义社会展现出崭新的精神风貌。精神文明重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是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1982年7月邓小平在军委座谈会上讲话时就指出：“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主要是使我们的各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讲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106]他还指出：“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这四条里面，理想和纪律特别重要。”[107]“我们历来提倡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其中最重要的是有理想、有纪律。”[108]在这“四有”要求当中，邓小平尤其强调“有理想”和“有纪律”。要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要通过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尤其是要加强对青少年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教育，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他们，以正确的奥论引导他们，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他们，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他们。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思路及基本架构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思路
1、在国内，积极推进“三步走”发展战略，到20世纪末叶达到人均800美元，实现小康，21世纪中叶把中国建设成为中等发达国家。
邓小平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统一起来，制定了“三步走”的现代化发展战略，从贫困到温饱、从温饱到小康、从小康到现代化，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伟业绘制了宏伟蓝图。邓小平根据中国具体的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中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为中国经济社会健康、持续、稳定地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邓小平“三步走”发展战略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不断认识、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三步走”发展战略最初来源于两步走的发展战略。所谓两步走是指从1981年算起，到20世纪末，“大体上分两步走，前十年打好基础，后十年高速发展。”[109]要不断发展生产力，提高经济效益，“发展经济，到本世纪末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达到八百美元，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110]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稳步进行，邓小平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良好形势，开始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战略进行了跨世纪的思考，制定“三步走”的发展战略。邓小平指出：“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一九八〇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111]邓小平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是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新战略，是一个跨世纪的伟大发展战略。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在肯定“三步走”发展战略的基础上，对第三步战略目标又进行了更为全面的部署：即在21世纪的头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富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21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祖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到那时，中国将进入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中国人民将达到现代化基础上的共同富裕，中华民族将实现伟大的复兴。“三步走”发展战略是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战略，必将推动中国在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并将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2、国际上，贯彻和平发展思想，不称霸，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的制定，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以及这个国家对所处国际环境的判断。邓小平和平发展的思想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政策是建立在对中国国情和当时国际形势的准确判断之上的。对于中国的国情，邓小平指出：“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小国。所谓大国就是人多，土地面积大。所谓小国就是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比较穷，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不过三百美元。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小国，但是又可以说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大国。”[112]事易时移，尽管今天的国际政治和中国的外交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当前中国仍然需要采取不称霸，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政策。新世纪新阶段，虽然国际形势发生着自冷战结束以来最复杂、最深刻的变化，但是“新的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打不起来，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113]当今国际大势，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给世界和平与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有利条件。”[114]，因此，中国有条件韬光养晦、埋头苦干、抓住机遇、有所作为、发展自己。如何更好地把握新的世界格局的发展规律，如何做到“韬光养晦、决不当头”，同时又“有所作为”，使中国在国际政治中起到应有的作用，这是我们面临的新的实际问题。制定对外战略所依据的最高原则是国家利益。邓小平同志说：“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115]“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116]当前，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决定了我们在很长时期内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全而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三步走”发展战略目标，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并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国家的根本利益要求我们应当自觉遵循“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坚持韬光养晦，不当头、不称霸、少树敌，是邓小平在国际风云剧变、形势严峻的20世纪90年代前后提出的对外战略方针，这一方针创造了有利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和平国际环境，实现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对中国的外交工作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战略指导意义。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架构
1、思想路线上，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作为根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放思想、实事求贯穿于邓小平理论的始终。邓小平重新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要求，并形成了实事求是的完整而有序的系统，同时还深刻提示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辩证统一关系，进一步深化了实事求是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突出了这条思想路线的价值观的内容，赋予实事求是以新的内涵。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在重新恢复和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过程中，进一步把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概括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117]这一概括第一次把实事求是作为由四个基本要素所构成的统一整体来把握，把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推进到一个系统化和整体化的阶段。实事求是是这条思想路线的核心和根本点。一切从实际出发是这条思想路线的前提和基础。理论联系实际是这条思想路线的根本内容和根本方法。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这条思想路线的实际运动发展过程。这条思想路线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完整性、准确性和可操作性，对于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2、发展道路上，最重要的是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坚持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邓小平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不断提出和反复探索的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不搞清楚这个问题，就不能明确中国的发展方向和正确道路，更谈不上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初始阶段，邓小平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呢？这是总结历史和思考现实的产物。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上，我们坚持了以公有制为基础、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坚持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坚持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种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必须坚持，不能动摇。问题是我们在历史上常常脱离生产力来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这主要表现在：一是违背社会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状况的规律，无视我国既落后又极不平衡的生产力状况，片面地追求公有制的纯洁性，把一些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政策措施当作资本主义加以排斥，“一大二公三纯”成为我们生产关系的形式；二是不顾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阶级斗争、群众运动、“高指标、高速度”、“抓革命、促生产”成为我们经济发展的模式和主要手段；三是在分配领域搞平均主义，“一平二调三共产”的分配方式一度盛行。这些错误的做法严重地挫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主义发生了扭曲和变形，也使我国历史上处于20年的停滞和徘徊之中。至于那种“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的荒谬绝伦的说法，更是丑化了社会主义。当我们结束了几十年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和十年“文化大革命”以后，睁开眼睛看世界，却发现新技术革命突飞猛进，一些国家和地区实现了经济的长足发展，而中国仍然滞留在贫穷国家行列。“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118]这是邓小平同志反思历史、正视现实后发出的呐喊。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119]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的曲折和失误，归根结底就在于没有完全搞清楚这个问题。而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关键是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同时，对社会主义本质进行再思考、再认识。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经过不懈的探索和深邃的思考，科学地、精辟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20]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这一理论新概括，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基础，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指出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3、发展阶段上，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切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
对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史过程。从历史上看，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上，都发生了以“左”为特征的错误，其基本的经验教训是：对本国的经济文化的落后状况认识不足，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缺乏思想准备，急于求成，盲目求纯，实行超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路线和政策，损害了社会主义事业。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进行，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伴随着确立和恢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和国家逐渐清醒地认识到了我国的国情和发展阶段。正如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所提出的，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耕地少，国家底子很薄，且80％是农民，人均受教育程度低。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同时，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初级阶段，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等都处于不发达的阶段。整个国家尚需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尚需要不断搞好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等建设，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资文化需要。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上，我们党全面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思想成果，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后来，在党的十四大、十五大上，党又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进行了新的总结和论述，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要基础理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第一层含义阐明了我国现阶段的社会性质是社会主义社会；第二层含义则明确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尚处于不发达的阶段。这是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科学的论断。作为我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是一个上百年的较长的历史阶段。这个阶段从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下个世纪中叶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我国都将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其自身特有的特征，在这个阶段，首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说明我国已经具备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般特征。这些一般特征包括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思想文化；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经济基础等等。其次，还说明我国具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就是不发达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些特征。社会生产力落后，经济发展不平衡，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有相当的比重，生产社会化程度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不发达等。再次，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不健全，健全民主法制尚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大量文盲半文盲存在，严重影响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对于搞好改革开放，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4、经济建设上，强调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步形成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客观要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治国方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党的政治路线实现的一次重大转折。实践证明，这次转折是一次正确的、伟大的转折。它不仅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重新回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轨道，从而赢得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长足发展，而且以此为基础，我国还探索性地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生产力是社会生产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马克思主义最注重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资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社会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变革的原动力，资本主义灭亡是社会化大生产日益扩大的必然结果。正如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121]他反复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122]由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生产力。不断建立、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举措。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的经济运行模式，它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商品经济是为交换而进行生产的经济，而市场则是商品交换的场所及交换关系的总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市场经济便由此产生。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23]邓小平从理论上突破了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观念，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从社会经济制度的属性中分离出来，提出了都是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新观念。邓小平的讲话使中国开始了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开始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新纪元。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可以实行市场经济的理论，具有极为重要的创新意义。这一理论的确立，是对传统观念和多年社会主义模式的重大突破，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崭新的内容。在这一正确理论指导下，中国采取了渐进式的、以市场化取向为目标的改革开放方针，并且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解决了一个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的关键性问题，使我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许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解决有了科学依据，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5、政治建设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为民主法制建设创造条件，为改革、发展和稳定提供保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民主首先是指一种国家制度，是国体和政体的统一。“民主”的基本含义是由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但是，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人民”的组成成分有特定的阶级内容，由哪个阶级来执掌国家政权，对谁实行民主，对谁实行专政，这决定了国体的性质。民主作为一种政体形式，是相对于专制而言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指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全体人民，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在共同享有对生产资料不同形式的所有权、支配权的基础上，享有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利，其核心内容是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先进的社会制度，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都有自已的特征，其政治特征就是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离不开社会主义法制的推动和保障；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必须符合社会主义民主的要求。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要求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拥有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力。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邓小平同志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124]而民主政治的运行必须以健全的法律制度作保证，一个国家的法制越健全，制度化水平越高，该国的民主政治也就越发达；相反，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制不健全，制度化水平低，则该国的民主政治运行就会受阻，其政治民主化程度就较低。一个国家的法制化程度在很大意义上制约着该国政治民主的发展程度。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是建设有中国特色杜会主义的重要任务。在改革开放和杜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要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民主，健全法制，依法治国，努力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主义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维护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6、科技进步上，强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大力推进科技进步。
邓小平同志一贯重视科学技术。早在1975年邓小平就强调了科研工作要与经济工作协调发展，他说：“如果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不走在前面，就要拖整个国家建设的后腿。科学研究是一件大事，要好好议一下。”[125]在1978年春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的讲话中，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126]1988年9月，邓小平进一步指出：“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27]在这里，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成为我国科学技术创新和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阐释了科学技术在现代经济发展中具有第一位的作用，是最主要的驱动力；说明了科学技术在当代生产力中的地位和作用，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学说和生产力理论；揭示了科学技术在当代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中产生的巨大变革和推动作用，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要完整、准确地把握“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深刻内涵。“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主要包括以下内涵：“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表明了科学技术对劳动者素质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它在劳动资料中的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同时，科学技术还是劳动对象的重要内容，它对社会变革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是社会发展的革命性力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对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7、军队建设上，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化军队，筑起共和国新的伟大长城。
邓小平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大成果，是我国进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后，强调要把现代化、正规化和革命化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军队的各项工作都有明确的目标。邓小平指出：“我军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肩负着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四化建设的光荣使命。因此，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128]邓小平认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是互相联系、互相促进的统一整体。我军的现代化、正规化是以革命化为前提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化体现了我军现代化的性质，是区别于其他军队的根本标志。越是现代化，越是要加强政治工作，保证全军坚决听从党中央的调动和指挥，使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现代化是现代战争对人民军队建设的必然要求，是军队全部工作的中心。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主要是指现代科学技术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包括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和适应现代化战争的编制体制，具有现代化水平的指挥系统和后勤保障工作，以及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先进的军事思想和较高的科学文化素养、能够热练地掌握现代化武器装备和作战方法的人。加强军队建设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军队一旦脱离了党的领导，就会迷失方向，改变性质。无论军队如何改革，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不能变，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不能变。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新阶段，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加强军队建设，坚持党的领导，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化军队，筑起共和国新的伟大长城，是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证。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是一个开放的、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科学体系，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我军以信息化为核心的现代化建设，巩固国防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8、外交战略上，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积极维护世界和平，不断促进世界发展。
对于时代性质和时代主题的判断，对于国际形势及其发展趋势的把握，是一国制定外交战略和具体政策的重要依据和出发点。正确估量和把握时代主题，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正确的对内、对外政策的根本依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设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蓝图时，密切关注和研究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改变了“战争与革命”的传统时代观，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新论断。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论断，科学地揭示了当今世界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为我国外交政策的调整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邓小平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129]中国外交战略的目标就是反对霸权、维护和平、促进发展、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早日形成。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一外交战略目标，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根本原则和基本准则的外交政策，其目的是要维护中国真正独立、平等、自主的国际地位，保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许外国干涉中国的内政。邓小平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独立自主是邓小平外交思想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基石。[130]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和变幻莫测的国际风云，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坚决维护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维护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维护中国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和对国际事务的参与权，这是中国的根本利益和中国对外交往的重要任务。
9、精神文明上，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具有固定的内涵和基本内容。邓小平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科学地指出：“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131]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概括揭示了精神文明两个方面的内涵，即教育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精神文明的内涵为正确回答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奠定了科学的基础。教育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作为精神文明的两个基本方面，是有机的统一体，缺一不可。教育科学文化建设要解决的是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和现代化建设的智力支持问题，它一方面必须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相适应，另一方面也是物质文明建设和提高社会成员思想道德水平的重要条件，是精神文明的基础。思想道德则是精神文明的灵魂和核心。思想道德建设所要解决的是个人和整个民族、社会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以及社会发展方向的问题，从而决定着精神文明、乃至整个现代化建设的性质和方向。它对精神文明建设、以至豫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发展起导引、推动和保证的重要作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最重要的是提高个整个民族的综合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特别是要教育好青少年，教育好后代。培养“四有”新人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要努力做到坚持不懈地对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教育，加强以为人民服务精神为核心，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为重点，以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深入持久地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活动。
10、政治保证上，强调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从政治上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立党、立国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根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邓小平概括指出：“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132]邓小平全面系统地阐述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1979年3月30日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这次讲话的题目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且对四项基本原则一项一项地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关于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强调：“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133]“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134]关于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邓小平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135]“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决不是可以不要对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实行无产阶级专政。”[136]“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不可能保卫从而也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137]关于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邓小平说：“自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来，就证明了没有无产阶级的政党就不可能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38]“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139]关于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指出：“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140]对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着重指出：“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141]在分别阐述过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后，邓小平概括起来说：“总之，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央认为，今天必须反复强调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因为某些人（哪怕只是极少数人）企图动摇这些基本原则。这是决不许可的。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142]因此，在政治保证方面，必须始终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从政治上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11、依靠力量上，我们的事业要依靠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来完成，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事业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必须依靠各民族的团结和合作，必须依靠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回答“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中，深入探索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依靠力量和途径。第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邓小平指出“我们党提出的各项重大任务，没有一项不是依靠广大人民的艰苦努力来完成的。”[143]工人阶级是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提高工人阶级队伍的素质，加强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人翁地位；广大农民是社会主义建设中人数最多的依靠力量，我国的国情决定了农民不仅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同盟军和主力军，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依靠力量，要充分认识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承担重大的历史责任，他们是工人阶级中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较多的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一部分，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邓小平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他在改革开放初期进行的拨乱反正就是首先从知识分子入手的。在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上，他提出，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144]邓小平强调指出：“这样的革命知识分子，是我们党的一支依靠的力量。”[145]邓小平还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146]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事业依靠力量理论对我们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出发，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充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充分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具有重要意义。
12、领导力量上，强调中国的问题关键在于党，要不断加强党的建设，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全面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建理论。邓小平同志是党建理论的开拓者和创新者，也是党建工作孜孜不倦的耕耘者。邓小平对于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理论的重大贡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邓小平理论提出了完整的党建理论，即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顿导。要改善党的领导，就必须重视和加强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继续倡导和发扬我党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改善党的领导关键是抓好党的建设，也即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思想建设方面，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端正了全党对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态度，使全党能够正确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建设实践的关系。组织建设方面，重点抓好党的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建设，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选择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作风建设方面，坚持弘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坚持艰苦奋斗、与群众同甘共苦、切实代表人民利益。坚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体现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有助于全体党员和领导干部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加强公仆观念，强化服务意识，主动带领群众致富奔小康。密切联系群众，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时刻不忘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不忘做人民群众的服务员，这样才能更好地服务群众，做群众的贴心人知心人。要不断从思想、组织、作风等方面加强党的建设，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从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进程。
13、祖国统一上，坚持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和平统一祖国。
为了实现祖国统一大业，邓小平同志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和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历史和现状，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香港、澳门、台湾问题。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国两制’。”[147]“一国两制”构想首先是针对解决台湾问题提出来的，进而在具体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的实践中逐步得到发展和完善。“一国两制”的基本内容是：在国家统一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一一大陆，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长期不变。“一国两制”的前提首先是“一国”，就是实现中国的统一、富强与民主，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与主权的不可分割，“一个中国”是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和前提。“一国两制”内容丰富，它的核心是祖国统一，宗旨是和平统一，基础是保持现有的制度不变，原则是和平共处，依据是实事求是。“一国两制”这个伟大构想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最佳方案。因为正如邓小平所说：“只要台湾不同大陆统一，台湾作为中国领土的地位是没有保障的，不知道哪一天又被别人拿去了。”[148]所以，就“一国两制”的具体内涵来说，对于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坚持分裂国土的台独势力，对于干涉中国内政、顽固阻挠中国实现统一的外国势力，我们不承诺不使用武力。“一国两制”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提供了战略性的指导思想，为祖国统一指明了正确道路，有力地推动了祖国统一的进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创造，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个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要求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事业健康发展的根本前提和根本保证。”[149]中国的基本国情和现实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了中国必须长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离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没有根，没有方向，也就谈不上贯彻党的思想路线。”[150]“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不能动摇。这一点我任何时候都没有让过步。中国不搞四个坚持能行吗？人民民主专政能不用吗？坚持不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不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不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不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个根本问题。”[151]
首先，要认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一再指出，中国人口众多，且80％是农民，人均受教育程度较低，人均耕地少，国家底子很薄，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这种国情决定了我国社会生产力落后，经济发展不平衡，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有相当的比重，生产社会化程度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不发达。与这种国情相关联，这就是我国目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在明确我国的基本国情和我国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的基础上，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丰富、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其次，要明确新时期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坚持对人民实行民主，对国内外阶级敌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新世纪新阶段，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152]挑战方面，已经由原先激烈的阶级斗争转向经济、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尤其是西方资产阶级敌对势力不断推行和强化的“和平演变”战略，对我国的危害是潜在的、隐形的。新时期“和平演变”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西方加紧了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演变和渗透力度。近来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泛滥，就是这种“和平演变”的结果。我们一定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对人民实行广泛的民主，对国内外敌对势力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邓小平同志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为什么要有一条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只有人民内部的民主，而没有对破坏分子的专政，社会就不可能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把现代化建设搞成功。”[153]“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154]
再次，要坚信中国需要一个富有权威的政党执政，不断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在中国，要把十几亿人的思想统一起来，要把十几亿人的力量凝聚起来，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有一个富有权威的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一个领导核心。党的领导地位是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毛泽东同志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155]在当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核心，是关键。如果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将会是一盘散沙，不仅建设搞不起来，而且整个社会将一片混乱。邓小平同志早在1981年就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肯定会天下大乱，四分五裂。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点。”[156]因此，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关键是抓好党的建设，要重视和加强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归根结底取决于我们是否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最后，要明白中国需要一个统一的指导思想，要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工程。中国生动的改革开放实践以及进行和发展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需要中国有一个高度统一的指导思想。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正确的指导思想有助于实践的成功。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是最深刻、最彻底地反映客观世界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学说，揭示了世界发展的普遍规律，特别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科学的真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振奋中华民族精神的力量源泉。尽管这样，马克思主义要显示其力量，展示其生命力，必须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只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社会实践，才能保持其强大的生命力，从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中国搞社会主义，强调要有中国的特色。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157]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民族化、具体化和时代化，其实质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丰富、发展和创新。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表现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有一个共同的主题，这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富强中国、幸福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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