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中国是一个在文化上充满了优越感的国家，是个既吸收各个方面的外来影响，又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文化优势的这样一个国家。我们中国过去就不知道，也不相信世界上有和中国一样的很多国家。我们知道中国是最伟大的。然后呢，东边和南边是大海。我们对海并不关心，并不重视，海是神仙的世界了。西边、北边、西南边还有一些小番邦，这些小番邦从来没有对中国文化构成过威胁。所以当英国想打开满清政府的大门，想和中国通商的时候，中国的回答是：我们不需要和你通商，我们这里什么都有，我们一应俱全，用不着和你们通商。
可是近200年来，中华民族经历了空前的危局。中国文化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当我们一遇到西方的船坚炮利——这种强大的，机械化的军事力量、物质力量、商业力量、商业竞争，和我们中国一直得益于自己所讲的“仁义礼智信”——我称它为古道热肠，就是我们相信的中国最好的时期是越古越好，两者碰撞上了，就出现了大变局。全傻了。
孔子向往的是西周，庄子向往的更早，是神农氏以前，是炎帝以前。庄子认为，从黄帝开始事情就坏了，因为那是靠战争取得的权力。他对唐尧虞舜都是猛烈地批判，庄子认为他们经营了自己的名声。一旦权力系统懂得了经营自己的名声，就会出现纷争。所以这是一种以不争、以仁爱、以礼法、以秩序来治国的理念，几千年来，虽然没有完全做到，但一直是这样提倡的。
这里我要说一句话，就是大家不要认为文化是都已经兑现了的东西。文化包含着人的追求、理想，这种追求和理想未必能够百分之百地兑现，尤其是在你的有生之年兑现。比如西方的基督教文化非常好。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他们都做得到吗？打你的左脸，把右脸伸过去？没有哪个西方人你打他的左脸，他会把右脸伸过来。这是不可能的嘛！是不是？见到别人不信基督教，就说是迷途的羔羊，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实现不了的。爱敌人，实现得了吗？美国人实现了爱敌人吗？当年的希特勒——法西斯德国，更没有实现。
所以文化里头它包含着许多你所向往，但不是完全能够实现的东西。
中国的文化，时间太长了，几千年，越来越多地暴露了向往和现实之间的距离，你的言说、你的理论、你的语录和你的行为之间的距离。譬如说我们看《红楼梦》，它没有受西方思潮影响，既没有受民主、自由、人权这一套的影响，也没有受阶级斗争、革命、暴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理论的影响，可《红楼梦》里的主人公并没有把仁义道德搞得很好啊，反而很差、很恶心。尤其是《红楼梦》里的男人，只有贾政——贾宝玉他爹相信这个。贾琏相信吗？贾珍相信吗？贾敬也不相信，贾敬他炼丹去了，炼完丹，吃到肚子里面都是结石，吃了一肚子结石，最后死了肚皮都是硬的。
所以这是一方面的矛盾。尤其到了清朝，除了刚才说的追求与现实，言论与行动之间的矛盾以外呢，更可怕的矛盾出现了，就是在中国文化之外，还有一个非常强势的文化——西方的文化，产业革命带来的文化，科学技术带来的文化，商业文明，商业竞争。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样一套争出来的文化，不是让出来的文化。我们的固有文化提倡的就是让，谦谦君子。
二
香港回归的时候，谢晋先生执导了一部电影叫《鸦片战争》。这部电影没有受到特别的重视，其实，影片中，谢晋有很深刻的思考。里面有一些令人非常痛心的画面。一个是英国的议会，是在伦敦拍的，请的都是英国的演员。英国议会进行辩论，要不要对中国出兵，一票之差通过了。在这些议员发言的时候，有一个议员拿着一个挺大的瓷器，说你们看见了吗，这就是中国，然后往地上“啪”地一摔——不堪一击。
还有一个场面，鸦片战争失败以后，皇帝撤了林则徐的职务，然后派了琦善到这里主持求和。琦善请英国军舰的舰长司令上来参观，好吃好喝好待承，然后还请人家参观他们的炮台。这英国司令看了以后说，这就是你们的炮台吗？说是。这就是你们的海防吗？回答说是。然后这英国人说，对不起，告诉你们，你们这全是垃圾。这样一种心情呀，太可怕了呀。
《鸦片战争》那个电影结尾的场景，是道光皇帝带着他的儿子、女儿、孙子、曾孙，一大堆，其中还有那一岁的，在地上爬的，在大清的祖宗牌位前哭成一团——说对不起祖宗。
这个整个的，我称之为一种文化焦虑，就是我们由文化的优越感一下子坠入到文化焦虑的深渊。
挫折、焦虑、失败、救亡变成了这一时期文化的主题，在这个时候呢，当然也仍然有一些老爷子，说我们的文化很好啊，很精致啊，我们的汉字很美丽啊，我们的瓷器烧得好啊，我们是讲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啊。西方那些国家连什么叫孝都不知道，他们是一群禽兽啊，他们是畜类啊，是畜生啊。但在大的时代背景下，这样的调子，被认为是昏聩、腐朽。那个阶段，这种观念被延续到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如果一个人热衷于古书，还在那里摇头摆尾于文言文，简直是人人得而诛之。
晚清以来，中国的有识之士，一方面是忧虑自己的传统文化突然暴露出千疮百孔，难以应对陌生的异己的世界，是否气数将尽；一方面是怕挟着军舰大炮的强势的西洋文化会把自己的文化传统战胜、吃掉。各种对于文化问题的讨论，充满悲情、激动人心、争执不休。这样的紧张性，使人进退都不好掌握。学西方（包括苏俄）学多了，怕是丢了祖宗；学少了，怕是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继承传统，多了，怕是复古封建；少了，怕是丢了民族特色。
你们看曹禺根据巴金先生的《家》改编的话剧，那里面最坏的人就是冯乐山，冯乐山是一个糟老头子，糟到什么程度呢？他五十六七岁，怎么个坏法呢？他看上了伺候觉慧，并与觉慧产生爱情的鸣凤，要娶鸣凤当妾，逼得鸣凤自杀了。这个冯乐山是怎么表现的呢？他在自己的客厅里放了一副对联：上联是“人之乐者山林也”，下联是“客亦知夫水月乎”。上联是从欧阳修《醉翁亭记》那里来的，下联是从苏东坡《前赤壁赋》那里来的。话剧中，冯乐山一上来就摇头摆尾，“人之乐者山林也，客亦知夫水月乎”，一副面目可憎的样子。真是死有余辜，老朽不堪。观众在底下就一片哗然，一片笑声，觉得这世界上有此妖孽出现，这能对国家有什么好处？除了残害未婚女青年以外，还能对社会起什么作用？
可以和这个有一比的是，解放后优秀的革命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我记得这个话剧里有一个林小姐，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她对解放军的到来非常欢迎，她还邀请几位战士到她家去做客。那时她正在家里听舒曼的《梦幻曲》，有一个战士问道：“你听的是什么？”她用很嗲的声音说“梦——幻——曲”。当时你就觉得这“梦幻曲”三个字所代表的那种可笑、那种幼稚、那种格格不入、那种距离革命十万八千里、那种毫无用处，让你听着感觉非常可笑。而《梦幻曲》它本身是不是这么可笑？肯定不是。但是在剧场里，观众一听到林小姐说《梦幻曲》，就笑成一团，觉得荒谬、空虚、无聊、愚蠢、神经质，达到了极致。就是文化焦虑会形成人们一种什么样的想法，一种什么样的反应。
三
在这种文化焦虑当中呢，我又引出第三个范畴来，叫文化激进主义——一种高强度的文化焦虑必然会推进选择一种文化激进主义，把已有的文化成果视为毒药，视为垃圾。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已经够激烈的了，在猛烈批判中国的传统文化上一个赛一个，不管是“左派”“右派”，都是批判传统文化的。当然后来都有变化。胡适等一些人提出了“打倒孔家店”。要跟欧美特别是美国一比较，便知道我们的中国事事不如人，只能误国误民。吴稚晖，国民党的元老，提出来把线装书扔到茅厕里去。鲁迅答记者问，给青年推荐什么书，他说：“我以为要少或者就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他有一个解释：“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现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人是提倡静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你一定要心静下来。庄子的口号是“虚静”；孔子的说法是“仁者静，知者动。知者乐水，仁者乐山”。
更激烈的还有钱玄同，说什么“人过四十，一律枪毙”呀，“废除中文”呀。“废除中文”的说法，一直坚持到解放以后。那不是开玩笑的人，那不是“愤青”，那是吕叔湘先生。吕叔湘先生的名言就是，我们中国一定要让汉字加封建专制主义被民主加拉丁化拼音文字所取代。毛泽东同志以中央主席的身份提出过一句名言，叫“汉字的出路在于拉丁化”。到现在没有人提这个事。国务院有没有正式的文件，我估计有，我找不着了。
这些方面都有一些非常激烈的意见，那就是不但要否定中国的这一套传统文化中的这些东西，而且还要否定西方已有的基督教文明的一大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说阶级社会是人类文明的史前社会，只有消灭了阶级以后，人类的文明社会才刚刚开始。那就是说到19世纪、20世纪为止，人类文明尚未开始，因为它有阶级，它有私有财产，这也是很激烈的。在“文革”中，我们常常来回朗诵、背诵、引用马恩的语录，就是要和人类迄今为止的一切所有制的形式决裂，要和迄今为止的人类的一切文明观念形态决裂，那时候常讲的就是“两个决裂”——这也是激进。
文化激进主义还有一个很表面、很通俗的象征，就是全盘西化。胡适就是全盘美化的代表。他不遗余力地、非常真诚地介绍美国怎么好，我们应该学习美国。他甚至于一直在幻想要说服蒋介石，让蒋介石接受美国的这一套政治观念。
我认为中国的全盘西化还有一个代表，不太西，但是比中国靠西，就是全盘苏化，完全俄化，代表人物就是王明。王明就是要按苏联的那一套模式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苏联很久以来不承认中国的模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有一个副国务卿，专门负责苏联事务的，当时他和苏联的关系十分密切，因为他们是盟友。当然，苏联人民、苏联红军在打败法西斯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同时美国给苏联在“二战”中提供了大量军火的援助。所以这个副国务卿常到莫斯科去。有一次斯大林接见他，估计正题已经谈完了，副国务卿就想摸摸底，问斯大林部长会议主席，对中国的事情有什么看法。斯大林说，这样吧，我告诉你苏联共产党是黄油，牛奶提炼出来的黄油，中国共产党是人造黄油。那意思是，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山寨版的共产党。只有苏联共产党，以产业工人为主那才是真正的共产党。这不是我发明的，这是给政治局常委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上过课的金一南教授，在北京电视台公开讲课的时候讲到的一些事情。
激进主义有时候并不是政治上的统一派别，但是在文化上采取特别激烈的态度，而且这些人很容易被喝彩。鲁迅先生有一个观点，说中国人历史太久了，惰性太深了，讲什么都没有用了。“中国人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毛主席的说法就是“矫枉必须过正”。本来孔子的学说是矫枉不要过正，中庸之道。毛主席说在中国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就没法矫枉。他提倡这种文化激进主义。这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前贤有什么毛病，而是确实是中国这个文化太优越了。年深日久、积重难返，想改变它太困难了。这都是真的，这不是假话。
鲁迅用过这个词，但后来柏杨用得最多的，说中国文明是酱缸文明，就沤了那么一缸黄酱，这个黄酱从它最早的发酵开始已经三四千年了。然后，您不管是什么豆子、什么面粉，只要一沾这个酱缸的边，不往酱缸里放，你也开始发酵。中国社会上的各种矛盾积累得非常地多，像烈火狂飙一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我们可以说这个新文化运动给中国的传统文化以严重的打击。
但是我们也可以说，我更愿意说，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拯救了中国的文化，拯救了中华文明。因为如果你不接受这些新的东西的洗礼，不接受这些新的观念的冲击，那么中国呢，就至今仍然处在晚清的窝窝囊囊的那样一种状态。那种状况下，你谈得到什么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那种状况下，你谈中国传统文化岂不被认为是冯乐山之流？冯乐山之流再政治化一点，就是黄世仁之流了，穆仁智之流了，是流氓文痞。
正是因为五四时期吸收了这么多新名词、新观念。我们考证一下，我们现在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我们也经过了一个很长的过程，到十八大所提出的那些词，有很多是中国传统文化里所没有的。“民主”，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吗？“自由”，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吗？“平等”，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吗？“法治”，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吗？还有许许多多的。所以，正是五四运动，引进了许多新的文化。虽然它激烈一点，虽然有些具体的说法和做法现在不可能按它那个办。但是，它赋予了中国文化以新的生命，激活了中国文化那些最积极的部分，它推动了中国文化的重生。
谈到中国文化，我有一个小学同学，他后来也是到台湾去了，那是我的小学同学，好像班级还要比我低一点，他和我同岁，但是因为我上学早，我后来又跳了班。这个小学同学叫林毓生，他长期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执教。他提出来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要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他这个说法和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底在曲阜的说法是衔接的，是可以对接的。就是中国的文化具有一种进行创造性转化的可能。（整理者注：2014年2月，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指出，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
四
那么，这里我就谈到第四个观念，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先进文化的对接。这是可能的，不是不可能的。不要认为中国文化是一个封闭的文化、僵死的文化，是一个生硬的、呆板的文化，不是。中国文化从来不拒绝吸收外来的影响。山东我不够熟悉，起码在北京，北京的语言吸收了满语、蒙古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很多人现在都不知道。北京有很多说法，管“犄角”叫“旮旯”，这是满语。到现在，我估计山东也一样，因为全中国都是这样。赶着牲口，赶马车，往左拐是“咿咿咿”，往右拐是“哦哦哦”，这是满语，“咿”是左，“哦”是右。北京人喜欢吃的一种点心，叫萨其马，我不知道山东有没有？“萨其马”是蒙古语“狗奶”的意思，至于现在它是不是用狗奶来做是另外一个问题。就跟我们说英镑指的是一磅黄金，现在它哪里有一磅黄金啊。北京话还吸收了大量的阿拉伯语。回民认为人死了变成罗汉，罗汉就是阿拉伯语“roh”，与佛教的“罗汉”无干。就是精神、灵魂。每周五，伊斯兰教徒要去祈祷，回民要去祈祷，那个周五叫“主麻日”，“主麻”是阿拉伯语。芫荽，是一个怪词，这两个字没有别的讲法，是专门造的字。一个“草”字头一个“元”字，一个“草”字头一个“妥”字，这两个字必须连在一块儿用。“芫荽”是阿拉伯语，是从西域来的。我们抽的烟叫“淡巴菰”，就是tobaco，是来自印第安语的发音。前年在银川举行书博会，银川的朋友跟我讲，他们那儿有一个清真寺重新翻修，是由穆斯林捐款修起来的，他们不叫“捐款”，叫“nietai”（乜贴），就是“动机”“心意”，这个词来自阿拉伯语“尼亚提”。这个多了。至于吸收西方的各种语言更多了，有的在八国联军以后才流行起来。比如“看看”说“”，就是“look”，沙发就是音译“sofa”。还有一大批是从日语转过来的，是日本用日文当中的汉字翻译外文的词，包括“共产主义”，这是日文的翻译，“社会主义”，这是日文的翻译，“动员”，这是日文的翻译。我说不了那么多，我们本身从来不是不开放的。
另外呢，中国文化确实是非常大，非常广，里面有很多本身就互相不完全一致的东西，各种悖论都存在。“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是中国文化，但是“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外财不富”，这也是中国文化呀，流氓文化呀，贫民文化呀，游民文化呀，也不能说它没有啊，这不算中国的，算外国的？《水浒传》里面的文化就和《论语》里面的文化不一致啊，它上哪里一致去啊？所以，中国文化有很多的丰富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父要子亡，子不敢不亡”，这是中国文化。但是《三国演义》里没完没了地抓着降将就说“良禽择木而栖，良将择主而事”，就是可以双向选择，你一样可以选择你的老板。有的就变成了一种叛徒哲学，你“择主而事、择木而栖”。但有的也转变了，以后对人民做了好事，如果你原来是共产党员你投降了国民党了，就是叛徒；但你原来是国民党你投降了共产党了，这起义将领啊，爱国人士啊，对伟大祖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呀。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这个文化它包容性非常强，互相都接着。
最主要的是，中国文化有一种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最古老的《易经》上，它就给你来一个“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个不得了的呀，这就是中国文化能够和现代性衔接的阳光大道。《尚书》上讲“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中国还讲“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是鼓吹改革的呀，中国人的脑筋不死。
中国人的辩证法，辩证得全世界都跟着头发晕。中国人一分析起来，怎么干怎么对，你绝对是对的。这个就和另外一批东方文化不太一样。东方文化里有一种保守的、静止的、停滞的，甚至于是懒惰的这样一些东西。我也碰到世界上一些很有趣味的文化现象，就是我在三个国家，三个地区听到了同一个故事，基本版本一样，具体细节可能有不一样。第一次我看到联邦德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海因里希·伯尔的一篇小说，小说的题目莫名其妙——《一个关于降低劳动生产率的故事》，这题目都像咱们写的汇报或论文。然后我在印度听到了这个故事。第三次，我在中非的喀麦隆又听到这个故事。三次三个故事一样，什么意思呢？一个渔夫在那里捉鱼，捉鱼那天鱼汛，大量的鱼。渔夫都快累死在那里了。他一看旁边的树下有一个很棒的小伙子在那里睡觉。他就把他叫醒：“帮我捉鱼，帮我捉鱼！”小伙子说：“我帮你捉鱼干什么呀？”“你帮我捉鱼，劳动能创造财富，我给你大量的钱。”“我钱多了干吗呀？”“你钱多了以后可以去旅游，享受幸福生活。”小伙子说：“如果说幸福的生活，我现在风和日丽，树下安眠，我正在享受幸福的生活。是你打搅了我，使我不能享受幸福的生活。我要你那个挣完钱才去享受幸福生活？不挣钱我享受得更好！”然后接着睡。三个国家都有这个故事。你遇见这个难办，可中国不太会。中国要求勤俭，反对懒惰。中国关于勤和懒的故事不计其数。讲学习也是这样：“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所以中国的文化是可以往现代性上走的，虽然现代性本身又带来很多新的问题，这我另说。中国经历了这么一个复杂的过程，我们看到中华文化的古老，看到中华文化的不够用，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中华文化的适应性，它的自我调整和自我更新的能力，它的汲取和消化外来影响的能力。因为什么东西到了中国都要变样，被称之为本土化。比如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或者叫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1998年，我被美国康涅狄格州的一个大学请过去一个学期。那个时候我就谈过这么一个观点，我说所有的外来影响到了中国，它就要发生变化。譬如可口可乐，以大陆为例，改革开放以后，可口可乐来了，一开始不成功。何以见得不成功呢？在北京，可口可乐刚来的头一年，出现了喝一杯可口可乐赠送一个杯子或给一个盘子的这种优惠措施，可见它卖不出去，滞销。现在呢，喝的人越来越多了，但是到了中国它会变样。当时我说这话并不知道情况，我在那里说完，回到北京，立刻就发现，北京人已经把可口可乐当成了解表的中药。小感冒，可口可乐煮姜丝，餐馆都可以提供。因为它有一点咖啡因，喝了你的精神会好一点。原来鼻涕邋遢的，喝完这个也觉得舒服一点。然后更伟大的发明，台湾的三杯鸡。三杯鸡是什么呢？一杯可口可乐、一杯干红（把法国也消化进去了），再来一杯酱油，就这三样煮鸡，煮出来味道不错。它到了中国是变的。只有无可救药的教条主义者才没完没了地抠那些字眼儿。
马克思说过：“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没错，马克思主义到了中国，物质的力量忒大了。但也有另一面，当群众掌握了理论，群众不太在乎理论，群众在乎的是自己的利益、自己的追求。哪里有群众掌握了理论之后还查本原的呀。群众掌握了理论后就群众化了，就本土化了，绝不可能是原来的样子，原来的样子成功不了。
五
前边都是谈历史，对历史的回顾。现在我们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对传统文化的热情，这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国家有了巨大的发展。因为我们国家和过去相比，已经抬得起头来了，挺得起胸来了。因为我们国家已经对自己的前途有了自信，所以才有了文化自信，你如果连对你自己的前途都没有自信你还谈什么文化呀？对旧中国、旧文化的否定，孙中山比毛泽东还要厉害，因为孙中山说的话特别地刺激。孙中山一再讲，在旧中国，中国人民已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这话太厉害了。国家都亡了，你这种都没了，全都消灭，或者让别人给打一针，全部换成别的DNA。孙中山还爱说中国是“次殖民地”社会，次殖民地是什么呢？印度是殖民地，伊朗是殖民地，阿尔及利亚是殖民地。中国还不如它们，因为中国混乱，乱成一团。那些老老实实的殖民地反倒是被英国或者法国掌握着，起码社会秩序比你好。毛主席说中国是半殖民地，孙中山说是次殖民地。孙中山还爱说什么？在国际上，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他说的都比毛泽东刺激，但是现在大家都没有这种感觉了。
前所未有的，我们所说的文化自信就包括了对传统文化中积极的、优秀方面的自信，就包含了我们对自己发展模式的自信，也包含了我们对自己文化的这种汲取能力、选择能力、消化能力、调整能力、本土化能力，以及识别能力、分析能力的自信。
我们的文化不是一个脆弱的文化，不是手指头一捅就破一个窟窿的，捉襟见肘、岌岌可危的文化。我们的文化是一个能够和世界对话，能够和世界打交道，是能够既保持自己的种种特色，又不拒绝任何外来的有益影响的这样一种文化。
如果有这样一种观念，简直是不得了的事情。这个太了不起了，太伟大了，我们太应该有这种观念了。很多东西一开始是不可思议的，想一想我们现在所接触的文化现象、文化产品、文化观念，和二十年以前、三十年以前、四十年以前相比，我们已经有了多么大的开拓和进展。
有些很小的事情，我觉得不是什么大事，可是当初这都不得了啊。20世纪80年代我刚从新疆回来的时候，李谷一唱了一首《乡恋》，用的气声，《人民日报》上都有权威写文章批判她。邓丽君就更不用说了。现在我都觉得有些电视台纪念邓丽君都纪念得过了，好像全世界伟大歌唱家中国就只知道一个邓丽君似的。
我们精神生活的空间确实是在不断地扩展，包括一些名词，我们放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里边的，那比过去不知道宽广多少。“以人为本”，过去也是不能讲的啊。五十年前你讲“以人为本”试试？弄不好，你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我们接受了许许多多的东西，但是接受完了以后呢，我们仍然是中国的文化，我们该选择的，我们照样选择；我们该拒绝的，我们照样拒绝；我们不能按你的意思做的，照样不能按你的意思做。
我是一个写小说的人，所以我谈文化，带有文人谈文化的特点。我还告诉各位，我有一个独特的体会，因为有一阵西方世界谈要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中国对这个也很紧张，老怕被别人和平演变了。我最近怎么体会到我们中国也有能力给洋人和平演变了呢？现在很多洋人到中国，你去他家的时候，他弄一大盘生菜，两片面包就算是请你吃了午饭了。可是他要是到你家里，你要是给他这个，他甚至很公开地说，你们家吃饭怎么这么简单呢？搞关系、送礼、变相行贿、许愿，太多了，我不愿意跟大家说太多具体的情况，包括文化人，都已经走中国这个路子了，正式的路子已经行不通了，你根本想不到他还有别的路子，他就办成了。
影响是互相的，所以我谈的文化定力是什么呢？面对外来的影响，我们要有自己的选择，有自己的冷静，不要害怕，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也不要紧张，也不要简单地肯定或者否定。绝不照搬，也绝不简单地就把你否定掉。
钱钟书先生学贯中西，文通古今。他有一句名言：“东学西学，道术未裂，南海北海，心理攸同。”中学和西学，道就是原理，术就是方法。不管是中学还是西学，它的原理和方法并不是可以完全断裂的。那么南海和北海，东西南北各个地方，全世界的心理也是有它的一致性、共同性的。
所以，第一就是要能够选择、调整和理性地对待。第二呢，就是要追求在今天的文化生活中一定的平衡，这个非常重要。现在的文化生活，我们的精神空间都空前地扩大了，可是这个扩大当中需要有一定的平衡。有些休闲型、娱乐性、搞笑性的节目是可以有的。赵本山的节目我也看，小沈阳的节目我也看。潘长江，虽然形象上我有时候感觉遗憾一点，但是他演得好我也可以看。当然很庄严、很郑重、很主流的我觉得也很好，也可以看。
问题是我们要保持一种平衡，我们不能全部都是搞笑的节目。我们不能全是通俗的，只追求收视率或者是发行数，不能全是这种东西。我们要有大众的、通俗的节目。什么达人秀，这样的节目也很好，我也很喜欢看。但是你这里要永远有一些高端的节目，一些高端的产品，你要有一些高端的文化的从业人士，要有文艺的大家，否则，就会出问题。有一个玩笑话，文化部现任的几个领导在一块儿谈话，说中国自古就有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那么到了20世纪、21世纪这一段，咱们什么最发达呢？后来有人就说“手机段子”。如果真这样，你对后世就不好交代啊。现在，很多来自微博上的各种警句，一下子会点击量超过三百万，比你的书发行量大多了！但这是文化的高端精品吗？我现在常常感到糊涂，因为我的心目中，什么人是作家？李白是作家，屈原是作家，曹雪芹是作家，你一辈子写一百万条微博，又该怎么看呢？其实，能够代表人类智慧的高端精神产品毕竟还是太少了。苏联作家爱伦堡说，在文学上，“数量”的意义非常小，一个托尔斯泰，比一千个平庸的小说家还重要。所以我们要通过引导专业化的、有公信力的评论，通过我们的奖励、奖评制度，让文化生活能够达到平衡。
我在《人民日报》上已经多次写过文章，有的地方好像还被当格言一样录下来，我就是说，通俗无罪，通俗不可怕，但是如果只剩下了通俗，这是不能容忍的。我们需要有高端，需要有引领。同样，我们大量吸收外国的东西也无罪，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弘扬我们自己本民族的东西，关键就在这里。
大家现在很关心这个问题，我也很关心这个问题。我在许多报纸上都写过文章。我说咱们现在汉语的水平在降低，已经没法办了。把简体字还原成繁体字以后，笑话百出。“王后”，就是现在这个“王后”，他干脆还原成繁体字双立人那个“後”，就是后边的“后”了，王后成了国王后边的。用错了的字是一塌糊涂。国家语委规定的字，“出妖蛾子”，北京话，我不知道山东有没有。出幺鹅子这是从推牌九上来的。牌九里头有一张牌，就像后来麻将牌里面的幺鸡，它是幺鹅，所以叫出幺鹅子，因此这个幺是一二三的一。可是国家语文委的《现代汉语词典》变成了什么呢？妖蛾子是一个妖怪的蛾子，这完全是西方观念。把一个妖怪变成一个蛾子来叮你来了，这不是开玩笑吗？
我还碰到一个难题，我只好在这里说，因为我已经悲观失望，以至于绝望了。毛泽东主席当年有一个《忆秦娥·娄山关》，很有名的词，“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漫道”就是“莫道”的意思，不要说雄关如铁，我现在要拉着队伍从这头走到那头去，就这么一句话。当时就有分歧，赵朴初先生专门写的一篇文章，就是说“漫道”就是“莫道”，不要说。这“漫”有三种意思可讲，一种当“随便”讲，漫画，漫步，漫步于济南大明湖边。还有一种当“莫”讲，《红楼梦》里头“漫言不肖皆荣出，造衅开端实在宁”。你不要认为这种不像话的事是从荣国府出的，真正造衅的开端，出事闹事起头的，起了坏头的实际上是宁国府。这是漫，不要。当然还有一种当漫长讲。但是现在怎么很多人都把“雄关漫道”当成漫长的道路讲。几年以前，是纪念红军长征多少周年，CCTV-1每天在那里播的是《雄关漫道》，这话不通啊，意思是别说雄关啊，就跟别说王蒙一样，王蒙别说，这是什么话呀？他认为是什么呢？雄关，雄伟的关卡，漫长的道路，雄关漫道。我在《光明日报》上就写了一篇文章，我说“雄关漫道”这个话是不通的，结果央视这个作者就找人说情。有人就给出主意，要不你们去看望看望王老，沟通一下，变成一个公关活动。你跟我沟通没用啊，你得跟毛泽东沟通，你得跟赵朴初沟通，你还得跟仓颉沟通，当初造这字的时候他是怎么想的。
这话说远了，我说这话的意思是我非常赞成加强汉语学习。但是现在有人一提加强汉语学习就认为是学英语造成的，这个观点我非常反对。英语学得好，汉语就不行啦？谁规定的？我们提一提英语好的人吧，哪一个汉语差？胡适、林语堂、钱钟书、季羡林、冰心、金克木、辜鸿铭，哪一个汉语差？连中文都不好，在家里和老婆孩子说话都说不好，怎么学英语呢？不可能的！它根本就不是互相对立的。
现在的作家里头有几个是英语好的？过去哪个作家英语不好？或者别的外语，鲁迅不是搞英语的，他是日语好啊，巴金，法语、英语、世界语。所以我们在遇到这些文化问题的时候，我们所谓的定力就是我们要看得很全面，不要轻易地制造什么问题，制造什么零和的模式。
第三呢，就是要加强我们的文化整合能力。在中国今天最需要的就是文化整合，因为几千年来我们吸收的东西太多了。孔孟之道，对我们当然是有意义的啊。孔孟，孔子讲做人，讲修身，讲待人接物，有的时候讲得太漂亮了，现在谁也没他讲得好，我们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也需要，如果把马克思主义也丢了，我们还怎么往下混呢？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中国梦，你得往底下越讲越多。
我是河北省沧州市南皮县人，南皮县最有名的名人是张之洞，张之洞临上任之前呢，他请他的老师，姓鹿。老师送他十六个字，这十六个字学问深了：“启沃君心，恪守臣节，力行新政，不悖旧章。”“启沃君心”就是你要对上，“启”就是“启发”，要启发皇上，他这话也够厉害的。“沃”就是“丰富”，丰富皇上，皇上不可能什么事都知道。“恪守臣节”，你启发完了，你按你的规矩办事，你是臣子，不要替皇上办事，替皇上办事你要倒霉，只能把国家弄乱，要“恪守臣节”。“力行新政”，你要推行改革开放。然后“不悖旧章”，太了不起了这个人，但是能够不违反原来的老规矩吗？都要违反，否则你给自己的阻力太大。这就是一种中国文化的整合性，他把新和旧整合到一块儿。
如果我们今天没有这种整合能力，我们随时就会发生文化冲突。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延安作风的、井冈山传统的、什么先进的西方管理方式的、民主自由人权的，因为现在这些东西我们都不能够简单地否定。所以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汲取、选择的能力，消化、本土化的能力，平衡、引领的能力和充分地加以整合的能力，我们在文化上就能够充满自信，就能有更大的定力。
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么点意思。谢谢大家！
逄春阶、杨嘉昕/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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