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掂量:王蒙最新演讲录-文学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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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12月21日在哈尔滨学院的演讲

    大家好!非常高兴有机会到哈尔滨学院来跟各位能够有所交流。也非常惭愧,哈尔滨学院的师生、哈尔滨学院的领导对我给予鼓励,也有所希望,但是我毕竟已经年近80,虽然说写的是《青春万岁》,但是青春哪能万岁啊,要是青春压根儿就是万岁的,那就不用写青春万岁了,所以我也感到非常惭愧。可是现在已经形成一个舆论,已经给我命名了,就跟刚才咱们书记说的,说我是一个乐观向上的人,所以我看着大家,乐观向上之心油然而生,我就尽量乐观向上地与大家一起讨论一些文学的问题。

    文学的挑战呢,其实今天我讲的更多的是文学的被挑战,就是文学和生活之间它常常存在一个互相挑战的关系,当然我们都说文学是生活的源泉,这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文学是生活的必要,或者说文学是我们生活的一面镜子,这些都是正确的。与此同时呢,文学与生活之间保持着一种张力,有一种相互挑战的关系。我今天要讲的是九个问题,分别是:后革命文学、改革开放全球化与中国文学、市场经济与文学追求、视听艺术与语言艺术、网络浏览与认真阅读、大众化与高端文化、传播与空心化、文化的核心与外围、对于文化文学艺术的坚守与追求。这样九个问题,内容比较多,另外由于我自己对于这些新的问题也还没有想透,也还没有能够和旁人取得稳固的共识,所以有些东西我只能提出一些问题来,跟大家讨论,我说的还是在思考过程中动态的一些想法,有时候问题提得很大,讲得不透就过去了,那就是如果能够引起大家的兴趣、引起大家的思考,也就是我所追求的。

    第一,我想要谈的是后革命文学

    这是我发明的一个词,别人很少用这个词。19世纪和20世纪的历史,人们看到一种有趣的现象,不论是在俄罗斯还是在中国,革命以前——前革命都有一个文学的高潮。它基本是一个批判现实主义的高潮,对社会有非常严厉的批判,它在客观上准备着和号召革命,但是在革命成功以后这个文学继续怎么走呢?也还缺少一个非常成熟的经验。以中国为例,不但有以鲁迅为代表的相当自觉的追求革命、号召革命、呼唤革命的作家,又还有些本人没有太紧密地参与革命,但是他的作品里边仍然有强烈的对社会的控诉。比如说老舍的《骆驼祥子》,比如说冰心的《英士去国》和《到青龙桥去》等等。在俄罗斯这种现象就更明显,列宁曾经高度评价托尔斯泰对俄罗斯现实的反映,人们认定在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复活》当中,批判沙皇俄国的全部上层建筑,它的政权,它的司法机构,一直到东正教教会,等等,但是托尔斯泰并不是革命家!尤其令人叹息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是羊痫风患者,他曾经被沙皇处过假绞刑,这样一个神经上受到强烈的刺激,甚至有某种精神病患者的特色的人,写下了令人惊心动魄的小说,比如《穷人》、比如《白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简单地总结就是怎么难受怎么写。这些作品在客观上准备了“十月革命”。以至于连契诃夫这样一个真情的、缓慢的、忧郁的短篇小说和戏剧家,他的最后一篇小说叫作《新娘》。描写一个新娘由于生活的空虚和自己的梦想在新婚前夜出走,参加革命去了。他的一个朋友告诉他,说俄国人是不会以这种方式来参加革命的,但是小说里新娘跟着去了。

    而中国呢,代表这种文学对革命号召的是鲁迅,但是革命成功以后,这个文学的语境、文学所面临的任务有太大的变化,以至于出现了人为的延长革命激情的这样一种努力。因为政治在革命中表现了文学的理想、表现了文学批判的锋芒、表现了文学的悲情、表现了文学的那种锐利,那种振聋发聩的效果。可是早在延安时代已经出现了一个问题,毛主席也批判过这种认识,就是说还是杂文时代,还是鲁迅笔法。革命的一个特点就是充满激情,而且它有极高的和几乎无所不包的承诺,所以革命很厉害!

    苏联当年呢,像我这种人受苏联的影响很深,苏联当年最喜欢用一个词叫“威严”,时代的威严如何,时代的命运,《真理报》一发表什么社论,说什么这是时代的威严性。威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不管是从道德上,还是从政治上是不可以讨论的,是没商量的!所以大家都来推翻这个旧社会的时候,国家不幸诗家幸,那时候文学显出了自己的光芒。

    巴金最喜欢引用的是高尔基的一个小说,说文学是什么呢?文学就像勇士丹柯,丹柯是什么勇士呢?他和他的人民在黑夜里的森林里迷了路,丹柯怎么办呢?没有光亮,丹柯就挖出了自己的心脏,高举着这个心脏,这个心脏是放光的,带领着大家走出了这个黑森林。这个很动人,但是革命以后这个环境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要积累一种好的文学经验,这种经验对全世界的文学来说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

    同时在中国就发生过一些令人惶惑不安的对文学的使命和处境的讨论,其中有一个是假设性的问题,但是说法很多,就是如果1949年以后,鲁迅还活着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前几年也争不出一个结论来,有一批上海的、高龄的、资深的文艺家,他们说1957年在上海讨论的时候,毛主席曾经说过,鲁迅如果活着的话,也有可能搁笔先不要写了,因为他的作品攻击性的很多,也有可能他住在监狱里继续写作。但是有人说这是不可能的,毛主席是没有这么说的,但是说的人也不是等闲之辈,也都是人五人六的,都是somebody,所以他一说还真把人镇住了。但是你这问题得不出结论来,不管毛主席说没说过,但是这个问题是存在的,否则毛主席不会说,不会批评还是鲁迅的笔法,还是杂文时代。

    还有人提倡新杂文,新杂文也没有得到多少响应,还得到嘲笑。因为文学它要反映生活的张力,恰恰是鲁迅本人非常老到,其实年龄不大,他死的时候才五十多岁,但是他对中国的社会、对世界、对人情世故看得很清楚。他在讨论革命文学的讲演里曾经说过,革命文学最大的问题是革命并没有真正发生,大家对社会的要求立即变成了各种文学,真正革命起来的,没人顾得上文学。到时候该放枪的放枪,该放炮的放炮,那时候你送几篇小说去,哪顾得上看啊,是不是?鲁迅还说,革命的文学家不要以为革命胜利了,革命这方面就会给你送面包和黄油。这个很奇怪,他说的不是送煎饼,他说的是不要认为革命胜利了会给你面包黄油,没有那么好的事!鲁迅本人很谦虚,有时候我们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我们认为文学的感人之处就在于坚贞、严肃、理想性很高,富有牺牲精神,有股不要命的劲儿!因此我们革命以后并不能形成很好的配合,比如说我们的国歌:“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充满着悲情,为什么你是冒着敌人的炮火呢?说明你的炮火不够猛,如果你的炮火够,我们万众一心,靠着自己的炮火杀敌,它是另一种情景,没有悲情。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就是你没有炮火,你甚至要用身体,要用棍棒,要用红缨枪去和敌人战斗,这样很悲壮!

    可是现在的很多事,你把它唱进歌,不好编词,它不浪漫!缺少诗意!我们不能说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涨价的危险,调控房价!这唱着不是回事,所以我们要寻求新的张力,寻求新的诗意点,寻求新的浪漫。也需要寻求,不仅仅是寻求紧张,还要寻求和谐。我曾经说过世界上不但有雄辩的文学,也有亲和的文学,例如印度的泰戈尔,他的作品更多的是亲和,是对人生的肯定,是对少女、母亲、儿子、大地、树叶和小鸟的歌颂。

    第二,我想谈一下改革开放全球化与中国文学

    改革开放使我们和全世界的文学发生了越来越密切的关系,尤其是“文革”结束以后,从伤痕文学开始,当代的作家有大量的作品介绍到国外去,根据我掌握的数字,多于五四时代的作家,虽然五四时代有很多作家他们都在国外生活过,都有留学的经历,也都掌握一至多种外语,可是我们要碰到一个什么问题呢?现代这个世界占有主流地位和强势地位的是欧洲文明,是基督教文明,我们中国的文化,当然我们非常地珍惜它,非常地爱它,但是它并不在世界上占有主流地位和强势。你开国际讨论会,如果你完全不能掌握英语或者法语的话,其实很狼狈!因为我有幸多次出国访问,我看到最难过的就是一举行酒会,一举行party,咱们中国的这些作家或者学者,完全不懂外语的学者就显得挺没意思的,你说你又不吃东西,吃东西也坐在那里嘴没事干,都站在那里一人端着一碗凉水,你跟别人聊不上,人家过来很主动跟你聊几句,聊得你挺紧张,第一你怕他说话你听不懂,另外怕人家提怪问题,对社会主义中国进行挑衅,你反对不合适,你接受也不合适,装听不懂也不合适。有时候他的酒会有一个相当高的规格,而且是欢迎中国的这几位学者,但是中国的这几位学者,正好这哥几个在那儿讨论政治局可能谁上可能谁下,讨论一些和世界文化绝对无关的问题,或者是谁评上什么职称,谁又没有评上,这是中国人关心的事情。

    这些事情是一面,还有一面就是直接发生冲突,比如莫言获奖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但是我们都知道其实在2000年高行健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个高行健获奖引起了中方负面的反应。后来我们就找了一个很好的理由,就说高行健是入了法国国籍的,因此这是法国人获得的奖,但是如果说是法国人获得的奖,我们生什么气啊,是不是?后来大家都说是啊,他爱获什么奖获什么奖,他愿意奖给法国的一个白痴、奖励一个弱智、奖励一个疯子,那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呢?所以这个还会产生一些摩擦,更多地说诺贝尔和平奖奖了两人,一个比一个让中国人伤心,我这就不说了,说我在这哪壶不开提哪壶的意思。

    我们看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但是莫言获奖完全不一样,莫言获奖几方面都是能够接受的,但是解读不完全一样。中方的解读就说莫言是一个很优秀的作家,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热爱人民,在他的作品里头反映了当代文学的活力,这是中方的解读。瑞典方面的解读跟中国不完全一样,我也就不多说了。但是虽然解读各不一样,它毕竟还是共同建立了这样一个基本上令人愉快的记录,就是中国的作家,而且是中国本土的作家,而且是一个无意离开中国,迁居移民海外的这样一个作家得了奖,这个逻辑很有意思啊!莫言刚一得奖就有记者问:“你是不是准备移民国外?”莫言表示我不会移民,我的家乡在高密,而且我吃饭也只想吃中国饭。

    所以我们要看到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我们自己所珍惜的又无限深情的中华传统文化,并非在世界上畅通无阻,有时候还会碰到以欧洲文明、基督教文明为基础的文化的摩擦或者冷落。还有一种情况是被冷落,诺贝尔文学奖就是这个,它奖得不顺心,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不光我们这边生气,而且台湾地区那边也有人生气,我知道的情况太多了!它干脆不奖你,你那种被冷落、被忽略的感觉一样很难受。所以这个变成我们对诺贝尔文学奖又爱又恨、又羡慕又嫉妒、又想得又怕上当,这样一种心理。

    从1840年到今天,已经往二百年上走了,不能说百年,早不是一百年了,而是近二百年了,这个时间中国文化和所谓的世界文化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最恶劣的模式,就是八国联军对义和团的心理,我们一受到洋人的欺负,受到洋人的冷落,受到洋人的数落,我们会产生一种反感。而有些欧美人都不是很有意识,就像我们中国人也不是有意识,我们中国人现在还有想用义和团的办法。义和团是出自我家乡那边的,河北省沧州,刚介绍我出生于北京,我是河北省沧州市南皮县人,我出生不久就回原籍了,那里是出义和团的地方。我们也不是主动想走义和团的道路。这个八国联军有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呢?就是你中国是野人,他要用他的文明来改造中国人,就是以文化嘛!八国联军他就是要用他的文明来化掉你的文明,他有这个心理,这一类的故事也非常多。我们知道世界上的各个宗教是不一样的,各有自己的特点。基督教也有一些非常可爱的地方,一个是它提倡博爱,一个是它提倡宽恕,一个是它提倡忏悔,这三方面都有它可贵的地方,但是基督教有一个非常要命的地方就是它有一种传教士的热情,它认为不信基督教的人就好像失落了羊群的羔羊——迷途的羔羊,上帝就是牧羊人。《圣经》里面讲当牧羊人把一个迷途的羔羊找回来了以后,他比对待原来放牧的那一二百只羊还要欢喜,为什么呢?你是迷途的羔羊,我把你找回来了。就是我们中国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基督教提倡的“己所欲之,必施于人”!你不信主,不信基督,你就是迷途的羔羊,你的灵魂就充满了罪恶,只有我向你传教,才能够拯救你的灵魂。

    义和团时期山西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屠杀洋教士的事件,以致把这个洋教士的妻、女、儿子(儿童)杀害,他们都是英国的,所以英国那边就要求严惩中国暴徒。但是八国联军把西太后一直赶到很远的地方,然后清政府求和的时候,英国做了一个决定,说我们报复的办法是什么呢?我们最有效的报复方法不是去抓那些人、杀那些人,而是用清政府的赔款在太原办一所学校,这个学校全部用英语进行教育,全部用基督教的《圣经》来做最高的经典,我们把中国人培养成讲英语的基督教徒,这就是对中国最大的惩罚。这是事情的一面,我就不分析了,很有意思。

    但它又有另一面,就是西洋的文化有先进性,有非常大的先进性。这种先进的文化打破了中国几千年文化的偏执和闭关自守的格局,是中国很好的进步。而中国文化呢,也证明自己有能力吸收和消化这些外来的文化。文学上也很明显,我们可以看看鲁迅、郁达夫这些人写的小说和原来的话本小说、章回体小说已经有很大的区别。但是我们还得看到它的另一面,就是人家的东西吸收过来以后就是你的,你还不要自卑,你想脱离自己的传统是不可能的,也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你想拒绝外来的影响也是不可能的,你拒绝外来影响只能够使自己面临绝境,走入死胡同。

    第三,我想谈一下市场经济的文学追求

    尤其到了市场经济的时候,我们的文学原来缺少这一面,就是满足大家的消费需求,文学作品很好很伟大,但是文学作品不可能每一篇都那么伟大。其中有解闷性的、消遣性的、消磨时间性的,比如说飞机误点,这个时候太郑重的、太严肃的你就看不下去了,宁可看点八卦,尽管看的都是胡说八道的东西,可它不费劲!所以现在市场与传媒接触,对这个文学的消费,对于消费型文学作品的出现起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当然我们要看到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国,党和国家关心的一些事情:第一,党和国家对于文学、对于作家的劳动给予了相当的尊重,也提供了很多便利和服务;第二,党和国家不断对作家施加影响、发生影响,希望你尽量多写符合主旋律的作品;第三,党和国家对于文学作品里的那些有可能对国家的发展建设起负作用的东西也有个别的干预方法,加以遏制。这样就说到了我们文学生活中驱动和制动的重要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市场驱动、传媒造势;一个是党和国家的领导在起作用。

    但是追求一个健康的文学格局与文学生活我觉得我们还要有一个力量,一个什么力量呢?就是真正的文学专家的这种具有公信力的评估。你作品卖得多、卖得少这个是无法用行政力量来干预的,干预的话起的作用也有限,少量的作品,行政力量干预也起作用,比如你出这本书,哪个部门或者哪个领导觉得这本书很适合他们的口味,他就通知大家都买。比如说《革命烈士诗抄》出来以后,团中央和文化部发文推荐给全体团员看,这一下就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这个不是常态,常态是看群众的需要。

    我们研究了一下,改革开放以来,在我们对文艺、文学的提法上,我们强调一条就是满足人民的精神需要。这个话说得非常宽,因为满足人民的精神需要他不光是只有一种需要,他有很多需要,所以他保留了各式各样的作品出现的可能,他有足够的宽度。但是我们同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究竟哪些作品是最好的作品?究竟哪些作品是有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历史意义的,经得住长期考验的作品?究竟哪些作品是能够代表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品,它并不要求非常多。

    讲到中国的文学我们会讲到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些东西并不是全体,全体你哪儿看得过来啊。但是它总要有最有代表性的、最高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判断这个最高级的最有价值的东西,不是光看印的数量,光看卖的钱多,就能看得出来的。过去没有市场,哪儿有市场呢?李白写的诗,市场要吗?他一首能卖多少钱呢?曹雪芹的晚年“举家食粥酒常赊”,他每天都只能吃汤汤水水,他喝酒都要赊账。解放以后,印刷最多、发行最多的中国古典作品就是《红楼梦》,全国有几百个版本,现在还在不停地印、不停地出!加在一起我认为早就超过上亿册了。为这事我还委托新闻出版署的朋友帮我查找,他们说现在查不出来,但是他们掌握的已经超过了两三千万,实际上更多,因为有好多东西现在根本就查不出来。如果曹雪芹活到现在的话,他绝对是全国富豪中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个。但是这个世间的事非常麻烦,如果曹雪芹很早就富了的话,这个《红楼梦》他就写不出来。是另外一种心情,没有这种悲凉的心情,没有那种空虚的心情,没有那种荒唐的心情,没有那种一把一把的辛酸泪。

    所以这个能不能够寻找出、识别出当代的最佳作品,需要我们有一个非常高级的、非常专业的,而且具有十足公信力的评估力量,我们现在这种力量缺少。美国是一个非常市场化的国家,美国什么样的垃圾小说、垃圾电影、垃圾作品都有,不是没有。但是同时《纽约时报》的书评、剧评、影评都有很高的权威性。当然这种剧评是不是完全正确我不敢说,但是至少它有相当的权威性,可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要否定一本书,你千万不要写文章说这本书坏,你要说这本书坏,这本书马上就开始畅销,因为读者怕把这本书没收了,这让人感到很奇怪,它形成不了一个真正的评估体系。

    在形成不了评估体系的时候,党和国家的领导也不可能关心得非常具体,他们不可能针对每一本书和每一个作品,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市场在起决定性作用,点击率在决定一切,收益在决定一切。所以现在就形成一种情况,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到处都是文学的垃圾,即使有好的作品,真有好的作品,也就混同在垃圾里面,没有人做“沙里淘金”的功夫,没有人给你把好的作品指出来,指出来你也不信啊!所以现在中国有一种舆论说中国没有好的作品!我走到哪儿都碰到这样一些德高望重的学者和教授跟我说,现在中国没有好作品。我就问,我说您最近看到什么作品了,感到失望?一般的回答说:我已经好多年不看这些作品了,因为不看,所以没有好作品;因为没有好作品,所以不看!这是目前的舆论。

    所以余华针对这种舆论,他就抗议这种舆论。有一次他在清华讲课,下面就有同学问,说当代文学怎么差怎么差,五四时期的作家怎么好怎么好,余华生气了,余华说五四时期的作家好,他就说了好几个名人,说他们写的散文,现在高中学生一般都能写得出来,你们再看看他们那个时候写的小说,你们再看看我的小说,我的小说比他们好多了!说我唯一的缺点就是还没有死,我死了之后你们就知道我有多伟大了!有市场和传媒而没有一个有威信的、有公信力的评估,这是中国目前文学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第四,现在视听艺术已经挤压、冲击了语言艺术

    在我年轻的时候,遇到周末最大的享受就是找一本很厚的长篇小说,在那儿慢慢地看。现在这样的人越来越少,现在还有一个统计,就是说整个中国人读书的数量在世界上是处在一个非常落后的地位,很多知识分子受过教育的一年读不了两三本新书。视听艺术、视听手段、音频和视频越来越先进,越来越发达,越来越便捷、方便。而视听艺术的好处是不需要经过太多的脑筋。比如说你读一首爱情诗,你读来读去你很难看懂,但是你得琢磨,因为爱情诗上边你什么也看不见!比如说《长恨歌》:“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这个字你得认清楚,你还得想、还得想象啊!视听不需要啊,视听的爱情故事一出来这边是一个美女啊,那边是一个靓仔啊,说来个老头哪儿行啊,是不是?然后这个追那个,那个追这个,这个唱歌这个微笑,这个含泪,这个手摸着他的手了,这个脖子搂过来了,然后脸贴上了,不费任何的劲儿啊。

    我刚才讲了《红楼梦》在全国印上亿的册数,但是我敢打赌《红楼梦》印得再多,也没有《红楼梦》电视剧的观众多。好多人在这给你谈《三国演义》、谈《水浒传》啊,你一听你就知道他没有看书,他就是看了一个电视剧。很多人都谈论美国的《飘》,连江青都在那里跟着谈《飘》,但是江青也没有读过《飘》,她就是看过美国电影。影视艺术可以很好地普及,容易接受,很多情况下连白痴都能接受。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问题很多,我只讲一个问题,就是语言本身是一个思维的桥梁,是思维的一个手段。从心理学、语言学和教育学的一个角度我们知道一个人的语言的把握,信息掌握的程度越深,他的思维越有深刻性。所以有人说阅读文学作品是对灵魂的召唤,而视听艺术是对视觉的召唤,是对听觉的召唤,是对眼睛和耳朵的召唤。文学是对头脑和心灵的召唤,是对头脑和心灵的激发;视听是对眼球和耳膜的刺激。有的可能说得过了一点,就是说我听到的这么一种说法,就是说文学的东西是有灵魂的,而视听的东西常常只是潜伏在肉的层面,这是没有灵魂的。正是通过文学的阅读,人们对于爱的欺骗也好,对于悲欢离合也好,对于命运也好,对于生与死也好,他们能够进入一种更深的感受、感悟,能够有一种灵魂的探求和满足。

    但是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呢?1980年我第一次去访问美国,那个时候在《英语时文选读》上就看到这么一篇,讲美国人为了推销他的文学作品,把书设计成是会唱歌的。这个技术很简单,我现在已经有多次这样的经验了,我生日我收到别人的生日贺卡或者是新年春节的时候也收到别人的贺卡,你把这个贺卡一打开:“当当当……嘀嘀嘀……当当嘀嘀当……”就那样唱着,那上面有一个小电池,你一拉它就通上电了,它就出现了这么一段声音。为了吸引儿童,你在这个书里面加上电池和录音。这个还不算完,后来我们在《参考消息》上又看到,说现在有了儿童文学作品,看完以后最后那三页是可以吃的。比如说这本书150页,到148页、149页、150页小孩看到这儿可以把书撕下来吃了!一吃第一张是橘子味的,第二张是巧克力味的,第三张蛋挞味的!作为推销的手段、科技的手段这无可厚非,但是它在降低我们阅读的品质,使我们是无脑,是压缩头脑,增加感官刺激。

    我也没有什么能力改变视听艺术排挤语言艺术这个趋势,但是至少在大学里头,我们受的是高等教育,有充分说服力的就正是语言,它能够使你的头脑更加深刻、更加智慧、更加升华,能够使你的头脑和心灵得到一种提升。我希望我们大学的师生能够明白这一点,宣扬这一点,来维护语言的艺术。只要有语言存在,文学就不会消灭!因为现在有各种夸张的说法说文学会消灭,我说文学不会消灭,为什么呢?母亲还在给5岁的婴儿讲故事;为什么呢?少女还在记日记,而且不让别人看;为什么呢?小男孩还在给小女孩写信,而且要尽量写得漂亮;为什么呢?因为青年还有爱情,还有想念,还有离别。所以只要语言存在、爱心存在、感情存在,文学就不会消失!

    第五,说说网络浏览与认真阅读

    网络浏览使获得信息越来越便捷化和舒适化,你不用到处跑着去做调查,也不用噼里啪啦上梯子翻书、找词典、找字典,干了一夜然后才找了这么一条东西,只需在网上一敲,你什么都知道!便捷化和舒适化了,便捷化和舒适化的结果是信息海量化、平面化和表层化。越来越少的人能够专注地、认真地阅读一本或者多卷本的书。浏览和阅读这是两回事,浏览会使信息数量化,思维破碎化,知识碎片化。它没有想的时间,只有接受的时间,没有思虑的时间,没有矫正和辨别真伪的时间,没有连续性,没有专注性,没有衍生和深入性。所以,我不太知道原文用英语或者用拉丁语这个information到底怎么解释,但是information并不等于学问,information并不等于理论,information并不等于价值,information并不等于思想,information并不等于智慧,这是我目前所能判断的,你知道的事多有什么用呢?你知道的消息多有什么用呢?

    所以我们进入了信息时代以后,这个西方国家也有人提起过,用我的语言来说,过分地便捷化、舒适化地获取信息的手段正在使人变得浅薄化与白痴化,将来它会培养出一大批人,这批人什么都知道,什么信息都有,莫知其真伪,莫知其深浅,没有任何的创见,实际是“人云亦云”,只有数量的超越,没有质量,也没有创意!

    西方有些见解啊,我在1982年去美国的时候,看电视的那个控制板(遥控板)已经很普遍了,控制板(遥控板)我觉得太方便了,否则你坐在那儿跑到前面去,你把它对好了你再回来看,这个已经也许十秒钟八秒钟过去了。可是那个时候美国就有学者认为这个控制板(遥控板)会造成人在改变自己的注意对象上太方便了。我现在已经做到了这一点,我这么讲不代表我不接受这东西,这东西我接受得很多。年事日长了之后,吃过晚饭我没有太大的精神,我就在家里看电视,我的机顶盒加起来一共有一百五十套节目。看两下电影赶紧看网球,一看网球李娜输了,不行又改成看电视剧了,电视剧一看画蛇添足、节外生枝、前言不搭后语、狗屁不通,就又换个台看看歌舞,这个一晚上过去我根本不知道我在看什么。相反,最早还是在新疆工作的时候,我买了一个14英寸黑白电视机,还是在“文革”当中啊,《春苗》我就看了七遍,《决裂》看了八遍,《红雨》我看了六遍。那个时候就一套节目,这套节目还动不动就忽然没了,等了二十分钟才回来,然后“噔”打上两个字“故障”,我女儿那个时候还没有上小学呢,就认得“故障”两个字了。美国人还有更怪的,他说这个控制板(遥控板)的发明会使一代人丧失责任心,丧失目的性。就是我看电视我要看什么?我不知道,什么好我看什么,哪个好?哪个都不好!最后挑了一百个都不想看,因为都很不好!还有这样的观点,这样的人换工作也像换电视节目一样方便。换工作还好办,换对象也跟换电视频道一样,是不是?跟这个异性刚同居三天半,就好像这个节目打出来不爱看一样,算了再换另一个。教育学是最讲注意力的,它造成了注意力的丧失,目的性的丧失,连续性的丧失,刻苦追求的丧失。

    这个说法虽然严重,我最近在《书屋》上也看到一篇文章,它讲了很多道理我是非常受启发的,你们可以看一看,里面还有很多数字,就是中国人只有浏览,没有阅读,而且是浏览手机,现在靠手机来浏览的世界之最是中国。他们说在国外地铁上你会看到外国人在那里看报,看报的人非常多,甚至还看见外国人拿着一个长篇小说在地铁上看。但如果是咱们的华人,亲爱的同胞们,每人都在拿着一个手机在那里看,绝对没有人拿着书在那里看。所以它提到一个欧洲的学者说:“掌握就是被掌握,使用就是被使用。”你不是使用网络吗?你使用网络的结果是你被网络所使用、所掌握,因为你的整个头脑已经网络化了。什么都有,谁还去认真记忆?谁还去认真核对?谁还去认真思考?

    第六,关于大众文化与高端文化

    现在这些手段的发展有一个极大的好处就是文化民主、文学民主,现在文学是非常民主的,是不是?为什么你可以在网上写博客,你可以写微博,微博的点击率高的可以远远超过大作家啊!一个大作家有什么了不起?你写一百万字谁看啊?累死了,看着,看着,早就烦了。市场民主化,群众的参与这都是极大的好处。艺术也在民主化,是不是?比如像“江南style”,不需要你上舞蹈学校,你站着就可以征服全球啊!据说美国总统也跳“江南style”,到底怎么跳我不会,要不然我也学两下。比如说当年的我国的流行歌《东北人都是活雷锋》,我也挺喜欢听啊,我从网上不知听了多少次,“翠花,上酸菜”!这样一种情况下,把群众中的潜力都发挥出来了,这些都很好。上海卖菜的大姐用报菜价来唱《今夜无人入睡》,而且她的嗓子还挺好!英国的苏珊大妈也能唱好多歌,而且她老想得第一,最后得第二她不很满意。可是这又有一个很理论的问题,就是文化的代表人物,文化的高端成果是谁创造出来的?你从理论上说是人民创造出来的,当然!你哪儿都离不开人民啊!而且我们过去常常讲作家你吃的是人民的,你喝的是人民的,你穿的衣服也不是你自己造的!

    但是文学的成果往往是由少数的高端的精英来代表的,比如说唐诗,全唐朝有多少首诗?可是我们谈唐诗的时候我们不可能绕开李白、杜甫、王维,当然还有什么晚唐的一些诗人。我们谈中国古典的、传统的小说成就里头,我们不可能绕开《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四大奇书,我们谈中国的词的时候,我们不可能绕开苏东坡、辛弃疾……当然这个人民的东西,《诗经》说是人民的,但《诗经》这个人民他是经过责任编辑孔丘的劳动,才被后世所接受。所以谁对高端的文学作品有所追求、有所赏识,我们会不会在这种大众文化的潮流里产生“黄钟喑哑,瓦釜轰鸣”的这种局面?

    第七,传播与空心化

    有人说现在进入传媒时代,我越来越体会到传媒时代,传播手段跟过去是完全不能相比的。《红楼梦》那个时候是怎么传播的?手抄本!曹雪芹把它写出来了,给自个儿的朋友一看,朋友一看挺好,就抄一遍,那个又抄一遍。所以现在彼得堡啊,过去所谓叫列藏本,列宁格勒那个……它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彼得堡分所,还有那个手抄本。

    可是现在的传播太容易了,一个什么消息,尤其是丑恶的消息、坏的消息,两三分钟已经遍及全国,已经遍及世界。在这种情况下的传播变成了价值,传播变成了标准,变成了判断成败的一个标准。只要能传播你就取得了胜利,传播代替了真相,传播代替了真理,传播代替了艺术,传播代替了意义。你比如说有一段消息,这段消息不完全符合事实,甚至于基本上不符合事实,但是在网上“唰”地一传,点击量二百万人次。然后又变成了手机段子,到处发,来回放,又增加了五百万人次,这来回一共是七百万人次。然后有一个人说这个写得不符合事实,你把他驳斥一下,大家的热劲已经过了,你点击率是两千五百万!哪个是真相呢?传播就是真相!大家都信的就是真相!人人在说的、耳熟能详的、家喻户晓的这都是真相!

    学问也是一样,你会传播,到处都在传播,你就是有学问的人。就是用“点”来表示,你的学问是一万点,但是接受你的这个学问的传播是四百,你就是四百万点。另外一个人的学问只有一点,是你的一万分之一,但接受他的传播是两千万,那么他就是两千万点,而你是四百万点,他的价值比你高五倍。

    所以这个传播时代,传播很好!给人民知情权啊,进入信息社会啊,这都很好!但是传播本身不能保持它的真实性,不能保证它的深刻性,不能保证它的精英性,传播上的成功不等于学问上的成功,不等于艺术上的成功,这样追求传播,他就出现了空心化的镜像。我说空心化是什么意思呢?现在我们有一些说法,比如说文化是符号,说你总要有中华的文化符号嘛。说一个熊猫就能叫中华文化了,出了一个太极拳就叫中华文化了,再出一个红烧肉……第二说了文化是一种品牌。这样有思想的文学作品越来越少,能够引导你深入思考的作品越来越少,艺术作品更少。很多电影都是空心化的,都是用符号代替文化的,文化不仅仅是符号,经得住检验的成果越来越少。我说句大胆的话,我现在最担忧的是连我们的春晚也在往空心化的方向上走:反正真漂亮,形式也非常好,各种新的艺术手段越来越多,技术越来越好,就是不知道它要给你说什么!这也是目前我们遇到的一个问题。

    第八,我说一下文化的核心与外围

    文化本身是什么?文化本身是人们的、人类的或者是地域的、民族的这样一个长期的,他的生存、他的生产、他的生活的经验与智慧的结晶,文化是一种品质,文化的意义在于它能够改善人的生活质量,提高人的生活质量。文学的核心是什么?文学的核心是语言,是用语言的手段来记录、提升、浓缩生活,来表现人的精神的能量和精神的美。但是这个社会围绕着文化和文学有一系列的工作,从国家来说它有文化政策,它有文化建设,它有文化投资,它有文化干预,它有文化的扶持。那么从社会集团来说它有文化的倡导,它有文化的奖项,它有文化的销路,它有文化的收益,它有文化产业、文化事业,有文化工作,有文化从业者,有文化活动,有文化的高潮,有文化的时尚,有文化的趋向……这些东西都非常热闹。从个人来说有文化的选择,有文化的坚守、文化的原本,等等。

    因此围绕文化的一系列的动作,它有时候让你看不到真正的文化。你比如说一个文化奖,它多大的动静,它比出一本书的动静大多少?但是我们究竟是因为看书才被文学所感动,还是因为看奖,才被文学所感动?那么我们追求的应该是看书被文学所感动。所以在这个文学的讨论上,有许许多多本末倒置的现象。我们还要看到文化,尤其是文学,它有变得很快的一面——从时尚、从销路上看。比如说三年前的一本畅销书,现在可能一个看的人都没有。但是我们很珍贵的是变得很慢的那一面,它是缓慢的,它不是急迫的。以中国大陆和台湾举一个例子,从这个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社会体制、政治口号、政治运作的方式上,有极大的差异。但是你能说这两边不是一个中华文化吗?我们尤其是讲到古典文学的时候,我们的差别并不大,我们的语言和文字更不用说了,所以这个文化里面、文学里边又有些怎么也不改变的东西。如何让我们深到核心里边,能够从我们的文艺作品里边去接触到,能够去体会到人性、人心、人的精神的能量、精神的追求、精神的走向是比只讨论组织活动,只讨论那些浮在面上的东西要更重要得多!

    第九,我想提一下对文化文学艺术的坚守与追求

    前面我讲了许许多多的问题,这个不等于我对当前的文化、文学生活有任何的悲观,相反我认为我们在急剧的发展当中,我们在走向现代化和全面小康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一些问题是正常的,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些问题不只是中国有,有一些西方的强国,他们同样遇到这样的问题,有的也并不比我们遇到的问题少,就是在人类的科学技术急剧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材料技术、宇航技术急剧发展的同时,我们自己的精神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这是全世界遇到的一个问题,不是说只有中国!恰恰是西方的这种现代性所带来的一些问题,这种全球化所带来的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关心,值得我们重视。

    我现在能做到的就是对咱们这所目前办得很有活力的、朝气蓬勃的哈尔滨学院在座的师生发出点呼吁:我们是大学,我们是高等学校,我们是教授、讲师,我们是博士、硕士、学士,我们是莘莘学子,因此我们对文学的追求,我们对于艺术的追求不能停留在消费的层面上,不能停留在浏览的层面上,甚至也不能停留在获取信息的层面上,我们要有一种对人类精神生活,对我们民族的精神的素质,对我们自己的精神生活的关照,提高、提升我们的精神境界,坚守我们对思想、对文化、对语言、对文学、对艺术还要再高、还要再深的追求,这算是我的一点呼吁。

    因为这些问题太大,我也讲得不清不楚,很对不起,耽误了大家的时间,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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