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这讲话，就算是与大家谈家常吧。最早透露出莫言可能在今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消息的是英国的一家博彩公司。他们认为今年最可能获得这个奖的一个是中国的作家莫言，一个是日本的作家村上春树。我当时就觉得不大可信，因为瑞典科学院，它是很骄傲的，怎么可能把自己的信息透露到一家博彩公司那里呢？第二，连澳门的博彩业都没有告诉我这个消息。所以我后来的一个感想就是澳门的博彩业要向英国的博彩业学习。到了当天的晚上，凤凰电视台临时给我打电话，说再有十分钟就要公布获奖人了，希望我接受采访。我说这是不可能的，我都不知道谁获奖呢，稀里糊涂我能够说什么呢？就是到那个时候我还是没想到会是莫言获奖。
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在此之前呢，大家都以为马悦然教授是诺奖举足轻重的专家。我知道马悦然教授，比如说对北岛先生非常支持的，他对高行健先生也是非常支持的，这个已经实现了。他对山西的李锐先生和曹乃谦先生有很高的评价，所以我就觉得他们的可能性会大一些。但莫言对我也不陌生，为什么呢？十一年前，在北京的一次聚会上，日本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先生，他特别热情地歌颂莫言。他就说莫言不是今年就是明年，要不就是后年一定会得奖。有此一说，就是比博彩公司更高明的一个文学家是大江健三郎。大江健三郎的可爱当然不仅仅在此，据我知道，就是在钓鱼岛的纠纷当中，日本的名人里头唯一一个坚决地认定钓鱼岛属于中国的是大江健三郎。他指出日本趁着甲午战争夺取的钓鱼岛。虽然我对大江健三郎的作品没有认真地读过，就冲这一条我也觉得他不但能够慧眼识莫言，而且能够慧眼识钓鱼岛。
现在我想说三方面的事，一个是关于文学、文学人、文学奖。这个文学是偏理想主义的，它相当浪漫，它可以虚构，可以夸张。很多文学家希望追求一种脱俗的生活。比如说最美好的爱情吧，可能正是存在在文学里面的，而且最好的爱情都是老单身汉来写的。因为当他有一个美好的妻子的时候，他没有时间去写爱情诗或小说。
而这个文学家、文学人、作者，向往着脱俗的文学，却同时都是世俗的人，他不可能完全脱俗。这是一个很大的悖论，就是你越是觉得文学高尚，你就越觉得世俗生活并不是那么美好。所以中国人自古就知道，说是“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在文学界对现实抱着批评的态度、批判的态度，同时很喜欢做梦的人特别多，所以张炜先生就干脆命名“文学就是一个民族的梦”，他说得当然也非常可爱。
那么另外还有些有志者，关于新文学又有实力，又有社会影响和地位的这样的人和团体，他们举办了文学奖，使寂寞的、坐冷板凳的文学偶然就很热闹这么一下。文学本来是寂寞的，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时候，他是“举家食粥酒常赊”，就是他喝酒没有现钱都是赊账的。经常喝粥，喝粥其实对我来说是最合适的，因为这也是帮助消化。这样的话一发奖呢，因为它有相当的地位，而且还有一笔很大的奖金，奖金的作用不仅仅在于货币的用途，而且本身它就扩大了影响。这个奖金数量越大，影响就越大。所以当前些年我在内地，很多群众问我茅盾文学奖为什么没有诺贝尔文学奖影响大，我说诺贝尔文学奖是一百万美元，那时候茅盾文学奖是四万元人民币。我相信我的话起了作用，现在茅盾文学奖已经变成二十万元人民币了，我们可以期待它很快也会变成一百万或者二百万元人民币。如果茅盾文学奖始终上不来，我建议澳门大学举办一个文学奖，奖金在三百五十万元人民币，而且吴志良先生（澳门基金会主席）一定会支持这样一个工作。
一个好的文学奖啊，它可以使得你名利双收，有时候这个奖比作家神气多了。一个作家在那儿写写写，写得手指上都磨了泡了，写得都得了忧郁症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很孤单的。莫言获奖以后他非常聪明，他说写作其实是弱者的事情，他说我从小第一个感觉就是饥饿，第二个感觉就是软弱，所以只有在写起来他忽然觉得自己很能干，力量也很强大，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莫言更聪明的是，当新闻记者想消遣他，问他：“你获得了一百万美元你想干什么呢？”还有人暗示他：你是不是该捐赠给社会做一些慈善事业？他说：“我在北京住的房子非常小，我想换一个大一点的房子，但是后来我又想啊，北京的房价比诺贝尔奖金的金额涨得快多了。现在是在五环以内呢是五万多块钱一平方米。这样的话，我加上装修啊，全部的钱买房子也只能买个100来平方米的房子，也大不到哪儿去。”所以莫言这位同志、这位朋友他太可爱了！他说完以后立刻把这个传媒的同情心吸引到他这边来了，他得了半天的奖才一百多平方米的房子。以至于那个陈光标先生声明要送给莫言一个三百五十平方米的房子，但是莫言没有说话，莫言的哥哥说了：“俺们管家（他是姓管的）向来无功不受禄。”所以这个房子，这三百五十平方米他也不会住进去。
可是一个奖他显得特别厉害，以至于和奖有关系的人呢，变得很牛气，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所以我始终喜欢思考一个问题，我早在1993年就在台湾回答过有关问题（在台湾很多朋友也问我诺贝尔文学奖的事），我就说起码有四种得奖：第一种得奖就是你写得不是很理想，但是你得了奖，你沾了奖的光。一登龙门身价百倍，原来你的书二十年卖掉了一千册，一得这奖三天卖出了一百万册。这种事是有的，也是让人非常高兴，也是让作家做梦的事，我也梦见我得奖了，那是小时候的事，大了以后不做这梦了。这是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作家，他始终没有得奖，那么这样的话受损失的是这个奖，而不是这个作家。托尔斯泰是1910年去世的，这个诺贝尔文学奖是1901年开始建立的，就是说有诺贝尔文学奖到托尔斯泰去世间距10年，如果他们要奖托尔斯泰，时间上应该是来得及的，托尔斯泰没有得到，我不认为谁会为托尔斯泰抱屈，或替托尔斯泰遗憾，如果说遗憾我们要为诺贝尔奖遗憾，所以这是第二种情况。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说这个作家啊，他写得也很好，他又得了奖了，这二者“如鱼得水”，得奖的作家是“锦上添花”，发奖的是“咸与有荣”。所以这也是一件好事。还有一种情况，瑞典科学院很喜欢做，就是找一些暂时还没有被公众所承认的，具有潜在优势的这样的作家和作品给他发一个奖。给他发一个奖之后大家就问这是谁啊？最后说：“哦，原来是他！”再一看，果然很好。这样的话这个奖的威信就更高，它等于文学界的一个伯乐。因为这样的事情也有，比如说加西亚·马尔克斯，这个诺贝尔文学奖使加西亚·马尔克斯声名大噪，而且他的影响非常大。就是莫言的作品里我们也很明显地感觉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影响。另外我就拿中国来说，从王安忆的小说《小鲍庄》，从韩少功的《马桥词典》里面，从贾平凹的某些作品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加西亚·马尔克斯、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这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虽然好，但是我喜欢说一句话，这句话我在台湾讲过，在香港也讲过，在内地讲得更多，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好，不如文学好”。这是内地的一个电视广告的语言，就是河南有一个品牌的冰箱叫“新飞”冰箱，它的广告词是什么呢？“新飞广告做得好，不如新飞冰箱好！”就是广告做得这样好，我的冰箱更好。所以我就说：“各种文学大奖好，不如文学好！”但是很难做得到。为什么呢？这个文学奖你看得到，很热闹，很光荣，一下就身价十倍，身价百倍，身价千倍！
高行健先生说过，他说“奖金的作用并不是最大”，我们从经济上说，文学、文学奖都有世俗的一面，但是它对于作家来说最大的鼓励、最大的奖励是什么呢？一下子他的作品到处翻译、到处发行、到处畅销，那个数字我个人的估计那是我们很多人所想象不到的，所以这还是一个方面。
这个就很难办，第一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奖励，非常正面的一个事情。第二呢，它又不是文学的标志，不是文学本身。文学崇高如云霞，文学人与文学奖可都是世俗的活人与他们的活动。奖是名利双收的事情。
比如我们谈中国，什么样是中国最好的文学？李白的诗、屈原的辞，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哪一个得过什么大奖啊？曹雪芹得过大奖吗？李白得过大奖吗？李白得的奖就是皇帝给他一个牌子，说让他可以到各个酒家去喝酒，当然这个奖也是蛮风雅的，但是是真的是假的我们也不可考。所以你真正谈文学史，文学史还真的没有怎么记录过奖项，但是你要到各个国家去，各个社会去，奖都很重要！
诺贝尔文学奖最重要，影响最大，奖金最高。其他如法国的龚古尔奖，英国的布克奖，日本的芥川龙之介奖，美国的普利策奖也都有很大的意义，规格也非常高。但是规格再高它本身不是文学之花，不是艺术，不是诗本身，也不是文学奥林匹克，它是荣誉和金钱，是文学的大推广。很不幸，不管你的作品写得多么好，你仍然需要荣誉，仍然需要金钱，仍然需要社会各个方面承认，需要有力的推手，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我想说一下政治和文学。这个诺贝尔文学奖呢，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这个诺贝尔文学奖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我们先从苏联说起，20世纪60年代的诺贝尔文学奖奖励给帕斯捷尔纳克，他的名作是《日瓦戈医生》，美国拍的这个电影，《日瓦戈医生》的主题曲非常动人。因为帕斯捷尔纳克得这个奖受到了极大的压力，被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他也只能选择拒绝领这个奖。但是赫鲁晓夫先生在他晚年的回忆录写到，当时他处理这件事情完全是根据下面写的报告来的，他本人并没有读帕斯捷尔纳克的这部长篇小说，后来他读了，才觉得帕斯捷尔纳克写得非常好，他对自己的不当处理而感到愧疚。
再往后也很好玩，诺贝尔文学奖奖给了肖洛霍夫，肖洛霍夫的代表作《静静的顿河》，这四部到现在仍然是不朽的名著。苏联很高兴，因为他是苏共中央委员。他很会说话，他在苏联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上发言，他说：“西方攻击苏联作家是按照党的指令来写作的，他们是胡说八道，我们是按照我们的心的指令来写作的，但是我们的心是向着苏联共产党的！”真会说啊！但是这说什么并不重要，对肖洛霍夫来说最重要的是他的作品。他的作品是十六岁开始写的，四部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写得不得了。而且他担任过苏共中央委员，他是赫鲁晓夫第一次访美代表团的一个成员，走到哪里赫鲁晓夫都说：“这是我们苏联文化的代表！”是这样一个人，他也得诺贝尔文学奖。
然后再下边呢，还是在之前之后，这个我说不清了，又出来一个麻烦，又奖励了索尔仁尼琴，就是写劳改队、写西伯利亚的流放，苏联的反应就是你这儿奖励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正在国外访问，我这儿就宣布吊销索尔仁尼琴的护照，这样索尔仁尼琴就被流亡了。
然后跟中国呢，也有很不愉快的、歧义的记忆。所以呢，有过一种看法认为诺贝尔文学奖就是专门奖励社会主义国家的异议分子，意思它是不怀好意的，是敌视社会主义体制的，连西方国家都有这种说法，说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奖给社会主义国家的叛徒的。但这个说法也不是特别全面，因为北欧，这是另一路。我到瑞典去过两次，挪威去过两次。北欧这一路，千万不要以为北欧是听美国的！我再举一个尖锐的例子，1986年1月我在纽约参加第48届国际笔会。在这个会议上，开幕的时候，当时美国的国务卿是舒尔茨，舒尔茨这次做开幕演讲，这个时候美国所有的作家闹起来了。其中有一个我认识的俄罗斯裔的美国短篇小说作家叫格丽丝·佩里，她脱掉了自己的鞋子——高跟鞋——就在桌子上叭、叭、叭、叭……就在那儿敲。我只知道赫鲁晓夫先生曾经在联合国大会上脱掉鞋子敲桌子，我还没有见过，那次我是看到了美国的女作家用自己的高跟鞋敲桌子，这是一种很可爱的情形。什么原因？就是美国政府拒绝刚才提到的哥伦比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西亚·马尔克斯入境。就是那一次的会议入境还是此前的一次什么会议入境，我到现在没有查清楚，如果澳门大学哪个朋友能帮助我查那就更好。全体美国作家喊成一团，使舒尔茨（国务卿他也算高官了）的讲话根本无法进行下去。
更早的时候，1972年诺奖奖给了德国的海因里希·伯尔。此后德国的驻华大使叫魏克德（Erwin Wickert），他请我还有冯牧先生，还有柯岩女士，还有白桦，我们几个人在那里吃饭。这个魏克德先生他就非常坦率地说，这个事曾让他们非常头疼，因为海因里希·伯尔除了骂德国政府和德国社会以外，不说别的。后来我有幸在伯尔去世以后在伯尔的别墅里生活了六个星期，他们给我讲了一个特别有趣的故事，说伯尔得了诺贝尔奖以后呢，当时德国的这个总理听说他得奖了，虽然不感兴趣，但也得去他家里表示祝贺，礼貌性地喝一杯咖啡。这个总理去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个伯尔啊他的脾气很怪，他住在一个很小的村子，那个村落叫“朗根布鲁赫”。这个“朗根布鲁赫”挂了一个牌子，按照德国的习惯，它一个村子要写明所属，比如说它应该是德国，然后是什么什么州什么什么市，然后是什么什么村。但是伯尔说谁听他们管，给我写上“朗根布鲁赫自由邦”，这样村里的人——村干部一看说怎么办呢？总理来了一看这里写着“自由邦”这可怎么行。后来伯尔也挺通情达理，说咱们临时改一下，就把这个拿掉了，就换了一个牌子写上：“什么市，什么什么地方……”然后总理就来了，来了就祝贺啊，喝咖啡啊，吃饼干啊，又握手啊什么的。科尔是政治家嘛，表示对文人的尊重。文人对于总理的驾到还是表示很欢迎，是不是真的欢迎？天知道。然后他就走了，所以这一点也很好。
瑞典科学院绝对不承认他和政府有任何的关系，瑞典科学院他奖西方作家的时候，还特别喜欢奖励“左翼”。他们的爱好是与一些政府叫叫板。咱们应该熟悉葡萄牙得奖的萨拉马戈，他是葡萄牙共产党人，他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前领导阿拉法特的密友。还有意大利的那个剧作家，大陆一开始把他翻译成拉弗，现在翻译成迪里奥·福什么的。他也是非常“左翼”的一个作家，他自己都不相信他得了奖。
反正是这样，从瑞典科学院来说，他坚持他的没有政治意图，但是他的评委有一定的政治倾向。而作家也是这样，从作家来说，包括肖洛霍夫在内，他也不承认他是受苏共的支配来写作，实际上任何一个作家都不是遵照上峰的指示来写作，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在自己的作品中包含某些政治内容。就是作家也好，文学也好，你很难把政治的爱恨、政治的经验、政治的情感、政治的情绪从作品中淘洗干净、彻底清除，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是生活啊！通常人的生活里有那么多的政治，你把政治全消灭了以后，他的记忆很大一部分都被消灭了，这可怎么办，他没辙！
但是呢，文学又有一个好处，它比较直观，它比较丰富，它比较复杂，它需要人性，它需要性情。他写的是生活的经验，又要有自己的想象，更要写自己内心的情感。那么内心的情感、想象、梦幻、经验是不会成为某种政治观点、政治见解的注脚，这是不可能的。它是毛茸茸的一片，它是原生态的一片，即使你在最最最政治的时代，那么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拥抱的时候，他感受到的是什么呢？他感受到的是温暖，他感受到的是一种吸引力，他感受的是爱，他感受到的哪怕是欲望，他不可能感受到的全是政治！说我这样亲一下是为了击倒、打倒帝国主义。我这边亲一下说不定能给台独分子摧毁性的打击，这是不可能的！文学就是这样的，文学具体、形象，它充满了情感。韩少功先生说过一个很有趣的话，他说我喜欢没事想事，想清楚了我就写论文，想不清楚我就写小说，写小说是想不清楚的事！
莫言先生也坚持这样，他说：“我认为文艺作品比政治更大！”他说的更大的意思是涵盖的面更广，因为你可以写天时地利，可以写风花雪月，你可以写花鸟虫鱼，政治上不会天天研究这些。尤其你还可以写男男女女、少男少女、老男少女、老女少男……写很多很多的方面，这都是你别的领域上所得不到的。
类似的观点就是捷克的异议作家米兰·昆德拉，他说小说本身就是对专制政治的反抗，因为小说的解释是多义的，不是一个独断的、只能有一种解释。但是对于米兰·昆德拉的说法如果你要抬杠也可以抬杠，因为有些专制主义者他也写小说。北京就举行过萨达姆·侯赛因（就是被绞死的伊拉克前总统），他的小说集的中文版的出版发行仪式。而且伊拉克大使馆还给我发了邀请，但是我因为第二天一大早要飞往伦敦，所以我没有出席那个书的出版仪式。你们要寻找我的劣迹的话，我也没有这一条。但是他写小说，萨达姆·侯赛因写的小说还不错！我简单地说一个他写的小说，就是在伊拉克发生的一个政变，一个部落的酋长给政变成功的将领发贺电，但是那个地方发电报很难，他要骑着马或者坐着车出去走两天才有一个邮政局，又赶上了雨，所以他两天多才到了那个邮政局，然后他写好了贺电给那个将军，祝贺他的政变成功，开始了伊拉克新的一页。那个邮电局的业务员就说：“先生，你疯了！这个政变已经失败了，国王已经把这个将军枪毙了，你给枪毙的人发贺电，你不想活了吗？”这个部落的酋长一听：“嗯，是真的吗？”他拿来了报纸各种材料一看，果然政变已经失败了，发动政变的将军已经枪决，他说这个好办，立刻把贺电的词一改，给国王发一个贺电：在国王的英明领导下粉碎了无耻的政变。你说萨达姆·侯赛因这个小说写得也不算太坏。卡扎菲也写小说啊，我就不介绍了。所以米兰·昆德拉先生想用小说来反抗专制政治，这也是一厢情愿。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对文学可以保留更宽泛的解释，对文学做那种狭隘的，全称肯定或者全称否定的解释那是有害的、愚蠢的、可悲的！我们中国人已经有这样的经验。
第三件事就是要说一下，莫言得奖是一件好事。莫言得奖，因为直到得奖以前都有很好的评论家、文学家、教授在那儿声言：“十年之内，二十年之内中国的任何作家都不可能获诺贝尔文学奖，如果莫言得了奖，我从此戒饭！”不是戒烟、戒酒，是戒饭。撂过这种狠话！所以莫言得了这个诺贝尔文学奖以后，起码戒饭的先生他可以少说一点话，少说一些贬低当代文学作家的话。
当然有些人很注意提醒，说这个得奖啊就是奖莫言个人，和你中国没有关系，和中国的当代文学也没有关系，不是奖中国当代文学的。这个说法也是似是而非，因为任何一个作家，任何一个文学现象他和他的人文环境实际上是分不开的。当我们说到莫言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想到中国还有一批年龄跟莫言也差得不是太多，写作也和莫言有相互影响的优秀的作家，比如说韩少功，比如说张炜，比如说王安忆，比如说张抗抗，比如说铁凝，比如说余华，比如说刘震云、迟子建、毕飞宇、阎连科，等等。文学，这毕竟是一个社会的现象，也是一个时代的现象。
在莫言得奖之后，有人问刘震云，刘震云也谈得非常好，他说：“记者追着我问我的感想，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就好比我的哥哥新婚进了洞房，我的哥哥进了洞房问我的感觉？我有什么感觉呢？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感觉！但是我要说莫言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很应该的，类似莫言的至少我还可以说出十个来。”这也是一种说法，作家的说法都很好玩。
反过来说呢，对莫言得奖也有一种攻击的声音，就说我的好朋友德国的“顾大炮”叫顾彬，就说莫言的写作有什么缺点什么缺点，高行健的写作有什么缺点什么缺点。他说这些人的缺点只要一多说了，你们就会发现中国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只不过都是穿着新衣的皇帝罢了！这个说法也听着过瘾，尤其是没有得奖的人，一想得奖的都是皇帝的新衣，马上让人扒下来了，我们虽然没有得奖，至少暂时没有人非要扒我们的衣裳，觉得很舒服。但是这个话呢，我要说，我告诉你，世界上一切的权威，一切的伟大，一切的幸运的名与利都可能有它破绽的一面，都有它弱的一面，都有一个即使不是皇帝的新衣，也还像是有一个皇帝的围脖、皇帝的领带或者皇帝的裤衩的这一面。如果你要这样扒的话，你慢慢扒吧，有你扒的！
岂止是莫言啊，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诺贝尔文学奖每年发一个奖，发到现在已经67、68个人了，说68个人，请咱们在座的学文学的人给我说出十个人来，你们谁能说出十个人来？有外国文学的专家在哪里？你说不上啊，我知道得还多，因为我参加了一些文化活动，譬如说我在伦敦见过尼日利亚的索因卡，索因卡是一个黑人作家，又年轻又可爱又帅——靓仔！但是我没有读过他的作品。埃及的作家纳吉布·马哈富兹，爱尔兰的作家希尼，美国的作家布罗茨基，他是波兰人。当然更不能不提的是我在意大利结识、后来她到北京我家来过的英国女作家朵丽丝·莱辛，一大堆人啊，在中国有多大的影响啊？所以说他们的这个……顾彬说莫言的作品活活烦死人，“烦死人”这个词其实俄罗斯的作家就这么说过，陀斯妥耶夫斯基最烦的两个人，一个是屠格涅夫，一个是别林斯基。托尔斯泰最烦的是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认为莎士比亚是皇帝的新衣，如果扯下莎士比亚的新衣来，他也是一个光屁股的皇帝。所以作家之间说的这是一种感情用事之论！不用管他！
莫言写得非常好，好的特点一个是他特别善于写感觉。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担任《人民文学》主编的时候，他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过一篇中篇小说叫《爆炸》。这个《爆炸》我现在别的已经全忘了，我就记得写的是一个儿子，农村的一个儿子被他的老爸扇了一个耳光，他这一个耳光，他把他的感觉、听觉、嗅觉、触觉……他的各种印象写得那么淋漓尽致。1985年我是51岁，我为什么说我的年岁大，恰恰是我读了这个作品以后，我跟很多编辑说：“我只是在看完莫言的《爆炸》以后，我觉得我开始老了。”当时还没有预见到我都78岁了还有兴致到澳门大学来谈莫言，这个已经是很久远的事了。
第二，莫言的想象力很开放，当然他也受世界各国的影响，他受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影响。那个《红高粱》一上来我爷爷、我奶奶，我奶奶是在高粱地里面野合而生出来他的父亲，这个他其实是受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的影响，因为那个《铁皮鼓》一上来吸引人的就是德国一个矮个子的士兵，为了躲避追捕，躲到一个妇女的裙子里面。然后在裙子里面跟掩护他的这个女人发生了性关系，然后就产生了他的爸爸。这样写爸爸、爷爷，德国人肯定是第一个，但是莫言跟咱们抡到他爷爷、他爸爸上来说事了，就是他敢于突破中国人的观念。
然后莫言还有一个好处：他写作踏实，热情洋溢，像井喷一样。他说他四十多天就写一部小说。那个顾大炮就说：“我们德国人写作一年最多不超过二百页，他四十天就写四百页，这样的作品能是好的吗？”我想他是真实的德国人啊，不是德国人哪有用单位时间来衡量作品的优劣啊，这完全是德国工程师的思想方法。莫言有这样的冲动，然后他一直在坚持写作，但是如果说莫言的写作有些地方写得粗糙，这绝对是真实的，说他有些作品有时候自我有重复，这也是真实的。说我们作为对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我们对莫言有更高的期待，希望他能写出更加美好的作品，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至于见仁见智，有的说我就是讨厌莫言的作品，这完全OK的事情嘛，你讨厌你不看就完了嘛！诺贝尔文学奖的奖金是从那个基金会给钱的，又不需要你纳税，这个你可以不去管它。但是他得奖毕竟是一件好事，对当代文学是件好事。我说过，我说中国作家有两项原罪：一个是没有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个是没有当代的鲁迅。没有一个自称我就是当今鲁迅的。鲁迅的问题我们今天就不谈了，诺贝尔文学奖至少现在可以说，我们很熟悉的“小哥们儿”莫言就得了。
有一种无聊的议论，就是认为莫言得奖不够格，原因是莫言没有认真地反体制，这不是要求作家又红又专了，是要求作家又白又专，不是红卫兵，是白卫兵，与红卫兵的思想方法差不多，太幼稚也太可叹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把北欧的这一个奖看得比天还高，然后把中国的文学看得比地沟油还臭，这个有点变态，有点下贱，这就太不实事求是了。中国的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一个部分，它是无愧于我们的读者与我们的前辈的。
当然，文学再伟大，他是活人写的，活人是有缺点的，有急躁的时候，有不能脱俗的时候，有酒喝多了的时候，有肉吃得太多消化不良的时候，所以有缺点也不足为奇。
还有一个问题呢，现在由于多媒体的发展，由于视听文艺的发展，又由于网络的发展，所以国外就有一种怪异论说是文学即将消亡！小说即将消亡！说人们不用看小说，看小说干什么？看电视剧就行了嘛！听爱情歌曲就行了嘛！你在床上看见一个猛男和一个靓女在那儿抱过来抱过去，滚过来滚过去，这比你看一首爱情诗过瘾多了，是不是？但是毕竟文学有文学的魅力，文学有文学的含蓄性，如果都是大吵大闹，都是那种感官刺激的东西呢，说不定是文学艺术品质的降低，是人类精神品格的悲剧！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也感谢瑞典科学院他们坚持办这么一个奖，告诉我们书还是要读的，字还是要写的，文学还是要做的，文学系还是要设立的，驻校作家也不妨继续传下去！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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