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30日在总后政治部的演讲

    谢谢大家！谢谢刘主任的鼓励。今天讲的题目就是我们中国的文化当中对于治国理政的一些比较重要的说法，我不是以书、以学者主张为纲来讲的，而是就在人民当中已经形成的有比较重要影响的我们的一些思路，结合我们的国情来谈谈。

    第一个说法，我就谈这个“世界大同”的影响，这个对中国人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不管是什么样的具体的政治的选择，中国人心目中有一个终极的政治社会理念，这个终极的政治社会理念就叫作世界大同。《礼记》上就讲到这个，这个还谱写了歌曲，就是专门有这么一个歌曲，“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以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从这个对大同的理解，我们可以看出一些，我们现在不是整天讲价值观吗？我们整个的中华文化，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价值观念，这个价值观念就是毛泽东主席喜欢说的一个词，叫一大二公。他认为“大道之行也”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呢，“人不独亲其亲”一个人不光是爱自己的双亲，“不独子其子”不光是爱自己的孩子，而是爱全世界的孩子，全天下的孩子。那时候没有现在的国家观念，那个时候的国家观念认为就是中国是一个大国，周围或者是海，或者是一些蛮夷之地、小番邦，我们是唯一的国家，所以把“中国”说成是“天下”，叫“天下为公”，而且是天下为“公”而不是为“私”。这样一个中国的观念，我始终觉得它和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胜利是有关系的，中国从这个世界大同的观念上，它很容易接受社会主义，“天下为公”这句话孙中山也非常喜欢用，孙中山到处题字“天下为公”，孙中山正是用“天下为公”这个口号来推翻清王朝，认为天下不应该是“私”的是“公”的，不能是一个朝代一个姓氏，比如说是爱新觉罗氏，你一个爱新觉罗就可以把这个天下都归你，所以说它是一个很锐利的思想武器。这第一，我们有这样一个喜欢“大”、喜欢“公”、喜欢贬低这个“私”的文化传统。

    以我个人来说，刚才刘主任也提到，我在少年时代就接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北京地下党建立联系是1946年，我12岁，为什么我喜欢接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除了国民党的腐败无能以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觉得只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是你爱自己的老人，也就是“不独亲其亲”那个道理一样，你还应该考虑到所有的老人，你爱自己的孩子，你还要为所有的孩子负责。才容易接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它有一个很高级的思维，一个政治理念。

    第二，它还反映了中华文化的一种概念崇拜，就是越大越好，要找到这个最根本的概念，中华文化也是寻这个概念之根，中国基本上就是这些读书人，这些有学问的人，所谓圣人；这些圣人基本上不是追求人格神，这些话我都不细说，但是中国追求概念神，就是要有一个终极概念，比如说“道”，老子说“道”，“道”是终极概念；到了孔子这儿，他也说，他说“道”是终极价值，“朝问道，夕死可矣”。就说这个道比生命还更高、还更重要，所以我们从这个大同的观念来说，有利于我们理解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被接受，也有利于理解中国思路。寻找终极概念和大概念，是中国哲学的一大特色。而且世界大同这个观念甚至于超越了有些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因为国民党他也讲“天下为公”。上次国台办的王毅同志非得让我去参加在桂林举行和台湾的一个文化论坛，我就讲，我说国民党的党歌他唱的是什么呢？就是“以建民国，以进大同”，民国是初级纲领，大同才是高级纲领。后来我的这段讲话在《新华文摘》上面也做了宣传，也就是说在中国的政治生活当中，“一大二公”是终极的信仰，以权谋私是被人所看不起的，我们自古就形成了这样一个思路。

    第二个，我就想讲以德治国。就是中国人认为，这个统治的合法性，在于你是道德的代表，你是道德的高峰，中国的士人是这么说的，读书人孔子是这样说的，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北辰就是北极星。对于你的道德，由于你的道德的定位，由于你有一个好的道德的修养，因此你就有权力来治理这个国家，你就有统治的合法性。这个说法很有意思，它不是从法理上说，也不是用神话来说，它首先要求的就是，统治者要讲道德，为什么呢？这又是一个中国文化的独有的思路，道德这个东西不是我们人所创造的，道德是什么呢？道德是天和地所给我们的不可动摇的这样的一个价值，用现在老百姓小青年的话就是道德没商量，你这个不能商量，为什么？天就是有道德的，中国最早的目前能看见的文字的书，就是《周易》，《周易》提出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就是说，中国的思路要把世界要把天地道德化，用庄子的说法就是“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它自己不吹，但是各种的优点都在它身上，天的特点是“行健，自强不息”；而地的特点是“厚德载物”。这样的一些观点对中国人的影响非常深，就拿自强不息这个观点来说吧，就容易使中国的、中华的文化和这个现代性接轨，因为我们是讲自强不息的，和一些消极的文化不一样。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因为从来还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情，就是有一个故事，我在三个不同的洲，不同的大洲、不同的国家，听到了完全同一个版本的故事。我最早看到这个故事是德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海因里希·伯尔写的。他写过一个题目就不像小说，跟论文一样，但那是一篇小说，叫《一个关于劳动生产率低下的故事》，故事很简单，一个渔人在抓鱼，那天的鱼特别地多，简直把他累得干不完活儿，完成不了任务，旁边有一个很壮的小伙子在河边的柳树底下睡觉，睡得正香。他就把这孩子叫醒，说小伙子小伙子，醒过来醒过来，给我帮忙。小伙子说我给你帮什么忙啊！你帮着我抓鱼，你帮着我一天忙，一个小时按这个几十马克计算，完了以后你可以挣上钱。那个小伙子问我挣钱干什么啊？说你挣了钱，钱多了你可以到处旅游，过幸福的生活。小伙子说这么好的天，柳树底下靠着河边睡觉，这就是我的幸福，为什么我要劳动完了挣完钱才可以享受幸福，我现在就很幸福嘛！拒绝给他劳动。这是海因里希·伯尔写的一个故事。后来1999年我去印度，结果印度人到处跟我讲这个故事，说我们印度很多人有点懒，为什么呢？说我们有这么一个故事，一模一样，和德国人讲的这个故事一模一样，就是印度也有这样一个故事。然后2002年我去喀麦隆，非洲的一个国家，我到喀麦隆也听到这个故事，完全一样，觉得非常怪。关于印度，咱们私下说，有一些香港的老板到印度考察了以后，回来就说，他们感到绝望。但是这些话都是片面的，因为印度软件工业发展得非常好，起码它有这一方面。

    所以中国的文化里有这一部分，天行健，自强不息，还提出来“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就是每天你都应该有创新，每天你都要看到世界的新意，你要看到学问的新意，你要看到技术的新意，中国有这种很积极的一面。

    现在回过头来说，我们用一种道德化的眼光来形容天地，然后天地又变成了我们推行道德的一个依据，孔子如此，庄子也如此。这个以德治国，从历史上看，也受到很多批评。老子批评，他说失道而厚德，你没有了大道你不能按照客观规律自然而然正确地发展，整天进行德的教育。法家也批评孔子对道德的提倡，认为仁义道德实际上解决不了问题的。毛主席最烦这个什么仁政啊、什么把德放在治国的主导位置啊，毛主席他也有许多对这个东西的批评。毛主席最喜欢讲这句话，就是中国所有的帝王，都骂秦始皇，但是所有的帝王用的都是秦始皇的方法，而不是用仁义道德的方法来治国。秦始皇的方法是什么？就是以权力为中心，就是我要治国理政，我就必须巩固我的权力。当然，毛主席还有名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五四时期，对这个儒家有猛烈的攻击和批判，而且国共两党都是这样，国民党那边吴稚晖提出来把线装书扔到茅厕里去，胡适提出要打倒孔家店，左翼的大知识分子鲁迅提出来不要读中国书，这是事物的一面。但是我们还要看到另一面，另一面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帝王他是怎么样治国的，这个问题我今天没法在这仔细谈，但是中国的老百姓他希望掌握权力的人是有道德的人，中国老百姓的这样一个希望非常强烈，而且事出有因，当然我希望掌握权力的人，你懂得清廉、公道、清明、为人民服务，无私，至少你把你的私压到最低限度。所以你完全忽视这个以德治国那是不行的，你在中国而又忽视以德治国，你就违背了老百姓的愿望，你使老百姓失望，使老百姓反感。

    外国不见得，意大利刚下台的那个总理贝卢斯科尼，他说的很多话在中国人看来都是流氓的语言，别人批评他招妓、招童妓，他敢于在一个很正式的场合说像我这样的人又帅、又有钱、地位又高，女人都排着队啊，是不是？女人排着队等着我啊，那么怎么办？是不是？法国参加竞选总统的极右翼政党女政治家勒庞，她的父亲老勒庞竞选时曾跑到学校里头去讲话，那个吓死人啊：“我上台以后所有的学校都免费发放避孕套，你们现在还可以用手嘛，自己可以自己搞自己。”这是竞选总统的讲话呀！俄国的那个日里诺夫斯基，也是那个民主派，他说我上台以后，伏特加酒免费赠送不要钱，喝伏特加不要钱，这些东西中国人就非常难理解，你想竞选总统你怎么这副痞子腔调啊？外国真有。从这里头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以德治国你做得到也好，做不太到位也好，它本身起着一种对执政者的文化监督与道德监督的作用。

    如果你掌握着行政的权力，你掌握统治的权力，你又有许多缺德失德的行为，你就会被老百姓所否定。江泽民同志主持工作期间，在2001年1月10日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讲话，他提出来以德治国，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那一年，有一些中央的文件上，或中央两会，或者是人代会和政协会也都提到过以德治国，后来又渐渐地不怎么提了。但是去年秋天，中央关于文化建设的六中全会上又提出来了一个以德治国的问题，说明这个以德治国的思想我们不能丢，以德治国思想尤其是对这个掌握或者是履行这个国家管理、治理、治国理政的权力的人，是不能忘记的，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要求。

    这个以德治国里面，有一个事情我要特别提一下，就是中国为什么那么喜欢讲这个以德治国？西方的政治理论，请注意啊，我说的是政治理论，不是说实践，政治理论和实践中间都有一点落差，不可能你说的和做的都完全一样，这是不可能的。西方的政治理论的一个核心，就是要多元制衡，它的一个基本观点，它有点像人，性恶论，人是自私的，人是有许多弱点的，因此，就是互相让你咬着我，我咬着你，这样的话，通过不同的观点互相咬住了，才能够互相制约，它就制衡，通过制约而取得一种平衡。当然，里面还有很多黑幕，里面还有金钱的作用，这些多元制衡都体现不出来。刚刚我说它是理论，理论讲的是多元制衡，可是中国的政治，中国几千年，我们经常说是五千年来，五千年的文明，我们没有多元制衡的传统，这里我们不做价值判断，我们没有实行过多元制衡，我们实行的是什么呢？

    我们实行的是叫作“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就是很大一批有文化有智慧的人来想着怎么样把这个国家治理好，把这个朝廷的事办好。那么中国有没有这个制衡的问题呢？中国照样也有制衡的问题，中国的制衡往往表现在时间的纵轴上。西方所设想的是在空间上，是共时的，这个期间有极左派，但极左派虽然谈得很极端，有非道德派，像贝卢斯科尼那样，像勒庞那样，像日里诺夫斯基那样。但是呢，另外还有别的派，还有左派，还有右派，还有极右派，还有保守派，这些东西卡住你，你这个政治极端不到哪里去。当然，这也只是理论，在这个西方的政治上出现各种怪事啊，尤其是第三帝国希特勒的兴起，说明西方的政治上它也有许多的弊病，这个我们不去谈它。那么中国从古代来说，这个政治上的平衡表现在什么呢？最普通的表现就是，老百姓也普遍认知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就叫在时间纵轴上实现的平衡。很简单，赵氏孤儿，赵氏孤儿原来是赵盾的儿子，赵盾也并不是一个省油的灯，赵盾在晋国参加宫廷斗争，不是有一故事“赵盾弑其君”，他是把原来的君给废了，他另立君主，所以说他不是一个省油的灯。但时间长了，他慢慢衰落，被屠岸贾掌了权，屠岸贾设计害了赵盾，几乎把赵家全部灭光，剩下一个小孩，费了好大的劲儿，这是赵氏孤儿的故事。赵氏孤儿的故事在欧洲都非常有名。

    这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一个历史的变化，和中庸之道在中国很有关系。因为这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要求一个人做到不能当风派，叫不为己甚，就是做什么事你悠着点，你不要刮大风，不要做得太过分，为什么呢？你做得太过分了，将来情况发生变化，你就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要适可而止。我是介绍中华的文化，当然适可而止。这个吧，一味什么都适可而止也没劲，那咱们另说，这都是另外的问题。我不对这个做正确错误的判断，介绍中国人的这个思路要适可而止，所以中庸是什么意思呢？要我用今天的语言解释中庸，什么叫中庸？中庸就是上海合作组织提出的三个反对。反对极端主义，反对恐怖主义，反对分裂主义，这就叫中庸。而且苏格拉底、柏拉图都讲过类似的对中庸的提倡，就是有一些事情，你就要在这个中点上，你要善于把握平衡，你本身不要太极端，权力越大的人你本身越不要太极端。这个林语堂早就说过，他说中国的文化是一种比较老成的文化，中国人喜欢的是做事稳重，把握分寸，而不喜欢那种很毛糙的、过激的东西。我们还有一些说法叫“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话一开始我不太懂啊，百年树人，培养一个人要一百年，培养完这个人早死了。你从六岁开始培养他，要培养完一百年，你得等到一百零六岁，你怎么可能这么培养呢？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主席曾经对丁玲说看一个人要几十年，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要看那么长时间，因为中国的政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三十年他表现得很好啊，第三十一年他表现得怎么样？你不知道啊。到第三十一年情况一变化，他先把你卖了。这样的事多得很。“文革”当中有多少这样的事啊，吃谁的饭砸谁的锅，先把自己的领导卖出去。所以你要看一个人最起码得看三十二年，前三十年就这种情况，然后变化那两年再看看，还稳得住，这个人可靠得住，所以它又养成了中国中庸之道的这样一种提倡和喜爱。当然也有反面骂这个中庸之道的，因为中庸之道这个东西被老百姓掌握以后，会有所变化，老百姓那什么叫中庸呢？不阴不阳，不男不女，不拥护不反对，不承担任何责任，耍滑头，不负责任，也有这一面。这个以德治国还有一面，因为德是带有主观感受性的东西，德不好制定要领，部队什么东西都讲要领，它不好制定条例、要领这些东西，带有很大的主观感受性。

    所以我们中国做事就从古代来说吧，最注意的是让人家感受好，而不是注意这个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就是你什么样的人最吃得开，你做事的结果大家感受都不错，你这个领导得的票就多，反映就好。所以我就非常感慨，感慨《红楼梦》里面的一个例子，王夫人的玫瑰露，一种饮料，浓缩饮料，被彩云偷了，因为彩云跟贾环好，但是彩云不承认，非说不是自己偷的，而是玉钏，金钏不是让王夫人一个嘴巴给扇得跳井死了吗？说成是金钏妹妹玉钏偷的。平儿明明知道这是彩云偷的，但是平儿不愿意揭露，为什么不愿意揭露呢？投鼠忌器！她说要一揭露，偷给谁呢，是贾环让她偷的，赵姨娘让她偷的，当时，王熙凤生病，家里头是三驾马车执政，李纨、贾探春、薛宝钗三人联合代理王熙凤，探春是赵姨娘的亲生女儿，是贾环的亲姐姐，所以说一揭露贾环，就会影响到探春。所以平儿就采取了一个办法，让贾宝玉顶缸。她开会把彩云等都找来，跟大家说，玫瑰露谁偷的我已经知道了，但她是我们的一个好姐妹，另外揭露她吧，投鼠忌器，我怕影响到咱们这儿一个有头有脸的重要人物，那么现在，贾宝玉咱们这位爷，他好说话，他表示他承担责任，是他偷的，于是今天我们做出结论，贾宝玉偷的！从此谁要再说别的话我跟你们翻脸。然后这个时候彩云她就很感动，站起来说，姐姐说实话，我太对不起姐妹们了，是我偷的，现在要杀要剐，你们把我送到王夫人那儿去！平儿就说，想不到你这样“侠肝义胆”，但是，我刚才已经宣布结论了，贾宝玉偷的，谁要是再多说话别怪我不客气！这个事办完以后，没有人不说平儿好的，平儿太棒了，看着我都佩服，平儿这人怎么这么好，她要是在哪儿工作，她那单位能不和谐吗？林彪都说平儿好，平儿是林彪最佩服的人物之一。德国人听完这个故事能憋死，到底谁偷的？怎么成贾宝玉偷的了？他的思路跟咱不一样。所以中国讲关系学，这你没法办，这已经是一代一代接下来的这么个思路。但是我们知道人家这个情况，所以我们在弘扬继承中华传统文化的同时，还要看到我们缺少的东西，我们缺少科学精神，缺少实事求是的精神，缺少实证主义，我们有时候太注重主观感受了也不行。

    第三个说法和第四个说法我想放在一块儿讲，因为时间的关系，第三个说法就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第四个说法物极必反、盛极必衰和否极泰来、多难兴邦。

    中国这么长时间的历史，这个历史经过了多次朝代的更迭，权力的更迭。而且每一次权力的更迭都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都是通过农民起义、暴力革命来实现的。所以中国人深知道民心的厉害，对于一个政权来说没有比民心更重要的，民心比喻成老百姓就像水，水能够承载、承担这个船，这个船就是统治集团、权力集团、权力核心，权力核心你被水所承载，老百姓给你交税赋，给你出劳力，给你服兵役。水能覆舟，一旦你丧失民心，老百姓能把你给翻过去。这话很厉害，说明中国人自古以来不是不注意亲民的。以百姓之心为心，就是你那些治国平天下的人五人六，你本身不要有你自己的太多的固定见解，你就要看老百姓要求什么拥护什么。但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个话本身有点宿命论和不确定性，就是你老是摸不着这个“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规律，所以中国古代人老是说气数已尽。

    你可以看到这种情况，你气数正好的时候，这个皇帝也干了一些糊涂事，但是老百姓照样拥护；而到了气数已尽的时候，皇上其实很辛苦，硬是不行。最明显的就是崇祯，崇祯他不是一个荒淫无道的皇帝，他不是夏桀，他不是商纣，他也不是一个懦弱无能的皇帝，他本身是一个励精图治的，辛苦到极点，而且事必躬亲，谁都不相信的一个皇帝，但是他那时候明朝气数已尽了。载舟和覆舟有一种滞后性，你比如说一个新兴的政权，为人民做了许多好事，所以在老百姓当中非常受拥护，但是它又做了一件不正确的事，伤害群众利益的事情，但是跟那个给老百姓做的大的好事相比，你这点错误还是小的，所以老百姓总体来说仍然有对你的一种拥戴，有一种不但载舟，而且载舟中还其乐无穷，拥护你这个政权，然后一代一代一代下来了，到了明朝朱由检崇祯的这一代，你这各处欠的账已经太多了。压榨弱势群体，几代人的账，到了崇祯这儿怎么还也还不清，所谓载舟覆舟有一个滞后的，它并不是当场做对了，当场就收效了，当场做错了，当场就被历史所惩罚。

    那么第四条物极必反，盛极必衰。物极必反其中有一个原因，治国理政所犯的错误往往不是在它衰的时候，不是在它危的时候，而是在它盛的时候，盛的时候牛啊，盛的时候它会非常自信，盛的时候它会非常主观，谁的意见也听不进去，盛的时候会麻痹大意，盛的时候会腐败腐烂，越是盛，越有这种危险，它就变成了一个中国人认为是宿命的东西，盛极必衰，兴久必亡。

    自古是盛极必衰，兴久必亡，荣辱周而复始。你现在的荣华富贵，正孕育着你今后走背运、倒霉。我们还可以从大自然中找个例子，月盈则亏，水满则溢。这个月亮太圆了肯定就开始亏了，水满则溢。1999年，当时美国驻华大使，叫尚慕杰，尚慕杰在担任驻华大使期间，安排了江泽民主席对美国的访问。尚慕杰任期满了要走，他要求见江主席，江主席就跟他见了。江主席就跟他讲了段盛极必衰，兴久必亡，水满则溢，月盈则亏。他说现在美国非常强大，在全世界美国是没有对手的，但按照我们中国文化的看法，美国的这种处境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希望你把我的话转达给布什总统。后来尚慕杰回去了，不久后就发生了“9·11”事件。所以我老认为这个是江泽民主席根据中华文化对“9·11”事件的一次预警。当然，江泽民同志不可能知道具体的拉登有什么计划，但是美国它不可能接受，因为它没有这种文化。所以我们要未雨绸缪，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有忧患意识。胡乔木说忧患意识是西方现代主义哲学，是海德格尔这些人提出来的，我说不一定，我认为忧患意识就是范仲淹提出来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乔木很谦虚，他说，这么解释还行，没有再对我教训两句。现在忧患意识已经进入党中央的正式文件。所以中国人讲的这个“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物极必反，盛极必衰，这一套是非常重要的。

    第五个说法就是无为而治。无为而治是老子说的一个相当极端的话，匪夷所思，从纯学理的观点上它很抽象，它比孔子的那一套还高明，那么我们怎么认识这个问题呢？我们要知道老子这个问题产生的背景。当时的背景就是天下大乱，中国分裂成了各个诸侯国，燕、韩、赵、魏、秦还有很多小国等，这些诸侯国家都励精图治，都变法图强，都等着迅速地要统一天下。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当时的这些士人，这些读书人，这些劳心的人，天下并没有固定统一的主流的这么一个思想，所以个个就像卖狗皮膏药一样人人在那兜售。当时有诸子百家，诸子百家人人都在说自己的最好，在这种情况之下，把老百姓折腾得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想活活不好，求死死不了，所以老子就针对这样一种现象，争权夺利，各自兜售的这种情况，他提出来无为而治。你一天一个主意，你一天一个说法，你一天一项政策，你一天变一个花样，把老百姓折腾得没法再活了，用鲁迅的说法就是想做个奴隶也不可得了，老子提出来无为而治，他是有这样一个针对性。所以他提出来说，治国理政的最佳状态就是“太上，下知有之”，也有的版本叫“不知有之”，太上，最高理想，就是老百姓对这个统治者知道你有，但是跟我关系也不大，这个太阳该出来也出来了，月亮该下去也下去了，我渴了我要挖井，我饿了所以我要种粮食，我跟你没什么关系，老子说这是老百姓生活最舒服的状态。

    其次，誉之，就是老百姓唱颂歌，颂歌太多未必是好事，颂歌听着舒服啊，神仙也喜欢听颂歌啊。所以老子也认为大家都来歌颂，期待值过高最容易反目成仇，所以他认为是第二等。再其次，惧之，就是他怕你这个政府，怕你这个权力。你一点不怕不可能，很简单，司机对交通警察他能不怕吗？你不可能颂之誉之，你爱那交通警察那也不可能，除非那交通警察是女的，那也是另外一种情况了；第三等是惧之，为什么惧？因为他有这个权力。第四种是最坏的情况是辱之，侮辱。老子他没有仔细解释，怎么样侮辱，简单地说就是互相侮辱，有权力的人你不尊重老百姓，老百姓就不尊重你，见你面还惧之。老子很实在，他分析得非常实在，他认为最好的情况是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他说的这个在今天现代社会是不能照搬的，他讲的有他的一些说法一些想法。无为而治，对于今天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不折腾，你少折腾老百姓，你自己该研究什么事，你研究，研究好了你再干。所以老子又说“无为而无不为”，就是你的一些过分的、折腾人的事少干点，那你应该干的那些事你才能干得好。你整天费心思管那些你不该管的事，红歌本来也很好，你唱红歌抓起来没完，完全变成国家行为党的行为，也会变成扰民。就“无为而治”的这种思想，庄子说得更透，他说“上无为而下有为”，就是官越大你越要无为，下有为，官小的你可不敢无为，你无为不要你了，早就不录用你了，该扛麻袋，该修桥，该铺路，该收钱的收钱，该退钱的退钱。上无为而下有为，我们还可以理解成和我们今天的一些思想一致的地方，就是刘少奇早就提出来的：相信群众能够自己解放自己，不要包办代替，不要事必躬亲，不要事无巨细。

    这里有一个很先进的观点，上无为而下有为，目前西方也在讲，这个权力除了横向的分权外，还讲纵向上的分权。比如说，你文化部管唱歌跳舞管图书馆，但是你不管交通管理，那个是公安部门管的，这是横向分权，还有纵向分权就是该你科长管的事你处长不要多管这些，该处长管的事，你局长不要多管这些，完全做到这一点不容易，非常难。但是力争做到这一点就可能，我在文化部的时候，我也收到过中央这个领导批下来给哪一个演员解决房子问题，那我怎么办，没有一处房子是由我分配的。我只能请房产管理处来管，我不能管。他这个上无为而下有为有点意思，但实践上并不多，中国学者真正的专家提出来的说中国既能做到以德治国，又能做到无为而治的，整个中国的历史上只有西汉的汉文帝和汉景帝，因为他们实行的是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就是对外也比较平稳，他们对外尽量避免事端，对内尽量减少老百姓的负担，所以从儒学这个以德治国的观点上，他们觉得文景之治还算基本上做到了，从道家的无为而治的观点，它也基本上做到了。

    第六个说法和这个第七个说法联合一块儿说，就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将欲废之，必先兴之。知白守黑，知雄守雌，知荣守辱，低调治国。五、六、七、八大部分都是道家的思想，它有值得参考的东西。我说过，道家的思想不能当饭吃，你真按道家思想非丢掉这个权力丢掉国家不可；但是可以当茶喝，可以当王老吉凉茶喝，就是它让你脑子不发昏，这个我们可以略加参考。这和我前面说的物极必反也有关系，既然物极必反，那就是这样，你要想拿到什么东西，你先得给出去什么东西。其实这种话我们看《毛泽东选集》，毛主席有一篇叫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毛主席就提出来你要用90%的力量给老百姓东西，然后用10%的力量向老百姓要东西。你不能先跟老百姓要东西，那成国民党的兵了，你成土匪了。先为老百姓谋福利，打土豪，分田地，是谋福利，推广良种，也是谋福利，扫盲、治传染病、治地方病，这也是谋福利。所以老子他就是看到了这一点，当然，历史上也有对老子的批评，认为老子的这一套“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将欲废之，必先兴之”也有点意思。

    中国的政治有一个说法，就是叫作引诱敌手犯错误，中国军事也有这个说法，孙子也有这个引诱敌手犯错误。其实外国也不是没有，就前些时候，恰恰就是在重庆看电视，讲阿拉曼战役，在埃及由蒙哥马利和隆美尔指挥的一场战争，这个蒙哥马利完全引诱他犯错误，他一开始力量用得不是很足，他取胜了但是他并不去追，就是让隆美尔麻痹，使这个隆美尔认为蒙哥马利这实力不够，不敢打，他这死守还行。结果，隆美尔他在鼻炎的病症下，回国治病去了，利用这个时候蒙哥马利发动了一场大的战役，给这个德国法西斯在北非的军队予以惨重的打击。他也是引诱他犯错误，他找一些舞台搞布景的人弄很多假的，把这个重炮也化装成大车，把大车化装成帐篷，很多很多东西，引诱敌人犯错误。据说，冯玉祥将军要是恨谁就派他当司务长，三年内不检查他的工作，三年以后开始查账，找出一个毛病来枪毙。所以有人说，老子这个最毒，太毒了，这些都是害人的招儿。但是我并不这么看，我老举这样一个例子，鲁迅也用这个，但是出处是俄罗斯的克雷洛夫，鹰可以和鸡飞得一样低，但是鸡不可以和鹰飞得一样高。老子他是从大道，从整个治国平天下，从宇宙的根本道理这个意义上来理解，你把这个变成阴谋，他也有点阴谋，也可以当阴谋使，问题就是你对谁使，对敌人你当然要讲谋略，“知白守黑”这些又是非常有名的话，老子提出来“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知其雄就是我知道怎么样我才能最牛，但是我宁愿保持低调，保持谦虚、慎重、小心翼翼，“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谿”。我知道我怎么样才能有荣耀，才能立功，我知道我怎么样才能够荣华富贵，但是我宁愿处在一个比较谦卑的地位，我能做到忍辱负重，我能做到但问耕耘，不问收获。“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就是天下什么事情我都看得跟明镜一样，我都很清楚，但是你不要走在哪儿都表示你什么都清楚，你宁可认为自己尚不清醒，你先听听别人有没有比你更明白的，想得更好的，这是比较带有中国文化特点的一个人。

    当然它和现在情况有很大的不一样，现在随着现代化的进展，我们也有另一方面的提倡，其实中国历史上也有另一方面，就是毛遂自荐，说你有棱角，你有尖锐，你放在一个麻袋里它也能扎出来，有这个毛遂自荐的说法，也有自己充分燃烧的这个说法，也有要发挥充分余热的这么一个说法。但是老子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就是低调做人，低调行政，低调治国。为什么治国也要低调呢？很简单，你调子太高了，老百姓会将你的军。我很早就发现过这个，1987年我还在文化部上班呢，带一个官方的团去泰国，泰国的很多人就告诉我，说泰国的官员贪污非常严重，所有的人都搞走私，可是老百姓也就算了，为什么算了呢？说老百姓的观点是，做大官嘛，没这点钱谁做大官啊，我没当上，我要当上我也这么干。这当然是不好的，这是错误的，我绝不是说这个好，但是这个给我一个启发，就是你调子越高，老百姓越要将你的军。你调子高了以后，人家都按这个调子办去了，你调子太高了以后，老百姓又发现你做的一些事又有一些不太妥当，往往会被夸大，被夸大十倍、百倍、千倍，都是有可能。知白守黑里面还有许多许多的观点，比如说它和邓小平提出来的这个韬光养晦就有很大的关系，就是你不要太张扬，绝不当头，它和毛主席说的“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是一致的，毛主席提出来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也有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为什么高贵者最愚蠢，因为高贵者包袱太重，把自己看得太高，把自己看得太贵，不敢实事求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却能够把一件事情看得很清楚。

    第八个观点就是“治大国如烹小鲜”，这话非常美，而且这个思路非常奇特，这个很多地方都被引用了，这是中国最受欢迎的一句话。美国的里根是1980年当选，1981年上台的，他在总统就职演说当中，引用了“治大国如烹小鲜”。我们国家有些领导人，比如说温家宝总理也引用过“治大国如烹小鲜”这句话，他说治大国就像烹小鱼一样，他的意思还是不折腾。韩非子本身是法家，但是他作为老子的学生，他解释：“故以理观之，事大众而数摇之，则少成功；藏大器而数徙之，则多败伤；烹小鲜而数挠之，则贼其泽；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贵静，不重变法。故曰：治大国者若烹小鲜。”这个韩非子解释，他说你是管大事的公共管理者，你搞公共管理，你不能够让老百姓不安，首先就是要保境安民，你的老百姓要安定，不能让他们始终处于一种兴奋的状态，你有重要的财产，你不能来回地运，来回地运你就会伤害它。烹小鲜数挠之，你熬着小鱼，你在里头不断翻个儿，它变成一锅烂粥烂汤了。这个后来河上公还有解释，小鲜就是小鱼，就是你熬小鱼不去肠，因为肠子太小，不用去鳞，“不敢挠，恐其糜也”，糜也就是烂了，给它煮烂了。其实要是这么说的话呢，我觉得河上公注得还不全，因为他光说了炊事这方面，还没有考虑另外方面的，一个是火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火太小这水熬三个小时没开，再看那鱼已经没了化了，也不行，火太大了当然不行，所以还有水的问题、火的问题。但是对我个人来说更重要的，我最喜欢的是他的这种精神状态，这个老子讲的不是烹调，不是讲的伙食，老子他不是管后勤的，老子他想的是治国理政，是天下有道，治国之大道，因此“治大国如烹小鲜”，既有谦虚、慎重、小心翼翼、不折腾、不闹腾、不出幺蛾子、举重若轻、心态平和、不骄不躁，尤其不可歇斯底里。主政的人当领导的人不能动不动就激怒，不能动不动就歇斯底里，而保持着一种平常心——出点乱子这是正常的，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有点成绩那是当然的，你一点成绩没有你白吃饭的呀，这都是很正常的。所以他这个“治大国如烹小鲜”，这是一句很美的话，我们不但可以研究他的道理，而且可以用一种审美的心态。

    其实中国这个讲政治的说法还多了，远远不止这八方面，还有许多的说法，比如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也是一种说法，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是毛主席爱引用的，这也是一种说法，自取灭亡，这也是一种说法。我们刚才说了气数已尽，或者是气数正好，或者是命不该绝，这些说法在中国来说，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它跟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这样一个这么多朝代的更迭，这么复杂的政治斗争是有关系的，和中国的我们的这种思维模式也是有关系的，和中国的历史沿革也是有关系的，我们今天来看来谈，就是从当中来弘扬、来寻找一些精神的资本，不可以照搬。我们今天不管是谈中国的古代文化也好，还是谈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也好，都是为了我们中国的今天服务，都不能离开邓小平同志所讲的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我前面讲的这些意思，决不包含，我们今天还要使用中国几千年以来的这些古老的方法来治国理政，而只是谈谈，扩大一下我们的视野，仅仅参考而已，我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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