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大家，谢谢许平书记的介绍，我不太敢到科学院的图书馆来讲，这个题目在其他地方讲过，叫“智慧的五个层次”，后来我说这不行啊，科学院的人都挺科学的，五个层次，他们一衡量就是四个半了，或者说互相之间有重复的地方，赶紧撤兵，改成“漫谈智慧”，漫谈就是随便说了。
我解释一下漫谈，“漫”字也有各种不同的解释，现在的语文水平已经越来越低了，能够正确解释“漫”字的人已经不多了。漫可以是漫无边际的意思，还可以是否定的意思，是don"t的意思。我在一篇小说里面写到“你且漫唱，我且漫舞”，但是编辑非得改成是“你慢慢唱，我慢慢舞”，你慢慢唱我慢慢跳舞，我给改回来三点水的漫，他还非得改成慢慢唱，不接受漫唱。那里的“漫”是随意的意思。再比如说一个大笑话，有一个电视剧《雄关漫道》是来源于毛泽东的词，“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解释成很险要雄伟的关口，“漫道”就是漫长的道路，然而这是错误的。“雄关漫道真如铁”是不要说雄关像铁一样不好过，我是可以从头越过的。但是已经经过宣传部门批准了，而且送到有关的领导部门题字了，因为这是写长征的。恰恰我在其他的地方写了“雄关漫道”这个话是不通的，结果这个作者就找出更高一层的领导，领导给出的指示：“要么跟王蒙老师沟通一下？”您说汉字、汉语、语法啊，靠公关的方法，能有意义吗？咱们也不用沟通了，文章我也写过了，我也发表过了，不能改就不能改，我也管不了。否则说通过沟通怎么解决呢，给我送两包茶叶，弄点腊肉，然后就“雄关漫道”了？所以说“漫”字，我今天来一个漫谈智慧，随便谈谈智慧。
第一个层次就是博闻强记，知识丰富。
这样的人非常多，非常有名，尤其是在语言方面。比如从近处说，季羡林、钱钟书、辜鸿铭。钱钟书年轻的时候，上大学的时候已经能做到指着图书馆的书架子说这个架子上的书我都看过了，而且知道哪几句话在哪一页上。我听着稍稍有一点夸张，但是也是可能的，一沾文学难免有夸张的，反正几乎是全都能背下来。辜鸿铭更不用说了，欧洲所有的语言他都会，所以在北大的时候，别人介绍跟胡适认识，他问胡适教什么的，说教欧洲哲学史，辜鸿铭用拉丁语跟胡适交流，胡适说不会拉丁语，辜鸿铭说不会拉丁语敢教欧洲哲学史？还有一个笑话，辜鸿铭在伦敦地铁看《泰晤士报》，他是倒着看的。有两个年轻人开玩笑，辜鸿铭忠于清室的，一直留着辫子，旁边的人说这个猪尾巴不认字就不认字吧，买报干什么，花好几个便士，买了报还倒着看。辜鸿铭用很标准的牛津英语跟他讲：英语的文字太简单了，正着看是对我们智力的侮辱，我就反着一眼一看就20行，看你们整天闹腾什么事。
语言能不能学那么多？为什么很多人认为自己的记性不好？可能人和人的记忆力不完全一样，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对自己的记忆力，对自己的能量估计低了，实际上很多人使用自己的记忆力，很可能一生连十分之一、二十分之一、五十分之一都没有用到。就像一个电脑一样，硬盘和内存本来是很大的，但是也只用了一点点的，这是完全可能的。我自己有这样几个体会，第一，一切的记忆都是活的，记忆的本质是人对生活信号的一种输入，人最大的缺点是什么？最大的误区是什么呢？就是把符号的记忆当成记忆的主体，而实际上是对生活的记忆。什么叫符号的记忆呢？比如说我们读外文，microphone，麦克风，这都是符号，但是麦克风就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活的，有无线的，有有线的，有话筒和音箱，这是活的东西。我们说computer，或者是电子计算机、计算器，这也是符号对符号，但是真正的电脑是一个活的东西，有形象，开机或者关机的时候，或者运作的时候有声音，是多媒体的，是一个活的东西。我很遗憾这一辈子有许多语言没有学好，但是我都是在生活当中学的。我在新疆16年，外国人经常问我新疆16年里干什么了，我说我是维吾尔语的博士后，我三年预科，五年本科，两年硕士，两年博士，三年博士后。因为新疆维吾尔语学起来很有味道，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属于黏着语，语法的成分是靠在词尾加附加成分，汉藏语系是靠加词根，我吃过了，我要吃了。阿尔泰语系是黏着语，最多的时候一个动词可以加八到九个附加成分，有主动态、被动态。维吾尔语里面有小舌音，这对以后学法语和德语非常有好处。法国人或者德国人都发小舌音，到了西班牙和俄罗斯要发卷舌音，我的舌头就不行，发不好卷舌音，但是他们告诉我说列宁也一直发不好卷舌音，所以说没有比学语言更有趣的事情了。再举个例子，什么叫活的记忆？学外语困难之一就是怎么辨别菜单，因为那上面的东西太稀奇古怪了。我吃过天使的头发，其实就是龙须面。什么叫螃蟹，有一次去吃阿拉斯加王蟹，那个太大了，我吃一半剩一半，当一切的语言都变成了活的东西的时候，就好记了，怎么不好记了？
因为今天是读书日，我要说一下，读书最大的快乐在什么地方，就是通过读书来发现生活。通过读书来发现爱情。一本书都没有读过的人知道什么是爱情吗？没有读过《诗经》，没有读过普希金，没有读过雪莱，知道什么叫爱情吗？顶多就是最原始的反应！可是读过诗书这些东西，你对爱情的理解立刻变得高雅了、丰富了，变得美丽了。说是开玩笑，但是我心里也很难过，我读《阿Q正传》最痛苦的不是阿Q被枪毙，而是他向吴妈求爱失败了，我看（他们）很合适的，但是阿Q不读书，有一天看到吴妈他突然跪下，说我要跟你困觉，这样变成了对吴妈的性骚扰。如果他读过书呢，应该背诵徐志摩的一首诗。
所以说读书最大的快乐是发现了生活，改善了生活，因此，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记得住的，怎么能记不住呢？比如记一个新的人，需要特别地记，记一个你喜欢的孩子不需要特别地记。比如你的妻子为你生了一个儿子或者是女儿，你会担心忘记他是什么样子吗？说要注意右眼比左眼稍微大一点，头发不是最深的黑，而是褐黑色，说眉毛特别浓不要忘记，没有一个人这样记，就是把一切生活化、多媒体化以后就是享受，记忆就是生活化。还有要对什么都有兴趣，这个世界提供给你的就是这样几十年，再没有兴趣，你多亏得慌！科学是让人有兴趣的，月亮是让人有兴趣的，桌椅板凳是让人有兴趣的，人民币是让人有兴趣的，美元也是让人有兴趣的，有多大的兴趣就有多强的记忆，有兴趣的东西不用费劲就会记住的，你是绝对会记住的。
人的一生，求知可以说是生活的核心，学习和读书是无条件的，是不需要任何条件的。我今年已经快到76岁了，我有各种各样曲折坎坷起伏的经历，有些时候我失去了写作的可能、工作的可能，但是我并没有失去学习的可能，没有失去读书的可能，大多数情况下就是偷着读也要读书。“文革”当中是最没有书读的，但是我读到了当地的维吾尔人的手抄本，他们抄的是波斯诗人，郭沫若翻译过叫《鲁拜集》，是莪默·伽亚谟（乌玛尔·哈雅姆）的，有点像咱们的七言四行诗，而且我背下来了，把手抄的诗都背了下来，鼓励一个人求知，鼓励一个人读诗，是什么内容呢？说：“我们是世界的希望和果实，我们是智慧眼睛的黑眸子，假如把世界看成一个指环，无疑，我们就是镶在指环上的那块宝石！”这个诗人够牛的。我抄的已经不是波斯文了，是乌孜别克文，乌孜别克语和维吾尔语有点像天津话和北京话。你们会听着很奇怪，里面除了小舌音还有不发声的送气音。我甚至认为人处在逆境的时候是老天爷创造的一个给他安心学习的条件，“文革”当中连手抄本也找不着了怎么办？有了阅读的习惯，我有一次非常感动的是看一个美国电影《Rain Man》（《雨人》），是得了奥斯卡奖的，这个人不睡觉，背电话簿，已经从A背到G了，如果再给一天的时间，可以背到X。你们看了以后会觉得非常荒谬，我看了以后感觉非常亲切，因为我体会过这种滋味。当实在没有书可看的时候，有一个电话簿拿来也会认真地看半天，看到还有这么多的单位，有上山下乡办公室，还有毛纺厂，毛纺厂还有毛纺分厂。所以说阅读对自己信息的满足感是任何人无法剥夺和摧毁的。强记的本领，博闻，也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情操，我总结为广泛的兴趣与对生活的热爱，对知识专一的钻研。把自己的心放在知识上，就跟信一种宗教一样，对知识本身有一种强烈的期待，而且能够把这些知识和生活联系起来，所以你的记忆是鲜活的，是多媒体式的，这个意义上来说，记忆不是一种技巧，当然有各种小的技巧，那些小的技巧有用，但是用处有限。比如说有一些人记英语把最靠近的中文词联系起来，我认为可以，但是用处有限，更重要的是对生活的把握和眷恋。
第二部分我想说一下还要有触类旁通、举一反三、融会贯通的本领。尤其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古代和现代、中国和外国，尤其是东方和西方、书本理论和实践现实之间能不能融会贯通？中国人很讲究一个“通”字，庄子特别讲“通”。我们知道老庄都是讲“道”，“道”可以说是世界的本原也是归宿。孔子也讲“道”，是把“道”作为最高的价值，一种绝对价值。老庄是把“道”作为一种绝对理性，和黑格尔接近的认识。庄子讲怎么叫学好了道，就是打通了，把各种科学知识都打通了。先说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文和理。有一次我在青岛中国海洋大学举行的科学院院士和一批作家的对话，一个“科学·人文·未来”论坛，欧阳自远等大科学家都去了，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前院长秦伯益将军，是研究毒品和病毒的，有很多人去了。我们的院士闲谈起来，说我们很喜欢读小说，我做了一个调查，100%都是读金庸，科学家都喜欢读金庸这也很好，金庸让你思想活跃，让你能够得到一种趣味，使自己的头脑能够得到解放。相反地，一个缺少自由想象的民族不会有太大的出息。
1971年我在新疆上“五七”干校，有一个大批判的读本，咱们年龄大点的可能知道有一个童话叫《拔萝卜》，兔子种了一个大萝卜太大了拔不上来，于是一大家子人才把这个萝卜拔出来，目的是提倡集体主义，人多力量大才能把萝卜拔出来。发给我们的材料里面就有批判《拔萝卜》的，说萝卜明明是贫下中农种的，非得说是兔子种的，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嘛！如果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到了兔子拔萝卜的事都要批判，这还有什么希望呢？除了金庸和《拔萝卜》还可以有更深的体会，我听许书记说杨振宁教授也来这里讲过课，他把用英语写的散文、小文章，由现在的夫人翁帆女士翻译成中文，他折出两页给我看，说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能够充分地表现出这个自然科学的美，说尤其是新的发现、新的方程式，那些式子只要一列起来就令人醉倒、令人崇拜；他说往往看到这些物理学的发现的时候，有一种对大自然，对世界的一种欣赏和陶醉、一种信仰、一种崇拜。而这种崇拜是在他的领域中他没有表现出来的，他还引用了两首英语诗，一首是布雷克的诗：To see a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And a heaven in a wild flower，hold infinity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and eternity in an hour.（在一粒沙子里看到一个世界，在一朵花里面看到天堂，用你的手就可以抓到无限，同时在一个小时里可以体会永恒。）这可以说是科学家的一种非常文学、非常艺术对人生的体会。这很有名，有一个文言文的翻译，我刚才说的是即兴的，文言文的翻译我背不下来。还有一首更让我激动：Nature and Nature's laws lay hid in night.God said：“Let Newton be！”and all was light.自然和自然的规律就隐藏在黑夜里，上帝说：“让牛顿去吧！”把一切都点亮。这太棒了，是带有一种终极关怀，带有神学的味道，但是歌颂的是科学，歌颂的是牛顿，牛顿还有物理学的成就，尽管已经不断往前发展，但是牛顿是里程碑，是没有人能够否定的。这些都非常让你赞美和赞叹。
有的时候我碰到这种问题我弄不清，我愿意跟在座的朋友们一块儿探讨这个问题，不同的学科和不同的领域，可以互相发现，互相触动。我们知道交响乐，近十几年来，在西方世界特别受欢迎，有一点异军突起是马勒，他是德国的作曲家，20年以前我不知道马勒，我知道贝多芬，知道舒伯特，知道巴赫，知道舒曼，但是不知道马勒，是近20年我才知道马勒的。我曾经和中央乐团的首席指挥李德伦，现在已经去世了，是老解放区的音乐家，后来到柴可夫斯基学院学习，他本身的成就是很好的，他曾经跟我讲过马勒的谱子特别好看，可以当绘画来欣赏。说有两个人的谱子非常好看，一个是马勒，一个是苏联的肖斯塔科维奇。谱子不是绘画艺术，只是听觉符号，告诉你是什么样的和声，什么样的节奏，有的标上乐器。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我认为这主要的原因是由于世界的统一性。我们说“世界是统一的”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世界尽管可以无限地延伸下去，但是延伸下去的世界仍然是这个世界，仍然是这一个世界。
唯物论者讲这个，做了宇宙的航行到了外层空间，甚至到了月球上，或者从火星上取下什么材料，但是那些物质和地球上的物质基本上是一样的，那儿有什么元素这里也有，我不知道我这个话说得对不对，说到我外行的事情上去了。也许咱们研究空间的人会有别的看法，就是说世界是统一的，都是由这些物质构成的。用中国比较简单的说法都是金木水火土，用印度的说法都是地水火风，从宗教的角度讲都是上帝管的，老庄的观点都是大道统一起来的。人对它的把握、感受、表述各有各的角度，人可以各有各的角度，但是这个对象，这个世界是统一的。所以我说我们讲的，最近给我自己的几部书写的序言说，我们讲的是同一束玫瑰，画画的人拿去画出来是花；如果是抽象派甚至画出一个怪东西，你不知道他画出的是什么；情人拿去是情人节的礼物；植物学家拿去这是他需要做什么观测和检验的一个科学对象；炊事料理的专家拿去是食品的材料，至少用玫瑰香精、玫瑰酱，可以做很多好吃的东西；药学家拿去可以做药；但是，这是同一束玫瑰。所以文理之间是可以相通的，中西之间也是可以相通的，我讲不出很多道理来，但是我可以随便地给大家举一点例子，比如老子是很微妙的，而且中国的汉字，尤其是古汉语喜欢搞一个绕口令式的风格。就是讲知和不知的道理，包括孔子的话：“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是很有趣的一句话。据说咱们的一位领导访问越南的时候参观文庙，就是孔子庙，听见越南人讲孔子这句名言。江主席大为兴奋，他表示要用一晚上学会越南语，这个话很好玩，但是他没有学会，后来学会了一个越南语词“感谢”，就是中文的“感恩”。
伊拉克战争的第一年底，由世界记者俱乐部评的一个文理不通奖，给了美国当时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他的话翻译过来非常有意思。我用文言文翻译过来就是：“吾知之，知有所知，吾知者吾知，知有所不知，即谓，吾知吾，有未知者，并有不知所不知者，某物吾未知者，吾未知也。”当时发动战争没有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要把这样一个窘态，我在其他的场合也讲过，语言在政治上有解困的功能，只要把这个嘴一吧嗒，可以把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变成认识论的问题，本来不是说有没有武器，而是战争是否师出有名。奥巴马说打伊拉克是错误的，打阿富汗是可以的，因为阿富汗有基地组织，本·拉登对美国发动了“9·11”事件。本来是讲师出有名的问题，但是拉姆斯菲尔德弄成了有的时候不知我不知，有的时候虽不知，以为我有知，最后还仍然是不知。
中国有一些事很奇怪的，刚才说“五七”干校批判《拔萝卜》，在那里我看了很多反面教材，文学里面我读到的有钦吉斯·艾特玛托夫写的文章，还有一些都翻译成中文，都认为是反动的书。最反动的是给我们看费正清的作品，他是美国最第一流的汉学家，费正清写的《美国与中国》。1980年12月我到哈佛演讲，我到费正清家里坐坐，我说读过你写的《美国与中国》，我怎么解释他也不明白，这么大的汉学家，怎么也无法理解中国当时是什么意思，把他的书翻译成中文，给“五七”干校的人看，提高他们的防御能力。他有几个观点非常有趣，一是说国民党一定失败，他喜欢国民党，但是说国民党一定失败，说国民党控制不了中国，说国民党控制几个大城市，离城几里地就不归他管了；说中国有那么早的文明，但是没有很好的科学发展，原因是中国不讲逻辑，说中国人的逻辑是一种很特殊的大逻辑。什么叫大逻辑？就是“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一个人只要做到脑子里面没有乱七八糟的思想，人很正，全世界什么问题都没有了，说这是不合乎逻辑的，光一个人好了，能把天下都和谐起来，这里的平是和平，不是他把天下都灭了的意思。
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这是奥巴马总统竞选词，跟广告一样到处登。他说：One voice can change a room，and if it can change a room，it can change a city，and if it can change a city，it can change a state，and if it change a state，it can change a nation，and if it can change a nation，it can change the world.Let's go to change the world.一个声音可以改变一个家，或者你的房子，既然能够改变一个房间就可以改变一个城市，既然能够改变一个城市就能改变一个州，既然能够改变一个州，就可以改变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既然能够改变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就能够改变世界。就是说一个人的声音可以改变整个世界。这完全是和修齐治平的逻辑是一样的。
中外的对比特别好玩，我最近喜欢看《庄子》，我写的第二本书叫作《庄子的快活》，可能七、八月可以见到。我了解一下看过《阿凡达》的请举手。看的有不少，看来很成功。但是《庄子·外篇》有一章叫《马蹄》，讲的故事跟阿凡达一样，说原来大家都是野生的，那个时候人一招手可以把一个猴叫过来，拉着手就去玩了。说鸟也很好办，就可以到鸟巢里去玩，就差说一句来一个大鸟就骑上玩去了，说有很多的野马，高兴的时候就叫两声，不高兴的时候尥蹶子，遇到水草就吃，遇到风雪就躲躲，过着幸福的生活。为什么后来马遇到了灾难，就是来了伯乐，伯乐来了以后把马分成三六九等，烫印，钉掌，肚子上勒一个肚带，所有的马折腾之后十有八九都死了。庄子把伯乐说成跟《阿凡达》里那样的开发公司，采矿的那批人一样，制造了痛苦，《阿凡达》是现代的，《马蹄》那一章，是东方的古典。庄子还有一段，说是在荒野上，你是在森林里，你的生活是多么自由，多么快乐，但是快乐还没有过完，不知道为什么忧从中来，突然就忧伤起来，忧伤起来已经毫无办法，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把忧伤度过去。这一段描写特别像丹麦的一支民歌《在森林和原野上》：“在森林和原野是多么逍遥，亲爱的少女呀，你在想什么……”这首歌在网上可以搜索得到，但是很奇怪这个歌是用广东话唱的，我一直查不出原文。
说在“森林和原野上是多么地逍遥，少女你为什么苦恼和忧伤”，最后说“不远了，幸福的日子就要到来了”，整个的节奏和《庄子》里讲的故事一模一样。是在森林还是原野上，“欣欣然而乐与！乐未毕也，哀又继之。哀乐之来，吾不能御，其去弗能止”。这个歌和革命很有关系，为什么呢？就是有两句话，“不远了不远了，幸福的日子就要来到了”。就这几句话被革命者所理解了，不远了，不远了，反正不是现在，现在是痛苦的日子，混账的日子，是坏人、恶人当道的日子。怎么快来了呢？就是解放战争快胜利了。解放前很多所谓左翼的学生、进步的学生。这个歌的情调在《庄子》里就有，而且翻译的词，“在森林和原野”，森林就是山林，原野就是皋壤，说是多么逍遥，“逍遥”这个词本来就是庄子的词。所以说中西之间的各种联系是通的。
我不多举例了，苏曼殊后来出家了，是一个阔人出身，中国近现代也有这样的人，李叔同也是原来帅得不得了，多才多艺，后来当了和尚。李叔同是留日的，日语非常好。苏曼殊研究英文里面和中文里面发音接近的，已经研究出来好几千条，这是非常有趣的，“爸爸”“妈妈”这样的词就不用说了，我们有一个朋友也喜欢研究这个，居然考证出来英语最接近的是山东话，因为I就是俺，就是我，我寻思就是I think。世界有很多印象派的语言学家，找二十个讲英语的最聪明的初中学生，十个男生和女生在这里，这些人从来不知道中文、西班牙文和日文，做一个试验，现在讲四个词，四个词有一个当食物讲，就念了四个词。第一个是食物，第二个是电脑，第三个是森林，第四个是一个什么词，让学生们选择，结果大部分的选择是正确的。有此一说，仅供参考，我反正也不怎么懂科学，就是敢在这儿忽悠，就是说语言有一定相通的道理。
古今中外，理论和现实，很多东西就理论研究理论永远研究不清楚，就现实来研究立马就清楚了。我非常感慨，老子的《道德经》第二段就讲“世人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就是说都知道什么是美就糟糕了，钱钟书先生说老子的此话有点拎不清。我要说的是，老子这句话，当过三年科长就知道了。比如有两个科员，通知他们三个人选一个美人，然后给10000块钱奖金，这三个人还能团结得好吗，科长的工资才3500块钱，加上其他的灰色收入到不了5000块钱，他想要这10000块钱的奖金，干脆就把自己评成美人得了，那两个科员就骂死他了，奖金归你美人还归你。支持A科员B科员又不干了，有可能还有不适宜的关系出来。有一次我和金融界的人聊起来，他们说他们最清楚什么是“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大家都知道哪支股票好，一周之内上涨了30倍，结果套走了大量的金钱。然后就骗了很多人，这也叫“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要找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官场现形记》里面有一个例子，一个大官去视察，这个大官有一个特点就是提倡清廉，最喜欢下属穿旧衣服，如果视察的时候看到下属穿很新的名牌，回去马上就撤了，认为是他们用了民脂民膏。这个县城里面都知道大官喜欢旧衣服，就都去买旧衣服，做一身新衣服1000块钱，买一身旧衣服2.8万。尽管这是非常怪诞的例子，只有有实际经验的人才能懂得其中的道理。类似的例子非常多，就不多举例了。
第三，说的是一种总体把握，多谋善断的一种决策能力。我们有这样的一些人，说知识也不算非常丰富，但是有一种从大局掌握全局的能力，有一种很简单的判断能力。什么事对我这个公司，或对我这个部门的事业是有利的，有这个判断的能力。这样的例子，我曾经在部队里面，碰到一些参谋人员，他们有的跟我讲很多军事上的知识，我就说你这个知识真丰富，他又说了，我们参谋人员就是提供各种信息，但是我们往往没有决策的能力和勇气，或者是这种责任。美国有一种说法非常奇怪，当判断你的身体是好是坏的时候也是这样，问你每天睡觉是否睡够6小时占6分，每天吃饭是否不超过4500卡路里，要求这些数字加一块儿来判断身体是好是坏。但是中国人的思路不是这样的，中国人的思路不需要一点一点的计算，是从整体的把握，整体看看气色，听听说话的声音就可以判断你的身体好不好。这就是说决策的时候要善于做整体性的判断。我年纪也不小了，应该说和我原先相比，对自己现在的身体情况就算满意了。但是男生岁数大一点，有的时候经常觉得最显得自己老了就是去洗手间勤了。但是自古以来有这样的故事，《史记》描写过，赵王请廉颇，廉颇和蔺相如的故事大家都知道，战争开始了，别人向赵王推荐，请廉颇出来，他身体很好还可以打仗。赵王就到廉颇家里，廉颇的精神头很足，说我没有问题，虽然50多了一顿饭可以吃3斤肉，可以拉800石的硬弓，说派我去就好了。回去以后赵王说不能派他，别人问他为什么不能派他去，赵王说我在他那儿坐了个把小时，他去洗手间三次。中国人的这个思路很好玩，有一个总体的印象，也很唯物，也很科学，而且在司马迁的时候就写了，“遗矢三次”。毛泽东的诗，“千村薜荔人遗矢”就是从这来的。这就是一种掌握全局，敢于负责，敢于承担的能力。我说男性第一要承担，第二要幽默。如果承担得非常苦也没有意思了，如果没有这两条就不够格做一个男人。要具有能够做到化繁为简的能力，做了很多的事最后到了我这里很简单，有一种责任、勇气和驾驭的能力，一种综合判断能力。
化繁为简可以讲几个例子，毛泽东会见青年代表，说你们讲讲什么叫政治，什么叫经济，什么叫军事。他周围的年轻人很聪明，说这我怎么讲得了，请主席给我们多加教导。毛主席说政治很简单，就是团结的人越来越多，跟你作对的人越来越少，这就是政治。什么叫经济，就是老百姓生活得越来越好，你自己也生活得越来越好。什么叫军事，更简单，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毛泽东有这种化繁为简的能力。我有的时候也想学着化繁为简，咱们当笑话来说，人类面对的问题如此之复杂，其实是两大问题，一类是饿出来的问题，一类是撑出来的问题。饿出来的问题就需要革命，就需要造反，甚至于要发生颠覆性事件，这都是饥饿，衰弱，被压迫，被奴役，我称之为饿出来的。撑出来的问题要霸权，要吸毒，要堕落，要破坏环境，这都是撑出来的。
第四个层次是多向思维和重组的智慧。我们大家都认识的东西，可以把这个命题，颠来倒去地折腾一下，会发现很多新的东西。“文革”当中最喜欢背的毛泽东语录是“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我读来读去，总感觉别扭，因为不对称，中国人讲骈体文，或者是对对联，比如反动派那边是“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人民这边就是“斗争，胜利，再斗争，再胜利”，不能两边都是失败，两边都是失败对不上了。我们贴一个春联都要对得上，“忠厚传家久，诗书济世长”“又是一年芳草绿，依然十里杏花红”。如果又是一年芳草绿，依然十里芳草红，这难受死了，所以觉得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多亏得慌，我总想改了，斗争胜利再斗争直至彻底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这样改多棒。但是大家想想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这是一个实际的问题，看一下中国的革命史哪是斗争胜利再斗争再胜利，整天失败，戊戌变法失败，辛亥革命失败，大革命失败，土地革命更失败。中共正经的党史上都说，经过土地革命十年苏区损失了90%，白区损失了100%，但是最后胜利了。历史上这样的事多了，不仅是中国，历史上都是这样的，楚汉之争，项羽和刘邦之争，“二次世界大战”也是一样的，希特勒最初没有失败过的，战无不胜，攻无不克，闪电战，打捷克，打波兰都不费劲，跟奥地利合并的时候，奥地利人当时热泪盈眶地欢呼，我现在去维也纳还有人告诉我，就在这个地方希特勒开的大会，奥地利人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但最后，是他失败了。楚汉交兵也是这样，刘邦失败再失败，最后胜利了。
周谷城副委员长还讲过这个故事，他是毛泽东的老师，毛泽东有两位比较年轻的老师，跟他年龄差不多，一个是周谷城，一个是语言学家黎锦熙，推行ㄅㄆㄇㄈ注音符号的人。毛主席说“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的革命经历了多少失败，后来成功了。周谷城说“成功也是失败之母”，说成功了容易骄傲，成功了容易腐化，成功了容易暴露自身的问题，周谷城讲到这儿忽然后悔了，说主席正处在快乐、兴奋、自我陶醉的时候，自己说一句“成功是失败之母”，这不是恶心毛主席嘛。他赶紧补充说成功会引起这些问题，当然主席例外。但是，毛主席后来想了一下，把桌子一拍，说你讲得好，说得对。我们看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还可以联想到成功是失败之母。我们还可以联想到失败是失败之母，一败涂地，我们还可以联想到成功是成功之母，乘胜前进，还可以联想到你成你的功，我失我的败，我们都考试，我考了40分，你考了100分，我们各考各的，没有关系。就是一个成功，一个失败，可以分析出许许多多不同的原因、不同的状况。类似的还有很多的判断，你们只要敢去分析，有的就站得住，有的就站不住。比如说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大家都知道这个话，但是你们想想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是不是也使马克思主义的面貌为之一新？现在马克思活着对中国的情况也得学习，上一年党校也不见得学得来。思想不要搞单行线，有的时候是多向的，有多种多样的思想，老庄就特别喜欢逆着走，你越说好，我会说准好吗？不一定好。
第五，想象力与创造力。人们普遍认为中国人的智力是不错的，智商是很高的。我遇到一个日本人，是战后遗孤，在中国上的小学和大学，后来回到日本工作，对中国特别友好。我问他中国人的头脑比日本人笨不笨，他说绝对不笨，他说中国人整个来说智商比日本人高，我说你觉得中国有的时候有一些问题在什么地方，他说关键是日本人比中国人认真，这可能有点关系，供我们参考。日本人号称是很民主的，但是上级给下级分配什么任务的时候，接受任务的人两手扶着膝盖，两只眼死瞪着你，他们做什么事都认真，中国人太聪明了，做什么事都不认真，孔子早就分析了，执行你父亲的遗训是“三年不改父之道”，孔子那个时候的记录是能认真三年，现在我估计能认真三个月就不错了。还有一个原因，和我们长期以来不提倡一个人有自己的个性，有自己的独创性的思想、创造性和个性是分不开的，因为你有很特殊的和别人想法不一样的地方才能有创造，而且创造性提倡一个人敢于怀疑，就是说我们现在大家都认识到的东西不见得是最正确的，是敢于怀疑。如果不允许怀疑、不允许有个性哪来的创造性？不敢提出与众不同的意见，有的时候我们大家公认的事情其实并不对。
我们读书的时候能做到“尽信书不如无书”，我们是阅读日，我们是读书月，我们是阅读的社会，但是阅读的时候要敢于对阅读本身有所超越，有所挑战。庄子有一段话说得非常好，他说读古书好比看古人的脚印，但是光看脚印还是不够的，要想想古人穿的是什么靴什么鞋，是草鞋的印还是皮鞋的印，我在新疆的时候知道一种皮窝子，光知道靴鞋还是不够的，还要知道古人长着什么样的脚，光知道长着什么样的脚还是不够的，因为脚上面还有腿、上身、脑袋、五官和灵魂。所以我们只有把读书和现实和社会结合起来才有创造性，我今天先暂时说到这儿，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提问：《中国阅读》蓝皮书上说我们现在阅读的量越来越小，越来越功利，我们的读书节，400多个城市都搞了，形式更大，内容更小，今天是世界读书日，您觉得中国有一个读书日想法怎样，有人说这是孔子的生日，我认为不太好，我提个日子，10月31日怎么样，因为那天是我的生日。
王蒙：关于中国设不设读书日我没有什么看法，关键是阅读也会有一个过程，因为我们现在有市场，市场起了很大的作用，使阅读更大众化了，大众化的同时有一个不好的词，就是消费化，很多人阅读是为了消费，不是真正地培养自己，不愿意阅读自己感到困难的，只愿意阅读浅层次的带来快感的、娱乐的东西。但是群众有权利，农民工也好，吃低保的人也好，仍然有权利分享我们的文化果实。这个情况会有相当一段时间，我认为起码还有十年，您说的阅读表面的活动越来越多，但是层次并不高，这也是要在过程之中发展。我们可以做很多工作，图书馆做了很多工作，每个人也可以做很多的工作，有这样一个向上发展的过程。至于您的生日能不能改成阅读日我没有把握，但是我祝您生日、生日之前和之后快乐。
提问：非常感谢您精彩的演讲，受益匪浅，我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平时的生活和工作中，每天在做题、读报告、做实验，有的时候读您的书感觉非常有收获，有很多的体会，有的时候我感觉离人文的东西，或者是文学的东西特别遥远，有的时候有畏惧的感觉。我的问题是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和办法，能够获得多元化的智慧，能够将多元的学科结合起来。最后有一个请求，您能否在百忙之中来清华做一场讲座，使更多的学生体会到您的智慧和生命的哲思。
王蒙：人文的关系和每个人的关系很近，比如人际关系，比如家庭，比如社会，比如自己的心情，这里面充满了人文的关切。要是有兴趣举个例子，您这个年龄是否有情人，是否已婚，跟情人的关系首先是人文的关系，不是一个数学的，或者是自然科学的关系，人文的东西是我们每天离不开的，也用不着特地看非常深的书，有的时候人文的东西，这个话今天的日子说有点不合时宜，书看得太多了反倒不懂人文的东西，总之，是希望我们正常地关心人文的修养和知识。
提问：感谢王老师给我们做的精彩演讲，我是来自中华茶叶联谊会的，主要是在全球范围内做中华茶叶的推广。我看到您的书提到聪明和智慧的比较，提到聪明是学出来的，智慧是悟出来的，想向您请教聪明和智慧在生活当中扮演怎样的角色，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王蒙：平常的时候说这个人很聪明，善于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或者某一项技巧学得特别快，这都可以说是聪明。比如在银行工作点票子又快又准，这也叫聪明。我们培养的劳动模范张秉贵在百货大楼手一抓是几两就是几两。智慧可以稍微概括，根本一点，很难说抓糖抓得快这个人有智慧，甚至于智慧在有些事情上显得不聪明，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关心的是大事。包括一些小故事，牛顿煮鸡蛋把自己的怀表扔在里面了，说牛顿养了两只猫，一只大猫，一只小猫，就在门上挖了两个洞，别人问他为什么挖两个洞，他说大猫从小洞爬不出去，但是他忘了小猫可以爬大洞。是否他真的忘记了小猫可以爬大洞？这是不是牛顿的幽默？多挖两个洞有利于空气的更新？这是我的心得。但是有，这就是确实的，有一些有大智慧的人，在一些小事上犯糊涂，看过一个故事像是真的，说爱因斯坦吃饭之后要回家，叫了一个出租车，司机问他怎么走，爱因斯坦知道住哪儿但是不会说，就打电话给爱因斯坦的秘书，结果爱因斯坦的秘书说爱因斯坦的家不能随便告诉别人。有的人说这个秘书连服务对象的声音都听不出来应该解雇，我听着也有道理，但是是真故事还是假故事我也不知道了。
提问：首先感谢一下您让我们听了一场非常精彩的讲座，您提到记忆是对生活的把握和眷恋，用了眷恋这个非常优美的词，记忆又分为令人心情愉悦的良性记忆和悲伤的记忆，我们回忆的时候感觉悲伤的记忆多一些，我们如何把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对记忆如何锻炼。
王蒙：这不是非常绝对的，有一些悲伤和痛苦的记忆，不愉快的记忆，如果已经超越了这个东西，想起来以后甚至能够不是特别坏的心情。很小的时候读高尔基的《童年》，写到外祖父怎么坏，怎么欺负工人，把一个工人压迫得吐血，压死了，继父怎么打母亲，他说了一段话，我常常想这些东西应不应该写，但是我们毕竟已经跨过了这个东西，已经超越了这个东西。而我的话说的是幽默感即智力的优越感。我还说过泪尽则喜，就是各种坏事都经过了，世界上的坏事并不多，很多坏事都可以经过。张承志的小说里面有一个说法，只有最彻底的悲观主义者才有权利乐观，作家说话都爱酸一点，有的时候费点劲儿。但是我理解他的话，什么叫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就是对一切不抱幻想，因为不抱幻想，没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所以看到一切的可取之处，当我看到了一切，包括一切人、一切朋友，我对自己的父母，也不抱幻想，不认为我的幻想能够帮助我解决一切的困难，正因为这样的话，我的父母给我做过一点一滴我有感恩的心情，我的朋友对我做过一点一滴的事情我有感恩的心情，我的科长帮过我一次忙我永远感谢。所以可以变成一个乐观主义者，我认为这些说法都很有意思。
提问：您回忆原来人生经历的时候认为最有意义的是什么，最遗憾的一件事，以及未来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
王蒙：是这样的，我一辈子遗憾的事多了，比如说我现在个子还不到1.7米，但是我的父亲是1.8米，我的弟弟是1.82米，我的姐姐跟我一样高，半开玩笑地说，我前天刚从台湾回来，我总说国民党的统治使我发育身体的时候营养不够，否则我起码1.75米，显得也神气一点。我很喜欢学外语，但是我的英语并不过关，但是我也敢说，你们查2008年12月26日的CCTV9，上面还有我和主持人的全部即兴的英语对话，但是我应该学得更好，这都是我遗憾的。我最想做的事，我本来想70岁就撂下笔了，但是觉得暂时还可以拿起笔来。有一次一家电视台一个年轻人问我，现在有没有感觉到自己年老体衰，记忆力衰退，文思枯竭？我开始想说没有，这个牛不敢吹，人老了就是老了，别说是年老体衰，就是离开世界也是可能的，所以我说明年我会有这样的感觉，现在是2010年，可能是2011年，所以也别想这个事，该什么时候完蛋就什么时候完蛋。现在说不短命了，有一次和女儿聊天，有一个领导在人民大会堂讲话，大家发现中午他穿的西装，打着一个领带，领带上有喝汤的时候溅的一串汤滴，虽然他讲得很好，但是看到了汤滴就减弱了他的威慑力。我回去以后跟女儿说，只要不夭折，我也会有这一天的。我女儿跟我说，你想夭折啊，来不及了！现在连夭折都来不及了，就是稍微推迟一点喝汤掉滴的情况。为什么我没有穿西装，就是怕大家看到酸辣汤都掉在领带上了。
提问：我是中科院国家科学馆的学生，在您的一生当中读过哪些对您影响比较大的书，能否给在座的人推荐几本好书？
王蒙：文学里面我喜欢唐诗，喜欢李白也喜欢李商隐，另外也喜欢宋代的苏东坡，他们对我的影响非常大。《红楼梦》对我的影响也很大，还有很多外国的就不一一举例了。别人问我最喜欢的一本书的时候我回答起来非常困难，他问一本书我起码回答十本，一辈子就喜欢一本书是否太少了点。只有妻子原装就一个人，绝对没有第二个。而书是二房三房四五房也不嫌多的，包括维吾尔语的、英语的我都读，我喜欢的书非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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