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也可以从他那里学到，如何讲述一个“道德故事”。
写作一个故事，动人的故事，就一般的套路而言，一般的方法而言，它时常要制造波澜，一层一层，一波一波；它要先对主人公进行某种的压低，让他不能，却在不能中渴望。它会曲折，努力曲折起来，而且在层层波澜之间有个递进的关系，它会越来越大，直到——但在海明威的这篇小说中没有。这篇小说有的，似乎只是单一的场景和对话。对于写作来说，这当然是种巨大的难度。当然对于写作来说，向难度挑战，是文学的本质要义之一，我们评判一篇小说是否优秀的首要标准，应当是它有没有新的提供，是不是让我们感觉耳目一新。所以在这点上，我非常认同米兰·昆德拉的一个说法，就是“发现是小说唯一的道德”。在这里，他说的道德不是我们惯常以为的那个道德，而是写作者要坚持的艺术伦理，只有努力“创建”与“创见”，你才是一个合格的写作者，才能算是有对艺术的、职业的尊重。跟在后面是安全的，也可能会获得些小名声，但，它对文学的增长是无效的，对丰富我们的认知和理解是无效的。在我们的文学批评中，在我们的写作中，我们应当时刻注意、时刻强调它的独创性，它向难度的、向人的幽暗的区域的探寻努力。
文似看山不喜平。单一场景最大的问题是沉闷，它难以生出曲折和波澜。它就像，我们对一杯茶的注视。《白象似的群山》就是那杯茶，吴晓东说，海明威就像一个摄影师，碰巧路过西班牙小站，偷拍下来一个男人和姑娘的对话，然后两个人上火车走了，故事也就结束了，他们从哪里来，他们是谁，又到哪里去，为何来到这个小站，海明威可能并不知道，当然我们也就无从知晓。整部小说运用的是典型的纯粹的限制性客观叙述视角，叙事者既不干涉也不进入，就像一架机位固定的摄影机，它拍到了什么，读者就看到了什么——这当然是就效果而言。这个“纯粹的限制性客观叙述视角”是出自作家的精心安排，毫无疑问，海明威是伟大的魔法师，他选取，提炼，压缩，有意客观零度，有意经营好空白，巨大的空白。事实上，在这个平静的、无奇的故事里是有波澜的，它的波澜一是在场景之外，有一个可供想象的“前史”和“后史”：男人和姑娘是如何认识的，如何相恋的，这个男人为何如此，他们为“小手术”而进行的抗争和妥协，包括人物的身份：男人是情人、男友还是老公，是偶尔的偷腥者还是什么什么，姑娘是情人还是老婆，是不谙世事的“受害者”还是另一个包法利夫人……小说都没有交待，把它们放在想象中，前史之中。而后史的波澜则可能是：这个男人和姑娘以后会怎样，是不是做了手术？姑娘会不会在最后一刻反悔，会不会让已经显现端倪的那根刺壮大起来直至分手？他们还会不会有之前曾有过的幸福美好？等等。这是波澜，可在我们所见的叙述中不见痕迹，它留在想象中，这个想象是我们肯定会想的，是作家“经营”出来的。另一层波澜是“白象似的群山”，两个人貌似争论着它，故事也似乎围绕着它展开，然而本质上却是另外，是那个“小手术”。如果没有远处的山，他们可能会争论云朵或者树影，这个表面只是表面，波澜着的是另一层暗流，它和表面言说的物象是平行的，又有着“言此及彼”的隐喻性交织。这是我们应当学习的一个策略，值得重视的一个策略。李敬泽谈及《红楼梦》，谈及里面那些女性的对话，说，那些貌似平常甚至有些奉承的话里时常暗藏着“小刀片”，她们善于如此——好的作家也应当善于如此。
我想我们应当还要注意到另一层的波澜。它包含在对话里，包含在对话的褶皱里。有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在海明威这篇极为简洁的小说中，在他设计的、有意截裁的对话中，语言仿佛是千层饼——它有一个表面，如果我们耐心将它一层层揭开，发现它还有另外一层，两层，三层，它自身就构成了波澜和涡流。好的，我们就试着将它一层层揭开吧，这篇小说的魅力也在此。
吴晓东先生在他《从卡夫卡到昆德拉》的讲稿中，有一篇专门对这篇小说的解读，在对待文本解析时，他采取的是“眉批”的方式。我们先按照他的路径一起进入。
一、．开头的第一部分，是介绍性的文字。它很是“传统”，在现代的小说中很少使用了。我在想，如果这篇小说交给我写，交给胡安·鲁尔福或者马尔克斯，会如何进入？很可能，是从对话开始，然后把这些介绍打碎后放在里面，让它渗出来。我想，如果让我写，我会这样开头：
“咱们喝点什么呢？”姑娘问。她脱掉了帽子，把它放在桌子上，那里还有一点儿的阴凉。巴塞罗那来的快车还有四十分钟才到。
“天热得很。”．美国男人说。他坐在姑娘对面，远处，埃布罗河河谷那一边，白色的山冈起伏连绵，而这边则是白地一片，没有树木。
“咱们喝啤酒吧。”
“dos.cervezas。”男人对着门帘里面说。
“大杯的？”一个女人在门口问。
——在这两种开始的方式中，哪一个更好些，或者说，更恰当些？
二、比喻的出现：它们看上去像一群白象。吴晓东刻意点明，它不是属于小说叙述者的，而是属于姑娘的。这点儿我们需要注意。是的，它多少提示了姑娘的诗化倾向，她的心里有幻美，就像，巴法利夫人略有夸张和矫饰的帽子也暗示了人物性格和内在喜好一样。它喻示了可能，人物命运的可能。别轻视它，我们不能错过这样的风景。在这里，我更想提示的还不仅是这一点，而是吴晓东的话，“它不是属于小说叙述者的，而是属于姑娘的。”——贴着人物走，贴着他的血肉和呼吸，在小说中，在文字中，你有时要按捺自己的好恶和偏见，而让人物自己说话，并且努力说服自己：他是如此，他必须也只能说这样的话，尽管我很不认同，甚至有些小小厌恶，甚至和其中的人物对抗。这是我们所要的“真实”，我们所要的“现实主义”。
三、妥协，敷衍。以及后面他们对“那以后”的设想。（表面上，男人在妥协，而本质上，姑娘才是真正的妥协者。她的妥协更大，也不得不。）在这里，我们认识着那个男人，美国男人。他可能也是西班牙男人，德国男人，甚至中国男人。小说袒露出的，是人性，是在人性中的普遍暗藏。在两个人的对话中，我们慢慢地发现着什么，海明威一点儿一点儿把这个人和这些人勾勒了出来。在这里，我们注意到，小说从未使用过任何一个带有定语性质的形容词，它不设定，不向我们说明，这个男人是“自私”“善良”“狡猾”还是“肮脏”或者“温柔”的，是“说谎的人”、是“有信有义的”或者……不，它只让文字自己说明。而在我们的写作中，太多的习惯是先做出判断：他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男人或者她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女人。小说不需要在文字中先做出判断，也不能，如果非要如此，只能说明我们自己还没有理解小说，还有些某种的无能。
四、在一个简单化的单一场景中，叙述也有起伏和高潮，尽管那个“小手术”的具体内容依然没有出现。从连用的七个求求你，到“你再说我可要尖声叫了”——姑娘的激烈情绪达到顶点，这个尖叫很是种利器。那，她，在平时，尤其是在得知自己的处境和需要做“小手术”的时候，在她妥协答应要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她是否尖叫过？她的尖叫效果是怎么样的？我很想知道。
五、我多少不太认同吴晓东对这段文字的理解。我觉得不是。姑娘经过了宣泄，情绪显然好转——不是的，我不相信她的情绪好转，因为那个“小手术”始终是块石头，她挪不走它，挪不动它。至于对男人的某种歉意——是有的，毫无疑问，但为什么？事实上，应当有歉意的大约是那个美国男人，怨怼依然在姑娘的心里，但她不得不收起来。因为，她对“那以后”还有期许，她不想也不敢让自己情绪的暴发而影响到“那以后”，给予男人以借口和理由。所以我说，她的妥协是大的，巨大的，她情绪的好转也许是种掩饰，那时候，她还沉在水底，却努力显现一副飞出水面的表情。在这里，这个姑娘有意一叶障目，有意让自己不识不察，而这份不识不察更让人感叹。同情。小说中，愉快那个词也可能另有含意，它是伪装，露着小小的尾巴。
六、她说了两遍，好极了。我们注意到，她说的不是好些了，而是好极了，程度上有着很大的不同。我以为这句话也可看做是我对刚才那段解读的一种佐证。她露出了某种的口是心非，她并不，没有好些，却非要说是“好极了”。这个好极了其中也有怨怼是不是？她其实还在提醒那个男人，我不好，我需要安慰，我不得不装出愉快你得注意到并且怜惜我——结果会如何？小说在恰到好处的时候停止，埋着让人猜测的伏笔。
谈及海明威，我想我们不得不谈及他的“冰山理论”，而这篇著名的《白象似的群山》也恰为他的冰山理论做了合适的注脚。昆德拉说它，“除了对话之外，这一短篇小说只包含一些必要的描写，甚至戏剧的舞台提示也没有比它更加简白。”海明威把自己的写作比喻成在海上漂浮的冰山，用文字表达出来的东西只是海面上的八分之一，而八分之七都在海面以下，它属于省略，有意的掩藏。它必须是有意的掩藏，也就是说，海面上的八分之一，作家知道，懂得，对它的省略是种故意，而不是非要依借阐释甚至是过度阐释来完成的。
冰山理论是一个很具现代性的理论，它和传统的、古典的行文方式多少有些不同，在某些点上，甚至是一种反动。而且，它还可以不断地外延。
中国画有一个类似的理论，叫“计白当黑”，它要求画家经营好空白，有故意的留白，让未着墨色的地方似乎有着丰富的笔墨。贝茨认为，海明威的小说的简约首先表现为语词上的简洁，它删除了所有的解释、探讨，甚至议论；砍掉了一切花花绿绿的比喻（《白象似的群山》中出现的那个比喻，是女主人公的而不是海明威的。），剥落了古典现实主义时期句子冗长、形容词多得要命的华丽外衣，“他以谁也不曾有过的勇气把英语中附着于文学的乱毛剪了个干净。”当然，仅有剥落剥除是不够的，它无法掩藏起八分之一，更为重要的省略是“经验省略”。这是作家马原率先使用的一个词，他认为，传统的活力方法很类似于删节号的作用，它省略的往往是情味和韵致；而海明威省略的则是完全不同质的东西——实体经验。吴晓东的看法不尽相同，是对马原看法的一个继续和延展，我们可以把它一起并入。
为了便于理解，我将吴晓东和马原的解释摘录了下来。它出现在吴晓东《从卡夫卡到昆德拉》的讲稿中。
马原是以海明威长篇《永别了武器》中曾被海明威改写了39遍（在另一处海明威说他写了40遍）的结尾为例：
我往房门走去。
“你现在不可以进来。”一个护士说。
“不，我可以的。”我说。
“目前你还不可以进来。”
“你出去。”我说，“那位也出去。”
“在此之前作者没有告诉我们房间里有几位护士，这段文字也没交代，可我们马上知道了这间停着‘我’情人（卡萨玲）尸体的房子里有两位护士。‘我’的对话没有丝毫失态之处，可是我们从这段文字里知道了‘我’的失常变态。”“这些语调上的变化其实在上边文本中全无提示，作者也没有用叙述的方式告诉我们关于主人公‘我’的情绪变化，然而我们都知道了。作者利用了人所共有的感知方式及其规律，他知道大家都知道的东西你不说大家也会知道这个道理，他就不说大家知道的东西，结果大家还是都知道了。这样做除了因省略掉一些东西而缩短了篇幅外，由这种省略还产生了完全出人意料的新的审美方法，以作用于（阅读）对象心理为根本目标的方法。”
在吴晓东看来，所谓经验省略并不是把实体经验省略掉了，海明威省略的其实是我们凭经验可以填充、想象的部分，因此这种省略技巧就最大限度地调动了读者的经验参与，使读者觉得作家很信任自己的理解力和经验能力。在这个意义上，海明威等于是把冰山的八分之七空在那里让读者自己凭经验去填充——我较为认同吴晓东的理解。
《白象似的群山》中，那种经验省略也较为类似，譬如在开始处，“‘来两杯啤酒。’男人对着门帘里面说。‘大杯的？’一个女人在门口问。”在男人对着门帘里面说话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服务人员是男是女，有多少个服务员，海明威也无意多做交待，他用的是省略，后面的交待貌似随意自然，却颇有意味。还有，“‘我说我们本来可以舒舒服服享受生活中的一切。'‘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不，我们不能。'‘我们可以拥有整个世界。'‘不，我们不能。'”——这里只有对话，没有对话者的表情，动作，就是对话也掐头去尾，舍掉了一些相关性，但它可以调动我们的想象，充分调动，让我们动用自己的想象、经验和设计来完成它，丰富它。记得在我最初阅读朦胧诗的时候，借助的是南开大学李丽中教授的《朦胧诗、新生代诗百首点评》，他提到一个观念叫做“不完成美学”或“未完成美学”——在这一美学范畴中，作家和诗人有意省略，故意不把通途完整地建立起来，而是在湍急水流中安放一些石块，砖头，让你可以落脚，顺着这些支点跳跃到对岸去。阅读者需要有强烈的参与感，你得参与补充，你得用自己的经验、想象和智慧与写作者一起搭建——在未完成美学中，它强调参与，这对阅读既是考验也是魅力。让读者积极参与，而不是单纯地讲述一个故事，我讲你听，在我看来是现代文学的一个前行，当然它对阅读者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优秀的读者肯定是不满足于全然的被动接受的，他希望写作者和他建立一种适当的平等关系，甚至在阅读中完成某种“智力博弈”，他希望自己的智力、经验和理解力得到尊重——现代的诸多小说都做到了这一点，海明威的“经验省略”当然也做到了这一点儿。
作坊式的经典小说研究，在与大家一起解析文本的丰富和魅力之外，还需要指认可能被大家忽略的风景，同时研究文本的丰富和魅力是如何做到的，它有哪些方式方法值得学习和借鉴，最终补充到我们的写作中，我认为。我认为，我们需要努力把他人的、经典的化到自我的写作中去。否则，仅是知识，仅是知识是苍白的，或者灰色的。
在这里，我们还要学习的一点是，如何讲述一个“道德”故事。
无疑，《白象似的群山》是一个道德故事，那个“小手术”其实是堕胎。小说自始至终没有提到这两个字，这也是小说高妙的地方。一个男人，美国男人，用种种的手段说服了姑娘，并“陪同”她去堕胎。它表面平静，之间的争吵和姑娘的威胁（我要尖叫了）都保持在一个可控的限度之内，仿佛是水杯中的微澜，然而内在却有着波涛汹涌。所以，在贝茨看来，“这个短篇是海明威或者其他任何人曾经写出的最可怕的故事之一。”在诸多的解读中，都或明或暗地隐含了某种的道德判断，人们普遍同情遭受痛苦的姑娘，而暗暗谴责那个美国男人——
在《被背叛的遗嘱》中，米兰·昆德拉向我们指出另外解读的可能，他说，“人们可以从对话出发想象无数的故事：男人已婚并强迫他的情人堕胎好对付自己的妻子；他是单身汉，希望堕胎因为他害怕把自己的生活复杂化；但是也可能这是一种无私的作法，预见一个孩子会给姑娘带来的困难；也许，人们可以想象一切，他病得很重并害怕留下姑娘单独一人和孩子；人们甚至可以想象孩子是一个已经离开姑娘的男人的，她为何和美国人一起去，是因为后者向她建议堕胎同时完全准备好在拒绝的情况下自己承担父亲的角色。那姑娘呢？她可以为了情人同意堕胎；但也可能是她自己采取这个主动，随着时限临近，她失去勇气，自己感到罪过并仍表露出最后口头上的抵抗，与其说朝着她的伙伴更不如说朝着她自己的意识。”“其实，我们可以没完没了地发明可能隐藏在对话后面的种种脸形。”
“至于人物的性格，选择的为难之处并不少：男人可以是敏感的，正在爱，温柔；他可以是自私，狡猾，虚伪的。年轻的姑娘可以是极度敏感，细腻，并有很深的道德感；她也完全可以是任性，矫揉造作，喜欢歇斯底里地发脾气。”（在即将去“小手术”等车的短暂时间里，她对山峰“白象似的”比喻，也许可看做某种的没心没肺，或者是对抒情式卖弄的喜好？）
我承认昆德拉说得有道理，极有道理，但也有其牵强之处。没错儿，这个姑娘可能有任性和矫揉造作之处，但这不妨碍在这一事件中我们对她的理解和同情；至于那个男人，无论是已婚男人还是单身男人，从他的话语里已经渗透着自私和虚伪的性质，这是无法抹去的。尽管，我一向认为小说写作不是以做出道德判断为宗旨的；尽管，我一向认可“小说的智慧产生于‘道德审判悬置’的地方”；尽管，我一向遵从于米兰·昆德拉，他对小说的理解严重地影响了我对小说的理解和判断；但，在这里，我还是倾向于，《白象似的群山》写下的是道德故事。它的里面，有隐隐的价值判断。那好，下面的问题就是，我们应如何写作具有价值判断的“道德”小说？怎样做，才是好的方式？
我想，《白象似的群山》或可提供某种启发。
一是，越是具有价值判断（其实每篇小说或多或少或明或暗都有着价值判断。）的道德小说，越应当采取客观、零度的方式来书写。你需要把你的价值判断稀释，努力让它不显现，不溢出文字表面。在《白象似的群山》中，我们看不到任何一句具有价值判断的话，也没有标明情感和好恶的形容词，没有，它有的只是貌似的客观，有的，只是一个摄影机的固定机位。
没有，似乎没有，才能更让阅读者进入。判断的权力归他，由他做出，由他选择。也许，这个阅读者就是那个美国男人。他会在这个故事中重新发现他自己，他可以为自己辩护，小说给予了他这个权利；但，没有做出价值判断的文字一定会让他重新认识自己，让他认识自己故意不识不察的。小说，在这里伸向了人的沉默的区域。
（昆德拉向我们提议，“请你也试图再造出你生活中的一场对话，一场争吵的对话或者爱情的对话。”我建议大家真的试一试。）
二是，越是具有价值判断的小说，越要贴近人物，进入到他的内部去书写。即使你对这个人有着厌恶，有着鄙视和仇恨。这是经验，那些伟大的经典小说给予我们的经验，是这篇《白象似的群山》给予我们的经验。你写一个无赖，甚至恶魔，那好，你就要把自己的心连接起那个无赖的、恶魔的心，让他的血，让他的所思所想流进你的文字里。全世界的人都不肯为这个无赖或恶魔辩解，可你不行，在写作的时候你不行，你必须要全心全意地为他辩护，全心全意地理解他，并认可他。而有时，你的辩护和理解恰恰最能达到你所想要的价值判断，它，远胜于“脸谱化”的方式。那些阅读者会自动启动他的判断机制来抵抗你的辩护，你的辩解越是真切越是合适，那阅读者对此的理解和认知也就越深入，所要的效果也就越是明显。《白象似的群山》中，海明威完全的“现实主义”，他让这个男人说他该说的话，想说的话，能说的话，必须说的话；让这个姑娘说她该说的话，想说的话，能说的话，然而隐匿于这些平静而真实的话语中，冰山下面的八分之七缓缓显现。我们在这个美国男人身上发现着某些男人身上的共性，当然在姑娘的身上也有同样的发现，“任何一个男人都可以说和那个美国男人所说的一样的话，任何一个女人也都可以说和那个姑娘一样的话。一个男人爱一个女人或者不爱她，他撒谎或是诚实，他都可以说同样的话。”——在这里，由这篇小说，我们可以更为清晰地认识着人，至少是某一类人，至少是，在我们身体里的某一部分，虽然我们可能未必经历。如果在这篇小说中，海明威事先做出判断，给了男人或者姑娘以定语，它的叙述魅力肯定会遭受减损，它的真实和深刻也会遭受减损。
人们，往往有种“先于理解之前做出判断”的热情，这部分热情，在你我的身上也同样存在。而写作，必须要抵抗这份热情，文学的功用是帮助我们从细微的角度认识我们人和我们所处的世界，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要伸向一般社会学所够不到的区域中去。
我们还应注意到小说的题目：《白象似的群山》。它在小说中三次出现，然而我们看到它并不是核心，故事的核心一直被掩藏着。这，显然是有意的偏题，就像劳伦斯的《菊花的幽香》或莫言的《养兔手册》。然而它又是那么地恰当，这个“白象似的群山”一直在叙述中浮现，丰富着故事，推进着叙述。它，也是一处不应忽略的风景。
附吴晓东先生《小说的情景化：〈白象似的群山〉与海明威》
整部小说运用的是很纯粹的限制性的客观叙事视角，就像一架机位固定的摄影机，它拍到什么读者就看到什么，没有叙事者主观的评论和解释，叙事者是非全知的，小说是限制性叙事。
白象似的群山
埃布罗河[1]河谷的那一边，白色的山冈起伏连绵。这一边，白地一片，没有树木，车站在阳光下两条铁路线中间。紧靠着车站的一边，是一幢笼罩在闷热的阴影中的房屋，一串串竹珠子编成的门帘挂在酒吧间敞开着的门口挡苍蝇。那个美国人和那个跟他一道的姑娘坐在那幢房屋外面阴凉处的一张桌子旁边。[2]天气非常热，巴塞罗那来的快车还有四十分钟才能到站。列车在这个中转站停靠两分钟，然后继续行驶，开往马德里。[3]
“咱们喝点什么呢？”姑娘问。她已经脱掉帽子，把它放在桌子上。[4]
海明威的小说大都是运用人物的视角来观察，尤其是以人物的眼光引出风景描写。
“天热得很，”男人说。
“咱们喝啤酒吧。”
“Dos cervezas, ”[5]男人对着门帘里面说。
“大杯的？”一个女人在门口问。
“对。两大杯。”
那女人端来两大杯啤酒和两只软杯垫。她把杯垫和啤酒杯一一放在桌子上。看看那男的，又看看那姑娘。姑娘正在眺望远处群山的轮廓。山在阳光下是白色的，而乡野则是灰褐色的干巴巴的一片。[6]
（这种环境和风景描写中看似不经意的变化其实意味着一场深刻的小说美学的变革。）
短篇小说尤其是需要技巧的，是必须训练的。我们中国作家动不动就鸿篇巨制，直追普鲁斯特，但经过短篇小说的严格训练的小说家却寥寥。与短篇小说相比，写长篇往往更容易藏拙。
“它们看上去像一群白象，”她说。[7]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头象，”男人把啤酒一饮而尽。
“你是不会见过。”
“我也许见到过的，”男人说。“光凭你说我不会见过，并不说明什么问题。”[8]
姑娘看着珠帘子。“他们在上面画了东西的，”她说。“那上面写的什么？”
“Anis del Toro。是一种饮料。”[9]
“咱们能尝尝吗？”
男人朝着珠帘子喊了一声“喂”。那女人从酒吧间走了出来。
“一共是4里亚尔。”[10]
“给我们再来两杯Anis del Toro。”
“掺水吗？”
“你要掺水吗？”
“我不知道，”姑娘说，“掺了水好喝吗？”
“好喝。”
“你们要掺水吗？”女人问。
“好，掺水。”
“这酒甜丝丝的就像甘草。”[11]姑娘说，一边放下酒杯。
“样样东西都是如此。”
“是的，”姑娘说，“样样东西都甜丝丝的像甘草。特别是一个人盼望了好久的那些东西，简直就像艾酒一样。”
“喔，别说了。”
“是你先说起来的，”姑娘说，“我刚才倒觉得挺有趣。我刚才挺开心。”[12]
（这个例子说明了我们这些靠中文去读外国文学作品的外国文学爱好者的悲哀。如果我们碰上的是一个错误百出的中译本，连读都读不懂，遑论研究？）
“好吧，咱们就想法开心开心吧。”[13]
“行啊。我刚才就在想法。我说这些山看上去像一群白象。这比喻难道不妙？”
小说其实一直被一种内在气氛笼罩着，两个人即使不谈核心的焦点话题，但对话中都有机锋暗暗指向它。
“妙。”[14]
“我还提出尝尝这种没喝过的饮料。咱们不就做了这么点儿事吗——看看风景，尝尝没喝过的饮料？”
“我想是的。”
姑娘又眺望远处的群山。
“这些山美极了，”她说，“看上去并不真像一群白象。我刚才只是说，透过树木看去，山表面的颜色是白的。”[15]
“咱们要不要再喝一杯？”
“行。”
热风把珠帘吹得拂到了桌子。
“这啤酒凉丝丝的，味儿挺不错。”男人说。
“味道好极了。”姑娘说。
“那实在是一种非常简便的手术，吉格，”男人说。“甚至算不上一个手术。”[16]
姑娘注视着桌腿下的地面。[17]
“我知道你不会在乎的，吉格。真的没有什么大不了。只要用空气一吸就行了。”[18]
姑娘没有作声。
“我陪你去，而且一直呆在你身边。他们只要注入空气，然后就一切都正常了。”
“那以后咱们怎么办？”[19]
“以后咱们就好了，就像从前那样。”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因为使我们烦心的就只有眼下这一件事儿，使我们一直不开心的就只有这一件事儿。”
姑娘看着珠帘子，伸手抓起两串珠子。
“那你以为咱们今后就可以开开心心地再没有什么烦恼事了。”[20]
“我知道咱们会幸福的。你不必害怕。我认识许多人，都做过这种手术。”
“我也认识许多人做过这种手术，”姑娘说，“手术以后他们都照样过得很开心。”
“好吧，”男人说，“如果你不想做，你不必勉强。如果你不想做的话，我不会勉强你。不过我知道这种手术是很便当的。”
“你真的希望我做吗？”
“我以为这是最妥善的办法。但如果你本人不是真心想做，我也绝不勉强。”[21]
“如果我去做了，你会高兴、事情又会像从前那样、你会爱我——是吗？”
“我现在就爱着你。你也知道我爱你。”
“我知道。但是如果我去做了，那么倘使我说某某东西像一群白象，就又会和和顺顺的，你又会喜欢了？”
（白象［white elephant］在英语中指无用而累赘的东西。海明威对“白象似的群山”这一比喻的运用肯定隐含着某种隐喻意思。但像美国文学教授杰弗雷·梅耶所解释的那样--把白象喻为不受欢迎的婴儿--则是一种太过落实的解释。昆德拉认为“把象和不受欢迎的婴儿相比较颇为牵强，这不是海明威的而是教授的；它大概是为了准备对小说作情感化解释”。参见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131页。）
“我会非常喜欢的。其实我现在就喜欢听你这么说，只是心思集中不到那上面去。心烦的时候，我会变成什么样子，你是知道的。”[22]
“如果我去做手术，你就再不会心烦了？”
“我不会为这事儿烦心的，因为手术非常便当。”
“那我就决定去做。因为我对自己毫不在乎。”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对自己毫不在乎。”
“不过，我可在乎。”
“啊，是的。但我对自己却毫不在乎。我要去做手术，完了以后就会万事如意了。”[23]
“如果你是这么想的，我可不愿让你去做手术。”
姑娘站起身来，走到车站的尽头。铁路对面，在那一边，埃布罗河两岸是农田和树木。远处，在河的那一边，便是起伏的山峦。一片云影掠过粮田；透过树木，她看到了大河。
“我们本来可以尽情欣赏这一切，”她说，“我们本来可以舒舒服服享受生活中的一切，但一天又一天过去，我们越来越不可能过上舒心的日子了。”
“你说什么？”
“我说我们本来可以舒舒服服享受生活中的一切。”
“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的。”
“不，我们不能。”
“我们可以拥有整个世界。”
“不，我们不能。”
“我们可以到处去逛逛。”
“不，我们不能。这世界已经不再是我们的了。”
“是我们的。”
“不，不是。一旦他们把它拿走，你便永远失去它了。”[24]
“但他们还没有把它拿走呵。”
“咱们等着瞧吧。”
“回到阴凉处来吧，”他说，“你不应该有那种想法。”
“我什么想法也没有，”姑娘说，“我只知道事实。”
“我不希望你去做任何你不想做的事——”
“或者对我不利的事，”她说，“我知道。咱们再来杯啤酒好吗？”
“好的。但你必须明白——”
“我明白，”姑娘说，“咱们别再谈了好不好？”
他们在桌边坐下。姑娘望着对面干涸的河谷和群山，男人则看着姑娘和桌子。
“你必须明白，”他说，“如果你不想做手术，我并不硬要你去做。我甘心情愿承受到底，如果这对你很重要的话。”
“难道这对你不重要吗？咱们总可以对付着过下去吧。”
“对我当然也重要。但我什么人都不要，只要你一个。随便什么别的人我都不要。再说，我知道手术是非常便当的。”[25]
“你当然知道它是非常便当的。”
“随你怎么说好了，但我的的确确知道就是这么回事。”
“你现在能为我做点事儿么？”
“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情。”
“那就请你，请你，求你，求你，求求你，求求你，千万求求你，不要再讲了，好吗？”[26]
他没吭声，只是望着车站那边靠墙堆着的旅行包。包上贴着他们曾过夜的所有旅馆的标签。
“但我并不希望你去做手术，”他说，“做不做对我完全一样。”
“你再说我可要尖声叫了。”[27]
那女人端着两杯啤酒撩开珠帘走了出来，把酒放在湿漉漉的杯垫上。“火车五分钟之内到站。”她说。
这时姑娘激烈的情绪达到了顶点，小说的一种内在的紧张也达到了高潮。接下去如何收场呢？
“她说什么？”姑娘问。
“她说火车五分钟之内到站。”
姑娘对那女人愉快地一笑，表示感谢。
“我还是去把旅行包放到车站那边去吧。”男人说。姑娘对他笑笑。
“行。放好了马上回来，咱们一起把啤酒喝光。”[28]
他拎起两只沉重的旅行包，绕过车站把它们送到另一条路轨处。他顺着铁轨朝火车开来的方向望去，但是看不见火车。他走回来的时候，穿过酒吧间，看见候车的人们都在喝酒。他在柜台上喝了一杯茴香酒，同时打量着周围的人。他们都在宁安毋躁地等候着列车到来。他撩开珠帘子走了出来。她正坐在桌子旁边，对他投来一个微笑。
“你觉得好些了吗？”他问。
“我觉得好极了，”她说。“我又没有什么毛病啰。我觉得好极了。”
（翟象俊译）
（海明威小说中的诸多省略、空白以及人物对话中丰富的潜台词，必须经过这种细读方式才能逐渐显示出来。）
注释
[1]埃布罗河（the Ebro）：流经西班牙北部，注入地中海，全长约756公里。
[2]整部小说运用的是很纯粹的限制性的客观叙事视角。比方说，就像一架机位固定的摄影机，它拍到什么读者就看到什么，没有叙事者主观的评论和解释，叙事者是非全知的，小说是限制性叙事。叙事者知道的几乎与读者一样多。只有“那个美国人”一句突破了纯粹的限制性视角，说明叙事者事先就知道他的国籍，此外我们对他的身份来历就一无所知，因为叙事者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别的信息。
[3]这一句是小说中很少运用的说明性的句子，告诉读者美国人和姑娘可能在等车，但是否在等车，叙事者没有直接说明，只是在暗示读者。
[4]第一句话是姑娘主动说出的。姑娘在小说中一直是采取主动姿态的人，而且可能是比较有情趣和想象力的人。下文中的喝啤酒也是她建议的。
[5]西班牙语，意为“来两杯啤酒”。
[6]这一段的文字风格是典型的海明威风格。首先是海明威的小说大都是运用人物的视角来观察，尤其是以人物的眼光引出风景描写。在这一段中，男人和姑娘是借卖酒的女人来观察的，而风景又是怎样引出的呢？是姑娘在眺望风景：“姑娘正在眺望远处群山的轮廓。”于是作者就顺理成章地描写起风景来。这一段风景描写与传统小说有明显区别。马原认为，作为现代派小说家，海明威很清楚巴尔扎克时代的描写手法已经过时了。海明威知道巴尔扎克喋喋不休地描写伯爵夫人礼服的花边和样式以及历史沿革是多么令读者厌倦，环境和风景描写也同样连篇累牍，很少有人耐心读完。但巴尔扎克细致的环境和风景描写是否必要？这一点海明威就缺乏判断了。他有点拿不准，因为写一个事件的环境对小说有时是相当关键的。那么该怎样描写环境和风景呢？这个时候海明威自己的描写就相当聪明。马原举了《永别了武器》开头第一段的例子：“那年夏天，我们住在村庄上的一幢房子里，望得见隔着河流和平原的那些高山。河床里有圆石子和漂砾，在阳光下又干又白，清蓝明净的河水在河道里流得好快。”马原评论说：“他要写一下那个环境，他怕会使他的读者厌倦，就说--在某一个位置‘望得见’什么什么，真是一个巧妙的主意。如果他说那里有些什么他就犯了强加于人的错误，他说在那个位置上‘望得见’什么时就温和得多了。这是一场心理战。我是读者我读到这样的部分时，我想我通常有兴趣知道。作者的委婉使他取得了预想的效果。”马原是小说家，他有创作体验，因此他凭感受出发有时更能看出某些学者和评论家看不到的问题。作家写的创作谈方面的文字，往往比学者更能揭示文学本体性内在性的问题。
《白象似的群山》这一段就是这样：“姑娘正在眺望远处群山的轮廓……”风景是由人物眼光引出的，读者就与姑娘一起观看，同时也间接洞见了姑娘的内心和姿态，是一种双重的效果。这是一种风景描写技巧上的变化。这种变化往往是不知不觉的。读者不一定能一下子发现技巧已经改变了。但在海明威却是极端自觉。在这个意义上，短篇小说尤其是需要技巧的，是必须训练的。我们中国作家动不动就鸿篇巨制，直追普鲁斯特，但经过短篇小说的严格训练的小说家却寥寥。与短篇小说相比，写长篇往往更容易藏拙。
[7]比喻第一次出现。不是属于小说的叙事者的，而是属于姑娘的。它多少提示了姑娘是有诗化倾向的人物。这个比喻后面一再复现，它肯定有提示性作用，提示了小说人物的情调，近似于主导动机，也是冲突的一个焦点。
[8]男人的反应是现实主义式的反应，没什么浪漫的诗意，因此姑娘似乎有些不满，“你是不会见过”，语调里有点怨气，但男人也针锋相对和她抬杠。这里开始暗示两个人之间有一点不愉快的气氛，有某种紧张。
[9]这里面也有所谓的“经验省略”，海明威并没有直接交待帘子上画了什么，写了什么，但姑娘和男人的对话却告诉了我们上面写有东西。另外，我们还能知道，上面写的是西班牙文，姑娘并不认识。“Anis delToro”正是西班牙语，指一种茴香酒。
[10]里亚尔（real）：旧时西班牙和拉丁美洲国家通用的一种银币。
[11]又是姑娘的比喻。
[12]读到这里已开始进入关键话题，但歧义也就来了。姑娘说这酒像甘草甜丝丝的，男人说的是“样样东西都是如此”，把话题引向了所有的事情，其实是想说一件现实的事情，就是把话题引向下面谈判的流产。所以“样样东西都是如此”这句话是想安慰姑娘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包括流产这件事情也没什么了不起。但下面的对话开始费解：“‘是的，’姑娘说。‘样样东西都甜丝丝的像甘草。特别是一个人盼望了好久的那些东西，简直就像艾酒一样。'”这些话是在赞同男人，但为什么男人不满：“喔，别说了。”而姑娘也同样不满：“是你先说起来的。”我们读小说译文不太容易搞清为什么两个人的语气都有些不满，可能是中译没有传达出原文的语境。“样样东西都甜丝丝的像甘草。特别是一个人盼望了好久的那些东西，简直就像艾酒一样”，这一句的原文是这样的：“Everything tastes of licorice.Especially all the things you've waited so long for，like absinthe.”这里的“艾酒”（absinthe）是一种苦酒，以苦艾为原料，又叫苦艾酒。那么为什么译文中却说甜丝丝的东西“简直就像艾酒一样”？这不是自相矛盾么？其实原文的语境中姑娘的话有讽刺的意味，意思是“你说每样东西都像甘草是甜的，难道苦艾酒也能说成像甘草”？“like absinthe”一句应该译成“比如艾酒”，like译成such as，就清楚多了。因此，姑娘这段话的准确语义应是：“你连苦艾酒也能像甘草一样，尝出甜味来。”这就有了讽刺意味。姑娘其实也在暗指流产的事情，是想对男人说你是不是连堕胎也要说成是件好事儿？所以男人听出了讽刺意思，才有点恼羞成怒，说“别说了。”姑娘则反戈一击：是你先说起来的，我刚才本来挺开心，你又扯到这件事儿上来了。接下去读我们就会明白原来两个人即使不说出来，心里其实也都在想着同一件事，小说其实一直被一种内在气氛笼罩着，两个人即使不谈核心的焦点话题，但对话中都有机锋暗暗指向它。
[13]结果是男人妥协。
[14]听起来有点敷衍。
[15]这一段中姑娘两次涉及白象的比喻，第二次却是否定性的，说山看上去并不真像一群白象，姑娘的感受变了。其实这也许并不是一个特别关键的比喻，但它说明了姑娘一直试图找到开心的办法，尝试摆脱沉闷的心境，并想引起男人注意。但男人显然无法把注意力集中到群山上，他只忧虑一件事。
[16]核心事件终于出现了，而且我们也知道了姑娘的名字。
[17]姑娘第一次沉默。
[18]这句话可能在暗示这是什么样的一次手术，但只有有经验的人才能猜出来。
[19]困扰姑娘的可能是更长久的考虑，与男人只关心眼下堕胎一事形成了对比。
[20]从这一段话中可以感受到两个人的冲突和分歧到底在哪里。男人烦心的是眼前这件具体的事情，认为使两个人不开心的只有这一件事。而姑娘更关心手术以后两个人是否就能开开心心再没有什么烦恼。
[21]男人的态度至少从字面上看是不想勉强姑娘。但他觉得手术是妥善的办法。我读到这里至少觉得男人不是一个态度绝对强硬的人，他一再强调“绝不勉强”，而且态度上很难说是虚伪的，不真诚的。
[22]白象的比喻再次出现，证明了姑娘极为敏感，她前两次运用这个比喻都没有得到男人的反应，就敏感地觉得男人是不是不喜欢她了。而男人的解释也是合理的，他的心思无法集中到诗化的比喻上，这是一个可以令人接受的理由。昆德拉也说，“男人说的话都是寻常的安慰的话，在这类情景下惟一可能说的话。”
[23]姑娘在意的其实仍是两个人能否找回过去的开心的日子，她关心的并不是自己。
[24]这是小说中比较费解的一句话。这里“他们”指的是谁？对于姑娘和男人的过去没有了解的局外人是无法知道的，读者显然也无法知道。但是这句话透露出堕胎事件的症结似乎不在两个人内部，还有个“他们”对两个人的生活构成着潜在的影响。
[25]也许这里多少透露了两个人冲突的症结。男人说“我什么人都不要，只要你一个”，似乎是在表达海誓山盟般的誓言，但是隐藏着的潜台词却是仍有别的什么人存在，这可能构成了对姑娘的真正威胁，而这别的人，可能就是上面所说的“他们”——当然，由于我们缺少对事件的前因后果的掌握，这一切仅止于猜测。
[26]姑娘厌烦了，情绪开始爆发，原文中海明威连续用了七个please请求男人“不要再讲了”（stop talking）。
[27]这时姑娘激烈的情绪达到了顶点，小说的一种内在的紧张也达到了高潮。接下去如何收场呢？海明威这时不失时机地把开酒吧的女人请了出来。
[28]这里出现了小说叙事者一般很少用到的形容词“愉快”，同时写姑娘对男人笑笑。这都是对姑娘心理变化的如实写照。姑娘经过了宣泄，情绪显然好转。其中也许有对男人的某种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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