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在家庭中都扮演着一个角色，或轻或重。你有没有思考过，在家庭中你扮演的是怎样一个角色？而这个角色是你的主动选择，还是你的被动接受？说得深奥一点，是你选择了那样的生活，还是那样的生活选择了你？
生活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生命之舟行驶在岁月之河，更多的时候，容不得你选择，你只能逆流而上。
这些感悟，得于我对父亲的品读。追寻他的足迹，我就能，一点一点，如抽丝剥茧般，揭开生活的面纱，看看“生活”二字背后那无尽的伤疤。
1.英姿飒爽
从我有记忆以来，父亲就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无论我遇到什么事，都不叫事，因为有父亲，父亲强大到可以解决一切。
父亲生于1952年，这是我推算了几次才得出的结果，一直以为他生于1953年。我多么希望他能更年轻一些，哪怕就一岁。
在那个年份出生的人，有个尴尬的事情，那就是“老三届”，1966—1968年的三届中学生，这三年里，无论父亲是读到了初几，都不可能继续读书，所以，父亲成了生产队的一员。
同一时间开始的是“文化大革命”，1966年，父亲14岁，成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一员。不知道是宣传队练就了他的口才，还是他因口才而进入宣传队，反正总之，父亲能把毛主席语录背诵得极为顺畅，感情充沛，且能联系生活实际。
这个时候祖父的家庭比较贫苦，祖母会为了偷留一点口粮而藏在粪堆之下，但还算正常，别人家的日子也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父亲跟着宣传队，走街串村，闲暇之余还能坐在炕沿唱书；品着知青姑娘送的无比珍贵的烧酒；穿着知青姑娘强披在身上的呢子大衣去看露天电影。
父亲，长得帅；父亲，酒量大；父亲，会说话。
这三个优点，给了父亲7年的快乐时光。英姿飒爽的父亲，去秀舅家唱书，享受着进门必须有人扫炕的待遇，不扫炕就不上炕，不上炕就不唱书。
不用思考家庭的重担，只需要自己活得潇洒，这是多少人羡慕的生活方式。父亲的7年，弥足珍贵，7年之后，我大姐出生，父亲真的成了父亲。他仅仅是做了父亲的话，我还不能想象出他的变化，但仔细想想，作为长子的他，后面还有四个弟弟，自己做了父亲，意味着弟弟们要接二连三地娶妻安家，那些美好时光会被无情地压缩，容不得他再唱书了。
祖父是个老实人，没有张罗事情的能力，祖母有着全乡唯一女地下党员的荣耀，但那也仅仅是一份荣耀，从未踏入过我们村的权力核心。换句话说，她那颗革命似火、路见不平的心，时不时惹出许多事端，给家庭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那么这个大家庭，该由谁来做主心骨，该背在谁的身上？只能是我的父亲，而他当时只有21岁。现在21岁的人在做什么？坐在大学的宿舍里打电子游戏。而父亲要面对的，是自己的家庭，还有除去出嫁的两个姐姐之外的四个弟弟、两个妹妹的人生之路，一个21岁的人，背上驮着6个人的未来。
他有选择吗？没有，他是长子。人说“长兄如父”，我老叔常说“老人不在了，大哥就是老人”。大哥不做，你会觉得无情，大哥做了，你会觉得应该，但有谁想过大哥的难处和感受？究竟是你选择了那样的生活，还是那样的生活逼着你做出选择？你无法选择，你过得怎么样，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是一大家子的事。
2.顶天立地
16岁的父亲，做了两年生产队保管员。18岁的父亲，迎来了一件改变他人生轨迹的事情。
当时我家所在的东山村第一生产队，主要种植谷子，产量小，导致很多人吃不饱，怨声载道。乡里的干部前来调查，群众反映，产量小是因为一队的粪少。干部问大家，为什么一队的粪少？秀舅说：“少什么少？！要是把一棵谷子种在粪堆上，看看还少不少？”乡里干部罚秀舅面壁思过，然后问父亲，父亲大概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给出了一个令干部十分满意的回答。
这里有一个“文化大革命”的背景，所以有了令人匪夷所思的结果：干部当即决定，吃不饱怎么办，换队长！新队长，就是父亲，我18岁的父亲。
生活是最好的老师，作为一个搞文字的人，我向来佩服生活的精彩程度，因为生活总会给你一些意想不到的戏剧化结果。再伟大的作家，都无法想象，18岁的父亲，面对此事，会做出怎样的反应。
生产队长，多大的官职？我看过很多知青回忆录，里面都有一个权力无比大的生产队长，可以主宰很多人的命运，而这种权力，却要交给一个18岁的少年，由他来决定全队五六百号人的生存。
好吧，还是要佩服一下生活的精彩性，父亲的反应是——哭了。父亲不敢当那队长，他更想做一个英姿飒爽的美男子，没事去唱书，去玩耍。父亲哭着说：“没做过啊，不会做。”
干部说：“好吧，没做过，那就学，从副队长做起。”
18岁的父亲，成为生产队的副队长，带领一队人，不种谷子，种玉米了，玉米产量高，虽然不如谷子磨的米好吃，但解决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大家有饱饭吃了。
从副队长到队长，他一直干到分田单干，也就是说从1970年干到1984年。
在这14年间，祖父的家庭发生了很多事。父亲操办了三个叔叔的婚事，安排两个姑姑出嫁。然而，最令父亲为难的，并不是这些，而是早就出嫁的两个姑姑。
大姑因丢了女儿，疯了。我的童年，不是一般地讨厌大姑，我记恨她给我家带来的种种麻烦。疯了的大姑，也是要生活的，她经常来借米借面，父亲无数次地给予。这还不算，疯大姑，有时还趁父母不在，我们年幼，到我家来拿东西，柴米油盐都拿，有一次她拿着一块塑料布，用手直接挖我家缸里的冷猪油。我家可是个6口之家啊，我们姐弟4个没有劳动能力——“嗷嗷待哺”，我们也要生活。更让我愤怒的是父亲的态度，放任大姑的行为，像教一个孩子说话，轻声轻语地告诉大姑：“没粮可以来借，但不要来偷偷拿了，油缸都挖脏了。”
大姑不会听的，直到2008年大姑去世，我家的一切都等于是大姑的，各种食物，甚至还包括杏树上的杏，园子里的蔬菜……
二姑更惨，生活艰难，缺少食物，吃看瓜晒的瓜条子，造成贫血。二姑病了不少年头，父亲只要有点钱，就要拿去给二姑治病。二姑住院，父亲带着叔叔们给二姑输血，疾病还是越发严重，二姑崩溃了，上吊，离开了这个苦难的人间。二姑自杀前曾与父亲有过对话。父亲说：“二姐，别着急，我今年在西沟种了很多打瓜，打瓜收了就带你去城里看病。”
二姑说：“你可别骗我了，我都打听了，西沟的打瓜都被腻虫腻死了。”
父亲无言。这是二姑留给父亲最后的话语：“打瓜都腻死了。”
想想看，多么悲凉，一片打瓜地，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死。
人在最艰难之时，往往会将希望寄托在一些看似平常又极为重要的事物上，比如打瓜地，当这根救命稻草都无法抓住，涌上心头的就是致命的绝望。
从我有记忆开始，父亲就是围绕在我全身的一层光环，耀眼夺目，让我以是父亲的儿子而自豪：一代美男子，酒量极大，说话办事都让人舒服。
多年之后，我才反应过来：父亲的荣耀背后，是一个家族的苦难。不知道他有多苦，有多累，但在我面前的父亲，隐藏了这些内心深处的苦和累，展现出来的，永远是无比强大的父亲，顶天立地。
我不知道当时的父亲是否会怀念，他少年时那欢乐的7年唱书时光，我只知道生活像一座不断加重的山，压在他的身上，不容他喘息。大姑要生存，二姑要治病，4个叔叔要娶媳妇，我家6口人还要吃饭。那些在我看来是光环的东西，其实是父亲背着生活的山踽踽独行的辛酸足迹。
3.斗转星移
1984年，分田单干。父亲选择了让贤，将队长之职，让给了大姑父，他知道，疯大姑的家更需要那份职务。
1987年到1990年，父亲任村会计，这也是他最后的官职光环。从村里卸任之时，父亲38岁。
从1991年到2001年的十年间，父亲经历了人生的蜕变：没了官职，该如何生存，生活不会因为你的失势而对你好，减轻你的压力，反而可能会更大。这十年间发生的事，一点也不比之前轻缓。
首先要解决的是，你如何从精神上迅速走出失势的窘境。就连我这个孩童，都要面对，比如比我大几岁的孩子，见面对我喊：“树豆，你爸下野了，你爸是下野了吧？”
你曾站在峰顶金光闪闪，如今，你要从谷底仰望那山的高度，并且承认自己已沦落风尘。
我不知道父亲如何走出这道阴影的，甚至未曾注意到他是否因此产生过懈怠。
当时我在读书，需要钱，初中念了两遍，高中读完又补习一年半；祖父去世，留下还未成家的老叔；大舅撒手人寰，留下10岁的表弟和3岁的表妹，而大舅临终扫视这个世界，能够托付的只有这个曾经金光闪闪的二姐夫；二姑留下的表哥，已到了结婚年龄，而父亲多年来一直对他视如己出。但父亲，没了一官半职，要以一个农民的身份，解决这些问题。
叔叔们都自立门户，会自己擀毡子，唯独老叔不识字，父亲不放心，带着他一起去蒙区擀毡子，一份收入分成了两份。父亲不像是老叔的兄长，更像是老叔的父亲。
父亲承包地来种打瓜。一代美男子身上有了土色，脸上多了层层叠叠的皱纹。尽管依然挺着身板侍弄地，但火辣的太阳毫不客气将他的皮肤晒得爆皮，剥去一层，又生一层……
父亲还种树，在我家房前屋后种了很多杨树，闲暇时就去侍弄那些树。每天早上起床，他先去看树，仿佛那树在他眼里，每天都是新的模样，长粗了几寸，长高了几分。父亲在房前屋后反复地数着那些树，三五日就数一次，时常深情地望着树对我说：“树豆，这些树，你读大学时，能够一年的学费。”
我看着那些树，想象着变成很多钱的样子，无比兴奋，也对这些树有了感情，大学，学费，美妙的树。那些树也很争气，长得旺盛。
高中时，一日回家，我进院就发现，树没了，那时那些树已经长得可以做檩子了，而我和父亲算计的，是我上大学时这树能做柁。
我问父亲：“树呢？”
父亲望着窗外，那些曾生长树的地方，没有说话，脸上的表情像是不舍，更像是一场话剧演出结束后的庄重谢幕。
母亲说：“砍了，给你二哥拉走了，结婚用。”
二哥就是二姑留下的孩子，那些树做了新房的檩子。那些年干旱，父亲种的打瓜几乎无收成，除了砍树，他还和叔叔们一起借了利息钱，给二哥结婚。
那些父亲每天都去看的树，那些三五天就要数一遍的树，那些期盼着变成儿子学费的树，没了。
父亲“面朝黄土背朝天”，以一个中国最普通的农民身份，帮老叔成家立业，帮表哥结婚，供我读完大学。这些都是在褪掉光环之后，他用双手从土里刨出来的一角一分，如他脸上层层叠叠的皱纹。
我读懂父亲，是在2008年，那年母亲被车轧断了脊椎骨。在康乡医院，父母、三个姐姐还有我，一起商量是否给母亲转院到新惠医院。由于母亲极力反对，坚信能够自己长好，最终也没有一个决定性的意见。我突然间发现，大家竟然都在看我，包括我56岁的父亲，也在看我，等着我拿主意。看到父亲看着我的神情，我的心是慌的，从未有过的慌张。
从小我是家里的老小，上面有三个姐姐，再上面有父亲，多年来一直享受着满世界的爱，有什么事情，都有父亲呢，不需要我来决定。这次当父亲将等待最终决定的目光望向我，我还在慌张地问自己：一家之主难道变成了我？
返回北京后，我一直在思考，从来我都是照顾好自己就行，有富余的钱就给父母一点，没有就自己尽情地玩耍，我真的不想做这个一家之主，机关里上着班，没事写写文章，多好的生活！
究竟是你选择怎样生活，还是怎样的生活选择了你？
我有选择吗，能不能找个人代替我？扫视全家，这个人只能是我，姐姐们呢，无论如何倡导男女平等，但中国说到底，还是男性主宰的世界，何况她们又都有了自己的家庭，我是男子汉啊！想来想去，吓到了自己，竟然是我，为什么是我？
说起来，也真是个奇怪的命运，父亲和二叔接连有了5个孩子，都比我大，竟然都是女孩，而接下去，父亲兄弟5个，接连又有了5个孩子，都是男孩，而我偏偏是这些男孩中的老大。我想象着父亲18岁接过生产队长之职的情境，他并不愿意，他还哭了鼻子，但是，他别无选择，无论他如何喜欢唱书，都必须放下那份挚爱，选择顶天立地，做男子汉，驮起全家。
大舅生前曾经跟我说：“别像大舅，30岁才成人。”
而我2008年读懂父亲之时，刚好是老家说虚岁的那个30岁。
这像是我人生的一道关口，更像一个转折，明白了我不但要为自己而活，还要为家庭而活。父母已到退休年龄，姐姐们都在农村，一群外甥外甥女在仰望着这个北京的舅舅，堂弟里最大的也还大学没毕业，都在指望着我这个大哥，能够先闯出一片天地。
我要从一个老小，变成一个老大。可想而知，没有父亲的帅，没有父亲的酒量，没有父亲的交际能力，却又必须顶天立地，我的天啊，生活！
三十年懵懵懂懂，一朝在父亲期盼的眼神中长大。好吧，勇敢地向前走吧，好与坏，都只能是我，一家之主，不可代替。
父亲曾经差点去当兵，被祖母追回。父亲偶尔跟我讲：“那年我要去当兵，体检都合格了，被你奶奶哭回来了。”
这是父亲对生活的唯一抱怨，或是对另一种生活的美好想象，但是父亲若去当兵，一家老小怎么办？
斗转星移，究竟是那样的生活选择了你，还是你选择了那样的生活？
成长，是一个沉重的话题。读懂父亲，我就长大了。
候鸟父母
下楼买烟，回来后，看到母亲在我房间，蹲着身子擦地。
我看着她说：“妈，别擦了，一会儿又腰疼了。”
母亲有腰椎间盘突出的毛病，她没抬头，继续专心致志地擦着，说：“明儿个我们就要走了，得擦一下。”
明天，父母将结束一年一度的楼房生活，离开他们的儿子，回到故乡的那三间住了几十年的老屋。
母亲仍蹲在地上低头擦着，声音低沉：“走了剩下你自己，更没人给你擦了，我和你爸不在这里的时候，你收拾利索点。”
做子女的，永远都是父母的牵挂。母亲临走还惦记着给我擦地，让我心里很难受，几乎是推着她出了房间的门。
母亲站在门口不走，把手里的湿布放在地板上，用力踩在脚下，来回蹭着门口附近的区域。不让她擦我房间的地，她就反复擦我门口外的地。我的房间仿佛有巨大的磁场，时刻对母亲产生吸引力。
我望向母亲，看到她脸上的褶皱和低落的神情，眼睛是湿的。
缓缓地关上房门，听到门外，地板摩擦的声音，我的心里如打翻了药瓶，很苦。
我常常比喻漂泊的游子是候鸟，比喻春运的大军是候鸟群。但自从父母进城跟我过年，我才感觉到，他们才是候鸟，每年十一前后，欢乐地来，正月底，悲伤地走。
刚进城时，父母都很不习惯，母亲想乡邻，父亲想酒友。什么叫背井离乡？他们已经在老家生活了六十几年，在白发苍苍之时，却突然间，离开了那片熟悉的土壤，开始了漂泊的生涯，就为了和自己的儿子在一起。他们想我，惦记我。当父母的，无论为子女做出多大的牺牲，都义无反顾，无怨无悔。
母亲总是擦这擦那，整天都在收拾我的家，父亲没事做，只能看电视，偶尔出去散步。
我心疼母亲，她有冠心病，还因车祸留下腰椎间盘突出的毛病，擦地对她影响很大，有时站着擦，但站着擦不干净，就蹲下，隔一小会儿，站起来歇一歇。母亲总能看到家里那些我认为不必要做的家务，而忘记了自己身上的疾病。
父亲说：“你可别干了，要是累病了，得给儿女添多大麻烦。”
母亲不听，继续忙着。
我说：“妈，你别擦了，天天擦，哪有那么脏。”
母亲说：“不能总闲着，闲不住的。”
我才明白，原来母亲不是想无时不刻地干活，而是闲不住。除了做家务，就只有看电视，但母亲和父亲看不到一起：她没读过书，只喜欢看戏曲频道；父亲有文化，喜欢政治，总看新闻。只有一台电视，母亲让给父亲看，自己擦地。
我翻箱倒柜找到一台很古老的大录音机，有收音机功能的，放在父母的房间。效果立竿见影，父亲开始听收音机，听评书，一天有十几个台播放不同的评书节目；母亲看电视，只看戏曲频道。
戏曲频道那些人唱戏，没有字幕我根本听不懂，我问母亲：“妈，你不认字，能听懂吗？”
母亲笑了：“听个热闹，哼哼呀呀的挺好听的。”
三年来，母亲听了很多戏，但只是从服装上看热闹判断大概是个什么戏，从来没有一部戏能准确地说出名字，更别说内容。
刚起床，早餐已经摆上餐桌，出门时母亲还不忘叮嘱我带好东西；晚上下班一进门，就能看见厨房热气腾腾，母亲做好饭菜，温在锅里，坐在沙发上看戏，等我回家。
吃饭的时候，父亲喝着老酒，和我说话，讲他的评书世界。《白眉大侠》《三国演义》《水浒传》等，讲着讲着就讲串了，把林冲的故事讲到三国里去了。
我不揭穿他，听他继续讲，十几部评书穿插在一起，是很难听懂的故事。
这很像我小的时候，邻居来锁家有一部半导体收音机，我每天中午去听《白眉大侠》，听完以后见着人就想复述一遍。见着谁都问：“听评书了吗？”
问听没听，只是一个要给人开讲的前奏。这话只要对方搭茬，接着就是滔滔不绝的复述。同学老王，坏，见到我，没等我开口，就对我说：“听评书没？”
我寻思，这下好，不用我主动问了，刚想给老王讲我听到的最新故事，老王这浑蛋，转身跑得无影无踪。
没有酒友陪伴，父亲孤独，想和我说话，又找不到什么共同语言，七大姑八大姨的事情，早已唠完。父亲就跟我讲他的评书世界，希望能引起我的共鸣，可我的兴趣不在那，也搭不上什么话。父亲显得很失落，看出我们无法因评书而有交集，就不再跟我讲了。父亲依然自己一个人听评书，将电视让给母亲。
偶有出去散步，看到一些事情，父亲回来，都会努力给我讲述。比如广场有一群人在跳舞，有一个人不会跳，跳得很难看；比如某个楼底下，有个流浪汉躺在地下，可能会冻死……
父亲的世界，没有微信和网络，也没有与我的工作相关的，他脱离了社会，我们之间就少了共同的话题。但是父亲，太想和儿子说话了，讲评书不受儿子欢迎，他就讲着所见所闻。父亲不是想讲大千世界的林林总总，他是想和我沟通，尽管他老了，他仍在努力，试图以他的方式走进儿子的世界。
记忆中的父亲，很爱看书。我城里的家有不少五花八门的书，令我意外的是，父亲竟然不看书了，他年轻时不是这样的。我之所以会写作文，就缘于小时候跟着他看武侠小说。我家的武侠小说，父亲看完，我们姐弟四人开始抢，我为了独占，常带书到学校去看。那会儿父亲还看报纸，过年买的糊墙用的过期报纸，都不放过，一张张看完再贴在墙上。贴在墙上的报纸，没事的时候还要凑上去再看几遍。父亲刚来时，曾翻阅过我的一些书，但看几眼，就放弃了，后来也就失去了翻阅的兴趣。
我在机关工作的时候，单位给每人每年300元的阅读福利费，可以订书订报给亲属。我打电话给父亲，问他要什么报纸，想给他订。
他在电话那端说：“别订了，老了，看不太懂，浪费钱。”
订报的事，就此搁置。听他说自己老了，看不懂书的时候，我无比想念那个在昏黄的灯光下读着武侠小说的父亲。岁月是一种可怕的东西，拥有摧毁一切的力量。生命的衰老，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甚至在我网购的一摞摞图书送进门时，父亲会不由自主发出感叹：“不少钱吧？”
我看着父亲的眼神，想起小时候，他给我钱，交代我去供销社买东西，我私自决定买了字帖和书，惴惴不安地回到家，害怕他训斥我。但他却从不因此训斥我，也没追究我没有买回他需要的物品之责。
父亲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而现在，他竟然心疼起买书的钱。
我想，这就是苍老带来的变化。年轻的父亲，有劳动能力，我花钱买书，他不心疼；苍老的父亲，没有劳动能力，我买什么，他都会心疼。
父母从贫穷的生活中来，对生活的各种开销，都充满着局促感。
今年小区进行燃气改造，不再烧煤供暖，而是用天然气。天然气价格高，小区业主闹事，结果迟迟未供暖，房间里挺冷的，我买了电暖气。
电暖气进门的时候，我把说明书藏了起来，这东西用电挺费的，不能让父母知道。电暖气安装好，推到父母房间，插上电。父亲走出房间，在包装盒里翻找，抬头问我：“说明书呢？”
我回答：“不知道啊，没有吗？”
我还凑过去假装和父亲找了半天，然而，父亲就是父亲，我这点小计谋，估计早被看穿了。这个电暖气，自从进了家门，除了我用过几次，他们就没怎么用过。没有说明书，父亲不放心，有朋友来，他找机会聊起电暖气的耗电量，朋友不知情，和他说了，这下完了，电暖气成了摆设。
去年，邮局送来了三张稿费单，加在一起大概90多元钱。取款的邮局离我家挺远的，加上钱又少，我就一直没取。父亲发现了，问我邮局在哪，我跟他描述了一下大概。隔日父亲跟我说：没找到，走了很远，都走到大桥了。我说大桥才到一半，父亲怕迷路，不敢再去了。那段时间一直催我去取，我应付着也没去。直到去年回老家上车之前，父亲还在叮嘱我：“别忘了去取稿费，90多块钱呢。”我答应着，其实一直也没去取，早过期了。
我家的餐桌，只要我没上桌，父母就不肯结束。赶上我正忙，父母就在桌上慢慢吃等我，不是要和我一起吃饭，而是研究饭的多少。饭如果剩下，母亲下顿肯定吃剩饭，父亲不想让母亲吃剩饭，就不让多做。但是我不上桌，他们不知道饭够不够，怕我吃不饱。我在写作，父亲一小口一小口地喝酒等，母亲一小口一小口地吃饭等。有时时间实在过长，他们就不吃了，去做自己的事，我上桌一看，余量特别多，这意味着他们可能没吃饱，也意味着我肯定吃不完这么多，母亲下顿就要吃剩饭了。于是，我就尽量按时上桌吃饭，第一个吃完，他们才会大胆地分配剩余的饭菜。
有时我和父母一起去菜市场，主要是为陪陪他们。开始时是三个人并排，慢慢地就散开了。我在最前面，父亲在中间，母亲在最后，父亲不停地回头等母亲，我不停地回头等他们。
每一次回头，我都想起儿时，三个人并排走，走着走着，就变成了父亲在最前面，母亲在中间，我在最后，父亲回头等我们，母亲回头抱起我。
我们长大了，父母却老了，他们步履蹒跚，努力想跟上儿女的脚步，却越落越远，再也跟不上了。
“七九河开，八九燕来”，当春天温暖的阳光打在肩上，候鸟即将飞回北方。我的父母，即将启程，像那候鸟一样，一路向北，回到故乡的老屋。
老屋的生活他们最习惯，没有了城里生活的种种不适，但无法代替候鸟生活。父母爱老屋，但老屋里没有他们的儿子。
雾气中的母亲
母亲站在一口大铁锅前，持一块湿漉漉的抹布，弓下身，揭开已变成黑色的秸秆串成的锅盖，雾气散出来，母亲的身影就模糊了。金灿灿的年糕、白胖胖的馒头、圆滚滚的饺子……母亲一次次弓在雾气里，眯着眼揭开那灼热的锅盖，也揭开了全家人年的味道。
灶台，是属于母亲的天地。不只是我的母亲，家家户户的母亲都围着这四四方方的灶台转着，像一个陀螺，转啊转，不知疲倦，只要有一点力气，就永不停歇。
小时候，从地里回来的母亲，进院门先抱一捆柴火，径直走到那个她最熟悉的灶台，拍拍身上的尘土，拿起炊帚，掸一掸灶台上的灰尘。掸灶台上的灰尘，是一个开始的信号，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母亲坐在一个小板凳上，一手拉风箱，一手往灶膛里添柴。风箱呼哒呼哒地喘着，火苗噼噼啪啪地蹿着，火焰映红母亲的脸，雾气便渐渐在灶台上空升腾而起。淘米、下锅、捞米、焖饭、切菜、炝锅、炒菜、盛菜，一道道程序绝不会出错，母亲像训练有素的士兵，起身站到雾气里，回身坐到板凳上，如此反反复复，一日三餐，顿顿如此。
站在雾气的里的母亲，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台鼓风机，这样可以提高效率，让儿女们早点吃上一口热饭。有一天父亲真的买了台鼓风机，母亲高兴着把风箱搬到草房，累得满头大汗，但脸上笑得很开心。那是一种告别仪式，意味着迎来更好的生活。记不得过了多久，鼓风机坏了，母亲不让再买，她担心还会坏，灶台前再次传来风箱呼哒呼哒的喘息声。母亲的手似极耐高温，从不怕烫，但不是没有烫伤过，母亲的眼似极耐烟雾，从不怕熏，但被烟熏得重了母亲也会咳嗽，只是母亲不怕，也从未提起，因为，“母亲”二字本就是世间最强大的词语，是天不怕地不怕的。
雾气彻底散去的时候，母亲将饭菜盛到桌上，一家人坐在桌前准备吃饭。母亲却不见了，她跑去浇园子、喂鸡、饮驴……父亲总说：“越是吃饭的时候你妈越忙。”母亲总是这样，安顿好了其他人吃饭，就去忙那些永远忙不完的家务活，至于她什么时候吃饭，这是个多少年都解不开的谜团。母亲是怕饿着我们，所以规划好了时间，等我们吃上饭了，她就尽情地去忙了。
我现在时常回老家，母亲依然站在雾气里，但她的站姿与以往有些不同——“歪扭”。父亲说：“怎么不好好的呢，总歪扭啥。”母亲为啥“歪扭”呢？原因很简单，她受伤了。前一段日子，她去割蒺藜，想卖点钱，因为她心脏不好这些年每年吃不少药，她就想着自己赚点，给我们减轻负担。当她赶着驴车返回的时候，有一个下坡，毛驴疯跑，母亲还在车下，想上车，但是踩空了，车从她身上轧过去，车很沉，而且更要命的是还打了半闸，大概是拖行了一段。她躺在地上，一个路过的村民发现了她，然后父亲和叔叔们赶到的时候，她已经在地上挣扎了很久，她想站起来，但是没有做到。父亲是出事后第二天打电话给我的，他说：“你妈轧着了。”这句话他说得很不清楚，我听得也很不清楚，连问了三四遍，他连说了三四遍，说到哽噎。我当时脑子“轰”的一下，一片空白。乘当日的火车，站票，次日赶到了乡医院。母亲躺在病床上，脸色枯黄，像脱水的橘子，说话有气无力，我想给母亲转院。她死活不肯，说：“能长上，一定能长上。”就这样，又过了两天，母亲日渐好转。我陪了母亲两周。椎骨骨折的母亲，从腿不能动到可以做抱膝运动。然后有一天，父亲打电话来说，“能下地走路了”。但这次骨折给母亲留下的是腰椎间盘突出，这是县城医院大夫的诊断，因此母亲走路或站立都“歪扭”，“歪扭”着站在厨房的雾气中。
当年母亲从祖母手里接过那把炊帚，如今，我家却缺少了能传承这把炊帚的人——进城了，不用炊帚了。这几个春节母亲和我在城里过年，不烧柴，不拉风箱，她用了很长的时间才习惯这个做饭方式。刚开始，有一次家里只有她一人，炉灶的开关没有关好，一个很小的火苗一直在燃烧，她就站在那里盯着火苗，持续几个小时，直到我回来。她说害怕动错了开关弄爆炸，我有点哭笑不得：再优秀的小说家，都难以想出这样的细节，一个母亲，盯着一个没有关好的燃气火苗几个小时。
日复一日，母亲弓身站在灶台前的雾气里，站大了儿女，站老了岁月，站出了一个家庭的未来，更站出了母亲的高度。
我喜欢站在雾气中的母亲，那是世界上最美的母亲，更是人间最美的图画。
三棵榆树
如今的故乡有很多树，县城的公园立着植树功臣李儒的碑，我小时候就在那里挖过很多树坑。据说大黑山的人，前些年用镐头刨石成坑，背土和水上去，栽了很多树，杨树。我见过《人民日报》整个版面，报道敖汉旗植树盛况，历经多年，漫山遍野的杨树，为敖汉人捧得“小金人”——联合国颁发的“全球环境500佳”。
1.歪脖
儿时的故乡，树很少，为数不多的一些树多为杨树，偶有榆树，都显得格外稀奇，更不用说什么黄花梨。祖父说过，“东山村以前叫‘老榆树底’”，我顿时相信，东山村在很久以前，有一棵颇为壮观的老榆树，定是被哪个不懂传承的人砍了。
祖父家园子里，有三棵榆树，这种树无人栽种，全凭风带种子来，自然生长。两棵较直，一棵歪脖，立在园子一角，与半园杏树相映成趣。园中无井，故乡又少雨，能成活的树都是生命力极强的品种。比如，这三棵榆树虽纹路丑陋，但夏日必枝繁叶茂，冬日仍迎风耸立。
这三棵榆树，可能自祖父小时候就有。祖父很喜欢它们，夏天搬着板凳在树下乘凉，冬天坐在“呱嗒嘴”窗内，透过塑料布望着它们。榆树生长缓慢，祖父的眼神中却充满期待。我有记忆之时，那棵歪脖树有碗口粗细，那两棵笔直的略粗一些。
终有一日，初春乍暖，我放学归来，看那棵碗口粗的歪脖树，倒在地上，祖父握着板斧，在修剪枝叶。我问：“爷爷，怎么砍了？”
祖父没有抬头，仍修剪得咔吧咔吧响，说：“做弓。”
祖父没有笑。我知道，这三棵榆树，砍掉哪一棵，都犹如砍在他的心上。也许他早已盘算好了这三棵树的用途，但真的砍掉了，依然很有些不舍。
祖父兄弟俩，以及祖父的儿子——我的父亲和叔叔们，都是地地道道的毡匠。毡匠就是制作蒙古包外面用的毡子的，家乡人多将毡子铺在炕上来防潮御寒。冬季寒冷，新擀出的毡子无法晾晒，春天一到，毡匠开始行动了，而那棵正要铆足劲儿生长的歪脖榆树，于是倒在了春天里。
弓是擀毡子的器具，收上来的羊毛是粗糙的，需用竹条抽打后，再放在一个台面上，用吊在房梁上的弓，弹得细亮，方能制成毡子。记忆最深的是祖父的西屋，儿时我总是在祖父和叔叔们擀毡子时过去凑热闹，对那把用来弹羊毛的大弓十分感兴趣。评书《薛家将》里说薛仁贵有一把“神弓”，我会马上联想到祖父老屋里的那把弯弓。
祖父有一把很老的弓，弓弦换了很多次，弓背手握之处，已有很深的握痕，榆木制的，想必历史十分悠久。歪脖榆树倒下的这一年，父亲失去了大队会计之职，祖母作为全乡唯一的女党员，大闹村委会。而爷爷，默默地拾起板斧，砍倒了朝夕相伴几十年的这棵榆树。
歪脖榆树，有着制弓的先天特征，隔日它便卧在祖父的园内，被几根铁丝牵引定形，更像一把弓。数日后，它被竖着从中间一分为二，形成两端弯曲的两段榆木，拼接在一起，便是一把崭新的榆木大弓。爷爷将那把用了几十年的弓交给父亲。二叔和三叔都先于父亲自立门户成为毡匠，祖父都未曾舍得将这把老弓交出。他爱那老弓，如爱生命，交出它，更像是把生命托付给了他最爱的长子。
少言寡语的祖父，对儿子没有任何的表达，但他用自己的行动，给父亲上了生动的一课：没有了官职，更要好好生活。
当时，我家的偏房仍为木土结构，在那年夏天的暴雨中，伴随着一声巨响，房倒屋塌，埋住了唯一的一辆辐条车。那会儿父亲正带着祖父的那把老弓，在蒙区擀毡子。母亲站在泥水里用二齿镐子，刨出了变形的辐条车。也是在那一年的秋天，父亲带着那把老弓归来。不久，我家正房西侧，平地而起四间砖瓦结构的偏房。父亲将祖父给的老弓，敬畏着吊在偏房房梁之上，拨动弓弦，嗡嗡作响。
父亲每年过年时，都在弓背处贴上字条：“大弓一响，黄金万两”。
2.最粗
祖父仍带着老叔在他家西屋擀毡子，用的是那棵歪脖树制的新弓。祖父老了，无力操作这弓，因此，用这弓弹羊毛的是老叔。老叔用这大弓弹起羊毛来，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酷毙了”。大弓的弦上下翻飞，一缕缕羊毛从台面上不停地落下，像一朵朵白云。
大人歇息的时候，我便偷偷地站到凳子上试图操纵这弓，像模像样地戴好弹羊毛的弓锤子往弓弦上蹭，大弓马上发出“嗡嗡”的响声。这响声立刻招来祖父的呵斥，他怕我弄折了弓弦，还怕打伤我。后来等我学会了使用绷弓，才发现并不好玩，这活儿相当累人而且燥热，羊毛里面的灰尘还会呛人。
祖父越来越力不从心，父亲将祖父接来我家偏房，于是，祖父、父亲和老叔，三个人合作擀毡子。收入分成三份，我家的那一份自然就会变少，我曾不解，但父亲跟我说：“你爷爷老了，需要人照顾，人不能光想着自己。你要记住，百善孝为先，没有你爷爷，就没有我，更不会有你。”
虽然祖父看上去仍身强力壮，六十九岁仍可以背着手走在路上，但他自己深知，那个年代，谁活到七十岁都是不小的奇迹，所以他已经开始考虑后事了。祖父仍会在冬日闲暇时，坐在窗内望向榆树，笔直的两棵榆树。有一天祖父对父亲说：“明年开春，把树放了，给我做口棺材。”
但祖父没能等到隔年的春暖花开，我上五年级的那个冬日，他毫无征兆地倒下。69岁，去世前最后一秒还在我家的偏房里擀毡子，手里攥着一把羊毛，突发脑溢血，倒下不省人事。
祖父的五个儿子分成两组，一组送祖父去医院，一组去买棺木。在家乡，人去世了还没有棺木，是一件很丢人的事。看来，祖父摔倒之时，儿子们已经看出了这一跤，祖父再也站不起来了。
三叔说：“在古乡医院，你爷爷一口血喷到了墙上，接着是第二口、第三口……你八叔哭了……”
三叔对八叔说：“不要哭，给大（爸）穿衣服。”
父亲连夜赶到红山，为祖父购置棺木——厚重的松木板，这在当时的故乡，已经是最好的木材。
那年我未满十三岁，因此不准进入坟地，只得扛着为祖父追悼的“幡”到半路，领着更小的两个堂弟哭哭啼啼地返回，沿路撒满了飘飘荡荡的纸钱。那天还下了雨，有人说这是“浇灵雨”。我想，雨是天的眼泪吧，当逝者远去，就是下再大的雨也掩盖不住生者的哀愁与悲痛。什么叫“生离死别”，什么叫“永别”？再见了，我的祖父。
祖父去世后的某一年，老叔结婚，放倒了祖父老屋园子里的第二棵榆树，最粗的那棵，村里的木匠将它变成了一个四节柜。
3.略细
百年前，祖父的祖父，从山东的某个地方杀死了地主，然后逃荒过来，一路风尘。祖父讲，我家祖辈得过皇帝赏赐，逃荒出关之时，仍带着御赐纱灯一对。祖父讲，我家从山东过来以后，几经辗转，在黑水发家，骡马成群。祖父讲，发家以后，一位山东本家来到黑水，自称阴阳仙，为我家挪坟。打开坟后，发现棺材头部缠着两圈半青藤植物，棺材头部上方有个罐子，里面积满碧绿清水。阴阳仙端起罐子一饮而尽，从此我家家道败落。祖父讲，那些缠绕在棺材头部的两圈半青藤植物，若是长到三圈，就是无法破坏的风水，就会世代富贵，就差半圈，导致我家从黑水搬到“老榆树底”。
自那时起，我家作为“毡匠世家”出现，擀一床毡子收几斗小米。也是从那时起，我家就几乎没有走出过东山村。唯一走出去的人，是我七叔，祖父幼弟的儿子，在部队由志愿兵转业到盘锦工作。七叔每次回家探亲，都会穿着一身帅气的军装，戴着大盖帽，从漂亮的烟盒里拿出香烟分发给父叔们。
七叔是我儿时的偶像，承载着光宗耀祖的希望，并也真的走上了仕途。然而这希望，在我第二次上初一时，彻底破灭了。当时七叔驾驶着当时的豪华车桑塔纳，追尾了一辆大货车，当场就没了生命的迹象。酒驾，从不喝酒的七叔，那天路过转业前的部队，会战友，饮了酒。战友不让走，但是多年从军的纪律性，促使七叔坚持驾车返程，结果走上了不归路。
那一天，周末，我走在回家的乡间小路上，遇见了同村人，得知我叔父们已经赶往盘锦。村人只说，你七叔车祸受伤了。我当时还是心存幻想的，从我的内心深处，太不想让七叔出事了，他是我精神世界里唯一的依靠，走出大山，大山外面有七叔。
父亲曾到七叔转业前的部队去看过他，带回来很多刀切纸，而那时我们都用大白纸，刀切纸厚而光滑。那些刀切纸，让我童年的世界里，充满了自豪感：“我七叔给的，你们没有。”
再见面，已是阴阳相隔。灵棚搭在老爷爷家的窗下，棚内一个碧绿色的骨灰盒，正前方贴着七叔帅气的军装照。祖母端着一碗清水，蹲在七叔骨灰盒前，用手指蘸水，往照片上点：“老七啊，大娘给你洗脸。老七啊，大娘给你洗脸……”
七叔走时，他的儿子，我的堂弟，才六七岁。
七叔走了，我的精神世界崩塌了，以后走出黄土地，只能靠自己。
1996年，历经五年艰辛，曾经从七年级辍学后重读六年级的我考上了高中。老叔和三叔拉锯，锯倒了祖父生前万分喜爱的三棵榆树里最后的一棵，做了我去木中时用的箱子。
这最后一棵树制作而成的箱子，在木中也是极品，别人的箱子都是杨木的，唯有我的是榆木的。它陪伴了我四年半时间，从木中到新中，每当打开它，像打开记忆的闸门，想起祖父，想起七叔，更想起仍在我家偏房内擀毡子的父亲。
吃过很多苦，受过很多罪，但无论如何，都要走出大山，走进城市，不然，怎对得起一代代亲人为此而付出的努力。
考上大学那天，父亲让我带了很多纸钱，跪到祖父的坟前，磕三个响头。
我还特意去了七叔坟前祭奠，他因去世得早，且是意外身亡，根据风俗未能入祖坟，在祖坟外百米，孤零零的一座坟。
前几天回老家，又走进祖父老屋的园子。老屋已因“十个全覆盖工程”被推倒，而曾长着祖父三棵榆树的地方，竟长出了一大一小两棵马蹄子树。
也许，这就是世间的哲理，生命有代谢，但生命又生生不息。
三棵榆树去了，如我的祖父和七叔，只剩下两座村西头三架子山上大大的坟冢。
生命之火
年前回家，看到祖母的老屋，已被推平，土块、朽木和草屑散落一地，还有几块零星的断瓦。“十个全覆盖工程”要求，不翻新的土房子都要拆掉，祖母的老屋就理所当然地变成了一片废墟。只剩下院内角落里几棵瘦弱的杏树，还用残存的枝杈在呼啸的北风中苦苦地挣扎着，似乎在诉说着一个古老而悲伤的故事。
三间带有“呱嗒嘴”窗户的土坯房就是祖母的老屋，这里孕育了父亲这一代的五男四女九个孩子。五个儿子长大后，要分五次家，最终老屋里只剩下一个缸、两个木箱、一口锅和几副碗筷，就连平常人家最常见的柜子都没有。老屋的山墙顶着若干根碗口粗的杨木，用作支撑，墙面修补了一次又一次，又剥落了一次又一次。
在我心里，老屋是属于祖母的地盘，因为祖父走得早。那个冬天，家乡很多人因脑溢血去世，其中就包括我的祖父。祖父是个毡匠，去世前的最后一秒钟，手里还攥着一把羊毛，在我家的偏房里擀毡子。祖父用生命诠释了一个毡匠的人生：临走时抓住一把羊毛不放。从乡医院回来以后，祖父冰冷的身体被放在老屋的地上，盖着一块白布。我看到祖母一次次将白布掀起一角，跪在地上，用额头去贴近祖父的脸，久久不肯离去。
祖母后来跟我说：“你祖父的脸特别白。”
她并不知道，在乡医院，祖父一口血喷在墙上，然后是第二口、第三口……可能已经喷光了所有的血，所以祖父的脸才是白的。祖母流泪、昏厥，但她并没有放声大哭。祖母的性格是刚烈的，是呼喊的，是掷地有声的，遇有不平事，她便与人打骂。可是为什么祖母在祖父去世时并没有号啕大哭呢？这件事我想了很多年都没有想明白。
直到那年，我参加一个叫老姚的老干部的追悼会，老姚的爱人抱着他的遗体呼喊：“我的亲人呐……我的亲人呐……”
她不是应该喊他老姚吗，或者喊出他的名字？为什么喊的却是“我的亲人呐……”忽然间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这是人在最脆弱的时候展现出来的异样。祖母就是这样，最亲的人走了，悲伤到极点，哭声就变了，变成了抽泣的哭，无声的泪，那一定是这世间最痛的痛。
祖母爱喝酒，近八十岁的时候，一天还能喝一斤白酒。祖母说：“我本来不喝酒。你爷爷走了，你老叔去蒙区擀毡子，我一个人在家，害怕，就喝酒，喝了酒就不怕了。”
我想，除了面对阴森夜晚的恐惧，她还有对爱人的那种深深的思念吧。人生难得老来伴，祖父走时，祖母已经63岁了，相对于贫穷，孤单是最可怕的。如果一个人既贫穷又孤单，那简直无法想象。祖母喝酒就像渴了一样，隔一会儿喝两口，不吃菜，这是没有菜吃的日子养成的习惯，有了菜反而不用吃了。
我常常想，人的一生其实就是一个地盘的变化表。出生的时候躺在床上就长宽各几十厘米的地盘；中年了，创事业，地盘可大可小；老了围着炕头转，地盘很小；去世了躺在棺椁里，就几平方米大小的地盘。一个人地盘的大小，就代表着他的年龄和能力。
祖母的地盘曾经无限大。
她是一个有着光荣事迹的女人，1947年入党，党龄比共和国的年龄还要长，叫“地下党”，直到20世纪90年代她仍是全村唯一的女党员。那时候电视机上播放乡里开党员大会的镜头，总能看见祖母的身影，腰板笔直，目光中透着坚毅。祖母说她是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入的党。当年，“先杀党后杀团，然后再杀老社员”的反动口号四处流传。后来，祖母经常对一些不公平的现象毫不留情地批判，就得罪了不少人，也让家庭增添了更多的困难。路见不平一声吼，说的就是我的祖母。
七十几岁的时候，祖母的地盘还很大，除了种地以外，还翻几道山梁去挖黄芩。灰色的围巾围在头上，拎着一把铁锹和一个胶丝袋子就出门了。大家都夸祖母身体好，走路一阵风，却不知道祖母吃了多少止痛片，最多的时候，一次吃12片，一天吃三顿，为的就是两个字——“尊严”。那时老叔还没成家，祖母知道她的任务还没完成，所以不肯放弃她的地盘，虽然叔父们已经长大成人，能够帮助她很多，但她依然执拗地完成着作为母亲的义务。多年前，我用挖甘草的钱给祖母买过一大盒止痛片。祖母看到我给她买的药，眼角就湿润了，抚摸着我的脸，粗糙而长满老茧的手滑过我脸蛋的瞬间，麻麻的，很温暖。
我说：“奶奶，等我长大了给你买好多止痛片。”
祖母笑了，眼泪滑出眼眶，顺着满是褶皱的脸颊肆意流淌，祖母说：“还是我大孙子疼我。”
祖母近八十岁时得了一次脑血栓，走路需要拄拐，她的地盘缩小到炕头和厕所之间的距离。那些年过年回家，我们去看祖母，她戒酒了，就给她买烟。
祖母抽着我们买的烟，高兴地说：“我有‘三个五’，五个儿子、五个孙子、五个孙女。”
说这话的时候，祖母的眼中泛出斑斓的光。的确，在生命逐渐走到尽头之时，没有什么比儿孙满堂更加让人欣慰的了。
祖母的生命之火定格在2014年，87岁，距离祖父去世已有23年。那天，为了捡起落在地上的拐棍，摔伤了胯骨，卧床几个月，她的地盘缩小到不能挪动。临终前，三姑给祖母买了一件新衣服。祖母非常喜欢，想在活着的时候穿上，可她已经没有办法坐起来，只要一动她的后背，她就喊疼，结果到生命终止都没能穿上。
祖母在临终前对父亲说：“我可以安心地去找你大（爸）了，你们都娶妻抱子，我没有遗憾，只有一个愿望，你们给我买一头黄牛，好喝掉奈何桥前的污水。”
曾经风风火火，走路如风的祖母，为了捡起一根拐棍而倒下。不得不说，这种强烈的反差，就是人生真实的写照：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老。
那个寒冷的早上，孤零零的灵棚立在晨霜中，长明灯光影模糊，白纸黑字的挂钱也模糊了我的双眼，棚门上书四个大字——“音容永在”。
我为祖母的坟填土，一锹一锹填上的，就是祖母最终的地盘——几平方米的坟冢。
祖母归于尘土，老屋也已不在，但祖母留下了最为宝贵的——熊熊燃烧的生命之火。
再为奶奶哭一回
“五七三周年，儿女要周全。”
三年了，再次来到奶奶坟前，点燃纸钱，再哭一回。
奶奶，伴以尘烟袅袅，愿你一切都好。
写给奶奶的悼词
（作于2014年）
2014年2月28日，我的奶奶走完了她87年的风雨人生，永远离开了我们。今天，我们怀着万分悲痛的心情，在这里举行追悼仪式，寄托我们无尽的哀思。
感谢各位亲朋好友，不畏严寒，百忙之中前来参加我奶奶的追悼仪式，你们之中有的从外地千里迢迢赶来，有的在她病重期间一直陪伴在她老人家身边。感谢你们在我奶奶生病期间给予的关照和看望，感谢你们在我奶奶离开以后对她的后事给予的无私帮助。作为家属，我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请允许我代表全家对各位亲朋好友道一声，谢谢。青山常在，绿水长流，亲情常在，友情常在，乡情常在。
叫一声奶奶，却已是阴阳永隔，昨日你的容颜还历历在目，今日却已是万水千山。
奶奶，你生于1928年，卒于2014年。奶奶，我们以你为荣，你是87岁高龄的世纪老人，你生得平凡，你为人简单，你不求功名，你淡泊名利，你为党为国抛洒热血，你为儿为女日夜操劳。
奶奶，你是我们的骄傲，1947年，19岁的你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个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诞生，你就冒着被敌人砍头的危险，站在了鲜艳的党旗下，以铮铮铁骨迎来了共和国的诞生，见证了共和国的成长。你有67年党龄，比我们的国家还年长两岁。奶奶，从小时候起，你就是我们的骄傲，你是全村、全乡唯一的一个女地下党员，西山村的党史里有你的名字，古鲁板蒿乡的党史里有你浓墨重彩的一笔。奶奶，你是一名合格的、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67年为党为国默默奉献，87载无怨无悔的伟大人生。
奶奶，你是我们的榜样。与人为善，和睦乡邻；吃苦耐劳，艰苦奋斗。你用柔弱的双肩，扛起了家的重担，抚养5个儿子、4个女儿长大成人，成家立业；你用聪明才智教育儿孙做事做人，全力支持孙子孙女“走出东山，闯荡天下”。在你的谆谆教诲之下，三个孙子考入高等学府，多个孙子孙女成为商界新秀。奶奶，你是一个坚强的人。20年前爷爷离开了我们，那时候老叔还没成家，家里只有茅屋三间，薄田两亩，暴雨中你用塑料盆接着房顶上落下来的雨水，黑夜里你用白酒驱赶着刺骨的严寒。但你没有气馁，你迎难而上，70岁的你仍然拿着铁锨在山上挖黄芩，炎炎夏日里你挥汗如雨，你用止疼片缓解身上的疼痛，从一次一片，到一次十片，到一次半瓶，疲劳、疼痛、艰难、困苦、挫折都没有打倒你。你冲破了暗夜，迎来了黎明。如今你已是儿孙满堂，我们正走在衣食无忧、人丁兴旺的康庄大道上，而你却静静地离开了我们。
奶奶，我们想你，也想爷爷，如今你们能在天堂团聚了，请代我们问候爷爷，告诉他，我们一切都好。也祝你们在天堂里幸福美满。
奶奶，你是我们的骄傲，我们一直为你自豪。可是，现在亲爱的奶奶你永远地走了，我们再也无法亲耳聆听你的教诲，再也无法亲眼面对你的音容笑貌，只能在心中深深地缅怀你——我们平凡而伟大的奶奶。
奶奶，你放心走吧，我们一定会化悲痛为力量。
奶奶，子欲养而亲不待，我们多想向天再借五百年，与你共享天年！奶奶，我们相约来世。来世，你还做我们的奶奶，我们还做你的儿孙。
奶奶，今天，你最疼爱的儿孙们送你来了，你生前的好友送你来了。生如春花之灿烂，去如秋风之静美，带走一生精彩，留下一世英名。
叫一声奶奶，奶奶却已不在。
最后，让我们跟着春天的脚步，迎着春日的暖阳，送别我亲爱的奶奶，奶奶，我们给你磕头了，一路走好……我们平凡而伟大的奶奶！
重发拙作《上坟》，敝人常写打油诗，但现代诗写得很少，这首诗最能代表敝人此时的心情。
上坟
一片蓝天故乡天
一条大路通家园
爸爸倾力盖起的瓦房没了炊烟
爷爷留下的老屋更是断瓦残垣
进城的理想曾那么遥远
面朝黄土背朝天
汗珠子摔了八瓣就为换个人间
换个人间
更把故乡念
一把大锁锁门闩
一堵高墙堵心酸
门庭冷落空荡荡的场院
北风劲吹悄悄把泪擦干
灶膛的篝火曾无数次映红妈妈的脸
干枯的杏树仍挂着奶奶临终的遗愿
千里归来故乡是一生的眷恋
昼夜兼程又将是天涯的游子南飞的雁
南飞的雁
飞不过故乡的山
一摞纸钱敬祖先
一缕尘烟绕山川
最亲的人啊请看我一眼
诉不尽故乡的情又是一年
换了人间南飞的雁
一排一排一排一生的缘
飞呀飞呀飞呀飞不过的山
井沿
故乡管村里的两口老井叫“井沿”，村南的叫“南头井沿”，村北的叫“北头井沿”，不知两个井沿生于何时，只知两个井沿去于何日。
南头井沿的水更甘甜，其地位就高于北头。井口呈方形，每边为一块长条形青石，两三人深，井壁亦是青石，缝隙长满墨绿色苔藓。被绳索磨出一道深痕的那一边便是井台，上方悬着一把木辘轳，井口一侧有长长的水槽，由长方形白灰色石头凿成。
多年前，井沿前经常人如流水驴如龙，一年四季都是繁忙景象，挑水的人们在此会聚，村里的家长里短由此集散。每家挑水人的性别出现频率，就是那家人的勤劳图谱：总是女人来必是媳妇勤，总是男人来多出懒婆娘。麻雀、喜鹊、乌鸦常来水槽嬉戏，叽叽喳喳地讨论着村里的事儿，时而低头啄水，时而挥动翅膀抖落水滴，那水滴迎着阳光像一串串明亮的珍珠。
清晨，驴倌兄弟俩，一胖一瘦，扯开嗓门大喊一声：“撒……驴……来……”各家的驴便撒欢般鱼贯而出。那瘦驴倌黑得发亮，声音却雄浑异常，一嗓子便可打破山村的寂静，宣布开工干活。那胖驴倌也不示弱，喊一嗓子，势必响彻南北，气壮全村。驴倌从北向南，总是先过北头井沿。驴群总有奔向井沿水槽的五六只，驴倌高骂一声“畜生”，挥动手臂，一条弯弯的打驴棒应声飞出，那不听话的几只驴中必有被击中者，痛着叫着扭头跑回驴群。此时驴倌则要继续追击那些仍执迷不悟的驴们，接着骂那些早上没有饮驴的户主。驴倌骂起这些懒人的时候，盛气凌人，像坐拥天下的王者训斥自己的臣民。几经周折，那驴群后面滚滚而起的尘沙一片白茫茫向着南边山冈去了。
傍晚时分，驴群山呼海啸般从南梁冲下，直奔南头井沿。井台上站的无论是谁，都会不停地摇动辘轳，将一桶桶水倒进水槽。这是驴倌规定的驴们饮水时间，也无论是谁都会毫无怨言地排在驴群后面，待驴们喝饱了才去打自己的水。驴是村民的宝，耕田、拉车全靠它，此时的驴们地位崇高。驴倌兄弟掏出抽烟纸，捏一撮碎烟叶，卷好烟卷，吞云吐雾，慢慢地等待，让驴们尽情享受。这是驴倌兄弟下班的前奏，他们悠闲的表情写在脸上，十分幸福。
清晨，我还赖在被窝中时，半睡半醒就听到母亲出门挑水的声音，水桶吱扭吱扭，如交响乐伴我睡个回笼觉。母亲回来时把水倒进水缸那闷闷的咚咚声，又似出征的战鼓，预示着她要开始一天的劳作了。每次母亲都要来回几次，将水缸盛满，保证一天的生活用水。每天，我家的驴准时发出响鼻声，自是要饮驴的，不能挨那驴倌兄弟的咒骂。
儿时，我总想趴在井边去看那井水中的四角天空和人的倒影，却很少如愿。母亲总是担心我会掉到井里，即使这样，我仍没少在冬季井沿的结冰处“打出溜滑”；在夏季跟挑水的人们要一口“井不凉”，那“咕咚咕咚”冲进喉管的清爽，时至今日都回味无穷，胜过吃满汉全席，虽然我并没有吃过满汉全席。我从没掉进井里，全村也只有一人曾掉到过井里，人称“探井鼠”。那人常做一些出格之事，被认为不太正常。一日，他莫名其妙地掉入北头井里，遇村人挑水，欲让他坐打水的斗子上来。但探井鼠在井下水中湿漉漉地说“坐你的斗子？你一松辘轳淹死我，怎么办？”井上之人无语，探井鼠遂施展攀爬之超能力，沿着青石堆砌的井壁，爬上井口。在此之前，探井鼠并不叫探井鼠，在此之后他便有了这不太美丽但很传奇的名号。
村里其实并不只有两口老井，而是有四口，但另外两口已经干枯。干枯的井也是有故事的，比如村外两三里地的那口，那年它刚好重现在父亲承包的果树地内。父亲发现那井里竟有一些积水，恰好我家的果树地种了一些大葱，于是，父亲命我与二姐去井中提水浇葱。那日，很热，我极不情愿地跟在二姐身后，持一桶一绳。我自告奋勇，决定展现男子汉的担当，站在井边提水，装作动作熟练地握住绳索将水桶放进井中，然后开始摇晃，令水桶倾斜，好将水灌入其中。二姐站在我身后，想必很乐意将这苦差事交于我，但她的这种暗喜并未持续多久。我一桶水都没提上来，手一抖，绳索和水桶都落入了井中。二姐变脸，顿时将我一顿埋怨，我俩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家汇报。那时我在想，根据多年与二姐打交道的经验判断，她这个“告状精”定会向父亲大人参我一本，可得想想办法看如何“好人先告状”一把。
回到家后，我大喊一声：“爸，我二姐把水桶掉到井里了，爸你训她。”
然后就听见二姐大喊：“是你儿子掉的，爸你揍他。”
我反驳道：“是她掉的。爸，二姐故意的，她就是不想提水，爸你可不能不训她。”
身后二姐声音高了八度：“爸，是他掉的，我说我提，他非要提，爸你必须打他。”
至于父亲是如何处理这件事的我已经忘记，只记得父亲借了邻居的“挠子”去挠那掉在井里的水桶。不久，父亲回来哈哈大笑道：“那井水很浅，挠子下去一下就把水桶钩住了。”早知道这样，我和二姐何不借个挠子把水桶挠上来。至今仍记得父亲跟我们讲述他轻松将水桶挠上来时的那种兴奋的表情，而对我和二姐来说，最兴奋的就是，父亲证明了那井很浅，自然是不用再去提水了，真是谢天谢地！
第四口井在我家墙东的自留地里，是彻底的干枯了，也就两米深。这井的故事也不比其他三口逊色，因为有我对大姑的记忆。
从我记事的时候大姑就患了精神病，别的小朋友叫她“老疯子”，而我叫她“疯大姑”。大姑梳着红色娘子军一样的刷子头，随身携带半截木梳和一个镜子残片，不时拿出木梳对着镜子残片梳几下，再往木梳上吐几口唾沫接着梳，因此她的头发总是很亮。她的脸上有很多红色的线纹，毛细血管渗出来的红色，冬天手上布满裂开的口子，夏天会好一些，但也粗糙得很。我和伙伴们在路中间“打片子”时，大姑常挑着水桶走过。我们看到大姑以后，轰的一声散开，各自拿起一块石子或一把沙土，扔进她的水桶里。大姑躲避着，放下扁担来追打我们。我们散开跑，大姑追其中一个，其他几个就会趁机继续扔石子，边扔边喊“老疯子……老疯子……”大姑要费尽周折才能将水挑回家，而被我们丢了石子的水，大姑还要做饭用的。我现在每想起此事，都对大姑充满歉意。
大姑与井的故事，是因为春子，春子是大姑的女儿，在十五六岁的时候走失了。大姑就满村子找春子，她常去寻找的地方就是我家墙东的那口枯井，她趴住井口向里面喊春子，一声一声地呼唤。大姑喊累了，打开随身携带的白色胶丝袋子，拿出输液瓶，拔去橡皮塞喝水，喝完继续趴着井口大声地呼喊：“春子……春子……”
井底传来沙哑的回声，我们扔石子下去，惹得大姑蹙眉，盯着井底，像是害怕我们伤到了她的女儿。大姑再喊：“春子……春子……”
没人应答，她遂夹着胶丝袋子跑向别处，疯疯癫癫地不停地喊着：“春子……春子……”
春子一直杳无音信，大姑父已放弃寻找，村人也渐渐忘记了这件陈年往事，只有大姑从未间断对春子的呼喊，田间地头常响彻大姑声嘶力竭的呼喊：“春子……春子……”
世事变迁，如今，家家自己打了井，井沿也退出了历史舞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南头的井沿被圈进一户人家院内，果树地的那口老井不知所终，我家墙东的枯井已被填死，只有北头井沿还在，但已不见了辘轳，更无人问津。
村里早没了驴倌，大姑也已去了天堂。我难忘井沿的昔日繁忙，很怀念驴倌兄弟那撒驴的晨曲，更对天堂里的大姑充满了深深的愧疚。
井沿像很多消失的事物一样，最终还是尘归尘土归土。井沿从村庄消失，像盲人的一双眼睛，深深地陷入故乡的泥土，湮灭在我曾经的家园；更像我消失的表姐春子，茫茫人海中，你在哪里？
我将那井沿思念，如我对故乡的深深眷恋，刻在脑海，嵌入骨髓。井沿已淡出我们的视线，但我知道，那一缕缕乡愁，却不曾离去，情深处即是故乡。
最后一计
上次回故乡是正月末，头发长到可以扎起来，朋友问：“怎么不剪头？”答曰：“舅舅不让，正月剪头方舅舅。”
朋友就笑：“看不出，你还信这个。”接受了这么多年党的教育，我并不信这些老皇历，可正月从不剪头，不是怕“方”死了舅舅，而是为了想念25年前就早早去世的舅舅。
1.收猪毛
娘亲舅大，母亲姐弟五人，四女一男，一男便是我唯一的舅舅，我叫他大舅。
儿时，总有一个冬日，我在玩耍，母亲风风火火地来寻我：“树豆，你大舅来了。”母亲话音未落，我已如离弦之箭，奔向家中。
大舅面色蜡黄，瘦高，塌肩，故乡叫“立立肩”，骑自行车来，身上斜挎着黄绿色的兜子。大舅坐在炕沿火盆前烤火，眼中是等待的神色。见我冲进门向他扑来，他迅速跳到地上，双手托住我的腋窝处，举到空中：“树豆，想大舅没？”
我被他忽高忽低地举着，眼睛寻着他的黄绿色兜子：“想啦，大舅，糖呢？”
笑容在大舅蜡黄的脸上展开，他兴奋时还会反复将我抛到空中，反复接住，直到气喘吁吁：“臭小子，就知道吃。”大舅敞开兜子，拿出金黄色的米糖，米糖带着细细的条纹，闪烁着食欲的光亮。
大舅掰一块米糖，发出“嘎巴”的声响，我抢过来，握住一端，一边啃，一边乖乖地坐在板凳上，因为早已熟悉这每年腊月例行的节目——剪头。
不嚼时的米糖硬而脆，嚼起来却黏性十足，我那带着无数裂痕长满皴、挂满土的小手，瞬间被米糖的黏液弄得更加糟糕。米糖甜，而又经啃，这样，大舅才能有足够的时间掏出剃头推子，对付我这个屁股上像长了刺、爱乱动的小鬼。
母亲在外屋忙活着做饭，向里屋内和大舅大声说话：“别每年都跑来了，就剪个头发的事儿，谁剪不都一样，多累啊，来回跑？”
大舅晃着手中的推子，将上面的碎头发抖落：“姐，我来收猪毛的，只是顺便给树豆剪头。”
母亲手里拿着和面的筷子，走到里屋门外：“爸不是收猪毛吗？你干啥也收猪毛，有那么多猪毛可收吗，还爷俩都干？”
大舅不说话，我听见背后他咳嗽的声音，伴随着沉重的喘息声。
当时，我并不明白，大舅为什么每年跑四五十里路到我家来给我剪头，现在我懂了，他怕我正月剪头，那会“方舅舅”。迷信吗？我出生之时大舅才20岁，但不幸的是，一种叫气管炎的疾病，也已经折磨他20年了，先天性的。现在这种病可能不算什么，但那个资源匮乏的年代，医疗手段不行，药品又稀缺，致使一个20岁的人，时刻担心着死亡这回事。迷信，是人在死神面前表现出的一种无奈之举，宁可信其有，幻想着感动上苍病下留人。
大舅不是来收猪毛的。那只是个幌子，遮掩着他对死亡的恐惧，给我剪头之前，必已在二十里地外的大姨家，剪完了我二姨哥占华的头发。
很多人都说，大舅是个非常聪明的人。比如收猪毛，就是一个很好的幌子，掩饰了剪头背后对死的惧怕、对生的渴望。
2.自行车
大舅虽病体在身，但干起活来不惜体力，又有着先于常人的经济头脑，比如收甘草，连续几年在我家设点与父亲一道收甘草，赚了不少钱。
母亲至今形容当时改革开放初期大舅和父亲赚的第一桶金，应验了她的一个梦：梦见了棺材，梦见了捞鱼。这都是发财的征兆，母亲还会接着埋怨父亲，贪图官职，耽误了发财的好机会。
大舅的财富体现在，一辆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比我父亲任大队会计时那辆还要早买几年，当时能买得起飞鸽牌自行车的人简直是凤毛麟角，何况是永久牌。
大舅骑着永久牌自行车，载我去同村的老姨家。我坐在后座上，摇晃双腿，用脚跟挡后轮辐条，车轮转一下，脚跟挡一下，发出摩擦的声音，那叫一个好玩。如同现在的人，坐在宝马、奔驰上穿村而过，心中充满了优越感，幸福满满。
大舅蹬着脚蹬子喊我：“树豆，老实点，别夹着脚丫子。”
我就不，就是要挡，好吧，我错了，结果真的夹住了脚丫子。自行车一个趔趄，我开始号叫！
老姨家的炕上，大舅脱下我的鞋，露出长着厚厚茧子和皴的脚后跟一看，惨不忍睹：脚跟再多茧子，也干不过自行车辐条啊！脚丫子肿了……连续几年都是同样的剧情——脚丫子肿了，还流脓……
这是三十几年人生路的大舅，人生最辉煌的时刻，接下去，他的财富，以我的米糖消失为界，变成了黄兜子里稀里哗啦的药盒药瓶。
大舅还会每年冬天来给我剪头，我拒绝合作：没有米糖，凭什么给我剪头。
第一次，大舅说：“树豆，剪完头，我带你去我家玩。”
我去了，结果大舅家也不好玩。
第二次，大舅说：“你舅妈给你生了个妹妹，胖胖的，可好玩了。”
我又去了，妹妹总哭，更不好玩。
……
大舅总有办法，剪了我的头，然后载着我去他家。
最后一次载我去的时候，承诺给我买苹果。这时，大舅已经病得很重，给我剪头时都要坐下来歇息一两次，咳嗽、憋气、脸青、咳痰，骨瘦如柴，背弯得厉害，像个垂垂老矣的人。
那次，大舅骑得很慢，慢若牛车，他的永久牌自行车也旧了很多，随大舅的阵阵咳嗽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这次，大舅真的收了两袋子猪毛，绑在车后座，我坐在前面大梁上。途中，大舅带着我，去古乡供销社卖猪毛，未讲好价钱，没卖，但还是买了三个苹果。
大舅说：“你一个，强强（表弟）一个，楠楠（表妹）一个。”
结果，我吃完属于自己的那个苹果，又在路上渴了两次，三个苹果全吃了。北风中，大舅顶风努力骑行，问我：“树豆，大舅最喜欢谁？”
我咬着苹果：“你外甥，我呗。”
风中传来大舅的笑声：“知道大舅为啥喜欢你吗？”
我不假思索：“因为我长得像你呗。”
大舅顿了一口气：“树豆啊，大舅跟你说，可别像我，药罐子……”
老姑家和大舅家是同一个村子。我站在老姑家门口，过来的人都会说出大舅的名字，说我是他的外甥。从小，我就不是一个惹人喜欢的孩子，调皮捣蛋，能吃能睡，却是大舅最喜欢的那个外甥，人在感受死亡脚步迫近之时，会不会产生某种寄托，寄托一个像自己的后辈，只要后辈还在，就好像自己还在。
3.临终计
我是赤着脚跑到大舅家的——大舅骑到村口时连人带车栽倒在地。我完好无损，但大舅被压在自行车下，任凭我怎么呼喊，都没有回应。只记得，他铁青着脸，自行车大梁压在胸口，后座上还绑着两个装满猪毛的胶丝袋子。我跑啊跑，跑丢了鞋子，赤着脚……
我没有去医院，据说，大舅在古乡医院，吐了半盆血。
这次之后，大舅又活了两年。大舅最后一次来我家，是我上初一的暑假。当时他瘦得剩下一层皮包着一把骨头，感觉随时可能被一阵微风吹倒，说一句话要咳几次，隔两三个小时就要吃一大把药片。
大舅从黄绿色的兜子里拿出推子说：“树豆，大舅给你剪头。”
我没有拒绝，这会儿已经懂一些事，不会再因剪头而去讨要几块糖果。大舅已经不能长久站立，就坐在炕沿，我站在地上。大舅剪着我的头发，说：“树豆啊，长高了，大舅都要够不到你的头顶了。”
母亲和面，打鸡蛋，给大舅做荞面“锅轮子”。饭后，父亲说：“他舅，有事儿吧，没事你也不常来。”
大舅咳痰，并用手绢擦拭：“二姐夫，没啥事，想树豆了，来看看。”
大舅的表情，我这个半桩子娃都看出来，肯定有事的。
父亲试探着问：“是不是要用钱？”
大舅“嗯”了一声：“我想再拉点砖。”
父亲有些诧异：“拉砖？不是大房小房都盖好了吗？”
大舅从那次载我摔倒之后的一年里，动用了所有积蓄，也使出了平生的力气，盖起了四间砖瓦结构的大房，四间砖瓦结构的偏房。
大舅迟疑了一会儿：“我想再盖四间偏房，在现有的偏房对面。”
父亲“哦”了一声，下地拿钱，500元，放在炕上，抬头问：“他舅，够吗？家里就只有这么多。”
大舅蜡黄的脸渗出了汗珠，局促地搓手，沉默。
而后，父亲出了家门，我猜想是去找老杨了，老杨有利息钱，三分利。不久后父亲回来，又是500元。那时，康乡中学的教师月工资才259元，1000元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又过了半年多，母亲说，大舅盖起了另四间偏房，也累得住院了。
初二下半年的一个周末，我回家，父母都赶去了大舅家，伴随而来的是大舅去世的消息。
大舅去世那年，表弟10岁，表妹3岁。
父亲说：“你大舅临终，拉着我的手，对我说，强强和楠楠，就托付给你了，亲戚中，也就只有你，能够胜任。”
多年后，我读《三国演义》，看到刘备白帝城临终托孤，不禁想起大舅，想起他临终未了的心愿。
我问父亲：“爸，别人都说我大舅若是不那么拼命盖房，还能多活几年。”
父亲长叹一声：“树豆，你不懂。你大舅是个聪明人，他知道，只有盖起房，盖很多很多房，才能留住你舅妈，让他的家永远留存。房是挪不走的，只要人未离房，你表弟总有一天会长大……”
至今，大舅家仍是那个村子房子最多的人家，家乡极为少见的“三合院”。
聪明的大舅，35年人生路，临终一计，把根留住。
“正月剪头方舅舅”，我不剪头。
母亲希望你会跑
昨日我开车载耿总去望京。耿总一身酒气说：“我狠狠地打了威威三巴掌，打完了我的手都火辣辣地疼。”
听他这么说我是很不乐意的，威威是耿总两岁多的儿子。我劝他：“不要真打，那么小的孩子，你应该多吓唬。”
耿总看上去仍怒气难消：“背后教妻，当面教子。他太不听话，越有人他越闹，还摔东西。”
我与耿总经常就教子哲学展开争论，耿总的观点是“棍棒教育”和“读书无用论”，而我可以说是儿童的保护伞，因为自己曾经就是那个不听话的孩子，我希望儿童的心灵世界里是满满的爱。
我有三个姐姐，在父母的四个孩子里，我和二姐是不听话的两个。大姐是很有大姐范的“大姐”，很小就帮助父母料理家务，三姐是很听话的孩子，从不让父母操心。二姐可能是因为夹在中间，就从小因气不公，看不惯父母对我的偏向，经常与我为敌，挑起各种事端。我虽是最不听话的孩子，却偏偏是唯一的儿子，也就仍然备受宠爱。
在那个肉类匮乏的年代，我家的炖酸菜里面哪怕有一颗油渣，都要归我所有，别人夹菜的时候发现了这颗油渣，必须“上交”，不然我就会哭闹个没完。疼爱归疼爱，并不意味着父母对我不加管教，相反，在姐弟四人中，我是挨打最多的，都记不清我挨过多少次打。更让我难以接受的是，三个姐姐从来没挨过打。二姐虽然总挑起战火，却不曾挨揍，她从小诡计多端，是个“哭吧精”：只要你惹了她，就哭个没完。她曾经在小学的课堂上哭了一整节课，把老师给哭走了，老师下节课夹着课本来上课时，发现她还在哭。就这样二姐就出名了，一招鲜吃遍天，江湖上自此无人敢惹她，包括我父母，把父亲哭急了，最多是拎着她的耳朵扔到房后不管她。
而父母对我的态度就完全不同了，正因为爱之深，所以责之严，恨铁不成钢的时候，我就被打得很惨。打我的动作是由母亲来执行，母亲有家乡人特有的勤劳和善良，但同时有家乡人特有的倔强。
母亲打我的时候，很像电视剧《少帅》里张作霖打儿时的张学良的镜头，握着一根笤帚疙瘩，往屁股上招呼。我肯定是遗传了母亲的倔强，所以当母亲打我的时候，我咬紧牙关，从来不跑，也从来不服，就注定了打与被打，是一个无法收场的僵局。一个算命先生，曾给张作霖算了一卦，说他与张学良是“今生父子，前世冤家”。估计母亲打我的时候，是希望我低头的吧，而我真的像个冤家，打死不低头。
母亲打一笤帚，问我一句：“你错了没？”
我眼睛都不眨，瞪着母亲：“就没错。”
母亲再打一笤帚疙瘩：“我让你没错，我打死你，看你下次还敢不敢！”
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打死我我也没错，你打死我吧。”
在我挨打的时候，父亲不在家，即使在家，他对母亲打我这件事也是一种纵容的态度，现在看来，他也许才是“幕后黑手”。能够帮上我的，只有大姐，她会去拉住母亲。若大姐不在家，三姐就只能哭泣或者用乞求的眼神望着母亲了，她只比我大一岁，无力阻止也不知道如何阻止。而指望二姐来救我，是不可能的，她会认为我就是欠打。我这样说，可能会让大家觉得我和二姐关系不睦，其实并不是这样，相反我和二姐正是在这样的互掐中，建立了一种“革命的友谊”。我与大姐相处得更加尊重，与三姐相处得更加动情，而与二姐至今仍是一种玩闹，与她在一起玩笑开得最多，也最欢乐。小时候我认为二姐讨厌我，我跟她说：“你甭讨厌我，以后你生了儿子就和我一样，随舅舅。”于是，现在只要外甥有什么不好的方面气着二姐，她跟我讲起来的时候就说：“准是随舅舅。”
不记得第一次挨打是什么时候，也不记得挨过多少次打。只记得最后一次挨打，那年大概十三周岁，初二的冬天。我因为生日在腊月，就比同学小很多，发育又较晚，那会儿个子很小，小到坐到班级的第一排（我那时的同学现在回忆起我来，形容得最多的就是“小个不大”），加上我在处理同学人际关系方面又不很擅长，恰逢中学条件极差，就常想家厌学。那次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踢碎了供销社的一块价值十元钱的大玻璃，而十元钱是一笔很大的数目，一个月的菜金才八元；另一件事是和一个同学打了一架，想必以我的身体素质是打不赢的。这两件事让我再次踏上了逃学之路，穿越八里地的沙窝子，回到家中。母亲的笤帚疙瘩再次打在屁股上，而在我脸上，依然是宁死不屈的大无畏精神。那是挨得最重的一次打，大姐都拉不住，笤帚疙瘩打开了花，打到母亲打不动为止，但在我的牙缝中都没有蹦出一个服软的字眼。母亲累得瘫倒，她的内心肯定是充满了绝望：她把笤帚疙瘩扔了，坐在地上，脸上是滚滚而下的泪水。
至今我仍清楚地记得母亲哭泣着反反复复说的一句话：“不上学你要拉杆（游手好闲）吗……不上学你要拉杆吗……”
孩子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母亲打我，她却比我更难过。就算暴雨浇塌了我家的偏房，母亲都没有哭，深陷在泥堆里一点点用二齿镐子扒出我家的车，眼中都是重建家园的力量，而这一次，母亲打我，却把自己打得伤心欲绝。
说实话，我那会儿是真的怨恨母亲的，我认为种田一样可以生活，何必非要让我上学。我不理解母亲那种望子成龙的苦心，更不知道黄土地上的农民有多么渴望脱离那一片苦海。那时，我第一次有了离家出走的念头，但身上没钱，也不知道该去往何处。于是我从家里跑出来，奔向村西的大山，大山脚下有一条洪水冲刷出来的大沟，我走进沟岔，走到最深处，坐在沟里的一块青石上。从沟底，望向天空，从中午到黄昏，心里想着，无论如何，这次我横竖都不去念书了。虽然我当时是个孩子，但你不能因是个孩子，而忽略他们内心的苦苦挣扎，他们也有苦痛和悲伤。夜幕即将降临的时候，母亲寻到我，脸上还挂着泪痕，让我跟她回家。我也饿了、累了，就跟着她的脚步走向家的方向。那一段并不很长的路，在一个孩子的心里，却是波澜起伏的，虽然我天生顽劣，闯过很多祸事，但基本上都是一些小事，大的方向还是按照父母规划好的在走，而这一次，真的鼓起勇气去反抗，去逆着他们的权威而行，心中的滋味，是千言万语也难讲清楚的。
我赢了，父母接受了我辍学的这个事实。我成了一个年轻的农民，经过一个寒冷的冬季之后，春暖河开，扛起铁锹，上山挖甘草。在那长约六个月的时间里，“挖甘草”成为我的生活的代名词，有时中午不回家，就拿几个饭团充饥，每天与土为伴，衣服的颜色越来越像我的乡亲们，挂着泛白的土色。现在想来，很感谢那段岁月，让我真正的体会到了做一个农民有多累有多苦，也对自己进行了深刻的认知：我的确做不了一个农民，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从悖逆到悔悟，用了六个月的时间，但我不太好意思向父母开口，辍学是自己选的，现在后悔了，如何开口呢？那年8月底，我家来了两个活泼可爱的小女孩，亲戚家的女儿，和我差不多大小，她们身上带着美好的学生气质将我的读书欲望推向了顶峰，促成了倔强的我有勇气去和父亲说一句：“爸，我想念书。”父亲的脸依然是我看不懂的深度，他只是简单地“哦”了一声，而其内心必定已期盼许久。于是，书声琅琅的9月，我再次出现在课堂上，并洗心革面，成了一个用功的孩子，更加神奇的是，我发育了，长高了。
其实，在我挖甘草的那些天走过的心路历程和得到的生活感悟，是任何书本里都学不到的，非常珍贵。过于倔强的孩子，不会怎么招大人喜爱，但倔强的孩子有一个优点，一旦认定了某条路，就会一条道走到黑的，这条路的名字就叫“倔海无涯苦作舟”。
我发小的父亲，待我如子，像一个预言家一样，在我辍学时，就经常和我讲“你还会去念书的”。我曾对他的预言不以为然，但后来的事实竟真的验证了他的说法。懂事后我猜想，也许让我挖甘草，本就是父母设计好的一个办法，让我在苦难的生活中醒悟。可怜天下父母心，为了让孩子成才，真是操碎了心。
我的挨打岁月就此终结，我家的笤帚疙瘩此后终于回归了一个笤帚疙瘩应该做的事，是扫地的，而不是打屁股的！
今天中午回来的时候我在车上和耿总说：“不要打孩子，那可是你亲生的，再说，要打你也轻点打嘛……”
我并不为挨打而记恨，没有哪个母亲是不爱自己孩子的，我只是后悔，后悔当初母亲打我的时候，我为什么不跑，造成了那个无法收场的尴尬局面。
打在孩子身上，疼在父母心里，挨打的孩子一定要学会跑，也许打孩子是世间一个亘古不变的主题，而这个主题的密码，就是：跑吧，孩子……
因为，妈妈，是爱你的。
老爸的“酒店”
我跟朋友说，我老爸有个“酒店”。朋友发出羡慕的声音：“天呀，你还是个富二代？！”朋友的眼神告诉我，觉得我隐藏得真深，这么多年朋友，家里拥有个酒店竟然都没提起过。
中国的语言，贼丰富。我不是富二代，但我老爸的确有个金灿灿的“酒店”——由酒组成的店铺，简称“酒店”。朋友听到我的解释以后泄了气，我的富二代光环只持续了一分钟，朋友被我逗笑了。这酒店，很特别。
老爸好喝酒，每顿必饮且酒量不错。我们姐弟四人，过年过节，至少每人买两箱牛栏山二锅头给他。所以我家西屋，就是老爸的酒店，邻居大娘过来串门，进西屋一看，赞叹道：“哎呀妈呀，你这是开商店呢！”
我们买的，再加上老爸自己买的，得有十几箱。老爸喜欢他的酒店，更喜欢人说他开商店，每当此时，脸上就挂满发自内心的灿烂微笑，像个被夸赞的孩童。
若是我们回不了家，就给他钱，他会立即去康乡换成一箱箱的“牛二”。他怕那钱夜长梦多，老妈忘记用途，时间长了不换成酒，改作他用。只有将这些钱换成酒，他才会放心。他坐在饭桌前，酒店酒源充足，毫无顾虑地喝着，幸福。
老爸没有劳动能力后，十分在意酒店里的存货，酒若少了，心都是悬着的。我深知酒店的重要性，常嘱咐离家近的二姐，观察那酒的多少，以便及时补充酒源。若我们偶有失误，老爸的酒不够充足，他会变得孩子气，电话中也不说有什么事，家长里短地唠嗑，让你感觉到他在那端不愿挂电话。我便知道，酒店缺酒了，就催二姐去办理此事。
老爸酒店里的故事，有一箩筐，充满了欢乐。
父母跟我在北京这三年，过年时老爸的酒店，是我家客厅，有我们姐弟买的，还有同学朋友送的。酒很多，老爸会摆放得整整齐齐，把包装较好的，价格较高的摆在外面，这样才气派。看着他摆酒，我想笑。炫耀他的酒，是老爸的爱好，也是我的乐子。
在城里，有客人来，老爸打开好酒，讲酒的来历。耿总送的，一千多块钱一瓶；春光送的，窖藏三十几年了；小田送的，特别好喝还不上头；等等。老爸会忘记很多事，但说起他的酒，每一瓶都知道来历。老爸讲起酒背后的事，就像我儿时考了好的成绩，家里来人就会呈给人看。当然，老爸讲述最多的，还是我们姐弟四人买的酒，与酒友喝着老酒，夸赞着儿女的孝顺。我们在他的夸赞之下，更加开心地给他买酒，组建他的酒店。
有一盒包装很好的酒，里面是两个红瓶，上面画着飞腾的龙。老爸很喜欢，友人来，喝了一瓶。昨天，我走过他的酒店，发现盒子里又变成了两瓶，包装似没开封。我一时没反应过来，心想，难道一共有两盒吗？然后在记忆中搜寻这酒的来历。想了好久，差点笑出声：老爸肯定是把那瓶已经喝完的好酒，又放回了盒子里，两个飞腾的龙瓶，漂亮至极。因为要回老家了，这样下次在老家，酒友来喝的时候，就又是两瓶从未开封的好酒，没人知道有一个瓶子是空的，聪明。
只要你稍一用心，就能感受到老爸对那酒店的热爱。有事没事拿着抹布擦拭那些酒盒，小心翼翼将碰歪的盒子摆放整齐，所以老爸的酒店，无论什么时候看都是一尘不染，金光闪闪。
酒店酒源充足，老爸脸上洋溢着满足感。
那么，老爸对酒有多热爱呢？外甥女媛媛六七岁时，在我家西屋打坏了他一瓶竹叶青。老爸至今若见到媛媛，还常在微醺之后提起：“这媛媛，那年，把我的竹叶青打碎了，洒了一地……”
外甥女都上大学了，在老爸的世界里还心疼着那流在地上的竹叶青，脸上是无比的惋惜之情。
我有时逗老爸：“你这么多年，喝了不少酒了吧。”
老爸端着酒杯饮一口，微微动着嘴唇，回味着那酒的香：“那可没数了。”
老爸酒量大，尽管因别人红白喜事喝了很多年，但也很少喝多，偶有喝多也不乱闹，还变得很可爱。比如，有一次二姐在老爸喝多后，藏起他一百元钱。老爸睡前发现钱少了一张，不肯睡觉，坐在那儿回忆钱的去处，一脸认真。我们笑着逗他，跟他说“钱被他和邻居炸金花输掉了（其实他根本没出过门）”。老爸开始不信，但实在想不起钱去了哪里，就信了，在一脸不安中睡去。次日早晨，酒醒，忏悔状地遗憾昨日炸金花输了一百元钱。二姐将钱还给他，老爸笑了：“啊，没输啊，我就说没炸过金花嘛。”
有一年，老爸得了痛风，脚疼，医嘱不许喝酒，戒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可能是老爸六十几年里最为暗淡的时光，每逢吃饭，显现出魂不守舍之感。我们也不敢再给酒店添酒，酒店幸存两箱，老爸依然坚持擦拭，把它们摆放整齐，像擦拭着美好的回忆，也像在进行一种告别，很有仪式感，神情庄重，又很凄凉。
过了一段时间后，老爸研究考证，得出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结论：痛风饮白酒，并无大碍，但不可饮啤酒。这好似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吹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老爸的人生，重回有酒的世界，那一缕沁人心脾的酒香，又散发在他的酒店。老爸的酒店，重新开张，又开始焕发出勃勃生机，一尘不染，金光闪闪。
老爸的酒店，有十箩筐故事。故事是岁月的歌，故事是亲情的曲，故事更是乡情的树。
演员老爸
从小都是管父亲叫“爸”，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就变成了叫“老爸”，最先听大姐这么叫，我很不习惯，后来二姐、三姐，都这么叫，好吧，人多力量大，爸就成了老爸。
老爸从来不肯承认自己老了，他耳沉。在他身后说话要嚷着说，才能听见；在他身前说，他要靠判断口形猜你说的话。他的眼睛紧紧盯着你的开合的嘴唇，生怕一眨眼漏过什么，漏过了，会迟钝片刻想清楚，再搭你的话。老爸常听不清，但从来不会要求你再说一次，仅凭着猜测和你继续聊。有时判断失误，内容就跑偏了，你再大些声说一遍，他的眼睛盯得更紧了：“啊，你说的是这个事情啊！我没注意听。”他强调是没注意听，而不是听不见，继续着话题。
老爸最不喜欢别人说他耳沉，我知道，他是不想让人知道他老了，他害怕别人知道以后，失去了和他说话的兴致。他不想承认衰老，尽管耳沉是个不争的事实。
我说：“老爸，给你买个助听器吧，不然听不见。”
老爸回道：“可以不用，难看。”
我这人挺邋遢的，不怎么注重形象，老爸不同，快70岁了，还很在意这事，尽管耳沉，都不肯戴上难看的助听器。老爸出门，必将自己最新的衣服换上，低头俯瞰全身，整理一番，回头双手上下捋捋裤子，怕后面粘着异物，确定并无异常，才肯走出家门。
我们姐弟四人，给老爸买衣物，必须买得恰到好处，不能买六七十岁人穿的，也不能买二三十岁人穿的，老爸自己认为的年龄应该在四五十岁。
有一年我从北京回老家，给老爸买了一双圆脸皮鞋，拿出来以后，老爸看着皮鞋说：“圆脸的，老头鞋。”
因是我辛辛苦苦从北京带回的，所以老爸收住了后面的话——难看。我心想，老头鞋？你不就是老头吗？老头穿老头鞋，没毛病啊。我劝说老爸穿一下，大姐也加入劝和的队伍，老爸很不情愿地穿上试了试，在地上低着头来回走了好几圈。脸上是不满意又不好意思说的表情，怎么看都别扭。全家人一起说，挺好看的。老爸没有直接反驳我们，脱下老头鞋，换上原来的旧鞋，再也不肯穿。我吸取了教训，再给他买鞋，只好买尖头的，尖头的显年轻。
我出门之时，老爸会扫视我的全身，若发现不妥之处，立即提醒我换某件衣服或某双鞋。他自己更是如此。有一次老爸流鼻血，弄脏了衣服，我送他去医院治疗，可他仍不忘回身，换一件干净的衣服再出门。
出门的老爸必精神抖擞，衣装整洁，努力地维护着一个自己没老的假象。但，岁月本无情，青春不可逆。老爸的白发越来越多，脸上也有了老年斑，走路的姿势也没了当年的腰板，有了弯曲的角度。
老爸总能以他的视角，发现那些比他年轻却显得比他老的人，跟我讲起这些的时候很有成就感，谁谁谁，比我小十多岁呢，还不如我年轻。说起这个，老爸又变成了几十年前那个自信满满的老爸。
老爸是个演员，表演着一场青春不老的神话。
房子是一生的理想
1.
我有个朋友，和我一样，从农村漂到城市。她和老公结婚十几年，一直租房子住，不停地在攒钱买房。前两年终于攒够了首付，买了一套商品房，但不幸的是，买的房子开发商有问题，简单地讲就是被骗了。房子没了，但是月供照样交，30年的房贷款，每月扣除月供后工资所剩无几。
有一次她在朋友圈发了来北京了的照片，站在颐和园的长廊前，从表情上看，说不清楚是在笑还是在哭。
我问她：“来北京旅游吗？怎么不吭一声，请你吃饭啊。”
她回道：“是去有关部门找房子的事情，心情不好，就没联系你。”
我想，她此后的人生，都很可能因这个房子而发生转折，等于戴上了锁住快乐的沉重枷锁。
房子可能是人生的一个重要象征，住在漂亮的房子里，整个人才显得有底气，在亲戚朋友面前才有面子。想一想，平凡的我们，一辈子又能做成几件大事呢？能在农村盖几间窗明几净的大瓦房，或是在城市买一套宽敞舒适的楼房，也就是人生的一件大事了。
我的朋友，买房之前，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可以说，买房对她来说，已经上升到了理想的高度，可到头来，却莫名其妙地成了“没有房子的房奴”。
若是我有千万粉丝，也许可以帮她撬动舆论监督的力量，解决她的问题，可是我没有。
所以，面对此事，除了劝慰她，我也只有，一声叹息，满地凄凉。
房子重要吗？当然重要，房子是家啊。
2.
祖母有个老屋，三间土坯房，墙皮有无数个地方已经脱落，墙根处有很多耗子洞或耗子打洞留下的大小不一的土包，墙壁四面都用柱子呈45°角支撑着。
不清楚老屋是什么时候建成的，有记忆时，老屋就如风烛残年的老人，摇曳在我童年昏黄的灯光里。想必祖母从未想过给自己再建一处好房子，她需要张罗着给五个儿子分别建房，辛苦程度可想而知。
祖父暮年时曾和祖母说：“老疙瘩（我老叔）要是个闺女多好，能给我们做个饭啥的。”
祖父去世那年，祖母63岁，我老叔还没结婚，就算老屋再破，她也不会想着翻建，此时她给老叔成家都已经力不从心，还会想着建设自己的家吗？肯定不会。
祖母临终前说：“我没有遗憾，五个儿子我都让你们娶妻抱子了，我对得起你们。”
而祖母临终最放心不下的是老叔，儿女在长大，父母也在衰老。我想，祖母之所以牵挂着老叔，是因为，老叔还没长大的时候，她已经没有力气帮他了。老叔的房子是自己建的，这可能是祖母一生中唯一的遗憾。
祖父去世后，祖母一个人在老屋生活了15年，她坚持不给儿女添麻烦，直到78岁时无法下地做饭，才跟儿子住到一起。
我很怀念祖母的老屋，小时候过年，换上新衣服以后，第一件事就是跑到祖母的老屋，去和祖父、祖母显摆一番，听他们毫不吝啬的夸赞。
有一年，父亲给我买了个白色的大盖帽，我戴着去祖母的老屋炫耀。
刚进老屋的门我就高喊：“奶奶，快看我的大盖帽。”
祖母在烧火做饭，闻声抬起头，擦拭着脸上的汗珠，灶膛里的火映红了她的脸，祖母开心地朝我笑：“哎呀，看我大孙子，耀武扬威的，快进屋让你爷爷看看。”
祖母拉着我的手，迈过门槛，冲进里屋。祖父坐在炕上用扑克牌“拿八门”，祖母声调很高：“快看看咱们大孙子，是不是耀武扬威的？”
祖父好像困了，眯缝着眼，看了我一眼，然后目光又回落到他的扑克牌上。祖母见祖父不吱声，握着烧火棍子去添柴了，口中念叨着：“这老头子……”
我爬上炕，看到祖父从“拿八门”中拿出来两个“5”，祖父平静地跟我说：“树豆，两个‘5’是有喜事。”
祖父的表情总是沉静如水，没有太多话语，不像祖母，向来风风火火。祖父把我戴了大盖帽这件事，归结为“有喜事”。
祖母喜欢用“耀武扬威”来形容她的孙子。我在机关上班时出差坐飞机。祖母知道后，和村里的老太太坐在墙根唠嗑时，如果一架飞机飞过，在天空留下一道白色的划痕，她就说：“我在家里看飞机，我大孙子在城里耀武扬威地坐飞机。”
祖母去世“三周年”烧纸节的时候，我回到故乡，再去看祖母的老屋，已因“十个全覆盖工程”被推平了。站在断瓦残垣前，想通了这间老屋对祖母的意义：她人生的最后岁月，其实已经将视线转向了儿孙的“耀武扬威”，而不是住什么大房子了。
有一年我带回去一部相机，要给祖母在老屋前留影，祖母死活不肯。
祖母说：“我可不照相，照相和个老猴子精似的。”
非常遗憾没有给祖母留下老屋前的照片。
想念老屋，更想念，爱我的祖母。
3.
我家最早的房子，也是三间土坯房，是父母结婚时建的，与祖母的老屋一墙之隔。我家和祖母家，应该本是同一所院落，父亲结婚需要建房，就一分为二了。
因是一个院子切割而成，便显得拥挤，我家人口又多，所以母亲那些年最大的愿望，就是攒钱建一座新房子。
人在不同的年龄段，理想和愿望也不尽相同，对当时的母亲而言，她的愿望就是建房，摆脱拥挤。母亲最爱感叹：“都转不开身，太窄巴了，干什么都不方便。”
母亲信念坚定，攒钱建房。我家最先是在东山村的西南角，新建了三间土坯房，地方宽敞，但是位置偏僻。此时，恰逢父亲迎来了他人生的事业高峰，到大队任会计。用我大舅的话说，“这个二姐夫又有纱帽翅了”。我表弟八九岁的时候还相信我父亲真的有“纱帽翅”。每次我跟表弟见面，他都会充满好奇地问我：“我二姑父真有纱帽翅吗，纱帽翅长的啥样？”
父亲的官场顶点，为我家带来了位于村中内的一块土地。尽管他的大队官场生涯不像小队队长时期那样长久，但如果从房子的角度讲，父亲的三年会计时光，解决了母亲的一块心病——很多农民，穷其一生要实现的愿望。
不清楚盖三间砖瓦结构的大瓦房，是父亲还是母亲的主意。总之，我家的新房子，在1990年建成的时候，在东山村显得鹤立鸡群。大房建起来，已经欠了债务，盖小房就没钱了，而父亲对欠债这件事相当谨慎。于是，我家的四间偏房又变成了土坯结构，砖瓦结构大房配土坯结构偏房，这样不伦不类的建筑，也是唯一的了。写到此处，我还是要感叹一下人生之不易。
在房子建好不久，父亲也从大队会计职务上卸任了，那时我虽然年纪小，但也感觉到或多或少和建房有关。其实，我最了解父亲，他从来不会拿公家一分钱的。那会儿，很多人家都欠大队钱，而父亲从来不欠。
有人和父亲说：“当了那么多年的老干部，欠着大队钱能怎么样，谁还能和你要啊？我要是你，我就往多了欠。”
但父亲不肯，直到现在，我家都不欠大队的钱。
人生有时候很奇怪，不好的事情会接二连三。大队卸任后，父亲去蒙区擀毡子，母亲带着我们四个孩子在家。一天天降暴雨，浇塌了我家的偏房。虽然东山村挺穷的，但是多少年都没有出过房子被雨水浇塌的事情。母亲拿着二齿镐子在泥水里刨我家的辐条车的一幕，时至今日，我每次想起都禁不住掉眼泪。
官职没有了，房子又塌了，太丢人了。其实，比苦难更为可怕的是失去尊严，人的一生能遇见多少比这更颜面扫地的事呢？恐怕你没有多少钱，别人并不知道，但是你家的房子塌了，那可是人人看在眼里的。
父亲历来英姿飒爽，从来不曾遇到这样的事情。于是，他在蒙区无休止地劳作，与其说是体力的煎熬，不如说是心灵的摧残。
我知道，父亲是在为尊严而战。
当年秋天，父亲从蒙区归来，第一件事就是盖房，又盖了四间砖瓦结构的偏房。偏房在正房一侧，村人盖这样的房子，都是将偏房倚靠在正房一侧山墙上，这样可以节省一面墙的钱。但是父亲不同，偏房不倚靠正房，而是独立存在，中间留出一米宽的过道。可以想象，他的做法包含的深意——我有钱，不需要节省一面墙。
偏房墙体是红砖砌成的，建完以后要用水泥勾缝，缝勾到还剩下几平方米的时候，盖房的师傅有事，就撂下了。母亲多次催促父亲去找师傅弄完这几平方米，父亲挺着没去。当时我认为父亲真懒，就这么一小块了，为什么不去找人干完呢。
现在我明白了父亲的心思，偏房已经拔地而起，勾不勾缝，都没关系了。至今，偏房盖好26年了，我家偏房后面的墙体，还有几平方米是没有勾缝的。
重要的是建房，而不是勾缝，这是父亲的哲学。父亲用他的哲学，建了一排没有勾完缝的偏房。
不了解的人，读不懂我为何对我家的房子，有着那么深的情感，以为只是文人的乡愁。
其实并不是那样，那不是房子，是父亲的心血，更是父亲为尊严而战的标志。
我家的房子如此，而你家的房子，难道就不是这样吗？
人生能建几回房，每一座房子，都是独一无二的。
母爱的红咸菜
1.
在我出生之前，母亲连生了三个女儿，可想而知她是多么盼望我这个男娃的出生。
三姐的小名不叫“小换”，而是叫“三丫”，三丫其实不是专门起的名字，父母没有给三姐起名，他们已经对接二连三出生的女娃失去了起名的兴趣。我就是在这样的压力之下降生的。母亲说，她其实没有多么想要个儿子，只是她觉得没有儿子在人前抬不起头，总感觉矮人一等，因此她愿意挺着大肚子东躲西藏。
那是计划生育初期，她要用尽办法躲避凶神恶煞的计生办，计生办像在闹革命，抄了很多“超生游击队”的家，大衣柜、粮食、缝纫机，甚至十几斤的“小嘎嘎（猪崽）”都不放过，统统抄走，毫不留情。父亲是小队队长，所以我家没被抄，但是母亲必须躲起来，比如藏到草屋子里（那里堆满干草），比如去别的村子亲戚家。一旦有个风吹草动，母亲就带着身孕，做起了“超生游击队队员”。
大概在母亲怀着我藏了四五个月后，一件大事发生了。
母亲不知通过什么途径做了一次类似于B超的检测，然后不识字的她，斩钉截铁地认定肚子中的我，又是个女娃，她这一铁念的另一佐证是那些日子她连续做梦，梦见的全都是又生了个丫头片子，她决定让奶奶带她去做流产。我想，她实在无法接受“四丫”的降生了。奶奶带着她来到了当时的古乡医院，此时，我一生最大的恩人“现身”，这个我至今未曾谋面不知姓名的恩公——他出差了，不知何时回来，而整个医院只有他一个人会做流产手术。奶奶赶着毛驴车，载着满脸忧愁的母亲，她一路哀叹：“命啊，命啊，我命咋这苦呢……”
感谢出差的医生，顾大才子就这样幸存了，说起来也是文坛的幸事啊，呵呵，请允许我自恋一下。当隆冬腊月我鬼哭狼嚎般的初啼响彻东山村时，母亲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她再也不用东躲西藏了。
母亲，终于可以抬起头做人了，这是我这个儿子对母亲最大的馈赠。
2.
由于我的性别决定了我在家中的地位，要星星不敢给月亮。当然，我对星星没兴趣，我只要吃的，儿时的我对所有能吃的东西都很痴迷。能吃到什么呢，棒子面干粮、咸菜、酸菜，这是春夏秋冬不变的饭菜。这已经不错了，邻居还有人家在吃高粱米饭呢。母亲就花心思在这些不变的节目里翻新花样，比如把芥菜咸菜晒成咸菜疙瘩。
赤峰人都是伴随着咸菜疙瘩长大的。咸菜疙瘩是世界上最硬的咸菜，扔在大街上都不会有人捡，讨饭的都不吃，而赤峰人偏偏喜欢这口。我读大学的时候在宿舍上铺啃咸菜疙瘩，同屋的夏风一脸惊奇地看着我说：“你在吃干咸菜？”至今我仍记得夏风的表情，他的表情告诉我，他的牙硌得疼。
要命的是，我对咸菜疙瘩的接受速度很慢，开始的时候并不喜欢吃。1980年前后出生的这批小孩无一例外都长了两颗“大板牙”，肯定是缺少某种元素，而我的两颗大板牙之间的缝隙超大，母亲说“能塞过去一个大钱”。缝隙太大，怎么啃咸菜疙瘩呢？母亲想出的办法，是为我特制红咸菜，红咸菜柔软。
腌制红咸菜很不容易，首先要有芥菜疙瘩，而我们的园子除了野草，什么都没有，偶尔长点野菜，父亲当宝贝似的炒着吃。主要原因是没有水，园子就成了不毛之地。在秋天的时候，去百里之外的“新城”买白菜和芥菜疙瘩，那是传说中的一个叫“新北村”的村子，在我的脑海中是遍地白菜和芥菜。母亲天不亮就与人结伴赶着驴车出发，到晚上很晚才回来，想必经过精挑细选。我坐在大门口等，等啊等啊。我对白菜和芥菜兴趣不大，我心里全是“大萝卜”，尤其是“心里美”牌，白皮红瓤，脆甜可口。
太阳在村头的山包上犹豫的时候，我坐在家门口木头门边，天边的红晕渐渐模糊，我在等待中睡去。父亲将我抱到炕上，我是被嘈杂声吵醒的。母亲已经在外面卸车了，屋外灰蒙蒙的。“大萝卜”，我一揉眼睛，光着脚蹿出门外，母亲笑着给了一根大萝卜。我不满，爬上装满白菜的驴车自己又抱了一个，跳下后，迫不及待地跑回屋。“去穿鞋啊”，母亲在身后喊。
父亲会和母亲讨论白菜和芥菜的价格，几分钱几分钱一斤，和别家买的菜比较是贵了还是便宜了。白菜用来腌酸菜，芥菜用来腌咸菜。芥菜有大有小，无一例外尾巴上长满了须毛，母亲用镰刀头给芥菜剃毛，一刀一刀削下去，芥菜个个变成角锥形状，尖尖地带着头顶的叶子，像留着长发。刚刚修出性感身段的芥菜，头发盘起来扎进一缸盐水中，几个月后就是上好的咸菜了。腌咸菜一般都是母亲一个人完成，不像腌酸菜，要好几个人站在热气里。咸菜要想变成红咸菜，还要到酱缸里“镀金”，我称之为“军训”。
酱在当时也很稀罕的，玉米粒、黄豆粒和着沙子在锅里炒炸开花，噼噼啪啪的，然后背到加工厂制成面。棒子面和豆子面加水，攥成胖胖的球状晾晒，再捣碎和水放在炕头发酵，许久后成酱。腌制好的芥菜咸菜放进酱缸里，过一段时间取出，就是带着酱香的红咸菜了。
3.
初中时，每次母亲都用塑料袋子或者饭盒给我装很多红咸菜，装的时候我总是不以为然，吃的时候才发现有它的好处，在那个白菜帮子、萝卜汤横行的校园，能吃到上好的红咸菜，犹如雪中送炭。
去高中读书之前的晚上，母亲依旧给我装了很多红咸菜。我说：“都上高中了，装那东西干啥，那里啥都能买到。”这时家里的生活已经没有那么苦了，园子里长满了各种蔬菜，腌制红咸菜已经没有以前那么麻烦，不用远去新北村，街上就有卖芥菜的商贩。也许什么东西一变得容易，就不再那么吸引人，我对红咸菜的好感渐渐淡薄。母亲说：“我问你哥了，那地方也很苦的，带上点，也不沉。”果然，高中的生活如母亲所言，红咸菜在这里紧俏，买都买不到。高中读了四年半，红咸菜伴我左右，几乎每次临行前，母亲都在酱缸里翻动着，然后很费劲地给红咸菜“洗澡”，以至于多年后梦见她，都是这个镜头：她在外屋昏黄的灯光下，站在菜板子前，拿着筷子，给红咸菜去酱，灯光打在她的额头上，褶皱之中是紫外线的颜色。那是太阳的杰作，它残忍地日复一日地洗尽了母亲的青春，我没有看她的白发，也不用看，在我心中，白发从未消失过。
去北京读大学，临走前的那个晚上，母亲又站在灯光下，来来回回地运送红咸菜，捞一个放在菜板上，去掉酱，然后再去捞一个，再返回到菜板前。我看着母亲：她为什么不一次捞完，然后放到菜板子上一起弄呢？想去帮她，和她抢筷子：“你不用，我弄就行”，母亲不给我筷子。我就站在那，看她跑前跑后，说：“妈你别弄了，人家北京那是首都，你给我弄咸菜干啥啊？”“北京咋了？北京人要吃我还不给呢！”母亲对她的红咸菜超级自信。“主要是我吃不上，人家那食堂啥没有？”我都有些不耐烦了。“食堂有，万一你没钱了呢？”母亲继续着她的工作。我看她认真的样子，就放弃了说服她的想法，任她在那跑前跑后，转身向屋走。忽然，我想到一个道理，看篮球比赛的时候很多运动员嚼口香糖，可能是因为太紧张了，而母亲呢，她其实也知道一次弄完的道理吧。她不停地跑前跑后，只是为了缓解她内心的一种心情，那就是舍不得自己的儿子离去，一想到儿子明天就要走了，她一定很难受，所以她要做事，做和儿子有关的事，这样，她才会感到好受些。她跑前跑后，为她的儿子制作人间最美的佳肴，一种叫作“母爱”的红咸菜。
大学四年，每年如此。最后两年，我实在不愿意带着红咸菜了，这东西在学校没地方吃，跑到食堂打一份饭，弄个红咸菜啃，很难为情。母亲把红咸菜装进来，走的时候我就偷偷拿出去。害得再打电话的时候，母亲就自责地说：“我这脑子啥也记不住，还以为给你放到箱子里了呢。看看谁去北京，给你捎去。”我连说不用不用，心里很不安：母亲想为儿子做点什么，我却没给机会，还给拿出去了。
参加工作后，母亲再给我装咸菜，知道她的心意，就不再往外拿，尽管几乎没再吃过。有一年春节临回北京前，母亲又开始忙碌。外屋的墙壁更加斑驳，一条满是灰尘黑漆漆的电线端口接着一个昏黄的灯泡，沉重而熟悉的菜板已经被剁出很大很大一个大坑。母亲站在灯光里，她的站姿那样别扭，看上去很不习惯，经历车祸后的她站姿歪歪斜斜。母亲用她奇怪的站姿专心致志地制作红咸菜，她的儿子已经不喜欢吃了，但她依然做着。她面带微笑，缓慢地歪着身子，一趟趟挪着脚步，捞一个红咸菜放到另外一处的菜板上，然后去酱，然后再去捞。她有些气喘，站在她身边我能听到急促的呼吸声，她额头渐渐冒汗。“妈，别弄了，吃不了那么多”，我催她休息。“再弄几个”，母亲又挪向酱缸，歪歪斜斜的，像是一种极为虔诚的神圣仪式。
我永远无法说服母亲，红咸菜已经成了她对儿子的一种习惯。红咸菜寄托着她对儿子无限的牵挂和疼爱，儿子带着红咸菜走，她才能踏实，哪怕喘着粗气、歪斜着身子，也要将红咸菜装进儿子的包里，在她的世界里，这比什么都重要。她不知道儿子已经不喜欢吃红咸菜了，而她还保留着为儿子制作红咸菜的习惯，这是她一生无法改变的习惯吧，因为她爱她的儿子，一生都爱。
红咸菜我不爱吃了，但偶尔还会吃几口，我知道，这是母亲的爱。
时光暮年
时光本无长短，总在静静地流淌，像东山村四里之外的老哈河水，记忆中从没见过它波涛汹涌过。
童年，我从我家后窗窥视东山村，毫无目的，更像是在消磨着童年大把的时光，从踮起脚尖仰着头向外张望，到可以把双手叠起来支住下巴向外瞭望。
前院王奶奶，盘着双腿坐在炕席上，从她家后窗望我家。王奶奶八十多岁了，腿脚不便，出不了门，整日都盘坐在炕上、我不知道她看到了什么，我家就这么大，房子挡住了她的视线，她能看到的只是我家的院子。或许她想看到更多，又或许人到暮年已没兴趣看了，总之，这是个无法选择和改变的事实。
我和王奶奶，都通过后窗在看着这个世界，心境却完全不同。我因年幼的好奇心，在努力发现着有趣的没看到过的场景：刘家四姨夫喝多了耍酒疯，同学开的商店几个陌生人站在窗下喝啤酒，三喜开着三轮子放着屁摇头晃脑，两条狗因为一块骨头掐架……我看到的一切，都是生动有趣的，而且我并不知道我将看到什么，我是充满期待的。
我看到的这些，王奶奶无法看到了，她现在安静地看着我家的院子。即使看到几只鸡抢啄地上的米，对她来说，都是难得的生动的一天。她打着瞌睡，却依然盘着腿，已经不再追求是否需要用舒服的姿势睡觉。她安静地看着，又像并没有看，看与不看，其实都没什么本质的区别，我家院子能有什么呢？
春夏秋冬，花开花谢，王奶奶也许都不介意了。王奶奶真正介意的，是房间到屋外厕所的那段路。人的一生会经历很多艰难困苦，而八十几岁的王奶奶，最大的困苦，是如何从炕上起身，颤颤巍巍挪过二十几米路，走进厕所。
困难的大小，是跟人的能力匹配的，王奶奶走这段去厕所的路，不亚于探险者攀登珠穆朗玛峰。偶尔，我会看到王奶奶去厕所时的身影。她盘着发髻，一手拄着拐棍，一手扶着墙，艰难地向厕所挪去，日光打在她脸上层层叠叠的皱纹上，好像就被吸了进去，并没有反射出耀眼的光芒。她小心翼翼地蹒跚着，每当这个时候，无论我在做什么，都会停下来看她，直到她从厕所出来，再消失在她家房子的拐角处。
很短的路却要走很久很久，可能人都会有这个时候，而彼时的我究竟是怎样一种心情呢？是感叹岁月的无情，还是怀念过往的点滴？我年纪还小，真的不知道，到底会想些什么。
祖母和王奶奶是“把子姐妹”，年轻时应该如现在的闺密一样有很多交集，我是在祖母八十岁左右半身不遂后听祖母讲的。
那年春节前几天，我从北京回到家，去看祖母，给她买了一条烟。祖母盘腿坐在八叔家的炕上，看到我进门，她笑了，喊我到炕上坐，我看到她分布不均的两三颗残缺的牙齿。
我把烟递给祖母，她接过去小心地放在她与墙壁之间的空隙，如我们小的时候藏糖果一样，要放在一个有安全感的区域。
我逗祖母：“奶奶，你还有几颗牙啊？”
祖母说：“要掉光了，剩下的几个没有一颗是好的。”
祖母展示给我看，她张开嘴，用手掰着那两三颗牙齿，一颗一颗地掰一遍，给我讲着每颗牙的故事，大概是各种情况导致的消失或残存。
祖母搬动着晃动的牙齿：“你看，晃了十几年了就是不肯掉。”
我有些心疼她：“奶奶，我给你买个假牙戴吧。”
祖母合上嘴，握住我的手：“树豆，有假牙的，戴着难受，吃饭的时候才戴。”
那些年，每次去看祖母，和她聊天，都能很自然地聊到某个我们都认识的已故的人，应该是人老了，话题会集中在死亡这件事上。
那次我们聊到了曾外公——祖母的父亲。祖母说，曾外公家离我家很远，在通辽市某县，交通不便。祖母嫁到我家后，很多年都不回家。因消息闭塞，曾外公病重时祖母并不知情，但祖母竟然带着二叔神奇地出现了，离家几十里地的时候，遇见了骑马的熟人，给曾外公带去了“女儿来看他了”的口信。曾外公弥留之际，病榻前的人说：“可要等着啊，你姑娘来看你来了。”据说，曾外公眼瞅着不行了，听到了这个消息，咬牙坚持着，不肯咽下最后一口气。祖母进门后，曾外公睁开眼望了望她，然后缓缓地闭上了双眼。
祖母虽年事已高，却思路清晰，回忆这件事的时候跟我说：“你二叔十二三岁，穿着小大衣，你太姥爷闭眼以后还哭了。”
我想，那可能是曾外公一生中流下的最后两行眼泪。
祖母说：“树豆，你扶奶奶去看看你王奶奶。”
祖母颤巍着下地穿鞋，拄着拐棍向外走，我搀着她的胳膊。
我们缓慢地走在路上，东山村寒气逼人。
祖母说：“我七十三的时候，还能上山挖黄芩，现在我也不糊涂，你王奶奶早就糊涂了。”
我们走进王奶奶家，王奶奶正坐在炕里打盹，听到声音后睁开眼，看到我和祖母，先是向着祖母颔首小声说：“桂英。”
祖母高兴的神情写在脸上：“大姐你还认识我啊，我还以为你不认识我了呢。”
王奶奶又困惑地打量我，我问她：“王奶奶，你认识我吗？”
王奶奶眼窝深陷，反复看了我许久，摇了摇头，软软说：“认不得啦。”
从我上小学五年级，王奶奶就透过后窗看我家的院子，十几年过去了，她肯定很多次看到我的，但她仍然不认识我。
祖母上炕，和王奶奶迎面坐着。王奶奶欠了欠身子，将烟笸箩推到祖母身前，祖母卷了一根烟点燃，两人沉默地坐着。
我坐在炕沿，想听听她们说些什么，祖母也在努力打开僵局，但王奶奶已无法与她流畅地对话了。
祖母说起我爸，王奶奶想了半天仍然会说起我二叔或三叔。若是你为她更正，她脸上就会流露出焦急的神色，努力地想着，再说出来的，仍是错的。
祖母放弃了对话，两个老人安静地对视，相互望着、望着，痴痴的，好像要将对方刻在脑海里。
房间里静悄悄的，只有祖母手上的烟卷忽明忽暗。
我顺着王奶奶房间的后窗望出去，是我家的杏树和瓦房正面的轮廓，鸡窝、猪圈、驴车、敞篷、柴垛……
这些就是王奶奶看了十几年的全部世界。
整整一个下午，祖母与王奶奶，就那样各自坐着。王奶奶没有说过一个长句子或者一个完整的句子，祖母抽了很多支烟。
祖母和王奶奶能给对方的，只剩下温和而幽深的眼神，痴痴地望着彼此，那是她们唯一的交流，平静如水，又情深似海。
走的时候，祖母拄着拐棍，站在地上，大声说：“大姐，我走了。”
王奶奶侧着耳朵皱着眉：“啊？啥？”
祖母趴在王奶奶耳边喊：“大姐，我走了，有时间再来看你。”
祖母转身，叹了一口气：“哎，你咋糊涂成这样，寻思和你说会儿话呢。”
我和祖母向外走，王奶奶终于明白我们要走了，她艰难地用力向炕沿移动着，耳边是她急促的呼吸声和簌簌下地的声音。
我们走到院子里，我回头看，王奶奶还没出来。
我们走到大门口，我回头望，王奶奶出现在正房门口。她一手拄着拐棍，一手扶着外门的门框，在侧身远望我们，神情黯然，依依难舍。
王奶奶给我的最后印象，就是扶着门框，送我和祖母的身影，像播放的影片按住了暂停键，银发随风飘，苍凉得令人心恸。
几年后，王奶奶去世。又过了几年，祖母也去世了。
祖母与王奶奶，一生的好姐妹，全部人生的最后一面，就是默默地对坐在炕上望着彼此，过了一个无声的下午。
那次会面之后，祖母行动越来越不便，她们再也没见面，宛如时光中的老哈河水已不再流淌，莫名其妙地断流。
读者诸君，你我的相遇，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也会在某一天，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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