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上海是中国城市的一个异端，那么徐志摩与邵洵美就是中国诗人里的两个异秉。如果说上海是现代文明在中国的一块“飞地”，那么徐志摩与邵洵美就是现代文学在中国的两个“飞人”——文化与经济一样，都有恃强凌弱的本性。中国的农耕与专制无法孕育的海派文化，便在殖民者洋枪火炮的挟持下呼啸而来，强行复制、粘贴。仿佛一夜之间，农耕中国便拥有了摩登的异端的上海，拥有了徐志摩或邵洵美这样唯美的天才的异秉。

    农耕总是与专制紧密结合在一起，因为农耕的愚昧正是专制的基础。农耕孕育专制就如同癌体上长出毒瘤一样理所当然，专制只能让所有的脑瓜变成傻瓜——那是黑暗无边的岁月，也是鼠目寸光的光阴，农耕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秫秸秆、竹笆片插成的窗户外，是亘古无边的暗夜。偶然有几盏桐油灯、菜油灯、棉油灯，乃至后来的煤油灯，灯芯摇摇晃晃忽闪忽灭如鬼火，呼啸而过的寒风一如鬼叫。所以鬼与神总是出没在农耕的夜晚，漆黑一片的夜晚，长夜漫漫，中国人生活在暴政淫威之下，只好闷头睡觉。昏头昏脑睡了五千年，这一觉睡得太漫长了。只有到了老上海时代，中国人才猛然惊醒——一种现代的文明的新生活把漆黑如墨的长夜点亮了，霓虹闪闪照亮了大都会之夜，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广播电台女歌手娇语莺莺。爵士乐声中，交际花与老克腊们粉墨登场，在百乐门与“大世界”夜夜狂欢。是周璇还是姚莉在唱，其实周璇、姚莉们都在唱：“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华灯起，车声响，歌舞升平——”

    中国就从这里开始与欧美同步与国际接轨，汽车、洋房、舞厅、酒吧、报馆、影院——一种全新的新生活在老上海上演。新生活的兴起是新时代的标志，如同中国前所未有的霓虹灯，它是妖媚的、迷离的、狂欢的、情色的。这是中国土地上前所未有的民国之夜、炫幻之夜，它是辛弃疾的“东风夜放花千树，宝马雕车香满路”，也是柳亚子的“火树银花不夜天，弟兄姐妹舞翩跹”。它纸醉金迷，它醉生梦死，它风情万种，它风华绝代。王安忆多年前说过：“中国唯一一个像城市的城市就是上海。”从前中国的城市，分明就是一个个放大的村镇，唯有在上海，在一百多年前的上海，你就能看到那种从内到外，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迷人的都市韵味：它摩登又浪漫、它时髦又华丽，这摩登来自巴黎或伦敦，这华丽源自纽约或罗马，一条看不见的隧道将上海与海上贯通，欧风美雨呼啸而来尽情挥洒，一代代海上新人被海上风吹成了海上花，它招蜂引蝶一如狂花滥蝶：演电影的阮玲玉分明就是一个妖，穿旗袍的张爱玲其实就是一个巫。那希腊雕塑般的美男子邵洵美，他是着了魔的诗神；那情痴情种的徐志摩是中了蛊的爱神，爱到深处欲仙欲死唯有死才可以解脱——华美的海上，当然少不了华美的诗人，他们这一代人绝不会写《何满子》或《如梦令》，只会写《爱眉小札》或勃朗宁夫人的十四行：

    你这从花床中醒来的香气，

    也像那处女的明月般裸体，

    我不见你包着火血的肌肤，

    你却像玫瑰般开在我心里。

    如花似玉的情人要的就是倾城之恋，才高八斗的诗人要的就是流芳百世——上海神话就是他们的神话，海上传奇就是他们的传奇。在眼下这个没有神话与传奇的时代，我们唯有回忆神话的上海传奇的上海，回忆那片令无产阶级无比愤怒的、殖民主义的宝蓝色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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