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点儿，这样我们才能早些把事情做完。”
从另一方面来看，真正的迅速倒是很有价值的，因为时间与事务的关系，就像金钱与货物的关系一样。如果一件事做得太慢或费时太多，便等于是买了一件价钱昂贵的东西。斯巴达与西班牙的人做起事来是有名的慢。因此，有了这样的谚语：
“让我的勾魂使者从西班牙来吧！”意思是说，这样的勾魂使者一定是来得非常缓慢的，人就可以活得较长久了。
听一个做事有经验的人谈话时要特别留意些，只有在当他的话扯到题外去时，你才立即设法使他回到正题上去，但是不要中途打断他的话。一个人说话时如果被人打断，他便会反复地说，那样老说原来的话会使人厌烦。然而，也有些插嘴打断别人的话的人，比那种反反复复地说同样事情的人还要罗嗦许多。
当然，说话重复是浪费时间，但如反复讲述一件事情的重点，而避开许多不必要的言语，对时间来说，反而是经济的。在处理急务时不宜絮絮不休，否则就像披着长袍在赛跑一样，有不胜累赘的感觉。一个人说话无须先作介绍，道歉或绕圈子，因为这都是浪费时间的举动，看来像是恭谨，其实是在虚应作态。不过，当对方有成见的时候，说话太直却又不好，因为成见的消除需要委婉的言语，否则便谈不拢，就像在上膏药之前，要先敷些润肤剂一样，不然药力就难以渗透到皮肤里层去。
最要紧的是做事要有层次顺序，和懂得怎样分门别类与提纲挈领。但分门别类也不可太琐细。一个人如果不懂得将工作分段来做，做起来也就不会怎么彻底。然而，分得过于琐细去做事，自己反而会弄糊涂。事情在适当的时候去做，可以节省时间；反其道而行，常常是徒劳无功的。做一件工作通常可分三个步骤：一是准备，二是讨论，三是执行。事情如果要做得快，准备与执行的工作最好由少数人去做，而讨论却应有许多人参加。如果能事先拟定一个工作方案，做起事来速度也会增加，因为这个方案即使是弃置不用，也多少会发生一点指引的作用，比起含混而无目标总要好些，这就像灰烬比起尘土来是较好的肥料一样。
外表聪明
曾经有人作过这样的评论：法国人内心比外表聪明，而西班牙人外表比内心聪明。这正如使徒圣保罗曾说的一样：
“有虔敬的外貌，却有违背虔敬的内力。”许多人虽有不凡的仪表，但是，智慧与能力方面却并无不凡的表现，这便是所谓的徒具外表而无实质内力了。这种外表好看、假装聪明的人，常是诡计多端，故意用立体镜把平面的影像照成立体，但有识者对这种把戏是不予理睬的。
有一种人常常故弄玄虚，言语含混其词。比如说，他对某事明明知道得很清楚，却对人说他不清楚究竟，在另一方面又装出一副对这件事情非常明白，只是未便说出的样子。有一种人对于什么事情都爱用表情与手势来表达，表示出一副他外表很聪明的样子，像西塞罗说派索讲话时的那种神情一样：
“当他答话时，把一边眉毛直向脑门竖起，而另一边眉毛又垂到了下巴。”有一种人的成功专靠言辞夸张与态度专横：一件事分明不能证实，却自认是可以证实的。
有一种人会把自己不能办到的事情说得毫无价值，对自己的无知自以为是，认定是真知灼见。有一种人在辩论时，不针对辩论的理由或观点来说，却狡黠地去说些讨好世人的话，以博取人们对他的好感。格里亚斯说这种人是：
“愚蠢的人，以花言巧语来破坏事情的本质。”柏拉图也在他的“对话录”中不屑地提到仆洛底卡斯，说是如果让他准备一篇演讲词，他将自始至终去谈别人与自己看法的不同，而不着主题内容的边。这种人不检讨自己，却专门批评别人，于是他们以批评出名。因此，别人有什么提议便会遭到拒绝，而他们这些批评者反被接纳，有了新的工作。
错误的判断会贻害事情的本质。世上最虚有其表的人便是这种空虚的人。他们常诡计多端地去冒充富人和才子，设法获得好的名誉。我们如果雇用人员，切忌雇用这种自作聪明的人，还是雇用笨拙一点的人较为妥当。
友情的益处
“喜欢独居的人不是野兽就是神仙。”亚里斯多德说出这样有失真假辨别的话。生来就不喜欢与人交往的人，说他有几分兽性，倒也是真的，可是，说他有几许神仙特质，倒也未必，除非是这个人比较希望或爱好做个曲高和寡的人，就像某些不信宗教的人，如克利特诗人埃匹门尼迪斯、传奇性的罗马皇帝奴马，和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的信徒亚波洛尼厄斯，以及古代的隐士和神父。然而人们并不了解孤独的真义和范围。群众并非友伴，各人的面目只不过是画廊上的肖像，没有友情，人生只不过是一个不起共鸣的铙钹。有句拉丁谚语说得好：
“一个大城镇就是一个孤寂的大地方。”因为在大城镇里，朋友是分散的，大都没有像较偏僻的地方那样敦亲睦邻。我们可以进一步说，没有真正的朋友，世界只是广漠的荒野。就孤独本身来说，凡是天生不会交友的人，便带兽性，而非自人性出发。
友情主要的益处，是能将心头萦绕的种种心事向朋友充分表露或和盘托出。我们知道阻塞和窒息是身体上最危险的病症，在精神上也一样。你可以用肝精养肝，用铁质的东西养脾，用杏仁养肺、用海狸香精医脑，但是除了真正的朋友之外，没有良方可以治你的心灵。对朋友你可以用适切的忏悔或自自来表达你的忧愁、快乐、希望、疑虑、忠告，以及压在心头的任何事物。
说也奇怪，君王或独裁者也非常重视友情，他们不顾本身的安全与尊严，常一而再地去争取友情。就君臣这方面来说，除非臣仆都很能干，君王会罗致几个和他们相等智慧的人来做朋友，但常因财富的距离并不能产生友情。这种人用现在的语言称之为亲信或宠臣，意思似乎是恩宠或谈话的对象。但是，罗马人称他们为“患难与共的人”，这说明一种关系和友情的妙用。显然，不仅是软弱而多愁善感的国君会这样，就是最精明能干的统治者也常会不耻下问，向臣仆询问事情而互通私谊。
当西拉统治罗马时，起用庞培（后来替位称帝），因庞培权势过高而成为西拉的对手，他对西拉的规劝，常使西拉听从，因为人们多半是赞美朝阳而无视落日。就凯撒来说，布鲁塔斯也是享有这样的特权，凯撒在他的遗言中明定布鲁塔斯是他自己侄儿以下的继承人，这种大权旁落的结果，终置凯撒于死地。凯撒曾因几次不祥的预兆，特别是凯撒的妻子卡璞妮亚的不祥的梦，使他想解散元老院，布鲁塔斯便轻轻把他从座椅上拉到一旁，劝他等卡璞妮亚再做一次较好的梦时再说。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的确很得宠，所以在西塞罗的演讲词中一字不改地引用安东尼的话，称布鲁塔斯为妖冶的女人，把凯撒迷住了。奥古斯都起用出身卑徼的亚格里巴（后来娶奥古斯都的侄女为妻却将她遗弃）。有一次，奥古斯都与有文学修养的大臣表西纳斯谈到他的女儿茱丽亚的婚事，便贸然说只有把她嫁给刚离婚的亚格里巴，否则他只有丧命而无第三条路可行，因为奥古斯都已把他提升得太高了。在提比留当罗马皇帝正鼎盛时，与他的护卫统领梭简纳相交甚笃。在提比留的一封信里说：
“就我们的友谊来说，这些事情我没有瞒你。”甚至元老院全体为他们的友谊作祭坛，把友谊当作女神，借表对他们二人的崇敬。另一位罗马皇帝西维拉斯与他的护卫统领普洛汀纳之间的友谊更是密切，比起提比留来，有过之而无不及。西维拉斯强迫他的长子娶普洛汀纳的女儿为妻，又常庇护普洛汀纳而辱骂他的儿子，且致函给元老院说：
“我要推崇这个人，愿他长生不老，后我而终。”如果在这些帝王中有一位象明君罗马皇帝屈简或另一位罗马皇帝倭利留斯那样伟大的人，我们也许就要大为赞叹那是他们的智慧，确实得天独厚。他们虽这般贤明，且又意志坚定，热爱生命，却仍觉得自己的幸福是残缺的（其实他们是极幸福的人），必得有一个朋友，他们才认为幸福是完整的。虽然他们都是有妻室儿女的国君，但那些人却不能给予他朋友那样的情谊。
一位法国历史学家兼政治家科明牛对哈迪公爵作了深一层的观察，他说哈迪公爵从不把心事告诉别人，尤其是极为困难的事。后来他认为哈迪公爵这样缄默，的确也对他的智力有损。科明牛如果愿意的话，他也大可以批评第二任君主路易十一，他缄默不语，简直是在折磨自己。希腊哲学家毕沙哥拉斯曾说了一句隐晦的话：
“不要吃掉你自己的良心。”的确，将这句话说得明白而刻薄些，就是那些没有朋友安慰的人，就是吃掉自己心肝的人。不过，有件事是值得一提的（我就用这件事来把友情的第一种益处作个结语），向朋友倾诉心事会产生两种相反的效果：可以使快乐加倍，也可以使忧愁减半。凡是把自己愉快的事告诉别人的，无不更感快乐；凡是把自己不愉快的事告诉朋友的，无不忧愁顿减。这的确是一种医治心灵的手术，有如炼丹者的药石，有时以毒攻毒，对人却是有利的。然而，我们不必求助于炼丹者，也可以在自然现象中找出明显的例证，因为就自然界的物体来说，二物合并可以增强力量，也可以产生自然的活力；从另一方面来说，二物结合可以减少或消除异性。对心灵来说，也是这样。
友情的第二种益处就是使我们的理智健全而优异，正如第一种益处对于感情一样。在感情方面，友情能从暴风雨中拨云见天；在理智方面，友情能从黑暗昏眩中把思想理出头绪来。这不仅是朋友的忠告使然，而且在一个人心烦意乱时，与朋友聊聊天，也可使纷乱的思绪理出条理来，而变得聪明些。也就是说，谈话一小时的收获，比思索一天的收获来得大。雅典政治家塞米斯克里斯对波斯王曾说过这样精辟的话：
“语言好比缀锦的花毡，把它摊开来展示，花样鲜明夺目，思想却像是包扎起来的东西。”就启迪理智而言，友情的第二个好处不限于忠告（当然良友的忠告是最好的），即使没有忠告，也可互相切磋琢磨。总之，我们宁可把心事向一具雕像或一幅肖像倾诉，也不要闷在心里。
现在再为友情的第二种益处作一补充说明，希腊哲学家赫拉克里塔斯有句隐语说得好；
“正直的见解永远是最好的。”的确，从朋友那儿得来的忠告，其中见解总是比我们自己的高明，因为我们自己的见解常为感情或习俗所影响。朋友的忠告与自己对自己的忠告，这之间的差别有如忠言与谀词。世间善于阿谀的人莫过于我们自己；补救阿谀的办法莫过于朋友的忠告。忠告有两种：一是关于态度的，一是关于事业的。首先能使心灵健全的是朋友的忠告，唤起对自我严格的检讨，就像是一种药剂，不过有的会因过份刺激而有侵蚀性。阅读伦理之类的书则稍嫌单调死板。观察别人的过失，借别人的过错警惕自己，可有时也未必适合自己的处境。最好的药方就是朋友的规劝。许多人因缺乏朋友的规劝，而铸成大错，做出非常荒唐的事来，损害了名誉和财产，正如圣·杰姆斯所说，他们好像照镜子的人，顷刻之间就忘了自己的形象和别人的恩典。谈到事业，一个人或许自以为是，常常是两只眼睛所看到的不见得比一只眼睛所看到的多，而认为当局者比旁观者看得清，或说发怒的人一样是很聪明的，或说射击也可以从枪柄上开枪，像这一类愚顽的言论，以为把自己看得很高是件非常重要的事。但是，能使事业顺利的是忠告。接受忠告的方式可以来自各方，以集思广益，然而这样做也可能遭遇两种危险，一是除忠实的朋友外，他或许得不到忠告，因为给人以忠告的毕竟是少数，且要诚恳去征询。另外一种危险是他所得到的忠告立意虽好，但也许有害或不安全：换句话说，一部分是恶作剧，另一部分则是药剂，就像你请了一位医生，你以为他能医治你的病症，而他对你的身体却不明察。这位医生一方面把你的病暂时医好，另一方面则损害你的健康，结果他既医了病，也杀害了病人。但是，熟悉你职务状况的朋友，会注意到如何使你的事业顺利进行。因此，不要听散漫而无整个看法的忠告，他们无异是在使你分心，使你迷惑，非但不能指导你，反而使问题越变越复杂而不能得到解决。
友情的益处除了这两种（感情方面的宁静与理智方面的支持）外，还有另外一种。这一种好处好像石榴似地，里面全是果核。这是说，朋友可以在一切活动或任何场合中帮助我们，他们也可参与其事。想要明白友情的多种功能，不妨一一列举出来，看着有许多事无法亲自处理，而后我们才会明白古人所说的“朋友就是另一个自我”并非完全对，因为朋友不止是另一个自我。世上有许多人已经撒手人寰，却仍留下许多热切的愿望未能实现，诸如希望得到子嗣或完成某种工作。如果有一个真正的朋友，他就可以安心瞑目，因为这些事情在他死后会有人为他继续办到。所以，在我们的愿望方面似有两种生命。我们有一个躯壳，可这躯壳只限于一个地方，然而我们有朋友，人间的一切职权无不可以借朋友之手而行使。有许多事我们自己不好说出口的，且不便去做的，可请朋友代行；对于自己的功劳不便自夸，也不肯随便叫别人去说，这时朋友则可行，这类的事还有许多呢！再就是如果我们有了许多正当的关系，别人就不能抹杀它的存在。对于儿子，只能以父亲的身份说话；对于妻子，只能以丈夫的身份说话；对于仇人，也不能丧失身份来说话。但是，朋友会代替我们，他可以不论刚才所说的那些关系而能因时因地制宜。这类琐碎的事情太多了，我只提供了原则，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不能很适当地去担任一个角色、同时又没有朋友的话，他就可以下台不必再演这个角色了。
费用与理财
金钱是供人花用的，花钱的目的在于得到荣誉与为善。因此，额外的花费是否值得就要看情形而有所节制了。倘若为了国家利益而自动捐献财产，这样不仅国家可以得到很大的帮助，就是个人也会因做了善事而在将来能进人天国。个人的日常开销要看财力而定，最要紧的是开支不要超出自己的负担能力，也不可以听信仆人的话，随便他们花用。花钱有技巧，要支配得很适当：购物须选价廉物美的，要使实际所花费的钱不比外人所估计的多。一个人如果要维持现在的经济状况，日常开支不得占收入的半数以上；如果想要发财，开支则不可超过收入的三分之一。大人物也应亲自清查自己的财产，这并不降低自己的身份。可是，有的人不这样做，原因恐怕是除了他们自己疏忽成性之外，也害怕一旦发现亏空而忧烦。然而，你不找出伤口，创伤又如何能治好呢？一个人如果对自己的财产无法亲自去处理，用人就得小心，并且所雇用的人还要常常调换，因为新人不会像旧人那样大胆狡猾。不能亲自处理自己财产的人，一切的收入和开支，最好先把它确定一下，以免有透支的顾虑。
你如果在某一方面增多了浪费，就得在另一方面设法节省。比方说，饮食方面太浪费了，服装方面就得节省；屋里摆设豪华，马棚就得简陋些。人的财产到底是有限的，如果各方面都奢侈浪费，结果可能会弄得倾家荡产。
清理债务时不可操之过急，否则就与拖延过久一样，对自己不利。拖延债务须付利息，这固然是一种损失，但是如果为了急于还债，而把东西或产业廉价求售，这样的损失更大。再说，突然把债务偿清了，对欠债成了习惯的人还是会再去借债。慢慢还债的人却养成了勤俭的习惯，这在钱财方面既可以少受损失，在精神方面也会获得许多益处。
当一个人的财产需要弥补，换句话说，当他的财产亏空时，那就什么都要节省了，即使是小的地方也不可忽视。节省小钱并非是不光荣的事，屈辱着去赚小钱才是有失体面的事。有些开销一开了先例，便无法停止，这类的开支要特别小心，但如果这类的开销仅此一次，那就无妨慷慨一次。
富国强兵之道
雅典政治家塞米斯托克里斯有一次赴宴，席间请他弹琵琶，他说：
“我不善弹琵琶，不过能将小市镇变成大城市。”他说这话时一副傲慢不可一世的样子，但这句话（如果稍微修改而用在政治上）可以表示两种治国才能。我们且把历代的王公卿相认真地加以检讨一下，就可以发现有的人能把小国变为大国，却不会弹琵琶。也有许多人弹起琵琶来指法熟练，却无法把小国变成大国，这类人往往会把鼎盛的春秋沦为破碎江山。有许多享受着高官厚禄的人，为了讨好主子与博取人民的爱戴，不惜施以卑鄙的手段或诡计。这种勾当便称为琵琶小技，加在他们头上称之并不为过。因为这种事情只图一时之快，只与个人利害有关，对国计民生毫无补益。也有一些大人先生们对于自己的职务尚能处理，谨慎从事，不致酿成大错，但是并不能增加国家的威望与财富。这种人本身姑且不论，现在要来谈谈工作本身。就是说，国家真正的精神何在？怎样才能保持那种精神？这是谋国者应把握的主题。怎样能够做到既不过份高估他们的力量，以致不自量力而结果吃力不讨好，也不低估他们，以致陷入凡事怕做的畏缩情况中？无论在容积与范围各方面，一个国家的大小是可以测量得出来的，它的财税收入也是可以计算的，人口可以用数字表出，城镇可以用地图画出。然而，卒土会工作中最易犯错的是国力的正确估计。耶稣不把天国当作一个大核果，却把它比作一粒芥子——虽然那是一种极小的粒子，但是刺激性极强，传播也很快。同样的道理，有许多国家地大物博，可是不易扩张或治理；有的国家虽小如芝麻，却具备了变成大国的基石。
设有铜墙铁壁的城，火药库和兵工厂储存丰富，铁骑与战争用的巨象，还有铁工厂，样样俱全，可是一个国家如果徒具这类东西，而没有训练尚武强悍的国民，也只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而已。所以，如果国民缺乏勇气，兵力本身的多寡是无关紧要的。因此罗马诗人维吉尔说：狐狸对于绵羊的多寡是不在乎的。亚贝拉的波斯军浩如烟海，使亚历山大的大将为之惊愕，于是报告亚历山大大帝最好是夜间去偷袭，但是亚历山大说，他不拟以偷袭而窃取胜利。后来他果然以寡敌众，轻取敌师。亚美尼亚人提格尼斯率领四十万大军驻扎在一个山头。当他发现罗马兵力不过一万四千人的时候，便哈哈大笑起来说：
“那些人作个使团有余。要是打仗就太少了。然而不到日落时分，骁勇的敌人便把他的部下打得落花流水。”兵力和勇气不相配的例子不胜枚举。因此，我们可以下个结论：国家是否强大，关键在于尚武的国民。如果国民怯懦无能，军械缺乏，即使有金钱也不堪一击。梭伦对克里沙斯王说：
“陛下，谁有最精良的武器，谁就可以占有天下的一切财宝。所以，作为一国的君主，如果人民都不是勇敢善战的士兵，那么就别高估自己的力量。”从另一方面说，人民有了尚武的精神，便可测知自己的力量如何。至于佣兵，据一切已有的例子，不论国君对他们如何重视，他们只是暂时展示他们美丽的羽毛，不久那羽毛就会脱光。
犹太和以萨迦的命运是永远不会相同的。同一个国家的国民不可能既是小狮子，又是卧在羊圈中的驴子。一个国家中的国民如果负担过重的苛捐杂税，就永不会成为勇敢尚武的国民。不过，这些税款如果是人民愿意捐出的，他们的勇气便不致减得太厉害。如荷兰的货物税便是一个显明的例子：从英国国会同意的特别税中也可以看得出来。读者必须注意；这里所指的是心，而不是钱包。所以，同一种税捐，自愿与强迫，在钱方面是一样的，而在心方面（指影响勇气而言）却会产生相反的作用。因此，赋税过重的国家是不会强大的。
一个国家的显贵如果增加得太快，这是执掌国事者应密切注意的。这种情形很可能使平民变成农奴，整日意志消沉，因为，事实上他们已成为贵族的奴隶。比如丛林，如果我们任它蔓草杂生，下面便不会有排列整齐的小树生长，而只见一片杂木矮丛而已。国家也是这样，如果绅士太多，人民从事生产者少，必然会贫贱，那么想培养尚武的人就非常难了。尤其是步兵，可以说是军队的命脉，是绝对不可少的。所以，人口多不一定有什么力量。刚才所提及的最好拿英国与法国来比：英国在土地和人口方面虽然较小较少，可是武力较强，因为英国的中产阶级最适合培养成良好的军人，法国的农奴则不然。就这一点来说，英王亨利七世的策略令人钦佩：他把农场和农舍制定一种标准，即土地分配有一定的比例，使每个国民都能安居乐业，而不至过着贫贱的生活，而且地主也是握锄头的人，不是只有雇工才握锄头，这样便可以达到诗人维吉尔笔下古意大利的境界：
“举国皆兵，
大地丰收。”
有一种国家也是不容忽视的——我是指奴仆享有自由的国家。这种自由奴仆并不亚于义勇骑兵队。因此，有如金碧辉煌的贵族显要，如云的仆徒，慷慨好施，国税因而增加，兵力自然强大。反之，如果叫贵族显要寒酸的话，国家的兵力一定也会贫弱的。
尼布甲尼撒梦中那株枝叶繁茂的大树，不论它的负荷多重也要维持生长下去。他的意思是说，要全国原有国民与归化国民都联合起来担起国家的重任，才能生存下去。所以，凡是以宽大的态度尽量容纳从外国来归化的人的国家，都将成为一等强国。不要以为少数的国民，只要有最大的勇气和最佳的策略，就可以强大起来。如果不能宽容归化的话，恐怕只能支持短暂的几年，结果还是会崩溃的。斯巴达是个最喜欢容纳归化的民族，所以安稳地保守一定的领域是可以办得到的。可是，当他们扩张疆士的时候，正如树枝过多，突然狂风大作，必定为风所折断一样。历史上最欢迎归化的是罗马人。他们不仅给予归化（他们称为公民权），而且彻底地给予归化。也就是说，你不仅有贸易权、婚嫁权和遗产权，也有选举权和担任公职的权利，不但使个人归化，也使全家、全城，有的甚至全国准予归化。此外，还有移民的风俗，把罗马的种子移到别国去，这些权利也包括在内。把这两种办法合起来，结果不是罗马扩张到全世界，而是全世界扩张到罗马来，这便是可靠的富强之道。有时我觉得很奇怪，西班牙的本国人这么少，怎么会控制这么大的版图？我们应记住西班牙的版图正如一株树干，比当初的罗马与斯巴达要大，他们虽然不像斯巴达那样尽量容纳归化的人，可是他们利用另一种办法，情形也就差不多了。他们的正规军里容纳外国人，并且几乎是不管任何国籍的人他们都一律欢迎，甚至高级长官中也有外国人。不过，他们目前已感到本国人越来越缺少了。于是菲力普四世颁布奖励生育子女的命令，我们从这道命令上也可以看出端倪来。
安坐在室内可以完成的技艺，以及只需要手指而不需要臂力的精巧手工，确实在本质上与军事相反。一般说来，一切尚武的人都有一点懒惰，他们不喜欢劳动，而喜欢冒险，他们要保持精力，当然不可让劳动消耗了气力。所以，在古代的斯巴达、雅典和罗马等国，一般都用奴隶，这样便都可以不劳动了。然而，现在根据基督教的律令，这种制度废止了。和奴隶制度相近的，是把一些繁琐的工艺交给外国人去做。使大部分的本国人民做以下三种王作：种田、当自由佣仆、做较有气力的手艺，如打铁、做水泥工、木匠等，而职业军人则不计算在内。
然而，一个国家要富强，最重要的还是要把武备当作主要的荣誉、研究和工作，我们以前所说的都只是充实武备的训练工作。但是，如果没有加以关注和行动，又如何谈训练呢？洛马拉斯死后送给罗马人的一份礼物：最重要的是注意武备，这样便可以成为世界上第一等强国。斯巴达国家整个组织都是为这个目标而制定。波斯人和马其顿人曾经一度武备充实，不过为时短暂。高卢人、德意志人、哥德人、撒克逊人、诺曼人，都曾一度武备很充实，不过也渐渐地衰微了。信仰基督教的欧洲，有武备的只有西班牙人。但是很明显地，我们最注意的事也就是我们最受益的事，所以在这里也不必再多谈了，只要指出这一点加以注意就够了’。一个国家如不直接从事建军，富强绝不会从天而降。长期从事武备的国家，它的效果是惊人的（如罗马人与士耳其人），这可以说是千古不易的历史教训。然而，这只是一国在有充实武备的时候，才会有这种富强的境地，而这类国家在他们的武备技术衰退时，也就不能再保持富强的地位了。
除此之外还有一点，一个国家必须制定一种法律，以备在作战时可作适当的借口。因为我们的人性天生有是非感，我们的国家如果要作战，一定要有理由，最低限度也要有似是而非的理由。土耳其人以传播律令为作战的理由，所以他们出师永远都是名正言顺的。罗马人战胜回来，认为扩张疆士是他们大将的荣誉，他们发生战争时，并不全靠这个理由。当然，要想富强，第一要警觉，无论是自己的边疆民族、商人或外交使节，只要受到侮辱，都要立刻为他们复仇，不可拖延；第二要随时准备支援盟国或请求盟国援助，像罗马人就是这样。他们和几个别的国家联盟，一旦遭受侵略，便请盟国援助。不过，罗马人总是走在前面，他们绝不让别人有抢先的荣誉。至于古代干涉别国内部党争的战争，我看不出有什么充份的理由：如罗马人为希腊殖民地的自由而出师，斯巴达人建立或推翻民主或寡头政治而出兵，外国人假借正义或保护的名义而出兵，为解救别国国民而战。总之，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及时把握作战时机，是不会富强的。
一个人如果没有运动就不会健康，自然界的物体和社会团体也是这样。就一个国家来说，出兵有名，并且用意光明磊落的战争，就好比有益的运动。内战实在像一阵寒热病所发的高烧，但是对外战争就好像运动后所发的热，可以促进身体的健康。懒惰的和平使勇气丧失、道德沉沦。然而，如果一个国家的大部分国民永远武装起来，则一定会富强。如果有一支训练优异的部队，虽然很费钱，可是在邻国之间，通常还可以有领导的作用，至少也享有虚名，在西班牙就是这种情形：他们经常保持一支训练优异的部队，迄今已有年的历史。
海上的霸权就是一个帝国的缩影。西塞罗曾写信给庞培的将领亚提科斯，谈到庞培准备攻打凯撤的事说：
“庞培的政策像是塞米斯托克里斯说服雅典从海上进攻波斯的政策；他认为谁有海匕霸权，谁就是强者。”毫无疑问的，他是虚荣的自信心太强，想把凯撒的力量消耗殆尽。关于海战的效果，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例子。奥古斯都击败安东尼的亚克汀之战，便决定了第一帝国由谁来执掌。年利邦多的战役：土耳其击败了西班牙联军，便确定了土耳其的伟大。历史上以海战获胜而结束纷争的例子，比比皆是。只是一国之君要全力以赴才能成功。无疑，谁控制海权谁就可以为所欲为，但是陆上称霸的则只是海峡以内而已。迄今欧洲海上的优势属于英国，一来是因为欧洲大部分的国家都在内陆或绕着海岸，对英国有利；二来是因为东西印度群岛大部分像是海上霸权的附属物，全都在英国控制中。
后世的战争比古代光荣的战争，似乎黯然失色。现在为了鼓舞士气也有各种等级的勋位，且颁赠时不分军民，另外也有勋章以及伤残病院等设备。然而，在古代，战胜的地方竖立起纪念碑——阵亡将士的纪念碑，个人方面的花环与桂冠，后世国君以获有荣誉者的名字作为国号或帝王名号，大将凯旋的光荣，兵士解甲时所得到的大批赏赐，这些都足以提高士气。当年罗马人认为最重要的并不是炫耀战绩，而是定下一种聪明的制度，包括三种酬劳：荣誉归于大将、金银财宝归于国库、赏赐归于军队。可是，那些荣誉对亲自率兵出战的帝王并不合宜，因为荣誉是属于帝王本身或他的子弟，故要酬劳的只有后两项，即赏赐有功的部下一些彩衣，或赏赐大将一些锦旗而已。
总括来说（像圣经上所说的），我们这小小的躯体无法再增加什么东西，但在国家这个大躯体上，一国之君有力量增加它的广度与大小，因为他可以借法令、制度、风俗等，为后世种下富强的种子。然而，这些事常被忽略，而让运气去作决定了。
养生与长寿
我们常发现某种食物吃了对身体有益，某种食物吃了则对身体有害，这种自我体验与观察的智慧，倒是一般医疗原则之外的好办法，也是最好的养生之道。我们常这样说：这东西吃了不会有什么不好，所以我可以吃。但是，如果改成这样说会更妥当些：
“这东西吃了对我的身体不好，所以我不要吃。”
我们年轻时身体强壮，做什么事都容易犯下过度的毛病，但是到了年老时就不得不偿还这笔透支体力的债务了。年纪是不能赌气的，当你上了年纪时就不可以去做你年轻时所能做的事，这点要特别留意。
在饮食方面，如果因身体的关系，必须将某种食物改用另一种时，其他的也应该予以配合而改变。日常生活与国家大事的改变是同样的道理，多种配合改变总比单一的改变更稳当可靠。你最好时常对自己的饮食、睡眠、运动和衣着各方面加以检查。如果发现某种习惯有害，你就得设法逐渐改掉。但是，如果你的习惯改掉之后顿感不适的话，把它恢复过来会较好，因为即使被认为是对健康有益，而身体却不能适应的话，那就不如不改。要辩别出什么才是适合自己的特殊情形，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最理想的长寿法则是，饮食、睡眠或运动的时候，排除思虑，放松心情，保持愉快的精神，嫉妒、疑虑、烦恼、愤怒、焦思与郁闷等想法，都要避免。心中要充满希望，如果高兴，最好发声大笑；娱乐不可过度，并且要有变化；要多欣赏美好的景物，探索新奇的事物；多阅读可以增长见识的书籍，如历史、小说和自然科学等。
在未生病的时候对药品要有些认识，这样生病时，就不会感到难以适应了。饮食要配合时令，药品不可固定服某一种：如果既成习惯，则另当别论。配合时令的饮食较能增进健康，减少弊病。身体有什么不适，要马上去看医生，不能忽视。生病时方知健康最重要，健康时，最重要的是运动。一个人平常如果能注意锻练身体，一旦生病，如果不是太严重，多数只要注意饮食和调息便能康复过来。塞尔萨斯是位医学专家，学识非常渊博，他为我们定下一则高明的养生之道：
“在生活方面，我们确实会做出一些反常的事，以求调节、变换生活，但要多偏重有益方面才是。”我们有时禁食，有时饮食，但吃饱是很重要的。睡觉时以沉睡较好。我们有时坐卧，有时运动，但运动最为有益。只要身体保持健康，自然不易感染疾病。
有的医生过于顺从病人的脾气，不急着给他们真正的治疗；有的医生却又呆板地按顺序为病人进行医治，而不去注意病人的情形。请医生最好是请走中庸之道的，即折衷派的。如果请不到这样的医生，那就将两种医生都请来各取所长。但要记住，请医生要请对自己身体熟悉的且有美誉的良医。
消除疑心
疑心就像蝙蝠，总喜欢在黑暗的地方飞翔。人应该防止疑心的发生，不然也应善加控制，因为疑心会蒙蔽心灵，离间朋友，阻碍事业的继续发展。疑心也会使帝王暴虐无道、丈夫无端生妒、聪明人变得抑郁或优柔寡断。这种情形的发生不是因为缺乏勇气，而是缺乏头脑。即使是最勇敢的人也常免不了有这种毛病。比如说，英格兰的亨利七世，他就比别人勇敢，却也比别人多疑。但是，具有这种气质的人，疑心对他并无大碍，因为他们不会随便猜疑，确定猜疑的事是否为真实以前，他们必先思考揣摩一番。而胆小的人就容易产生疑心。
不能彻底明白事情的真相，是最容易引起人们起疑心的因素。所以，人们应彻底了解事情，以消除心中的猜疑。怎样才是对的呢？别过份要求别人，别认为与自己来往或所雇用的人都是圣贤。别人也有想法与目的，对自己忠实比对别人忠实更重要，这种起码的认识你难道不明白吗？因此，不让疑心扩大的最好方法是，一边假定所猜疑的是对的，而预筹对策去补救；一边则假定所猜疑的是不对的，而设法去把它压制或消除。不过，我们最好还是当它有这回事，以作防范才是。即使这是多余的，对我们也无妨。
自己心中所起的疑心不会过份激烈，如果是从别人的谣传而起的疑心，那就重得多。个人如果要排除疑心的存在，最好是开诚布公，或直接和自己所猜疑的人面谈清楚，因为这样比较能把事实的真相认识清楚，也能使对方从此以后特别小心，以免再发生令人起疑心的事。可是，这种直接面谈的方法不可用于小人，因为当他们发觉自己被人猜疑时，便再也不愿讲实情了。意大利有句谚语说：
“疑心纵容信义离去。”似乎信义真因疑心而远离。其实，如果我们发现别人在猜疑我们，我们就应设法消除那种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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