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大能有今天的表现，也并不是偶然的事。
首先，我们得承认：青年总应该算是社会各阶层中最富于正义感，最热情，最纯洁，生活力最充沛的一部份中坚。只要他们看清了事实，他们总是“见义勇为”，见不义敢于反抗。
抗战初起，全民族都感到兴奋。全国的学生，尤其是大学同学，紧接着“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高潮，大部份参加了抗日的阵营。
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时，已有一部份同学留在北方游击区与敌人周旋。
联大的前身——长沙临大时代，正是抗战中最热烈的武汉时期。那时学校里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同学们要求学校实施战时教育，他们觉得这种平时的教育已经不太适合战时的需要，学生应该随时准备以身报国，一旦国家危急，总不能还抱着庄子楚辞或是莎士比亚上前线。同学们的想法是对的：他们爱自己的国家，他们要保卫自己的国家。他们并不像某些人专门让别人多“反省”，他们不仅仅求诸政府，求诸社会，而且实实在在的“求诸己”。然而因为政府没有坚定的抗战政策，同时缺乏灵活的机构，同学们的要求落空了。这件事不成功，后来又有一次“从军运动”。有一部分同学知道实施战时教育决无可能，而自己又决不甘心“隔岸观火”，仅止于呐喊而已，于是只有忍痛抛开了经典，毅然加入实际的斗争。在临大结束的时候，同学还有两千多人，然而到了昆明，联大正式开学，就只有六百多同学了。这大部分同学到那里去了？有的上了前线，有的到了陕北，有的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推动救亡工作。
留在学校里的，对于自己的本位工作并没有半点松懈。第一，大家看见国内各党派有了空前的合作，上下一心，合力抗战，穷乡僻壤，都知道要打日本。大家对于抗战是没有什么可以焦虑的。第二，那时通货膨胀还没有影响到物价，囤积居奇买空卖空这一套把戏，都还没有猖獗到后来的地步。所以同学们在心理上生活上都没有受到威胁，学习的情绪当然可以维持。
到昆明以后，一部份同学经过了三千五百里的徒步集体旅行，同时，“一二·九”给予青年们各方面的解放，也带到了昆明。所以那时同学们的生活是热烈，痛快而鲜明的。讲演会，讨论会，戏剧，歌咏，壁报，集体旅行，集体学习都蓬勃一时，就是男女同学两性间的关系，也是正常而明朗，大家都是朋友，开诚布公，用不着鬼鬼祟祟。
这种情形一直维持到二十九年春天。
皖南事变在抗战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件大事。这时，政府封闭了除开重庆以外所有各地的新华报馆和生活书店，公开大批逮捕所谓“奸党份子”以及他们认为有嫌疑的人士。看一本大众哲学之类的书籍就可能受到盘查，学校里稍稍前进的活动都被认为“危险”而遭受监视。于是从这时起，联大沉默了，壁报没有了，讨论会没有了，一切团体活动都没有了。同学们见面不敢说一句真话，大家敷敷衍衍，彼此都存着戒心。学校像死一般的沉寂。
在沉默时期刚开始的时候，同学们的活力曾一时转到书本里面，图书馆抢书抢座位的风气盛行一时。排队预约常常到四五十米之长。然而情绪上的沉郁，和已经压在同学们肩头上的生活负担，不是死读书所能解决的。而当时，能认清当前大局不甘心沉沦于现实环境的同学，大部均已离去。留在学校里的一小部份自然无能为力。大家似乎还摸不清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大东西把自己死死的压住，想来想去，基本问题总得不到解答。于是生活力找不到正当的出路：赌博、不正当的恋爱当然跟踪而来。生活上的负担，不能不寻求投机危险以牟利的途径来解决，跑仰光当然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当时，也有人看出这现象确是问题，首先，联大师范学院院长黄子坚先生指出这种现象不应当存在，应该改正，然而不知道是他不能指出，抑或是不敢指出发生这现象的原因，他只贡献了一个解决方案：钻到书本里去。找不出问题的症结，当然就不能解决问题。黄先生的建议，在同学们就只好“不予受理”了。社会上似乎也因此引起了一些小论战，记得那时王芸生先生就有一篇颇为有名的“为青年人忧，为国家惧”。文中还叙述了青年们“一肚皮公仇私仇，满腔儿国忧家忧”。他何尝没有看出问题，然而他不敢正面地提出，仅仅是一方面让青年们“反求诸己”，一方面轻轻带出：这是国民党争取领导空前的好时机。可惜的是国民党政府诸公对于王先生的话竟充耳不闻。要青年们“求诸己”当然还是求不出底细来。
同学们也未始不注意这问题。有心人知道环境局势的恶劣，只敢在现实的边缘下一点尝试的功夫。在三十一年、三十二年学校里就有过交友与恋爱，婚姻问题，青年的苦闷等等座谈会。大家已经接触到现实问题，讨论到政治经济对于生活的影响，然而不敢走得更深，问题只有让它搁置在那里。
问题没有解决，心上的疙瘩没有去掉。同学们的生活自然不会明朗，依然是踌躇，游移，徬徨和窒息。钻在书堆里还能支持那股劲的越来越少，整天在茶馆里闲聊玩桥牌的已经算是比较“高级”；更可怕的是文林街，文化巷一带竟有联大同学聚赌：“雀戏”还嫌不大刺激，Show hand倒更新颖而刺激——这是党老爷们的赐予。
这时国家由专制独裁而引起的政治，经济，教育各方面的危机，一天天的严重。说政治，则因人设事，无官不贪，机构重叠，丝毫无效率可言。说经济，则通货膨胀，物价跳涨，官僚资本泛滥横行，工商业凋敝，因而人民生活日渐低落，社会道德无法维持。说教育，则因党化教育所引起的后果，内容逐渐枯窳；物价跳涨的结果，师生生活异常不安，教授教员终日忙于兼差和烧柴煮饭，学生也都四处钻营，总希望能有一个糊口的工作，这样，谁还能有心于学术？社会上因为言论，出版等等自由的剥夺，民气表现异常消沉。受了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影响，更形成“一面是荒淫与无耻，一面是严肃的工作”，“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不合理现象。其他更如军事，兵役，暴政等等腐败的情形，都呈现在青年们的眼前。他们之间谁能不感觉愤恨，谁又忍心让这种情形再继续下去。
看见了不合理的现象，年青人是忍不住不喊的。就两次倒孔事件来说，只是一个前奏。同学批评政府，并不如当政诸公所想像的完全是“恶意攻击”，他们只是想说出病根，让政府自己来改善，是对政府寄予了极大的希望。同时，只要有机会，他们总是希望能为国家尽点力；只要有一线希望，他们总还对自己的政府寄予一份信心。关于前者，从三十三年春天联大征调译员和是年底同学从军的情形来看，两次的人数与全校人数的比率在全国各学校中都是最高的，而从同学平时的布告言论中也可以看出他们爱国的热情，溢于言表。谁又能说联大同学的行动是“过于偏激”；谁又能说联大同学的行动都是受了“表面的宣传”的影响；谁又敢说我们老是和政府作对，“别有居心”？他们没有听见联大从军同学回到学校时声泪俱下的控诉，他们不想想“党团”诸公是用了如何样的手段在对付他们友善的主人——全国的民众，是用了如何样的手段在对付有血性的青年，也从不想想这些手段产生了如何样的后果，这些后果对于青年人的思想，心理又起了如何样的作用。关于后者，当联大同学在昆明听到美国兵源源到中国来同我们并肩作战，史迪威将军将要整编中国的军队，缅甸打了胜战，中印公路通车，政府局部改组——等等消息的时候，他们是一次又一次的兴奋，然而接着而来的总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他们知道炮弹壳里可以带口红，“卡滨”枪可以用来做武装“走私”运毒的工具。中原，湘桂一退可以几省，每次政府改组又总是那样换汤不换药的姿态，……这些事又是谁干出来的？这又是谁在给他们失望？这又是谁在损毁自己的信誉？
于是联大同学不再沉默，不再徬徨，他们站起来了。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喊出了自己的声音，他们要自由，他们要生活，他们更要全国的人民都走上和平，安定，繁荣的大道。看看三十三年和三十四年的五四，同学们悲壮热烈的情绪：他们游行，他们歌唱，他们怒吼。全国各地谁又不为这种英勇的行动所震动，谁又不向他们寄予同情的热情。
同时，他们也没有放弃本位的工作，上课和其他的习作还是在学校严格的规律下照常的进行着。他们知道这些东西在一个和平安定繁荣的社会里还是需要的。
然而无论如何喊，你听不见有半声回响。敌人终于在别人的原子弹和进攻下屈服了。我们呢，跟着胜利而来的却是内战和劫搜。这是同学们绝对忍受不住的，他们绝不肯让胜利的果实，如此的就被反动派污损掉。伟大的“一二·一”运动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产生的。
在“一二·一”运动中，不仅是同学中很多觉醒了，昆明的一部份军民，也因此而认清了我们国家的处境。
“一二·一”在同学生活上起了变化，热烈，活泼的气氛又重复渗进昆明每一个学校。大家为了工作，不再分彼此，小圈子打开了。男女之间的隔膜打开了，其他各种隔膜也都打开了。
“一二·一”丰富的内容，我们在此地无法介绍。简略地说，经过了“一二·一”，同学们变得更坚强。一方面他们知道如何团结自己，在工作的实践中，我们更体验出民主作风的重要，和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包打天下一切要不得的习气，对于工作阻碍的严重性。一方面他们更看清了反动派狰狞的面目，和他们不可轻估的反动势力，然而他们知道这是反动派维护自己利益垂死的挣扎，只要人民的队伍壮大了，人民的力量增强了，胜利终于是我们的。
今天，“一二·一”虽然已经过去，联大已经结束。然而联大同学的精神是不可磨灭的。在目的未达到之前，我们争民主的工作是不会有结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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