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9年10月，我到日本热海不久，就收到了立松和平特快专递的最新小说《在人生最美好的地方》。

    那时，我已经开始野间宏研究，埋头读野间宏的书，心无旁骛，满脑子都是野间宏，很少读与研究无关的闲杂书刊。本来只想在入睡前随便翻翻，但没想到，拿起来就放不下了，直到一口气读完。

    小说的情节很简单：主人公奥井是某公司中层干部，在他精心策划的商务计划顺利施行胜利在望时，他妻子突然患阿尔茨海默症，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需要专人照顾。这时，他才意识到，结婚几十年，自己为工作早出晚归，废寝忘食，把家庭当成了旅馆，与妻子说话的时间都很少，更不要说关心妻子的喜怒哀乐、生理和心理的变化了。他良心发现，幡然改悔，毅然决定放弃唾手可得的名利地位，提前退休，照料妻子的饮食起居，与她相依为命，开始“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生活。

    在现代社会中，男人们为了理想、事业、家庭，整天忙忙碌碌，当他们陶醉在野心勃勃的梦想中，或沉浸在成功的喜悦时，可曾想过，相濡以沫的妻子，每天是怎么过的，有什么愿望或遗憾？自己在人生的道路上拼搏，究竟是为了什么？

    我读这本书时，就深深自责。几十年来，为了工作，国内国外，四处奔波，妻子要上班，还要带孩子。如果没有岳父母帮忙，真不知日子怎么过。她累吗？她寂寞吗？她后悔吗？我从来没想过，也没问过。反正大家都这么过，也就认为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好不容易有个节假日，又忙着写东西，很少带孩子去公园，陪妻子逛商店，或帮她买菜做饭洗衣服。幸亏孩子聪明，朴实，忠厚，身体健康，成绩优良，考入清华。而身为父亲，尽了多少力呢？记得儿子上高三时，正赶上我有空儿，去参加了一次家长会。中小学12年，这是我唯一一次参加家长会，但却没搞清儿子的班级，进错了教室，什么也没听到，成为笑柄。细想起来，我的所谓事业果真那么重要吗？与儿子的成长、妻子的健康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记得二姐在世时，曾苦口婆心地对我说，你要了解女人的心，有空儿多带孩子老婆出去玩玩，别光顾你自己那点事儿。我不以为然，认为努力做出成绩，才是一个男人对家庭妻子儿女的最大负责。现在看来，这种观点很片面。

    立松写这本书，可能有他的自省和自责。他是个事业型的汉子，而且是拼命三郎，家中的一切，从不过问，满世界跑，不断地写。如今他也年过花甲，在反思人生时，可能有所觉悟，所以才写了这本书。我觉得，这部作品，提出了一个现实的社会问题：一个事业型男人，应该如何对待家庭、妻子、儿女？

    当然，这部小说也有不足，即书中前半部出现的一对夫妇——高山与绿子，他们盖了新房，买了旅行车，准备安度晚年，但绿子在海外旅行中不幸身亡，美丽的计划化为泡影，从此这条线就断了，再无下文。如果复线发展，写写高山的孤独、无奈、悲痛、悔恨，是否会更好？

    二

    立松在书中夹一封短信：“喜儒先生，寄来的《中国作家》收到，祝贺你的研究取得成果。我的小说全集即将发行，现在正忙这件事。”

    2007年秋天，立松由日本文化厅派遣，以文化特使身份到中国访问，我陪他一个月。回国前，他问我是否有什么选题需要到日本去作，我说很久以前就想写一篇1934至1935年巴金到日本留学的文章，但需到日本实地考察、采访、查找资料，一直没写。他说文化厅有个交流计划，由文化特使推荐一名中国研究日本文化的学者，到日本访问一周，费用由日方负担。我说一周太短，刚安顿下来就得往回走，干不了什么，没有多大意思。这事说说也就过去了，我没放在心上。但他很认真，回国后不久就打电话说：“文化厅已经决定邀请你，但根据规定，只能请一周。我怕你时间不够，又与辻井先生商量，由季节财团再请一周，这样有半个月的时间，估计你的计划能完成。”

    2008年10月，应日本文化厅邀请，我赴日访问。当我和妻子到达成田机场时，立松包了一辆车来接我。到了租借的公寓，他的夫人美千绘等在那里，交给我们房门钥匙，告诉我们信箱密码，连乘车的IC卡都为我们买好了。他是大忙人，写作、采访、讲演、旅行、出镜、入山修行，每天日程都安排得满满的，让他花费大半天时间来接，我心里很过意不去，后悔告诉他我到达的航班。

    那天晚上，老友池田夫妇来看我。他们是立松的读者，热情邀请立松夫妇一起为我接风，吃寿司，喝清酒，相谈甚欢。他对池田夫妇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了，请多关照。”

    过了许久，我才知道，立松去机场接我时，还遇到了点麻烦。成田机场在千叶县，当地人反对建机场，冲突一直没有平息，所以机场戒备森严，入口处有警察手提警棍盾牌把守，外国人查护照，本国人查证件。立松接我那天，什么都没带。他是名人，旅行都有人安排接送，大概好多年没有亲自去机场接人了，忘了规矩。机场警官不让他进，他说我来接朋友，飞机快要到了，回去取证件已经来不及。但那个警官铁面无私，死活不同意。这时，一个高职衔的警官认出了立松，立马放行。因为他经常在电视中露面，对各种问题发表意见，很多人认识他。这件不愉快的事，他一直没跟我说，我是在他的文章中偶然发现的，急忙打电话道歉，他用那独特的枥木县口音说：“我们是朋友，应该的……”

    我回国后写了《巴金日本留学记》，发表在2009年第10期《中国作家》上，还得了郭沫若诗歌散文优秀奖。我给他寄去一份刊物，请他转寄文化厅，有个交代。

    他给我回信寄书时，附寄了一份《立松和平小说全集》广告。他创作四十余年，写长篇、中篇、短篇小说共225篇，出单行本73册，勉诚社决定出版立松小说全集30卷，每卷500页。小说在立松的作品中，大概不到三分之一，如果出全集，编入散文、游记、评论、戏剧、报告文学、儿童文学等作品，可能有近百卷。他是如何玩命的，由此可见一斑。

    立松文学的最大特点是与时代同步，与现实零距离。他用真挚的目光注视着生活，捕捉细微的变化，不断地追问，现代是什么，人是什么，我们应该怎样生活。

    日本作家五木宽之说：“他在大学时代就老成持重，现在依然如此。他是个腼腆的人，但却有惊人的胆量和吃苦耐劳的毅力。他是个困惑苦恼的青年，但也是个行动的、放浪的冒险家。这种个性，鲜明地投射在他的作品中。可以说，他作品中的所有人物，都有他的影子。他为少年写故事，探索道元的宗教世界，揭露时代的阴暗，小说题材广泛得令人震惊。他既有果戈里的幽默，也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深刻，两者最终形成了立松和平的独特风格。”

    作家北方谦三说：“最早，我是从新闻广告中知道了立松小说将要出版的消息，上面登着他的照片。他留着胡子，穿着和式棉袍，怀里抱着孩子，的确是‘走投无路’（小说名）的样子。他忘记了自己还没有成名，笑着。从那以后，他不知走过多么漫长的路，才有了今天。他在‘走投无路’时，依然坚持着向前走，开始一本又一本地出书，留下了一串令人钦佩的坚定的脚印。他执著地，专心致志地向着地平线前进。可是，无论他走到哪里，都有地平线，永无止境。但他毫不犹豫，勇往直前，无怨无悔。如果说没有尽头的旅行是文学的本质，那么足迹本身就是文学。难得的例证就是立松。他坚韧不拔地向前走着，他的所有足迹都是一致的——向前，而这些足迹正是优秀文学的不断尝试，不断进取，不断对现代的拷问。”

    作家高井有一说：“第一次见到立松和平，是在早稻田的一个小剧场看戏。那是1970年，小剧场最兴盛的时期。在年轻人聚集的黑暗的剧场里，我听他低声说，我是立松。从那以后，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他虽然比我小15岁，但他用他的行动和作品不断使我感受到时代的脉搏。尤其是他描写战后不久的民众精神、欲望、幻想的长篇小说《欢喜之市》，印象深刻，至今记忆犹新。从他近年来的大作《道元禅师》，可以看出，他对佛教的兴趣愈发浓厚。十几年前，我曾与他一起去中国访问，在高大的佛像面前，他说，佛教是伟大的。当我拿起他的书时，不由得想起了当时的情景。”

    法隆寺管长大野玄妙法师说：“立松在早稻田上学时，就写了《自行车》，获得新人奖，显露出文学才华。他生于1947年，属于所谓的‘团块世代’，在战后度过儿童青年时代，在急剧变化的潮流中，他感到苦闷烦恼焦躁不安，但他直面人生，勇敢前进。他率直的性格有时会被误解，甚至使自己陷入困境，但他自强不息，写下了大量作品，从中可以看到他的真诚、丰富的人生经验和独特而敏锐的宗教感觉。在他博大的世界中，跳动着宗教心，且打动了很多人，引起了广泛的共鸣。”

    文艺评论家、立松小说全集主编黑古一夫说：“从早稻田大学时代的习作《唉声叹气的死者》（1968年2月）至成名作《走投无路》（1970年），到最新长篇小说《人生最美好的地方》（2009年），全部编入全集，计划出30卷，每卷附评论和创作手记。这些作品，反映了立松小说的全貌，同时也是日本现代文学以及日本高速成长到泡沫经济破碎的现代日本社会的真实生动的写照。”

    我看完新书广告后给立松打电话说：“我觉得《在人生最美好的地方》有警世意义。在现代社会中，男人们一心扑在工作上，忽略了家庭和儿女、妻子的身心健康。这一点，全世界的事业型男人，包括我在内，都应该反省。”他说：“我更应该反省！”我说：“在日本出版不景气的情况下，勉诚社推出30卷小说全集，真不容易，我表示祝贺。但这是个大工程，你每卷都要看，还要写创作回忆录，麴累的，要悠着点。”当时他正在和朋友们喝酒，听声音很高兴，但说着说着，不知为什么，他突然冒出一句：“这个全集，也许是我生命的结束。”我说：“你别乱讲。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我还等着看你写你父亲的小说呢。”

    上次他到中国采访，主要就是为写这部小说做准备。他说：“我已经构思好了，明年先在杂志上连载，之后再出书。”

    我万万没想到，一语成谶，我永远也看不到他已经酝酿十年的这部小说了。

    三

    2010年春节，儿子儿媳从北京来探亲，老友池田先生计划在2月7日晚在荻洼“大鱼苑”为他们接风，并邀请立松夫妇参加。

    我知道他是大忙人，社会活动多，所以提前一个月给他打电话，他很高兴，但说那一带他不熟，最好给他发一个地图。按理说，日本人守信，同意的事，一般不会爽约，但不知为什么，2月2日那天，我突然冒出个念头：立松能不能来？打他的手机，没人接，给他的事务所打电话，秘书说，他已经住院，是重感冒，不知届时能否前往。5号那天，他的秘书来电话说，病情较重，不能来了。2月8号傍晚，我心情烦躁，坐立不安，六神无主，仔细想一想，又没有什么不顺心的事，真是奇怪！（现在想起来，莫非是心理感应？）

    2月9日晚，同学谭作成君请我们在新桥“地鱼屋”吃饭时，我连续接到四位朋友的电话，告诉我立松于8日下午5点37分因多脏器衰竭而逝世。我再无心吃饭，心想他才62岁，身体那么好，满世界跑，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回热海时，在东京买了晚报《富士》，上面有关于立松逝世的报道，当晚NHK电视新闻也播了消息，之后《朝日新闻》、《读卖新闻》、《产经新闻》、《东京新闻》、《每日新闻》、《北海道新闻》等各大报刊，都陆续报道并发表了悼念文章。

    那几天，我心情沮丧，茶饭无心，情绪低落，他的影子，总是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挥之不去。

    立松啊，我的好兄弟，你是活活累死的啊！

    你就像个手不时闲的农民，倒在金色的田野上。这片地太大了，一望无际。这是你几十年如一日，不辞辛劳，一镐一镐地开垦出来的，并种上了瓜果梨桃、五谷杂粮。如今是收获的季节，稻浪滚滚，硕果累累，一派五彩缤纷、流光溢彩的丰收景象，但你却一手握着镰刀，一手攥着金黄的稻谷，倒在你热爱的土地上。我知道，你心里还有许多美丽的计划，还有很多要开垦的土地，但你太累了，睡着了，永远睡着了。

    四

    3月27日，立松和平追悼会在东京青山灵园举行。我从热海到东京，与横川健先生会合，一起去为立松送行。

    青山灵园院子里站满了人，但听不到说话声，一片肃穆安静。追悼大厅入口处，摆着一溜长桌，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与前来吊唁的男女，一律黑衣黑裙。追悼厅很宽敞，摆着黑色椅子，大概可坐千余人。我们进去时，大厅已经坐满。幸亏横川先生事前电话报过名单，所以日本笔会事务局的宫本庆子把我们领到预定的座位。吊唁者多为文学、出版、新闻、电视、电影、佛教、演艺等各界人士。在人群中，见到了黑井千次、辻井乔、高井有一、浅川次郎、吉冈忍等著名作家。

    灵堂正中挂着黑框的巨幅立松照片。他身着深色条绒西服，粉色衬衫，灰色领带，面带微笑。我知道他平时衣着随便，特别不喜欢西服，看样子，这张照片可能是在讲演或接受采访时拍的，微笑中，还有几分腼腆。照片下面是骨灰盒，再下面是碑状木牌，上书法号：遥云院和平日心居土。四周是白玫瑰、白色香水百合、白色绣球花，香气袭人。花丛后面有几株长满嫩叶的小树。

    追悼会开始时，十几位大和尚身穿华丽的法衣，戴着高高的帽子，从场内穿过，到祭坛就坐，焚香，击磬，诵经。作家北方谦三主祭，作家黑井干次、迁井乔、三田诚广，评论家黑古一夫，电影导演高桥伴明致悼词。

    主持人宣读来自世界各国、日本各地，包括日本总理大臣鸠山由纪夫、文化厅长官等政要的唁电后，由著名陶笛演奏家宗次郎献奏镇魂曲。清越哀婉的笛声在大厅回荡。立松的儿子林心平代表丧主致谢之后，开始焚香祭奠。我与横川先生走到祭坛前，抓一点檀香末，放入香炉中，双手合十，心中默念：立松，我的好兄弟，安息。

    立松的夫人美千绘和儿子林心平、女儿女婿站在祭坛右面。我与横川过去表示慰问并告别时，美干绘说：“谢谢您特意赶来为他送行，请向您的夫人问好。”他们的儿子我是第一次见面，看样子也是个厚道人。他的笔名叫林心平，我猜测是由本姓横松各取一个“木”字，组成“林”字，所以称林心平吧。女儿桃子是画家，怀里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婴儿。桃子的丈夫是个演员，高高的，仪表堂堂。这个外孙，刚出生没几天，没见过立松。我对桃子说：“我是你爸爸的中国朋友，我很想念他，他会永远活在我的心里！”桃子用力点了点头，眼里含着泪。

    出口的走廊上，摆着几百本立松的著作，记者们忙着拍照采访。

    灵园的院子里，大约还有几百人，排着长队，在寒风中等待进入追悼大厅，与立松告别。

    在灵园东侧，有一排木架，上面按日语五十音序，整齐地排列着吊唁者木制名牌。几个木架，几乎挂满了，少说也有上千人。

    立松随和，热心，朴实，真诚，人缘好，几千人来为送他行。

    立松，我的好兄弟，你的音容笑貌，会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责任编校 王小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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