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肯定自己的选择。比如眼下，我屁股下面的这张椅子就很不错。虽说表面上有洞，看上去不如新的讨人喜欢，但并不碍事，每个人审美的标准不一样。椅背上的洞口，呈现不规则的锯齿形状，传递着曾被烫穿过的潜在信息，我甚至能闻到它已经散发殆尽的焦味。是哪个乘客干的？也可能是正在驾驶的司机。他一边开车，一边抽着烟。这已经是近一个小时内的第五根了。或许他真该找个地方停下歇会儿。
会挑选这个位置，是出于偶然或是必然，无从考证。我认可这样的理论——人在某时某刻开始或停止某个动作，是冥冥之中决定的。这并非唯心主义作祟。比如我的一位朋友，在一次车祸中幸免于难的事。他告诉我，自己上了车后，原本面前的空位被一个女孩粗鲁地抢去，自己便悻悻然坐在引擎盖上。结果车辆迎面撞上相向而行的另一辆轿车，他向后倒去，拉伤了背上的肌肉。而那个抢座的女孩，直直地飞出了窗外，死得很惨。他强调自己不是谈论因果报应，而只是人生中的概率事件。他对我滔滔不绝，我报以二十分的理解。这样的偶然事件，一定鲜有对人讲述的机会。对年轻女孩或许有效，她们会紧紧掐住你的手臂，气氛也不会变得冷场。
在这个数据至上的时代，小概率事件越来越勾起不了周围人的兴趣。于是小概率事件本身变成了几乎零概率。如果偶尔发生，那也是人为的，受到控制的小概率事件。换句话说，就是为了意外而制造的意外。像极了被求婚时，女孩在玫瑰花里发现的一枚戒指，又恰好适合自己无名指的尺寸一样。如果你一味强调概率，那只会凸显无知。我从帆布包里翻出耳机，塞进耳朵，按下播放键。手机软件自动为我推荐了几首歌曲。我扫了一眼歌单，机器的理由是：下午3点、旅行的第四天以及汽车所在的位置，跳出了一个小清新风格的提示框，并问我是否有人结伴而行。我选择了否。它便又对歌单进行了一次刷新。这次，排在第一位的是一首古典钢琴曲，是贝多芬的《六个变奏》，四手联弹作品中的代表作品。音符整队完毕，柔和地滑入耳膜，我眯缝着双眼，继续观察窗外的景致。可能是驶入市郊，之前的写字楼被一派农家风格代替。
巴士转过一个弯，道路两旁的桦树变成了银杏。时值冬季，黄叶渐已凋零，不规则地铺在路面上，任由车辆挤压。这样的景色，在我的家乡也有。在这座位于太平洋西岸的异乡城市，这样的画面未免太触景生情。我正欲闭目养神，司机把烟头在地上摁灭，有节奏地踩下刹车，车到站了。我抬头看了一眼巴士的时刻表，与上面写的预估时间不差分毫。
车门打开，没有人下车，只有几个排队准备上车的乘客。司机等得有些不耐烦。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显然是人群中的一位孕妇拖了队伍的后腿。她迈着与腰上的肚子相称的步伐，踏上巴士的三级台阶。她抬起右腿，随后左腿跟着搬上同一平面。司机脸上的表情可称之为厌恶，或者是一种不愿意让巴士产生任何时间误差的责任感，一种怪声从他嘴里漏了出来。周围人似乎对此也颇为在意，像船员们衬托着船长，不愿把有限的可以耽误的时间，花在等待孕妇上车这件事上。车上恐怕只有我这样来此度假的游客，才不受时间的管束。于是，她比刚才快了一些，但提速有限，她的身体得不到很好的控制，微微前倾。她站在车厢中央，我招呼她来我身边坐下。其他的座位，会增加更多的位移，也会让车厢里的情绪更难以控制。这个时候，她应该少移动为妙。
孕妇来到我面前，腰间的肚子显得突兀。我折过身，为那个被衣服遮住的肚子让道。然而空出的空间并不够多，我只好站起身，让她先坐在我的位置上，再向里挪动。司机从后视镜里见她落座，便踩下油门开往下一站。巴士轻轻抖了一下，惯性让我随之晃动。我没有抓住任何扶手，身体的重心勉强保持在原位。
离下一个车站大概还有二十分钟的路程，巴士在路中间的专用道上飞驰。孕妇上车后，拿出纸巾擦了擦汗。我想她一定是多汗类型的女性。夏季到来的时候，她一定不愿意多出门。我曾接触过几个多汗类型的女孩，都曾经是我的女伴。她们的手心常常是湿漉漉的，让人握着不怎么舒服。起先，你还会为此找个理由，她们矜持或者紧张才会出汗。这会让作为男伴的你感到兴奋。但一段时间以后，多汗总是个麻烦事，她们喜欢在空调屋里待着，我则恰恰相反。在屋子里还能干些什么？尤其是在一个有床的房间。我并不是不喜欢性爱的人，但那不是生活的全部。“刚才还没和您说谢谢。”孕妇突然转过头来对我说。她声音很灵巧，在耳朵里跳跃。
我摘下耳机，礼节性地报以微笑。“你客气了，这个位置本来就空着。”我说。
“你不是本地人？”她说。
“是吗？我听你好像也不是……”我试探着说了一个国家的名字。当然，也是我的祖国。口音是个有趣的东西，任何刻意的模仿，不经意间也会露出马脚。
“是的，我从那里来。”她两颊泛红。他乡遇故知，换做谁都会激动。
“英语说得真好。”直觉告诉我，这门世界语言她已掌握多年，只是在句子尾音的地方露出了乡音。
“你的也不赖嘛。”不赖这个词，她又说回了我们的母语。她想表达的，也许是她依旧熟悉过去的那些交流技能。
巴士在一个十字路口停下，路口高悬着的红色信号灯上的每一个小亮点迫不及待地展示自己扎眼的色彩，齐刷刷地形成一个点阵。寒暄告一段落，我决定先介绍自己。陌生场合下，男人主动一些，会让大部分女人更有安全感。我告诉她，我正在做一次度假旅行。每年春夏交替，我都会来这里。
“这样的工作梦寐以求啊，”她无不羡慕地说，“固定的长假期。”
“并不是你想的这样。”我耸了耸肩。
“不是？那是怎样？”她一边低头关心着肚子，一边问。
“还是聊聊你吧，”我摊开手掌朝着肚子的方向，“看你这样子不是来旅游的吧？那个……还有多久？”可能是坐着的原因，她的肚子隆起得比刚才更明显。根据我的经验，离分娩期不应太远。我对着她的肚子比划了一下，显得不至于太失礼的样子。
“恩，我来这里有些年了。你有孩子吗？”她没有完全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有，”我说，“一个男孩儿，和他母亲住在一起。”
“我好像……问错话了。”她将脖子专向窗外，在恰到好处的位置暂停了这个动作。
“感情的事，似乎不容易分清对错呢，”我报以苦笑，“和你谈这样的话题……”。我试图暂停对彼此感情生活的窥探，来表达对于孕期女性的关心，却发现她并不需要。
“这样的话题并不算什么，”她说，“事实上，我也是一个人。”她的手依旧放在肚子上。不，等我插上话，继续说了下去。
“一个人逛街，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干所有的事。但是要知道，我一直觉得，我们是两个人。”她语速加快。
“当然。”我说，“你，和他。”我隔着空气，轻点她的肚子。
“你说的很准确，的确应该用‘他’。你说还有多久？我觉得一开始她就在。”她笑着说。
巴士向右转弯的同时，向山坡上爬去，我们向后仰，她一把勾住我的右臂。随后，又下意识地松开。我看着她的侧脸，她的汗停了，发际有些浅浅的汗迹。对于孕妇来说，她算是瘦弱的。我再次看着她隆起的腹部，孩子的营养不错，是个大孩子。
我向她做了自我介绍。
“我叫琳。”她说。
琳夸赞我的手臂结实，我反倒有些不好意思起来。她问我在听什么音乐。我本可像对待年轻女儿一样把耳机塞到她的耳朵里一起分享，但想想毕竟不妥，便告诉她是贝多芬的《六个变奏》。
“四手联弹？”她问。
“你很聪明嘛。”我有些夸张地说。
“小时候，父亲教过我。”她说。她接着问起我的工作，一副好奇的样子。我故弄玄虚地问她何时下车，直到她说要坐到终点站，我才表示同意。巴士离终点还有至少一个小时的车程，我也要到那个地方下车，继续换火车前往下一个旅游地。
“我目前是个自由职业的家伙，”我坦率地说，“这些肌肉，姑且它们可以叫做肌肉的话，都是拜前二十年的工作所赐。”
“这可不是健身房那种地方能锻炼出的。”她的目光还是没离开我的手臂。
“我曾经是个侦探。”我说。
她面露惊讶地问：“官方的还是私人的？”
“私人侦探。你不会认为侦探真的只要依靠头脑就行了吧？”我反问。
她嘴角泛起一丝笑意，我未能读出任何内容，也许生活在异国他乡的她，本就比我看到和想象的精彩。
“私人侦探行业比常人想象得辉煌，”我下意识地直了直腰，“请别介意我用这样的形容词。虽然我们的工作在人们看来，总在暗处。在暗处调查，在暗处跟踪，甚至搞些窃听、偷拍之类的工作。无论如何，当棘手的案件迎刃而解，尤其是赶在官方之前得出结论的时候，那份荣誉感前所未有。你是新入职的菜鸟也好，是老鸟也罢，这是私人侦探的永动力。”
“像上个世纪的福尔摩斯一样？”她问。
我摇摇头。“故事里的侦探不能都像我，容易让读者忽视他思维方面的能力。”我说。
“我管它叫侧面。”她说。
“什么？”我问。
“你说的侦探所在的暗处，我想叫它侧面。人们说真相在暗处，但其实它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只是你没发现罢了。侦探所要做的，就是找到一个能看得见它的角度。”她平静地说，“这不像遇到一个心仪的女孩，哪个侧面，无论怎么看都是美的。那个侧面不会从天而降。有时候，看上去很美的侧面，未必能带给你期待的答案。”
我礼节性地表达了谢意。不可否认，这段对于私人侦探职业的溢美之词，听上去很惬意。尽管，私人侦探对我已经是过去式。我忘记是从何时起，也许十年前，或者更早，当数据开始大行其道，我们的工作就开始日渐举步维艰。他们管它叫“数据时代”，那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字节，在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里疯狂地兀自运算着。有一天它像决堤的洪水，瞬间遍布全球，没有哪个地方是死角，都要直面来自于它的考验。
然而数据大体上是好的，它就是琳口中那个站在侧面的人。我猜想他是个陌生人，从未看清他的本来面目。甚至，数据在某种程度上为人类的思维构建了一个全新的体系。我管它叫数据时代前，和数据时代后。那些传统、僵化的工作轻而易举地被数据代替，一些本来被认为需要大量人脑投入的工作也意外地受到了冲击。很快，一种基于人类生活数据采集系统出现在公众面前，人们的生活彻底被“数据”二字覆盖。警方借此，可以通过人类生活轨迹来进行后期的追踪、分析和判断。他们精确无误，在数据面前，去伪存真如同儿戏。于是，数据的巨浪终于汇集到了侦探事务所的门口，它捏成一个拳头，把门扉砸得粉碎。三年前，我关闭了事务所，赖以生活的经济来源就此切断。接下来，侦探工作变得不再允许，因为任何私人数据的采集行为都是对人类生活数据采集系统的一项内容，是非法的。于是，我正式失业了。妻子不出意料地带着孩子离开了我，毕竟在我身上看不到任何前途。我唯一肯定的是，在数据时代，机器会为她选择一个比我更合适的丈夫。
“想听听我的故事吗。”琳饶有兴趣地问。
“是哪个方面的？育儿经我可不输给你。”我回答。
“是侦探故事。”她说，“我是半个推理爱好者。”
推理，这个词现在很少看到。我有一些朋友，他们是推理小说家，最近也正面临封笔。数据可以代替他们完成撰写的工作。是自己撰写，而不是打字员。数据派的推理小说，就像海洋里升起的岛屿，把它们串联起来，读者可以跟着数据的思路从一座岛走向下一座，一本数据派的推理小说就这样诞生了。不少年轻的读者对此乐此不疲。数据还能根据读者的阅读口味，选择使用阿加莎·克里斯蒂还是森村诚一的桥段。
“反正时间还有多，不妨听听。让我这个过气的侦探也练练脑子。”说出侦探二字的时候，我下意识地降低了声音。
“主人公就用我吧。”她说。我常听别人讲故事，不过很少会有人主动用我作为称谓。通常，起另一个名字或是我朋友如何如何，虽然背后往往就是他本人的事。
我全神贯注地听琳讲起“我”的故事。
“前几年那件连环杀人的新闻有听过吗？”她说。
“哪件？我知道的有很多，这里的，欧洲的，我都很关心。”我自信地说。
“横跨东西海岸的那件，连环杀手，凶手未知，至今未曾结案。”她说。
我明白她说的是哪一件事了。八年前，这宗案子在这片国土上影响很大。要知道，连环杀手、逮捕未遂等等关键词都会令公众陷入恐慌，人们无法知道下一个受害者会不会是自己。在这个数据保障安全的时代，此类恶性案件是不可容忍的。
她不知从哪里找出一张广告纸，拿出笔在纸的背面画出一个平行四边形。并在上面用序号分别在左右两侧依次写下一到三的序号。她把纸放在肚子上，每每划上一条线或者写上一个字，我都担心肚子里的小家伙提出抗议。
“这是张地图，虽然我画得不太好。我们现在就在这里，对吧？”她不等我回答，继续说，“这里是东海岸，那里是西海岸。假设，我是那个连环杀手。我第一次出现在这里。没记错的话，是一家五星级宾馆。”
“如果你真是杀手，就不应该说‘没记错’这样的话，”我笑着说，“第一个受害者是罗贝尔·切尼，当地法院的检察长，被一刀割开了喉咙。对吧？”
“这种杀人手法……”她说，“太暴力了。我的意思是，应该很难逃脱才是。”
“而且，凶器——一把餐刀，当警方赶到现场后，还插在切尼的喉咙里。我的警察朋友说，切尼是去那里买春……你也知道，人一旦传出负面新闻，公众对他的印象自然大打折扣。于是，有些人会同情施暴者，但是事情应该一码归一码才是。”我说。
“于是警方认为很容易便能抓住我。因为酒店有摄像头，刀上有指纹，一定还有很多其他我疏忽的地方。我要问一句，世界上有没有指纹的人吗？”她说。
“有，至少有可以实现的办法。不过，没有经过指纹采集的，一个都没有。”我说，“警方那次栽了。刀上的指纹和指纹库里不匹配，查无此人。警方根据尸体受到伤害的程度判断，嫌疑犯为成年男性，因为那种样子的伤害，绝非柔弱女子可为。”我来回比划着用刀割开喉咙的动作，琳认真地看着。
“不管经过如何，警察没有抓住我。”她得意地说，“我过了第一关。”她说着，在纸上把一号数字涂成了黑球。
“是的，他们也就此提高了对你的警惕。他们不允许有这样一个游离在数据之外的人存在。”我说，“你不受数据的控制，这很糟糕。”
“第二次是两年后，穿越整个国家，在西海岸。同样的手法，遇害的是迭戈·卡莱尔，在他的公寓里。”她一边在纸上画上一条长长的直线，一边说。
“这次就更不可思议了，凶手指向同一个人，凶器还是插喉利刃，依旧嘲讽般地留下了清晰的指纹。把公众的记忆拉回上一次发生的案子，你也就是这时候出的名。这是挑衅，不过，警方再次吃瘪了。他们所能做的，唯有把案件再次录入电脑留档。指纹比对的结果，指向两年前的那个不知名的杀手，毫无头绪。受害的卡莱尔，是当地一所大学的讲师。我的意思是，甚至不是一个教授，没人关心他的死活。”我说。
“这一次的控制更加严密了，为什么还是让我得手了？”她得意地说。
“嗯……真可以说是天罗地网。”我说，“于是，他们终于想明白了，你绝不是那种闯入公寓偷盗，误杀归家主人的那种毛贼。当然，也可能是切尼案件的时候疏于调查，警方开始把两名死者联系起来……”
“结果呢？”她问。
“没有联系。”我无奈地说，“没有任何联系。我是说，完全没有交集的两个人。”
“你觉得，这样零接触的关系成立吗？”她摆出采访我的架势，伸出手握着假想的话筒。我看着她五个手指的末端，指纹都好端端地在那里盘旋着。
“数据时代，零接触一去不复返。”我用了一句电视里经常说的广告语回应她。“过去，这样的案件就会被定义为随机杀人案件，因为彼此之间没有关联，仇杀或是情杀，动机都少了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当下，这反倒成为了精心谋划的案件……横跨大陆，上百公里的距离，同样的手法，嚣张地和警方开战……零接触？数据保证了这片大陆上，任何两个人之间一定能建立起某种联系。不经过精心的选择，怎么会产生零接触？或许我应该改行去做推理小说作家……至少这个题材，机器不愿去写。”
聊天的气氛变得紧张却不乏乐趣，我和琳像是躲进了侦探主题的野营帐篷里，一个期待结果，一个卖着关子。
“喝点水，或者补充点营养？”和孕妇在一起，多少总有些不自在。我承认，我的思路被琳的肚子分了一点心。
“请您不要扯开话题，”琳说，“好着呢。似乎对这样的故事，他也很感兴趣呢。”
“好吧……接下去是哪个倒霉蛋？”我问。
“本·波特罗，总算轮到了个名人。也许我想出出风头？不过，他是个退了休的老头，名望实际上大不如前。”她说。
“波特罗，人类生活数据采集系统的设计功臣之一。他负责的是安全部分，既通过数据管理国土安全，又保障系统本身免受攻击。他在医院的家属休息区遇害。他的太太那天正在接受身体检查，后来那个太太，第三个，还是第四个？”我揉着太阳穴说。
“看来你对这件事很了解。”她说。
“感兴趣罢了。”我说，“我是个还过得去的侦探，曾是。”
“杀手似乎就此收手了。”她说。
“波特罗的遇害场面和之前两个人无异。”我说，“每次犯罪总有动机，可能你已经达到目标了。”
“那么，我想听听你的判断。”她像是说累了，换了个舒服的姿势靠在椅背上。
“我先强调一下，之所以感兴趣，是因为我想知道，警方是否会因为私人侦探行业的消失而后悔。比如说波特罗，他是否会后悔？这大概就是侦探的自负吧。”我看着琳，慢慢地说。
“我不是天资最好的侦探。据我所知，至少有五、六个私人侦探，还在悄悄地，从侧面关注这件事的发展。他们和我一样，只能从有限的渠道了解这件事，随后在自己的脑中拿出某种基于有限资料的判断。我们不知道对错与否。但是，我们还在坚持。”我见琳没有插话的意思，继续说了下去。
“我不知道你是否读过一本日本的推理小说。那里面描述的场景，和我们现在正经历的有些类似。嫌疑犯和警察坐在同一辆长途汽车上，朝着某个终点驶去。嫌疑犯向警察说起他某次巧妙犯罪的经历，那是个几乎天衣无缝的案件，他始终逍遥法外。当然，他有他的苦衷，不过这不是犯罪的理由。”我对琳说。
“警察推理成功了？”她问。
“是的，”我说，“那是个很聪明的警察。仅凭借描述，就推理出了手法，甚至连动机都说得八九不离十。你知道，在日本是有案件追述期限的，所以到了站，警察和嫌疑犯和平分手，各自离开。不过，我说这些你别误会，我并不是说你是那个嫌疑犯。”
“我还在期待你是否能像那车上的警察一样，把我们故事里的‘我’指认出来呢。”她说。
“我的切入点，是三个死者之间的关系。我必须再强调一次，在数据的管理下，没有毫无关系的两个人。以我们二人为例，当我们在这辆巴士上遇到之前，在我们各自人际关系网的某处，一定有交集，那就是我们的之间的关系，虽然很远，但需要那个点出现的时候，它就一定在那里。这也是数据系统在安全管理方面的初衷，真正实现了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而这三个人却有些例外。最后死亡的波特罗，是公众人物，想调查清楚他的关系网相对简单，网上比比皆是。然而，这张网走到尽头，也没有切尼和卡莱尔。这是为什么？我想到了一点，他们和波特罗，和我们，不在一个维度上。打个比方，我们和波特罗在地面上，在同一张大网的不同绳结上，而那两个家伙……怎么说好呢……是波特罗打起的一把伞，他们在那把伞的伞骨上。他们脱离了地面，波特罗不撑伞的时候，或是那把伞藏在橱柜里的时候，线索就断了。警察也好，侦探也罢，理不清其中的关系，就只能将它作为随机杀人事件来处理。至于原因，也许他们从一开始就不希望日后有人把他们三人联系起来吧。”我说。
“波特罗何时会撑伞呢？”琳问。
“谁知道？他构建的数据世界下雨的时候？如果那里一直是晴天又如何呢？未雨绸缪，买了把伞，结果雨并没有降下来，这也是常有的事。”我说。
“那么我的动机呢？”琳继续问。
“这一点上，我没有推导的把握。你，这个连环杀手，毫无疑问和这把伞脱不开关系。根据我的判断，你也许是伞骨上的一个环节，或者，就是伞面上的一滴水，至少你是知道有伞存在的那个人，陈述完毕。虽然说出来有些扫兴，但按照时刻表，还有十分钟就到车站了，是时候揭晓谜底了。”我说。
琳摇了摇头，我看着她，不知何时起，她的双眼红肿了起来，里面装满了透明的液体。
“是伞上的扣子。”她像是怕我听不懂似的，又具体描述了一遍，“伞面上的那个扣子，有它在，伞就打不开。”
我诧异地看着面前的女孩，努力地理解着她前一秒钟的比喻。
“在很久以前，当数据世界的盒子还未打开的时候，有人预计到了它的价值。只是，价值有属于自己和大众的立场，非黑即白，好坏并存。有一些人绕到数据的背后，想把那个终年不见光的地方拿出来，让黑暗代替光明，实现不可告人的目的。有人站出来阻止，但形单影只，他失败了。”琳说着，双眼微眨，眼泪掉了下来。
“波特罗、切尼、卡莱尔，还有其他一些人，负责设计数据安全管理系统，他们企图通过掌握公众所有隐私的方法，来实现对这个国家的管理。而对他们而言，他们在数据的背后，在你所谓的那把伞上，不受数据的监管。那个失败的阻止者，看到了背后的龌龊勾当，但无力回天。波特罗们绝不能让他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于是，他们利用数据分析，有计划地采取了暗杀行动，让数据世界的恶有了第一次的出场机会。那个失败者，和他关系网中的绳结被一一摧毁，甚至连松开的机会都没有。”琳说。
“失败者的一切信息被彻底抹去，就像他从未来过这个世界一样。他们认为从此安全了，但黑暗总是会遗漏些什么。暗夜里的一道光，稍纵即逝，没有人在意。不会有人站出来为失败者说些什么或是做些什么，因为人类生活数据采集系统在他们的周围造起了铜墙铁壁，波特罗们都刀枪不入，阻止者毫无胜算。直到有一天，失败者的女儿从国外秘密地回到父亲曾经战斗过的土地上……”琳用纸巾擦去泪水，接着说。
我惊讶于故事主人公的即将出现，离真相越来越近的时刻，也是最扑朔迷离的时刻。
“她从踏上土地的那一刻起，拍摄样貌，采集指纹，抽取一管血，被放在人际网络的某一环节。他们没有注意，这个从国外归国的女学生，目的不仅仅是回国就业这样简单。”她双拳紧握，放在膝盖上。她的肚子随着急促的呼吸起伏不定，我真担心里面会有什么突然跑出来。
“于是，她……你开始了一场为了父亲的复仇计划。面对的敌人，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三个人……”我接着她的话继续分析，“然而，举步维艰，因为没有什么是可以隐藏的……”
“一旦开始了，就无处可藏。”琳说。“我必须赶在落于被动之前，想出一个天衣无缝的计划。”
“不可能是你！我刚才已经说过，每个凶案现场，都不可能来自你这双手！”不知为何，我有些激动。巴士的广播里传出悠扬的音乐，这是即将到达终点的提示。
“父亲和女儿的关系甜得像蜜。他们曾并排坐在钢琴前，一首又一首地弹奏那些最爱的曲子。比如那首四手联弹，他们的配合如此默契，闭着眼睛也知道对方的手在哪里，什么时候需要腾出位置……父亲的手大，女儿的手小，却不妨碍他们弹出最优美，最动人的旋律。我多希望他能再次坐在我的身边……”琳说。
“是谁在配合你？”我问。
“没有谁，任何一个人卷进来，对于复仇计划而言都是不安全的。我看到父亲的时候，他就躺在那里。我抓住他的手，无论如何用力，他还是躺在那里，一动不动。”琳的眼里闪过一丝寒意，“父亲不在了，却不妨碍他为复仇的女儿留下些什么。他的指纹已经被注销了，他不复存在了。借用他的手，可以将那些敌人绳之以法，而不留下任何证据。他们要在现实生活中，把四手联弹的亡魂曲亲自送到波特罗们的面前。”
“这不可能……”我瞪大了双眼，上下打量身边的女孩。
琳将我的右手从胸前摘下，缓缓地放在她隆起的肚子上。她的手接触到我皮肤的那一刻，柔滑感遍布了我的全身。我的掌心轻轻落在那个本以为是圆球形状的肚子。在衣物遮盖下，它的轮廓毫无保留地呈现在我的面前。
一、二、三、四、五，五根粗壮有力的棍状物体，不，或许更多，粗细各异，长短不一。它们在衣物底下蠕动了几下。我看了看琳，她的双手垂在身侧，一动不动。我把手缩了回来，那肚子依旧在蠕动，像胎儿在做着某种只有自己知道的运动。
“从坐下以后，就没有动弹过，都快发麻了。这是最麻烦的地方，虽然能自由控制，一段时间不动，却也会发麻。”琳说。
我难以想象琳的身体上，嫁接者另一双手的可怖场面。想必三个受害者，在看到那个场景的一刹那，也和我有同样的感觉。
“是那三个家伙害死了你的父亲对吗？”我问。
琳点了点头，她的泪水不再流出，激动的情绪也趋于平和。
我长舒了一口气，不愿意再过多纠结于这则侦探故事背后的细节。
“这样草率地告诉我……一个不相干的人，真的妥当吗？”我问。
“人和人的相遇，本来不就是机缘巧合的吗？”琳说，“刻意的安排才不妥当。希望有一天，你能恢复侦探的工作，还有其他许多的职业，都能重新回来。如果你不做侦探，写小说也行啊，至少你可以写我。”
巴士驶入终点处的公交枢纽，这里是城内最大的换乘站，巴士、地铁、火车应有尽有。乘客们纷纷起身，在车门口排起了队。琳把食指贴在嘴唇上，做了个安静的动作。她像孕妇一样，拉着扶手慢慢站起身。我呆呆地看着她，双手麻木。巴士里人们都忙着思考自己的事，没有人在意这个行动缓慢的孕妇。司机头轻点刹车，或许他一路上已经为琳的下车预留了时间。
车门打开，乘客们告别巴士，钻入不同的建筑物内，就这样瞬间消失在城市里。临下车前，我问琳接下去的打算。
“侦探故事告一段落，生活还在继续。我平均几个月就会换地方居住，一个总是待产的孕妇，会引起怀疑的。”她笑着说。
我和她道别。我的生活也还要继续。
她站在那里，脸上带着迷人的微笑，和我挥了挥手。随后，把双手捏在一起，垂在肚子上。我知道，她和父亲的手又放在了一起。或许只有那个时候，她才是感到最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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