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隋唐文化与日本
最向往隋、唐文化的是日本。中国与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从西汉起，中日两国就开始有了交往。当时，日本和中国相比，是非常落后的。日本最早的史籍《古事记》、《日本书记》，是在8世纪（唐中期）编写成的。但在唐代以前，中国早已有多种史籍记载日本的历史了。简略提到日本的史籍，有《汉书·地理志》、《山海经·海内北经》、《论衡·儒僧篇》、《后汉书·东夷传》等。记载较详、史料价值较高的是《三国志·魏志·东夷传·倭人传》，全文两千多字，内容十分重要。这是现存有关4世纪以前日本基本情况的惟一史料。直至今日，日本史学界还非常重视《魏志·倭人传》的研究。显而易见，欲知日本有文字可考的历史，须从中国古籍谈起。这不仅说明中国文化的先进，同时也说明中日文化关系的密切。
最初，日本接受中国文化是通过朝鲜半岛间接得到的。到了隋、唐时期，日本的有识之士已经不满足于这种情况，于是就出现了遣隋使、遣唐使，直接来华吸取中国的文化。木宫泰彦先生说：“日本古代人民生活，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都因中国文化的输入而丰富起来。但是，这些中国文化，都是由三三两两移来的朝鲜人和乐浪、带方的汉人带来的，只是自然而然地、极其缓慢地、经由朝鲜半岛传入的。这样始终听其自然发展下去，对于当时多少能够阅读中国典籍、开始理解中国文化的先进人士，是不能忍受许久的，一定热切希望前往当时堪称东方文化渊源的中国，直接吸收优秀的文化。这种愿望的具体实现，便是遣隋使的派遣”《日中文化交流史》第50页。这种看法，是符合历史的实际的。
隋朝以前，日本虽然也曾多次与中国通好，但日本朝廷都未曾预闻此事。遣隋使是日本推古天皇十五年（607）圣德太子开始派遣的。小野妹子等日本遣隋使，由百济使节陪同，于大业四年（608）到达长安。
遣隋使来华的目的是求佛法，其实，更重要的是为了广泛地输入中国文化。因为第二次遣隋使中既有僧人，还有学生。圣德太子在和朝鲜人的接触中，知道了很多有关中国文化的知识，并阅读了些汉文典籍，从而非常向往中国文化，必然想方设法试图吸取，遣隋使势必也就肩负这种任务。
事实也是如此，日本的遣隋使成员，多是隋以前从大陆通过朝鲜半岛迁来的汉人。因他们懂汉字，通晓汉语。在隋以前，这些人在日本常出使海外，起草外交文件。例如，南北朝时，日本雄略天皇上刘宋顺帝的表文，有六朝风格，是骈俪体裁，显然是这些人的手笔。遣隋使在中国留学有长达二三十年者，对隋末唐初的政治有深刻的了解，接触也很广泛。因此，回国以后必然对日本文化产生很大影响。反之，他们对日本的落后政治也必然有所不满。同时，“听到他们传说的知识分子，也必然想要赶快起来仿效，可能不拘内容怎样，哪怕只在形式方面，也殷切期望尽速修饰宫庭的冠服，整饬政府的编制。当然，这种愿望并不是到了这时才开始出现的，早在同吴国（中国南朝刘宋）往来的雄略朝（475—479）时，就已经有了萌芽，到了推古朝（593—628），这种倾向便更加显著起来，具体表现在圣德太子的制定冠位和颁布宪法上。随着遣隋留学生的回国，这种愿望更加强烈，已经达到无可遏止的程度”《日中文化交流史》第61页。由此可见，遣隋使的活动是达到了日本统治者派他们来华的目的的。
由于遣隋使的作用，中国文化在日本的影响进一步加深。但日本的有识之士并不满足，反而“益加赞叹向往，热狂地试图汲取、模仿。遣唐使的派遣就是实现这种愿望的手段”《日中文化交流史》第62页。
遣唐使的派遣，前后13次，还有两次是只有任命，并未成行。遣唐使的成员，最多的一次达651人，最少的也有120人。其中，最重要的是大使、副使、判官、录事等官吏。充当这类官员的条件，主要是通晓经史，长于文艺，也就是著名的学者或文人，至少也是有一技之长，如善弹琴或琵琶者。其次是对唐帝国熟悉的人，如遣隋留学生回国后，多又充任遣唐使者。这些人当然是容易接受唐文化的。
另外，遣唐使中还有医师、阴阳师、乐师、画师等。医师除了为使团人员医治疾病外，就是为了到唐请教疑难问题；阴阳师也是为了到唐请教疑难；乐师主要是到唐参观礼见、朝贺、拜辞等仪式奏乐的；画师可能是为了到唐描画唐朝珍奇风物的。总之，遣唐使是为了到唐汲取先进文化而组成的。
遣唐使的成员回国后，很受重用。很多人做了中央或地方的文武官员。这些官员在任职期间，利用各种机会，把在唐帝国的所见所闻推广于日本。在日本历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化革新，就是日本留唐的学生在政治上发挥作用的标志。
大化革新的主要内容有：（一）废除贵族私家占有土地和部民部民基本上是被征服的氏族部落成员，其次是来自中国和朝鲜的移民，也有本部人犯罪为部民的。他们被天皇、贵族所奴役，从事各种劳动，处于半奴隶地位。制度，把全国的土地和人民都作为天皇（国家）的公地和公民。（二）实行班田制。政府对6岁以上公民，每六年班给口分田一次，男子二反（反也称段，一反约合9.918公亩），女子为其三分之二，奴婢为其三分之一，死后归还国家。受田者负担租庸调。租即田租，交稻米；庸即役，每人每年十天；调即贡物，交纳绢或布。（三）在官制方面，废除世袭制，各级官吏均由国家任免，集权于中央。
从革新的内容看，班田制与唐朝的均田制大体类同，而且沿着共同的道路向前发展，国家掌握的土地又逐步转入私人手中，形成了庄园制。官吏制度的改革，实际上也是以唐为榜样的。由此可见，大化革新是日本学习唐朝文化在政治方面所产生的后果。
在其他方面，日本受唐的影响也是颇为深远的。
《唐律》对日本的影响非常显著。大化革新后，日本官制仿照唐制，设立刑部省。唐高宗乾封二年（667），制定了最早的成文法典《近江令》。编纂《近江令》的就是随同遣隋使小野妹子来华的高向玄理和僧。高向玄理在中国留学32年，僧在中国留学25年。《近江令》的主要依据，就是武德、贞观、永徽三朝的令。稍后又颁布的《天武律令》，也是以武德、贞观、永徽三朝律令为蓝本的。
《大宝律令》是日本历史上所谓划时代的法典，它和《唐律》一样，都有12篇，其篇目次序都和《唐律》一样，内容也大致相同，只是在有些地方加以简化与省并。正因为如此，有人认为：“日本律令制时代的法典，亦步亦趋地追随唐朝。”同时还引用日本学者的话说：“自奈良至平安时期，吾国王朝时代之法律，无论形式上与精神上皆依据《唐律》。”另外，鸠山和夫与阪本三郎合著的《日本法制史一班》，把日本的法律发展史分为四个时期，其第二时期就径称为“模仿唐时代”杨廷福：《唐律初探》第179页。这又充分说明，唐朝从政治上与文化上对日本的影响都是极为深远的。
毫无疑问，日本文字是根据中国文字创制的。最初，日本没有自己的文字，大约从3世纪起，中国文化通过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如《论语》、《千字文》都由百济人传入日本。到5世纪，日本贵族已经能够熟练地使用汉字了。到8世纪，日本才正式有了文字。日本文字的“片假名”，是吉备真备根据汉字的偏旁而创制的楷书字母，“平假名”是空海根据汉字草体而创制的草书字母。空海是唐德宗（780—805）时到长安青龙寺学佛经的和尚。吉备真备是唐玄宗（712—756）时在唐留学的学生，他在唐的17年中，对于经史、法律及技艺，都很有成就。回国时带回许多典籍和文物，如《唐礼》、《大衍历经》、《大衍历成》、《乐书要录》、测影铁尺、铜律管、弓箭等。对日本礼制、历法及音乐的改革创造做出了很大贡献。
在文学与史学方面，日本受唐的影响也很显著。日本遣唐使和留学生回国，带回不少汉文诗文集。唐玄宗天宝十年（751）以后，日本作者也相继写出了不少汉诗文集，如《怀风藻》，是最古的汉诗集，是日本贵族文学的代表；另外，还有《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等，也是著名的文学作品。日本最早的史籍《古事记》，是公元712年用“万叶假名”“万叶假名”是日本早期的文字。最初，日本称汉字为“真名”。从5世纪起，以汉字为音和义来表示日语，这种借用汉字的标音文字被称为“假名”。写成的。《日本书纪》是公元720年用汉文写成的。其后，《继日本书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文德天皇实录》、《三代实录》等书，都是按汉文编年体相继写成的。这五种书，加上《日本书记》，合称《六国史》。《六国史》的年代互相衔接，从神话传说起，直到公元887年，内容虽然不完全可信，却是日本古代的重要历史文献。大约同一时期，还写出了一些《风土记》，相当于中国的地方志。
中国的书法艺术与绘画，也在日本很有影响。“书法”在日本称为“书道”。日本的奈良时代（710—789），学习王羲之字体蔚然成风。空海、橘逸势、嵯峨天皇合称平安时期（794—1185）的三笔。传说空海在唐时曾向韩方明学习书法，橘逸势在唐时向柳宗元问过书法，嵯峨天皇的字，学的是欧阳询体。至于绘画，一方面是中国画在日本广为传播，另一方面是日本人也多模仿中国画，或者以中国为题材绘画。这两方面的画，日本统称为“唐绘”。空海由唐带回日本的真言五祖（金刚智、善无畏、一行阿梨、不空金刚、慧果）画像，日本至今还收藏完好。
在城市建设和建筑艺术方面，日本也极力模仿唐朝。公元694年，在飞岛（在奈良县境）建立藤原京；14年后，又在奈良建造平城京，公元710年迁都于此。公元794年又迁都到平安京（今京都），一直到1192年。这三个都城，都是模仿唐都长安规划营建的。平城京和长安一样，也有朱雀大街，东市、西市。平安京仍然是按照长安的街市布局，而规模比平城京更加宏大。虽有大小不同，但其构造、布局大体相似。至于宫殿、寺院、官衙和私人住宅的建筑，也完全是仿唐的。
总而言之，唐代的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是极为广泛而深远的。日本学者认为：“唐朝三百年间，由于学生、学问僧学来和带回的中国文化产物，不断给予日本新的启迪，中国前进，日本也前进。因此，日本的文化一刻也没有停滞，不断吸收中国的优点，经过整理提炼，咀嚼融化，终于在平安中期以后，在各个方面都逐渐摆脱了唐风，产生了优美、典雅的日本文化”《日中文化交流史》第198页。不难看出，日本文化是产生、发展在吸收唐代文化的基础上是不成问题的。
日本受唐文化的影响，日本的遣唐使、留学生起了重要作用，同时，唐到日本去的汉人也起了相当作用。在隋、唐以前，日本早有“秦人”、“汉人”、“新汉人”的存在。所谓“秦人”，是指一个被认为是秦始皇的后代的名叫弓月君的人，从朝鲜带到日本去的汉人；所谓“汉人”，是指一个被认为是东汉灵帝后代的名叫阿知使主的人，从朝鲜带去的一部分汉人；所谓“新汉人”，是指在“秦人”、“汉人”之后移居日本的汉人。这些人都成了日本民族的组成部分。遣隋使的成员中多是他们。
在唐朝和日本的交往中，除了这些已经成为日本人的“秦人”、“汉人”、“新汉人”的作用之外，到日本去的唐人也发挥了很大作用。
到日本去者，有些是以使者的身份赴日，完成任务以后就回国的。例如，隋炀帝时就曾派文林郎裴世清等十三人随小野妹子出使日本，并带有国书。到日本后，受到隆重接待，天皇接见裴世清时说：“我闻海西有大隋，礼义之国，故遣朝贡。我夷人，僻在海隅，不闻礼义，是以稽留境内，不即相见。今故清道饰馆，以待大使，冀闻大国惟新之化。”《隋书》卷八十一《倭国》。回国时，日本天皇又派小野妹子同行。隋使来往均有小野妹子陪同，而且受到隆重接待，足证日本对隋的尊重。这正是中国文化对日本有影响而使其产生羡慕之心的结果。
到了唐朝，这样的活动更多。日本曾专门派过送唐客使。唐朝也常在日本的遣唐使回国时派遣人伴送，伴送的唐使有时达数十人之多。如唐肃宗上元二年（761），日本迎入唐使高元度回国，唐派沈惟岳、陆张什等三十九人伴送；唐代宗大历十三年（778），日本持副使小野石根回国，唐派赵宝英、孙兴进等数十人伴送。这些伴送者，因当时条件的限制，常因失去渡海机会而留在日本，最后很自然地成为日本人。这些人对唐朝文化的传播必然发挥很大作用。例如，袁晋卿、皇甫东朝都是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去日本留在那里的。袁晋卿精通《文选》、《尔雅》的字音，皇甫东朝擅长音乐，他们对于日本音韵学的发展与日本音乐的发展，都有很大贡献。
唐朝的僧人也有不少到日本后没有再返回者。在这方面，最有名的是鉴真。鉴真于玄宗天宝十三年（754）率领弟子24人东渡日本。他除了在日本传授佛经之外，在建筑、医学、雕塑等方面，也有很大贡献。他与其门徒建造了唐招提寺，寺中金堂，现仍存在。此堂被认为是“今日所存天平时代（729—748）佛殿之最完备者，其构造装饰，足以代表当时最发达之式样手法”扬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组编：《鉴真研究论文集》第49页、50页。
在医药方面，他也很有贡献。当时日本人对某些药品还难辨真伪，鉴真以鼻辨别，非常准确。他还带去许多药方，据说，奇效丸、万病药、丰心丹的方子，都是鉴真带去的。
在雕塑方面，鉴真与其门徒创作的佛像，独具一格，在日本雕塑史上，被称为招提寺派。
“鉴真的门徒，多是建筑、雕塑的专家，他们在唐招提寺，发挥了唐代艺术的新成就，比过去传到日本的艺术有所发展，因而更快地促进了日本天平时代艺术高潮的形成。”扬州师院历史科编：《鉴真研究论文集》第49页、50页。
二、隋唐文化与朝鲜半岛
朝鲜半岛与中国紧密相连，唇齿相依，自古以来关系十分密切。中国文化传入日本，朝鲜半岛是起了桥梁作用的。隋唐文化对朝鲜半岛的影响，不管是三国分立时代，还是新罗统一以后，都是非常广泛而深刻的。
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日本认为新罗是“中国文化的分店”《日中文化交流史》第152页。因此，日本除了向唐朝派遣留学生以外，还向新罗派了不少留学生。在此以前，大业四年（608），日本的遣隋使还曾与百济使节共同到达隋朝。日本学者估计，百济使节“或许为日本使节充任向导”《日中文化交流史》第50页。这些无不说明，朝鲜半岛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比日本更早。
朝鲜半岛是15世纪才有自己的文字的。在此以前，一直使用汉字，阅读汉文书籍。在三国分立时代，高丽的书有《五经》及《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春秋》、《玉篇》、《字经》、《字林》；“又有《文选》，尤爱重之”《旧唐书》卷一九九上《高丽》。百济“其书籍有《五经》、子、史，又表疏并依中华之法”《旧唐书》卷一九九上《百济》。不仅汉字书籍广为流传，书法也很有影响，唐初的书法家欧阳询，“高丽甚重其书，尝遣使求之”《旧唐书》卷一八九《欧阳询传》。新罗也大体类同。例如，贞观二十二年（648），新罗王真德派其弟金春秋及其子文王到唐。金“春秋请诣国学观释奠及讲论，太宗因赐以所制《温汤》及《晋祠碑》并新撰《晋书》”。三国统一不久，新罗王政明就于武则天垂拱二年（686）遣使到唐，“因上表请《新礼》一部并杂文章，则天令所司写《吉凶要礼》，并于《文馆词林》采其词涉规诫者，勒成五十卷以赐之”《旧唐书》卷一九九上《新罗》。由此可见，新罗对于汉文书籍也是非常向往的。
朝鲜半岛人为了阅读汉文书籍方便起见，在新罗统一后，由薛聪创造了“吏读法”，就是利用汉字的音表示朝鲜的助词、助动词，夹在汉字中间，帮助阅读汉文。这种方法，对朝鲜半岛文化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为了直接吸收唐朝文化，在贞观年间，“高丽及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国学之内”《旧唐书》卷一八九《儒学传序》。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以后，派遣了更多的留学生到唐学习，在长安设有新罗馆。唐文宗开成二年（837），新罗派到唐的留学生多达200多人。从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到唐末，登科举的新罗学生有58人，其中最有名的是崔致远。崔致远12岁入唐求学，他的父亲对他抱有很大希望，临行前告诫他说：“十年不第，即非吾子也。行矣勉之！”崔致远到唐后，“追师学问无怠”。到僖宗乾符元年（874），“一举及第，调授宣州漂水县尉。考绩，为承务郎、侍御史、内供奉，赐紫金鱼袋”。黄巢起义后，他又为高骈淮南从事。后来，又为“侍读兼翰林学士，守兵部侍郎，知瑞书监”朝鲜金富轼：《三国史记》卷四十五。转引自《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第四册第309—310页。他的著作有《桂苑笔耕集》二十卷。这部著作，不仅在中国流传至今，而且是朝鲜现存的一部有价值的文集。不言而喻，崔致远在中朝文化交流史上是有重要地位的。
中国人到朝鲜半岛传播中国文化者也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日本古代所谓的“秦人”、“汉人”、“新汉人”等，主要都是从朝鲜半岛东渡的中国人。可见在朝鲜半岛的中国人是不少的。通过这些中国人有意的传播或无意的影响，朝鲜半岛必然愈来愈多地接受了中国文化。
隋朝末年，隋炀帝发动进攻高丽的战争。由于战争失败，军队溃乱，很多人未曾回国，流落在朝鲜半岛。武德年间，唐与高丽通好，高祖给高丽王高建武书曰：“隋氏季年，连兵构难，攻战之所，各失其民。遂骨肉乖离，室家分析，多历年岁，怨旷不申。今二国通和，义无阻异，在此所有高丽人等，已令追括，寻即遣送；彼处有此国人者，王可放还，务尽抚育之方，共弘仁恕之道。”“于是建武悉搜括华人，以礼宾送，前后至者万数，高祖大喜”《旧唐书》卷一九九《高丽》。尽管这次有不少人回国，但已经在那里娶妻成家、未曾回国者还是很多。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派陈大德出使高丽，陈大德雅好山水，到处游历，“往往见中国人，自云：‘家在某郡，隋末从军，没于高丽，高丽妻以游女，与高丽错居，殆将半矣。’因问亲戚存没，大德绐之曰：‘皆无恙。’咸涕泣相告。数日后，隋人望之而哭者，遍于郊野”《资治通鉴》卷一九六，贞观十五年八月。不难看出，隋末流落在朝鲜而唐初也未曾回国的华人是为数不少的。这些华人，从文化知识到生活习惯，都会给朝鲜半岛以不少的影响。
除此而外，受政府派遣前往朝鲜者，更是有目的地去传播中国文化。武德七年（624），唐高祖派遣沈叔安前往高丽封高建武为上柱国、辽东郡王，“仍将天尊像及道士往彼，为之讲《老子》，其王及道俗等观听者数千人”。高丽及道俗观听讲《老子》者数千人，正说明朝鲜半岛人对中国文化的向往。
武德九年（626），新罗、百济、高丽三国之间矛盾激化，高丽阻止百济、新罗与唐往来。于是，百济、新罗派人到唐求援，并指责高丽“闭其道路，不得入朝”《旧唐书》卷一九九上《高丽》。唐太宗派朱子奢前往和解，三国才都能与唐交往。可见百济、新罗与高丽一样，也是向往中国文化的。
新罗统一后，中国文化继续向朝鲜半岛传播。开元十六年（728），新罗王兴光“遣使来献方物，又上表请令人就中国学问经教，上许之。”开元二十五年（737），兴光卒，玄宗派邢“往新罗吊祭，并册立其子承庆袭父开府仪同三司、新罗王”。在邢临行前，玄宗对他说：“新罗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有类中华。以卿学术，善与讲论，故选使充此。到彼宜阐扬经典，使知大国儒教之盛。”《旧唐书》卷一九九上《新罗》。邢出使新罗，除了吊祭兴光、册封新王外，主要任务就是讲授儒家经典。无疑，这是唐统治者有目的地去朝鲜半岛传布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对朝鲜半岛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三国时代，高丽的“种田养蚕，略同中国”《旧唐书》卷一九九上《高丽》。“兵器与中国略同”《北史》卷九十四《高丽》。百济的“婚娶之礼，略同华俗”《北史》卷九十四《百济》。“有文籍，纪时月如华人”《新唐书》卷二二《百济》。新罗“言语名物，有似中国人”《北史》卷九十四《新罗》。“其文字、甲兵同于中国”《隋书》卷八十一《新罗》。
新罗统一后，像唐朝一样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在中央设省，地方行政单位为州、郡县，全国有九州、四百多郡县，还有五个小京。选拔人才的办法也是仿唐在京城和地方设立学校，通过考试走上政治舞台。另外，由于中国天文、医学、算学的传入，也设置医学、律令、算学、天文等各种博士。这些博士，一方面教授生徒，一方面从事有关方面的研究工作，都取得了相当成就。再者，在建筑、雕刻、艺术等方面，唐对朝鲜半岛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
根据以上情况，可以肯定，中国古代，特别是隋、唐帝国，是日本、朝鲜半岛等东方国家文化的渊源。不过，日本、朝鲜半岛的古代文化并不等于中国文化的搬家，而是日本、朝鲜半岛在吸收中国文化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历史的特点加以创新的结果。例如，日本、朝鲜半岛最初都使用汉文，但由于日本、朝鲜半岛人民的生活习惯、文化传统、历史发展的具体特点等有所不同，所以他们先后都又创造了自己的文字。这是历史前进的要求。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都有自己历史前进的内容。研究这种千差万别的具体内容，是历史科学的任务。例如，中国人可以长期把读《五经》和《史记》、《汉书》作为学习文化，提高文化水平的手段，而日本、朝鲜半岛若长期这样就会脱离自己的历史实际。这就是说，每个国家或民族，都必须有为自己所需要的文化。吸收别国或其他民族的文化，只能作为创造自己的文化的借鉴，不能原封不动地长期照搬。日本、朝鲜半岛各有适合自己历史特点的文化，正说明这个问题。因此我们认为，隋、唐文化对日本、朝鲜半岛等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为日本、朝鲜半岛创造、发展自己的文化提供了借鉴，促进了他们的文化发展，但并没有取消代替日本、朝鲜半岛的文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隋唐学术文化的发展
隋唐学术文化的发展
隋唐两代是我国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隋朝国祚短促，但承继南北朝学术发展余波，学人辈出，为唐代学术文化的发展兴盛奠定了基础。唐人在经学、史学、医学等方面的贡献相当突出。
第一节经学的一统和发展
经学的一统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经学有“南学”、“北学”之分，表现为“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隋书》卷七十五《儒林传序》。“南人约简，得其精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隋书》卷七十五《儒林传序》。各自以不同方式推动经学向前发展。隋文帝开皇九年（589），统一全国。文帝虽好释佛，但曾一度“超擢奇隽，厚赏诸儒，京邑达乎四方，皆启黉校”《隋书》卷七十五《儒林传序》。炀帝“征天下儒术之士，悉集内史省，相次讲论”《隋书》卷七十五《褚辉传》。“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隋书》卷七十五《儒林传序》。“以《三礼》学称于江南”的吴郡人褚辉，“明《尚书》、《春秋》”的余杭人顾彪，“撰《毛诗章句义疏》四十二卷”的余杭人鲁世达，均被征召。何妥、元善、羊彦之、刘焯等人都是当时著名的学问家。
然而，好景不长，隋末农民起义的烈火迅速燃遍全国，许多经学师尊或遇难身亡《隋书》卷七十五《刘焯传》。或逃遁荒鄙担任教授，儒经的教授传习也由滔滔洪波转为涓涓细流。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唐朝建立，高祖深知“武创业，文守成，百世不易之道也。若乃举天下一之于仁义，莫若儒”《新唐书》卷一九八《儒学传序》。因而，武德二年即诏令国子学、太学、四门学、郡县学置生员传习经传。时为秦王的李世民出于不同的目的，于秦王府设文学馆，广引南北硕学名儒十八人为学士，赡给丰足，轮番供值；即位之后，又精选天下文儒之士如虞世南、褚亮、姚思廉等，引入内殿，讲论经文，商讨政事。当时“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亦遣派子弟请入国子学随名儒晓习经籍。隋末唐初著名的学问家如陆元朗、曹宪、徐文远、欧阳询、张士衡等，均不同程度得到唐高祖、唐太宗的礼遇。唐朝境内习儒谙经蔚为风气。
但是，经过南北朝经学的南北浪淘沙，汇集京城的儒经师尊各述己说，难能统一，这和唐皇朝一统宇内、力求思想文化趋同如一的国策是相违背的。同时，唐太宗看到儒学典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讹谬”，诏令中书侍郎颜师古在秘书省考定“五经”（《春秋》、《诗经》、《周易》、《礼》、《尚书》），对“五经”中讹缺的文字详作订正，书成后奏上。为使该书获得时人承认，太宗召集当时名学硕儒重新论对。这些人长期传习儒经各有心得，而颜氏所作五经《定本》，多尊从其祖颜子推《颜氏家训》中的说法，也就是说，颜师古依据“南学”经疏训校五经，故受到“北学”儒士的责难。虽则如此，颜师古多引晋、宋以来江南传本，“随言晓答，援据详明，皆出其意表，诸儒莫不叹服”《旧唐书》卷七十三《颜师古传》。贞观七年（633）十一月，唐朝廷颁布五经《定本》于天下，令学人此后以《定本》作为传习儒经的依据。
贞观十一年（637），太宗又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谋求统一，因而诏令国子祭酒孔颖达，会同当时著名的学者如贾公彦等人撰定《五经义训》。贞观十六年（642），孔颖达等人历五年之功完成了《五经义训》一八卷（其中《周易正义》十四卷，《尚书正义》二十卷，《毛诗正义》四十卷，《礼记正义》七十卷，《春秋正义》三十六卷），后易名为《五经正义》。太宗下诏褒奖说：“卿等博综古今，义理该洽，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旧唐书》卷七十三《孔颖达传》。尽管这样，当时国子博士马嘉运等学者认为孔颖达诸人所撰《正义》“繁酿”，并且著文“掎摭其疵”《新唐书》卷一九八《马嘉运传》。“至相讥诋”《新唐书》卷一九八《孔颖达传》。太宗诏令重新裁定，迄未竣功。高宗永徽二年（651），诏中书门下与国子三馆博士、弘文馆学士复审考订。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右仆射张行成、侍中高季辅增损遗冗。永徽四年（653），考订告一段落，始向全国颁布，并以其作为每年全国科举考试明经类的经典依据。清人皮锡瑞说：“自唐至宋，明经取士，皆遵此本。夫汉帝称制临决，尚未定为全书；博士分门授徒，亦非止一家数；以经学论，未有统一若此之大且久者。”并认为，这是经学发展史的一大变易皮锡瑞：《经学历史》，第198页。今人范文澜说：“唐初孔颖达撰《五经正义》，结束了东汉魏晋南北朝历代相沿的经学，这是适应政治上全国统一的巨大事业，很有助于统治阶级的思想统一。”并且说：“孔颖达撰《五经正义》、颜师古定五经《定本》对儒学的影响，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同样重大的意义。”范文澜：《中国通史》第四册，第242页。无论怎么说，唐皇朝采取行政手段统一学术思想，不仅对唐宋科举制的渐进完善起到重要作用，而且改变了三国两晋南北朝经学南北异途的互相指责，为经学走向全面发展提供了条件，使其在国家政治生活和对人民教化中起到主导作用。
唐初私家治经学的学者有：徐文远、朱子奢、盖文达、萧德言、王元感诸人治《春秋》；陆德明、王勃、僧一行等人治《周易》；王元感等治《尚书》；魏征、王元感、王方庆、李敬玄、张士衡、许叔牙、王恭诸人治《礼》。这些学者对经学的疏证研究颇具成就，他们的著作多见于两《唐书》艺文志。在经学一统的前提下，私家著述无疑对增强经学研讨的学术气氛、提高经学对全社会成员大面积教化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另外，初唐吴人陆元朗长于经学论辩。陆氏陈、隋时即治经学，他所著《经典释文》“研精六籍，采摭九流，搜访异同，校之苍雅”陆元朗：《经典释文序》；《全唐文》卷一四六。保存了汉魏六朝的经学研究成果。《经典释文》的出现，“汉魏六朝音切凡二百三十余家，又兼载诸儒之训诂，证各本之异同，后来得以考见古义者，注疏以外，惟赖此书以存真，所谓残膏剩馥，沾溉无穷者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十三《五经总义类》。陆氏还著有《老子疏》十五卷、《易疏》二十卷，并行于世。
经学的发展
安史之乱后，唐朝一步步走向衰落。这时朝廷颁行的经学范本已不为学者所重视，一些治经的学者独辟蹊径，对儒经重作诠释疏证，开一代学风。最具代表性的是当时《春秋》之学大盛，名家辈出，著作繁多。著名的《春秋》学者是啖助、赵匡、陆质。啖助，天水（治所在今甘肃天水）人，后流寓丹阳（今江苏丹阳），大历初年在丹阳病逝。啖氏精通经学，特别熟谙《春秋》，历经十年，考订《春秋》三家优劣，“缝漏缺”，著《春秋集传》；又摄其纲目，编为例统；认为公羊传、梁传虽是“后人据其大义，散配经文，故多乖谬，失其纲统”，而左氏（左丘明）“解义多谬，其书乃出于孔氏门人。且《论语》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类非同时”，又“《左氏传》、《国语》，属缀不伦，序事乖剌，非一人所为。盖左氏集诸国史以释《春秋》，后人谓左氏，便传著丘明，非也”《新唐书》卷二《啖助传》。啖氏并不以此为终，他“考核三传，舍短取长，又集前贤注释，亦以愚意裨补缺漏，商榷得失，研精宣畅，期于浃洽尼父之志”《春秋集传纂例》卷一《啖氏集传注义第三》。在这里，啖助抛弃了此前治经者注重注家臆解，而是舍传求经，独立地发挥自己的见解，首开宋儒附会臆断的治学风气。啖助的学生赵匡，河东（郡治在今山西永济西南）人，曾经做过洋州刺史；陆质，吴郡（治所在今江苏苏州）人，通“经学，尤深于《春秋》”有学者认为：“陆淳（质）说春秋，无所建白……不见陆氏自有所说。”《唐史》第三册，香港龙门书店1979版，第515页。著有《集注春秋》二十卷，《类礼》二十卷，《君臣图翼》二十五卷，《春秋集传纂例》十卷，《春秋微指》三卷，《春秋集传辨疑》十卷。陆氏发展了啖、赵二人的学说，极力攻伐三传，以孔子笔削本意为辞发挥自己的见解，影响了整个朝野。陆质的学生多为当时的名流士子。吕温“从陆质治《春秋》，并言‘某以弱龄，获谒于公。旷代之见，一言而同。’”吕温：“《祭陆给事文》，《全唐文》卷六三一。柳宗元师从陆质引以为荣，陆质亦曾做过唐宪宗的老师。此后，研治《春秋》的学者撰著多沿袭陆氏的见解。如卢仝所撰《春秋指微》一书，即解经不用传，韩愈赠卢仝诗云：“春秋三传束高阁，犹抱遗经究始终。”这种状况反映了一些学人在唐政权日益衰落的形势下，力图通过研习《春秋》微言大义，“诛讨乱贼以戒后世”，“改立法制以致太平”皮锡瑞：《群经通论》卷四。主张加强朝廷集权，反对藩镇割据的思想。如吕温即认为：“所曰《春秋》者，非战争攻伐之事，聘享盟会之仪也”，“必可以尊天子、讨诸侯、正华夷、绳乱贼者，某愿学焉。”吕温：《与族兄皋请学春秋书》，《全唐文》卷六二七。
大历年间，吴人施士在研治《诗经》之学的同时，兼善《左氏春秋》，“以二经教授……秩落当去，诸生封疏乞留，凡十九年”《新唐书》卷二《儒学传》下。后唐文宗曾向宰相李石询访施士所撰《春秋传》，并大加赞赏。仲子陵、袁彝、韦彤、韦等人研治《礼》，其中仲子陵“通后苍、大小戴《礼》”《新唐书》卷二《儒学传》下。蔡广成治《周易》，强蒙治《论语》，皆自成体系，堪称流派。
文宗太和、开成年间，研习经学再成风气。时任宰相郑覃“长于经学，稽古守正”《旧唐书》卷一七三《郑覃传》。“不喜文辞，病进士浮夸，建废其科”《新唐书》卷一六五《郑瑜传附郑覃传》。他上奏文宗，认为“经籍讹谬，博士相沿，难为改正。请召宿儒奥学，校定六籍，准后汉故事，勒石于太学，永代作则，以正其缺”《旧唐书》卷一七三《郑覃传》。文宗诏可。开成初，郑覃奏起起居郎周墀、水部员外郎崔球、监察御史张次宗、礼部员外郎温业等校定“九经”文字，很快，经文就刊刻完毕，这就是著名的“开成石经”。虽然自石经刊布之后，当时人评说纷纭，认为“芜累甚矣”，但“自熹平石经散亡之后，惟开成石经为完备，以视两宋刻本，尤为近古”《册府元龟》卷五五六《国史·采撰二》。唐朝以国家的力量刊布石经，这不仅有利于学人研习经典，而且是经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为此后经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能。
总之，唐代经学经过唐初义疏的规范化，到唐中叶以啖助为代表的《春秋》之学兴盛、开成石经的刊布，使经学的发展更进一步。此后，经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第二节史学的发展
武德四年（621）十一月，起居舍人令狐德面奏高祖李渊，说：“近代以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至于周隋多有遗缺。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是十数年后，恐事迹湮没，无可纪录”《册府元龟》卷五五六《国史·采撰二》。“陛下既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令狐德：《请修近史奏》，《全唐文》卷一三七。这说明如果不尽快修史，再过十数年修史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同时说明修史的目的是“贻鉴今古”，即为以后的统治者提供借鉴。李渊对此表示关心。武德五年（622）十二月二十六日，唐朝廷正式下达诏令，任命专门人选撰修前代史书，但因种种原因，这次修史“历数年，竟不能就而罢”《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传》。贞观三年（629），太宗再次下诏，重撰“五代史”（梁、陈、齐、周、隋）。可以说，令狐德的奏言，肇启了唐代以国家名义修史的先声。
史馆的设立与初唐史书的撰修
唐代以前，历代都设有史官，所谓“君举必书，书法不隐，所以慎言行，示劝戒也”《册府元龟》卷五五四《国史部·总序》。史馆的得名，起自北齐《唐六典》卷九《史馆》。当时邢子才作诗酬魏收有“冬夜直史馆”之句。唐朝建立后，因袭隋朝制度，置史官隶属秘书省著作局，设郎二人、佐郎四人组成。太宗贞观初，简省起居舍人改置起居郎二人，隶属门下省。贞观三年闰十二月，移史馆至门下省北，宰相监修国史，大明宫筑成后，史馆移至门下省南面《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同年，唐朝开始大规模的撰修“五代史”，这样，《梁书》、《陈书》、《隋书》、《周书》、《北齐书》以及《南史》、《北史》、《晋书》经数年相继修成。
中国史学史中，父子相承修史多见史载，司马谈在弥留之际嘱咐司马迁承继己业，司马迁铭记父志，历经艰难，百折不挠，完成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著《史记》；班固在其父班彪未撰成的《史记后传》基础上，“潜精研思，欲就其业”《后汉书》卷四《班彪附班固传》。历经二十余年，修成我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初唐史家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从而不仅保证了史书编撰的权威和质量，而且形成了初唐史书编撰的突出特点。
《梁书》、《陈书》作者姚思廉，其父姚察曾任南朝陈代吏部尚书，入隋为秘书丞；临终前曾将未完成的梁、陈两代史序论及纪传阙略部分，嘱姚思廉按原有体例修撰，“思廉泣涕奉行”《陈书》卷二十七《姚察传》。隋末大乱，姚思廉辗转四奔，难成其愿。贞观三年（629），太宗下诏，命其与秘书监魏征同撰梁、陈二代史，思廉才得以秉承父志。他兼采当时谢炅诸家有关梁、陈二代的撰述，在其父撰修梁、陈二代史的基础上，撰成《梁书》五十卷，《陈书》三十卷，“魏征虽裁其总论，其编次笔削，皆思廉之功也”《旧唐书》卷七十三《姚思廉传》。十年（636）奏上。清人赵翼评述姚氏父子所撰梁、陈二代史，云：《梁书》“虽全据国史，而行文则自出锤，直欲远追班、马。盖六朝争尚骈俪，即序事之文，亦多四字为句，罕有用散文单行者”，得出“世但知六朝之后古文自唐韩昌黎始，而岂知姚察父子已振于陈末唐初也哉！”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九。
《北齐书》作者李百药，定州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其父李德林“善属文，辞核而理畅”《隋书》卷四十二《李德林传》。隋文帝开皇初受命撰《齐史》，书未成即病终。李百药贞观初官中书舍人，贞观元年太宗敕令撰《齐书》。他遵循其父的编纂意旨，并详加考论，于贞观十年撰成《北齐书》（区别于萧子显《南齐书》）五十卷。宋人对《北齐书》多有评论，陆游《老学庵笔记》中对《北齐书》多用当时俗语就颇为推崇。另外，《北齐书》到北宋时就散佚不全，后经宋代史家校勘辑佚，才得以传流至今，如许多纪传即兼采《北史》，“今《北齐书》各纪各列传凡称神武、文宣及无论赞者，皆非百药作，皆《北史》也”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五。
《南史》、《北史》作者李延寿，相州（治所在今河南安阳）人。其父李大师“少有著述之志”，对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的状况甚为关注，因而“常欲改正，将拟《吴越春秋》，编年以备南北”《北史》卷一《序传》。即编撰通史以正其缺略。李大师分别于隋末和武德九年（626）两次撰修此书，“既所撰未毕，以为没齿之恨焉”《北史》卷一《序传》。李延寿贞观中曾奉诏参与撰修《晋书》、《五代史志》，在修撰之余，“思欲追终先志”，将齐、梁、陈五代旧事他书未载的条目，昼夜抄录。这样，从贞观二年至十八年（628—644），李延寿终于完成《南史》八十卷、《北史》一卷的撰写。接着，他将撰就的史书交与监国史、国子祭酒令狐德详加勘证，“许令闻奏”，又“遍咨宰相”《北史》卷一《序传》。然后书《上南北史表》奏上。显庆四年（659），《南史》、《北史》获唐朝廷批准传布，唐高宗亲自为之作序，但这篇序到宋代就已失传《北史》卷前说明。《南史》、《北史》的作者一改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所修史书的单一片面性，以统一国家的姿态撰述史事，体现了统一的唐朝思想上的需要及史书所反映出的社会现实。同时，《南史》、《北史》开启了唐朝编撰通史的先河。
贞观十年（636），唐朝廷修成《梁书》、《陈书》、《齐书》、《周书》、《隋书》，这五部史书原是一部书，即称为《五代史》。虽则《五代史》的修撰者分别为姚思廉、李百药、令狐德和魏征，但总负责人却是魏征。魏征不仅全面负责组织工作，而且撰写了梁、陈、周、齐诸史的总论和《隋书》的序、论。这种修史体制的完善，既便于对史书体例等的统筹规划，又可发挥撰修者各自所长，《晋书》、《五代史志》的撰修即是这样。
《晋书》题唐太宗御撰，实际主持修撰的是司空房玄龄、中书令褚遂良、太子左庶子许敬宗，参加撰修的有来济、陆元仕、刘子翼、卢承基、李淳风、李义府、薛元超、辛玄驭、刘裔之、杨仁卿、李延寿、张文恭等。在此之前，有关晋朝的史著已有十八家，唐廷重撰晋书，是因十八家《晋书》“虽存记注，而才非良史，书亏实录”《修晋书诏》，《全唐文》卷八。撰修者以臧荣绪《晋书》为底本，参考其他史著，“分功撰录，莫不传考前文，旁求逸蔓，举其精要”《册府元龟》卷五五六《国史·采撰》二。同时，著名史家令狐德等人“详其条例，重加考正”《册府元龟》卷五五六《国史·采撰》二。经数年撰修，至贞观二十年三月书成奏上，总十帝纪、十志、七十列传、三十载记，共一三卷。后世对《晋书》多有评说《旧唐书》卷六十六《房玄龄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五。但从总体来说，《晋书》的编撰还是比较成功的，如载记部分，天文、律历、五行诸志的撰修，皆堪称观采，特别是唐太宗御撰宣、武二帝及陆机、王羲之四论，更增加了《晋书》的权威性。由于《晋书》的广泛流传，此后十八家《晋书》多失传。
《隋书》的编修起自贞观三年。史官孔颖达、许敬宗参撰，魏征“总加撰定，多所损益，务存简正”《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征传》。贞观十年（636），《隋书》纪、传部分修成，与已修讫的《周书》、《北齐书》、《梁书》、《陈书》合称为《五代史》。然而，这五部史书都缺少“志”，于是，贞观十五年，太宗令于志宁、李淳风、李延寿等续修《五代史志》。初令令狐德监修，后由太尉长孙无忌监修。显庆元年（659），《五代史志》三十卷修成。《五代史志》起初单独流传，后晋时才与《隋书》纪、传部分合为一书。《五代史志》中的“经籍志”最为有名，编撰者首次将我国古籍以经、史、子、集四大类加以著录。《五代史志》是继《南史》、《北史》之后的又一部通史著作，反映了统一国家文治的需要。
除初唐正史编撰之外，史官刘知几私修的《史通》二十卷，贞观年间（785—805）杜佑编著的《通典》二卷也很有名，开创了我国史评体著作和典章制度通史的先河。
《汉书》、《史记》的传注
早在南北朝时期，学者对《史记》、《汉书》的研究就已开始。隋朝著名学者有兰陵人萧该、东海人包恺。萧该“性笃学，《诗》、《书》、《春秋》、《礼记》并通大义，尤精《汉书》，甚为贵游所礼”，撰有《文选音义》一书。包恺从王仲通受《史记》、《汉书》，多有心得。曾“聚徒教授，著录者数千人”《隋书》卷七十五《儒林传》。隋末李密就喜读《汉书》，想以包恺为师《旧唐书》卷五十三《李密传》。后天下大乱，一些名儒流徙于乡野传授，形成了唐初许多各有源流的学问及其系统的研究风气。如颜师古就有家学渊源，其父颜思鲁“以儒学显”，其叔父颜游秦撰《汉书决疑》十二卷，为当时学者称道。师古“少博览，精故训学，善属文”《新唐书》卷一九八《颜师古传》。贞观中曾受命注《汉书》，他采用其叔父质义，“解释详明，深为学者所重”《旧唐书》卷七十三《颜师古传》。太宗令编入秘阁，对颜师古亦予以嘉奖。后来，房玄龄认为颜氏所注《汉书》“文繁难省”，因而使“有良史之才”的著作郎敬播“摄其机要，撰成四十卷，传于代”《旧唐书》卷一八九《敬播传》。同时代人姚思廉，其父姚察撰有《汉书训纂》，“思廉少受《汉书》于察，尽传其业”；姚思廉的孙子姚，据其祖所著，立意发挥，著成《汉书绍训》40卷。以上为有家学渊源的。高宗时人王方庆，“尝就记室任希古受《史记》、《汉书》”，并随之卒业《旧唐书》卷八十九《王方庆传》。祖士季从同郡顾野王受班氏《汉书》亦见诸史载。曾经注解过《文选》的扬州人李善，撰有《汉书辨惑》三十卷，高宗乾封以后“以教授为业，诸生多自远方而至”《旧唐书》卷一八九上《李善传》。以上为师授源流。到永徽以后，以长安、洛阳为中心，逐渐形成一种专门学问，即“汉书学”。当时著名学者有刘伯庄、秦景通兄弟、刘讷言等人，其中秦景通、秦纬兄弟“俱有名，皆精《汉书》，号‘大秦君’、‘小秦君’”，形成了独立的《汉书》学研究体系，在当时治《汉书》学者中影响最大；所谓“当时治《汉书》，非其授者，以为无法云”《新唐书》卷一九八《秦景通传》。其次，乾封年间都水监主簿刘讷言给沛王讲授《汉书》。后沛王为皇太子，就是章怀太子李贤。李贤集诸儒共注范晔《后汉书》，刘讷言为主要参与者。可以说，太子李贤组织人力注《后汉书》，其兴趣多来自刘讷言讲授《汉书》所得。当时治《汉书》学的还有高宗朝的郝处俊、开元时的殷践猷及唐末的柳璨。
研治《史记》的学者有褚无量、高子贡，而王玄感坚持不懈，“并所注《孝经》、《史记》稿草，请官给纸笔，写上秘书阁”《旧唐书》卷一八九《王玄感传》。刘伯庄撰《史记音义》、《史记地名》、《汉书音义》各二十卷，从不同角度、侧面研究《史记》。武后长寿年间的许子儒，“其所注《史记》，竟未就而终”，实为憾事。这一时期研治《史记》的集大成者，是开元年间司马贞所著《史记正义》和张守节著《史记索引》，不仅是当时治《史记》的高水平之作，而且为后代进一步研究《史记》提供了详确的资料。
谱系学
近人章群认为“唐承隋祚，犹之汉承秦业，其相因袭者甚多，惟以唐而论，究以隋祚短促，与其谓因袭于隋，毋宁谓其祧于南北朝也”章群：《唐史》第一册《序》，香港龙门书局1978年版。魏晋六朝时期选举以“九品中正”为前提，从而形成魏晋时代谱学大盛的局面。当时“晋散骑常侍贾弼、太保王弘、齐卫将军王俭、梁北中郎将咨议参军知撰谱事王僧孺之徒，各有《百家谱》”。另外，宋何承天撰《姓苑》，后魏河南亦有《官氏志》，谱学家以此二书为范本《通志》卷二十五《氏族略序》。刘宋时谱学家王弘因“日对千客而不犯一人讳”为时人所仰慕。“唐代谱学本脱胎于魏晋六朝谱学，因而，这种鲜明的门阀观念和森严的等级界限当然也得以继续传播”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第108页。尽管统治者自觉不自觉想削弱这种门阀观念，但官修、私修谱系本身，无疑对维系于统治阶级有利的等级制度起到推波助澜作用。另外，谱学是唐代史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皇朝不定期组织人力编撰，私家修谱亦多见史载，谱学名家亦层出不穷。
贞观五年（631），唐太宗以“山东人为自矜夸，虽复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女适他族，必多求聘财”，因而诏令吏部尚书高士廉与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等“刊定姓氏”，收聚天下谱牒，考其真伪，褒进忠贤，贬黜悖逆，撰成《氏族志》一书，定山东崔干为第一等。太宗览后大为不满，明确指出撰修《氏族志》“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旧唐书》卷六十五《高士廉传》。经修订，贞观十二年，《氏族志》一卷面世，列皇室为第一等，后族为第二等，山东士族崔干为第三等。由于编撰者多精于谱学，该书又几经修改，《氏族志》修成后，“升降去取，时称允当，颁下诸州，藏为永式”《旧唐书》卷八十二《李义府传》。
高宗显庆四年（659），许敬宗为奉迎皇后武则天，认为“其书不叙明皇后武氏本望”《唐会要》卷三十六《氏族》。中书令李义府“耻其家代无名”，上奏要求修改《氏族志》。高宗诏令礼部侍郎孔志约、著作郎杨仁卿、太子洗马史玄道、太常丞吕才等十二人，以“皇朝得五品者，书入族谱”《唐会要》卷三十六《氏族》。为标准，高宗自裁体例，制写序言，总括二百四十五姓、二百八十七家。书成后，绅大夫多以入选为耻，称此书为“勋格”。从《氏族志》到《姓氏录》，唐政权内等级门阀的覆盖面增大，而一些士族门阀以此为耻的心情亦可理解。
中宗景龙元年，左散骑常侍、谱学家柳冲认为，自贞观年间诸儒修《氏族志》至此七十年间，此书“甄差群姓，其后门胄兴替不常”，故上奏请求改修，中宗诏柳冲及尚书左仆射魏元忠、史官张锡、徐坚、刘宪等八人，依据《氏族志》，重加修撰。当时“共取功、德、时望、国籍之家，等而次之。夷蕃酋长袭冠带者，析著别品”《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然而，由于参加编撰的魏元忠等相继去世，撰修一度中止；到玄宗先天中，又诏柳冲、徐坚、吴兢、魏知几、陆象先、刘知几等接撰，书成，名《姓系录》二卷。开元初，玄宗又诏柳冲及薛南金“复加刊窜，最后定式”。这样，《姓系录》撰修前后历经十一年，经三次大规模的修撰，最后得以成书。《姓系录》是官修谱书的集大成者，也标志着唐代谱学研讨达到顶峰。
除此之外，乾元年间（758—759）著作郎贾至撰《百家类例》十卷，永泰二年太常博士柳芳撰《皇室永泰谱》二十卷，开成四年翰林学士柳撰《续皇室永泰谱》，都是以唐皇室作为谱本的。元和七年（812），太常博士林宝撰《元和姓纂》十卷，是官修质量较好的谱书之一。
私家撰修的谱学著作有：武则天时太子左庶子王方庆撰《王氏家牒》十五卷、《家谱》二十卷，四门博士王玄感撰《姓氏实论》十卷。史家刘知几撰《刘氏家史》十五卷、《谱考》三卷，考其先世源出，“皆按据明白，正前代所误，虽为流俗所讥，学者服其该博”《旧唐书》卷一二《刘子玄传》。开元时左散骑常侍韦述“好谱学……乃于《柳录》之中，别撰成《开元谱》二十卷”《旧唐书》卷一二《韦述传》。天宝时集贤校理萧颖士，“通百家谱系”《新唐书》卷二二《萧颖士传》。著《梁萧史谱》二十卷，孔至著《姓氏杂录》一卷。唐代著名的谱学家，除上面提到的之外，最有名的有武德年间文学馆学士、天策府仓曹参军李守素，时称“肉谱”《唐会要》卷三十六《氏族》。即活的人物典。武则天时太子司仪郎路敬淳，“尤明姓系，自魏晋以降，推本其来，皆有条序”，著《姓略记》二十卷、《衣冠谱》六十卷。此后的谱学家，如柳冲“博学，尤明世族，名亚路敬淳”，韦述、萧颖士、柳芳，虽“各有撰次，然皆本路氏”《新唐书》卷一九九《路敬淳传》。柳芳自己更认为“唐兴，言谱者以路敬淳为宗”，足见路敬淳对唐代谱学界影响之大。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隋唐历法
隋唐历法
隋唐两代制定的历法很多，隋有《开皇历》、《皇极历》，唐有《戊寅历》、《麟德历》、《光宅历》、《景龙历》、《大衍历》、《至德历》、《五纪历》、《正元历》、《观象历》等。其中以《皇极历》、《戊寅历》、《麟德历》、《大衍历》的科学价值较高，也有较大的影响。
《皇极历》为隋刘焯所制定，刘焯，信都（河北冀县）人，他聪明好学，是个博学之士，当时有人认为他是“数百年已来，博学通儒，无能出其右者”《隋书》卷七十五《刘焯传》。他写《历书》十卷，他制定的《皇极历》是当时最好的历法。刘焯的创见很多，例如，他算出的岁差数值最精确。什么是岁差数值？按照天体运行的规律，地球绕太阳一周是一年。但准确地说，这一个冬至点到下一个冬至点的位置是有变化的，冬至点在黄道（从地球上看太阳一年在天空移动一圈，实际上是地球绕太阳一圈，人们看到的太阳移动路线就叫黄道）上大约每年西移50.2秒，就71年8个月差一度。这种冬至点在黄道上的移动距离就是岁差数值。
晋代以前，我国天文学家还不知道有岁差存在。晋成帝（325—342在位）时，虞喜第一次提出，50年冬至点西移一度，南北朝时，祖冲之首先在历法中考虑到岁差，但他认为45年11个月岁差一度。到了隋代，刘焯在历法中使用75年差一度的岁差数值。这与准确的岁差数值已经非常接近。当时，西方还是沿用100年差一度的数值，可见刘焯的《皇极历》是非常先进的。
刘焯的另一贡献，是在《皇极历》中采用了定朔的方法。
定朔是针对平朔而言。月亮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是椭圆形的，当月亮运行到近地点时速度最快，到远地点时速度最慢。由于运行的速度有变化，由这一个朔日到下一个朔日也不是固定的。有时长达29天19小时多，有时则仅有29天6小时多，其平均长度为29天12小时44分03秒。根据这个平均数来决定朔日即为平朔。当然，古代并没有把数字推算得如此准确。
朔日这一天的特点，是月球和太阳的黄经相等，也就是日、月几乎是同时出没。用平朔法决定朔日和这种实际情况不完全一致。于是，南朝刘宋时何承天撰《元嘉历》，就主张用定朔法决定朔日，也就是把日、月黄经相等时，即日、月同时出没这一天定为朔日。但由于定朔法可能导致四个大月相连和三个小月相连的情况，遂遭人反对而未实行。
刘焯继承了何承天、祖冲之等人的先进思想，制定《皇极历》时采用了定朔法，考虑了祖冲之的岁差法。同时，还创用一种内插法，也就是计算定朔的校正数的方法参考：《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中国青年出版社）第38—54页。《中国天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第三册有关部分。《历法漫谈》（陕西科技出版社）有关部分。
刘焯的各种成就，决定《皇极历》的科学程度大有提高，尽管其因遭太史令张胄玄的反对而未被采用，但其科学价值是不容忽视的。
《戊寅历》为道士傅仁均所制定。傅仁均，滑州白马（河南滑县）人。因他“善历算、推步之术”，武德初年由太史令庾俭、太史丞傅奕推荐，被高祖召令改修旧历。他向高祖上疏，指出旧历的缺点很多。例如，日蚀或在月末或在月初，不在朔日；月蚀或在望日前或在望日后，不在望日。还有月末月亮在东，朔日月亮在西。这都是采用平朔法制历的结果。为了纠正这种现象，他用定朔法制定《戊寅历》。他的历书，虽然遭到中书令封德彝、吏部郎中祖孝孙、太史丞王孝通等人的反对，但他据理力争，最后还是公布实行了《旧唐书》卷七十九《傅仁均传》。这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由政府颁布的采用定朔法的历法。采用定朔法，虽然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太阳、月亮、地球之间的关系，但由于连续出现大月或小月的问题没有解决，贞观十九年（645），还连续出现四个大月。于是，平朔法又取代了定朔法。到麟德二年（665），高宗又颁行了《麟德历》。
《麟德历》为李淳风所制定。李淳风，岐州雍（陕西凤翔）人，他“博涉群书，尤明天文、历算、阴阳之学”。贞观十五年（641）为太常博士，不久又为太史丞。贞观二十二年（648）迁太史令。他参与过《晋书》及《五代史》（《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的编写，其中的《天文》、《律历》、《五行表》，都是他撰写的《旧唐书》卷七十九《李淳风传》。
贞观十九年（645）以后，由于《戊寅历》中存在的问题不易解决，另外制定新历就成了社会的必然要求。龙朔年间（661—663），李淳风参考刘焯的《皇极历》，另撰新历，于麟德二年（665）颁布施行，故称《麟德历》。
《麟德历》也采用定朔法，但李淳风用变通调整的办法，解决了四个大月或三个小月连续出现的问题。例如，把朔日提前一天，使第四个大月成为小月；把朔日推迟一天，使第三个小月成为大月。这样一来，反对派就失去了指责定朔法的口实。这种变通调整的办法一直沿用到元朝。
在计算方法方面，李淳风简化了计算过程。他废除了古历中用章（19年7闰月为一章）、（四章为一）、纪（20为一纪）、元（三纪为一元）的计算，并以1340为各种天体运动周期（如回归年、朔望月等）的奇零部分的公分母，大大简化了计算步骤。同时，还废除了闰周（闰月的周期），完全由观测和统计来求得回归年和朔望月的长度。
《麟德历》在当时得到了好评，被认为是较精密的历法。从此以后，定朔法一直在历法中沿用下来参考：《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科学出版社）上册第328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学）第209页。《中国天文学史》（科学出版社）第83页。
《大衍历》为僧人一行所制定。一行，本名张遂，魏州昌乐（河南南乐）人。他聪敏好学，“博览经史，尤精历象、阴阳、五行之学”。当时就有人把他和孔子的高足颜回相提并论，是一位有名的学者。武则天侄武三思慕其学行，想与其交友，他遂出家为僧，隐于嵩山。后来，又到荆州当阳山学习梵律。开元五年（717），玄宗强征其至京，“访以安国抚人之道”。由于《麟德历》在行用过程中常有误差，故玄宗于开元九年（721）命一行“考前代诸家历法，改撰新历”《旧唐书》卷一九一《一行传》。一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制定《大衍历》的。
一行为编制新历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他组织了一批天文学工作者进行观测，取得了一系列关于日、月、星辰运动的第一手资料，发现了恒星的位置与汉代相比较，有了相当的变化。于是，他废除了沿用八百多年的二十八宿的相距度数，重新测定了二十八宿的相距度数。这样，必然提高新历的精确程度。
为了取得可信的资料，他在全国选择了12个观测点，利用他发明的测量仪器“复矩图”进行测量。在他的组织领导下，南宫说等人在河南的白马（河南滑县）、浚仪（河南开封）、扶沟（河南扶沟）、上蔡（河南上蔡）等四个地方的测量最重要。这四个地方相距不远，大体上处于南北一条线上，这里的测量取得了重要成果。一行还测量了子午线一度的长度。根据实测，南北两地相差351里80步（相当于今制129.22公里），北极高度相差一度，这就是子午线一度的长度。这个数值，与现在实测所得数一度长111.2公里比较，虽然还有差距，但这是世界上最早用科学的方法对子午线的测量。
开元十五年（727），《大衍历》修成，年仅45岁的一行于当年去世，玄宗赐谥曰大慧禅师。开元十七年（729），根据《大衍历》编算成的每年的历书颁行全国。开元二十一年（733）又传入日本。
《大衍历》以刘焯的《皇极历》为基础，并加以发展。例如，他指出刘焯对于太阳运动规律的认识是错误的。刘焯认为：春分前一天太阳运动的速度最快，后一天运动的速度最慢；秋分前一天太阳运动的速度最慢，后一天运动的速度最快。一行指出“其说非是”。一行认为：冬至太阳运动的速度最快，夏至太阳运动的速度最慢，这是“自然之数也”《新唐书》卷二十七下《历志三下》。事实证明，一行的看法是正确的，他纠正了刘焯的错误参考《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科学出版社）上册第330—332页。
《大衍历》颁行后，曾遭到天竺历数家瞿罗的反对。瞿罗在高宗时曾制定经纬历，与《麟德历》参照实行；武则天时又作《光宅历》，未成而罢。由于他未能参与《大衍历》的制定，心怀不满，遂上疏玄宗，指责《大衍历》沿袭了他从天竺介绍到中国来的《九执历》，而且还不完备。经过太史令的认真比较，《大衍历》优于《九执历》参考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二册第796—797页。这说明《大衍历》的科学水平是很高的。宋代史学家认为：“自太初（前104—前101）至麟德（664—665），历有二十三家，与天虽近而未密也。至一行，密矣，其倚数立法固无以易也。后世虽有改作者，皆依而已”《新唐书》卷二十七上《历志三上》。这个评价，也说明《大衍历》是有其重要历史地位的。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关于西安建都的朝代问题
关于西安建都的朝代问题
（一）
谁都承认西安是驰名中外的历史古都，但究竟有几个朝代在这里建都，却众说不一。据笔者看到的史书中就有如下多种说法。
1.在西安建都的王朝有：西周、秦、西汉、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共10个朝代。（武伯纶：《西安历史述略》第5—6页）
2.从西周开始先后有秦、西汉、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10个朝代在这里建过都。另外王莽、汉献帝、晋愍帝也在西安暂短建过都。（中国青年出版社编：《中国古代史常识》（历史地理部分）第127页）
3.历史上有12个朝代在西安建都：西周、秦、西汉、新莽、西晋（愍帝）、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王崇人：《古都西安》第4—8页）
4.历代王朝在西安地区建都的有13个朝代：西周、秦、西汉、新莽、西晋、前赵、前秦、后秦、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张永禄：《唐都长安》第12页）
5.据《西安晚报》1993年3月18日载《西安究竟是几朝古都》一文，还有西安是14个朝代建都之地的说法。14个朝代的名称是：西周、秦、汉、新、东汉（献帝）、西晋（愍帝）、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周（武周）。该文作者张宿东同志说：“西安是几朝古都？这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却说法不一。人们说法虽不一，却并非杜撰。”因此，他建议有关部门“组织史学界通过争鸣，形成比较科学、准确、统一的说法。不然长此争下，人们莫衷一是。”笔者正是根据这位同志的建议撰写本文的。
（二）
根据以上有关著作对西安建都次数的记载，出版愈晚的著作，记载西安建都的次数愈多。记载有10个朝代建都的《西安历史述略》，是1979年出版的；记载有10个朝代建都，另外又加上王莽、汉献帝、晋愍帝暂短建都的《中国古代史常识》（历史地理部分），是1981年出版的；记载有12个朝代建都的《古都西安》，也是1981年出版的；记载有13个朝代建都的《唐都长安》，是1987年出版的；主张有14个朝代建都的内部刊物，是1993年印成的。不难看出，西安建都的次数愈来愈多是发展的趋势，将来是否会再出现15次或16次在西安建都的说法，也并非不可能的。例如，晋惠帝从公元304年到306年住在长安就未曾有人计算在内，如果视此为暂短建都也不是杜撰。另外，黄巢在长安建国称帝，李自成在西安建国称王，虽与封建王朝不可同日而语，但也不失是一次建都。这就是说，有人再增加西安建都的次数，也不需要虚构。
为什么自80年代以来会出现西安建都的次数愈来愈多的记载呢？这与全国的形势密切相关。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来，各项事业日新月异地向前发展，旅游业也像雨后春笋一样，迅速发展起来。
发展旅游业，各地有各地的优势。桂林的山水，杭州的西湖，苏州的园林，各有特色；西安、洛阳这样的古城，必须利用自己独有的历史文化资源，显示自己的优势。这样一来，有人就从善良的愿望出发，千方百计地抬高古都的地位。西安、洛阳等地都有人不断增加当地建都的次数，正是这种善良愿望的表现形式之一。例如，洛阳过去一直被认为是九朝建都之地，但最近有人根据考古资料，因夏、商曾建都偃师，偃师是洛阳市属县，故而在洛阳建都的就超过九个朝代了。这与有人不断增加西安建都的次数同是一个问题。
其实，像西安这样的古都地位是任何人都不可动摇的，也是其他城市无可比拟的。史籍记载之详，出土文物之多而且珍贵，早已引起全国甚至全世界的注意。西安成为旅游热点城市，并不单纯的因为她建都次数最多，而主要是人们对大雁塔、秦始皇兵马俑、半坡博物馆、汉唐长安的各种遗址、昭陵、乾陵、法门寺等文物古迹无限向往。当大家还未弄清西安究竟有多少朝代建都的时候，旅游的人数一年比一年增多，正说明建都次数的多少并不影响旅游事业的发展，更不会削弱西安的古都地位。因此，我认为西安建都的次数必须弄清楚，不能把历史事实视为可以任意增减的糊涂账；但是，必须实事求是，不能为了某种需要而掩盖历史真相。
（三）
那么，究竟西安是几个朝代的建都之地呢？我想从几种意见的比较中陈述自己的看法。
在各种不同意见中，对于西周、秦、西汉、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10个朝代在西安建都是没有争议的。有不同看法的是：王莽建立的新朝、汉献帝被迫到长安、晋愍帝在长安称帝、北魏孝武帝西奔长安、武则天建周等，是否算在长安建都。
先说王莽建立的新朝。王莽是西汉元帝皇后之侄，他以外戚身份逐步取得政权。公元5年，他毒死平帝，另立孺子刘婴为帝，王莽称假皇帝。公元8年，王莽废刘婴，至此，西汉正式灭亡。公元9年，王莽建立新朝，到公元23年9月被农民军所杀，共在位15年。既然王莽改朝换代，新朝当然是独立一代。有人把它列入西汉是不妥当的。这是受了封建史家的影响。班固在《汉书》中把《王莽传》列入书末，根本不把他当作皇帝看待；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把新朝列入《汉纪》，不视它为另一个朝代。班固、司马光都是封建正统史学家，非刘姓而帝者都被他们视为篡位，不是正统。其实，王莽主要是后来失败了；如果王莽不被东汉所代替，新朝必然是个正统朝代。后来的曹魏代东汉，李渊迫隋恭帝让位、赵匡胤取后周而代之，都被司马光认为是正统朝代，就是他们夺权成功了。我们应该尊重事实，不能再因袭“胜者帝王败者贼”的传统观点，新朝是一个独立的朝代。
（四）
再说东汉献帝被迫到长安。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失败后，出现了军阀混战的局面。公元189年，并州牧董卓由河东（山西安邑）进入京师洛阳。董卓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废少帝，另立献帝，献帝实际上是董卓手中的傀儡。第二年，关东州郡起兵，推袁绍为盟主，共讨董卓，董卓遂迫使献帝西迁长安。后来董卓被吕布所杀，董卓部下李、郭汜等又互相厮杀，献帝又成了他们争夺的对象。公元195年7月，李、郭汜的矛盾缓和，献帝乘机离开长安，东归洛阳。从公元190年2月到195年7月，共6年（实际上是5年零5个月），虽然是董卓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达到个人专权的目的，但还应是一次迁都。因为既然董卓控制献帝可以对其他军阀发号施令，无疑献帝还有天下共主的作用。李、郭汜拼得你死我活，也都认为掌握献帝是奇货可居。这都说明献帝的地位还是无人可以代替的。这样一来，献帝迁居长安，长安自然就是都城。
另外，董卓迫使献帝西迁的时候，也明确说是迁都，同时还讨论过迁都的理由。董卓说：“高祖都关中，十有一世，光武宫雒阳，于今亦十一世矣。按《石包谶》（当时流行谶纬之说，即牵强附会地把自然现象和人事联系起来，随心所欲地解释社会问题，《石包谶》就是宣扬这种思想的文献），宜都长安，以应天人之意。”这种理由，立即遭到司徒杨彪的反对。杨彪说：“移都改制，天下大事……昔关中遭王莽残破，故光武更都雒邑，历年已久，百姓安乐，今无故捐宗庙，弃园陵，恐百姓惊动，必有糜沸之乱。《石包谶》，妖邪之书，岂可信用！”董卓坚持说：“关中肥饶，故秦得并吞六国。”《资治通鉴》卷五十九，献帝初平元年正月。而且还表示他可以改变关中残破的局面，必须迁都。尽管董卓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但他又不得不正面和杨彪解说长安是否具备建都的条件。不难看出，献帝西走长安，在当时是被视为迁都事件的。现在我们认为东汉献帝曾迁都长安6年，也是名正言顺的。
（五）
西晋建都洛阳，有两个皇帝（惠帝、愍帝）暂住长安，这是否算在长安建都，需要具体分析。
惠帝是个懦弱无能的皇帝，他初即位时，由晋武帝皇后之父杨骏总揽朝政，后来，他的贾皇后杀了杨骏，自己专权。贾后先重用汝南王亮，旋又使楚王玮杀亮，继又杀玮。这样一来，就引起了皇族内部的“八王之乱”。惠帝在八王之乱中是诸王竞相利用的工具，多次被迫出走，离开京城。西走长安，只是其中的一次。
公元301年正月，赵王伦迫使惠帝让位，尊其为太上皇，并将其迁到金墉城（京城西北）。接着，齐王、成都王颖、河间王共同起兵讨伐赵王伦。四月，赵王伦失败，惠帝又回到洛阳，恢复皇帝的地位。从正月到四月，再加一个闰三月，共5个月。惠帝被驱逐出京，当然不算迁都。
公元304年3月，惠帝被迫下诏以成都王颖为皇太弟，都督中外诸军事。颖在邺（河北临漳县西南邺镇东）以皇帝自居，专横骄侈，遂引起东海王越的不满。七月东海王越挟持惠帝北征，结果东海王战败，惠帝又到成都王军中，被迫入邺。八月，安北将军王浚进攻邺，成都王颖不得不又将惠帝送回洛阳。这次惠帝到邺，实际上是战败被俘，根本谈不上迁都。
惠帝被俘以后，在长安的河间王遣部将张方率兵二万进驻洛阳。惠帝回到洛阳，完全被张方所控制。本来，张方还想公开奉帝迁都长安，但由于怕惠帝不从或遭他人反对，遂假借请惠帝谒太庙之名，欲劫持惠帝，但因惠帝不出，故又强迫惠帝上车西去。惠帝逃到后园竹丛中，又被军人找到，逼其上车。公元304年11月到了长安。这次惠帝到长安和被俘到邺，并没有什么区别。
公元305年7月，东海王越又以“西迎大驾”的旗号，兴兵讨伐张方。公元306年正月，河间王看到战局不利，遂杀张方向东海王越求和。东海王越派遣其部将祁弘、宋胄等继续西进，迎接惠帝。河间王屡战屡败，四月在长安东灞水（陕西西安市东郊）一战，彻底溃败，单马逃入太白山（在陕西眉县）。祁弘等又像得了战利品一样，把惠带回洛阳了。这次惠帝到长安共一年零五个月。看来时间长于他被逐到金墉城或被俘到邺，但实际上都是八王之乱的一个环节，没有本质的差别，都不算是迁都。
晋愍帝在长安称帝，是应被视为建都于长安的。公元311年，匈奴将领刘曜、王弥攻陷洛阳，晋怀帝被俘。雍州刺史贾疋等人于公元312年9月在长安拥秦王司马业为皇太子，并建宗庙社稷，准备称帝。公元313年正月，怀帝被刘聪所杀。四月，司马业即皇帝位，并改元建兴。这就是晋愍帝。公元316年11月，在刘曜兵临长安城下时，愍帝出降。愍帝在长安三年半，长安是起了都城作用的。其一，愍帝以皇帝的身份表示，要“扫除鲸鲵，奉迎梓宫，克服中兴”。还“令幽、并两州勒卒三十万，直造平阳。右丞相宜帅秦、凉、梁、雍武旅三十万，径诣长安。左丞相帅所领精兵二十万，径造洛阳”②《晋书》卷五《愍帝纪》。可见，长安是当时的政治中心。其二，匈奴军队在攻取洛阳之后继续进攻长安，显然是把长安视为西晋政权的所在地；不取得长安就不算灭亡西晋。其三，后人也把长安当作当时西晋的首都，例如，公元316年8月刘曜进逼长安，唐人称谓“刘曜逼京师”，10月长安发生饥荒，唐人又称谓“京师饥甚”②。由此可见，不管是当时或后来，人们都认为长安是愍帝时西晋的都城。
（六）
北魏孝武帝西奔长安，也不应认为是迁都。北魏末年，丞相高欢专权。孝武帝不甘忍受高欢的控制，遂于公元534年8月逃奔长安，依附于在长安的北魏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关西大都督宇文秦。同时，高欢亲自率军追击武帝，直至弘农（河南灵宝），前锋越过潼关，抵达华阴长城（陕西华阴北洛水沿岸）。10月，高欢因未达目的而回到洛阳，立即宣布取消孝武帝的皇帝资格，另使孝静帝即位，并迁都到邺。不难看出，孝武帝到长安立足未稳就失去了北魏皇帝的地位。史家也认为“魏于此始分为二。”《北史》卷五《孝武皇帝纪》。《资治通鉴》也自此把北魏的历史按东魏、西魏分别叙述。由此可见，孝武帝尽管于12月才被宇文泰害死，但他到长安后就不再是北魏皇帝，长安也没有起到北魏都城的作用。无疑，这不算一次建都。
（七）
最后，谈谈武则天所建周朝是否建都长安的问题。事实证明，武则天建周是定都洛阳，并非长安。
本来，唐朝建都长安，称洛阳为东都。武则天为了改朝换代，另起炉灶，特以定居洛阳。公元684年2月，武则天废中宗为庐陵王，另立睿宗。从此，武则天就成了实际上的皇帝。9月，武则天即改东都为神都。从唐高宗死到武则天退位，武则天除了从公元701年10月到703年10月的两年住在长安外，其余20年她一直住在洛阳。公元705年正月武则天退位，中宗再次为帝，2月就又改神都为东都。由此可见，武则天的政治生命与神都共始终，洛阳实际是武周王朝的政治中心。
武则天为什么要以洛阳为政治中心呢？主要是为了改朝换代，以周代唐，也就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
高宗死后，武则天要亲自掌权的野心已经暴露无遗。中宗擅自作主，欲以其韦后之父韦玄贞为侍中，立即引起武则天怒不可遏，致使中宗被废为庐陵王。看来，皇帝只能是她手中的傀儡，决不能违背她的意志。接着，她又写信给西京留守刘仁轨：“昔汉以关中事委萧何，今公亦犹是矣。”刘仁轨上疏：“辞以衰老不堪居守。”武则天明确表示：“今以皇帝谅不言，眇身且代亲政……原以匡救为怀，无以暮年致请。”《资治通鉴》卷二三，光宅元年二月。既然她视刘仁轨为萧何，无疑她是自比刘邦了。显然，她是要刘仁轨像萧何支持刘邦打败项羽那样，支持她在洛阳“亲政”。同时，也说明委重任于刘仁轨并非权宜之计，而是要刘仁轨和她密切配合。她对刘仁轨如此放心，委以重任，当然说明她无意回长安了。
永隆元年（680），被武则天废为庶人的太子李贤，也在中宗被废以后不久，就被迫自杀（684年3月）了。
光宅元年（684）9月，武则天又改嗣圣元年为光宅元年。“嗣圣”，是中宗即位以后新用的年号，而且，“旗帜皆从金色。八品以下，旧服青者更服碧。改东都为神都，宫名太初。又改尚书省为文昌台，左、右仆射为左、右相，六曹为天、地、四时六官，门下省为鸾台，中书省为凤阁，侍中为纳言，中书令为内史；御史台为左肃政台，增置右肃政台；其余省、寺、监、率之名，悉以义类改之”《资治通鉴》卷二三，光宅元年九月。改东都为神都，自然有拔高洛阳地位的意思，宫名太初，以示其从头开始。在改革官职名称与政府机构并改元的同时，改东都为神都，再和废中宗、逼死李贤、要刘仁轨在关中密切配合等一系列事件联系起来，明显地看出她是在积极进行改朝换代的准备。巩固关中，抬高洛阳的地位，是她改朝换代的重要步骤。
与此同时，武则天又在洛阳“立武氏七庙”。立七庙，是古代皇帝的特殊权利。为了进行宗法统治，古代帝王都供奉其七代祖先。后来，七庙就成了封建王朝的代称。非常明显，武则天于洛阳立“武氏七庙”，就是要以洛阳代替长安，武氏代替李氏。
另外，武则天还在洛阳建立了明堂。明堂是古代帝王举行祭祀、朝会、庆赏等各种大典的场所。明堂之建筑，极其豪华，“饰以珠玉，涂以丹青，铁入云，金龙隐雾，昔殷辛琼台，夏癸瑶室，无以加也”《资治通鉴》卷二四，垂拱四年十二月。“太宗、高宗之世，屡欲立明堂”，都“不决而止”《资治通鉴》卷二四，垂拱四年正月。武则天建立如此豪华的明堂，显然是有其用意的。同时，他建明堂的用途也有别于古代。当明堂遭火灾以后，左拾遗刘承庆建议：“明堂，宗祀之所。今忽被灾，陛下宜辍朝停辅，以答天谴。”纳言姚反对道：“今明堂乃布政之所，非宗庙之地。”《唐会要》卷十一《明堂制度》。武则天同意姚的看法。这就是说，武则天时的明堂，主要是用于政治活动而不是祭祀。这又说明，武则天是要把洛阳作为政治中心的。
天授二年（691）七月，武则天做皇帝还不到一年，就“徙关内户数十万以实洛阳”《资治通鉴》卷二四，天授二年七月。这是历代帝王为巩固其都城常用的伎俩，秦始皇曾“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隋炀帝建东都，也徙“洛州郭内居民及诸州富商大贾数万户以实之”《资治通鉴》卷一八，大业元年三月。以人力充实都城，当然是为了巩固统治者的地位。武则天徙关内数十万户充实洛阳，更暴露了她欲以洛阳代替长安的用心。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制造与洛阳有关的改朝换代的舆论。自古以来，每当改朝换代的时候，常常有人对新的统治者投其所好，千方百计地制造舆论，说明后者代替前者是顺天理、合人意的。秦朝末年，有人为了吹捧刘邦，就穿凿附会地说刘邦是赤帝子，秦帝是白帝子，并编造了刘邦剑斩白蛇的故事，以示刘邦取代秦朝皇帝的地位是名正言顺《史记》卷八《高祖本纪》。隋朝末年，李渊从太原起兵，“世人皆传李氏当应图谶”《资治通鉴》卷一八三，义宁元年四月。同时，“太原获青石，龟形，文有丹书四字，曰‘李治万世’，齐王遣使献之……于是内外毕贺”《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武则天想取唐而代之，也出现了类似情况。垂拱四年（688），武承嗣使人凿白石为文曰：“圣母临人，永昌帝业。”把此石献给武则天的人“称获之于洛水”。武则天命其石曰“宝图”，下诏“亲拜洛，受宝图”，并“命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以拜洛前十日集神都”。不久，又“更命宝图为天授圣图，洛水为永昌洛水，封其神为显圣侯，加特进，禁渔钓，祭祀比四渎”《资治通鉴》卷二四，垂拱四年五月。既然“天授圣图”得之于洛水，当然在洛水之阳建都是顺乎天意了。这又说明，武则天建都洛阳决不是偶然的。
至于黄巢在长安建国称帝，李自成在西安建国称王，都是农民政权的问题，不必和封建王朝相提并论。
综上所述，在西安建都的朝代是：西周、秦、西汉、新、东汉献帝、西晋愍帝、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共13个王朝。
读《隋唐文化史》
赵文润教授主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隋唐文化史》，前所未有，颇具特色。
有关隋唐文化的专史，既是初次问世，首先应该肯定作者的开创之功。其次，就内容说，各种中国通史或教材虽然也都有文化史专章，但用其隋唐部分和这本专史相比，都显得相形见绌。该书增加了大量的更新更多的内容，使人们稍加翻阅就有面貌一新、内容丰富的感觉。例如，“隋唐饮食文化”、“隋唐人的娱乐”、“隋唐人的文化素质”等专章，都是各种通史或教材未曾谈到或很少涉及的。
更主要的是，该书有自己的特点。
其一，把握了时代的特点。隋唐是在南北朝长期分裂后再次出现的统一王朝。同时，自西晋以后出现的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日益缓和，使民族融合走上了新阶段。作者充分把握了这一时代特点，把隋唐文化的各个部分都和这个时代背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这些内容，除了在绪论中有所阐述外，在各部分的章节中也有充分体现。例如，第一章谈隋代学校的教学内容，既考虑到隋文帝“锐意革新，励精图治”的需要，也考虑到“复兴儒学，统一南、北之学”是当时“统治集团在意识形态上的必然要求”，同时又是隋文帝广收人才，统一思想的重要政策”。不难看出，隋代学校的教学内容是为统一的需要而设置的。
在第三章的饮食文化中，作者首先考虑到国家由分裂走向大一统后，生产发展了，为饮食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其次，又注意到商业、交通的发达，促进了各地及中外饮食的广泛交流，从而导致了隋唐饮食业的高度发达。
在第七章的隋唐艺术中，作者明确地说：“隋唐社会的统一，国家的安定，经济的发展，是隋唐音乐舞蹈发展的基础，而民族融合、文化的交流又给隋唐音乐舞蹈注入了新的血液。”在第十章隋唐人的文化素质中又说：“隋唐文化绚烂多姿，异彩纷呈……是各民族文化融合、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果。”
如上所述，隋唐文化与魏晋南北朝文化的联系与区别就非常明显了。隋唐文化是魏晋南北朝文化的继续和发展，同时，后者又比前者更加丰富多彩，使中国古代文化跨上了新的台阶。文化史是全部历史的组成部分，新的历史阶段出现新的文化内容是历史的必然，作者通过千姿百态的文化现象，生动地说明了历史由分裂到统一和民族融合的具体进程。
其二，非常重视人的因素与文化发达的关系。各种通史或教材谈到隋唐文化的高度发达，都注意到它和经济发展、政治统一密切相关，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隋唐人特别是唐人的文化素质与文化发达的关系。即使有人涉及人的因素，也只是笼统地谈到文化是劳动人民创造的等等，根本没有触及知识分子和文化发展的关系。在这方面，《隋唐文化史》敢于独述己见，阐明了人的素质与文化发展的相互作用。
作者认为：“隋唐文化的发达，促使人的文化素质迅速提高；隋唐人文化素质的提高，又成为隋唐文化发达的重要原因和标志。”这种互为因果的关系，反映了历史的真相。作者论述人的因素不是笼而统之地孤立地谈人，而是在历史继承性的前提下，充分考虑到隋唐王朝地域辽阔、多民族共存、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等因素对人的文化素质有所影响而产生的差异等。从而使该书所论述的文化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具体的长安人、北方人、南方人、各个民族的人。作者还把各种人分为不同的层次：知识分子、统治集团、普通百姓、妇女等，分别阐述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及其对文化的贡献。
作者对知识分子的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隋唐知识分子的文化素质横向比较在人群中是最高的，纵向比较在历史上是空前的。翻开卷帙浩繁的隋唐史籍，知识分子在各行各业的辛勤劳动和创造发明随处可见，无论是文学、史学、宗教、哲学，还是天文、地理、书画艺术，几乎所有令后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中，都浸漫着知识分子的汗水，闪烁着知识分子智慧的光芒。”对古代知识分子作如此高的评价，显然是其他有关著作无可比拟的。对统治集团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也没有回避，而是直截了当地说：“统治集团文化素质的优劣高下，对全民文化素质的高低有至关重大的影响。”统治集团的内部文人云集，“反映出隋唐人高水平文化素质的一个侧影”。显然，这纠正了过去那种只看到统治集团和人民群众对立的一面，而忽视其历史作用的另一面的偏向。
还有一点值得称道，就是在肯定统治集团和知识分子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的同时，并未贬低下层人民的作用。作者说：“普通百姓的文化素质，是隋唐文化空前繁荣的坚实基础。”更有特色的是还肯定了妇女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
其三，重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任何一门科学，只有在它具有现实意义的时候，才有存在的价值和发展的可能，历史科学也不例外。没有现实意义的历史研究是没有生命力的，重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正是该书的又一特点。
第五章“哲学思想与宗教”，专门设有“法门寺的兴盛与七迎佛骨”一节，这是当前考古发掘对史学研究促进的结果。现代文化事业的发展，需要人们对古代文化有更深层次的理解，法门寺出土文物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显然，现代考古事业的发展推动了有关学术研究的深入，有关学术研究的深入又促进了人们对古代历史的再认识。这种历史与现实的有机联系，在该书中有充分的体现。特别编写这一节，正是为了启示读者，学习文化史必须纵观古今，不能把历史与现实分割开来。
“隋唐饮食文化”、“隋唐人的娱乐”、“隋唐文化的历史地位”等各章，也都鲜明地反映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
阐述隋唐人的饮食，可以丰富、发展人们的生活。同时，也使人们受到启发：饮食文化的发展与开放政策直接相关。唐代的开放政策，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东西方各族人民相互联系、相互借鉴、相互促进，共同繁荣了唐代及世界饮食文化，并推动各民族饮食文化的发展。”不言而喻，当前的改革开放，也必然促使中外饮食文化在互相借鉴、互相补充中发展。
西安人早已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就是“重振汉唐雄风”。这个口号的意思是努力建设西安，使古都再次显示其在全国、全世界的重要地位。唐代的长安，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最大的都市，也是全世界最有影响的城市之一。她影响着各国的使臣、商人和留学生，既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中心，也是东方文化的渊源。这正是西安成为今天旅游热点城市的主要原因。因此，正确估计以长安为中心的唐代文化的历史地位，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作者说：“隋唐文化承前启后，既总结了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文化演进的丰硕成果，又促进了传统文化的基本定型。它博大精深，光彩夺目，是我国文化史上的瑰宝，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珍品。它不仅在古代文化史上占有辉煌的地位，而且迄今仍然具有东方文化的魅力，散发着迷人的芳香。”无庸置疑，这充分说明了作者在编写文化史的同时，密切注意了它和现代文化的关系。
无可讳言，这部文化史也有自己的不足之处。就资料的使用说，有些地方运用的资料还不够典型，或者还需要更全面一些；另外，对个别问题的分析也可以更深入一些。不过，开创性的著作略有疏失，在所难免。瑕不掩瑜，《隋唐文化史》是一部成功的著作。
《隋唐文化史》，赵文润主编。35万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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