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律”二字，本是杜甫自己先说起。“老去渐于诗律细”，不是老杜的名句吗？宋朝自欧阳脩开风气而门庭较为广大，他的后辈，如王安石、苏轼、黄庭坚以及陈师道，无论各人是何等的作风，但无不尊奉杜甫为百世不祧之祖。王安石有《四家诗选》，以杜为第一，而李白反在最后。《渔隐丛话》卷六引《遁斋闲览》说：
或问王荆公云，编四家诗，以杜甫为第一，李白为第四，岂白不逮甫也？公曰：白豪放飘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于此而已，不知变也。至于甫，则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盖其诗绪密而思深，观者苟不能臻其阃奥，未易识其妙处，夫岂浅近者所能窥哉？此甫所以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也。
杜的价值，和后来人所有对于杜的认识，都让这几句话说尽了。（又《渔隐丛话》卷六引王定国《闻见录》，说黄鲁直说荆公《四家诗选》是因陈和叔请业而作，和叔先持杜诗来，故荆公即签示之。和叔随所送先后而编集，初无高下。）据这《闻见录》所说，这是黄鲁直亲自问荆公的，究竟不知确否。譬如荆公自己的《唐百家诗选序》说：“欲知唐诗者，观此足矣。”而邵博《闻见后录》又说是宋次道家中钞胥所误，说是这些钞胥嫌钞得太多，偷偷地将长篇漏去了。这都使我们不容易断定。但是以理推之，既然亲操选政，应该不能怎样草率。书成之后，何以不复审一下？王定国、邵博这两段话，或不足信。安石又做杜甫像赞，推崇他到极点。本来自从唐元稹做李、杜优劣论，先杜而后李，当时韩愈不以为然，所以有“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那首诗。但后来《新唐书·杜甫传赞》，以及王安石这种《四家诗选》，又及秦观《淮海集》里的《少游进论》，都是推杜甫为诗中集大成的人，都是本于元稹之说。大概都因为杜甫律深意切，而李白不易揣摹。所以元稹说杜诗，“风调清深，属对律切。”《新唐书》的赞里也说，杜甫“律切精深”。宋人所讲究的，多半重在这一点。《石林诗话》说：“王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造语用字，间不容发。然意与言会，言随意遣，浑然天成，殆不见有牵率排比处。”清吴之振《宋诗钞》说：“安石精严深刻，皆步骤老杜所得。”《诗人玉屑》卷十七说：“吕丞相说，东坡自南迁以后诗，全类子美夔州以后诗，正所谓老而严者也。”《后山诗话》说：“苏子瞻云：‘子美之诗，……集大成者也。’学诗当以子美为师，有规矩故可学。”至于黄山谷之学杜，更不待言。这几个人笔路固然不同，《后山诗话》里说“介甫以工，子瞻以新，鲁直以奇，而杜子美之诗奇常工易新陈，莫不好也”，但他们沉酣于子美之诗，都是一样。黄山谷学杜诗，自负是能去皮得骨的人，所以他有“天下几人学杜甫？谁得其皮与其骨”两句诗。到了吕居仁作《江西宗派图》，又后来方回选《瀛奎律髓》，定“一祖三宗”之目，于是杜子美不但做了宋人的家祖，而且成了黄山谷、陈师道一班人所独有的了。吕居仁的《江西宗派图》，照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及《文献通考》里的《经籍考》所录，称为《江西派》一百三十七卷，又有《续派》十三卷。陈振孙说他所录的，是“黄山谷而下三十五家”。又说：“诗派之说，本于吕居仁。前辈多有异论，观者当自得之。”本来钟嵘、张为、司空图，都曾经依照诗的作风，分别品次。但明明地说出“派”字，而且专以一个地方风气为主，是从吕居仁这部书开始。但是陈振孙说他所录的三十五家，而《渔隐丛话》卷四十八又说他所录的，是“自豫章（指山谷）以降，列陈师道、潘大临、谢逸、洪刍、饶节、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韩驹、李彭、晁冲之、汪端本、杨符、谢薖、夏傀，林敏功、潘大观、何觊、王直方、僧善权、高荷合二十五人以为法嗣，谓其源流皆出豫章也”。这两说，对于人数上颇不相符。至王应麟之《小学绀珠》录此《宗派图》，又有吕本中（即居仁）自己，附在最后，内容二十五人，亦有不同。居仁原来只作了这个图，他的门人，又附录各家的诗，所以有一百余卷之多。后来传者不一，或甚至有所增减。据宋刘克庄的《江西诗派小序》（今人丁福保编入其《历代诗话续编》）说：“诗派旧本，以东莱居后山上，非也。今以继宗派，庶几不失紫微（即居仁）公初意。（东莱亦指居仁）”这样看来，或者居仁不过举其大纲，他的门人弟子本着他的意思，略有推衍变化。所以《直斋书录解题》说：“诗派之说，本于吕居仁。”所谓本于吕居仁，即是从此发起，而附和者从而推衍的意思了。现在这一百三十七卷的原书，我们已看不着。他的《宗派图》的大略，只有以《渔隐丛话》所引为主了。《渔隐丛话》又略引居仁的原序，说居仁《宗派图》的原序本有数百言，大略是：
唐自李、杜之出，焜耀一世。后之言诗者，皆莫能及。至韩、柳、孟郊、张籍诸人激昂奋厉，终不能与前作者并。元和以后至国朝歌诗之作，或传者多依效旧闻，未尽所趣，惟豫章（指黄山谷）始大出而力振之，抑扬反复，尽兼众体，而后学者同作并和，虽体制或异，要皆所传者一。予故录其名字，以遗来者。
他所谓“录其名字，以遗来者”，即是但作了那个图。至于附录各人的诗，当然是他的后学所为了。对于他这《宗派图》，有许多人都欢喜加以批评或讨论。《渔隐丛话》颇不以这样过崇山谷为然，说：“余窃谓山谷自出机杼，别成一家，清新奇巧，是其所长。若言抑扬反复，尽兼众体，则非也。元和至今，骚翁墨客，代不乏人。观其英辞杰句，真能发明古人不到处卓然成立者甚众，若言多依效旧文，未尽所趣，又非也。所列二十五人，其间知名之士，有诗卷传于世为时所称道者，止数人而已。其余无闻焉，亦滥登其列。居仁此图之作，选择弗精，议论不公，余是以辨之。”刘克庄的《江西诗派小序》也说这派中有些人的“诗绝少，无可采”；又有些人，本不是江西人；又有些江西人可采而不采。《渔隐丛话》是根本不赞成吕居仁这宗派之说。刘克庄所疑的，不过是居仁去取的标准。克庄并且发明黄山谷的特点，极其推崇，所以克庄是很赞成吕居仁的。克庄这小序上说：“国初诗人，如潘阆、魏野，规规晚唐格调，寸步不敢走作。杨、刘则又专为崑体，故优人有挦扯义山之诮。苏、梅二子，稍变以平淡豪俊，而和之者尚寡。至六一、坡公，巍然为大家数，学者宗焉。然二公亦各极其天才笔力所至而已，非必锻炼勤苦而成也。豫章稍后出，荟萃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搜猎奇书，穿穴异闻，作为古律，自成一家，虽只字半句不轻出，遂为本朝诗家宗祖。”他这段话，发明山谷之所以特异，比较吕居仁《宗派图序》所讲的还要透彻，并且还比较没有毛病。山谷之诗，如果一定说他“抑扬反复，尽兼众体”，似乎还不如克庄这“锻炼勤苦……只字半句不轻出”几句话为形容得要；山谷所以究竟不同于欧、苏的，也正在此。至于陈后山本是和山谷齐名工力悉敌的人，居仁把他置在此图之首，作为紧接山谷的法嗣，克庄说：“后山树立甚高，不以一字假借人，然自言其诗师豫章公……后山地位，去豫章不远，故能师之。”这也说得很好。本来以宗派言诗，其起源很早，我上边说过，像钟嵘《诗品》都算是这一路。我们看钟嵘的书中，欢喜说某人之诗出于某人，岂不也和居仁是一样的宗旨？宋朝的诗，除了初期有西崑体曾经盛极一时外，六一、荆公、宛陵、东坡这些人起来，大变风气，实在是和山谷、后山这些江西派，是沆瀣一气。六一、东坡等，实也是江西派的开道者，他们的诗，都是剥去浮艳，专存真气，正是开启江西派的作风，不过山谷于剥去浮艳、专存真气之中，也仍要讲究锻炼，不像六一多偏于疏散，东坡多偏于豪放罢了。吕居仁原来因为一班朋友结社吟诗，一时师友风气，瓣香山谷，以此作图纪事；后学附和，就编成了那一百三十七卷的总集。我们看居仁自己论诗的宗旨，极有自己心得之言，而且也不拘一格，足见得他这《宗派图》也不过是一时兴到之作。清张泰来的《江西诗社宗派图录》（丁福保《清诗话》）说得好：
大抵宗派一说，其来已久，实不昉自吕公也。严沧浪论诗体，始于风雅，建安而后，体固不一，逮宋有元祐体、江西体，注云：“元祐体即江西派，乃黄山谷、苏东坡、陈后山、刘后村、戴石屏之诗。”是诸家已开风气之先矣。居仁因而结社，一时坛墠所及，遂有二十五人，爰作图以记之。观吕公自序有云：“同作并和，虽体制或异，要皆所传者一。”其崖略可睹矣。
他又引：范周士云：“吕公一日过书室，取案间书读之，乃《江西宗派图》也。公言：‘安得此书，切勿示人，乃少时戏作耳。’”及举此语以问陵阳先生，公语云：“居仁却如此说。《宗派图》本作一卷，连书诸人姓字，后丰城邑间刻石，遂如禅门宗派高下，分为数等，初不尔也。”（张泰来不信此说，我以为不妨存之）
所以这样看来，这《宗派图》在居仁本人，实不是什么经意的书，不过自欧阳脩、王安石、苏轼以及黄庭坚、陈师道一反西崑的作风，沉酣于唐朝李、杜、韩各大家，而尤皈依老杜，由他们这种宏雅之才，渊广之学，发为诗歌，成了宋诗的特色，于是效法黄、陈的那班江西社里的人，就捉着黄庭坚做一种格式，铸定了宋诗的模型。这种风气之转移，师承之大略，事实所现，固是如此。所以这《宗派图》，也未尝不是一种事实的书了。至于究竟江西派所爱赏的是何种诗笔呢？要解决这个问题，仍不得不拿吕居仁的议论来研究一下。居仁的《紫微诗话》所称引的，颇不拘一格。他称引张横渠、程伊川的诗，又极赞李义山的《重过圣女祠》诗及《嫦娥》诗句。清《四库全书总目》说他“未尝不兼采众长”，诚然不错。但他最精的议论，可以代表江西派的观念的，就是他所作的《夏均父集序》。他这序中说：
学诗当识活法。所谓活法者，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是道也，盖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知是者可与言活法矣。谢玄晖有言，“好诗流转圜美如弹丸”，此真活法也。近世豫章黄公，首变前作之弊，而后学者知所趋向，毕精尽知，左规右矩，庶几至于变化不测。（刘克庄《江西诗派小序》引）
他这所谓“活法”，所谓“流转圜美如弹丸”，诚然是很精辟的境界。山谷之精美清奇，学杜而能变杜，正是这样的情形。克庄又解释居仁这几句话，说：“此序，天下之至言也。……所引谢宣城‘好诗流转圜美如弹丸’之语，余以宣城诗考之，如锦工机锦，玉人琢玉，极天下巧妙。穷巧极妙，然后能流转圜美。近时学者，往往误认弹丸之喻而趋于易，故放翁诗云：‘弹丸之论方误人。’又朱文公云：‘紫微论诗，欲字字响，其晚年诗多哑了。’然则欲知紫微诗者，以《均父集序》观之，则知弹丸之语，非主于易；又以文公之语验之，则所谓字字响者，果不可以退惰矣。”这样看来，江西派末流之枯涩颓唐，是不合于居仁之原意了。陈师道的《后山诗话》，江西派人多奉为金科玉律，但其中也不无可疑。陆游《老学庵笔记》疑其伪托。《四库全书总目》也说他对于苏、黄俱有不满之词，殊不类师道语。这诗话上有几句好像是严立宗旨之言，说：“凡诗文宁拙毋巧，宁朴毋华，宁粗毋弱，宁僻毋俗。”这几句话，固然是诗文界一种良药，但是我看和吕居仁“弹丸”“字响”的宗旨，和刘克庄所说的“山谷锻炼”，似乎都有点不同。山谷之诗，自然多向“僻”的一边走，但“僻”也正是锻炼，至于“粗”“拙”二字，实在完全没有，并且冷艳芬芳的地方，也绝不是“朴”。即便陈师道自己的诗，也可以说是精巧在骨。以粗硬为尚，似乎都不是山谷、后山以至于居仁的主张。《后山诗话》，固然不能说完全不足信，但或者有后人传闻增附的地方。因为这个书，偶有自相矛盾之处。
江西派初期诸人所爱赏的，是精致灵活，而绝不是粗豪生硬，这一层是可以断言的。他们善于学杜，善于体会老杜的诗律，所以如此。杜诗之所以难学，而且往往学出毛病来，正是为那班拿粗豪的眼光来看杜的人所误。我们翻开这《后山诗话》一看，上面正有与前一说相矛盾的话，他说：“学杜不成，不失为工。”既然如此，为什么又说宁取粗拙呢？所以我们要想知道江西派的真心，还是不得不尊重吕居仁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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