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心灵内的过程和一些发生在人际关系中的过程是混合的，所以不能忽视它们，因此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的结论。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论点进行解释。我只是想要简单地说一点：他有一种需要培养自己的特质和态度，如果这种需要没有被我们考虑在内，那么我们就不能对他探求情爱的神经官能症需要或者所有对他人的类似需要进行讨论。
我在《自我精神分析》中举了很多“神经官能症倾向”的例子，有的例子具有心灵内的价值，比如，通过原因或者意志力达到征服的强迫性需要，或者达到追求完美的强迫性需要。从这一方面来说，在对克莱尔的病态依赖（参见《自我精神分析》一书）进行分析的时候，我对本书同一章节所讨论的诸多心灵内因进行了简单的讨论，人际关系间的因素是讨论的重点。在我看来，心理疾病主要是人际关系方面的一种障碍。
除了这个定义以外，第一个确切的步骤是对“自我理想化可能造成他人的冲突”进行讨论。我在《我们内心的冲突》一书的相关章节提到了想象的概念，我还没有对这个定义进行解释。那时我发现这只是一种奋斗而已，目的就是为了追求内在冲突。它的特殊整合作用正是对它所依赖的执拗性进行说明。
不过，在后来的几年，中心问题成了理想化形象的问题，很多新的观点都是从此发展而来的。实际上，对通向本书所述之所有“心灵内在过程”的范围来说，它确实是一种方式。如果用弗洛伊德的观点解释，我才对整个范围的存在有所了解。不过，我对弗洛伊德解释的认识只是一点一滴的，所以对我来说，这块领域仍然是陌生的。
如今我慢慢发现，神经官能症患者的理想化形象，不但组成了对自己意义和价值的错误观念，他还和弗兰肯斯坦的生成物比较相似，一个怪物将其所有的精力都吞噬了。最终，发展的驱动力和了解自己天分潜能的驱动力也被它占领了，这说明这种困难不再是克服或者解决方面的，实现他的潜能已经不能让他感兴趣了，达到理想化自我才是他努力要做的事。所以，他在追求世俗的荣誉和强迫驱动力的时候，不仅依靠战胜、权力和成功，同时那种残忍的内在系统也被激发了，他通过这种方式想要把自己打造成圣人。神经官能症的自负的发展和神经官能症的要求也是它引起的。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理想化形象原始信仰产生的结果。当对自己的态度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时，我发现人们是怎样使用那些和他们自己的理想化相一致的无理性和强度，并厌恨和鄙视自己的。在我的大脑中，这两种对立的极端对峙了一段时间，但我最后发现，他们不但是关系密切的，而且在本质上是一个过程的两面。所以，本书要讨论的主题就这样产生了：他的实我必然会遭到伟大的自我道德厌恨。如果我们认为这个过程的本质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就比较容易治疗上面提到的两种极端，所以神经官能症的概念也就发生变化了。神经官能症在现在成为一个人对自己和他人关系的一种阻碍。
虽然在某个范围内来说，这个主题仍然是主要的，但这几年以来，它的发展方向已经有两个了。真我的问题让太多人都感到困扰，而且已经在人的思维中发挥作用了，所以我对全部的心灵过程（理想化是这个过程的起点）有了一定的了解，这是一种与自我逐渐脱离的过程。最重要的一点是，真我受到了自恨的攻击，这是我在最后的分析中发现的。我们用主要的内在冲突来描述存在于自负系统和真我之间的冲突，这样神经官能症冲突的定义就被延伸了，我对它的定义是两种互斥的强迫性驱动力之间的冲突。我逐渐发现，神经官能症的唯一冲突就是这种冲突。自负系统的阻挠力和真我系统之间的建设力就是主要的内在冲突，这种冲突也是对理想化自我完美证明的驱动力和正常人格发展之间的冲突。所以，自我实现是治疗更加倾向的目的。从我们团体临床工作的结果得知，切实性是心灵内在过程的性质，我们已经对这一点非常清楚了。
随着我们对更为特别的问题进行研究，我们的知识本身在成长。我的兴趣也开始转向到不同“类型”的神经官能症了，或者是不同神经官能症人格产生的变异，在最开始的时候，这种变异过程是否出现由对内在过程的某一方面的了解决定。不过，我逐渐发现，对于心灵内的冲突来说，这是由了解它们所使用的不同伪装方式所产生的。对于神经官能症种类的建立，这些解决方式提供了一个新的、短暂的基础。
如果某种原理上的结论被普通人所得到，他一定希望将这一点和同行业的结论进行对比。他们是怎样把这些问题发现的？因为精力和时间不足的关系，我不能仔细地阅读一些具体的文章，就是因为这个简单而直白的原因，我只能对比一下弗洛伊德的理论，将其中的共同点和不同点进行解说，虽然这些工作看起来并不多，但我在完成它的时候还是要面临诸多的困难。我们不能想通过对个别的一些观点进行对比，就抓住弗洛伊德原理的精华所在。不过，从哲学的角度来说，想要进行比较，就可能出现以偏概全的问题，这种做法实在是不明智的。所以，进行详细的论述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而且即使进行了详细论述，那么人们也会因为其中的不同点而感到非常震惊。
当我们回忆和追寻与荣誉有关的因素时，我再次有了某种感觉，这种感觉是在以前向积极的方向迈进的时候出现的，弗洛伊德的观察力让我感到钦佩。这片领域原是无人问津的，弗洛伊德作为开创者是最让我们感动的，同时他还将遇到的各种阻碍清理干净了。他的见解独到，他所没有彻底了解或者认为不太重要的却非常少。第一点就是我所说的神经官能症的要求[35]。弗洛伊德发现，很多神经官能症患者对他人的希望经常是无理而过分的，当然也有可能是急切的。不过他认为这只是口欲的一种表现，对于那种“要求”的特点，则是他所不了解的，也就是认为自己有使需求[36]被满足的权力。另外，对于他们在神经官能症中所充当的角色，也是他不知道的。虽然弗洛伊德总是提到“自负”这个词语，但神经官能症的自负特点和含义却是他没有抓住的。病人对高能力和法力存有一定的幻想，他们容易被自我和“理想的自我”，也就是限制的荣誉化和自大等所迷惑，这些都是弗洛伊德切实观察到的。弗洛伊德还观察到了对权势、崇敬、赞赏、完美的追求和强迫性的竞争性以及雄心。
虽然这些因素都被弗洛伊德观察到了，然而他认为这些因素是互斥的，它们之间是没有关系的。这些因素都是一种权利倾向的表现，但弗洛伊德却并不了解。也就是说，弗洛伊德并不知道这种变异中的一致性。
有三个主要的原因是相互作用的。追求荣誉的驱动力所具有的威力是非常巨大的，不过弗洛伊德并没有发现这种威力和这种驱动力在神经官能症中的重要作用。第一个原因是人格特点属于传统条件的范围，这一点是弗洛伊德以及和他一个时期的很多欧洲学者都没有充分认识到的。简言之，从这一点来说，弗洛伊德把从自己身边发现的对成功和特权的渴望，错误地当作了普通人的强烈的追求。比如，他不能认为应该去检讨追求霸权、控制和取胜的强迫性驱动力，当然如果这种雄心和一般意义上的“正常”和“已定”（公认）的形式不一致。弗洛伊德认为，只有这种雄心才能引起显著的困难，或者（发生在女性身上）当他和公认的“女性特点”不一致的时候，这才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原因是弗洛伊德习惯于将神经官能症的驱动力解释为原欲现象（也就是本能冲动）。所以自我的另一种原欲的迷乱表现就是自我荣誉化，（比如，一个人高估了另一个“爱人”，同时还用同样的方式高估自己。一个野心勃勃的女人会“确确实实”地因为“羡慕阳具”而感到困扰。需要使“自恋欲得到满足”的表现就是需要被崇敬等。）所以，现在或者过去的爱情生活中的特别事件（也就是和性关系以及自我有关的事情），成为治疗上和理论上研究的内容，自我荣誉化、雄心等方面的特点、作用和意义已经不被重视。
第三个原因与弗洛伊德的进化论、机械论式的思考有关，这说明在表现上不但要被过去的事情限制，同时还说明只有过去的存在，不能有其他的含义，并没有任何一种真正的新事物出现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如今看见的，只不过是过去的变化罢了。从威廉·詹姆斯的理论看，它“正好是和原来的、不变的物质的再分布的结果相等同的”。因为这种哲学前提的存在，我们可以用俄犾浦斯情结（仇父恋母情结）或者兄弟姐妹之间的仇恨没有得到解决，来解释过度的竞争性。“万能”的幻想被认为是退化的婴儿时期的“原始自恋欲”的结果。所以，只能使用的就是建立起同婴儿时期的某种原欲经验关系，最“清楚”而又让人满意的解释就是这一点，这好像和上面所提到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在我看来，如果重要的病症没有受到这种解释的极力阻挡，那么治疗的效果并不会明显。比如，如果有一名病人知道分析者非常容易而又频繁地让他感到屈辱，同时还知道只要和女性亲近他就有一种侮辱感。同时他还认为自己和那些拥有男子汉气概和男性反常力的男人不一样。他可能想到他受自己的父亲屈辱的事情，也可能想到性行为方面的事情。他想到了很多事情和梦境，无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所以他做出了这种解释：对于病人来说，一些权威人士和分析者就是父亲的化身。所以，一旦病人感到恐惧或者被侮辱了，他就像小孩那样，流露出没有被解决的俄犾浦斯情结。
病人在经过这种分析过程以后，可能感觉自己的病症已经好了，同时也不再感觉委屈和耻辱了。实际上，他可能觉得这种分析确实有一些好处，对于自己的一些事情，他已经学到了，同时还知道自己的耻辱感是不正常的。不过，如果他的自负没有得到解决，那么这种改变就不可能是完全而彻底的。恰恰相反，这种好转只是一种表现，只不过是他的自负不堪忍受他的无理，不堪忍受他又倒退到了“婴儿期”所引起的。他可能只是又有了一系列新的“应该”，他应该成熟一些，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不应该带有婴儿的想法。他不应该有这种耻辱感，只有婴儿才会这样做，所以他的耻辱感就不见了。这样一来，表面上的情况有了好转。实际上，病人的发展却受到了阻碍，他感觉自己的屈辱隐隐地被刺激着，同时他也越来越不敢与这种耻辱感直接对视。所以，病人的自负是治疗的对象，并不能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使用对抗的方式。
根据上面所说的学术方面的原因可知，弗洛伊德是不可能发现探求荣誉的威力或者冲突的。有些因素是他在夸张的驱动力中观察到的，它们不但看起来“像是”，同时也“确实是”来自婴儿期的原欲驱动力。他的思维方式让自己感觉到，夸张驱动力本身就有一定的影响力，同时也是一种很重要的力量。
当我们对阿德勒和弗洛伊德进行对比的时候，这种观点就会更加明确。阿德勒的重要研究成果就是他发现“对权力和优越的追逐”这种驱动力对神经官能症是非常重要的。不过，阿德勒的侧重点是维持优越感和取得权力的技能，所以个人痛苦的含义是他不能了解的，他所研究的只是表面上的问题而已。
我们可以发现，弗洛伊德所说的自毁的本能就是求死，自恨和求死之间的相似性很大。至少我们可以发现，二者对自毁驱动力的强弱和意义都是同样重视的。不过，在一些细节方面的问题上，二者的看法是不一致的，比如，内部限制的自毁特点、自责和因此而引发的犯罪感的特点等。即使是在这个范围内，区别仍然是很大的。弗洛伊德认为，自毁驱动力的本能特征中有“完成”的痕迹，如果我们非常相信这种本能，那么这些驱动力产生的条件一定不是特别的心灵条件，我们在压制它们的时候也不能指望这些条件。它们的存在和影响一定组成了人性的象征。所以，从根本上来说，让自己受苦并摧毁自己成为人们唯一的选择，要不然就只能让别人痛苦或者摧毁别人了。总之，这些驱动力是不可能被改变的，但是可以被减轻。另外，如果我们和弗洛伊德一样，都认为有一种本能的驱动力是趋向于自毁、自灭或者死亡的，那么我们就一定会认为，自恨和它的诸多意义只不过是这种驱动力的一些表现而已。如果一个人厌恨自己，或者鄙视自己，但他还是保持当前的状态（成为他的实我），那么事实上，这和弗洛伊德的理论是彻底违背的。
当然，自恨的表现已经被弗洛伊德和支持他基本条件的人所发现了，不过对于其中一些暗藏的效果和形式，他却并不知道。就像是看起来病人对它的分析是自恨的表现，事实上，这是其他事物的表现，也可能是一种对他人的无意识厌恨。是的，如果一个病人是抑郁的，那么他潜意识中所厌恨的另一人会反对他或者对他发起进攻，他因此而感到自责。因为在他看来，自己“自恋欲得到满足”的需要已经被摧毁了。虽然这并不是一个常见的问题，然而却是弗洛伊德有关抑郁的理论的主要临床基础。简而言之，抑郁者主动地厌恨和控诉自己，事实上这是在潜意识中控诉和厌恨内射作用的敌人（有的敌意是对一些具有毁坏性的人物产生的，这些敌意已经转变为对自我和自己的敌视）[37]。或者看起来表现为自恨，“事实上”是超我的惩罚过程，而超我的惩罚过程却是心灵化的权威。另外，自毁可能重新转化成人际之间的问题，那就是厌恨他人或者害怕他人厌恨自己。最后一点，自恨有可能被当作是“超我”的虐待狂，这是因为回到了婴儿原欲的“肛门虐待狂时期”而产生的。所以，和我完全不一致的不仅有对自恨的解释，还有自恨现象的根本性质。
有一些分析专家同样一板一眼地遵守着弗洛伊德的思维方式，他们同样不支持“求死”，理由和我所认为的正确理由是一样的。[38]不过，如果将自毁的“本能特点”抛弃，那么仅凭借弗洛伊德的理论是很难彻底将这种自毁现象解释清楚的。我怀疑弗洛伊德在提出自毁本能的观点时，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他感觉关于这方面的其他解释不够完整。
我曾提到过“应该之暴行”，在它和超我的需求和限制之间，有一点相似性是非常显著的。但当我们对其意义进行详细的研究时，我们就会发现其中的差别。第一，弗洛伊德认为，品德和良心上的正常现象是超我代表的，如果它具有虐待性，或者非常残忍，那就是神经官能症的表现。就我个人来说，无论是哪种类别，或者到了哪种程度，只要这些应该或者限制具有相同的特点，那么就都归属于神经官能症的力量范围，也就是虚假的良心和道德。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部分超我是因为俄犾浦斯情结产生的，部分超我是从本能力量（欲望的力量）产生的（具有虐待性和破坏性）。我的观点是：内心的驱使是指在个人的潜意识中，想要改正自己、改善目前状况（成为完美伟大的人）的表现。我只解释这些区别所造成的诸多结果中的一种。我们认为自负和“应该”都是特别的自负的自然结果，人们因此而知道为什么在人格结构中，某件事物的需求是如此剧烈，但这件事物在另一种性格中却是不允许的。这种可能性也可以准确地用于人们对超我或者内心驱使的需要中具有的各种各样的态度。弗洛伊德的文章中曾提到过这些态度，主要包括纵容、顺服、贿赂、叛逆等。这些态度都被综合成所有神经官能症所具有的（亚历山大就这样认为），或者和诸如强迫和抑郁的神经官能症相关的一些形式有关。第二，从我的神经官能症的理论系统来说，我认为整体特殊的性格结构对他们的特点起严格的决定作用。这方面治疗的目的因为上面提到的那些区别而产生了差别，弗洛伊德的目的只有将超我的严重性降低，但我的目的却是让病人将内部的驱使彻底放弃，并根据自身的真实信仰和期望找到生活的目标。弗洛伊德的理论中是不可能存在我所提到的这些目的的。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认定，从这两种不同的方式中，我们可能发现一些特殊问题，但我们在进行叙述的时候可能使用了相同的方式。不过，这些问题的存在、变化和影响的解说却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我们暂且将个别的现象放下，而对整个现象之间的作用关系进行详细的研究（就像本书所讲的那样），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基本无法在具体操作中进行比较。
“对无止境的完美和权力的追求”与“自恨”之间的关系是这些相互关系中最为重要的一个。从古至今，二者之间的不可分离性就为众人所知。我想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魔鬼的协议”这则故事，因为其中的寓意与之非常相似。一个人的精神或者心灵正承受着痛苦[39]。他可以被下面这些邪恶的事物诱惑：巫婆、魔鬼、男巫，亚当和夏娃故事中的蛇，巴尔扎克《驴皮记》一书中的古玩商人，奥斯卡·王尔德《多利安·格雷的画像》中诙谐的外交官亨利·渥敦等。在协议中，不但有清除痛苦的条款，而且还说明赋予无限的权力。另外，也符合“基督的教化”这个故事，如果这种引诱能够被人们抵制住，那么就是伟大的。然而却一定要在最后付出代价，（形式不一样）也就是因为丧失灵魂（就像亚当和夏娃的感情不再纯真一样）而屈服；向法力顺从。撒旦对耶稣说：“只要你对我下跪，只要你称赞我，那么我会将所有都给你。”不过，需要付出的代价（就像《驴皮记》一书中那样的）是未来的炼狱之苦，或者是今世的精神痛苦。我们在《魔鬼与丹厄尔·韦伯斯特》中知道，魔鬼手中的衰竭灵魂是美丽的，这种象征性也是可理解的。
在民俗、神话和神学中，同样的议题（对其意义的解释是一样的，只不过所代表的是不一样的）经常出现。无论善恶的基本二元论怎样变化都是如此。也就是说，人们意识中的这种想法是根深蒂固的，是从古至今延续下去的。同时，精神医学因为时间因素而对心理学有所认识。是的，这一点非常明显，本书中所说的神经官能症历程与之是相符的，人们因为精神上感到痛苦而追求无限的权力，同时将自己的灵魂出卖，因为自恨而感受到地狱般的各种痛苦。
这些问题是又乱又长的，我们用它们来比喻弗洛伊德的看法。我们发现，弗洛伊德其实并没有发现这一点，同时我们还更加清楚为什么不能发现，因为他不知道“追寻荣誉”，“追寻荣誉”是一种复合性的产物，它来自我们所说过的多种关系密切的驱动力，所以我们不能对其震撼力有所了解。虽然他很明白自毁的严重后果，但却认为这是“自主驱动力”的一种表现。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此处所谈到的神经官能症历程都和“自我”相关。这是将真我放弃而追求理想化自我的过程，为了实现假我而对我们的天分才能不管不顾。这是一个对战的过程，对战的双方就是两种“自我”。为了调解这种争斗，我们唯一能采用的方法就是这一点。另外，这也是一种建设力，这种建设力是因为生活和治疗而产生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找真我。从这一点影响来说，对弗洛伊德来说，“自我”的问题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在他的“自我”理念中，描绘了一名神经官能症患者的“自我”，这位患者与自己的自发力疏远，与自己可行的希望疏远，没有主见，不能对自己的看法负责任，没有和周围发生激烈的冲突（也就是现实的考验）是他唯一知道的事情。这是一种“神经官能症的自我”，但却被错误地当作了正常的有生命力的自我，此时有一个复杂的问题可能根本不会出现，那就是祁克果与威廉·詹姆斯所发觉的真我。
最后一点，我们在对这个历程进行观察的时候可以通过精神或者道德价值的视角，人类真正悲哀的所有元素都包含在其中。人们虽然因此而变得具有破坏力，但人类的历史却表明，人类的奋斗是没有停歇的，这样才便于对自己和身边的众人有更加充分的了解。人类在不断地上进，为了得到深邃的宗教体验，为了培养更加崇高的道德品质和精神力量，希望自己的伟大成就是方方面面的，希望自己的生活方式更加完善。所以，人们的这些努力是一生相随的。人们凭借自己的想象力和智慧，对没有发生的事情进行预想，人们超越了实际，也超出了自己的能力。人虽然是有不足之处的，但有限的能力却不是长久不变的。他常常为了内在或者外在的希望而追逐，这本身并不是一件悲剧的事情。但和正常的努力相比，内在的心灵过程才是神经官能症患者的努力，这才是最为悲剧的地方。此时，人们处于痛苦和压力之下，却对“无穷”和“极限”存有追求。虽然人们的力量可能是无穷尽的，但这两者却未必是能力所及的。所以在这样的生活过程中，他将自我摧毁了，同时实现自我的驱动力被当成了实现“理想化自我”的能力了，这样他所具有的潜在能力就被破坏了。
弗洛伊德对“人性”持有悲观的意见，也正因为如此，他在人性方面的观点也都是悲观的。从他的观点来说，无论人们让自己做出了怎样的改变，必然都是不安于现状的。如果没有对自己以及教化的破坏，那么原始本能的驱动力就是他所无法超越的，生活也将是不能被满足的。无论是和他人在一起，还是独自一个人，他的生活都是不高兴的。他时而折磨自己，时而也让别人感到痛苦，生活就是这两种状态的交替。弗洛伊德对此非常确信，所以不管哪种迅速解决的方式，他都是不认可的。实际上，以上这两种交替状态产生的弊端是他思想体系中的必然存在的内容。他能做到的极限就是让这些原始欲力被比较稳妥地疏导，或者被自我控制和“提高”。
虽然弗洛伊德是悲观的，但神经官能症中和人性有关的悲惨结局却并没有被他发现。我们要清楚，精力方面的浪费是非常可惜的，但人们根本不能发现这一点，除非他经历过创造性和建设性的努力，同时障碍力和摧毁力还对这些努力造成了损害。弗洛伊德并不了解人类的建设力，不仅如此，建设力的真实性还被他否定了。因为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体系中，只有原欲力和摧毁力，另外还有这些力量的结合产物与副产物。在他看来，“原欲力”（本能驱动力）被提高（升华）的一种形式就是爱情和创造力。用最简单的话来说，有些正常的奋斗在我们看来是可以用于实现自我的，但在弗洛伊德看来，这只是（而且也只能是）自恋欲的一种表现罢了。
对于“宇宙和人生”的“肯定与否定”，史怀哲曾经使用了“乐观”和“悲观”两个词语。如果从更为深邃的影响来说，弗洛伊德的理论是悲观的理论，然而我们的理论（对神经官能症中悲惨结局的所有认识也包括在内）却是乐观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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