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文化因素复杂性

    通过对峡江地区文化因素的分析以及背景考察，可以发现峡江地区文化因素极为复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峡江地区物质文化因素极为复杂

    从上文的文化因素分析来看，峡江地区文化面貌非常复杂。峡江地区外来文化因素主要有甲、丙两组，这两组因素分别来源于中原、长江中下游地区，再具体中原又可分为关中地区、洛阳地区等，长江中下游又可分为两湖、江浙皖地区，在不同的时期不同地区对于峡江的影响又是不一样的。乙组为区域文化，细分又有川东和川西文化之别，一些文化因素为峡江地区特有的，如以中小型的单室墓为主，器物下腹多刀削痕等，另外一些因素如西王母陶俑、摇钱树等来自于川西地区。再详细，峡江东、西部又有区别。其他几组也来自不同地区，有域外、西南夷地区、东南沿海、北方草原地区等。众多地区的文化因素汇集于峡江地区，构成了一个丰富而复杂的文化面貌。

    众多因素进入峡江地区后，并不是静止的或是各自聚于某一处，而是不断地融合变动。一个墓地会发现多种文化因素，下面以巫山麦沱墓地和走马岭墓地为例略作分析：

    巫山麦沱墓地位于长江边上，共发现墓葬69座，清理了32座，绝大部分为汉墓。墓葬形制有竖穴土坑墓、洞穴砖室墓和竖穴砖室墓三类；出土了大量器物，陶器有罐、圈足壶、盂、甑、壶、盆、釜、鼎、灯、瓯、仓、灶、碟以及硬陶罐等，很多陶器下腹有刀削痕，俑类有听乐俑、舞俑、击筑俑、胡人吹箫俑、说唱男俑、抱囊俑、武士俑、出恭女俑、镇墓兽、镇墓俑、提罐俑、西王母俑、庖厨俑、马、狗、鸡等，还有几件陶房、楼，其中M47：2内坐有一胡人吹箫俑；铜器有鍪、壶、簋、釜、洗、盘、镜、带钩、环、盖弓帽、泡钉、鎏金棺饰等；铁器有鍪、铜格铁剑、削、锯、叉；其他有穿孔石器、长方形石板砚、琉璃耳珰、玛瑙珠、金银手镯和戒指等。根据来源不同，可将此墓地文化因素分成五组，甲组为中原汉文化因素，在麦沱墓地居于主导地位，其中M49、M40为夫妻同穴合葬墓，具有典型的汉文化特征；乙组为本地文化因素，在麦沱墓地

    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此组中的俳优俑、出恭女俑、镇墓兽、镇墓俑、西王母俑、庖厨俑、铜鍪、釜、鎏金棺饰等器物表现了汉代巫山地区强烈的地方文化特色，其陶器下腹刀削的特征在峡江西部比较少见，并影响到了甲组器物；丙组因素主要来自楚地，巫山位于峡江东部地区，历来受楚地影响较大；己组表现了域外文化对麦沱的影响；庚组为南方文化因素。这众多的文化因素构成了巫山麦沱墓地的复杂文化面貌。文化背后总有一群人，麦沱墓地复杂文化面貌的形成有两种可能，一是居住在麦沱的人群来源比较复杂，二是此地居民有着开放的心态，能接受各种文化因素，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走马岭墓地位于澎溪河（又名小江）上游，已经深入峡区腹地。早在20世纪60年代，走马岭墓地已被发现。为配合三峡水库建设，1997、1998、2003、2004年四川大学考古系对该墓地进行了发掘。笔者曾参与2003、2004年度的田野发掘、资料整理和报告编写。这两年共清理了33座墓葬，有岩坑墓、岩坑砖（石）墓、砖（石）室墓三类，出土近900件器物。其中陶器600余件，种类有仓、罐、壶、鼎、豆、盒、钫、瓮、盆、釜、熏炉、盘、碟、卮、魁、耳杯、灯、勺、匏勺、灶、钵、器盖、串珠、网坠等。铜器200多件，有釜、釜甑、镜、棺饰、镯、蒜头壶、洗、勺、指环、轭帽、盖弓帽等，钱币有五铢、大泉五十、货泉等。另有少量铁器、琉璃器、金银器、石器等。时代从西汉至东汉早期，以两汉之际墓葬数量最多。根据不同文化因素来源将走马岭墓地出土器物分成四组。

    甲组，中原文化因素，主要是来自关中地区和以洛阳为中心的河南等地区，王莽之前主要是关中地区的影响，有些器型显然是模仿关中地区，如蒜头壶等器物，王莽及其以后主要是受洛阳地区的影响，如熏炉、卮、耳杯、盘等一套祭奠器物很明显来自于洛阳地区墓葬的影响。甲组器物最多，占总出土器物的绝大部分；器类（型）也占总器类（型）的67.8％。乙组，区域文化因素，本组因素包括继承早期的巴蜀文化因素、峡江地区特有文化因素、云阳比较流行的地方文化因素、秦汉以来巴蜀地区新形成的区域文化因素，此组器物数量和种类仅次于甲组，在走马岭墓地中占有重要的比重，仅从器物种类（型）来看，占有走马岭总出土器物种类的18.6%。丙组，楚文化因素。此组器物数量不多，器类（型）约占走马岭墓地总器类（型）5.1%。这些文化因素多为早期楚文化的遗留。丁组，由于走马岭墓地受到多种文化的影响，众多文化因素进入

    走马岭墓地之后并非静止不动，而是相互融合的。一个墓葬内有多种文化因素，如岩坑墓虽然总体上为中原墓制，但是有些墓的葬具底下置垫木的习俗在楚文化墓葬中很常见。一件器物会受到几种文化因素的影响，如归入甲组的Ａ型壶，某些装饰明显是受到楚文化的影响，如03YGZM22：36装饰的鸟形饰常见于楚地早期器物上，但从总体上来看受中原文化影响比较大，所以归入甲组。这些器物比较容易归类，但是有些“融合性”或叫“混合性”的文化因素往往很难确定其文化归属，如走马岭的乙类Ｃ型罐，其器物的上半部和甲类Ｃ型罐非常相似，很明显是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但是其底部却是为圜底，圜底器为峡江地区的传统，所以这类器物是中原文化和峡江地区传统文化融合的结果，难以判断哪方占主导地位，暂单独归为融合性文化因素。此类器物比较少见，占走马岭总器类（型）1.7%。通过对以上几组因素分析，可知走马岭墓地文化因素主要呈汉文化面貌，区域文化因素和楚文化因素也有较强的影响。

    之所以选取这两个墓地作为分析，一是因为二者都是峡区发现较为典型的墓地，二是因为二者距长江主通道远近不同，麦沱墓地位于长江边上，而走马岭墓地位于峡区腹地，据此可以分析墓地文化面貌是否与距长江主通道的远近有关系。根据以上分析，巫山麦沱墓地文化因素明显复杂于走马岭，说明距长江主通道越远，文化面貌越简单。但走马岭墓地文化面貌并不单一，仍然有多种文化因素构成，说明即使深入峡区腹地，仍然受到区域外各种文化因素的影响。不唯麦沱和走马岭墓地，峡江地区每一个墓地文化因素都非常复杂，至少有两组以上的文化因素构成，此处不再一一分析。这和峡江地区总的文化面貌基本一致，但是各个墓地又略有区别，峡江东部地方文化特征较为浓厚，而西部地区汉文化势力要强劲一些。

    或是一个墓葬内会发现多种文化因素。忠县涂井M5表现得最为典型，M5为前后室崖墓，时代为蜀汉前期，未被盗掘，器物位置基本没有被扰乱，对于复原峡江地区蜀汉时期墓葬文化很有意义。此墓随葬品丰富，陶器以俑居多，有舞俑、抚琴俑、吹箫俑、击鼓俑、胡人吹箫俑、说唱俑、听乐俑、武士俑、庖厨俑、提鱼俑、托盘俑、执便面俑、执锄俑、执臿俑、牵马俑、执箕俑、执镜俑、提罐俑、坐俑、拱手俑等，其中抚琴俑、舞俑、击鼓俑、武士俑、执便面俑、提罐俑、执锄俑额上有白毫相，其他还有罐和灶、井、水塘、鸡、鸭、猪、狗、马、屋等模型，其中陶屋模型中有胡人吹箫俑的活动场景，吴焯先生认为正在进行“一种通俗的佛教宗教仪式”；铜器有壶、釜、钵、摇钱树、洗等，其中摇钱树M5：62树干上铸有铜佛像；钱币有太平百钱、五铢钱；其他还有瓷碗、铁釜陶甑、铁刀、银发钗、银手镯、银顶针等。此墓葬文化因素可以分为五组，甲、乙、丙、己、庚五组文化因素组成了M5复杂的文化面貌，同时也说明墓主的文化背景比较复杂。

    甚至一个器物也受到多种文化的影响，例如A型壶，本书将其归入甲组，但是A型壶上的某些装饰很显然受到楚地文化的影响。走马岭墓地发现的陶壶盖上往往装饰有鸟形饰，这种鸟形饰常见于楚地早期器物上。还有很多文化因素进入峡江地区以后，经过融合演变，或是结合其他文化因素形成了新的具有区域特点的器物，例如蹲坐状镇墓兽的吐长舌形象本是来自楚地，但是整体造型则是巴蜀地区的新创造。

    二、墓葬资料所反映出来的精神信仰观念也比较复杂

    《荀子？礼论》：

    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如亡如存，终始一也。

    通过墓葬材料不仅可以了解古代丧葬制度，还可以了解到古代社会历史情况，甚至文化、习俗、信仰等意识形态层面的问题。但仅凭考古材料去分析意识形态问题很困难，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的独特之处就是保存了丰富的历史文献可供考古研究参考，这些文献对古代的宗教信仰、风俗观念、学术文化等多有记载，利用墓葬材料、结合文献可对古代的意识形态问题做一定的复原。本书尝试利用峡区汉晋墓葬材料来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

    通过对峡区墓葬材料的初步分析，笔者认为汉晋时期峡江地区至少存在儒、释、道、鬼巫、神仙方术等文化或信仰。

    先谈儒家文化，峡区汉晋墓葬各个方面都表现出儒文化的强势地位。甲组主要反映了儒家文化，随葬器物多是适应儒家文化的要求，如墓中的厚葬习俗和儒家所提倡的孝有着密切的关系，杯、案、盘等一套祭器的出现和儒家所提倡的祭祖也有关系。墓葬类型中的家族墓、夫妻合葬墓等也反映了典型的儒家文化，蒋晓春对这两类墓葬在峡江的存在情况进行了详细讨论，其中夫妻合葬墓最能表明儒文化的影响。夫妻同穴合葬墓的流行是和中国儒家思想文化紧密相关的。传统儒家对于夫妻间的要求是“夫妻一体，荣耻共之”，儒文化的代表人物孔子提倡合葬：“卫人之袝也，离之；鲁人之袝也，合之，善夫！”而且身体力行，将自己的父母合葬于一起。西汉中期，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后儒家思想文化广泛的渗透于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而儒家所倡导的夫妻同穴合葬也随之流行。

    所以甲组文化因素实际上反映了中原的儒家文化在峡江地区的发展情况。文翁是巴蜀地区推广儒家文化的重要人物，“少好学，通《春秋》……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采取了很多措施，选拔蜀地子弟进京学习，建学校等，再加上蜀地良好的文化基础，“繇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正如罗二虎先生所说，“至此以后，巴蜀地区在文化上、心态上也认同了外来文化和中原统治者的统治”。文化迅速提高使蜀地出现很多的儒家学者，《汉书？地理志》：“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故《华阳国志？蜀志》说：“汉征八士，蜀有四焉。”蜀地的儒家学者又反过来推动蜀地儒家文化的发展。蜀地儒学的提高，对峡江地区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巴、汉亦化之”。《华阳国志？巴志》记载了西汉中期以后儒家文化在巴地发展情况：

    自时厥后，五教雍和，秀茂挺逸。英伟既多，而风谣旁作。故朝廷有忠贞尽节之臣，乡党有主文歌咏之音。

    儒家提倡的贞操观念也影响到了峡江地区。

    永初中，广汉、汉中羌反，虐及巴郡。有马妙祈妻义，王元愦妻姬，赵蔓君妻华夙丧夫，执共姜之节，守一醮之礼，号曰“三贞”。遭乱兵迫匿，惧见拘辱，三人同时自沉于西汉水而没。死，有黄鸟鸣其亡处，徘徊焉。国人伤之，乃作诗曰：“关关黄鸟，爰集于树。窈窕淑女，是绣是黼。惟彼绣黼，其心匪石。嗟尔临川，邈不可获！”

    贞操观念是夫妻合葬墓流行的重要原因，进一步解释了峡江地区夫妻合葬墓流行的原因。

    孝道观念也备受推崇。

    故其诗曰：“川崖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谷，可以养父。野惟阜丘，彼稷多有。嘉谷旨酒，可以养母。”其祭祀之诗曰：“惟月孟春，獭祭彼崖。永言孝思，享祀孔嘉。彼黍既洁，彼牺惟泽。蒸命良辰，祖考来格。”

    这两首诗为峡江地区的厚葬找到了依据。

    还有忠君观念。

    巴郡谯君黄，仕成哀之世，为谏议大夫。数进忠言。后违避王莽，又不仕公孙述。

    通过考古和文献资料可以了解到，西汉中期以后儒家倡导的忠、孝、仁、义已经深深地影响到峡江地区，历两汉一直主导着峡江文化的发展方向。

    其二，峡江地区流行鬼巫之道和升仙思想。

    峡江地区出土了摇钱树、铜棺饰、镇墓兽等比较有特色的器物。

    目前一般认为摇钱树与升仙思想有很大关系，有些论述更明确，为“引魂升天之梯”；铜棺饰的意义，上文已经谈到一些，一般认为是表达了升仙的愿望；峡江地区的镇墓兽研究不多，但关于楚国镇墓兽的著述甚多，解释各不相同，楚地“信巫鬼，重淫祀”，信仰的鬼神众多，无论镇墓兽的确切意义是什么，都与楚地盛行的鬼巫之风有着密切关系。峡江地区自古也盛行鬼巫之风，相似的信仰背景和相邻的地域关系使峡江地区继承了楚地随葬镇墓兽风俗。

    鬼巫之道、神仙信仰很早就在巴地流行了。《说文解字》云：“古者巫咸初作巫。”《世本》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巫咸始作巫。”“巫咸以鸿术为帝尧之臣。”也就是说巫咸这个人开始使用巫术，而巫咸在《山海经？大荒经》中有记载：“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

    蒙文通先生认为《山海经》可能是“巴、蜀地域所流传的代表巴、蜀文化的古籍”，其中“《大荒经》部分可能就是巴国的作品”。袁珂先生认为灵山可能是巫山，十巫从巫山上下于天，“宣神旨、达民情之意。灵山即盖山中梯也”。当然这些均属于传说，但也反映了峡江地区很早就产生了“巫”，且种类繁多，巫术盛行，影响着此地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有些学者认为鬼巫文化就是发祥于巫巴之地。

    巴人祖先信奉鬼巫，在《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也有记载：

    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子之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

    汉晋时期峡江地区仍然巫风弥漫，升仙思想流行。《魏书？南蛮传》记载僚人：

    其俗畏鬼神，尤尚淫祀。所杀之人美鬓髯者，乃剥其面，笼之于竹，及燥，号之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

    《华阳国志？巴志》记载了一位太守升仙的故事：

    涂山有禹王祠及涂后祠。北水有铭书，词云：“汉初，犍为张君为太守，忽得仙道，从此升度。”今民曰张府君祠。

    左思《蜀都赋》也载川东地区“山图采而得道，赤斧服而不朽”。

    这种鬼巫之风一直延续到后世，今日丰都号称“鬼城”。

    摇钱树、镇墓兽、铜棺饰正是这些巫术、升仙思想在墓葬中的表现。

    峡江地区盛行的巫风对于儒学、道教也有重要的影响。“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今文经学实乃是儒学的宗教化，它和神仙方术一样，与宗教在本质上已经没有好大的差别”。今文经学在巴蜀地区的盛行与神仙、巫术思想的盛行有密切关系。至于道教，无论从思想、道术神灵、神仙人物等方面都受到巴蜀神仙方术的影响。

    其三，峡江地区还受到道教的影响。

    有人认为摇钱树本身就是道教遗物，摇钱树表达了一个复杂的信仰体系，也有可能受到道教的一些影响，但不一定就是道教的法器；鎏金铜牌饰，据张勋燎先生的研究，属于早期道教遗物。

    道教在吸收大量巴蜀文化的基础上起源于川西地区，然后在巴蜀地区广为传播，峡江地区也是道教的传播地。巴人信奉道教，“巴俗事道，尤重老子之术”。《晋书？李特载记》也载“汉末，张鲁居汉中，以鬼道教百姓，人敬信巫觋，多往奉之”。《后汉书？刘焉传》谈到五斗米教的时候也说“民夷信向”。除了嘉陵江流域，峡江地区也有大量的巴人，清代云阳出土一枚“汉归义邑侯”可以确证，这批巴人也很有可能信奉道教。《后汉书？灵帝纪》：“秋七月，巴郡妖巫张修反。”注引刘艾《纪》曰：“时巴郡巫人张修疗病，愈者雇以米五斗，号为‘五斗米师’。”此则材料反映了两个问题，一、五斗米道即道教，东汉末道教确已在巴郡传播，且人数众多、组织庞大，后被张修利用反抗朝廷，而峡江大部分地区属于巴郡，道教在此也应有相当的影响；二、官方称张修为“妖巫”，刘艾也称其为“巫人”，可见此时的道教和巴地的巫术有着密切的关系。《水经注》引《华阳记》：“有平都县，为巴郡之隶邑矣。县有天师治，兼建佛寺，甚清灵。”如果此则材料属实，直接说明平都为峡江地区道教的一个重要传播据点，为峡江地区出现道教遗物提供了文化背景。

    其四，汉晋时期佛教也进入峡江地区。

    峡江地区发现的佛教遗物不多，但是时代偏早。丰都地区发现了最早的纪年铜佛像；还有受到佛教文化影响的白毫相俑等。汉晋时期峡江地区佛教还比较弱小，附属于本地的巫术、神仙信仰而传播。从发现的考古遗物来看，也多是依附于其他器物而出现的，铜佛像多发现在摇钱树上，白毫相俑与其他很多陶俑一样，只是在眉部稍有不同。但毕竟佛教已经传播到峡江地区并有了初步的发展，《水经注》所引《华阳记》说平都县已经出现佛寺，如确证，那峡江地区很有可能是早期佛教一个重要据点。

    峡江地区意识形态领域包含内容很多，不只是上文所列的四种，本书仅是根据考古材料，结合文献以说明峡江地区意识形态的复杂。

    这四种文化或信仰不同时期在峡江地区表现是不一样的，西汉中期以前，峡江地区流行巫术、神仙信仰；西汉中期以后，经过统治者的提倡、推广，儒文化迅速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却无法消除本地根深蒂固的神仙巫术；东汉以后道教、佛教开始传播到峡江地区，道教比较流行，佛教势力相对微弱。

    这些不同的意识形态来源虽然不同，但进入峡江地区之后，相互吸收、融合，共同组成了丰富的峡江地区思想文化面貌，上文提到的平都县“有天师治，兼建佛寺”也反映了不同宗教信仰共处于峡江地区的状况。在考古学上的表现为一个墓葬中有几种文化观念，如上文提到的忠县涂井M5，儒、佛、神仙信仰等思想共融于一墓之中，甚至一件器物上能表现出几种文化观念，如带佛像的摇钱树既有本地升仙思想，也有佛教文化因素，甚至可能受到道教的一些影响。儒家文化虽然敬鬼神而远之，但进入此地以后也避免不了鬼巫之风的影响。

    正如彭万廷、冯万林二先生所总结的那样，峡江地区文化拥有“以古代巴人原始的巫文化为基底，全方位吸收汉民族及其他民族（主要是汉民族）的宗教信仰，形成巫、道携手，以祖灵崇拜为核心，儒、释、道、巫合一，神系广、杂，神灵无界而各有所司的区域性混融型宗教信仰结构。”

    $第二节 原因分析

    一、峡江通道处于汉晋全国交通体系中一个重要节点上，有机会接触到各种文化因素

    峡区内有水路和陆路两种。

    1.水路。

    水路显然最为重要，其主航道当然是长江，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流，干流全长6300公里，流经青、藏、滇、川、湘、鄂、赣、皖、苏及上海等省、市、自治区。它的两岸还有3600余条大小支流和众多的湖泊网罗了半个中国的广阔腹地（图一七）。在中国古代，这些河流湖泊便是天然的航道，将汉代甘青、巴蜀、荆楚、西南夷、吴越等整个长江流域联系起来。故“徙邛筰之货致之东海”、“蒟酱流味于番禺之乡”。

    四川是一个盆地，周围高山峻岭环绕，对外交通困难。故李白感叹道：“噫吁戏，危呼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但长江在盆地东部却冲出一个天然通道——即峡江水道，因而峡江水道对于四川盆地与外界的联系非常重要。

    而峡江水道游摆于丛山之中，江面较窄，特别是巫峡以下，水流湍急，既为顺江而下快速航向创造了有利条件，也给航行带来诸多困难，自古以来对其评价各不相同。李白有“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慨，《荆州记》也说：“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但也有“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的歌谣，黄庭坚甚至称之为“鬼门关”。现代研究者对于古代三峡航运也评价不一，有的评价很高，认为自先秦以来就是重要的航道；也有人对早期三峡航运进行过质疑。笔者以为在汉晋时期峡江航运条件好于后世，但也存在着一定的困难。

    首先，当时由于自然条件良好，水道险滩远少于后世。

    据文献记载，在先秦时期，峡江通道有过一次非常重要的疏通活动，据扬雄《蜀王本纪》记载：“望帝（杜宇）立（巴人鳖灵）以为相。时巫山峡而蜀水不流。帝使鳖令凿巫峡通水，蜀得陆处。”此后其航运地位越发重要。

    后世之所以认为峡江水道是一条险道主要因为存在众多的险滩，而这些险

    滩多是后世形成的，汉晋时期并不多。峡江地区的人口在汉晋时期虽然有了大幅增长，对生态有一定的破坏，但自然生态环境总体情况还是相当好，森林覆盖率达到80％以上，三峡间“绝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睛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良好的生态环境减少了山崩、山体滑坡和水土流失，而险滩主要是由山崩和支流的冲积物造成的，所以此时的险滩并不是很多，航运条件相对较好。

    峡江地区最险峻的地方当属瞿塘、巫峡、西陵三峡了，但这个三个地区在汉晋时期险滩也并不是多。据陈可畏先生考证，两汉南北朝时期，瞿塘峡中有瞿塘、黄龙二险滩，“出广西峡抵巫县界，江中无险滩”，“巫峡（包括香溪宽谷）江内只有新崩、石门两个险滩”，西陵峡只有流头滩、狼尾滩、人滩、黄头滩。所以汉晋时期峡江航运并无后日惊险。至唐宋以后，由于人口剧增，畲田农业普及，森林砍伐严重，造成生态环境恶化，山崩、山体滑坡导致险滩增多。

    其次，从文献资料来看，峡江也是一条重要的通道。

    先秦之前，峡江航运的资料比较少，《战国策》卷十四《楚策一》载：

    秦西有巴蜀，方船积粟，起于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余里。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粮，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里数虽多，不费汗马之劳，不至十日而距捍关。

    此文明确表明早在秦时峡江水路已经有重要的军事作用。从考古资料来看，夏商周时期峡江水路在与外界的交流中已经表现得相当重要。此时期非本书关注时段，不予详述。

    西汉中期以后峡江水运交通资料多了起来，据表中资料，汉晋时期峡江水路多是与军事战争相关，既然大规模的军队能一次性通过，峡江地区的航运条件应该不差。

    再次，汉晋时期已有较为先进的船只。上文已提到先秦时期已有方船、舫船行运于峡江，方船运粮、舫船载卒。至汉晋时期，巴蜀地区已经出现规模较大的造船厂。《晋书？王濬传》载：

    武帝谋伐吴，诏濬修舟舰。濬乃作大船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又画鹢首怪兽于船首，以惧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濬造船于蜀，其木柿蔽江而下。

    此段话说明三个问题：一，巴蜀地区造船技术先进，能造容纳两千余人大船，且可以驰马，可见船体之大。二，此船为伐吴，蔽江而下，必然穿过峡江，如此大船都可以通过，可见当时峡江航道条件较好。三，“画鹢首怪兽于船首，以惧江神”，表明鬼神思想在航运中较为盛行，进一步印证了上文所说的峡江地区流行鬼神思想。

    除先进的战船外，峡江地区还有类型丰富的货船、客船。支流上还有一些专门适应当地河流而产生的特色船只，据黄诗玫介绍，在乌江流域上有“歪沟子船”、神农溪河上有“豌豆扁舟”等。这些船有可能很早就出现了。

    良好的航运条件，再加上先进和适应峡江特色的船只，使峡江成为长江上非常重要的交通孔道。但毕竟此处江面狭窄、水流湍急，航运技术相对落后，而且汉晋时期已经形成了一些险滩，如上文提到黄牛滩，所以对其航运条件也不能过分乐观。

    长江水道在峡江段还有很多支流，比较重要的有綦江、嘉陵江、大洪江、容溪、乌江、渠溪、南滨河、溪、塗溪、瀼渡河、南集渠、北集渠、彭溪、汤溪、大瀼水、草堂河、大溪河、大宁河、黄柏河等。每一条支流都是一条航道，众多支流将峡江区域内各地紧密联系起来。其中有些支流航道，不仅是峡区内的通道，甚至还是汉晋时期巴蜀对外的重要通道。川黔、川鄂、川陕很多重要通道都通过峡江地区。

    据蓝勇研究川黔主要通道有三条，其中两条在峡江地区，第一条是僰溪道，僰溪又称綦江、夜郎溪、南江。僰溪道何时开通尚存争议，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汉晋时期人们一定已经利用此水道了，《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筰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笔者以为如僰僮、僰溪的“僰“字都是指僰人的话，那蜀商很可能利用此航道获取僰童。第二条，黔中道，此道路在秦代已经很重要，司马错伐楚即从此道。

    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船舶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於之地为黔中郡。

    川鄂之间主要通道为峡江水道，大宁河、汤溪、鸟飞等支流也是两地的重要通道。

    向北的通向陕西的有嘉陵江道、羊渠道等，嘉陵江通道战国以前便已开通，一直是川陕重要通道。

    2.陆路。

    峡江地区山势险峻，不适合陆路，但勇敢的峡江人还是在山崖峭壁间开凿了一条条道路，作为水上交通的补充。其栈道、纤道堪称交通奇迹。康清莲对峡区交通进行过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良好的交通体系将峡江地区与外界连接起来。沿峡江西上至泸州、宜宾，向北转沱江、岷江可到达成都地区，将汉晋时期以成都为中心的交通网连接起来。从成都向南经过牦牛道（又叫青衣路）、滇缅道可进入西南夷地区、缅甸、印度甚至中西亚，此为“西南丝绸之路”；从宜宾南去经僰道向西也可以连接“西南丝绸之路”，或向东沿牂柯江水道到达番禺地区；从成都沿岷江继续西上，经“河南道”到达西域地区、中西亚，这条道路在南北朝时期对于南朝和西域的交往起到了重要作用；从成都北去经剑阁道至汉中，再经秦岭诸道可达关中地区，再向东进入中原其他地区，与中原、北方地区的交通网联系起来。峡江地区也可以直接由重庆沿嘉陵江到汉中、关中地区，或通过渠江进入“米仓道”。

    出峡口，进入长江中游地区，交通网络发达，通过汉江连接江汉平原、汉中、关中，通过湘江进入湖北、湖南地区，再去往广州；进入长江下游地区，地势平坦，水路交通线路四通八达，向北过淮河可以进入黄河中下游地区；向南进入浙江、江西等地；或直接从长江进入大海从海路到达沿海各个地区或海外。

    峡江地区通过长江水道及其支流和其他地区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巨大的交通网络，峡江地区处于这个网络的节点位置，长江上游乃至整个西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的最直接的交往必须通过峡江地区，既是西南地区的通往下游的门户，也是下游深入亚洲腹地的重要关隘。正如清代诗人傅作楫所说“西控巴渝收万壑，东连荆楚压群山”。

    所以无论是长江上游地区的文化传播到中下游还是中下游地区文化影响到长江上游都要经过峡江地区，这为峡江地区接触到各个地方的文化因素提供了良好的机遇。通过这个交通网络可以对甲、丙、丁、戊、己、庚诸组文化因素的来源路线进行部分复原，同时也可以通过确定各组文化因素的来源地以修正、丰富这个交通网络体系。

    二、在交通顺畅的基础上，发达的商业贸易进一步推动了各地

    的物质文化交流，加剧了峡江地区物质文化面貌复杂化

    1.峡区商潮

    战国秦汉是商业大发展时期，在我国古代商业发展史上堪称一个黄金阶段。《史记？货殖列传》引用谚语“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说明了汉代人求富趋利的普遍心理，《汉书？货殖列传》引用谚语：“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更直接地说明了商业是汉世致富的一条捷径。巴蜀地区特别是蜀地，秦汉以来经济迅速发展，成为全国发达的经济区域，发达的经济促进了商业的繁荣。汉代成都一直是四川地区的商业中心。左思《蜀都赋》对成都繁华的商业进行了描绘：

    亚以少城，接乎其西。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都人士女，袨服靓粧。贾贸鬻，舛错纵横。异物崛诡，奇于八方。布有橦华，面有桄榔。邛杖传节于大夏之邑，蒟酱流味于番禺之乡……

    成都商业发达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物产丰富，经济发达，促进了贸易交换；二是中原政权对巴蜀地区的商业实行相对宽松的政策；三是蜀商的独特作用。西汉成都多大商人，《史记？货殖列传》共记载了12位货殖高手，前两位均为蜀商，“秦破赵，迁卓氏……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至成、哀间，程、卓既衰，“成都罗裒訾至巨万。初，裒贾京师，随身数十百万……令往来巴、蜀，数年间致千余万……擅盐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遂殖其货”。整个西汉，蜀商不绝于史书。蜀商的兴起和其个人的能力也有很大关系，蜀商遍布全国各地。《史记？西南夷列传》：

    南越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柯，牂柯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

    此则材料至少说明四个问题，一是蜀商善于开辟新的途径，二是蜀商足迹已至广州，三是长安有大批蜀商，所以唐蒙回长安后很容易就找到蜀商并打听到去广州的途径，四是蜀商经常冒险“窃出”走私商品，司马迁甚至把巴蜀殷富的原因归为其“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筰马、僰僮、髦牛”。各地出土的蜀物也能证明蜀商的活动范围相当大，平壤附近出土的蜀郡和广汉郡的漆器，徐州汉墓出土的蜀郡钢剑，敦煌、居延出土的汉简记载了蜀物，等等。蜀商还把商业扩展至域外，《史记？大宛列传》：“（张骞）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总之，蜀商推动了巴蜀地区商业经济的繁荣，在四川商业贸易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已经有学者注意到这个集团的作用。

    峡江地区处于四川盆地东向的最重要的交通孔道，发达的蜀地商业必然对峡江地区交通运输、商贸有重要影响。精明的蜀商定会充分利用峡江水运通道，将巴蜀地区产品通过峡江运往其他地区，或者将其他地区产品运进四川盆地、西南地区。杜甫“蜀麻吴盐自古通，万解之舟行若风”之诗句形象的表达出这种商业现象。其中一部分商品流散到峡江地区，促进了峡江地区物质面貌的复杂化。

    在成都平原商业贸易的带动下，峡江地区凭借盐业资源、交通优势进一步促进本地的商业繁荣。

    峡江地区多山，农业始终未发展起来，直到秦汉时期，渔猎还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也正由于农业经济的不发达，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在此处很难推行，减少了商业发展的桎梏，峡江居民充分利用交通资源发展商业，形成了经商传统。汉晋时期关于峡江地区商业资料比较少，至唐宋时期此地商业贸易非常发达，峡江商船来往不断，大批商人汇聚三峡，经商风气浓厚，杜甫对这种风气进行了生动的描述：

    峡中丈夫绝生死，少在公门多在水。富豪有钱驾大舸，贫穷取给行艓子。小儿学问止《论语》，大儿结束随商旅。欹帆侧拖入波涛，撇漩捎无险阻。朝发白帝暮江陵，顷来目击信有征……

    唐代经商风气的形成固然和经济重心南移、长江水道作用凸显有重要关系，但是也应看到这种风气的形成有其历史渊源，汉晋时期商业初步发展，为唐代商业繁荣打下良好的基础。直至明代三峡地区依然流行经商，吴守忠《三峡通志》卷五载：“峡民男为商贾，女当门户坐肆于市崖，换担于道路皆妇人也。”

    2.盐业与商业

    峡江地区的商业发展和其盐业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峡江及四川盆地原是一片汪洋，后演变成为陆盆，巫山山脉隆起后，使海底的盐层上升，经雨水顺裂隙渗透融化后再流出地表，便形成峡江地区的众多盐泉。据地质部门勘探，峡江盐业资源丰富，主要集中在湖北建始、重庆巫溪宁厂、云阳云安、奉节白盐碛、开县温汤井、万州长滩井、彭水郁山镇。据四川省第二地质大队的调查，云阳、万县一带有一巨大盐盆，盐体展布面积2700平方公里，盐盆盐岩地质远景储量为1500至1600亿吨。

    峡江古代居民很早就发现了盐泉资源。《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有巴人祖先凛君与盐神的传说：

    因共立之，是为凛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即女，谓凛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凛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凛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凛君于是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凛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

    至汉晋时期开发了很多盐井，其中有些盐井已为考古资料所证实。仅汤溪水“翼带盐井一百所”，可以想见整个峡江地区的盐井之多，制盐之盛。此时期峡江盐业在整个四川盆地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表中所列只是一些比较著名的盐井或产盐地，还有众多的小盐井未为文献所载，再算上这部分盐井，峡江地区的产盐量相当可观，绝不仅仅是“一郡所仰”或“一郡之所资”，其中很大一部分要供给其他地区。

    盐业的销售主要由商人完成。曹学佺记载有盐业对商业的影响：“民家子弟，壮则逐鱼盐之利，富有余资，辄以奉祀鬼神，他则不暇知耳。”因此三峡盐业的促进了峡江地区的商业发展。从盐的产、运、销、管理都需要大量的人口，进而促进三峡市镇发展，随着市镇规模扩大，官方在产盐地设郡县，置盐官，负责管理盐的产、运、销等事务。罗玲认为西汉新设的县全是产盐中心，进而得出“两汉时期三峡地区就是因盐聚众，聚众成邑，形成较为分散的多中心城市格局。并且盐业资源集中的区域人口数量明显增多”。结论虽有过于绝对之嫌，但足以说明盐业对城市发展的影响。而市镇发展、扩大又反过来进一步吸引商人，扩大商业规模，促进商业的繁荣。

    3.冶铁与商业

    上文已经谈到峡江东部是较早生产铁器的地方，目前已经在多个遗址中发现有春秋时期铁器，且一些遗址中发现冶铁遗迹，如巫山县龙溪遗址东周时期文化堆积的第5、6层中清理出有一些铁矿渣、铜矿渣。所以峡江地区至迟春秋已经能生产铁器。

    峡江地区蕴藏大量铁矿，此为生产铁器的物质基础。据调查、勘探资料，三峡地区铁矿资源丰富，如巴东境内现已探明的地点有黑石板、仙人岩、龙潭坪、瓦屋场、铁厂湾、野花坪等都是储藏量较丰富的铁矿床，总储量多达32057.27万吨，秭归有铁矿床5个、铁矿点5个，其中中型矿床2处、小型矿床3处。该矿床层位稳定，有1—4个矿层，矿体呈层状，具有一定规模。宜昌县(今夷陵区)官庄坪一带的赤铁矿，为产于泥盆系中的中型沉积矿床，储量约9000万吨，分布于西陵峡崆岭群和黄陵花岗岩体中的脉状低温热液黄铁矿，储量150万吨，品位23.5%。三峡南端的恩施自治州，现已探明铁矿储量在1亿吨以上的大型矿床就有2处，保存储量有10亿多吨，居湖北省保存储量的第一位，名列全国宁乡式铁矿储量的首位。三峡西部地区的涪陵铁矿均为沉积矿床，遍布全区，中、小型矿床8处，矿点27处，储量达7000多万吨。涪陵东部的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铁矿，现已探明储量为1.43亿吨，名列四川、重庆地区的第五位。

    峡区人们很早就发现认识到该地域的丰富铁矿资源。《华阳国志？巴志》多出记载到铁矿资源：“厥贡璆、铁、银、镂、砮……桑、蚕、麻、苎，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皆纳贡之……敢欲分为二郡：一治临江，一治安汉。各有桑麻丹漆，布帛鱼池，盐铁足相供给，两近京师。”

    并在此处设立铁官：“谨按《巴郡图经》境界南北四千，东西五千，周万余里，属县十四，盐铁五官，各有丞史。”“（宕渠县）有铁官。”

    峡江地区的冶铁不仅满足自身需要，而且纳贡给王室、供给京师以及其他地区，产、运、销将会形成一个庞大的商业网络体系。

    4.其他产品与商业

    除了盐、铁之外，峡江地区的其他特产也促进对外贸易交换，《华阳国志？巴志》记载了很多特产，“桑、蚕、麻、苎，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皆纳贡之”。《蜀都赋》还专门记载了“巴菽巴戟”。

    其中以丹砂矿较为有名。《史记？货殖列传》记载：

    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始皇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

    《正义》引(据地志》曰：“寡妇清台山俗名贞女山，在涪陵永安县(今长寿县)东七十里也。”

    巴地产的枸酱也很有名。上文已谈到南越食唐蒙蜀枸酱，且这种枸酱独蜀出。笔者以为此处蜀枸酱就是三峡地区所产的“蒟酱”，蜀在此处只是汉代四川的概称。《集解》引徐广曰：“枸，一作‘蒟’。”左思《蜀都赋》中则将“枸酱”写成“蒟酱”：“蒟酱流味于番禺之乡……”裴骃引《汉书音义》曰：“枸木似榖树，其叶如桑叶。用其叶作酱酢，美，蜀人以为珍味。”《索引》引刘德云：“蒟树如桑，其椹长二三寸，味酢；取其实以为酱，美。”又云：“蒟缘树而生，非木也。今蜀土家出蒟，实似桑椹，味辛似姜，不酢。”而土家族主要分布于三峡地区。所以枸酱主要产于峡江地区。

    峡江产蒟在《华阳国志？巴志》也有记载：“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支，蔓有辛蒟，园有芳蒻、香茗，给客橙。”

    因此著名的蜀枸酱主要产于巴地，被蜀商从峡江地区运往夜郎，再通过牂柯江贩卖到广州。

    总之，汉代峡江地区附属于成都平原经济区，成都平原发达的商业对峡江地区商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农业的不发达，峡江很多物品仰给于其他地区，峡江地区盐、铁、枸酱、丹砂、橘等产品又运往其他地区，这些商品交换进一步促进了本地商业的发展。峡江地区有很好的交通优势，处于南方长江流域交通网络系统的一个重要节点上，蜀商、巴商或者其他地方商人通过这个网络将全国各地不同产品带入峡江地区，或者将峡江的特产输出，所以此地区考古文化面貌才会如此复杂。商人不仅带入商品，还将其他地区的生活习俗带入峡江地区，促进了峡江地区意识形态的复杂化，虽然从考古资料很难复原这种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内容，但是这种影响肯定是存在的。

    三、移民

    目前对于峡江地区的移民研究，一种是根据文献认为峡江地区在整个汉代未有大规模的移民进入。葛剑雄先生认为秦、西汉初年大批移民进入四川盆地，移民的身份多为平民、灾民、罪民，其主要迁入地为川西地区，此后至东汉末少有官方主持的大规模移民。郭声波先生进一步认为，秦代移民向东未超过涪江和沱江中游，基本上分布蜀郡范围内，郑维宽先生认为峡江地区在整个汉代几乎没有汉人的迁入。另一种以考古资料为主，认为汉代三峡地区人文聚落大幅增加主要是由于汉民人文大规模入迁。笔者通过对考古资料的分析，结合相关文献材料认为，汉代峡江地区有大规模的移民迁入，只是由于缺乏正式的官方记载，所以才造成今天一些认识上的偏差。

    首先，秦、汉初进入川西的移民有可能通过各种方式向东进入峡江地区。秦灭巴蜀后至汉初，中原汉民大量进入川西，文献记载的大规模移民主要有两例，“周赧王元年……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汉初，关中“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除大规模官方主持的移民外，小规模的移民也持续不断入川。“秦法，有罪迁移之于蜀汉”，“诸嫪毐舍人”就是这样被迁入蜀地的，西汉初沿袭了这一政策。除了流放罪人，还有迁俘虏与豪强、自发移民等多种方式。秦、汉之初四川地区的中原民众相当多，周赧王时一次徙民万家，如以一家五口计算的话就是五万人，汉初就食蜀地的人数也很多，再加上持续不断的小规模移民，入川移民的总数肯定不少。这些移民最初一般迁入政府指定地，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居住、发展，可能会寻找更合适的居住地。四川省博物馆藏有一墓门门枋文字石刻两块，其右枋文字为：“唯吕氏之先，本丰沛吕氏子孙。吕禄、周吕侯。禄兄征过，徙蜀汶山□□□□□□□□建成侯怠征过，徙蜀汶山□□东杜（社）造墓藏丘冢……”从这段文字可以了解到吕后族人因罪原被迁到汶山，但石刻却是发现于成都郊区汉墓中，说明吕族后人已经迁徙到成都附近地区。成都郫县发现的王孝渊墓碑也表明了同一现象，王孝渊之先原为关东豪杰，被徙“汶山之阳”，至孝渊时已迁居成都附近。这两处碑刻足以说明，秦至汉初的部分移民进入四川后为寻找更优越的生活环境而继续迁移。

    这些移民既有可能迁移到“巴蜀文化区域内的主要城邑”，也有可能迁居到峡江地区。近日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云阳县旧县坪遗址中发现一块碑刻，隶书碑文，分四段，第一段述其祖上为“高阳之苗裔，封兹楚熊”，后因“高祖龙兴，屡敬画计”而“迁诸关东”。第二段谓其先人伯况“菲志慷慨”，“家于梓潼”，“名右冠盖”。第三段称其“政化如神”，“州郡并表”，以至于永元十五年（103）“中年殂殁”之后“农夫恻结，织妇喑咽”，“户有祠祭，四时不绝”。第四段为2联6句的七言赞，前一联句尾均加矣字，赞其“作民父母，善劝恶惧”，后一联句尾加兮字，惜其“未升卿尹中失年”，故而“勒铭金石表绩勋，冀勉来嗣示后昆”。末款“熹平二年（173）仲春上旬朐忍令梓潼雍君讳陟宇伯宁为景君刊斯铭兮”。

    此碑对于研究汉代四川的移民有重要帮助。据碑文，景云祖上为楚人，随汉高祖刘邦起兵而迁诸关东，后迁居梓潼，东汉中期景云迁至峡江为朐忍县令，其迁徙路线正和上文推测一致，当然景云是否定居此处还不能确定，但是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早先川西地区的移民确有部分到了峡江地区，据末款可知，近70年后，又有一位县令来自于梓潼，并为景云立碑。这两人都是一县之主，所以才会给今天的研究留下线索，但更多来的自川西的下层移民已经无从考证。

    峡江地区为汉代重要的产盐地，既吸引具有经济实力的地主、富商前去开发，也吸引了大量劳动力。峡江地区汉晋时期盐业与人口的关系未见记载，不过可以通过晚期制盐情况略加推测。古代制盐技术落后，挖井、运盐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最消耗人力的是制盐需要大量的柴火。据《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明代）“常有各省流民一二万在彼砍柴以供大宁盐井之用”，仅大宁盐井、仅砍柴一项就占用了那么多劳动力，那么明代整个峡江地区盐井业用人之多可想而知。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十谈到盐业对人口的吸引，虽不是特指峡区，但可作参考：

    四川货殖最巨者为盐……大盐厂如犍、富等县，灶户、佣作、商贩各项，每厂之人以数十万计，而沿边之大宁、开县等厂，众亦以万计。

    汉晋时期盐业可能不如明清发达，但众多盐井需要的劳动力想必不会少，仅靠本地土著人口是满足不了的，其中应有大量的外来移民。同时盐业所带动起来的运输业和商业也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军队也是峡江地区移民的重要来源。峡江地区为战争频繁之地，常有大批军队驻扎或出入，其中部分可能会在此定居下来，这也是峡江移民的一个重要来源。公孙述据蜀时派田戎等将领占领过峡江地区，后来刘秀攻取蜀地，以岑彭、吴汉率大军从长江水路攻蜀。至东汉末、魏晋，峡江地区为兵家必争之地，东吴与蜀汉、东晋与成汉等一系列战争都以此地为主要战场。云阳旧县坪发现的两枚军印印证了文献的记载。

    据竺可桢先生研究，进入东汉以后，我国天气有变冷的趋势。许倬云先生在此基础上认为，北部寒冷的天气可能会使北方人口南移至较温暖的长江流域。上文已经谈到，峡江地区汉晋时期比较温暖，气温要比现在高1－3℃，再加上本地盐业、商业吸引力，北方移民也有可能进入峡江地区。

    移民的不断迁入使汉代峡江地区人口有了大幅增长。据《汉书？地理志》，元始二年（2）巴郡“户十五万八千六百四十三，口七十万八千一百四十八”，到了永和五年（140）“户三十一万六百九十一，口百八万六千四十九”，短短一百多年，户数增长一倍，人口增长三十多万，此处的人口与户数增长不太符合，这可能和东汉中晚期地主豪强隐匿人口有关。至永兴二年（154），巴郡人口又有增长，“户四十六万四千七百八十，口百八十七万五千五百三十五”。十余年间户数又增长十几万，人口增长近八十万，这次户数与人口比例相对合理，较《后汉书》中数字准确些，表明东汉中后期峡江地区人口仍在持续不断地增长，这也成为东汉分郡之议的重要理由。如此庞大的人口增长显然不是自然繁衍的结果，其中增长的大部分应为外来移民。

    峡江地区发现的汉代遗址急剧增多也印证了此时期的人口大幅增长。钟礼强、吴春明二先生对万州区武陵、朝阳三十八处汉唐居址、墓地的调查研究表明，汉代以来此处遗址较先秦时期有了大幅扩展，体现了此处早期汉民的大规模徙入。高蒙河先生对万州发现的各个时期遗址进行了统计，发现先秦时期的仅有19处，而秦汉时期的有90处，激增了近五倍，其中大部分为新开辟遗址。潘碧华对云阳的聚落进行了讨论，发现先秦遗址（包括旧、新石器时代）共有14处，至秦汉时期云阳地区遗址、聚落激增35处。其实不仅是万州，峡江各个地区均是如此，据1993－1995年的调查结果，库区发现了数十个旧石器时代遗址，近百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百余处商周遗址，而汉至六朝的遗址却有四百六十余处，远远多于早期遗址的总和。

    这些遗址和墓葬绝大部分为典型的汉文化遗存，是汉民徙入的最好说明。移民大多是来自汉文化发达的中原地区，峡江地区与中原的直接通道不多，道路艰难，而秦汉时期蜀地与关中的诸多道路得以开通，所以很多移民先来到川西，然后再顺江而下来至峡江地区。蓝勇先生对两汉四川郡守的籍贯做过统计，其中巴郡太守主要是来自中原和川西地区，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峡江地区的移民主要来源于中原和川西地区。因此峡江地区墓葬在西汉中期以后很快就表现出强烈的汉文化特征，同时也有带有川西平原文化痕迹。东汉以后汉民进一步大规模徙入，峡江地区的汉文化也紧随中原汉文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东汉末至三国四川的移民来源方向有了变化，东来移民成为主流。初平三年（192）“南阳、三辅民数万户流入益州，(刘)焉悉收以为众，名曰‘东州兵’”。以后刘备入蜀时又带入大量的南阳、荆州人士。葛剑雄先生根据《三国志》对迁蜀人物进行了统计，发现迁蜀人员主要来自南阳、荆州。其中部分移民有可能进入峡江，因为这两次移民入蜀都是通过长江水道。

    西晋以后，流民入川。“元康中，氐齐万年反，关西扰乱，频岁大饥，百姓乃流移就谷，相与入汉川者数万家”。后“散在益、梁，不可禁止”。随着流民的进入，战乱纷起，巴蜀地区的土著居民开始外逃，《晋书？王澄传》：“巴蜀流人散在荆、湘者……于是益、梁流人四五万家一时俱反，推杜弢为主。”此则材料明确提到梁州居民东迁，而且规模巨大，以至于“城邑皆空，野无烟火”。为了增加人口，引僚入蜀，梁朝李膺《益州记》：“李雄时尝遣李寿攻朱提，遂有南中之地，寿既篡位，以郊甸未实，都邑空虚，乃徙旁郡户三千以上实成都，又从牂柯引僚人入蜀境，自象山以北，尽为僚居，蜀本无僚，至是始出巴西、渠川、广汉、阳安、资中、犍为、梓潼，布在山谷，十余万家。”入蜀的僚人数目如此庞大，应有部分散布到峡江地区。随着峡江居民大规模东迁，少数民族纷纷从山中出来，至东晋南朝峡江地区居住着大量的少数民族，他们在此“更相崇树，僭称王侯，屯据三峡，断遏水路，荆、蜀行人，至有假道者”。这些民族的到来为峡江地区带来新的文化因素，如戊组器物就是由北方的少数民族带入。

    通过对峡江地区汉晋移民情况的考察，可以了解到秦灭巴蜀之后，四川盆地以迁入移民为主，而且迁入的都是文化水平较高的中原人士，所以峡江地区的汉文化迅速形成，至东汉以后汉民剧增，此处的汉文化发展到鼎盛。东汉末至蜀汉，东来移民增多，此时长江中游地区对于峡江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影响逐步增加。蜀汉以后，文化水平较高的居民大量迁出，文化水平较低的蛮僚之族占据峡江地区，此时峡江地区文化有一定的衰落，少数民族受东晋影响比较大，所以文化表现与长江中下游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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